西方传统文化的溯源
中国文化之所以以家族为本位, 是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
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 在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父家长制的家族为本位, 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家族来实行的。
在这样的社会中, 是一个宗法社会。
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 在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面都以父家长制的家族为本位, 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家族来实行的。
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者十分注重维护家族的安定与和谐, 这不仅因为家族的安定是国家安定的基础, 而且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就是个扩大了家族。
只有家齐才能国治,因此, 维护家庭的稳定和谐就成为最为重要的伦理目标和宗旨。
而孝作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精神基础, 对维系家族的延续和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纵的方面, 孝可以使家族得以延续和发展,“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继志述事、光耀父母与家族。
从横的方面, 几世同堂的大家族, 复杂的人伦关系, 也需要一定的伦理规范加以调节, 而孝以其敬顺与服从的伦理精神维护了家族内部的和睦团结,这对于维护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等级秩序是十分重要的, 故重孝。
可以说孝是宗法制的家族本位的产物和家族伦理的核心。
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
这里的初民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制(希腊半岛多山, 夏季气候干旱, 不适宜农业生产) , 很早就致力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人们聚集在一些城邦中生活, 经常流动和迁移。
再加上社会政治的原因, 使得西方社会脱离氏族社会的影响比较彻底, 没有形成中国那样的宗法制, 思想上也没有染上家族主义的色彩。
西方的家族组织也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 子女婚后便离开父母另立。
家庭成员各有自己的财产, 父母死后他们的财产根据遗嘱处理, 可以传给子女, 也可能赠予别人。
因此, 西方的家庭要比中国的家庭松散得多, 家庭对个人没有多大的约束力。
由于这些原因, 西方人一般不是以家庭的名义而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活动, 他们的伦理与文化观念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这种文化传统可以说是渊远流长, 西方文化发端于犹太教和基督教, 在基督教中就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 从哲学与科学思想的角度, 更有强调事物组成部分的“原子论”思想和“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 在中世纪, 虽然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但并未完全扼杀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和平等权力的传统。
在近代西方, 个人本位的思想则成为西方文化的首要原则。
这种原则倡导人的自由与平等, 这种自由平等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得到全面体现, 如男女、老幼、上下、同辈同事等等, 在父母子女之间也不能例外, 而西方人亲子之间以友爱的伦理相待, 正是这种自由平等的精神的体现。
其次，是老年至上与少年至上的差异所致。
中西方在代际价值观上有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是老年至上或老年本位, 而西方则是少年至上或少年本位。
老龄带来两个相关的问题: 精神的衰老与经验的丰富。
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模式, 对此评价不一。
例如美国社会更看重老龄的衰老一面, 而中国社会则更看重老龄的经验丰富一面。
选择的不同, 使评价也就随之而异。
美国因而号称是儿童的天堂, 青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墓; 而中国则是儿童的游戏场, 青年的训练所, 中年的工作间, 老年的王国。
“老年的王国”与“儿童的天堂”这种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中、西方在代际价值观上的差异。
老人在中国是家族王国的君主、上帝, 他们对子孙具有无上的权力; 是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支柱和支配者; 是社会的尊者, 连皇帝也要敬重他们、恩惠照顾他们, 似乎他们代表着本民族的经验、智慧与文化, 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而在西方世界,则恰恰是儿童至上的。
美国人类学家许光在对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进行比较时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重视儿童或对儿童优惠。
相比之下, 不夸张地说, 1949 年前的中国是一个最不关心儿童的国家。
”“假如一个美国人骄傲于他们国家有许多的保护儿童协会, 那中国人就会有同样的自豪, 因为在他们民族古老文化遗产中, 儒家学说所说的子女孝顺是最高理想。
”“美国人不仅向孩子们学习, 且以此为荣。
中国人不仅以为孩子不成问题,而且极度轻视儿童的重要性。
对于美国人来说, 重要的是他们应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对于中国人来讲,重要的是孩子该为父母做些什么。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尊重过去与老人经验的老年文化, 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重视未来与青年创造性的青年文化。
这种差异自然有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模式、文化传统等多种原因, 这里不再赘述。
费孝通先生在其《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中记录了他与一位美国教授的下述对话:“难道年纪不表示经验丰富, 世故深长, 眼光老到么? 在我们中文里,‘世故’,‘老到’, 都是好字眼, 用来恭维人的。
一个社会中成败若取决于经验的话, 老年人就不致活活地被淘汰了。
”“在西洋是讲新、讲标准化; 在东方是讲传统, 讲经验; 我们就分了家。
”上述都说明老年本位与青少年本位的确是中西文化代际价值观的重要差异。
尊老敬老必然讲孝,“孝”字按《说文解字》的说法本身就是“子承老”之意, 尊老是孝的基本精神, 甚至还有人认为孝是从尊老中产生的, 起码孝也是极有利于长上而不利于卑下的。
而西方文化以幼少为价值本位, 这最少不会形成长上的特权地位,而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幼下, 从而容易形成亲子之间平等的友爱关系与相待之道。
西方人是用“爱”字对“孝道”这个中国专有名词进行了转换，用“爱”来包罗了这个内容。
西方国家，孩子十八岁以后，父母就不再监管，甚至孩子在家里帮忙做家务父母都要按劳付酬。
比如，父母让孩子把房间里边打扫一下，打扫完了，孩子把手一伸：“给钱。
”父母就给他几块钱，因为他劳动了、付出了。
孩子付出了劳动，父母就要按劳付款，好像很天经地义。
孩子超过了十八岁，父母已经没有养育责任了，子女也会很自觉地付出劳动，索取相应报酬，他们对父母是用爱心来表达自己的爱，而不是用“孝”，不是用奉养的方式，也不是用中国孝道文化系统论中的“小孝”“中孝”“大孝”“至孝”这样一个框架理念来认识“子孝”的范畴，只是用“爱”来进行解释。
西方是用“爱”的子系统感恩心来表达他们的孝意。
感恩心中高度概括了“孝”与“悌”的内涵，但是并没有十分明确和细化。
中国的“慈爱”和“孝顺”，构成一对和谐的整体；慈爱与感恩，同样可以构成一对和谐的整体，这是西方文化差异上的变通方法。
参考资料
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什么影响
转篇文章供参考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读《西方将主宰多久》虎嗅 2014-07-15 18:28 收藏47 评论2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发现美洲的却是哥伦布
为什么中国越来越保守，西方越来越敢于冒险
为什么康熙大帝、张居正挽救不了当时的中国
为什么在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陷入了静止状态
当你也有以上或者类似的疑问，这本书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作者伊恩·莫里斯站在长达5万年的东西方人类发展史上，指出为什么西方的统治地位既非长期注定，也非短期偶然。
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何在落后的情况下，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
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虎嗅注：有没有感觉与《枪炮，细菌与钢铁》一书所提的观点差不多。
）本书将各个学科的最新发现联系起来，并独创“社会发展指数”，衡量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东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程度，展示了财富和力量如何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并就此奠定西方几百年来的统治地位。
但本书并未止步于此，伊恩莫里斯指出，我们越回溯历史，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我们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会使现在变得更明朗。
本书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同时通过对过去的梳理，结合战争、能源和气候变化等，大胆预测了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论及世界的变化，豆瓣网友维舟写出了书评《历史的发展路径已经确定了吗
》。
-------------------------------------------历史的发展路径已经确定了吗
历史总能给人以展望未来的启示。
然而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历史，由之而来的启示也各自不同。
说实话，如果你想从历史中找到某些规律和教训来支持你对未来的规划，你几乎总能找到的。
西风压倒东风 成功者如果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那他将很难复制这一成功；而失败者如果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失败的，恐怕难免会重蹈覆辙。
话虽如此，但面对历史上像罗马的兴衰、西方的兴起这类宏大命题，世人往往莫衷一是，几乎不可能有某个理论能令所有人信服，因为在这样庞大而又无法重复的事件中，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因果链条。
以西方的兴起为例，正如伊恩•莫里斯在本书中简洁概括的，所有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西方的兴起是“长期注定”的，另一类则强调那只是“短期偶然”所导致。
前者强调有某个关键因素（人种、地理、文化、政治等）在很久之前（常常追溯到古希腊）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而后者则认为西欧不过是运气较好而已，而且其优势直到1750年代仍不明显，换言之，西方的兴起不仅偶然，而且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不过是最近两百多年的现象。
显然伊恩•莫里斯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满意（他归纳其论点也主要是为了批判它们），因为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
因为，如果西方的优势是长期注定的，那么怎么解释西方历史上的低谷
他讥讽说，如果要支持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那必将面临一个难题，即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
而短期偶然派的理论则关注的时段太短，未能将更长期的历史趋势纳入到解释中来。
确实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难免会受到时代限制。
1750-1950年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兴起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这一派的，而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主宰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理论与其说是解释了历史，不如说是洋洋得意的西方人为了解释自己的优势是必然的，正如一个贵族在回溯历史时为了解释自己因何比其他人高出一等，总是会诉诸一些看起来命中注定的因素。
而“短期偶然”理论本身的产生，也与它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它本身是战后新思想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文明内部的一种反思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将西方的优势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会是让思想界的人浑身不舒服的一件事，那更像是胜利者的诡辩，以及一种自认是上帝选民的不合时宜的自负。
如何尽量避免这种限制
看起来答案之一是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和传统上解释西方兴起的诸多理论不同，《西方将主宰多久》的时空跨度极大，实际上涵括了所有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溯500代共一万多年。
这么做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看到兴衰波动在历史上乃是不足为怪的常态，而不至于为一时的短时趋势所束缚。
在作者看来，早期历史上西方确实长期领先，“如果我是在公元500年时撰写这本书，那么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长期注定理论家”，但事实是在那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次逆转，之后又有一次大波动，如果因此而将某一方一时的优势看作是历来如此的，那将是对历史的误读。
在这么长的时段中，文化、政治之类以往被强调的无形因素似乎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哪里的人类，在智力和体质上并无不同，而不同地区的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类似的，不管他们最终以什么速度、什么理由、用什么方式，最终都自己找到了解决之道。
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考察了东西方在文明肇始之后的社会发展，结论是：那些标志着文明的社会的各种标志性要素，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尽管年代上或许某些事物西方出现得更早一点，但关键是“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
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各自沿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这本身说明西方并无特异之处；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优势，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
因此，他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在他看来，是地理这一非人为因素致使中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因而就缺乏廉价和便捷的水运通道，导致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其次，地理因素使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
他反复强调，“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这乍看起来像是又一个“长期注定”理论——地理决定论是许多“长期注定”理论学者的钟爱；但同时其中又包含了一些“短期偶然”理论的观点，例如彭慕兰和弗兰克都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
不过伊恩•莫里斯显然也清楚地理决定论可能的弱点，因此他又强调“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尤其到21世纪地球村的时代，“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地理空间的分隔已经不再成为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之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因为此前双方并未真正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竞争，也并未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然而，全球时代又使得这种竞争看起来失去了意义，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
”这事实上也是他立论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理论关怀的不同，导致了他的论证过程的不同。
历史也曾有无限可能 不难看出，伊恩•莫里斯极端强调那些非人为的因素——首先是地理，其次是生物和社会因素，还有一些心理驱动（他多次指出“懒惰、贪婪和恐惧推动着社会的每次发展”）。
似乎有一个个“无形的手”在推动人向前走。
相比起来，他倾向于弱化那些人们自身所造就的因素，因为他的基本立论点就是：所有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并无差别，面临的挑战也类似，因而他们迟早都能按照同样的顺序发展出基本相似的文明，用他的话说，“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因为“文化和自由意志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
他尤其对那些伟人会改变历史进程的观点不屑一顾。
因为在他看来，当社会推动了相应的需要时，就会有人来找出因应之道，因此就算牛顿没发现万有引力，也会有另一个人发现；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科技史上有许多重大进展都有很多人多次独立研究发现出来。
他否认个人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认为聪明或愚笨并无多大差别，最多只是加快或减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就算能把历史上的关键人物替换掉，事情的结果也大致会基本保持不变。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也有类似的论调：“历史上的自由意愿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暗示着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
……认为人的自由意愿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就如同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相关……如果有任何一个行动是出于自由意愿，那么也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同样消失的还有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虽然伊恩•莫里斯在引用这段话时说它是“一派胡言”，但实际上他本身也确切地相信有历史规律存在；他相信有自由意志存在，却不相信它能影响历史的走向，归根结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确实，若是果真如因果决定论者所言，人的行为都是其它原因的必然结果，那么自由意志根本就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无论你做什么，最终所谓的“历史趋势”都是大致相似的。
在这种观点下，巨大的人类社会看上去就像是一团混沌的云气，单个变量的变更并不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
这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
当然反驳这类观点的也不乏其人，卡尔•波普尔就曾说：“相信历史有固定的命运，是一种纯粹的迷信。
……不可能以科学或其他任何理性的方式，预测人类历史的方向。
”加州学派的王国斌也强调：“我们对复杂情况预测的结果不一定正确。
事实上，我们也许会得到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
当我们追求惟一可能的结果时，我们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
”事实上，相信“历史有固定命运”的历史决定论，在现代是极为盛行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普遍抱持一种认为世界将不断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及其伴随而来的使命感。
反过来，那种认为偶然性的力量可能改变历史的观点（“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以及期望穿越回去改变某个历史节点），长期以来被认为不足以严肃对待的，也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世界观格格不入的。
诚然，历史不是实验，它无法重复，我们也不可能复原其所有条件。
类似东西方兴衰这样的宏大命题，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完备地予以解释。
伊恩•莫里斯认为地理是导致东西方之间区域差异的重大因素，但正是在他的这一基本立论点上，许多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事实上认为近几百年来里现代西方的兴起，与一万年前发明轮子和栽培植物并无太大区别，同样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变革罢了；但问题恰恰在此：东方或许也能独立地发明轮子和栽培植物，但假以时日，它能独立地发展起自己版本的工业革命吗
这个问题本身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相信生物学上相同的人都会迟早发展出相似的物质文明，这一信念并不能那么轻易地就平息这一争论。
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可能有诸多不同的道路。
强调历史在这些节点时，其发展方向是开放的、而不是早已决定的，事实上也是为了肯定人在选择不同道路时的自由意志。
这首先又以一个判断为前提，即是否存在着本应合理走上的不同道路，如果人是没有选择的，那他就成了“历史意志”和“历史规律”的提线木偶。
落实到历史细节中，应当承认人是在一定限制之下有其自由选择的意志的，正如《事故共和国》一书中所言：“历史学家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合理的选择。
在美国事故法的案例中，答案看起来是肯定的。
历史中曾经存在着不同的制度方向，它们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可能走上的制度方向，也是他者的法律体系实际走上的制度方向，更是我们在一个世纪前曾认真试验的制度方向。
”如果否定这些历史中的选择、试验，忽略这些细节而专注于强调历史规律的限制，那恐怕是过犹不及的。
史学家A.J.P.泰勒在其《俾斯麦：凡人与政治家》一书中曾说：“未来是一片没有地图标识的土地；历史学家如果将即便是世界上最有目的性的政治家描述为目标明确且正在沿着宽敞的大道高速前进，那么这些历史学家都会犯错误。
更加灵活的历史学家们承认，一位政治家往往在其面前摆有供选择的路线；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会将他描述成在十字路口做选择的人。
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规律。
但是这些规律和以下事实特别相似：洪水流入了看不见的沟渠，这使得它最后流入了不可预知的海洋。
” 伊恩•莫里斯观点的要害也在此。
确切地说，他并不认为历史人物是自觉地沿确定方向前进，他只是认为他们必定只能如此，就算有选择，结果也不会有大的差别，这就否定了历史的不可预知性。
正因为他所着眼的“规律”太宏观，所以他往往倾向于轻视任何人为因素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但创造历史的毕竟还是人本身。
地理因素固然使西欧人便于发现美洲，但如果没有这一新大陆的存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了吗
如果中国人先发现美洲大陆，就能促使中国进入到一个变革的临界点么
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
最终，他和“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这两派理论家说的，其实都根本是两回事，那根本不是相等理论条件下的对话。
尤其后者通常都是经济史学家，关注的是不同社会的文化、制度等种种人为因素为主，反思也最终落在怎样的制度选择才导致了不同社会的不同道路，这与《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关注点有着显著的不同。
甚至究竟是哪一个“西方”，双方的认定也全然不同，关注现代西方兴起的经济史学家眼里的“西方”，几乎无一例外是指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西北欧一带，事实上也是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处于主宰地位的那个“西方”，但当伊恩•莫里斯回顾历史时，他却偷换了概念，改用另一个“西方”的定义，范围涵盖整个欧洲、中东、北非等广大地区（在他看来，伊斯兰世界一度也是“西方的核心”），而“东方”其实仅指中国和日本。
概言之，本书书名中“西方”和内容的“西方”，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西方”。
正如他自己所引述的历史学家Norman Davies所说的，西方的学术定义众多，而“对于西方的定义，它的辩护者们可以以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进行”，每种“西方”的定义都“可以被用来增进作者们自己的利益”。
这听起来着实不无讽刺之处。
文化决定论 毫无疑问，对于“西方将主宰多久”这个问题，中国人恐怕是最关切的人群之一。
因为在这里与“西方”对应的“东方”，其实主要是指中国；而且，中国人一直未忘怀在历史上那场漫长的角力中，中国曾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将近年来中国的兴起视为是“回归历史正常状态”的一次纠正。
当然，东西方之间的兴衰交替，如果只是一个你上我下的跷跷板游戏，那也不值得国人为之牵挂和兴奋，《西方将主宰多久》本身所能带给我们的启发也不仅如此。
不难看出，伊恩•莫里斯已经超越了那种“你输我赢”的思想——他并不是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为西方的主宰优势高兴“我们得了一分”，也并不为他预期中2103年东西方地位翻转而感到焦虑惶恐，因为他在意的是“利用过去预见未来”，是作为整体的人类能否顺利地解决新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人倒是很少会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即便有人提到黄土高原须对中国未能走向海洋文明负责，但最终这些论调仍然会落实到强烈的文化决定论上。
自从西风东渐、国人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时起，这一论调时常弥漫于相关争论之中。
无论是“丑陋的中国人”、“狼图腾”、“超稳定结构”等，其共同的特点就在于认为：某些特有的中国文化和制度须为中国的黑暗落后负责，而西化是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唯一途径。
在这其中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近代史上中国的爱国者，常常对本国文化持有最强烈的批评态度。
如鲁迅就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正是母语及其附属的母文化，导致数亿中国人陷入困境。
其内在逻辑是：中国可以抛开汉字、汉语和中国文化继续存在，甚至中国要生存就必须与中国文化决裂，予以彻底清除。
由此形成一套极端二元对立的话语：光明\\\/黑暗、进步\\\/退步、现代\\\/传统、世界\\\/中国、鲜活\\\/陈腐、科学\\\/迷信、革命\\\/反动、新生\\\/垂死、文明\\\/野蛮，等等。
这种观念假设，一旦中国清除阻碍进步的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拥抱并确立新文化，则一切都将迎刃而解，进入文明的新生而获得救赎。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盘西化是试图抄近路的一种想法。
梁文道曾说，他最怕看到诸如“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样的字眼，因为“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当然这种决定论的观念并不认为“什么都不用做了”，恰恰相反，它认为必须行动起来，把“老法子统统去掉”。
吊诡的是，另一种与它事实上是同根的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必须沿着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路线来发展。
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认定文化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然而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却十分轻视文化因素，他根本不相信文化因素比地理因素更具决定性。
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刻板印象，西方文化中也有一些分支有神秘倾向，而东方文化中也可以发展出逻辑思辨；而一些曾被认为是导致落后的因素，如儒家价值观，“现在这些看起来却像是巨大的优势”。
这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现在往往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相信“长期决定”论，研究科技史的陈方正就倾向于认为西方科技的优势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奠定，总之双方的优劣态势在文化的根子上即已确定。
反过来倒是许多西方学者对这类结论并不那么确信。
近代历史的经验也已表明，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如果只把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视为需要改造也能够被改造的客体，那在现实中是很难遂行的。
民国时的中国通谢伟思，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早已认识到，“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是不可能通过信仰耶稣基督的道路而得到拯救和实现现代化的”（《出类拔萃之辈》）。
说到底，东方和西方都是巨系统，而每个巨系统内部总是充满各种混杂的矛盾，没有哪个巨系统的运作能保持长期的自我完善，毕竟都是人制定的制度，都可能遇到事先无法预见的极端情形，关键是要有多元的试错能力。
不管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总有“意外”：早先人们相信新教是现代化的必要动力，而日本的东方文化则是其阻碍，但最终日本也成了发达国家，证明这些文化因素即便不能促进，至少也无碍其实现现代化。
每次出现这样的例外，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毕竟，现实不可能去遵循和适应理论。
十年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洛杉矶的一次私人聚会上说：“对于我们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尝试利用第一的地位创造一个当我们不再是全球第一的时候还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
”需要补充的是，创造一个“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他们西方”的选择，也是所有人应当一起去努力创造和实现的。
西方思想文化对我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个文明大国，其悠久，文化源源流长。
从盘古开天辟中国史，中国已经历了几千年，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一般认为源于黄河流域，所以黄河为中华文化的摇篮。
中国文化各时期的特点不同，文化差异大，从上古文化进化到商周文化，也就从神本走向人本。
春秋战国出现百家争鸣到秦始皇文化专制，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道教的繁盛和佛教的引入，隋唐是文化的盛宴尤其是唐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空前繁荣时期。
宋元时期是文化的拐点，理学的构建。
然而明清是古典文化的沉暮，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闭关锁国的封闭文化，尤其是清朝大兴文字狱，中国文化出现衰落的时期。
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差异很大，西方文化溯源来自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根源与西亚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西方也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和中国文化比较是各有千秋，文化差异的不同 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1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削弱第,二，国人生活方式由固定转为灵活,第三，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西方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使图像、观念、商品和时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快的散布到世界各地”ƒ在各大、中城市商业区，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的身影随处可见，西方的饮食习惯正渗入到我们的生活。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以及根据书改编的电影在中国的风行，极大影响了我国青少年的娱乐文化观，这一系列的中文版小说在中国的发行已接近1000万册。
在中国面向少年儿童的出版物，除了教材、教辅书和《新华字典》外，没有一部书的发行量能与其比肩。
“短期内，中国不会出现如《哈利·波特》那样席卷全球的畅销书。
因为，英语目前在全世界还是运用最广泛的语言，英文读物在全世界的传播具有先天优势，而好莱坞电影更是对全世界的娱乐文化有着强大的渗透力量。
”东西方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相互融合、互相补充共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物质文化生活再从饮食，文化潮流方面写写，最后可以提一下(,放眼当前西方文化在我国的发展态势并结合历史上“西学东渐”的发展潮流。
我们不难看出，一些西方国家仍在试图通过文化渗透，不动声色地征服他国人民的心，使得他们自觉地服从超级大国的霸权，以实现其“文化帝国主义”的美梦，这很值得我们提高警惕。
可以以这个结尾再感叹一下
数学史通论 读后感 800字
我阅读《数学史通论》，完全在一种休闲的、轻松的，也是舒坦的、愉快的状况之中。
碰到繁复的数学公式、定理及其证明等，我一目十行、囫囵吞枣，一如我读大部头的小说，往往常规地跳过向来不太在意的大段心理描写一样。
读《数学史通论》，我却十分留意它行云流水的叙述、缜密思维的演绎、多姿多彩的话语、宏大紧密的结构。
有时，我按图索骥，对着目录，找准其中的某一篇章，仔细揣摩；有时，我随意打开其中的某页，顺势而读，总能做到乐在其中。
我不求透彻的理解、不求系统的把握，《数学史通论》让我与牛顿、高斯这些巨人亲密接触，也让我循着代数、几何、算术、三角学发展的脉络，靠近（还不能说走进）数学。
在我来说，只是追求阅读视野的扩大、知识背景的重构。
数学是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而不单纯是一种形式化的结果；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数学科学及数学教育，在他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但表现出矛盾运动的特点，而且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一般人类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的内容涉及到从上古时代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期。
为了跟踪过去2000年当中主要数学概念的发展，作者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运用。
在介绍重要数学家的工作时，大量从他们的原著中引用材料。
在不列颠博物馆、英国皇家学会和剑桥三一学院的帮助下，引用了比较多的史料，使人们对原始的情况获得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作者还注意到数学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并不把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完全归功于某一个人。
例如对欧几里得和牛顿这样一些主要的流派，作者到说明他们的成就的渊源，从而勾画出数学科学本身发展的规律。
斯科特博士依靠他对数学史的驾驭自如的能力写出了这本富有激励性的好书。
数学的历史源远流长。
我了解到，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是数学与语言、艺术以及宗教一并构成了最早的人类文明。
数学是最抽象的科学，而最抽象的数学却能催生出人类文明的绚烂的花朵。
这使数学成为人类文化中最基础的学科。
对此恩格斯指出：“数学在一门科学中的应用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的成熟程度。
”在现代社会中，数学正在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提供着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数学史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学成就的编年记录。
数学的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跟读的情况下是充满犹豫、徘徊，要经历艰难曲折，甚至会面临困难和战盛危机的斗争记录。
无理量的发现、微积分和非欧几何的创立…这些例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数学创造的真实过程，而这种真实的过程是在教科书里以定理到定理的形式被包装起来的。
对这种创造过程的了解则可以使人们探索与奋斗中汲取教益，获得鼓舞和增强信心。
急
水在西方文化中代表什么，有什么意境
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水”的意境有什么异同
按补充的问题，论述字都不过分啊
物文学思考中的含义是丰富的。
在此补充作简单简述：老子：太极，其实就是“融”与“生”的哲学思考。
水的物象在此中可以作充分说明；另拓展为包容与付出，如利万物而不争。
诗词中的水，有缠绵、奔腾、时间流逝等等意象。
诗词资料很丰富。
诺亚方舟与大洪水，可以从其地理与文化的起源考证出的。
他们属沿海文明，涉及到的是伟大的拯救与灾难。
但不是说水在西方就一定不好。
在古希腊传说中其实可以探知西方文明对水的意象。
在西方哲学著作中，可以探知水的思考。
比如“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辩证思考，就是对变化的思考，可以物化为时间的变更....。
文明，是很博大的，不要用几个词定一种文化。
以上的可以作为思考探讨的方向~...。
《百年孤独》主要讲了什么
管理学不比经济学，它会因人所处的文化氛围的不同，被人们描述出不同的内涵来。
相对比，经济学则因其描述的行为效益的最大化，而在任何社会环境中表现出同一的结果来。
只是如果环境条件不存在，则经济规律隐匿不现身（如垄断和行政干预等），此时经济学则无用处。
而管理学则是在研究已然存在于发生过程中的事物，在传统管理学学者看来，则是既存的组织的存在方式，决策以及协调等。
现在的管理学以基督教文化圈为其发生地，处处体现出他们的生活理念，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直到行为科学的引入和生硬地引入源于东方的“企业文化”。
其发展轨迹虽清晰，但他们（西方人）始终不以为自己已为某种思维定势所左右，以至管理学的学科建立一百年来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别的学科。
由于管理总是离不开一个排除不掉的行为人——管理者，而这个管理者与研究者又同属一个文化氛围，就使得他们看不到自己已经被约束在一个理性天地中。
这种不觉知，使得他们未能从管理的源由来看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已在一个既定存在的系统（或组织）中。
如一说到科学管理，就已有了个流水线，有了工序和节拍，有了工艺流程……。
我们东方人如果从此处跻身进来，像是一个插班生。
流水线在哪
线上的工人怎么在我们身边找不到
从这一点开始，东方人也就糊里糊涂地呆望着西方管理学学者的指手划脚，似懂不懂时又插不上嘴，怕让人看出我们不懂而不敢质疑。
管理不是从企业管理进入到科学管理之后才发生，而是从此时开始，管理进入了科学化阶段。
就是在市场的巨大压力下，企业内部的各种有效的行为实行了标准化和定量化，压缩了无效（操作）动作，给各种操作方法定出了合规的和违规的，把人的动作融入流水线的节拍。
在此以前，则是管理者只看操作者的效果，验收只在事后进行，当管理行为发生时，操作者还有些自主性——自主决定怎样操作。
其实从14世纪以后，地中海沿岸的商贸发展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原来的行会走向分化，在威尼斯、热诺阿（热那亚）、比萨等地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企业雏型。
1378年佛罗伦萨爆发的数以万计的梳毛工人起义证实当时的羊毛粗加工小作坊已被成规模的毛条厂所取代。
从那时起，企业已存在了500多年，它的合理性是什么
西方人不会想到这一点，而东方学者在没有企业时不应当先想到跟在西方人身后去唱管理的几个阶段，而应当思考一下管理行为为何而发生，或换个角度讲，在东方条件下管理理念应当是个什么东西；更白一点讲，没有企业哪里有企业的管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企业，也就没有缘于西方社会环境的那种管理理论的存在基础。
我们不是因为没有纯粹西方意义的企业而要否定西方管理学，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地从西方人认为不需要费精力说明问题的地方补起，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需要研究管理行为因何而发生。
这样一溯源，就抓到一个机会：西方管理学从半道上研究管理——从所谓“科学管理”阶段开始，才使得现在的管理学没有了纲领，至使近百年来管理学陷入困境。
其间的发展变化无一不是在实践的胁迫下发生的，如霍桑实验的理论和行为科学的渗入没有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这显然是理论本身有问题。
包括现在的MBA教学，也是在事后找补，没有理论深度和广泛涵盖实践的气魄。
如果一个东方人（没有西方文化背景又有一定思维深度的“另类人”）在认真聆听泰勒讲科学管理时能执著地问一句（不是如所有东方人一样那样不懂装懂）： “泰勒先生，你的管理行为发生的基础是什么
” 泰勒可能会有几种反映，其中一种是“废话
还用问吗
当然要有一个现成的企业才行。
” 如果那个学生还不怕老师发怒继续问道：“您说的那种企业我们东方没有怎么办
” 泰勒先生可能又有两种反映： 其一：“我是研究管理，教授管理学的，你们那里有没有企业关我什么事
” ——这是一个不耐烦的泰勒，他太忙了，面对来自东方的这个学生不愿多花时间。
其二：（面对所有拜倒在自己面前的学生）“嗯，对，这个东方学生向我传递一个信息，他在提醒我，暗示我的理论是个半道叉出来的一串不完全的理论，我们的理论太实用化了，能给企业造成了利润就以为达到了目标。
其实作为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目标是达到了，用‘泰勒制’使利润实现最大化就算达到了管理的目的。
但是作为学者，则应当把研究对象——‘管理’研究完整了。
谢谢你，东方的小机灵鬼儿
” ——这是一个学者型的思维缜密并善于抓住疑点的泰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