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思想文化史读后感
学习了世界文化史我的视野也大大的开阔了，我觉得这门课程的开设让我知道世界太多了。
今日的世界逐渐缩小成了地球村，在与外国人交往时，了解他们的民族特点、宗教习俗，可避免文化的冲突引起的犯忌，人与人之间能更加和谐的交往。
《北京西城文化史》读后感2－阅读《北京西城文化史》所想到的
《疾病改变历史》读后感最近朋友向我推荐一本书,名叫《disease&history》,中文翻译过来是《疾病改变历史》,作者是英国的两位著名医生,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和迈克尔·比迪斯。
乍看到这个书名时,觉得非常惊奇。
自己平时颇爱历史,读过许多历史方面的书,但大多是从战争、宗教、政党等角度分析历史,而作者从疾病角度看历史委实给人匪夷所思之感。
中国的医生似乎太过于专业化,行医就是看病开药,从不敢把触角伸向别的领域,生怕越俎代庖被贻笑大方,而外国的医生似乎视野更博大,行医问药之余从医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这本书系统讲解了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疾病发展过程,从瘟疫(黑死病)、天花、梅毒、伤寒、霍乱到流感、肺结咳、血友病、暴式癔症以致今日的AIDS、SARS,种种历史上出现的恐怖疾病。
这些病都是威力无比的杀手锏,侵入肌肤、深入骨髓、钻入神经,使人病入膏肓、朝不保夕。
在历史上,这些疾病如同洪水猛兽,所到之处,留下的多是铮铮白骨和人类无尽的悔恨感叹,尤其是中世纪横行欧洲的黑死病,像噩梦般夺去了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
据史料记载,当时人们都认为黑死病是以空气为传播媒介的,因此为防止黑死病传播,一旦有人被确诊,便被强制隔离甚至灭口,抛妻弃子、离父遗母的悲剧不断上演。
黑死病的出现,不仅对人类道德进行了考验,同时也促进了基督教的繁荣。
人类对疾病的极端恐惧,导致灵魂的空虚,这使宗教成功的变为安抚人心的工具。
同时宗教又为统治阶级运用,成为奴役群众的工具。
作者从疾病泛滥引发道德危机,道德危机呼唤信仰介入(多以宗教形式出现),信仰介入形成大众意识,大众意识促成社会进步这一主线,具体分析每一个疾病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黑死病最终查明是以黑鼠传播的,这在欧洲骤然掀起了灭鼠狂潮,同时也提高了民众的卫生意识,开启了卫生事业的繁荣;梅毒是以性交方式传播的,这不仅促使法律对强奸罪的明确规制,同时也促使了人类的性观念、性安全意识的提升;霍乱是以水为传播媒介,这极大推动了清洁饮用水工程的发展;斑疹伤寒、疟疾等疾病是以虱子、疟原虫传播的,这再次提请人类关注个人卫生;流感、SARS是以空气传播的,这促使人类开始重视空气质量、环境清洁等……每一类疾病的出现,都引发了人类的思考,从恐惧、无望中痛定思痛,然后规制自身的不良行为,提出解决之道,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时,文中还提到疾病对战争的影响。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红极一时的跨亚欧非大帝国,一生可谓所向披靡,无人可挡,然而让他溃败的却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对手,而是细小如微的病菌。
大军在挥师东伐印度的时候,一场罕见的疫病,几乎让整个军队覆灭。
后经查明,银质餐具具有强大的杀菌左右,而亚历山大大帝等文武百官皆以银质餐具进餐,才侥幸逃过此劫,不过帝国的东征也至印度为止,否则亚历山大大帝继续挥戈东进,极有可能横扫东南亚进入中国。
无独有偶,拿破仑大帝同样因疾病而几乎全军覆灭。
在攻打俄国之时,大军已经逼近莫斯科,这时气温骤减,冰雪如盖,士兵大部分染上伤寒,死伤过半,拿破仑被迫撤军,法兰西帝国的东征也戛然而止。
当然战争中又因疾病全面受阻的,也有因疾病打开局面的,这就不仅让人想到了臭名昭彰的波斯屠城一战和日本细菌战。
当年,成吉思汗大帝横扫欧亚大陆,几乎无人可挡,然而攻打波斯之时,却因波斯首都坚守固若金汤,蒙古大军死伤惨重,这让成吉思汗怒不可揭。
这时有人提议往城内投入患瘟疫而死的士兵尸体,引发城内瘟疫,成吉思汗依计而行,结果城内守兵大部分患病,士气骤降,蒙古大军乘虚而入,杀红了眼的兵士将整个波斯首都屠城。
而提到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的细菌战,无不让每一个中国人愤愤然。
日军731部队通过研发各种病菌,投射到抗战区,造成我国人相继罹病,战斗力大减,而日军趁机大肆践踏中华大地。
《疾病与历史》最后介绍AIDS、SARS时,引出了更深刻的思考。
以往不管瘟疫、天花、伤寒、霍乱等,大多是难以避免或者人类疏忽所致,并不是人类主动引发的。
而AIDS、SARS的出现,却是因为人类吃黑猩猩、果子狸而致。
按照常理,我黑猩猩、果子狸本不在人类食谱之内,而你偏偏没事找抽,吃起不该吃的东西,最后疾病这巴掌狠狠抽在了人类脸上,以致今日我们还时时感到隐痛。
作者指出,有三种“疾病”是人类之公敌:瘟疫(黑死病)、饥荒和战争。
此三种疾病皆因失调而至,瘟疫是人体的失调、饥荒是作物和牲畜的失调、战争是大众精神的失调。
失调,就是规律之混乱。
万物有则,天行有常,破坏规律终究会自取灭亡。
一个生物学家说,他只要知道这个动物的食谱,就知道这是什么动物,比如以竹叶为食的是熊猫、以老鼠为食的是猫,动物往往有固定的食谱,除了人。
如果看人的食谱,你很难猜出这是什么动物。
它什么都吃,狼心狗肺猴脑浆、蚯蚓蟑螂变形虫,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只要能吃,统统可以上餐桌。
这一吃不打紧,吃的整个生物链几乎崩溃。
人类吃松子,吃的松鼠食物告急;吃草原狼,吃的黄羊泛滥成灾;吃发菜,吃的草原黄沙肆虐;吃果子狸、黑猩猩,吃的艾滋、非典横行……盖疾病是人类的公敌,有时躲避它还唯恐不及,倘若无端的破坏规律引“病”入室,那真是咎由自取。
以史为镜,可以鉴今,希望我们今人能够尊重自然,尊重规律,远离疾魔,和谐康安。
可以自己删选 望采纳
读《中国史》读后感大约五百字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走出迷雾--走出迷雾--《中国教育史》读后感俗话说明史明理，今年的本科教程有一本《中国教育史》，老师的课上得挺有意思，暑假里一时兴起又将书看了一遍，《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1换一种眼光看喜欢中国历史，一直是站在读故事与背诵的角度去看，作来一种静默的知识存放在了脑海里。
从教育的角度去看时，体会到的是教育与中国各阶段社会命运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关于中国教育与革命的关系的实践，证明了教育对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依赖、影响与制约。
从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历史，可以看以曾经使中国一度兴盛，一度又因为宋朱理学的灭人欲的极端而成为中国的桎梏。
于是，以太平天国的代表的便举着灭孔反儒的旗帜试图把天下大同的理想实现。
在事实的不断证明中，作为封建统治代表思想的儒家思想却又被搬了出来。
两次鸦片战争的外来侵略，使得清末的洋务运动一度促进了中国的发展。
然而，穿着鞋走新路的尴尬终于被新文化运动所替代。
换一种眼光看历史，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中，可以看到，每一种教育思潮，或潮起潮落，总是随着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存在，其适合与否，总有社会这部不断前行的机车来选择或淘汰。
由换一种眼光看历史，想到如何换一种数学的眼光来看生活，如何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事件?或许，在以历史，以生活事件为主干，以教育，以数学为辅线，各自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网，是一种转换角度转换眼光的方式，读后感《《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2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有着位于教育先列的教授们所指导，还有着以北师大为代表的相当数量的爱国青年在影响着，实践着。
由新文化运动想起如今所提倡以尊重个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在那时就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为何没有真正实现?相隔近一百年的今天，以解放个性为目的文化启蒙运动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吗?3对康有为，陈独秀等的认识改变。
在以前所学习过的历史中，一直把康有为作为变法失败的逃亡者，而与梁启超作以比较。
把陈独秀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一员来看。
连同那胡适，也都因被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而有着一种近乎于不屑的那种空泛的自尊感。
想起那为考学所背诵的历史与政治知识，想想不免有些可笑，或许，那是道德第一的教育需求吧。
走进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蔡元培对中国教育的开放性思想，认识到康有为、陈独秀都在某些方面为中国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对于无知，对于历史从属于政治的打破，感受的是，在当下生活的每一个点都是向前前行的着的历史车轮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点。
历史不相信思想，历史要的是行动，或许，所有的功过是非，只有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更加显现。
4为什么礼会成为日本各安其位的法宝促进了日本的先行，却没有给我国带来后来强盛?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一直是困惑着我的一个问题。
当读到唐朝的大度与教育的自由与纷繁现象之时，感受到的是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发展那种无形的推动力量。
可是从宋朝开始，到元、明、清，可以看到当时的统治者也都在努力着借助事教育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繁荣，但是，又都以维护其统治作为根本。
后来，这种思想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的是鸦片战争的暴发。
当世界已在进行工业革命时，我们还在拿着大刀背着八股文。
单纯站在教育这一方面的理解是狭隘的，但是，可以从一角度看到一斑。
初步看到中国教育史，首先被吸引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与荀子的思想，使我对中国古文化的博大精深之说叹服中沉醉。
看完中国教育史，看到现在所实施的各种教育制度，很多都能从祖先那里找到先行的存在，迷惑丛生。
不禁在想，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底发展了多少?中国现行的教育改革中必然的不足是什么?站在书本的角度，站在中国的角度，只能从一个固定的方向来看，走出课本，走出中国，在比较的体系中，或许，会更清晰些。
从迷雾中走来，再向着新的迷雾走去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1 第一轴心期的中国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152页记载：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异说纷呈，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哲学家，他们为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一轴心期’。
当时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运动。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名人辈出。
促进了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的发展。
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2 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举世无双《世界文明史》300页说：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展阶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
……大量的 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3 明清时期的新变化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世界文明史》425页记载：在中国和西方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十七、八世纪，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强大的中国开始狂妄自大，不思进取。
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集权的专制进一步加强。
罢免了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
由皇帝直接经管六部。
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执行者。
明朝末期，由于专制导致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新思想观念遭到扼杀。
《世界文明史》428页记载：明代后期，一些不满当权派的知识分子借书院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活动。
其中以东林书院为首，也称东林党。
引起当权派的恐惧，最终将他们杀戮禁锢，直至禁毁书院。
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禁毁，70多岁仍被捕入狱，愤然自杀。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
1511年，葡萄牙人在饶过好望角13年后，攻占马六甲海峡。
1514年进入中国东南沿海。
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惨败。
从此，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二 中国近代落后之迷。
1 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穷其毕生精力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中国古代技术辉煌曾经胜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语言文字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入侵决定论等。
2中国摆脱落后的努力，开启现代化的进程，读后感《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承认落后。
开始了寻找落后的原因和摆脱落后的努力。
第一，器物现代化。
1842年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说，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好的，只是武器不如人。
从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理论就具体实施。
洋务运动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差距，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
但由于制度落后，导致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破产。
第二，制度现代化。
维新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
但由于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西方制度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出现了国会纵火案、曹锟贿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事件。
第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封建文化。
陈独秀提出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改造中国青年，使之成为新青年。
鲁迅直截了当批判封建礼教，并提出拿来主义。
胡适更被看作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
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遭到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满。
中国近代落后与失败是传统农业文明与新兴工业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
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
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
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
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
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
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
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
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
（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
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
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
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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