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韦伯社会理论的术语不社会结构”，而是“社会行动”。
韦伯反对当时流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实证主义方法，重社会事实，主张把社会学当成自然科学范式；二是历史学派，是主张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情感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当时德国狂飙运动、浪漫主义、神秘主义以及随后开始流行的生命哲学即属此列）。
韦伯主张的是解释学的社会研究方法。
他给社会学下的定义是：“旨在对社会行动做出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44页） 解释的（或理解的）社会研究方法： （1）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呈现其目标合理性。
四种社会行动类型：目标上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上合理的行动、符合传统习惯的行动。
韦伯认为，西方社会越来越受目标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会则受其它三种合理性的支持。
（2）谨慎的价值中立立场，把研究者有关社会的价值判断与研究活动的价值中立立场区分开来，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立场。
有人可能会提问：如果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左右研究结果，怎么办
在韦伯看来，个人的研究结果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社会行动最后的目标合理性。
（3）直觉性解释与因果性解释的统一。
德罗伊森与狄尔泰都重视直觉，但在韦伯看来，任何直觉性解释如要成为科学的判断，都必须首先变成因果性解释。
（4）理想类型。
这是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意在避开历史学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对抽象与概括方法的理论承认。
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对象时，都会提出一定的理想结构，但这一结构常常被批评为不符合现实。
对此，韦伯指出，理想结构对于研究社会现实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型：第一种是历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东方社会”、“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
第二种是社会现实的理想型，如“官僚制”、“封建主义”。
第三种是“某种具体行动的合理化设想”，如统治类型的分析。
韦伯分为三种统治类型：第一种是法理型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统治。
第三种是个人魅力型统治。
三种统治类型并不只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而毋宁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因为任何一种统治类型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承认的结果。
这种分析法较很多方法优越，甚至于比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提统治型分区为领袖与群众的分析方法要优越。
——三种统治类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讲。
关于韦伯理想型的讨论。
哲学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二分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美德就是知识”，《理想国》理念，观念主义与理想主义。
亚里士多德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的二分。
启蒙哲学试图希望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同一。
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黑格尔的统一辩证法。
黑格尔与马克思开始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向社会实践领域贯彻，社会主义实践过程。
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转型。
到韦伯为社会科学这种理想主义立法。
（1）涉及到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对此，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思想中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实证主义与历史学派实际上也是两种路径，韦伯则给理想类型予以确认。
（2）对社会学研究中理论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说法。
如社会转型理论，再如对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分析，问题也在于容易类型化。
（3）韦伯强调所有的社会学概念都带有理想型的特征，这容易导致这些概念游离于社会事实层面，从而失去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引导意义，从而使人们对这种研究的效果产生怀疑。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哲学基础：反对唯物主义（马克思与实证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黑格尔及历史学派），希望对社会系统提供一种较复杂的解释，并特别从文化层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解释，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他希望对西方资本主义提供一种宗教文化层面的解释——当然不只是唯一的解释，除此之外，他还从技术理性、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化、企业精神等方面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集中解释了何以清教即加尔文（以及更广泛的基督教传统的可能性问题），并且只有清教传统才积极地促进了欧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变革。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
如果资本主义仅仅只是个人对利益的追求，那么很多文化传统都可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然而为什么偏偏是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
在这里，关键的问题似乎在于个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
如果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那便是无神论的，是物质主义的，而这不是西方文化传统所鼓励的，韦伯倾向于认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是这种类型（但儒教与道教其实不是）；如果追求个人利益会成为对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种来自于宗教的原罪意识给予说明，因此韦伯认为旧教的原罪观念其社会后果是限制个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闲暇成为提倡的东西。
但是，在韦伯看来，加尔文教及新教改革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即以上帝的名义并且为了上帝而努力劳动赚钱，追求利益是正当的。
韦伯认为这种新教伦理正是直接支持了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由此肯定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正是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文化起点。
旧教：原罪、限制个人的物欲、闲暇，封建等级制 新教：祛原罪化、利益正当的神性原因、劳动、“工作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实际上还带有一种方法论的意味，此后他即以此为据展开了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研究，对世界上的诸多宗教，如印度教、犹太正教以及中国宗教进行专门分析，以此强化和巩固其新教伦理理论。
韦伯是在与新教对比的意义上讨论中国宗教的，事实上涉及到货币制度、城市、行会、家产专制国家、氏族等各个社会政治领域，因此不仅只是一部宗教社会学著作。
关于古代中国的城市，韦伯认为，在人群以及政治功能上，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城市是一样的，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
但中国城市缺乏政治自治权，缺乏市民性尤其是没有特权，依然是基于血缘关于并且是祖先崇拜关系的转化形式，同行公会依然是以向政治权力的争宠为中心，缺乏市民意识，由此商贾阶层无法得到发展。
按照韦伯的分析，腐败是中国政治结构无法克服的痼疾。
对中国国教与民间信仰（相对空间被缩减）的关系，韦伯的判断是与欧洲中世纪可对比。
韦伯诠释儒家的学说：对神的敬仰政治化（政府化），祖先的敬仰是全体人的共同事情。
在这个前提下，民间的信仰（包括巫术、迷信、气功等神秘主义）可被容忍，如果民间信仰动摇主体，当然会被镇压。
这种状况除非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入。
此外，土地禁止进入市场买卖、社会关系的亲戚化（裙带化）都阻止了理性化进程。
在韦伯看来，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
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
然而，儒教致力于文化上的中干地位以及政教合一传统，但新教则通过超验的上帝设定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
儒家与道教是导致资本主义迟迟不能进入中国的原因。
在韦伯看来，中国宗教因过于世俗化，因而缺乏新教伦理的超越维度，因而尽管在物质以及制度（他讲的制度，涉及到对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的肯定，而不是政治制度，韦伯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一定是融为一体的）层面有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却缺乏精神层面，他又讲，印度教有超越的层面，但却太缺乏世俗化的层面，因而也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
如此等等。
联系到梁漱溟的讲法：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
韦伯的理论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或各民族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颇有意义。
甚至于一度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定律。
但是，上一世纪东亚的崛起却从相反的方面推翻了韦伯的理论（韦伯关于其它宗教传统尤其是中国宗教的研究甚至于由此被称之为“伟大的外行”），在他们的实践模式中，突显出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路线，诸如列维森的《儒家传统及其近代中国》，也对韦伯理论提出了种种挑战与质疑。
（四）官僚制度研究 韦伯有关阶级、地位与权力的论述： 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重视阶级，一种不同于阶层但易于描述社会冲突的社会结构。
但不同的是，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方面区分阶级（劳动者——被压迫者，不劳而获者——统治者），但韦伯认为，应当从消费以及生活方式层面来看待阶级，于是提出了“地位群体”的概念。
这是一个很有贡献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大体可以说明资本原始积累以及第三等级向资产阶级过渡的状况，但不能说明此后的阶级状况。
合着中国现实，人们也发现暴发户逻辑毕竟不是长效的逻辑，革命者也不一定就等于是建设者，如此等等。
关于权力，马克思是立足于经济关系的，而韦伯则强调，一、除了经济权力外，还有非经济的权力，如文化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制度方面的，二、马克思往往把社会权力还原为经济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赋予社会权力以合法性，但在韦伯看来，社会权力自身赋予合法性，并且当其表现为荣誉与地位时，它本身就实现为价值。
这一点揭示至关重要，如面子，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虚假的意识形态，“温情默默的面纱”之类描写，然而，韦伯的观点则认为，社会权力关涉的面子基本上就是尊严。
接下来看其官僚制研究。
韦伯区分了三种统治类型：一种是传统型，建立在习惯与古老传统之上，诸如族长制、世袭制与封建制都是这种类型，中国自秦朝以来的的家产官僚制也是这各类型。
二是个人魅力型，统治建立在某个英雄人物、某种具有天赋的人物的个人魅力之上，先知、圣徒以及革命领袖即是如此（不过个人觉得传统型中依然有个人魅力型的成份，如陈胜、吴广之托天意起事、刘备所谓汉正室、宋江的魅力之类，可见这种划分依然是理想型），个人魅力型的实质是克利玛斯（Charisma）人格。
（魅力型权威模式是指以领袖个人的品质和魅力来吸引大众并施加影响的权威形式。
这种权威模式，按照韦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历史时期。
而其突出作用则表现于社会危机时期。
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原有价值产生怀疑，合法性的信仰丧失，这就为魅力型领袖人物提供了施展其个人才能和影响力的机会。
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支持来源于人们对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崇拜，这种政治合法性的输入可以通过领袖人物过渡而被转移到新建立的政治体制上来，成为新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据。
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往往依赖于大众情感的输入和领袖人物精神感召力的输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
历史地看，魅力型权威终究是一种过渡性的统治模式，因此为了长治久安，政治系统就必须借助魅力型权威所获得的合法性支持，将现有统治方式制度化，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
因此，魅力型权威模式迟早要发生转换，转换的方向，一般取决于魅力型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
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因素对当前社会统治方式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不同社会在后权威时代统治方式的不同特点。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曾出现过的魅力型权威人物如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等等，无不是通过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新的权威模式合法化，并进一步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
） 三是法理型统治。
依靠法律和契约行事，统治是非人的和集团性的，程序合理性。
官僚制或科层制（Bureaucracy）源于法理型。
其构成要素：（1）大量并且高效的行政事务，行政手段的集中；（2）程序及程序正义，公事公办，组织的技术优越性；（3）货币经济及其财政支持；（4）社会差异的齐平化；（5）人们在官僚制下行使自己的权限，不得越权；（6）顶端人物的任命制，科层人员的素养及其培养。
上述五方面的要素构成官僚制的合理化。
官僚制，符合现代性社会的组织化与合理化。
“合理化”： 关于官僚制的产生，韦伯不同意马克思从异化看待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区分，韦伯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任何合理化的社会生产体系都可能出现的，而且区分并不只是发生在生产者身上，而且也发生在管理者、组织者以及政治家身上，这就确定了，为什么会有一个与财产者脱离的现代管理者阶层的独立——这是韦伯对现代管理学的独特贡献。
关于官僚制的结果，韦伯实际上并不认为合理化是好的，它是现实的，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却不一定是好的：一、它导致无法处理个别情况；二、制度的物化与空心化，科层制是“铁笼子”，抹煞个性与创造性；三、尤其是对精神信仰问题无能为力；科层制导致资本主义的万劫不复的结局。
韦伯研究专家施卢赫特曾对韦伯有如下评价：“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
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却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
”(《理性化与官僚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而苏国勋则从另一个角度——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冲突来解读韦伯的意义。
他说：“在韦伯的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矛盾即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相互关系和张力中解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换言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
理性化造成现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方面受赐良多；另一方面他们又身不由己地陷于理性化所造设的‘铁笼’，饱受丧失目的追求(价值)、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
韦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
这也许是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对他共同感兴趣的原因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要观点有四个：一、理解与理解的社会学。
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
韦伯把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把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的两大任务。
二、因果多元论。
韦伯指出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必须伴有经验上的验证才是具有价值的，这种经验上的验证是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具体因果关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规律。
韦伯将上述主观解释和具体的验证概括为“主观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两个命题。
三、价值中立。
韦伯的价值中立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规范原则。
价值中立不要求学者没有或不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是要求他们应该弄清楚在什么地方要诉诸于分析的理解，在什么地方要诉诸于情感，即不要把关于事实的科学分析与关于事实的评论相混淆。
如：讲课是学术活动，是科学内的事情，不应有价值判断；而演说时政治活动，是科学外的事情，可以且应该有价值判断。
四、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是一个主观思维建构，“理想”的意思是指现实中不存在的，而不是指最好的或者人们最希望的。
但是理想类型不是随心所欲的虚构，也不是一种概念游戏，它是社会学中理论构建的一种方法，它的建立必须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能违反经验的因果关系。
韦伯主要是想通过建构一套精确而严谨的概念体系来增强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减少主观随意性，是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如：科层制、资本主义、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合法统治的三种纯粹类型等都是理想类型。
谁能说出马克思韦伯的两个名著
《新教伦资本主义》《社会行动的结构》完整的马克思韦伯 苏国勋 作为社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其名声为中文读者所知晓远比马和涂尔干要晚。
内地学术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引介韦伯思想固然和当时社会学刚刚复出这一契机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其重要的现实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学术原因。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大陆社会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年代，经济改革由农村向城市逐步深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但是社会转型必然会伴随有阵痛和风险，改革旧有体制涉及众多方面的既得利益，需要人们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安排和调整人际关系。
加之，由于中国南北方和东西部自然条件及开发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新的不平等，还有随着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层化开始显露，以及公务人员贪污腐化不正之风蔓延开来为虐日烈，这些都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烈。
如果处理不当，最终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失范。
苏联和东欧一些民族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失败和最终政权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瓶颈，面对这些新问题学术界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撒开其他因素不论，单从民族国家长远发展上考量，当时中国思想界可以从韦伯论述十九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著作中受到许多启迪。
当时德国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德国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是领导和治理国家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
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
联想到韦伯有时将自己认同于古代希伯来先知耶利米，并把他视为政治上的民众领袖，亦即政治鼓动家，他在街市上面对民众或批判内外政策，或揭露特权阶层的荒淫腐化，只是出于将神意传达给民众的使命感，而非由于对政治本身的倾心。
然而韦伯又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
这意味着一个人要忠实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果敢地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
或许，韦伯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与大陆当时的经济改革形势有某种契合，对国人的思考有某些启发，因而使人们将目光转向这位早已作古的德国社会思想家。
韦伯的出名首先在美国，这与后来创立了结构功能学派的帕森思有关。
帕氏早年留学德国攻读社会学，1927年他以韦伯和桑巴特论述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研究课题获得博士学位，返美后旋即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于1930年出版，并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系统地论述了韦伯在广泛领域中对社会学做出的理论贡献，从此以后韦伯在英文世界声名鹊起并在国际学界闻名。
五十年代以后韦伯的著作大量被译成英文出版，研究、诠释韦伯的二手著述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兴起的“韦伯复兴”运动，其起因是二战后以美国为楷模发展起来的德国经验主义社会学，与战后陆续从美国返回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所倡导的批判理论发生了严重抵牾，从而导致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关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争论。
由于参加论战的两派领军人物都是当今学界泰斗，加之其中的几个主要论题——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卡尔?波普尔与阿多诺对垒）、社会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帕森思对马尔库塞）、晚期资本主义问题（达伦道夫和硕依西对阿多诺）——直接或间接都源于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和辩论，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社会学一门学科的范围，对当代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同时其中也充满了许多歧义和矛盾，许多相互抵牾着的观点都可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诠释者的争论。
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
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是其著作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的因素，为此它视《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其主要著作。
这种把一个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看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整体看来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颇。
须知，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这里的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的伦理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在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合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包含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
换言之，一般理解的观念与利益之间那种非此即彼、对决、排他性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纯属社会科学的“理念型”，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它们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包容的、即所谓的“镶嵌”关系。
应该运用韦伯研究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韦伯本人的思想，放大开采，应该用这种方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惟有如此，才能持相互关系的立场，以“有容乃大”的胸怀解决现实中许多看似无解的死结问题。
（ 此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韦伯文集 序）2004年9月13日
什么是去魅
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在慕尼黑发表了题为的讲演，第一次使用了“去魅”（deenchanted）这个词。
他当时的原话是：“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
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
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在知识贫乏的古人眼里，客观世界既然象生命那样不停地运动和变化，那么它必定是“活”的。
日升月落，，在古人眼里都是因为有某些精神体在支配。
既然它们是“活”的，那么必然会做善恶判断，行为有目的性。
又因为大自然和人类息息相关，于是“天遣”、“神恩”、“报应”之类的观念遍布古代世界。
所以说，古人的自然观是“附魅”。
当时，即使专心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家，脑子里也排除不了“魅”。
欧洲古代天文学将行星运行轨道确定为正圆，是由于正圆“最能体现神的完美”。
托利差利进行大气压实验后，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自然不喜欢真空”。
发现后，认为这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整个自然都是上帝的身体”。
早期解剖学家孜孜不倦地研究，只是因为精妙的“最能体现的智慧”。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一个自足自在的精神自由体的成长与成熟，必须经历一个除巫去魅的艰难过程。
“巫”和“魅”均与神话和宗教有关，都有与理性精神背道而驰的倾向。
但是真正的理性究竟是什么却也不好说，是建立“我的宗教”
是“自我崇拜”
似乎是，也似乎不是。
比较能肯定的，只是心理学上“自信”这种健康心理素质的获得——摆脱盲目的自信，庶几更近于“科学精神”。
中国人崇巫信魅，溯其源头，应是“巫史文化”，代表者是《周易》。
原始巫术结晶为易学，渗透于“仁”学，而以“仁”为核心的儒教几千年来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结果不论何种社会形态下，文化心理的层层积淀均根深蒂固、难以拔除，作为个体，每个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挣扎，其痕迹或显或隐，成果或丰或简，都是一种“去魅”。
“去魅”也可称“脱魅”。
“脱魅”的最终指向，应是日常的生活情感，这种情感既不狂热躁动也不阴冷冰寒，是温静和谐的，不是纯粹逻辑推理，也非盲目迷狂执著，是很实用的人生理性，是很理性的价值观念。
去魅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概括:现代化过程是去神秘化和神圣化的过程.用这个词的逻辑,现在流行的有去意识形态化。
作文有道读后感1000
读《作文有道》有感淄博实验中学 盛蓉文章，是大事。
写文章，是语文教学中的大事。
教会学生写文章，是语文教师的头等大事。
南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主文之本源也。
”事理定，而文辞畅；情理清，而经纬明。
明代王伟说：“道与文不相通，妙而不可见之谓道，形而可见之者谓文。
”道文之辩，在形神之间。
自古及今，每一个写作者都试图寻找到突破写作方法的“法”与“道”。
他们是写作道路上的“探路者”。
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舞台上，也有这样一位“探路者”，他就是全国语文特级教师——学者王玉强。
几年来，他的专著铺出了一条他自己的语文教研之路，描画出一幅幅语文教学的独特自画像。
如果说《语文，丰富的表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着于语文之美、语文之韵的探寻者与感悟者；《诗解语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怀一颗诗心叩问先贤的对话者与书写者；《深度教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语文教学、教研的沃土中的耕耘的思想者与劳作者；那么此刻，当轻轻合上王玉强老师《作文有道》的专著后，一个在写作的长河中思考与探寻的泛舟者与弄潮者，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作文，有道；《作文有道》，有道。
大道至简作文的道，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
《作文有道》的减法之道，从封面就已经开始了。
最朴素的灰白色，最纯粹的照片，最中规中矩的题目，其实，这不就是恰恰就像作文本身吗
洗尽铅华做文章，留下真醇感后人。
花哨的表面，注定是浮华的内涵；繁华落尽，才真正是一等一的好文章。
从《新思维作文——作文=1+1+1》到《记叙文=细节+细节+细节》，再到《议论文=事例+事例+事例》，他试图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学生打开一扇写作的大门。
很多时候，从“妙不可言”到“意会言传”，这困扰老师和学生的一纸之隔，往往成了鸿沟之险，而王老师却用最贴近学生的方式传递他的作文教学理念。
《一切作文都是为了证明》中，他竟给学生讲起了数学，从证明等边三角形的方法入手，引导学生明白了因果论证的论证手法。
我们一直呐喊“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却在很多时候无意识地缩小了语文的外延。
王老师把语文的外延扩大了，他笔下的作文教学自然就触类旁通了。
《猛虎嗅蔷薇——不跑题的奥秘》中，他说审题方法的奥秘之一，就是“抄上”。
在动辄把“限制思维”的罪名扣到教师头上的年代，他从不避讳谈作文的方法教学，一是因为他有深厚的思想支撑，二是因为他坚守着教育的根本原则——教而有法，学而有得。
从看似复杂的作文中理出一条小路来，不必曲径通幽，也不必千回百转，要的就是一针见血的爽利。
《都江堰》中，余秋雨笔下“比人类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建造了旷古绝今的水利工程，德国海德堡，黑格尔、荷尔德林在“哲学家小路”的思考中理清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文有道》，不就是在学生与作文之间建立一座沟通读书与写作的“都江堰”吗
不就是在作文教学的芜杂中找到了一条明晰的道路吗
路在脚下王老师每到一处，总能发现写作的源泉。
他去澳洲看望孩子，写一组澳洲见闻的随笔，字里行间是教育者放不下的教育情结；他到全市高中视导，在课堂听课的间歇，俯下身子和学生交流；他到全国各处做课、讲学，不忘把各地的教学困惑收集起来，找到写作的突破点。
“在某校听课，我顺手拿起一本学生课桌上的书”“到淄博一中听课，在课桌与课桌之间，我好像又是学生似的”“一到桓台一中高三教研组，老师们就把一沓作文交给我”……这样的句子在《作文有道》中俯拾即是。
在教学的第一线行走，作文就贴近了真实的学生。
他思考，却绝不做止于思考的僵硬雕塑，他把思考变成笔下的文字，或写下水作文，或亲手修改学生的文段，或与博客中的来访者笔墨问学。
所以他笔下的作文是灵动的生活，既高屋建瓴，又和学生“无缝对接”。
《人生的加法与减法》《牵牛花与自己的花》……把生活的问题凝练成教学的思想，又把教学的思想化作具体可感的文字，《作文有道》，就是生活中开出的花。
王老师常说：“语文老师要做个有心人。
”心在哪里
不就在这点点滴滴的生活片段里吗
没有观察就没有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写作。
观察与思考，就是生活的道路。
走在路上，偶尔会碰上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踽踽独行的王玉强老师。
他骑得很慢，颇有点“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思。
或许，在生活的道路中慢慢欣赏的他，正在思想的道路飞奔……做点什么在《作文有道》的后记中，王老师写下“一定要做什么”，这是他对自己的告诫，又何尝不是一个师者、长者的肺腑良言
在《发现学生议论文中的问题》中，他痛心地追问：“这就是我们学生的作文
这就是即将进入高三的学生的作文吗
……难道文章没有基本的形式
没有基本的结构
没有成熟的范例
”这份对教学的焦虑，折射的恰恰是一位师者的良知。
正是因为这份良知，他的博客几乎天天更新，毫无保留地分享着自己的所思所想，无论是慕名而来的省内外教师，还是不知名姓的学生，凡有所问，他必有所答。
《中考作文就是一个作文题》源于一位教师为即将中考的孩子进行的询问，《海明威要到你的作文里去》源于一位不知名的家长在博客上的留言，《评述式作文如何“评述”》源于老师们的集体“发难”……古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文有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做的正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事。
这是一个老师最大的工作，也是一生的工作。
在书的后记中，王老师写下“……活在世上一定要做点什么，实现点什么，或改变点什么吧。
于是，我致力于作文教学，写成了这本书。
”做点什么，善莫大焉。
马克思·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写到：“灵魂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
”相信《作文有道》的每一篇看似轻巧的文章，必然都经过了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
在《作文有道》的《自序》中，王玉强老师引用了爱默生的一段话自勉，每一个语文教师不妨都以此砥砺自我：真正的船只，就是造船的人。
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1会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 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学等具体社会科学的关系，是综合性的科学与单科性科学的关系。
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良性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涉及社会整体。
像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等具体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则比较单纯，只涉及各有关子系统内部的规律，不具有社会学那样的综合性。
2，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区别是： 会学专业大都转自原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哲学专业；经济学专业多数是指非金融类的经济专业；管理学大概两个方向：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政治学多数应该是师范类院校的专业，以科学社会主义教学研究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