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的读后感 跪求
法律社会学，目前的译著并不多，只有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布律尔《法律社会学》，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作为法律社会学奠基者的韦伯，国内对其宗教社会学的重视远超过对其法律社会学的重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简惠美和康乐翻译的《法律社会学》则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本书是由韦伯《经济与社会》中的专门一章《法律社会学》，曾由美国两位学者将该章与《经济与社会》中其他与法律社会学相关的章节编成一集《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后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会学》以德文原著为准，并结合英译本翻译而成，且将英文、日文译本添加的译注和中文译本的译注连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并收入。
法学中的法律观与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观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前者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考察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后者则从观察者的外在视角看法律。
早期的社会学如孔德、斯宾塞只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引入社会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
韦伯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想，试图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研究方法，他最早将主观意图、行为动机引入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科学也是一种经验事实，对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可以进行理解，并对其过程及结果可以进行因果解释。
他采用的理念类型的方法，从杂多现实中抽离出某些特征组成一系列清楚定义的理念型概念，它们代表着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动中之“意义关联”的种种可能形式，从而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的旁征博引，其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们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
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
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法律的演进过程经历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四个阶段，首先是一种呆板的、机械式的重复，纯粹事实的习惯，经由心理对此习惯的“拟向”，让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即令人在有意无意之中越来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义相对应的行为，最后此种价值共识被赋予法规范的特征，由强制机构予以保障。
也就是说秩序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
由此将法律的内在面向(理念和价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构成的整体)统一起来。
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
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
市场的扩大，贸易的发展使个人从团体中分离，主观权利设定方式即授权规范不断增多，财产责任取代身体责任，个人责任取代团体责任。
在传统型社会和卡里斯玛型社会，主观的权利与客观的规范合二为一，即拥有特权的个人依据为他而设的客观规定来当作自己的主观权利。
因此，特别法无非是支配者的主观权利，普遍有效的规范不存在。
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观的形式规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规则”取代“特权”，代议制国家于是形成，行政体制的“合理”构造，即行政事务的连续性和文牍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为标准的行政组织，严格的等级科层制结构，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分离，形成一个官僚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统治的社会。
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韦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基于情感的，导源于感情沉迷；基于价值合理的：取决于对秩序作为某种伦理、信念；基于传统性行动，源于传统；基于目的理性，由对特定外在后果的预期、即由利益情势所保障。
商品经济的可计算性要求主体基于目的理性而行动。
三是科学合理性。
贸易的发展，使得交易的复杂需要法律人士专业知识的帮助。
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利，也需要借助法律专业人员来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中介人，并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
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从罗马法和教会法中传承而来的各种解释技术，通过对社会中现有的规范性因素进行收集、概括和总结，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使每一具体案件都可以通过逻辑方法得出判决，从而形成是一个没有漏洞的、逻辑一致的体系。
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
道德等实质价值技术化进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于任何调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过程。
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韦伯是现代文明之子，其创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识到的形式与实质之矛盾我们仍无法超越，韦伯《法律社会学》中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路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意义重大。
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与价值之争，因此只有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对法治的具体路径进行描述，法治目标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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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科学革命的旗手。
1879年3月14日生于德国乌尔姆一个犹太人家庭。
父亲和叔父开的电气小工厂和家庭的自由派思想，使他童年就受到科学和哲学的启蒙加上音乐熏陶．他从小脑中就充满许多奇思还想，例如4岁时就奇怪为什么罗盘针总是转向南方
它周围有什么东西推动它
小学时排犹浪潮、军国主义教育方式和宗教礼仪等使他厌恶权威，他说：“我这个教徒在12岁时突然终结了，通过阅读科普书籍，我很快领悟到圣经里的许多故事不是真的．我认为青年被政府用谎言故意地欺骗了”．12岁时他一口气读完本，并练习用自己的方法证明定理．他特别喜欢读中如等书．13岁时读了康德的，使他的思考转向宇宙、哲学和自然现象中的逻辑．他的数学物理很出色，但其余学业成绩不佳．15岁时，即他中学毕业前一年本已准备“因神经系统状况不佳”休学，学校却以其自由主义思想令其退学．他在辗转意大利和瑞士的高校人学考试中曾因无中学文会和外语、生物课成绩不佳而落榜．1895年在阿。
劳人大学预科班，过了一年愉快的学习生活．他随时将思考记人身边的小本，例如“追光问题”：观察者随光前进时，会不会看见电磁波形成停止的驻波
1896年，他进人瑞士苏黎世工科大学师范系（实即数理系）．他喜欢在物理实验室观察实际现象．读科学原著和思考现代物理学中的重大问题．1900年毕业后失业两年才到瑞士专利局任三级鉴定员，这里的七年是他辉煌的科学创造时期．1902～1905年，他和两个青年朋友每晚阅读和讨论哲学与自然科学著作，戏称为“奥林比亚科学院”．1908年兼任伯尔尼大学编外讲师．1909年离开专利局任副教授．1911年任布拉格德国大学教授．1912年任母校教授．1914年任柏林大学教授和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法西斯政权建立后。
爱因斯坦受到迫害，被迫离开德国．1933年移居美国任高级研究院教授，直至1945年退休．在美期间，1940年取得美国国籍． 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中最具创造性才智的人物之一．他一生中开创了物理学的四个领域：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宇宙学和统一场论．他是量子理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在分子运动论和量子统计理论等方面也作出重大贡献． 1905年，爱因斯坦利用在专利局的业余时间写了6篇论文．其中4月、5月、12月的3篇是关于液体中悬浮粒子布朗运动的理论．他设想通过观测由分子运动的涨落现象所产生的悬浮粒子的无规则运动，来测定分子的实际大小，试图解决科学界和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原子是否存在的问题．3年后由法国物理学家佩兰的精密实验证实．3月的论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推测性的观点、把普朗克的量子概念应用到光的传播，认为光是由光量子组成的，它们既具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从而圆满地解释了（10年后由密立根实验证实）．因此，爱因斯坦获得了1921年度．6月的论体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
中，完整地提出了狭义相对性理论．由于这三个不同领域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才使他在1908年有缘进人学术机构工作．狭义相对论建立以后，爱因斯坦并不满足，力图把相对性原理推广到非惯性系．他从惯性质量
司引力质量相等这一事实出发，经过10年艰苦探索，于1915~1916年创立了广义相对论．随后，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的结果来研究整个宇宙的时空结构．1917年发表论文《根据广义相对论对宇宙学所作的考查》，他以科学论据推论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无界的，这是宇宙观的一次革命．1924年与印度物理学家玻色提出草原子气体的量子统计理论，即玻色一爱因斯坦统计．1925年至1955年间，爱因斯坦几乎全力以赴地去探索统一场论．他力图把广义相对论再加以推广，使它不仅包括引力场，也包括电磁场，即寻求一种统一场理论．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成功．然而，从70年代开始，统一场论的思想以新的形式重新显示出生命力，为物理学未来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与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他坚持了一个自然科学家必然具有的自然科学唯物论的传统，吸收了斯宾诺莎等的唯理论思想以及休漠和马赫的经验论的批判精神，经过毕生对真理的追求和科学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方法．坚信B然界的统一性和合理性，相信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求得对自然界的统一性和规像姓的理解，是他生活的最高目标．统一性思想、简单性思想、相对性思想、对称性思想作为科学活动的指导思想始终贯穿和广泛应用于他的科学探索之中．他也是一位纯熟地运用思实证、想象与逻辑、直觉与数学等科学方法的大师． 爱因斯坦在科学思想上的贡献，在历史上也许只有牛顿和达尔文可以媲美．爱因斯坦同时还以极大的热忱关心社会进步，关心人类命运．他一贯为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爱因斯坦在一份仅有4人赞同的反战宣言上签了名，后又积极参加地下反战组织的活动．战争结束后，他致力于恢复各国人民相互谅解的活动，为此到法、英、荷等地奔走呐喊．在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促动下，爱因斯坦于1939年建议罗斯福抢在德国之前研制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当他获悉美国的原子弹轰炸人口稠密的日本城市时，大为震惊，义愤填腐．对于自己曾给罗斯福写信一事感到无比懊悔．战后，他为开展反对核战争的和平运动和反对美国国内法西斯恐怖，进村了不懈的斗争．他对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旧中国劳动人民寄予深切同情．“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再向各国呼吁采用联合的经济制裁制止日本对华侵略．1936年沈钧儒等“七君子”因抗日被捕，他热情参与营救和声援．像爱因斯沮这样在自然科学创造上有划时代贡献，在对待社会政治问题上又如此严肃、热情，是很难能可贵的． 综观爱因斯坦的一生，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有强烈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世界公民．他的一生崇尚理性。
相信人类进步一努为使科学造福于人类，把真、善、美融为一体。
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标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自我解放出来．辽这正是爱因斯坦一生的真实写照和完美体现．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于普林斯顿．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活动．不立纪念碑，骨灰撒在永远对人保密的地方，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
如何看待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博学多才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任何一个精神健全者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
——丹尼尔·贝尔：本书的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p20)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学者和思想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教授，参与创办了《公众利益》杂志。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写于一九七九年，距今三十年。
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美国这种“组合”被当成了“现代思想模式”的典型。
他认为，他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
”（p24）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的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
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
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贝尔的思想历程和美国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始终保持着一种同步：早年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大学期间学习了社会学，博得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名声，但时值左翼思潮衰退，他的思想也开始转向自由主义，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五十年代，他积极参与了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提出了“意识形重结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普遍地接受了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
他成为了在麦卡锡主义和左翼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新自由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自成一家，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
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和观点，由于他和新保守主义派智囊们如亨廷顿的亲密关系，带有了明显的保守主义的色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
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
资本主义技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效益作为它的轴心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它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
文化领域的“灵魂”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
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
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感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
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
他的研究起源于韦伯和桑巴特。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理性和效益为轴心原则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文化领域中，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
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方面，它还有另一方面：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贪婪的攫取性”。
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
贝尔将前者成为“宗教冲动”，后者称为“经济冲动”，二者的关系成为了他追索问题的主要焦点。
“企业家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体现了这两者：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p29）。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二者纠缠难分，相互制约。
前者造成了企业家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格，后者成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
它们相互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而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
文化领域里，艺术家们也摆脱了各种束缚而，充分发挥着高涨而独特的想象和追求，高扬起个性和自我的旗帜。
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甚至变得相互敌视。
艺术家日益崇尚自我，把自我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企业家们虽则在经济上“贪婪攫取”，激进无比，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文化上却是保守的。
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制度的稳定，反对与“功能理性”和效益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和价值倾向。
随着西方社会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被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社会世俗化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
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经济冲动”在失去制约之后，肆意横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变成唯一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精神耗竭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经济冲动”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和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文化秩序，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
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商品生产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
现代主义无力承担宗教冲动消失之后出现的精神空白，也无力对抗经济体系的钢筋铁骨，它流于散乱细碎，本能刺激，高度自我，这些特征使得现代主义虽然流派纷呈，却总是昙花一现，没有一家成长为有足够力量和感召力的新的社会维系者，只好一浪又一浪地作着无聊的转化和轮回。
○贝尔仔细分析了现代主义（包括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矛盾： 第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
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自我意识的高涨。
在贝尔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是同源的。
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
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
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
”（p34）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 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
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
（p170-172）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
”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
在大众文化中，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
这里，贝尔指出，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第三，市场体系中享乐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
贝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
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
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
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
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
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
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
”（p67）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
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
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
”（第119页）“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
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
”（p132）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
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
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另一个方面，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
”（p298）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
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
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
”（p302）○贝尔提出发人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
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p75）“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
”（p76） 贝尔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p76）。
“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
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
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
”（p302）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
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
”（p39）“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
”（p40）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
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面前，意识到人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
（p40）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试图以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
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
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
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
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
”（p320）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
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
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
一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p325）。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
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
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
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贝尔认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
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
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
对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
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
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装）。
”（p336）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
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
”（p339）贝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
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
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的成分。
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p339）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
”（p344） 实际上，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