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沉思》讲的是什么
从现实主义观点看待它,认为是表现“美和美的理想被毁灭的主题,它反映了作家美好理想和丑恶现实的矛盾
为什么说王统照的小说充满爱与美的玄想
王统照小说创作的中，从一开始就是对“爱”与“美”的玄想与执着追求。
这与他的新诗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同一。
《雪后》、《沉思》、《微笑》、《一栏之隔》等小说几乎都无意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贯穿在这些作品中的基调更确切他说是展示“爱”与美“的幻灭。
在前期的小说创作中，王统照显露了善于体验和表现他自己及笔下人物情绪心志的艺术才能，并以耽于内省式的”沉思“给他的人物敷上了一种特别的色彩，但又夹杂着幻想的虚浮与笔致的滞重。
写1922年的《湖畔儿语》透露了王统照小说创作向某种新方向过渡的迹象。
对于独行者寻梦的抒写让位于对下层劳动者的殷殷关切和深深同情，当年妙曼的童声为而今苦涩的”儿语“所掩，对于纯真童心的讴歌由此真正具备了切实的内涵。
纵观王统照从20年代前到40年代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对于象征的艺术手法，他始终未曾释怀。
以《沉思》为代表的早期小说或以女人体模特儿象征艺术之美，或以女囚的”微笑“象征人间的爱，或以小孩建造的雪楼象征人类的美好理想，在艺术手法和立意上异曲同工。
在”五四“时期的小说界，可称独树一帜。
如《沉船》、《沉思》等作品，既不同于写实派的纯重客观，亦不同于浪漫派的纯为刺激，颇能给读者一些迷茫的暗示。
关于文学研究会的历史以及成员
在创作上承继和发扬了《新青年》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取得较大成绩，把倡导时期的新文学推向前进的第一个团体，是文学研究会。
从成员个人来说，早在“五四”初期，叶绍钧、冰心、朱自清、王统照等人均已开始发表作品。
但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真正组成一支创作力量，并形成一种创作倾向，则是在团体建立了一个时期之后。
通过他们编辑出版的《小说月报》等刊物和“丛书”，文学研究会逐渐吸引和培养着一批青年作者。
他们的创作，大多关切着现实人生，描绘着作者比较熟悉的人和事，探索着“五四”以后许多知识青年中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问题；虽然作者各自的思想并不相同，对问题的答案并不相同，但他们对当时黑暗污浊社会采取不满和揭露的态度则是大体一致的。
一部分作品(如利民的《三天劳工底自述》，王思玷的《偏枯》、《瘟疫》，李渺世的《买死的》，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农村的歌》等)还突破了学校生活和恋爱婚姻的较为狭窄的题材范围，以同情态度写到了劳动者的苦难和挣扎。
比起文学革命初期的一些作品来，它们在艺术上也有所进展：诗歌进一步摆脱了旧格律的束缚；散文开始有了比较熟练地运用白话来写出的“漂亮和缜密”(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的抒情文字；小说则已不象早先《新潮》里某些作品那样“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而能更多地采取“写实”手法，使用活的口语，绘制出若干活泼真切的人生图画。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努力。
冰心(谢婉莹)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家之一。
同“五四”时期许多青年作者一样，她最初(一九一九年)在《晨报》第七版上发表的，也多半是“问题小说”。
《两个家庭》用对照的写法提示了改造旧家庭建立新生活的必要。
《斯人独憔悴》通过学生反帝运动所引起的父子矛盾，写出了封建专制家长的可鄙可厌。
《去国》描写一个学成归国的留学生空有爱国之志而不得施展其才的痛心遭遇，揭露了军阀统治下政局的黑暗腐败已到了扼杀一切生机的地步。
《庄鸿的姊姊》、《最后的安息》则对遭受各种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寄予真挚的同情。
从这些后来收入《去国》集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五四”爱国运动和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曾经怎样冲击过作者，而作者又曾经怎样关切过当时的现产问题，对封建当权势力有过怎样的不满。
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相当软弱的人物(如颖铭、英士)，他们并没有经受什么严重压力，也没有进行什么正面反抗，就被旧势力“不战而胜”。
对于被压迫妇女，作品也只是为她们指出了一条争取“受教育”的路。
这种情况说明：作者虽然受到“五四”流潮的影响，有了一些与时代气氛相适应的民主主义思想，但优裕的生活地位、狭窄的生活圈子、跟下层人民隔离等种种条件限制着她，使她并没有真正产生反抗黑暗现实的强烈要求和变革旧制度的革命激情。
到“五四”高潮过去以后，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有所发展，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便对她有了更深的影响。
在许多文艺青年继续摸索前进的情况下，冰心却如她自己后来所说：“退缩逃避到狭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
”(注：《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这就有了小说《超人》(《超人》集)、《悟》(《往事》集)和诗集《繁星》、《春水》。
《超人》中的主人公何彬，原是孤独恨世的“冷心肠”的青年。
作者通过一个具有臆造成分的偶然事件，使他得到了启示，认识到人们应该“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因为“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
”情节与此相近的《悟》，更明白地宣扬了一种“世界是爱”的空想。
对于许多涉世未深而已感到困恼的知识青年，冰心这类小说自然颇能投合他们的心理；加之作者善于以优美的文字烘染出浓郁的抒情气氛，因此它们曾经在当时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繁星》、《春水》里许多晶莹清丽、赢得不少人喜爱的小诗，捕捉着刹那间的感受和思索。
这些诗行在苦闷忧伤感情的排遣之中，同样浸透了母爱和“博爱”的内容，象“人类啊
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作者如此讴歌“爱”的哲学，把母爱和童真几乎当作救世福音，这在她自己固然是想借以躲开“心中的风雨”，求得内心的平静，而对读者却或多或少起了导致逃避现实斗争的作用。
比较早年的小说和诗，冰心的散文倒是获得了较高成就的。
作者说过：“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
”(注：北新书局版《冰心全集·自序》)这说明她自己也对散文更为喜爱。
较早的一篇《笑》，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有名的用白话写成的美文。
后来的《梦》、《往事(二)》、《寄小读者》、《山中杂记》，也都能给读者一种近似抒情诗和风景画的美感。
它们大部分写成于国外，但其中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恋情绪，有的倒是对祖国、故乡、家人的怀念。
母爱、童真之类内容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但色调有了一些改变：增多了幻想破灭后的失望，探索人生意义得不到解答的苦恼，以及追忆童年生活时带有的怅惘和哀愁，间或还流露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赞叹。
这种情况预示了作者在较多地接触社会人生实际、破除空想、经历长期曲折道路之后可能会有的某种转变(后来写下的《姑姑》集里的《分》，《关于女人》集里的《张嫂》等小说，就多少露出了这种端倪)。
从艺术上说，冰心的散文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感情细腻澄澈；既发挥了白话文流利晓畅的特点，又吸收了文言文凝炼简洁的长处；它们显露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也表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独有的风格。
诗歌和散文方面另一个有特色有成就的作者是朱自清(1898—1948)。
他于“五四”初年即写新诗，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一个诗刊——《诗》的编者之一。
诗作分别收入《踪迹》(诗文集)与《雪朝》第一集中。
一些咏物寓意的短诗(如《北河沿的路灯》、《煤》)，借灯光、煤火等形象，寄托了向往未来、渴望光明之情。
《送韩伯画往俄国》以“红云”喻苏俄，赞美一个“提着真心”“向红云跑去”的友人。
《光明》一诗结语所提示的“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也表现出作者积极的正视现实的精神。
然而，作者并不真的知道如何去造个光明，因此常常在一些诗中(如《匆匆》)流露出“游丝”般的怅惘和幻灭后的痛苦。
一九二二年写成的长诗《毁灭》，同样浸透着这种寂寞空虚的感情。
可贵的是，就在感到前途一片迷茫的境况里，主人公“我”并不陷入消极悲观，仍然鞭策着自己继续向前追求。
他收敛起所有的幻想，“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这种在失望之后又鼓起勇气来不懈地进取的生活态度，充分表现出朱自清这个民主主义诗人仆实诚恳的性格，也预示了他后来长时间内所走的人生道路。
长诗以二百多行的篇幅，通过由低抑到轻扬、盘旋回荡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了自己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及其克服过程，显示出较深的功力。
《毁灭》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当时一般诗歌的水平。
朱自清也有些较好的写景小诗，如《细雨》一首：“东风里，掠过我脸边，星呀星的细雨，是春天的绒毛呢。
”就用熨贴的比喻表现出了新鲜的感受，显得清隽可喜。
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朱自清在“五卅”前后革命渐趋高涨的年代里，曾经较多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
这在他一九二四年起写下的一部分诗文中留有鲜明的印记。
在《赠A.S.》中，他赞美过“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
当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出“五卅”惨案后，他写下《血歌》(注：《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1925年7月)，愤激的感情如“火山的崩裂”。
他还以“三一八”斗争亲历者的身分，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对军阀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
另有一些散文也从侧面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如《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通过生活中一件小事，揭示了帝国主义加于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歧视、压迫和屈辱；从西洋孩子高傲凶恶的一瞥上，看到了“缩印着”的近百年来“一部中国的外交史”。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温州的踪迹》之四)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人身买卖现象的强烈不满，并从寻找社会原因的角度提出了“这是谁之罪呢
”的问题。
《航船中的文明》则从旅途生活的一角对“男女分坐”之类所谓“精神文明”作了尖锐的讽刺。
所有这些文字，都说明朱自清后来经过长期的徘徊、摸索，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决不是偶然的。
但是，从散文艺术本身来看，代表了朱自清的较高成就的，主要还不是这些战斗性较强的文字，而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等抒情性的散文。
著名的《背影》一篇，写的是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的儿子时的一番情景。
作者通过朴实真切的记叙，抒写了怀念老父的至情，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小有产者虽然屡经挣扎仍不免破产的可悲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感伤情绪。
闪耀在泪光中的父亲的身影，曾经引起经济上同样处于风雨飘零状况中的许多小资产阶级读者的感叹。
从这类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朴素，亲切，文字多用口语而加以锤炼，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这些作品(连同后来写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散文集)虽然缺少投枪匕首般的战斗气派，但以它们自己的艺术成就，“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尽了向旧文学示威的作用。
主要从事小说与诗歌创作的王统照(1897—1957)，“五四”初年也曾以“美”和“爱”作为弥合缺陷、美化人生的药方。
短篇《沉思》里那个做模特儿的女子琼逸，想借艺术之力给人生以光明，不愿被别人自私地占有，便正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微笑》一篇里的小偷阿根，因狱中女犯的一次“微笑”而受了感化，出狱后“居然成了个有些知识的工人”，更是有意地渲染了“美”与“爱”的近于神秘的“魔力”。
这些收在《春雨之夜》集里的作品，的确象作者晚年自评的那样：往往“从空想中设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写意’”(注：《〈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序言》)，显示了较多的弱点。
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溺在这类虚幻的境界中，以幻想来代替现实。
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雪后》、《春雨之夜》等短篇中，作者带着失望和苦闷，表现了美好愿望在丑恶现实面前不得不破灭的主题。
在诗集《童心》里，种种朦胧理想和追求幻灭之后，他终于叫喊出：“我宁愿全得罪人间，我只要去荒莽中觅得同情”(注：《童心·同情的寻觅》)。
在最初的中篇《一叶》中，对人生的失望甚至使作品带上了一定的悲观色彩。
然而这些也正是作者“思路渐渐地变更”、“将虚空的蕲求打破了不少”(注：《〈霜痕〉序言》)的起点。
一九二三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中篇《黄昏》，对地主恶行加以揭露，便较早地显示出这种倾向。
而从短篇《湖畔儿语》到《号声》、《霜痕》两集里的一些作品，更可以看出作者逐渐将笔端移向不合理现实的暴露和控诉上面。
《湖畔儿语》借流浪儿童的答话，侧面写了一个贫民家庭的困境。
《生与死的一行列》为那些孤苦无告而只能“相濡以沫”的下层劳动者鸣不平。
《沉船》对外国商轮贪利超载、沉没灾民的罪行表示抗议。
《鬼影》、《司令》等篇则对旧制度下种种荒淫混乱的社会现象予以讽刺和抨击。
这些短篇虽然颇近于纪实性的散文，但已渐次消除了“五四”初年作品里那些关于“美”、“爱”和人生哲理的玄想，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
即使象《搅天风雪梦牢骚》等篇仍有较重的感伤情调，也确如作者《〈号声〉自序二》中所说，“与民国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不同，它们是“已经切实地尝试到人间的苦味”的产物(注：参阅1937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自序)。
一九二四年以后写下的收在《这时代》集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和稍嫌艰涩的文字，也多少反映了这种变化(如《烈风雷雨》、《轿夫的话》等篇)。
作者思想随时代而有所进展，生活积累逐渐增多，这些条件使他在三十年代写下了较为扎实的长篇。
作品更富于玄想成分、风格也和王统照很不相同的，是许地山(落华生，1893—1941)。
他早年受过佛家思想影响，后又研究宗教，这些在他作品中自然地留下了印记。
与此同时，个人从台湾到内地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对社会上多种人事的广泛接触与了解，又不能不推动他正视苦难的现实，关注被压迫者。
宗教色彩和对现实生活的大胆反映，出世思想和平民主义，相互纠结在一起，便构成了许地山早期作品在文学研究会创作中的特殊格调。
最初的短篇《命命鸟》，描写一对青年爱侣被迫自杀的悲剧故事，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诉。
但女主人公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相偕投水时极其从容欣慰的态度，却是作者涅盘归真的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具体反映。
《缀网劳蛛》一篇，通过女主人公尚洁的半生经历，表现了封建男权社会中妇女所受的惨重压迫。
尚洁把生活比作极易残破的“蛛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象蜘蛛一样不停地补缀这个破网。
这种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努力进取的，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消极妥协成分和宿命倾向。
在《商人妇》中，作者为一个被卖后流浪异邦备尝辛酸的妇女的命运，表示同情和慨叹。
这些收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里的早期作品，往往以闽粤或国外的南洋、印度等地为背景，有浓重的地方色彩，故事情节曲折，语言晓畅明快，人物性格大多坚韧厚实，富有生活毅力，但又常带着宗教的虔诚和命定论的思想，很少对不合理现实进行正面反抗。
在作者自称为“杂沓纷纭”(注：《空山灵雨·集前弁言》)的早年的散文集《空山灵雨》中，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也错综并存。
著名的《落花生》一文，充满着一种朴实、淳厚的情致，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
《春的林野》虽然轻敷着一层返朴归真的色调，但春光的明媚可爱，万物的富有生机，洋溢于字里行间。
《鬼赞》、《万物之母》等篇却从“生本不乐”的观点出发，赞美弃绝一切感官的骷髅，表现了浓重的虚无思想。
许地山创作上的这种复杂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
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春桃》，尽管有强悲酸为欢笑的悬空之处，但却生动地写出了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纯厚情谊和他们的高尚品格，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善良、坚强、豪爽、泼辣，性格迥异于尚洁的劳动妇女形象；它标志着作者创作上的重大进步。
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上和人民的日益接近，作者更写出了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铁鱼的鳃》这样的佳篇。
女作家庐隐(黄英，1898—1934)，也是以探索人生问题来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的。
最初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些短篇，接触了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
例如《一封信》写贫家女儿被恶霸巧夺为妾以至惨死的悲剧；《两个小学生》揭露军阀政府屠杀请愿的小学生的罪行；《灵魂可以卖么
》倾诉纱厂女工的不幸遭遇，提出“灵魂应享的权利”问题。
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类题材“多半由间接听来，或者空想出来的”(注：《庐隐自传》)，缺少真切的体验，因此作品的实感较着，技巧也颇为幼稚。
生活领域的狭窄，使她只能主要去描写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物。
从《或人的悲哀》起，“‘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庐隐和冰心几乎是同时发问的，然而答案却截然不同。
如果说冰心的作品是想把读者从人生烦苦中引向“爱”的温软的梦境，那么庐隐却象她自己所说，是想努力“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注：《庐隐自传》)，引读者去恨世，厌世。
《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受不住环境刺激和疾病折磨而自杀；《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在同性恋爱的幻想破灭之后，抑郁地死于“心病”；《海滨故人》里露沙等一伙聚首言欢的女友，曾几何时即风流云散，离情悠悠，空自叹息。
收在短篇集《海滨故人》中的这些作品，都在恋爱问题的外衣下，发出对“恶浊的社会”、“糟糕的人生”和“人类的自私心”的诅咒。
女主人公大多刚从狭小的家庭牢笼中挣扎出来，热情里带有过敏，空想而怯于行动，好强而其实脆弱，因此只能在矛盾中度着苦闷、哀伤的生活。
这里面自然印有庐隐个人的经历以及叔本华厌世哲学对她的影响，却也代表了“五四”以后一部分已经觉醒而仍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重压的女知识青年共有的精神状态。
此后的短篇集《曼丽》、《录海潮汐》中，《父亲》和《秦教授的失败》等篇揭露了旧家庭代表人物的种种丑态，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当权势力的愤慨，较有社会意义；更多的作品主题情调仍如《海滨故人》，甚至有更浓重的悲观厌世色彩。
庐隐的这些小说，大多采取自传式的书信体或日记体，文字清浅、直切、劲健、自然，并不炫奇斗巧，但缺少琢磨，故事结构也不免松散拖沓。
一九二九年以后发表的《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等中篇，布局较前严整，风格转向明快，悲观色调较少，但在题材的选取和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并无新的开拓，已较少受人注意。
一九三六年初作为遗著出版的中篇《火焰》，正面描写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二八”之战，虽然近于报告速写，却表现了作者关心现实的精神和突破旧题材的可贵努力。
稍后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的，还有鲁彦和郑振铎。
鲁彦(王衡，1901—1944)最初的作品收在《柚子》集里。
他自己说：“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所以特别来得热情，呼号、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
”(注：《关于我的创作》)有不少篇(如《狗》、《秋雨的诉苦》)其实是讽刺人们自私、愚昧、麻木心理的随笔体散文。
《柚子》一篇借谐谑的议论的柚子似的人头的描写，控诉了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的罪行。
在短篇《许是不至于罢》中，作者用诙谐之笔，揭示出财主王阿虞的阴暗心理及其狡猾的处世哲学，剖析了剥削者虚伪丑恶的灵魂，但把农民写得过分自私和缺乏觉悟。
这一短篇开始显示出鲁彦作品的艺术特色。
到《黄金》集里的一些小说，作者更有意使用冷峻地描绘生活与刻划人物的方法，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
《黄金》一篇中的如史伯伯，从小康家庭突然中落之后，受尽周围人们的奚落和冷遇，陷于凄惶不可终日的窘境。
尽管作者对如史伯伯有所同情，但严峻的生活逻辑，使他只能在作品结尾时让主人公从梦中得到“希望和欢乐”。
跟冷酷的现实对照，这个圆满的梦，便包含了对本身也有严重思想弱点的主人公的讽刺。
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农村封建恶势力逼迫之下，广大小有产者不得不迅速破产，并且在社会心理方面自然地形成了人人自危和世情浇薄的状况；从而对金钱势力、势利观念及旧习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有力的鞭打。
从这些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境界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受了鲁迅和俄国、东欧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
郑振铎(1898—1958)早年的贡献主要是在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方面，他编辑文艺刊物，撰写理论批评，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但也写了少量作品。
除《雪朝》集里所收新诗和《山中杂记》所收散文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以朴实的文字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注：郑振铎：《家庭的故事》集前《自序》)，如寄食者的死(《五老爹》)，投靠者的一生(《王榆》)，浪子的漂荡(《九叔》)，弃妇的憔悴(《三年》)等。
《猫》、《风波》、《书之幸运》诸篇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习好和情趣。
以上两们作者的小说创作，正如文学研究会里别的一些作家一样，到三十年代都有新的发展。
平安喜乐可以对自己说吗
开心，高兴，欣喜喜乐 xǐlè[happy] 欢乐;高兴引证解释欢乐；高兴。
《诗·小雅·菁菁者莪序》：“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
”《淮南子·泰族训》：“﹝民﹞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筦弦之音。
”《红楼梦》第五五回：“﹝ 平儿 ﹞见 探春 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
” 王统照 《沉思》：“他把前天那种喜乐都收藏在心里。
”
现代诗歌赏析
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
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
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
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
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
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 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
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
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
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
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
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3.现代诗和当代诗 按照诗歌发展的阶段分类。
（1）中国现代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 （2）中国当代诗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诗歌称为中国当代诗歌[编辑本段] 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
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
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
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
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
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
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
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
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
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
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
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
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
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
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
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
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
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
”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
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
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
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
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
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
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
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
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
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
这首诗也写得很好。
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
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
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
”（《月夜》）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
[编辑本段]新诗的倡导与初期创作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晚清，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有过“诗界革命”的呼吁，黄遵宪又首倡“新派诗”，都为随后的“五四”新诗运动起了前导的作用。
最初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
这个刊物继发表新月诗社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于1917年2月2卷6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
这是中国诗歌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诗。
4卷 1期又集中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 9首。
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是新诗中出现得最早的同情底层人民生活并揭示人道主义主题的作品。
沈尹默的《三弦》，开始以新的语言和方式表现生活，并注重音韵的动听和谐。
与刘半农相近的是刘大白，他著有《旧梦》、《邮吻》，大多表现民间疾苦，《红色的新年》、《劳动节歌》则表达了对新世界的憧憬。
他很注意对民谣的借鉴。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部白话新诗集。
胡适认为古今文学革命运动总是从文体的大解放入手，因此提出:“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
他作为倡导以白话写诗的第一人，主张新诗的文体是自由的和不拘格律的观点，对新诗的创立有积极意义，并直接导致了“五四”新诗最初的自由诗派的形成。
当时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的最早一批新诗尝试者，除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外，尚有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
他们致力于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
其中标志著完全摆脱了旧诗词影响而卓然自立的，当推周作人的《小河》。
这首诗以明白恬淡的口语构成隐喻，暗示着因违逆自然规律而导致的悲剧性冲突，抒写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要求。
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星期评论》等刊物也团结了一批新诗开拓者，如写《冬夜》的俞平伯，写《草儿》的康白情，写《踪迹》的朱自清，写《童心》的王统照，写《晚祷》的梁宗岱等。
文学研究会中的诗人，更以郑振铎、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的合集《雪朝》显示了创造实力。
他们抱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和“自然”、“率真”的追求，使底层生活的实际场景融入朴实清新的诗句，从而壮大了现实主义在自由体白话诗中的力量。
由于文学研究会诸诗人的积极实践，开辟了早期新诗注重社会生活，面向人生，揭露黑暗，以新诗作为干预人生手段的现实主义倾向。
朱自清是其中成绩显著的诗人。
他的《毁灭》以长篇抒情的方式，写“五四”退潮之后的青年“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的矛盾心境，留下了“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他在《踪迹》中的诗篇，已超越尝试之作而趋于成熟，表现诗人积极正视现实的精神。
王统照也有《这时代》问世，集子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传达了人间的苦味。
冰心也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者之一，除小说、散文外，擅长以小诗的形式写刹那间涌现的哲理思考的断片。
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深受泰戈尔的影响，晶莹清丽，浸透着在人性主题下的母爱和童心。
这些由智慧和情感的珍珠缀成的人生经验的短诗，内容自由活泼，形式不拘一格，从侧面传送出“五四”时代思想开放的自由气氛。
也与新诗独立于旧诗之后扬弃模式化的抒情转向重视理性的阐发的追求相衔接，一时写者甚多，形成了新诗史上的小诗运动。
其中以宗白华的《流云小诗》较有影响。
“五四”时期青年男女渴望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湖畔诗社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因此为世人注目。
汪静之尚有《蕙的风》和《寂寞的国》。
这些作品显示出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和激情。
[编辑本段]多种新诗流派的形成 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的主将、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
“五四”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激起了先进分子的觉醒。
由不满现状而陷入苦闷的广大青年，迫切寻找激情喷发的方式表达个性解放的要求。
一批诗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启示和力量。
他们在理想的憧憬中揭露封建黑暗，作为旧秩序的叛逆者而忠于自己的热情和理想的一代人，很自然地从思想上接受浪漫主义，并用以作为艺术原则，指导自己的创作。
这就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创造社诗人崇奉浪漫主义的动因。
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的大部分诗篇写于1920年。
他的创作在飞动和呼啸的抒情形象中传达“五四”狂突进的时代精神。
他摒弃了小诗运动的诗人们那种隽秀的情趣，创造出以雄浑的调子、急速的旋律、囊括万物而又不拘形迹的豪放诗风。
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要求，诗中充满了20世纪的动的精神，《女神》的基本精神在于创造，于旧的毁坏中寻求新我的诞生。
郭沫若笔下自焚的凤凰形象，集中地体现了对旧世界的批判与抗争的意识，同时又象征着那个创造和追求光明的时代，郭沫若还追求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融汇，《女神》中不少作品以新诗的形式表现溶进了现代精神的古老神话传统，既与新世纪的抗争意识相通，又与中国历史文明、特别是“五四”时代精神一致。
他为新诗引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汇，丰富并完成了新诗现代形象的改造更新。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又有《星空》、《前茅》、《恢复》等诗集。
提倡浪漫主义诗歌的，还有创造社的成仿吾、柯仲平，和后来组织太阳社的蒋光慈等。
蒋光慈的诗集《新梦》所收系1921至1924年旅居苏联的作品。
他把浪漫主义激情具体化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唱。
他的诗热情澎湃，格调宏朗，但也因未能扣紧中国现实而有些浮泛。
《新梦》之后的《哀中国》、《战鼓》，高亢之音减弱，流露出某种感伤情调，但“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著”(《〈哭诉〉‧序》)。
受到创造社的直接影响，沉钟社及其主要成员冯至的诗风，同样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浪漫主义情绪。
冯至的《昨日之歌》中的诗篇，其基本主题也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抒情真挚细腻、幽婉动人。
后来《北游及其他》中的诗，又增加了现实的内容，冯至写的诗是个人“如烟如梦”的哀愁，概括了“五四”以后追求光明的青年的苦闷心理。
随著自由体新诗的勃兴，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便转而要求便于吟诵的格律化。
新月派(见新月社)的出现顺应了这种潮流。
1926年北京《晨报》创办《诗镌》，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人主办。
随后又创办《新月》和《诗刊》。
在刊物的发展沿革中培养、集合了一批艺术主张相近的诗人，新月派即由此得名。
这是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的诗人。
其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认为诗应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
他们创造的新诗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的毫无拘束，又不是古典诗词那种陈旧的模式，而是在自由体新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统一格律要求的格律诗。
此派诗人的情调风格都接近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但反抗精神甚为微弱。
他们的诗篇注重艺术的纯美，主题往往是人生的经验、人性的美丽以及爱情的追求。
也有一批诗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关切，但思想始终未曾超越人道主义。
当理想和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失落，也易于产生幻灭感。
徐志摩是新月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他致力于诗体的输入与试验，尝试的诗体最多，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
他的诗语言鲜明，色彩清丽，具有流动的质感，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鲜明、灵动。
徐诗稀薄地联系社会生活，寻求人的尊严与爱情的高尚，但虽想冲出黑暗迎接光明，却常常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
一旦人生的际遇超乎他的预料，便由信仰的动摇而趋于颓唐，这在从《猛虎集》到《云游》的“自剖与云游期”，体现得最为充分。
闻一多是新月派创作和理论全面发展的诗人，著有诗集《红烛》、《死水》。
《死水》一诗是他贯彻自己艺术主张的力作，以设想的奇诡、色彩的浓郁、节律的和谐以及格式的整饬著称。
死水是旧中国衰颓的象征，它表达了诗人对黑暗腐败的抗争，并以烈的嘲讽来宣示那未曾绝望的激愤。
闻一多是一位呕出一颗心来，怀着火一般激情，唱着悲愤诗句的爱国主义者。
新月派诗人中，朱湘在格律诗的倡导和建设方面亦多有建树。
他著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
他的诗洋溢着和谐庄穆。
其诗在幽婉恬淡方面有特色，有时表现为隐晦神秘而有明显的对于现实的规避。
朱湘致力于诗的叙事，这方面的实践在早期新诗人中较为突出。
此外，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沈从文、朱大柟、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亦叫“林徽音”)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
2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风兴起，李金发以法国象征徵主义诗歌为模式，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引进自己诗中，有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他以新奇生涩的形像，表现富于异国情调的感伤气氛。
他重视暗示性的隐喻，通过一些朦胧的诗的幻觉，企图再现人生的隐秘。
生与死是李诗的基本内容。
他关注晦暗的、悲剧性的命题，主调是感伤颓废的。
语言芜杂而艰涩。
与李金发诗风相近者，有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姚蓬子等。
他们提倡唯美的纯诗，强调诗的音乐和形式之美，捕捉诗的朦胧境界。
王独清诗中，颓废没落的气氛甚浓，着重点染浓艳的刺激性色彩。
同样受到法国象征派影响的戴望舒，创作始于20年代中期。
他因发表《雨巷》一诗而被称为“雨巷诗人”。
这首诗以悠长的雨巷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构成了一种朦胧的理想化气氛，以象征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
在这以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有了改变，认为诗不应藉重音乐和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面，而在情绪的抑扬顿挫上。
从《我的记忆》开始，由外在字句的节奏变为内在情绪的节奏，明显地转向现代诗风。
1932年《现代》杂志出版，在刊物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被称为“现代派”。
其实“现代派”之称只是一种借用，他们的作品多数藉重于象征派。
只是较之李金发，他们的诗风趋于明快，舍弃了语言的欧化。
他们扬弃了从新月派到象征派的明显局限，转为内向性的自我开掘，擅长表达人生的忧郁和欣慰，以暗喻的手法抒写内心的隐曲。
他们敏感地抒发对于城市生活的厌恶，展示自我灵魂在日益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前的悲哀。
一旦现实的社会主题触发他们内心的火花，他们也会以独有的艺术写出如同戴望舒的《断指》、《我用残损的手掌》那样积极的诗篇。
曹葆华、徐迟、金克木、林庚、废名(冯文炳)、吴奔星、路易士、李白凤以及早期艾青的某些作品，都受到现代诗风的影响。
《汉园集》三作者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其中何其芳、卞之琳的作品既有“新月”的馀波，又带象征派诗的色彩，他们的诗有独特艺术个性而又以曲折方式面向人生。
何其芳华丽而不尚繁缛，清新之中见蕴藉，善于捕捉情绪的微妙变幻而赋之以鲜丽的形象。
卞之琳的诗重视时空感觉，往往以象征的方式写出沉思中悟得的哲理，他的圆熟精致而富有冷静的理性是公认的。
但有时为了哲理的表达，省略甚多而显得空阔滞涩。
李广田的诗则较为淳朴，是“地之子”的真挚歌吟。
经历了多种风格流派的并存和竞争，20、30年代之交，新诗呈现出空前的丰富与多样。
随着历史的前进，紧密把握社会现实与提高诗艺这二者的结合已引起更多的人注意，艺术道路也日见宽广。
[编辑本段]革命诗歌的潮流 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由于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得到发扬，“左联”开展了新诗歌运\\\\动，强调诗歌大众化和为社会进步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刊物发表了不少以战斗号召为主要形式的革命诗歌。
从冯乃超、蒋光慈、钱杏邨、胡也频、洪灵菲到殷夫，都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无产者的形象。
特别是殷夫，他的诗既是投向黑暗的武器，又是艺术的高度结晶。
殷夫的诗以进军的姿态、鲜明的形像、富有激情的语言而竖起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诗集《孩儿塔》被鲁迅崇为“属于别一世界”的诗。
由郭沫若开创的现代中国的革命诗歌创作，到殷夫有了新的发展。
“左联”倡导的革命诗歌运动，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而形成壮阔的潮流。
中国诗歌会是在外来侵略日益严重的关头，基于以诗歌唤起民众的要求而集聚的，它由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蒲风四人发起，柳倩、白曙、奇玉(石灵)、王亚平、温流、曼晴等均系中坚。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诗歌社团，其机关刊物为《新诗歌》。
它倡导诗的革命的内容和大众化的形式，正是“左联”方针的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蒲风，其主要作品有《茫茫夜》、《六月流火》。
他的诗歌观念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认为诗是斗争的武器。
蒲风的作品感情充沛，通俗朴实，喜欢具体描写农民的命运和斗争。
由于太重“具体的写法”以及急于传达革命意识，故粗犷有馀而艺术锤炼不足。
从“左联”到中国诗歌会，影响了大批诗人对时代采取积极关注的态度。
他们的诗克服了新月派与现实脱节的唯美倾向以及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空泛叫喊，促进诗歌更为坚实地把握时代情绪和走向人民大众。
弱点在于因过于重视诗的宣传功能而忽视艺术的规律。
艾青、田间、臧克家在30年代的出现，是中国新诗成熟的重要体现。
他们以传达日益加深的民族危难中的抗争意识为共同特点，又以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显示了各自的才华。
臧克家是其中写得最早的一人。
他的《烙印》于1933年出版即引起社会注目。
他的诗既不逃避也不粉饰现实，而是以扎实纯朴的作风，严谨缜密的布局，充满底层生活气息的描绘，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痛苦。
语言的功力很深，力求将凝练、形像的文字放在最恰当的地方，摒弃对于生活抽象的议论。
他苦心推敲和追求的精神，对于扭转当时普遍不重视诗之艺术的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田间被称为擂鼓的诗人。
短促而富有鼓动性的诗行，传达出时代急促而紧张的节奏。
继处女作《未明集》后，又有《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出版，抗战开始的1937年，他写了《给战斗者》，以全新的声音讴歌了人民的战斗。
他的诗摆脱了记账式的叙写故事，注重运用意象和场景的直写，并穿透表象去直捷地把握生活。
他同时又是街头诗运\\\\动的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
艾青以在狱中创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成名。
诗中站起的是一位叛逆者的形像，把仇恨的诅咒投给不公道的世界。
在全民奋起抗战的年代里，艾青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吹号者》、《向太阳》、《火把》等等充满激情的战斗乐章。
他的诗全然摒弃以往革命诗歌常见的浮泛的喊叫，而在“给思想以翅膀，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给颜色以声音；使流逝幻变者凝形”(艾青《诗论‧诗人论》)的追求中，以内在的律动传达出整个时代和民族的情绪要求。
他的作品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沛的审美经验，伴之新奇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而来，以不受格律拘束、自由流动的诗行，表现人们的情绪并给读者以暗示与启迪。
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主要流派，至30年代，选择了艾青来总结它的实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