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一生如何评价?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
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
“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
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
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
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
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
他也是为“文化”而死。
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
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
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
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
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
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
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
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
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
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
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
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 二为“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
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
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
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
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
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
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
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
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
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
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
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
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
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
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
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
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
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
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
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
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
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
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
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
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
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
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
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 二为“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
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
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
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1999.3.15.）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
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
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
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
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急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读书笔记
作者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
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沉晦，且数百年，愚甚惑焉。
”这说是对我国传统文学观对戏曲的轻视，历代研究者的“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古代对戏曲的研究。
纪初王国维在吸收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之后，写出《宋元戏曲考》，中国的戏曲研究才开始由古代传统向现代科学的方向转化。
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作者的所集结的心血，也是我们学习研究的榜样。
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从内容来看，是作者有关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方面的考察和思考。
他对中国戏剧起源的考察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为巫，一为优。
由巫一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楚越等地的巫风，《诗经》、《楚辞》、《汉书》、《说文解字》等文献为考察巫风的主要依据。
由优一系，王氏注意到优孟衣冠、优施遭诛于郏谷等史实，《春秋》三传、《史记》、《列女传》为其主要的文献依据。
王国维考察中国戏剧形成主要着眼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故他又以此为标尺，梳理秦汉以下各种史籍，注意到两汉之角抵百戏，魏晋之“辽东妖妇”，北齐之“兰陵王”、“踏摇娘”，隋唐之“参军戏”、“歌舞戏”等史实。
上所载滑稽剧中，无在不可见此二色之对立。
如李可及之儒服险巾，褒衣博带；崔铉家童之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南唐伶人之绿衣大面，作宣州土地神，皆所谓参军者为之；而与之对待者，则为苍鹘。
此说观下章所载宋代戏剧，自可了然，此非想象之说也。
要之：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
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
但作者在考察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时，也有很大的出入。
他认为，中国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这种思路给后世带来相当大的误导。
在考察中国戏剧形成时，王国维首重“歌舞”，特别是戏中之“曲”，这也反映着他对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的理解，但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感性的、形而下的。
当他带着这样的观念，沿着历史线索探求中国戏剧的形成时，不能不明显带有“进化论”的色彩。
若以不断成熟、不断进化的眼光（而不是“质变”的眼光）来审视相关史实和现象，必然人见人殊，难形成定论。
宋辽金三朝之滑稽剧，其见于载籍者略具于此。
此种滑稽剧，宋人亦谓之杂剧，或谓之杂戏。
吕本中《童蒙训》曰：“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
”吴自牧《梦粱录》亦云：“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圣节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
”则无使人时可知。
是宋人杂剧，固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
但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亦稍复杂。
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正戏剧尚远。
然谓宋人戏剧，遂止于此，则大不然。
虽明之中叶，尚有此种滑稽剧，观文林《琅邪漫钞》，徐咸《西园杂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者，全与宋滑稽剧无异。
若以此概明之戏剧，未有不笑者也。
宋剧亦然。
故欲知宋元戏剧之渊源，不可不兼于他方面求之也。
在“宋之小说杂戏”一章，王国维注意到宋代讲话、傀儡戏、影戏、三教、讶鼓、舞队等与戏剧相关的各种文艺现象。
论及宋代讲话的意义，他说:“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发达者，实不少也。
”然但为著述上之事，与宋之小说无与焉。
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谓：说话有四种：一小说、一说经、一说参请、一说史书。
《梦粱录》（卷二十）所纪略同。
这章深刻的揭示了，戏剧这种很好的结合语言而成的艺术形式的多种样式。
“宋之乐曲”一章，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
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
其体始于唐之中叶，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渐多，及宋而大盛。
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
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
其话题涉及宋金大曲、缠达、诸宫调、唱赚等多种“乐曲”的考察，其目的是从“形式”、“材料”两方面为后来的“真戏剧”找到源头。
作者将董解元的《西厢记》判定为诸宫调，洵属卓识。
在本章中，他还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文献，考订《事林广记》所载赚词当出自南宋人之手，其观点后来也为学界所认同。
《宋元戏曲史》第五章“宋官本杂剧段数”、第六章“金院本名目”、第七章“古剧之结构”等三章主要是关于宋金杂剧、院本的研究。
在第五、六两章中，王国维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依据所用曲调的不同，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进行分类。
据王氏的考证，二百八十种“官本杂剧段数”中，“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诸宫调者二，用普通词调者三十有五”。
六百九十种“院本名目”中，用大曲者十六，用法曲者七，用词调者三十有七，用诸宫调者一。
然后，他对金院本做论断云:“则其体裁，全与宋官本杂剧段数相似。
宋金以前杂剧院本，今无一存。
又自其目观之，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异，故谓之古剧。
古剧者，非尽纯正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既如前二章所述矣。
盖古人杂剧，非瓦舍所演，则于宴集用之。
唯著曲名者，不及全体十分之一;而官本杂剧则过十分之五，此其相异者也。
”但《宋元戏曲史》仅仅将宋金杂剧当作中国戏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这是他的眼光局限所制。
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五章是其对元人杂剧的研究。
第八章“元杂剧之渊源”主要从“形式”（即元剧所用调牌）和“材料”（即内容题材）两方面论证其渊源自“宋金旧曲”、宋金“古剧”。
在“元剧之时地”一章，王国维主要是根据《录鬼簿》等文献考证元剧历史分期、流传地域、发达之因等问题，许多结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国维将元曲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
《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
其人皆北人也。
……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
《录鬼簿》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或不相知者’是也。
……三、至正时代:《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
”按照这样的分期法，作者必然得到的结论是: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为北人，可见大都、平阳等北地为“杂剧之渊源地”，元中叶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杂剧遂走向衰微。
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数者；唯杂剧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则为省掾令史之属。
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者，则唯汉人（其中唯李直夫为女真人）。
盖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优于科目。
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垂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
故文章之士，非刀笔吏无以进身，则杂剧家之多为掾史，固自不足怪也 王国维关于元剧前盛后衰的论断，是后人对元剧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看法，但实际上也有不少问题。
元钟嗣成《录鬼簿》是今人了解元剧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王国维据以勾勒元剧历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录鬼簿》本身并非“按年代次序”编写的，所以王国维（及后来人）据《录鬼簿》的分组对元剧进行历史分期是不够可靠的。
洛地《〈录鬼簿〉分组、排列及元曲作家的“分期”》一文曾指出，《录鬼簿》下卷“方今才人”组甚至有不少迟于“上卷”中“前辈已死”组者!他据元曲家生平重新“分期”，则发现前、中、后三期作家人数略相当，并无前盛后衰现象。
。
元杂剧家可知者不足二百人，而元代诗家可知者约两千人，词家约两百人，这些诗词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杂剧创作（偶有散曲创作亦多限于小令）。
元废科举固为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导致元代绝大多数文人投身于杂剧事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元代最具才华的文人在杂剧家队伍之中! 在“元剧之存亡”一章，王国维主要根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以及《元曲选》等文献考察元杂剧剧本的存亡情况。
此外佚籍，恐尚有发见之一日，但以大数计之，恐不能出二百种以上也 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 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
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案《说文》（六）：“楔、櫼也。
”今木工于两木间有不固处，则斫木札入之，谓之楔子，亦谓之櫼。
杂剧之楔子亦然。
四折之外，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之。
昔人谓北曲之楔子，即南曲之引子，其实不然。
元剧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大抵用〔仙吕·赏花时〕或〔端正好〕二曲。
唯《西厢记》第二剧中之楔子，则用〔正宫·端正好〕全套，与一折等，其实亦楔子也。
除楔子计之，仍为四折。
唯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则有五折，又有楔子。
此为元剧变例。
又张时起之《赛花月秋千记》，今虽不存，然据《录鬼簿》所纪，则有六折。
此外无闻焉。
若《西厢记》之二十折，则自五剧构成，合之为一，分之则仍为五。
此在元剧中亦非仅见之作。
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
故元剧对此三者，各有其相当之物。
其纪动作者，曰科；纪言语者，曰宾、曰白；纪所歌唱者，曰曲。
元剧中所纪动作，皆以科字终。
后人与白并举，谓之科白，其实自为二事。
元剧脚色中，除末、旦主唱，为当场正色外，则有净有丑。
而末、旦二色，支派弥繁。
今举其见于元剧者，则末，有外末、冲末、二末、小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俫、色旦、搽旦、外旦、贴旦等。
元剧中歌者与演者之为一人，固不待言。
毛西诃《词话》，独创异说，以为演者不唱，唱者不演。
然《元曲选》各剧，明云末唱、旦唱，《元刊杂剧》亦云“正末开”或“正末放”，则为旦、末自唱可知。
且毛氏连厢之说，元明人著述中从未见之，疑其言犹蹈明人杜撰之习。
即有此事，亦不过演剧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概元剧也。
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集中体现了王国维对元剧结构体制、艺术成就的认识，对后来影响甚大，最值得注意。
王国维关于元剧最重要的结论是: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
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
元曲亦然。
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兹举数例以证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
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
，元剧被视为有丰富“人民性”的文化遗产来看待，许多论著乃强为解说，论证元剧思想内容如何“进步深刻”、戏剧结构如何“严谨高妙”，与王国维相比，此种认识可以说是严重的倒退! 王国维力关于元剧曲、白作者的归属说:“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
”这种看法实际反映着王国维对元剧认识的不足。
如果我们不是把关、白、马、郑当作“戏剧家”来看待，而是以“元曲家”来看待，“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所作，也许就不会完全“不可思议”。
进而我们才可以理解元剧何以思想“鄙陋”、关目“拙劣”:元曲家最关心的是套曲的制作并以此显示才情，其白则不妨交付伶人，故有“思想之鄙陋”;元剧以曲体结构（即北曲四套）为根本，在四套北曲的框架内，正常的“戏剧结构”势难展开，故不能不关目“拙劣”。
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两章都是王国维有关南戏的研究。
王国维首先对沈璟《南九宫谱》所存南曲五百四十三个调牌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然后又通过对《荆》、《刘》、《拜》、《杀》、《琵琶记》等剧目的调查，认为“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 。
这些认识都是非常高明的，但当他最终对南戏之时代做出判断时，因“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出于元明之间” ，故将南戏置于元杂剧之后。
元剧进步之二大端，既于第八章述之矣。
然元剧大都限于四折，且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
故庄严雄肆，是其所长；而于曲折详尽，犹其所短也。
至除此限制，而一剧无一定之折数，一折（南戏中谓之一出）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则南戏之一大进步，而不得不大书特书以表之者也。
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
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
吾辈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种南戏耳。
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
今试就其曲名分析之，则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今南曲谱录之存者，皆属明代之作。
以吾人所见，则其最古者，唯沈璟之《南九宫谱》二十二卷耳。
此书前有李维桢序，谓出于陈、白二谱；然其注新增者不少。
由是观之，则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
而《草木子》反谓“元朝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此谓元人杂剧）特盛，南戏遂绝”者，果何说欤
曰：叶氏所记，或金华一地之事。
然元代南戏之盛，与其至明初而衰息，此亦事实，不可诬也。
元南戏之文章，以《荆》、《刘》、《拜》、《杀》并称，得《琵琶》而五，此五本尤以《拜月》、《琵琶》为眉目，此明以来之定论也。
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
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
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清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
此由地方之风气，及曲之体制使然。
而元曲之能事，则固未有间也。
元人南戏，推《拜月》、《琵琶》。
明代如何元朗、臧晋叔、沈德符辈，皆谓《拜月》出《琵琶》之上。
然《拜月》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但变其体制耳。
明人罕睹关剧，又尚南曲，故盛称之。
今举其例，资读者之比较焉。
最后说就乐曲之方面论之。
至于戏剧，则除《拨头》一戏，自西域入中国外，别无所闻。
辽金之杂剧院本，与唐宋之杂剧，结构全同。
吾辈宁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
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
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曲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
王国维人物述评
鲁迅与胡适看王国维：惺惺相惜之情 在《鲁迅全集》中，提到王国维者有5处。
其中最早是发表在1922年11月6日《晨报副刊》上的《不懂的音译》。
在此文中，鲁迅对王国维的国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
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 等到1928年1月，有关所谓“大内档案”被罗振玉卖给日本人事一时沸沸扬扬，鲁迅有感于罗振玉的行为和国人的一些反应，又写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
文章对罗振玉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并顺便拿王国维与他进行对比：“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
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
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大概是由于此时王国维已经投水自尽的缘故，鲁迅一再说他是老实人，因为那些更应该为晚清效忠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自尽。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对于王国维去世，鲁迅什么也没说
那时的鲁迅正在广州，刚刚亲眼目睹大革命和大屠杀的鲁迅大概忙于准备和许广平一起离开，来不及对王国维之死写点什么。
不过，从他后来对其他自杀者以及有关社会舆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鲁迅的态度。
在就三十年代女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一事所写的杂文《论“人言可畏”》中，鲁迅这样说：“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
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
但我之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
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总要是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
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
”在评价另一位女性——秦理斋夫人自杀一事时，鲁迅又这样说：“人固然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
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
”诚然，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与鲁迅所谈的两位女性不同，但鲁迅的看法依然值得我们重视，他的上述观点其实已大致显示出，如果他对王国维自杀发表意见，应该是什么内容。
在鲁迅心目中，大概认为与他隔（钱塘）江而望的这个老乡终究是一个悲剧人物。
等到1936年鲁迅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之时，他应该更能理解王国维当年内心的绝望，终于流露出和王国维一样的情绪。
这在他的《死》中有鲜明的表现，还有他的《女吊》：“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呵呀，苦呀，天哪……’”毫无疑问，在内心深处，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与感触是相同复相通的——只因为骨子里他们都是诗人。
鲁迅与王国维，其政治思想立场自然有很大差异，但是1927年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国民党在广州的“清党”大屠杀以及北洋军阀在北京的大屠杀，使他们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怖，也对所谓的“革命”产生了极度的排斥。
如果说王国维作为“保皇党”有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那么鲁迅在《小杂感》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就不由人不感到震撼：“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
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
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一个一直把“革命”看作历史进步标志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评价
联想到前面梁启超的感受，也许可看出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所流露出的悲凉之感，其实是相通的。
此外，鲁迅提到王国维的其他三次都与鲁迅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关，一次是对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有不同看法，因王国维不同意所谓的“自叙”说，故鲁迅举胡适的研究成果以为反证。
其他两次则一为与郑振铎争论《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问题，一为向胡适推荐有关《西游记》的研究资料，提到了王国维编的《曲录》。
这两次都可看出鲁迅对王国维观点和研究成果的重视。
总之，无论鲁迅认为王国维在政治上幼稚还是认为王国维的某些学术观点有问题，他对王国维的学识和人格还是非常敬重的。
至于胡适对王国维的评价，可以从下面的几则记录看出：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就在上海， 他在《归国杂感》中说：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足见王国维著作给他的深刻印象。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
此文甚好。
”8月28日，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
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
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
人间词话读后感
王国维遗书 老 陈 王国维(1877—1927),清末民初人,与章太炎,梁启超等齐名,被称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奠基人.然而,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投昆明湖自杀了. 王国维之死,曾牵动当时及后世众多学者的情思,纷纷撰文阐述己见,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一个人的死因受到学术界如此重视,也是历来少有的奇事. 凡研究王国维之死者,无不提及他的遗书,遗书全文一百二十二字: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藳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犇葬,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首十六字一直是探求其死因的最基本依据.遗书影印件曾载入数部王国维研究专著,并不罕见,但由于复制效果不佳,已尽失原件的悲凉.遗书原件一向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地库里,最近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名家手稿珍藏展,遗书将有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 这是一份布满昆明湖水渍迹的绝笔,十六开白纸写成,用墨良好,因此字迹依然清晰.从墨迹的浸染,还可推知入封时的叠法.据记载,王国维死前毫无自杀迹象.1927年6月2日(农历丁卯年五月初三)上午八时,他一如即往地先赴学校(清华研究院),与有关人员谈论下学期招生事项甚久,然后雇一洋车前往颐和园,在石舫和鱼藻轩等处吸烟徘徊,然后自投于水.据说,王国维投水后不过一两分钟,即被附近园丁救起,救起时内衣还未浸透,但由于湖中淤泥甚厚,园丁又不知急救,因此窒息而死.死时约在上午10—11时之间. 遗书的发现是在第二天(6月3日)下午4时.当时天气渐热,阴云四布,雷声频作,学生们齐候遗体旁已3个小时,检查官才到.遗书发现于内衣袋中,外有封,上书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为王国维三子,是当时在京最年长的儿子.王国维来时,雇校中编号洋车,曾叫车夫在园门等候,按王一向思维严密推断,必知车夫会寻找并回校报告,因此地址至为简略. 函封今已不知何往,只有遗书保留下来,并被裱入一个四开对折纸版内.另有两个相同纸版,一个裱有罗振玉(王的朋友兼姻亲)的题款:海宁王忠悫公遗墨,后署公完大节后逾月\\\/上虞罗振玉署,并钤罗印振玉方章;另一为白折,当备题咏之用.自然这都出于罗振玉的设计,但这种装帧形式单为收藏 还是为在某种场合摆放,以供瞻仰 为何上面没有题咏 都是很有趣味的问题.当初罗振玉闻知王国维死讯后,曾向清末帝溥仪送上伪造的王国维遗折,赚来忠悫公的谥封.可能罗振玉上遗折时不知还有遗书,因为曾有记载说,后来又发现了亲笔遗书,一时传为笑谈. 王国维的死因研究牵涉到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近年有人这样说:王国维是一种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遗著一样,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玄奥,令人思之不尽.有兴趣于中国近代文化者,不妨前往一睹这封珍贵的遗书.
鲁迅评价王国维的“老实得像火腿”，出自哪里
【《人间词话》读后感】 说实话，我从来就不认为我读明白了这本书，只是知道这本书开卷便提出了“境界”一词。
说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意思是词义境界或者意境为最高标准”有了境界就自然形成崇高的格调，自然有名句。
五代、北宋时期的词之所以能够读擅胜场，原因就在于具有境界或者意境。
而后则是标举“境界”说的一些理论；最后部分则是以“境界”说为基准的有针对性的具体批评。
《人间词话》中每则我都看过，但似乎都没看太明白，也没有自己对它的理解。
也只有那么一两则读后，我稍有感受，能让我来谈谈自己对它的想法。
第一卷第二十六则，王国维提出了一个论断：古代那些成就大业，有大学文的人，都是经过了三种境界的。
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是第三种境界。
第三种境界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
在我看来，第一种境界是初学者刚入门，摸不着门道，独自向深入进发，有些彷徨和不知所措，却又不曾停下前进的步伐。
第二种境界是初学者成为了学者，劳心苦读，孜孜不倦，身体消瘦了，却也不停止日夜苦读。
第三种境界则是最高境界了，我理解是学者称为了一代大师，成就了大业，他们功夫到处，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苦学终于有了回报。
这三种境界讲得如此的分明清晰，使我不得不佩服王国维的才思与睿智。
读过这则，我也很容易的找到了自己位置。
不算一名初学者，再怎么说我已经度过了小学和初中，算一名学者，毕竟我已经是高中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则正是我应在的境界。
应该在这种境界，我就应该深入境界，深入意境，努力地完成在这个境界应该完成的。
其他还有那么几则，我读过后也有些感触，《人间词话》这本书，我想有时间我还是该再仔细的读一遍，再体会一下近代博学通儒的王国维的思想认识。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
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60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
青年时代的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
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
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
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
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
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
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作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
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官场现形记》读后感】 近日，我闲暇之余拜读了李宝嘉先生著的《官场现形记》。
这部小说分上下两册，先是从赵温中举写起，写了官场中形形色色的官场事。
既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住，又发人深醒，引以为戒。
读罢掩卷，不觉身心疲惫。
想想大清最初侵入我国赶跑占据北京的李自成，有覆灭南明小朝廷。
其士气锐不可挡，其民族堪称彪悍强大。
不过仅仅支撑300多年，在康乾盛世后就逐渐走向衰败。
闭关自守的政策加速了它的灭亡，自外国列强入侵，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成为了被外国列强争夺的肥肉，主权丧失，国土割让，国家已经遍体鳞伤。
自此，官场愈加腐败。
这时，国家国库空虚，为了赈灾，为了治理黄河，为了一些具体的国事，中央财政竟然拿不出钱来，于是乎，民间捐钱成为实效的方法，捐钱买官的行为随之盛行。
捐官后，贪污公款弥补之前捐官时的窟窿成为必然。
上行下效，清朝大多数大大小小的官吏，在为国家做事时顺手“牵”一些国家的钱财也就不足为怪。
捐官后，不见得能马上上任，能不能去做官那的看皇上，更多是军机大臣，甚至是一省巡抚的作用。
因此，多数捐官后，都还得拿大量银子去“孝敬”上级，这样才在上级那里挂上号，才有可能在以后得到提拔重用。
至于有不少人捐官后，再也没有银子在拉关系以至于一辈子都不能做官，仅仅是徒有虚名，书上说是“候补”。
至于官员失职或犯罪，都能用钱一一化解。
只要你肯出钱，就是皇帝派钦差大臣来查你的罪行，你也能用钱堵住他们的嘴，以至于大事化了，仅仅在无职无权的小官吏中找几个替死鬼而已。
书中写了这样的例子不下三四个，可见金钱的力量。
官员腐败，政事颓废。
有不少官吏和当地的绅士地皮勾结，鱼民百姓，愚弄乡里。
这清朝的官吏不怕老百姓造反，他们会重病弹压。
他们却怕洋人。
仅仅是一个洋教徒也会让他们胆战心惊，生怕惹出事非，至于外国驻华使节领事，他们更是不敢招惹，以至于很多洋人知道了清朝大臣的奴才心理，洋人在中国作威作福，洋人犯罪，就是杀人中国政府也无权处理，通过一些时间让中国一而再三的赔款。
清朝的官吏，大多存在自我心理。
得过且过，整日价混日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和洋人不要发生冲突，这是多数清朝官吏的真是内心写照。
欺内怕外，欺下瞒上。
悲哉
一部《官场现形记》生动形象的描绘出清朝后期官吏的种种官场丑闻，让人叹为观止。
有此陋习，有此污吏，清朝焉能不毁。
这部小说，应该引起当今政坛重视，整治贪污，惩处腐败，是国家中兴之大举。
《宋元戏曲史》作者王国维是什么派别的?
1、传统礼俗的影响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三十七年，清皇朝的腐败无能也逐渐暴露出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也正盛行，且一步步向中国逼近。
王国维从小就开始接受学四书，习八股的传统教育，走科举这条道路，也在十六岁时就中了秀才。
但受父亲王乃誉的影响，王国维本人“并不喜欢走这条路”。
由于母亲早逝，父亲又常年在外工作，王国维的童年颇为孤独，所以养成了内向的性格。
1898年，王国维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开始了追求新学的人生阶段。
在这时，他学习了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致力于研究文学和美学。
后他又东渡到日本，全力专研中国古代文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此后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任教。
王国维虽然接受过西方新学的教育，但骨子里却还是流淌着清代人的血液，对苟延残喘的清朝还是抱有希望的。
1911年，中国民国成立，剪辫子运动也浩浩荡荡地开展着，不少人也曾劝王国维剪掉清朝象征的辫子。
王国维却未剪。
1924年，当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怒之下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最终因家人的阻止而未果。
1927年，北伐军节节胜利，王国维感觉到自己坚守着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于是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溺。
由王国维不肯剪辫子和两次投湖的行为可以看出，王国维是一个极其重视礼俗，宁死也不变节的“顽固”老头。
反观李清照，她生于北宋末年的书香门第之家，早期生活优裕，嫁与赵明诚为妻。
金兵入据中原后，流落南方，丈夫病死，李清照又改嫁于他人。
对于李清照的再嫁，王国维想必是不敢苟同的，因此在《人间词话》的撰写时，亦不自觉地越过李清照而谈宋词。
2、 学术观点的不同影响（1）创作形式上讲王国维认为词是从五代、北宋到南宋而每况愈下的，因此有厚五代、北宋而薄南宋之嫌。
词的发展从形式方面看是由小令到长调的，从文辞方面看是由精美浑然到通俗晓畅的。
王国维说：“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
”故《人间词话》中对长调的评价也是甚少的，对长调的开创者柳永的评价也不高，作为继承了长调风格的李清照的词，王国维也自然是不甚喜欢的。
（2）创作手法上讲李清照在作词时喜欢用浅显明白，近似于口语的语言，口语化、通俗化的市井俗语颇多。
同时李清照也喜用白描手法。
王国维却却不喜欢这种创作语言和创作手法。
王国维在评词、作词时最为推崇“境界”说，对唐五代和北宋的词作也甚为推崇的。
（3）词论观点上讲王国维对苏轼、秦观、李煜等唐五代、北宋的词人都是极为推崇的。
而李清照对这些词人就有不同的见解。
她在《词论》一书中，大胆的对许多词坛名家做出尖锐的批判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是针对苏轼“以诗为词”的作法的，强调词的音乐性。
她主张作词要有“铺叙”，批评晏几道的作品“苦无铺叙”；主张词要展开些，尽可能写的曲折、细腻、有渲染，讲层次，起伏跌宕，前后呼应，这是对以柳永词为代表的长调词的肯定和总结。
所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词论观点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