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方面有什么特色
阜阳历史悠久，名人辈出。
这里是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故里，诗人嵇康的桑梓。
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曾巩、苏轼曾在这里为官多年。
区内古迹遍布，人文蔚盛，交相辉映。
颍州西湖历史上曾与杭州西湖齐名，颍上县小张庄和八里河南湖公园先后被联合国环境保护署命名为“全球500佳”。
历 史 沿 革阜阳市历史悠久，人文蔚盛。
历史上以颍州（今阜阳市区）为中心的南部开发较早。
西周以后，在今阜阳境内即建立了妫姓的胡子国，临泉境内的沈子国，颍上境内的慎等。
春秋战国时，又出现了太和原墙的原阳，倪邱的新，临泉的寝等县邑。
由此地域概念逐渐形成。
秦代始置汝阴县，汉属汝南郡。
三国魏置阴郡。
北魏孝昌四年（公元532年）置颍州，隋设汝阴郡，唐设颍州，宋设顺昌府，元属汝宁府，明属凤阳府。
清为颍州府。
清雍正十三年，颍州更名阜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阜阳地区专员公署，下辖八县一个行政办事处。
北部以亳州市为中心的区域，同样经历了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商代为都城，“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春秋置焦邑、秦置谯县、领有今亳州境内的谯、城父，属泗水郡，汉属沛郡，东汉属沛国，三国设谯都，东晋属谯郡，北周始置亳州，隋复置谯郡，唐置谯郡，宋归淮南东路，元置归德府，明降州为县，后复升为州，清属颍州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亳州为阜阳地区下辖一个县，称亳县。
一九八六年始改县为市，称亳州市，仍归属阜阳地区。
历史上颍、亳两州南北相望，随着封建政权更迭，而隶属不一，形成了两个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洪武六年（公元1372年），颍、亳二州首次并为统一版图，“省谯县入亳州，寻降亳州的亳县，属颍州”。
弘治九年（公元1496）亳县复升为州，与颍州为颍州府，又降亳州为亳县，正式纳入颍州管辖之内，形成了东西四百里，南北七百里的广大地域。
不仅包括今阜阳市、亳州市全境，而且含今六安地区霍丘县的大部分地界。
1998年，亳州市划出为省辖市，2000年，涡阳、蒙城、利辛三县划归亳州市管辖。
今天阜阳市的辖区格局为三区、四县、一市。
地 理 概 况阜阳市历史悠久，人文蔚盛。
历史上以颍州（今阜阳市区）为中心的南部开发较早。
西周以后，在今阜阳境内即建立了妫姓的胡子国，临泉境内的沈子国，颍上境内的慎等。
春秋战国时，又出现了太和原墙的原阳，倪邱的新，临泉的寝等县邑。
由此地域概念逐渐形成。
秦代始置汝阴县，汉属汝南郡。
三国魏置阴郡。
北魏孝昌四年（公元532年）置颍州，隋设汝阴郡，唐设颍州，宋设顺昌府，元属汝宁府，明属凤阳府。
清为颍州府。
清雍正十三年，颍州更名阜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阜阳地区专员公署，下辖八县一个行政办事处。
北部以亳州市为中心的区域，同样经历了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商代为都城，“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春秋置焦邑、秦置谯县、领有今亳州境内的谯、城父，属泗水郡，汉属沛郡，东汉属沛国，三国设谯都，东晋属谯郡，北周始置亳州，隋复置谯郡，唐置谯郡，宋归淮南东路，元置归德府，明降州为县，后复升为州，清属颍州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亳州为阜阳地区下辖一个县，称亳县。
一九八六年始改县为市，称亳州市，仍归属阜阳地区。
1998年，亳州市划出为省辖市，2000年，涡阳、蒙城、利辛三县划归亳州市管辖。
今天阜阳市的辖区格局为三区、四县、一市。
历史上颍、亳两州南北相望，随着封建政权更迭，而隶属不一，形成了两个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洪武六年（公元1372年），颍、亳二州首次并为统一版图，“省谯县入亳州，寻降亳州的亳县，属颍州”。
弘治九年（公元1496）亳县复升为州，与颍州为颍州府，又降亳州为亳县，正式纳入颍州管辖之内，形成了东西四百里，南北七百里的广大地域。
不仅包括今阜阳市、亳州市全境，而且含今六安地区霍丘县的大部分地界。
历 史 人 物管仲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颍上县人。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
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
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
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
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
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
《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仲的传记，载於《史记·管晏列传》。
甘罗甘罗，甘茂之孙，战国时著名的少年英雄。
甘罗12岁任秦相吕不韦的侍从，朝野鲜为人知，一次秦欲派使赴燕，吕不韦请老臣张唐应命，屡劝无效。
甘罗去见张唐，分析天下大势。
数列出使利弊，说得张唐叹服，遂欣然应命使燕，吕不韦大加赞赏甘罗之才。
此事不久，经吕不韦荐举，甘罗作为秦王特使，奉命赴赵，以雄辩说服赵王发兵攻燕，秦不费一兵一卒，得城五座。
甘罗立下奇功，满朝为之震动，被秦昭王封为上卿，并把甘茂充公的田宅赐还给他。
明代，颍上县建“二贤祠”，纪念甘茂、甘罗祖孙。
后二贤祠扩建为“四贤祠”，增祀管仲、鲍叔牙。
《史记》第71卷载有《甘罗传》。
吕蒙吕蒙（ 公元178年-219年）字子明，三国时期汝南郡富坡（今阜南县城东南吕家岗）人，东吴著名将领。
少时依属孙策部将邓当，邓当死后，代领其部属，跟从孙权攻战各地。
后随周瑜、程普等东吴将领大破曹操于赤壁。
吕蒙初不习文，后听从孙权劝告，多读史书、兵书，鲁肃称其“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鲁肃卒，代领其军。
公元219年，率奇袭荆州，致关羽父子败走麦城，死于刀下，吕蒙遂声名大振。
曾历任平北都尉、横野中良将、庐江太守、汉昌太守、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吕蒙的传记载于《三国志》。
常秩常秩（ 1019-1077年），字夷甫，汝阴（原阜阳县）人，北宋学者。
考进士不中，乃屏居里巷，专心研究经学。
宋嘉祜、治平年间，皇帝多次诏授官职，常秩皆谢绝。
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诏令“以礼敦遣，毋听秩辞”。
翌年，常秩不得不进京参见。
先任天章阁侍讲，继任太常侍，后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常秩学渊溥，为人忠诚，受到欧阳修、王安石、吕公著等明中大臣的赏识和推崇，因而名重一时。
王安石变法，很多人反对，常秩“独以为是，一召遂起”，坚决拥护变法。
死后，赠右谏议大夫。
《宁史》载有《常秩传》。
张纶张纶（?-1085年），字公信，汝阴（原阜阳县）人，北宋。
少豪侠任气。
考进士不第，补三班奉职，迁右班殿直。
四川王均起义，朝廷遣军镇压，张纶主张“晓谕召抚”，请官府与义军会盟，立碑境上，多年相安。
纶出任江淮制置盐运副使，改革盐税旧制，增设盐场，使盐课扭亏为盈。
后张纶代知泰州，三次上表，请修海堰，率民工修海堤75公里，使当地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受到百姓拥戴，为他建生祠以表敬重，张纶富有同情心，在江淮道上见到流离失所的骓民，他愤叹曰：“此乃有司之过
”遂取奉银置衣，发给受冻难民。
《宋史》载有《张纶传》。
刘福通刘福通（1321-1365年），颍州（今界首市）人，元末红巾军领袖。
刘福通出生于今界首市境刘肖镇的一个巨富之家。
刘福通自幼性情豪爽，聪明过人，素怀大志。
青年时任朱皋镇巡检，正直仗义，进值元末残暴统治，豫南皖北百姓涂炭，怨声载道，民族矛盾空前尖锐。
在此社会背景下，元王朝钦差贾鲁以修河为名，假公济私（因勒索刘家珍兽白鹿未逞），改河道，毁刘宅。
刘福通于国仇家恨，遂决心造反灭元。
刘福通与韩山童为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在组织上建立白莲教，在舆论上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异族统治者。
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韩山童、刘福通等在河北永年县聚会。
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决定起义。
不料消息走漏，遭官军突袭围捕，韩山童被捕遇难，刘福通逃回颍州。
同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率众起义，迅速攻克颍州城，点燃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
刘福通率红巾军首破颍州，随即进军河南，占朱皋，据仓栗，连破罗山、真阳、确山，又克舞阳、叶县等地，横断豫南。
同年九月，刘福通挥兵南进，相继攻占汝宁府、光州、息州，义军胜利壮大，队伍扩充20万众。
至正十二年（1352年），刘福通率红巾军先后大败元军主将赫斯虎赤，斩元大将巩卜班，击?⒁蚕忍?木儿30万精锐之师，屡战屡胜，威震元廷。
此时，汉人地主李思齐勾结元军，从背后偷袭义军，刘福通从汝宁退守亳州，至正十三年（1352年），二月，刘福通与王八秃会战，杀八秃，败元军，其后引军各南，攻占安丰，进围庐洲（今合肥）。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到亳州，称“小明王”，建立政权，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刘福通与罗文素同为平章。
同年二月，由于战略失误，义军主力北上，亳州遭元军围困，刘福通保小明王血战突围，南奔安丰，这是红巾军起义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挫折。
刘福通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受挫不馁。
退驻安丰不久，刘福通率军北上反击，连破元军，声威复振。
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刘福通亲率主力攻陷汴梁，刘福通孤军无援，拥韩林儿败走安丰。
接着，北伐的三路大军因各自为战，互难支援，相继失利。
刘福通在极艰难的形势下坚守安丰，时间达四年又九个月。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派部将吕珍突袭安丰，刘福通与韩林儿被朱元璋接往滁州，居宗阳宫。
两年后，朱元璋遣左丞廖永忠用船将刘福通、韩林儿溺死于瓜步。
吕霞光吕霞光，1906年出生，临泉县吕寨人，旅居法国的著名画家，古董鉴赏家。
吕霞光幼年在本镇私塾读书，后就读于北京四中，又转学到南京市立美术专业学校，在上海艺术大学读完大学的课程。
吕霞光从二十年代起便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先后就学艺术大师田汉和美术大师徐悲鸿。
随后，在徐悲鸿的推荐下，与著名美术家吴作人一同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专攻绘画与雕塑，于三十年代初获该院毕业文凭。
三十年代初，他与吴作人一起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考取奖学金资格，其优异成绩震惊了比利时整个美术界。
在比学成后，又返回巴黎，深造于巴黎国立美术学院。
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了苏州美术学院教授和上海美术大学及其重庆分校美术教授。
同时，他又积极参加由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在武汉和重庆参加了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重返法国，并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在巴黎举办了盛大的个人画展，当时的法国总统温松·奥里约尔亲临参观并题词祝贺。
这次画展在法国引起极大反响。
随后，他旋风般地在法国的里昂、圣艾迪安及其他城市举办了20余次个人巡回画展，影响极大。
吕霞光晚年仍十分关心祖国的美术事业和中法美术的交流活动。
为了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鼓励中国画家深入研究西方艺术的精华，他于1964年捐款建立了中国画室，专门供中国来法学习进修和研究西方艺术的中国画家学习、工作之用。
吕霞光曾先后几次回国探亲访问，都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待。
王克勤王克勤（ 1920-1947年），阜阳县人，解放战争时期创造了“思想互助、生活互助、技术互助”三大互助运动而闻名全军，是著名的战斗英雄。
王克勤19岁被国民党抓壮丁入伍，1945年在平汉战斗中被解放，参加中?名 胜 古 迹文峰塔文峰塔位于阜阳城中心干道颍州路附近。
近史志记载，因奎星楼不高，文星不太显露，所以当地文风不振，功名不多。
康熙三十五年（1796年）于此建文峰塔，以振兴阜阳文风。
塔为全砖结构，七层八边形，高31.8米。
各层有塔心室，一层独为一室，北门为阶梯入口，有盘旋梯道贯顶。
一、三、五、七层四方有四券形门；二、四、六层，在南、西、东三面各有三门。
塔为密檐楼阁式，每层叠涩出桅，有仿木结构的砖雕斗拱支承挑出的密檐。
顶部起脊挑角，三叠珠式宝剑，由铁制五叉刹杆贯串攒尖，造型朴素庄严。
文峰塔与奎星楼，都建在城之东南方，即巽方。
《山海经图赞》说：“地亏巽维，天缺乾角”。
阜阳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洼，据《颍州志》记载：堪舆学家认为东南洼而地轻，地气外溢而难出人才，须建塔以镇之。
《易·巽》说巽象风：“随风，巽”。
疏去：“风既相随，无物不顺”。
按儒学家说法，巽为文章之府，塔有卓笔之形。
故称“文峰塔”。
文峰塔既与“文”相关又极富道教色彩，该塔一些砖雕，有表示吉祥如意的长寿鹿、灵芝草、龙、凤，有文人祈求的鲤鱼跳龙门，还有阴阳鱼图案。
这对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心理和阜阳历史等方面都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宝贵资料。
总之，这类塔属于旧时所谓风水塔。
奎星楼奎星楼，位于阜阳市老城东南城墙交结处，又称拐角楼。
据传晴日登楼可望霍山，故旧县志又称“望霍楼”，俗称“三篷塔”。
原为明万历二年（1574年）知州赵世相扩建南城所建敌楼。
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
全砖结构，三层六边形，通高9.93米，叠涩出檐，起脊翘角，结顶饰铁制舞凤，六角制铜制响铃（1981年重修时改铁制铃）。
凤舞而有容仪，古人以为有瑞应，故顶饰具有传统文化性质。
奎星楼三层均室，但互不贯通。
一层朝南开一半圆形券门，二层一门四圆形券窗，三层南门楣额为“奎壁联辉”。
“奎”、“壁”、“斗”均属二十八宿星座。
“奎星”是二十八宿中白虎七宿的首宿，因其“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所以《孝经·援神契》有“奎主文章”之说。
《春秋元命苞》更认为汉字起源也与奎星有关，说苍颉“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历代名画记》说：“奎有芒角，下主辞章”。
由于古籍中常把奎星与文字、文章联系在一起，所以历代文人都崇拜奎星，各地为之建楼奉祀，以祈祷本地文人辈出，文风昌盛。
颍州西湖颍州西湖位于阜阳城西北一公里新泉河两岸，是古代颍河、清河、小汝河、白龙沟四水汇流处。
因阜阳在北魏以后称颍州而得名，为唐、明、清历代名胜。
明代《正德颍州志》载：西湖“长十里，广三里，水深莫测，广袤相齐”。
《大清一统志》云：“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
”颍州西湖景色之美，四时俱佳，招徕不少文人志士出守颍州，更是文人墨客吟诗作画之旅游胜地。
从宁代起有北宋词人、宰相晏殊，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苏轼、宋代中书侍郎吕公著等七大名人知颍州，为古颍州西湖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留下了113首著名诗篇，加之71名古代和近代诗人的诗篇共259首。
其中唐宋八大家占四人，还有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
苏轼曾在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可见，颍州西湖在古代确为天下西湖之冠。
但后来由于黄河泛滥，西湖被泥沙填平，昔日美景，已不复存在。
现仅存“会老堂”等建筑。
新的西湖在阜阳城西15公里处，周长11.5公里，湖面约5.74平方公里，水深 1-2米，是在原三十里河的基础上兴修而成的。
湖中有岛、岛中有潭，绿柳盈岸，芳菲夹道，花木扶疏。
主要景占有：碑林公园，建有碑林长廊、碑林八卦阵，荟萃了当代名书画家真迹五百余幅。
百龙亭、八仙、十二生肖等石雕，惟妙惟肖，令人拍手叫绝。
紫竹院，建有假山、游泳室等。
隐闲堂，是拜祭欧阳修、苏轼之处。
清涟阁，系仿古建筑，五层楼阁。
九曲桥，由颍州西湖第一个汉语拼音字母组成，非常巧妙。
鱼宫，为两个鲤鱼伏，内有现代化的电动声像装置，如入仙境。
另有游艇、游船、老虎等，更是让人留连忘返。
按照总体规划，颍州西湖将建设成为既有古人文景观的风景名胜，又有现代化游乐设施的重要景区，也是皖西北最有游览价值，最有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之一。
南湖公园颍上南湖公园位于颍上县城南10公里处，距阜阳60公里，整座公园建在一个有一万多亩水面的自然湖面上。
公园分南北两大部分，北部建有三个面积 40-60亩的人工岛，每岛一景，各具特色，中西合璧，古今辉映，创意新颖。
南部湖中以十二生肖形象为特征零星散布十二小岛。
以各式游艇穿行其间。
南北园景以逶迤曲堤和卧波拱桥分界。
曲堤两侧绿柳披拂，参差夹道，漫步堤上桥畔，大有杭州西湖韵味，虽无山水相映而成趣，却有水天相接之奇观。
尤具特色的是北园口之卧波于清澈水面的长廊，长廊两端各以九曲桥连通大岛景点，长廊造型及廊中彩绘与北京颐和园相仿，几百幅山水人物图布满雕梁画栋，廊中留有 150个碑位，拟请中国著名书法家将唐诗三百首书写后刻于碑上，造成中华唐诗三百首长廊碑的绝景。
进入南湖公园，在大坝的高坡上突兀起七层塔和望湖亭。
登高了望，水天一色，在湖中的岛上，中西建筑交相生辉，将历史与现实、华夏与世界浓缩起来。
希腊的宙斯庙、法国的凯旋门、德国的教堂与市政厅，荷兰的风车及挪威的乡村教堂把你带入异域风情。
中式的飞檐斗拱的庭院，弯如长虹的拱桥，遮风避雨的风雨桥，曲曲折折的玉带桥，横卧碧水之上。
长数百米的凌波桥，各种各样的雕塑象一组组变幻画面展现在游人的面前。
岸边与路旁的垂柳在微风的吹拂中，舞资婆娑，野鸭、鹭鸳时而可见。
这里有鸟类12科57种，是皖北重要的鸟类与水禽栖息地，在湖中，开辟了野生禽类和动物养殖场，又从外地引进了孔雀、鸵鸟、山鸡等。
在园中另一侧水中孤岛上建有一椭圆形的跑马场供游客骑赛，与之相配套，湖边兴建了十来幢休闲别墅，形成了一个集游览、休闲、会议为一体的好去处。
张庄公园张庄公园位于颍上县谢桥镇小张庄，距县城20公里，始建于一九七八年，由小张庄村投资兴建。
一九九五年进行扩建改造，现占地面积为120亩。
公园仙花草茂盛，树木葱绿，四周壁画人物栩栩如生，汉白玉雕婷婷玉立，彩光喷泉波光闪烁，楼台亭阁古朴典雅，环境清幽，风景宜人。
望富山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高37米，山坡绿荫环抱，山顶凉亭可供游人远眺小憩，人工河如同一条玉带环绕公园。
公园南部是动物园，内有猴山熊馆，几十种珍奇动物供游人观赏。
公园西部为游乐场，内有各种大型游艺机、电动火车、飞机等，供人游乐。
公园外耸立一座高十三层的环保塔，登上塔顶，联合国评选的生态环境“全球五百佳”小张庄村尽收眼度，美不胜收。
公园高有停车场、小吃部、摄影部，为游人提供优质服务。
小张庄为联合国评选出的生态环境“全球五百佳”。
淮上公园淮上公园坐落在颍上县城西五里湖畔，建于1923年，原系豪绅尤荫轩的私人花园，名为“游园”，人们又可以其姓而名其园，俗称“尤家花园”。
解放后，改名为“淮上花园”。
1954年，公园曾被洪水淹没，“十年动乱”中，它又遭到严重破坏。
但经过多次拨款整修扩建，恢复了园容，丰富了园景，面积由原来的二万六千余平方米扩大到四万余平方米，使公园面貌焕然一新。
公园三面绿水萦绕，北面花墙高峙。
大门上方，镶嵌着“淮上公园”四个金色大字，招引着游人。
园内，三条溪水横贯东西，把公园自然分为四个景区。
第一景区以盆景、花木为佳，景色秀丽宜人。
有“太极石”、“地龙松”、“三环套月”、“风宜亭”、“月季池”、“十三太保”、“江心亭”等景点。
第二景区以山石亭阁称胜，别具一番风光。
“迎宾轩”、“荷花亭”、“荷花池”、“鸳映池”、“静生堂”、“九岭十八峰”、“楼上楼”、“白石塔”等美不胜收，令人流连忘返。
第三景区是一片茂密的松林，风景独具特色。
景区内，松亭、松塔、松棚、松伞、松扇，松型生动、布置得体。
第四景区是新建的花圃和植物园，终年繁花似锦，四季飘香。
园中有“展望亭”和“看花楼”，建造新颍，园内培植着各种名贵花木。
淮上公园面积虽小，但园内长廊水榭、亭台假山、松柏竹林、繁花绿草，布置井然有序，风景雅致洁新，很富有山林自然之美和简朴大方之态，成为颍上著名的游览胜地。
呵呵，还可以吧。
闯关东是什么意思?
巢湖位于安徽省江淮丘陵中部，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
总面积为753平方公里。
其源头起自英、霍二山，主要入湖河流有丰乐河、杭埠河、兆河等.中国五大淡水湖： 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位于江西省，面积3960平方公里，湖的西北是避署胜地庐山。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湖水湖，位于湖南省省，面积2740平方公里，在岳阳楼上可以俯瞰洞庭湖的景色。
太湖位于江苏省，面积2338平方公里，在无锡市太湖边有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
洪泽湖位于江苏省，面积1851平方公里。
巢湖位于安徽省，面积753平方公里
皖西南的简介
2014年7月28日，游沈阳故宫，张学良故居 （又称张氏帅府 ）。
看过北京故宫，再看沈阳故宫，就会觉得后者很寒酸。
沈阳故宫建于清朝入关以前。
当时大清刚刚兴起。
举国之力，修建此皇宫，已属不易。
有趣的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都曾出关祭扫祖先，并在此驻跸。
自咸丰开始，后代皇帝都未出关祭祖。
中原汉人的王朝，有两次灭国之灾。
一次是蒙古征服，一次是满清征服。
两次征服，都伴随着大屠杀。
中原人口被杀死一半以上。
两次征服后的国土面积，都增大了一倍以上。
这仿佛是对中国的一种补赏。
中国现今的广大国土，是继承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只有蒙古和满清这些游牧民族的骑兵，才能征服这么辽阔的土地。
中原汉人文化，是农耕文化。
汉人不善骑马，也没有游牧民族的野蛮游荡的性格。
汉人能够养马的地区，一个是塞北草原，一个是祁连山地区。
但是，许多汉人王朝都失去这些地区的控制权，所以汉人政权经常缺少战马。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犹如现在的坦克兵团，在步兵面前，所向披靡。
对付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大多采取守势。
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时战时和，持续了几千年。
直到现代化武器诞生，骑兵的优势不复存在，游牧民族的威胁才消除。
满清人入关，仅用20万八旗军，就征服了中原。
实际上，明王朝经历了多年鼠患，天灾，人口大减。
加上李自成，张献忠暴民之乱，明王朝的主力军已消耗殆尽。
清军连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就是当年天下最强的部队。
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他们就可以横扫中国。
大清当年在沈阳建此皇宫，万万没想到，不到十年，就可以轻易攻入关内，在北京坐上紫禁城的宝座。
清朝的成功，实为天助也。
中国在清朝覆灭后，经历了一段军阀割据的民国。
其他军阀早就被历史淹没于尘埃。
唯一还在风光的就是张氏父子。
其原因很简单: 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逼使蒋介石抗日，从而拯救了危急中的共产党和红军。
使中共在抗战时中坐大，最后夺取政权。
在张氏帅府的展览里，有几个地方值得玩味。
1929年1月10日杨常事件。
张学良在老虎厅杀死奉系元老杨宇霆，常荫槐。
从来没有人对此异议。
其实，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预兆。
这两件事中，张学良的做法都是如出一辙 : 毫无信义，翻脸无情。
完全继承其父张作霖的土匪作风。
翻手云覆手雨。
其行为举止，如同土匪，黑社会老大。
到了晚年，张学良谈起此事，还是毫无愧意。
杨宇霆，常荫槐是张作霖旧臣，为张家在东北创业有功。
虽然在张学良面前以父执之辈，骄横跋扈，但罪不至死。
即使有错，完全可以以法律手段审讯，或礼送出境，方为上策。
在老虎厅采取谋杀手段，实为小人伎俩 ，君子不齿。
1929年7月至12月。
中东路事件。
为争夺中东铁路控制权，张学良部队十万余人，与俄国四万余人开战。
结果惨败。
展览中，对此事缘由不提。
也不提中共支持苏联的立场。
其实，这件事对后来的918不抵抗政策，有着重大影响。
试想，如果张学良能在中东路事件上，击败俄国。
那末，918事件时，就不会对日军畏首畏尾。
历史学界，对于这两件事的关联，都没有重视。
1931年918事件。
不抵抗日军，究竟是谁的责任
好像没有提及。
张学良死之前承认，是他下命令不抵抗。
这实际上洗刷了蒋介石背了几十年的罪名。
1931年的东北军，完全听命于张学良。
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
张学良一年多之前，刚刚遭遇中东路惨败，哪敢再和日本军队较量。
为了保存实力，只有忍痛退让。
张学良晚年说，当时没有想到日本竟然有吞并东北的野心。
原以为是一场摩擦，通过谈判来解决。
这也可能是一种理由。
如果按过去传统的教科书，那一套说法未免太简单，而且远离真相。
1936年西安事变，按近年来的史实，张学良在此事变之前，已经是中共党员。
一个党员 执行党的命令，事情的原因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展览中，当然没有这些资料。
张学良晚年在美国渡过。
他有机会回国探亲，但是却至死未回。
他是不是害怕面对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
张学良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
但张学良却以黑道手法发动西安事变，捉拿蒋介石。
据张国焘回忆录，当时延安中共领导弹冠相庆。
但是刚刚和张学良为中东路打过仗的斯大林，对张学良不满，斥之为军阀 。
通知中共，尽一切力量促使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这才有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平结局。
这些史实，展览中也看不到。
蒋介石西安事变后，对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区别对待。
对杨虎城是满门抄斩。
对张学良是监禁到死。
张学良和宋美玲，宋子文兄妹的关系密切，所以蒋介石对张学良手下留情。
沈阳故宫，张氏帅府，是影响深刻的历史遗迹。
对于这段历史，特别是张学良的历史，何时才能还其真相 ?
中国科技大学本来要安排到安庆，怎么后来去合肥了
历史真相就是安徽省想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落户新省会的合肥，但北京已经命令李先念下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移安庆的通知， 安徽省只能采取手段让安庆不提供当初中科大选址人员考察的占地近50万平米国立安徽大学原校址，而把中科大迁移队伍临时迁到占地不足2万平米的安庆市马山党校。
当时国立安徽大学早已迁移，整个国立安大校区几乎空闲
虽说一小部分师生因环境艰苦问题而反对迁移安庆，但是大部分师生还是愿意留在安庆
最后安徽省还是成功把中科大迁移占地6万平米的合肥师范学校，而合肥师范学校迁移至芜湖成了皖南大学
安庆最终一无所有
过后郭沫若等想把中科大迁回北京，被安徽伪省阻止，迁移上海嘉定又被安徽省阻止
中科大最终被定格在安徽省省会合肥。
事实如下 一九六九年，大学都向《朝阳农学院》“取经”。
科大的教改组到朝农取经后，在工军宣传队的主持下，向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和国务院分管教育的机构写了一份报告，申请离开大都市到离城市较远但还有方便交通条件的地方办学工、学农、学军的教改基地。
这个报告可能是国务院科教组决定将科大列入北京十三所下迁高校之中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根本原因绝不是这个，我们不必武断地去追求结论了。
? 当时说的是“战备疏散”。
九月下旬宣传队带队，分两组去湖北沙市和河南寻找疏散地址。
沙市有科学院的干校，河南组带有中央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
预计去这两地选址会容易些，我是去河南组的成员，因为带有刘西尧同志的亲笔信，我们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他让我们去南阳地区看看，在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对科大来河南不大积极。
我们在南阳周边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地区的同志说：土地有的是，三千亩五千亩没问题，但我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
? 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地没有条件，不能去。
接着又派两组，一组去江西，一组去安徽。
我是去江西组的成员，到江西省后，省里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
安徽选址的同志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行。
在这两组人员还没回到北京时就接到了定点安徽省安庆市的通知。
? 地址是安庆市马山，一幢三层小楼和一间食堂，总共有七八十间房。
因文化大革命武斗，房子的门窗全无，有的砖垒石砌。
自来水不通，由市内到山上，要爬山过沟，交通很不方便。
十二月初先遣组到了安庆，十二月十七至三十日接连来的两批下迁人员，其中还有几户家庭。
一场大雪，使天气骤冷，睡地铺的垫草买不到，吃水要过一条沟到对面山上去挑。
我们求助地区生产指挥组批指标，到江南的广德山区买了两吨木炭紧急取暖。
条件困难，局面较混乱，再加对学校下迁疏散存在的疑问和意见，人们情绪有些激愤。
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件，一是一位女实验员下来时由于小孩子没法安置，就将孩子带下来了，一个孩子送到桐城县的婆婆家，自己带了一个，没几天在婆婆家的那个孩子突然死了(因为是农村无条件急救)，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与伤心。
另外还有一件事，是在厨房值班的几位学生把来院子里偷吃蔬菜和粮食的一头猪杀掉了，这头猪是附近几名解FJ为连队护养的瘦弱猪，他们为丢猪急得眼泪直流，学生说：我们心里有气，如此冷天我们值班，受臊猪捣乱，杀之该当!最后只能由系里的军宣队去道了歉，并给了赔偿。
这时带队到安庆的工军宣传队有两名副总指挥，各系还有一名宣传队负责人，在安庆的总人数已有九百左右。
接北京的通知，第三批即将由北京起程到皖。
这时已到安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及困难局面，应急速回北京汇报，人员下迁暂缓。
宣传队的两位副总指挥不同意回北京汇报。
意见相左，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可以利用食堂住人，还可找市里借房。
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稳妥做好人员下迁工作，四常委当即动身回北京。
到北京后确实使第三批人员未能动身，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汇报。
我是四常委之一，当时科学院的军代表和革委会负责人批评了我们，同时也听了我们的一些说明，我想事件就此了结啦。
然而，后来此事被安徽住校宣传队说成是反对下迁的“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为此纠缠了好几年。
因为实在是无任何说明是反革命的内容，只好不了了之。
与此事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是学生到合肥火车站等候科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想告诉领导安庆不适合办学校，希望不要把学校迁下来，有一二十名学生，被警察阻拦没有见到来合肥的科学院和学校的领导，此事也被宣传队说成是反搬迁的反革命行动，因此也纠缠了几年不了了之。
在如此强烈的反应下，很快停止了向安庆搬迁。
1970年1月底下迁地址定在了合肥，使用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
人员和物资的搬迁到十月基本结束，共使用搬迁费七十多万元人民币。
设备、物资到合肥后堆放零乱。
人员分散在淮南、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和合肥等地搞“斗批改”。
“占领反占领”、“改造反改造”、“搬迁反搬迁”是科大到安徽后斗批改的主弦律。
“战备疏散”就这样演变成整个学校迁址，至今也没有看到当时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安徽的正式中央文件。
最终，安庆失去了这么好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