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新读了中国近代史，有一个感触，就是“真正对我们中国人最凶狠残忍的，是我们中国自己人”
你还不算真正看到历史的 如果你看到了真实历史 你就会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羞耻 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会失去
求小学四年级好段，（比较简短）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
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
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
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
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
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
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此时无墙胜有墙读后感
我们总容易掉进自己深挖的陷阱中痛苦难当而不自知。
看待社会，面对问题最好的方式需要我们跳出自己既定的思维框架来看待它，脱下自己在社会的大染缸里不自觉带上的有色眼镜。
有时候，我们会太关注自身的喜怒爱了以此为背景或依据来看待环境或他人；其实，无论你喜或悲，世界就在那里，风依旧刮，雨照常下。
常常会在一段时间里陷入自己的某个怪圈中不能自已且还引以为乐，待那段时间过去后又后悔不已，这就是一种心智模式，需要刻意改之。
跳出自制的牢笼，面朝自己，问心无愧。
第四章 成功不能学首先，谁没读过那么点成功学的书，喝过些有毒的鸡汤，第四章的内容让自己由来种幡然醒悟，似有醍醐灌顶的奇妙感受。
起初，面对很多所谓的成功学，面对大部分事物总能让人热血沸腾却总是缺少积极的反思，自我甄别的意识和能力严重不足。
无论面对是好或坏的事物都不能只是死揪着某一个片面不放。
期望达到自己的理想不是简单的至死不渝的坚持就够的，你拿出吃奶的劲往前冲，有没有看看是不是和你的目标在同一个方向上，万一正好背道而驰呢
追逐理想的过程会是一个复杂的量变和质变一起发酵的过程。
其次，怎样看待成功和失败
不达目的誓不放手的努力，纵然你最后达到了你的目标，但一路你都是纠结而痛苦的，那会怎样
不在乎目的地，关心一路的风景，不知不觉理想会和你不期而遇。
活在当下。
成功不等于money也不属于place,所谓成功就是在每一个路口都有收获
求现代诗读书笔记
如今最流行的口头禅就是：“无聊”、“郁闷”。
听闻此言我就想：我们的时代进步了
生活无忧了
本来应该快乐享受，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觉得越来越郁闷无聊了呢
有人说，人生像钟摆，钟摆的两端一面是痛苦，一面是无聊，人生总是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便痛苦，满足了便无聊。
是因为面对乏味的工作、糟糕的交通以及繁琐的家务，我们会经常感到很无聊。
但这些抱怨究竟是有根有据，还是借口托辞呢
有时我也有同感,这或许是现代人的通病，科技越发达,人类的心灵也就越感觉到空虚，无所适从。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需要交流，可现代社会是追求物质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建立在利益与权势的关系之上。
那还有什么真正的纯友谊存在呀。
有钱别人眼红你，没钱别人看不起你。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得越来越冷漠。
有时我也想过逃避。
可逃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你就迎难而上吧，你改变不了别人，但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呀。
当我们感到无聊时，又该如何让生活变得充实、快乐呢
人为什么会觉得郁闷无聊
很多人说因为没事干 为什么没事干呢
因为没有目标， 为什么没有人生目标呢
因为太多的曲折与不公 ，为什么太多曲折与不公呢
因为有一群无聊人的整天在说着曲折与不公 ，却又不去争取奋斗 （像我这样） 其实无聊就仿佛一个各种因素的大拼盘，纷繁复杂。
注意力水平低会产生无聊感。
无聊状态类似于精神疲惫，与注意力水平低不无关系。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持续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大约是20-30分钟左右，但有些人由于基因、环境等影响，他们只能持续集中注意力10分钟或几分钟，其余的时间则让思维信马由缰。
另外，有些成人曾患有多动症，也会使其注意力不易集中，导致无聊频频发生。
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自制力比较差，往往因无法控制注意力而感到无聊。
性格外向易无聊。
与内向的人相比，外向的人更渴望新鲜感，需要外部刺激才能达到兴奋状态。
如果缺乏外部刺激，就会陷入无聊之中。
可以说，外向人的无聊是因为缺乏刺激和动力所致。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一些性格外向的人总是重复千篇一律的工作，如日复一日地教同样的课本、写大同小异的总结，就会感到无聊之极，甚至另谋他路。
研究者还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无聊，因为男性是比女性更爱追求新鲜感和刺激感的群体。
自身调节能力差容易无聊。
有些人不会很好地转换忙与闲的状态，自身调节能力差，也容易陷入无聊。
大脑如果总处于忙碌状态，就容易形成惯性，不断地寻求忙碌的刺激，就像上班族不停地加班、老人一直带着孙子、学生全力备战考试，一旦工作任务完成、孙子送进幼儿园、假期来临，大脑就失去了忙碌的惯性。
如果不懂得接受闲适的现实，不转而寻找新的事情，就可能变得无聊。
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现代的人成天：忙
忙
忙
生活紧张忙碌，而伴随着的是无聊。
理论上讲，时间被填得满满的，应该没有机会无聊，奇怪的是，许多人在五光十色、多采多姿生活的背后，却摆脱不掉无聊、空虚的阴影。
这种矛盾现象表面看来不合逻辑，仔细追究，其实是现代社会一种必然的结果。
科技文明愈发达，分工愈细，生活也愈趋单一化，各行各业中，具有挑战、创意性的工作并不多。
无论是工厂工人、政府机关公务员、公司职员、商店售货员，每天大半重复的是机械化的例行公事，除此之外，就是等待假日来解脱。
生活在工作与休闲之间摆荡。
然而，非常讽刺的是，人们有了时间去从事工作以外的休闲活动，似乎也并没有跳出机械化的循环。
虽然许多排遣无聊的娱乐休闲相关事业，例如，电影、电视、电玩、观光旅游、健身房、明星秀、舞厅、购物中心、酒吧、色情场所等等应运而生，五花八门看似丰富，实际上，这些只是消磨时间的方法，目的是把时间填满，缺乏建设性或创造性。
这些休闲设施都是设定好的现成程序，毋须动用心思，等人去了就可以在模式中运作。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又走入另一种机械化的陷阱。
只不过，从工厂的流水线换成电玩的操作杆；从公司的同事换成俱乐部或健身房的伙伴，无聊的本质并没有太大改变。
惟一的好处，可以暂时忘记无聊的存在，而且，似乎别无选择，如果不遵循这两大项常轨，生活便随时有陷入空白的危险，无聊便幽灵般伺机出现，令人无精打采。
除此之外，无聊也是婚姻的头号杀手。
夫妻之间相处久了生活便开始无聊，一般人以为，白开水般的柴米油盐是罪魁祸首，其实那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产生问题的主要症结是，为了减少冲突，夫妻通常刻意绕开敏感话题，避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错误，看似明智，虽暂保“西线无战事”，但问题不会因此消失，甚至它将逐渐发酵，成为日后爆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类无法收拾的灾难。
德国著名心理医师贝尔认为，人与人之间，无论是父母、亲人、夫妻、情侣、朋友，倘若有逃避、压抑倾向或心灵死角，不想、不愿、不能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双方缺乏共鸣，就会造成无聊。
同时你会发现：“心灵的麻痹状态是无聊的根源。
”何谓心灵的麻痹状态
例如，没有能力表达内心情绪、感觉、思想、愿望，或无法宣泄失望、抗议、不满，如果少了这些交流，人与人之间就各过各的，共同生活如例行公事般运转，只靠某种私人或共同利益维持关系，这时候，就会感觉无聊。
因此，贝尔认为学习表达内心感觉是防止无聊的首要条件，无论正面或负面情绪，都必须面对接受。
如果可能，和周遭人分享喜悦，例如读到一首好诗、好文章；看到一场好电影；听到醉人的音乐；吃到绝佳的美食；同时，感动、信仰、痛苦、烦恼……也都是避免无聊的好方法。
贝尔之所以强调，情绪表达必须通过学习得来，因为有时候个人虽有意愿，但长期在文化、习俗、社会、不良经验等压力下，产生习惯性压抑，一时之间很难敞开心胸。
为了克服这一点，贝尔建议，设法在亲友中寻找可以信赖的人，让情绪有一个适当的抒发管道。
至于是否每个人都能如愿挣脱无聊的困扰，贝尔说：“寻者得之”，愈被无聊所困的人，内心希望解脱的欲望和需求愈大，在强烈意愿驱使下，通常能找到突破之道。
最后，贝尔的结论是，无聊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探究，不要逃避、漠视无聊的存在，以此作为检视内心的依据，如果努力有成，人生境界甚至因此更上一层楼。
毕竟，本质上，每个人都是孤岛，追本溯源，只有能够独处的人才不会无聊。
孤独是一颗值得理解的心灵寻求理解而不可得，它是悲剧性。
无聊是一颗空虚的心灵寻求消遣而不可得，它是喜剧性的。
寂寞是追求普通的人间温暖而不可得，它是中性的。
然而，人们经常将它们混淆，甚至以无聊冒充孤独 每个人都会偶尔觉得无聊。
特别是在沉闷的环境中，无聊感会油然而生。
有人把无聊的原因归结为无事可做；或说是生活紧迫，疲于奔命；抑或是受了什么打击。
可只要细细想想，只要一个人的心里有丰富的情感，自然会有更有意思的事物把这些失落取代和冲淡，情感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情感是一种施予，而不是索取，更不是依赖，如果把这一根本混淆了，那就可能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腻歪得死去活来的。
其实无聊感并不是单纯由客观环境引起的，而是意识层面一种主观的个人感受。
无聊的程度因人而异：一些人似乎与无聊绝缘；而另一些人，如性格外向的人，却更容易感到无聊。
朋友，没有坎坷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
人生就难免有悲欢离合
人世间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
而且“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所以摆正位置，调整心态，才是关键，要真正摆脱无聊的烦恼，重新找回生活的精彩，你可以采取以下建议： 1，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找回成功的喜悦，找回失去的信心，找到前进动力和方向； 2，心累了，人烦恼了就歇歇，让心灵去旅行，可以去爬山，看海，感受壮丽风光，拥抱自然，融入自然； 3，可以做喜欢的运动发泄一些，比跑步，散步和篮球。
跑步可以锻炼身体，锻炼和提高人的意志和忍耐力；散步可以让人休闲，放松；篮球可以让人学会配合，增强团队意识和集体观念； 4，可以找知心朋友小聚，小酌几杯，向朋友倾诉，让温馨的友情驱散你内心的无聊，苦闷和孤独； 5，多和家人聊天，或者打电话，加强沟通，增进感情，告诉家人，我爱他们； 6，寻找知心恋人，让爱情升华你的情感，点缀你的生活，照亮你的灵魂； 7，如果有什么烦恼不方便和朋友，家人说的，可以上网于陌生人聊天，倾吐一下，也可以找到新的朋友； 8，在网上写日记，记下生活的点滴； 9，可以和三五知己逛街购物，说不定有意外的便宜货或者意外的美食在等着你，从中你可以收获意外的惊喜; 10，好好学习，找到学习的乐趣，不断进步，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结合自己的兴趣多看有关书籍，规划好自己的专业和就业道路，规划好自己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