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课文的一切内容，谢谢
第一部分，在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背景上推出邓稼先。
作者以1898年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为例，说明旧中国是怎样“任人宰割”。
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对这一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作者这样写，就使读者认识到：邓稼先不是一位普通的人物，而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对祖国、对民族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
第二部分，简单介绍邓稼先的生平经历和贡献。
肯定邓稼先“‘两弹’元勋”的地位，赞扬邓稼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一生。
第三部分，在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对比中来写邓稼先。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忠厚平实，真诚坦白，从不骄人，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绝对相信他，这是他能领导大家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原因。
从对比中得出结论：“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说明了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才能孕育出邓稼先这样品格高尚的人物，也只有邓稼先这样的人才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为民族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同志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稼先的气质品格和奉献精神与小平同志表达的心声是一致的。
第四部分，作者写自己得到消息，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是自力更生搞出来的，因而感情受到极大震荡，一时热泪满眶。
这是作者为中华民族而自豪，为50年的朋友邓稼先而骄傲。
第五部分，先描绘邓稼先工作地点的荒凉，揣测邓稼先在这样的环境中率领部下奋斗牺牲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接着指出邓稼先从事这项工作需要物理直觉、数学见地、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关心邓稼先肩负重任、在关键方案上签字时手有没有抖。
接着写邓稼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层出不穷的问题前，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气概。
最后引述五四时代的一首歌曲，作为邓稼先一生的写照，并呼应第一部分，把邓稼先的贡献置于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背景上。
第六部分，引述作者写给邓稼先夫人的电报、书信中的几段话。
这些话是对邓稼先的总评价，同时洋溢着作者对朋友的深情。
这一部分也是全文的总结
朱光潜的性格、品质、成就、地位
朱光潜（1897年9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笔名孟实、孟石。
安桐城县人，大学教授，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
1897年出生，少时课读于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学，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
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1986年3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 岁。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
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
他在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
”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
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
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6 治学精神1、自我解剖 不断批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2、寻求真理 学风端正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3、“三此主义”忘我精神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4、《谈读书》节选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
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
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
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
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
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煞有介事的谈一点学理。
他们――包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
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
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重发达想象。
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
比方中国书里，我最欢喜《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 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
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溪兹(济慈)、雪莱、考老芮基(柯尔律治)、白朗宁诸人的诗集，苏菲克里司(索福克勒斯)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孟列德(哈姆雷特)》、《李尔王》和《奥塞罗》，歌德的《浮士德》，易卜生的戏剧集，杜(屠)格涅夫的《新田地(处女地)》和《父与子》，妥斯套夫斯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洛伯(福楼拜)的《布华里(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小说集，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
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
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
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
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
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
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
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见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
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
它至少有两大流弊。
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
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
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
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
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
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
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
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
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
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
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阅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
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藉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
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
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
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
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
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
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
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
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
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
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
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
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
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
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作高深研究的准备。
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
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
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
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
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
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
苏东坡与王郎书曾谈到这个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
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
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
他皆仿此。
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
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
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
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
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
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
大凡零星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
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
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
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
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
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
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
7 美学思想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
在康德开始的近代美学研究后，朱光潜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
《文艺心理学》被一些大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教材。
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
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
他是以一种学者的姿
有木有一些名人耐心细致取得成功的事例丫*详细点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父亲名台异，字树 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
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
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 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光绪三 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 务长），合家迁往南昌。
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 冯母吴清芝身上。
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 《易经》和《左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 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
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 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 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 继续延聘教师授学。
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 主义色彩的书籍。
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 中州公学。
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 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
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当时 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 并且深受影响。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 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 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
二位先生年轻 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 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
不久， “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 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
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 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 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
《心声》成为当 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
随着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 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 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 学。
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
面对如潮水般涌 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 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诸如此类 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 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 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 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 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 决和回答的问题。
”《《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 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由于当时柏格森 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 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 思想。
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 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 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 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 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
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 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 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 为关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 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
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 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 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 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 是中道。
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 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
“自生自灭，无待于 人，是天然的事物。
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 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 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 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 “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 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 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 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
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 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 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 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
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 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 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
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 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 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
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 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 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 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 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 主任。
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
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 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
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
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 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 “疑古派”相区别。
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这为他后 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清华任教期间，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 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
会后，他又通过 申请获准访问苏联。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 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耳闻 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 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三松 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
他还通过横向比较， 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 “尚贤”。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
一次是漫谈苏 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 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次年十月 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党此举 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
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 后，遂被释放。
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 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 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 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
先迁往湖 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 合大学。
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 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
在暂避 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 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到昆明后不久，他又为刚创 立的西南联大写了校歌的歌词，调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檄移栽祯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 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 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歌词充分表现出 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终将战胜日寇、收复祖国失地的信心。
他始终有一种不 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 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 其文化复兴之时
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 整理中国传统文化。
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 《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 言》（1946年）。
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 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 兴的坚定信念。
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 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此哲学家所 应自期许者也。
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 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 用乎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非日能之，愿学焉。
此《新理学》、《新事论》、 《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
同年，冯友兰应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 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 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 是滋味。
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 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 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 评议会委员。
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专任教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 整，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 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 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 顺利。
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
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 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
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 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 磨。
直到1968年秋，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 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 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
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 棚，勉强恢复自由。
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 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50—60年代。
在自 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氏后 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 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
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 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三松 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 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
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义的历史，冯友 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
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 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
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
在“四人帮”的“顺者昌， 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
冯友 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 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 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子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 《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
不久，《光 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1975年，他的 《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
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
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 的违心之作。
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 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 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
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 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对解放后事态纷 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
经过50—60年 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 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
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 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 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 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
”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 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
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
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 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
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 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
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 己任。
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 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 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 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写成的《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 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
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 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冯氏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 但申明自己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 传统哲学为鹄的。
尽管他也吸取、承继了名家、道家、玄学、禅宗等的“不着实际” 的哲学特色，但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却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
这明显地体 现在他的本体论学说即“新形上学”中。
他说：“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 几个主要的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
”（《新理学》）新理学的“形上学” 的逻辑结构，就主要表现以“理”、“气”范畴为基础而展开的一系列概念、范畴 的逻辑安置。
所谓“理”就是各个事物之所以为各个事物的依据，即他所说“某种事物之所 以为某种事物者”。
如“山之所以是山而不是非山，必因山有山之所以为山”。
这 个“所以为山”就是“山之理”。
总所有这些“理”就是“理世界”，也就是“太 极”。
这个“理世界”之“理”是先于实际而存在的。
在新理学中，“理”不但是 指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而且还是独立于实际事物之外的抽象共相，是“可离一件 一件底实际的事物而独有”的东西。
但是，“理”怎么能离开事物而“独有”呢
为此，冯氏又将理之“有”与事物之“有”区别开来：“‘有某种事物’之有，新 理学谓之实际的有，是于时空中存在者。
‘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 新理学谓之真际的有，是虽不存在于时空而又不能说是无者。
前者之有，是现代西 洋哲学所谓存在，后者之有，是现代西洋哲学所谓潜在。
”（《新原道》）经过这 种“实际世界”与“真际世界”的二重区分，“理”就变成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动 静的永恒存在，成为决定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的第一性的精神本体。
那么，“真际”的理又是如何表现为“实际”的事物的呢
为此，冯氏提出了 “气”的概念。
所谓“气”就是指一切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基础。
他说：“一切事物 所有以能存在者，新理学谓之气。
”（《新原道》）但这个“存在”并不是指具体 事物的具体存在，而是指这具体事物存在的基础。
“气”和“理”同事物的关系是： “理”是此物之所以成为此物的依据、规律，但此物能否存在却非“理”所能保证， 而必须靠“气”的可能性的存在；而“气”也并不是某种具体的事物，它仍然只是 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存在，它对于事物是什么仍然没有决定意义，“气并不是什么， 所以气是无名，亦称为‘无极’”（同上）。
他强调说，“气”是通过“对于事物 作理智的分析”而得到的一个“哲学底逻辑观念”，“此观念并不确指任何实际的 事物，而却可指任何实际的事物”（《新知言》）。
因此，“气”不是物质一类的 东西，而属于精神性的范畴。
这是“理”由真际见诸实际的契机，是事物存在所依 据的条件。
因此，宗际的存在便是“理”、“气”不离，是“理”（太极）在“气” （无极）中的实现。
显然，冯氏对理、气范畴作了有别于程朱理学的新的解释。
在朱熹那里，理、 气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意义区分，气是由理派生出来的物质性的东西。
但在冯氏 这里，“气”的物质性被抽除了，“理”、“气”都是通过分析经验中的事物而得 来的共相，都是纯粹的逻辑观念。
既然“理”、“气”不离，二者对于实际事物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它 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结合而成实际事物的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冯氏提出了“道 体”的概念。
他说：“存在是一流行。
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
事物的存在，都是 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
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同上）。
这里，他把 理与气相结合的运动过程（“流行”）称为“道体”，认为理和气是在运动的过程 中相结合而派生出事物的。
冯氏认为，存在的概念应当蕴含“动”的概念。
他首先 将“事物”与“存在”联系起来（“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然后赋予“存在” 以“动”的内涵，认为事物的存在过程就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动的过程，本质上 就是其气实现某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无极而太极”，即“无极”向“太极” 的运动，此运动被看作是气依照理取得自身规定性而成为具体事物的过程。
而“道 体是总一切的流行”，因此，“道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新原道》）。
由 此看来，“道体”从根本上讲，是指作为“形上”之动的所谓“无极实现太极的流 行”，是一种脱离了物质的神秘的纯粹流变，是太极借助于无极衍生出事物的运动 过程。
在新理学中，“理”是着眼于事物的性质，“气”是着眼于事物的存在，“道 体”则旨在说明事物如何（或怎样）存在。
因此，在冯氏看来，光有三者还不能形 成“宇宙”。
为了使其新形上学更加圆融，冯氏又提出了“大全”这个宇宙观念。
何谓“大全”呢
按照新理学的逻辑，既然每个理为某种事物之“极”，那么，众 理之全体便成了整个实际世界的“太极”，他说：“所有理之全体，我们亦可以之 为一全而思之，此全即是太极。
”既然“太极”为众理之全，故又称为“大全”。
因此，他说道：“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
借用中国旧日哲学 家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新知言》），此所谓“一切的有”，既 包括实际的有，也包括真际的有，这个“总一切的有”的“大全”，就是“哲学中 所说的宇宙”。
但这个“宇宙”并不是物理学或天文学中所说的物质的宇宙，而是 “太一”或“大一”。
从范围上讲，它大于实际世界；从逻辑上讲，他先于实际世 界。
它是整个世界的本原。
由此看来，同前面的理、气、道体一样，“大全”仍然 是形式的、逻辑的观念性存在，是将理世界与事世界通通包融于自身的所谓“哲学 中所说的世界”，其目的在于想依此而说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这就是冯氏构造的以“理”、“气”、“道体”、“大全”为中心范畴的新形 上学，它构成了冯氏“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套“不 着实际”的新形上学体系是通过怎么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呢
冯认为，建立形上学 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因是从正面提出“形上学”的观念，所 以又称为正的方法；一是直觉的方法，因是从反面表现“形上学”，所以又称为负 的方法。
他自称，新理学的“形上学”是以正的方法为主兼采负的方法而建立的。
按照冯氏的解释，所谓正
论述：结合《土地》，分析秦牧散文的独特性和思想艺术特点
以下一篇论文主要是结合《土地》来分析秦牧散文的特性和思想秦牧是一位当代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摇曳多姿，光彩照人。
艺术特征鲜明，风格独具，与众不同。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
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调高昂，立意深刻，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赞美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调统帅作品，使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
宣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
他的作品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的艺术手段，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在讲古论今中阐述主题。
秦牧的作品取材广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一粒种子，容量大，几乎无所不包，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各个题材都充满诗情画意，艳丽缤纷，多种表达方式的巧妙运用，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
譬喻、警句精彩纷呈，许多内容知识性、趣味性十足，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获得新鲜的美感，他的散文给予读者的教育、影响是独树一帜的。
秦牧是一位博学多识，且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他的少年时代酷爱文学，而且对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爱看马戏，喜欢动植物，他丰富曲折的生活经历，为后来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一生创作的散文作品很多，其中亦有脍炙人口的佳作，他认为“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生活知识和表现手段这三要素。
一个作者，这几方面的造诣如何，是不是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决定了这个作者的创作水平。
”①秦牧用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的方式，把道德教育、认识生活和美的享受有机的结合起来，他的散文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谈趣闻之中，其土地》、《社稷坛抒情》、《花城》、《古战场春晓》等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美感。
在秦牧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赞颂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生活这一红线，鞭挞丑类为社会主义的成长擂鼓呐喊，清扫旧社会留下的污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他作品中的核心内容。
作者曾说：“文学作品应当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
所谓“真”，就是要阐明生活的本质，要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诓诓骗骗。
所谓“善”就是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
”②作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作品格调高昂，立意深刻，闪耀着灿烂的思想火花，而且表现这一艺术特征是在闲谈趣闻当中，给读者指明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撞击读者的心灵，给人以美的感受。
首先，秦牧的散文表现了热情歌颂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伟大业绩。
在《花城》一文中，作者将我们带进广州的年宵花市之中，使读者领略到了南国花城那“花光十里”的盛况。
最后，作者从水仙和牡丹的培植，归纳出“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的真理，颂扬了“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丰功伟绩。
”《“深情注视壁上人… …”》是由一幅照片引起了对朱德委员长的音容笑貌、光辉品质的缅怀，歌颂了他那伟大而质朴，博学而谦虚、智慧而幽默，赫赫战功而又不计名位的崇高人格。
《古战场春晓》则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罪行讲到三元里人民的光荣革命的优良传统，又描绘了今天他们一片热气腾腾的和平劳动景象，全文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其次，秦牧的散文还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在《胞波》中，作者批判了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野蛮和民族偏见的卑怯与凶残，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民族友爱、民族团结的美好愿望。
粉碎“四人帮”之后，作者又写下了犀利、透辟讨伐檄文——《狗的风馆》，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孵化出来的一些如同狼一样的凶残，但样子却猥琐难看的鬣狗式人物的无情鞭挞，也是对这场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沉痛控诉。
再次，秦牧还创作了许多给人以启迪、知识及美感的作品。
《笑的力量》是通过讲述一些谚语、比喻和歇后语等，说明那些使人产生“智慧微笑”，或“横眉大笑”的幽默与讽刺的力量，在于它使人更加痛切地唾弃腐朽丑恶的事物，更加鲜明地辨别某种是非曲直，从而更加牢固地记忆某种事物的道理。
《面包和盐》是从东欧人民最珍贵的献礼面包和盐的风俗习惯谈起，进而联想到缅甸人民以泼水为最美好的祝愿，我国藏族同胞以献哈达来表示深厚友谊，彝族兄弟则用两枚野生的“仙人果”作为向客人献礼……，通过这些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生活哲理：当它们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意义而完全摆脱商品价格支配的时候，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无价的礼品。
他的作品强调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他的很多篇章都闪耀着哲理的火花，阐述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不是搬弄枯燥的道理，而是用闲谈趣闻给人以知识，来达到教育目的。
秦牧的闲谈趣闻，就是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纵横驰骋，跨越时空，题材广泛，知识性和趣味性十足。
联想是秦牧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奇妙的联想，使他的作品熔现实与历史于一炉。
在《土地》中，这篇抒情散文是作者面对大地联想深广、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如大江奔腾到海，汇聚笔尖，由“土地”的今天，想到“土地”的历史和未来，由“土地”想到“土地”上的人物和事迹，由剥削阶级对“土地”的掠夺，想到了对“土地”的珍惜，由公子童耳接受土块，想到古代皇帝的封僵仪式，再想到殖民强盗强迫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人接受投降仪式，作者运用这些联想，思绪飞扬，无处不在。
再如《社稷坛抒情》，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在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依靠丰富的联想作为运思行文的推动力。
首先，从那些色彩斑驳的土壤上，作者想到了大自然生成、发展的漫长历程以及人类祖先开辟鸿蒙的艰辛道路。
接着，又从“五色”及其方位对应关系联想到五行观念，认为它们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古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
思路再往前生发，眼前那坛五色的土坛，仿佛又成了疆土辽阔的祖国大地的缩影，以及成员众多的民族大家庭终于实现空前统一、团结的生动象征……，作者就是这样飞快地鼓动着思想和感情的双翼，引导读者跟着他上溯历史河流、极目穹苍，稽考兴亡，然后再穿过时光的隧洞，回到阳光灿烂的现实，从而在那貌似陈旧的题材中开掘出了富有时代生活气息的思想主题。
③联想和想象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些主题，使作品动起来、活起来，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在历史和生活知识的广阔领域里自由的翱翔，纵横驰骋，用一条思想和感情的线牵连起一个个故事，或一幅幅图画，或一件事例，借以抒写他的情怀，这样就使其散文形式显得比较洒脱、自由，收到了其他手法无法替代的效果。
由于秦牧具有曲折丰富的生活经历，对自然万物，人类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再加上他那敏锐的目光和独特的审美意识，所以，他不但善于广泛地选择材料，而且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精雕细琢，广取细选，使材料在平常中见奇异，或于奇异中见平常。
在《土地》一文中，作者能从极平常的“一把泥土”，能从“看起来很平凡的一块块田野”中，最终写出我们应该珍惜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使它发光，为之献身的思想新意来。
在《艺海拾贝》中，作者以精细的观察、美丽动听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了有关贝壳的各种知识：有大得像椰子、帽子、喇叭的，“椰子螺”、“唐冠贝”、“天狗螺”，也有小得像颗珍珠，女孩子可以串起来做项链的，还有“平凡”、“钟螺”、“扇贝”、“蜘蛛螺”等等，作者从这到那谈到了殷墟的文物，贝币谈到了与价值有关的汉字……。
这些材料涉猎是极具广泛的。
再如《狼孩》，则是奇异中见平常地使用素材的一个很好的事例，作家从五十年代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世界奇闻------印度“狼孩”故事中，阐述了一条朴素而凝炼的思想，民族没有天性的优劣，人没有天性的才能，在什么教养环境的熏陶下就长什么样子。
这些表现了他运用材料的独到手法。
作者说过：“有了思想的线，还必须有生活的珍珠，才能串成美丽的项链，占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的材料，对于一名散文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对于一个道理，发挥起来，才能用丰富的材料加以体现。
”④纵观秦牧的散文，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和知识根底。
《土地》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
作者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见闻侃侃谈起，以土地为对象，时而展现新时代的风貌，时而追叙惨痛的历史，时而歌颂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时而写到古代的封疆大典，时而又将笔触延伸到殖民者的暴行，从古论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到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都囊括在一篇散文之中，向读者提供了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历史教材。
秦牧素来提倡那种读书破万卷的精神。
因为渊博的知识不仅可以帮助作者说明道理，深化主题思想，而且还能满足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使他们获得新的美感。
例如《菱角的喜剧》，全文涉及到植物、动物、化学、物理以至于人体学等许多方面的知识，他首先从“菱角的家族”写起，从中悟出“同中有异”这一辨证唯物主义的哲理。
接着，又从菱角谈到蝗虫，蝴蝶，碳水化合物的种类和人类体质的种种差异，进一步论述了人和自然界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道理。
秦牧散文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篇作品枯燥乏味，它的教育作用也就无从谈起，秦牧的散文趣味性极浓，例如《花城》，读着这篇令人陶醉的散文，把我们仿佛带入了美丽神奇的广州花市一般，这里有来自山东的牡丹，有源于印度的大丽，有来自福建的水仙，也有从法国远涉重洋的猩红玫瑰，有出自马来西亚的含笑和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许多仙人掌科植物，它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精心培育，有的成了“国色天香”，“凌波仙子”，有的迎风摇曳，欣赏这些千姿百态的奇花异草，无不使读者感到趣味十足，带来精神愉悦和甜美的享受。
此外，秦牧的散文语言潇洒自然，清新流畅，文笔游走灵活，联想奇妙，思路开扩，感情自然流露，巧妙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
秦牧散文的语言大多是以平易流畅的口语为基础，有时也采纳古典著作和外国文学中富有生命力的语言，然后提炼成生活中简洁明快琅琅上口的文学语，同时，一些妙语、警句以及精彩的比喻巧妙运用，就像云母在石头里闪闪发光一样，时时在他那自然、流畅的抒写中，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秦牧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极强的。
他掌握了一套栩栩传神的笔墨，而且能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定，既能传达豪迈气概，又有闲庭信步之致。
他喜欢“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们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在文章中，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总是酣畅淋漓地保持自已在生活中形成的语言习惯”。
⑤试看《艺海拾贝》里的一段文字：我们在海滩的时候，就是不去思念贝壳在人类生活上的价值
也没有找到什么的品种，我觉得，单是在海滩俯身拾贝这回事，本身就使人踏入一种饶有意味的境界，试想想：海水受月亮的作用，每天涨潮三次，在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有这么一片海滩，这里熙熙壤壤地生长着各种小生物，不怕干燥的贝类一直爬到高潮线，害怕干燥的就徘徊在低潮线，这两线之间，生物的类别何止千种万种，潮水来了石头上的牡蛎、藤壶、海滩里的蛤足贝类，纷纷伸手忙碌地捕食着浮游动物，潮水退了，它们就各个忙着闭壳和躲藏。
这看似平静的一片海滩，原来整天在演着生存的竞争，这看似单纯的一片海滩，内容竟是这样的丰富，单是贝类样式之多就会令人眼花缭乱。
这看似很少变化的一片海滩，其实岩石正在旅行，动物正在生死，正在进行退化……。
你看，作者不仅词汇丰富，而且用词准确拟人，排比手法的运用，语言精妙，无论读哪一篇文章都没有晦涩之感。
流畅，自然总能在文章中展现，就是某一个词语，作者都是字斟句酌。
如在《土地》中写贵族“用搜集的眼光找食吃”，这“搜集”一词用得多好，既表现了贵族们的饥馋的狼狈相，也表现了贵族们贪婪凶残的本性，他描写几千年来披枷带锁的土地一旦回到人民手里的变化：“沙漠开始出现了绿洲，不毛之地长出了庄稼，濯濯童山披上了锦裳，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带一样缀满山谷和原野。
”精确而巧妙地选用了几个不同词汇，把土地的变化情景描绘得异常传神，还有那描写大伙在田里插秧，“黑油油的泥土吱吱冒出脚缝，”形象、真实，充满生活气息。
秦牧的散文，写景抒情、叙事议论流注笔端，作者讲述富有情趣的故事，使人在真挚场景中着迷，趁机行文，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效果。
如《花城》，作者以热情的文笔描绘了溢彩流芳，浓烈醉人的南国春色，谱写一曲社会主义的颂歌。
作品开头渲染气氛，“这些年常常有人从北方不远千里而来，瞧一瞧南国花市的盛况。
还常常可以见到好些国际友人也陶醉在这东方的节日情调中，和中国朋友一起选购着鲜花。
之后夹叙，议中有诗，议中有情，由近及远，从眼前的情景，谈到广州花市的魅力。
作者写道：“那千千万万朵笑脸迎人的鲜花，仿佛正在用清脆细碎的声音在浅笑低语。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买了花的人把花树举在头上，把盆花托在肩上，那人流仿佛又变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
”这些描述，有抑扬顿挫的韵味，有飘逸潇洒的格调，叙事时，文笔生动传神，写景时，勾勒一幅幽美画面，在文章关键处，往往善于极其精炼而又恰到好处地抒发感情。
如《古战场春晓》，篇短而意义深刻，抒发了他在三元里这一古战场上凭吊怀古的激昂情怀，回顾了中国近代史的伟大开篇，全文结束处，作者不禁放怀长吟“啊!我们美丽的土地，英雄的人民!”作者有时使用一些写景状物的比喻，既贴切又奇特。
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升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
总之，秦牧的散文可谓独树一帜，艺术特征鲜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供欣赏，可供借鉴。
以“我爱读书”为主题的手抄报
刊名行者林” 文章：书是的净化器，给人心灵荡涤，使彻大悟书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伴我走过了十几个春秋，读书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让我受益无穷。
自小我就喜欢沉浸在静谧的夜里，沉浸在书的馨香中，安静的去思索，去与横卧在书中的每一个灵魂自由自在地交流…… 只要一提到书，我就会有讲不完的话题。
走进我的卧室，就能闻到一阵阵书的气息，再走近一看一个小小的书柜里堆满了密密麻麻的书，什么《海底两万里》，什么《单翼天使》，恐怕数都数不完。
我最爱看的书大都是“美美”——伍美珍写的，对我来说，书就是我的一切，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小书虫”，妈妈每次看到我这么拼命地看书，总是要唠叨几句：“媛媛，书又不是你的命根子，那么拼命干什么呀
”妈妈还真是说对了，有一次还真的为了书把黑眼圈都给招来了。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夏，知了的叫声，不断地骚动着我的心，路旁汽车还在不断地发出欢快的喇叭声，小巷里，邻居们的谈笑声还在继续着，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我想要看书的欲望，“媛媛该睡觉了
”，如果不是妈妈的提醒，我一定还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抬头一看，已经是深夜10：00了，可我丝毫没有睡意，妈妈见此情形，于是决定强行押我上床，看我躺下后，才回房。
嘻嘻——我早有准备，过了一会儿，我看妈妈没来，我便把早已藏好的书拿了出来不知是否能够称得上是挑灯夜战，我兴奋不已，一下子就又畅游在书的海洋中，就这样，不知是我看的太入迷了，还是太困了，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在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就这样进入了梦乡。
可想而知，第二天早上一圈深深的黑眼袋，印在我的脸上，像一只大熊猫一样，可爱极了，连我自己也哭笑不得。
从这个事情中我知道，不止是自己爱看书就够了，还要加上好的书，这才能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看书。
我觉得就像威尔逊说的那样：书籍是通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
住宅里没有书，犹如房间没有窗户。
一个人没有书是一件悲哀的事，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有书，但他看的书不是好书，那么这个人也同样悲哀。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每当拿起手中的书本阅读就是在跟一个伟大的学者交朋友。
那么请你珍惜这位朋友。
书就是我的良师益友。
朋友们就让一缕书香伴你我同行…… 诗歌：王缙 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 身名不问十年馀，老大谁能更读书。
林中独酌邻家酒，门外时闻长者车。
于鹄 题宇文裔山寺读书院 读书林下寺，不出动经年。
草阁连僧院，山厨共石泉。
云庭无履迹，龛壁有灯烟。
年少今头白，删诗到几篇。
于鹄 题邻居 僻巷邻家少，茅檐喜并居。
蒸梨常共灶，浇薤亦同渠。
传屐朝寻药，分灯夜读书。
虽然在城市，还得似樵渔。
崔日用 又赐宴自歌 东馆总是鹓鸾，南台自多杞梓。
日用读书万卷，何忍不蒙学士。
墨制帘下出来，微臣眼看喜死。
戎昱 赠岑郎中 童年未解读书时，诵得郎中数首诗。
四海烟尘犹隔阔，十年魂梦每相随。
虽披云雾逢迎疾，已恨趋风拜德迟。
天下无人鉴诗句，不寻诗伯重寻谁。
孟郊 游终南山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
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
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
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
詹敦仁 柳堤诗 种稻三十顷，种柳百馀株。
稻可供饘粥，柳可爨庖厨。
息耒柳阴下，读书稻田隅。
以乐尧舜道，同是耕莘夫。
到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
刘昚虚 阙题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
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
名人名言：书是逆境中的慰藉。
书房是文人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堂。
世界上最壮丽的宫殿是藏书最多的图书馆。
年轻时读书就像迎着朝阳走路。
最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
精神能补物质的不足。
在学习中取得知识，在战斗中取得勇敢。
勤动笔墨勤看书。
知识好像砂石下的泉水，掘得越深，泉水越清。
如果知识不是每天在增加，就会不断地减少。
语言是心灵和文化教养的反映。
高尚的语言包含着真诚的动机。
勤学和知识是一对最美的情人。
学到很多东西的决窍，就是一下子不要学很多的东西。
一个人的度量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股强大的文明力量。
名人故事：1、凿壁偷光 汉朝元帝时的匡衡，从小喜好读书。
可是家里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读书呢
他只好白天干活，晚上自己学习。
家里没有钱买灯油，怎么办呢
匡衡没有向困难屈服，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墙壁上凿了个小洞，借邻居家照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看书学习。
他勤奋刻苦，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做了宰相。
比喻：在艰苦的条件下设法坚持学习的精神。
2、悬梁刺股 汉朝的孙敬刻苦好学，每天一早就起来就读书，直至深夜。
因为疲劳瞌睡，常会不知不觉打起盹来。
他就把绳子的一头悬在屋梁上，一头系着头发。
这样，一打盹，头皮就会被扯痛。
后来，他终于成为儒学大师。
战国时的苏秦因为游说秦国失败，家里人不理他，就发愤自学。
每当瞌睡时，就拿锥子刺自己的股（大腿），直至鲜血淋漓。
后来他成为有名的学问家。
后人将两人的事迹合在一起，用“悬梁刺股”形容刻苦自学。
3、李白的故事 李白小时候很贪玩，经常逃学。
一次，他从学堂跑出来，到河边玩，看到一位老婆婆正拿着一根铁棒在石头上磨来磨去，李白很惊讶，就问老婆婆磨铁棒做什么。
老婆婆说：“我在磨针。
”李白又问“这么粗的铁棒何时能磨成针呢
”老婆婆说：“只要有恒心，铁棒一定能磨成针。
”李白听完很惭愧，从此刻苦学习，终于成为伟大的诗人。
4、映雪夜读 孙康，晋代京兆（今河南洛阳）人，官至御史大夫。
孙康幼时酷爱学习，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
他想夜以继日攻读，可家中贫穷，没钱购买灯油。
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
特别到了冬天，长夜漫漫，他有时辗转很久，难以入睡。
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睡在床上默诵。
一天夜里，他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
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
屋顶白了，地上白了，树上也白了。
整个大地披上一层银装，闪闪发光，使他眼花缭乱。
他站在院子里欣赏银装素裹的雪后美景，忽然心中一动：映着雪光，可否读书呢
他急急忙忙跑回到屋里，拿出书来对着雪地的反光一看，果然字迹清楚，比一盏昏黄的小油灯要亮堂得多呢
从此孙康不再为没有灯油而发愁。
整个冬天，他夜以继日地读书，不怕寒冷，也不感到疲倦，常常一直读到鸡叫。
即使是北风呼号，滴水成冰，他也从来没中断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康砥砺求进，学有大成，终于成为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
5、素龙圩的创建人黄世臣 素龙圩建于明朝崇祯十五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创建人为黄世臣。
黄世臣，字起白，号觉虚，素龙镇上池冈人。
世臣家贫嗜学，少年时养鸭为生，在田里放鸭期间，经常手不释卷，边放鸭，边读书。
由于勤奋好学，明万历三十五年，考进“岁贡”，并被委任为江南婺源县县丞。
由于政绩显著，以后世臣又先后被提为云南易门县知县、寻摄昆阳州篆、云南通安州知州。
的故事
叶剑英元帅是我国老一辈无级革命家、政治家，是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同时，又是一位被毛主席誉为“善七律”的杰出诗人。
他常于军国政务之余，诗以言志。
半个多世纪以来，诗词之作不辍。
当然，诗人军马倥偬，吟咏之余，常作常佚，至今仍见 170余首传世。
正所谓“余事作诗人”罢（句见韩愈诗《和席八十二韵》）。
叶帅的文艺主张和他的诗词作品，主要强调：革命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最高利益而斗争，因此要和政治相结合，才能符合中国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文艺工作者要团结，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创造新内容新形式的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平，不断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主张诗创作要“放眼高歌”自抒情，发时代前进步伐的声音，抒革命的高尚情怀，使“画幅长留天地间”。
这些思想既是叶帅伟大革命生涯的鲜明体现和形象的记录，又是属于永垂中国革命史册的革命历程的组成部分。
一 1950年9月25日叶帅在广州作《华南文艺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是作为华南地区军政最高领导人出席所作的祝词，带有政治性的指导色彩。
这篇《讲话》，从分析当时国内外局势入手，讲明已经获得胜利而站起来的人民，只有发展经济文化及其他一切建设，才能最后战胜帝国主义。
因此，工作的中心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平。
在认清形势、提高信心的基础上，《讲话》进一步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指明方向，提出革命文艺要与政治相结合的原则，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从来就是和政治结合的。
文艺结合政治，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最高的利益而斗争。
要做好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就要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就要很好地团结，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力求自己的作品符合于人民的政治要求。
”这段话是全文的总纲，它完全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精神，要求把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文艺变成为工农兵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
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转变立场，学习工农兵，深入社会生活实践，改造世界观，努力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
尽管华南文艺工作者已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洗礼，并各自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支持或参加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但在新的时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最高利益服务，才能为了共同政治目标共同奋斗。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和平是中国人民目前最高的利益，也是世界人民最长远的利益。
”革命文艺就是要和这个最大的政治相结合。
帮助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这个相结合，就是正确地坚持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重温叶帅这一文献，回顾文艺战线四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更进一步理解到这篇讲话充满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
文艺创作和文艺的实际工作都是十分复杂而又富于创造性的，而且也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讲话》突出为人民最高利益服务，既体现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原则，又体现了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解放以后的许多年来，在反对文艺右的倾向的同时，更多的受到“左”的困扰，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往往要落实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因此，给一些人利用“从属”的提法对文艺工作横加干涉。
粉碎“四人帮”以后，同志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坚持和发展思想。
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
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见《文选》第220页）叶帅在《讲话》中提出革命文艺工作要和政治相结合，要“看是否合乎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的观点，和上述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叶帅的文艺主张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以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最高利益为准绳的，这也是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最高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看，叶帅的《讲话》也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准则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反复阐明了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认为文艺的本质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
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政治，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必须和政治紧密联系。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同时又指出文学艺术是复杂的创造，文艺家应该拥有创作自由和无限创作的天地。
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至于我们一些人借“从属”的提法对文艺横加干涉，尽管有其历史条件和认识根源，但毕竟是偏离了革命的辩证法，形成“左”的干扰。
叶帅在《讲话》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革命文艺要与政治相结合，为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并据此提出衡量文艺工作和文学作品的标准，“是好，还是坏，是进步，还是倒退，就要看是否合乎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
同时，他还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大力宣传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质，使文艺和政治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叶帅的这些文艺主张，体现了他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坚定执行文艺思想路线的原则性。
叶帅这一《讲话》还强调文艺界的团结的重要性。
他指出：“中国自古文人相轻”，这是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
为了团结起来，“我们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武器，扫除妨碍我们进步的旧东西”，我们“抛弃旧的不好的东西，是为了团结，提高智慧，发展力量”。
并期望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促进文艺更快繁荣和发展。
实践证明，此后短短的几年里，华南文艺很快出现了一个繁荣期。
以粤剧界著名演员红线女、马师曾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回归祖国，潮剧、汉剧、山歌剧、京剧和琼剧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文学创作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这与叶帅在担任华南军政领导期间正确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并及时提出实事求是的文艺主张是密切相关的。
二 如果说，上述《讲话》表述了叶帅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政治主张，那么，他一生的诗词作品则是他实践为人民最高利益奋斗的自我写照。
诚然，叶帅诗词创作的原意，未必欲以其诗词之作承继或宣扬某一诗词流派，或者意风骚以见称著于世。
笔者认为，叶帅的诗词创作平生不歇，首先是因为他早年受业问学，承继祖国优秀文化和学识修养，具有深厚的诗人气质之故。
因此，尽管后来长期戎马疆场和解放后经国政务之余，乐以诗词娱悦心志，畅抒情怀，显示其高尚的文化艺术的心态。
这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董必武和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于日理万机之余，以创作诗词为乐事。
本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言文和旧诗词之作曾在文学事业上成了革除的对象。
可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里，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忙里偷闲，所作新诗甚少，却写出了大量的旧体式诗词的光辉篇章。
看来，在文艺创作上无论诗体的新旧，关键是在表现的思想内容。
在这意义上说，旧体诗词的写作，是在一个侧面上尽情地表现了叶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阔广胸襟和高尚情怀。
限于见闻，笔者尚未发现叶帅谈诗论艺的专文和著述。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通过阅读其诗词作品及其序跋一类文字来探索其诗词乃至文艺创作的倾向。
《远望集》中《满江红·香洲烈士》序为“……剑念河山依旧，人事全非，不禁怆然泪下者，悲痛之余，词以悼之”；《草原纪游》序为“……有些趣事，诗以纪之”；《游学大寨杂咏》序文后面说“……感触所及，诗以纪之”。
《叶帅诗词探胜》中《戏作》序文为在军委扩大会上，陈总以鲨鱼皮包赠我，即席戏作”；《水调歌头·车中戏作》序为“由莫斯科乘火车回国，1958年10月29日时正图104失事，戏作”；《无题》诗序为“极为兴奋，特留四句，以为纪念”；在陈毅卧病及逝世之后，分别作诗，序有“诗以慰之”、“诗以悼之”等语。
综上述，叶诗之作，大抵兴之所至，或心有所念，或极为兴奋，或悲痛之情，或有感触，因而纪之、悼之、慰之、咏之，甚或戏之。
这些有所为之作，都是发自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对革命同志友人强烈的挚爱，对革命事业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必胜信念，绝不作无病呻吟之声。
纵观叶诗的内容，先是早年求学时期抒发胸中“无限兴亡感”而“放眼高歌”。
此后不久，到云南习学军事，在“纵横豪气酒边生”之际，不禁“把剑长歌”，立志“扬鞭驱万里”。
自从1920年跟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实际后逐渐走上成熟。
1925年东征之际，遭香洲兵变，返而为战友“英雄埋骨”，坚定了“革命党，当流血”和“革命成功阶级灭”的革命信念。
此后，诗词中抒发革命豪情壮志的咏唱，成为叶帅诗词创作的主旋律。
叶帅诗词百七十余首，抒写与同志或老战友之间怀人之作，比重最大，约四分之一强。
其他均为戎马生平的见闻而作，极少思古一类作品。
这种即景即事诗词，表现了叶帅胸怀坦荡、无私无畏而又平易近人的人品与诗品。
假若以《油岩题壁》为叶诗的开篇，则六十余年后的《八一春节》为终篇，真是七绝始，七律终，正如毛主席所称誉的那样：“剑英善七律”。
“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
”确乎成为叶诗生平最雄壮的主调。
这是源于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豪迈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我国历代爱国主义诗篇不乏抒写兴亡之感方面内容。
屈原伤离家国，终作《离骚》；岳飞尽管为敌破中原而“怒发冲冠，凭栏处”，终因忠君而归付功名与尘与土；辛弃疾青年英豪，“金戈铁马，气吞万至如虎”，终因南宋求和积弱，大半生未能上前线杀敌赍志而没。
叶帅与历史上许多未伸大志的爱国悲愤诗篇不同，他戎马生平，在党和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都曾挺身拔剑力挽狂澜于既倒。
叶诗中从来都是豪气贯诗篇，不作悲天悯人之叹。
从早年“拔剑角群雄”，到“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自有人”，“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范硕在《中国诗坛上的瑰宝》一文，将叶诗内容分十类，如抒发救国壮志，追忆革命风云，缅怀先烈，赠老战友，赞祖国河山，讴歌社会主义，祝愿科技文艺工作者，关心人民军队，颂扬国际友情，杂感等。
当然，还可细分，如描写日常生活情趣或讽刺等。
前者如《青岛啤酒》的“喝杯啤酒去”，后者如讽刺开会作冗长报告的《调笑令·会场素描》。
鲁迅先生在《革命文学》一文中用过一个著名的比喻说：“根本问题是作者可是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是‘革命文学’。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从叶帅伟大的胸怀里抒发出来诗句，无不与他伟大的革命情操和崇高的品格紧密相联。
三 学界关于叶帅诗词的研究，认真地说，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真正开始。
但评价叶诗方面，应数毛主席1965年7月21日写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剑英善七律”这一论断影响最著。
但这封信公开发表前鲜为人知。
八十年代是研究叶帅诗词的盛年。
研究或评介性文章常见于各种报刊，笔者已见达二十多篇。
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说，范硕著《叶帅诗词探胜》一书，对叶诗的大部分篇章分别加以评论分析，影响颇大。
然而就风格特色方面似未见详论。
笔者以为，叶帅诗词不仅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领域里独具风格，就是放到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亦应有其重要地位。
就其诗词内容说，除抒写诗人伟大胸襟情怀这方面以外，可以认为诗词境界阔广，诗意深遂，语言流畅沉实，这些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七言格律诗作上面。
叶诗风格特色即是诗人自我形象在其诗词文学审美上的完美体现。
在论及叶诗风格之前，有必要重温一下《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陈毅1964年率代表团访问中东六国，作有《六国之行》八首五律，书请毛主席修改。
毛主席为其改第一首后，给陈毅回信论及律诗的写作，并将他自己的诗词创作特色与陈、叶、董诸家作了简评式的断语。
为叙述方便，这里录出信的第一段：“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
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
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
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
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
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如果仅以毛主席谈诗是从格律上说起，就简单地将叶帅的诗词断论为七律写得最合乎格律，这不符毛主席的原意。
这里所说的“善”是写得好，各具风格的意思，就是说，叶帅七律写得好，理解叶帅诗词的风格特色，还得从“善七律”这三字开始，如果“善”字指“善于”“擅长于”甚至“写得多”，是数量方面的话，似与叶帅所作诗词统计不符。
在毛主席的信中，七律和七言律同义，即指一般七言八句四韵，讲究平仄粘对和对偶等格律要求的七律诗。
如果这个理解不谬，翻检叶诗，则数量并不多。
以范著《探胜》为例，收入叶帅诗词并164首，其中七律仅9首。
由此可见，毛主席说的“剑英善七律”的善并非在数量方面。
如果以毛主席写信的日期为限，于此之前所写又为毛主席所熟悉的七律诗，严格说，仅得4首：《怀董老》、《重游河内》、《寿胡志明主席》和《敬赠胡志明主席湘妃扇》。
第一首是诗人已从重庆返延安的次年，诗成，董老后来又步原韵奉和，当时在延安曾多为传阅。
后面三首，叶帅率代表团相继访问越南而作。
此几首诗亦在中央不少领导人中传阅过。
尤其末首作为访越礼物送胡主席的诗，事后登于《人民日报》。
这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诗，毛主席是理所当然熟悉的。
虽然早年在云南写的《夜宴》和《夜雨衔怀》甚有特色，但尚无法了解毛主席于此信前曾否读此二律，故置不断论。
综上说，所谓善七律，当先指上述四首七律。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词家，因此在读叶帅诗词时的艺术判断是十分精确的。
此信后不久即同年九月，叶帅最著名的两首诗即《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和《远望》就创作于大连棒锤岛。
“四人帮”被粉碎后又作七律两首，即《八十书怀》和《八一春节》，这都是流传千秋万代的名诗。
综观九首七律和早年的《夜宴》、《夜雨衔怀》同样格律严谨，对仗和平仄粘对均精当。
值得注意的是，董老对《怀董老》的步原韵和诗《口占和叶参谋长韵》比叶帅原诗显得格律更严格工整。
笔者的推测，此后对叶诗的创作的格律是有促进作用的。
由此看出叶帅七律的创作一生唯严谨，这是艺术上的第一个特色。
其实，理解“善七律”的原意，未必就是严格在上述九首七律诗中寻求解释。
在叶诗中，为人传诵的不仅有许多来自七律中的佳句，如“飘然时危不老翁，卅年坚持旌旗红”（怀董老》）、“肯借头颅舒友难，敢披肝胆效时贤”（敬赠胡志明同志湘妃扇》）、“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远望》）、“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八十书怀》），而且更多的叶诗名句来自绝句或词作之中。
除上引《油岩题壁》《满江红·香洲烈士》等，还有周恩来同志生前喜欢诵读的《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下联“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刘伯承同志五十寿祝》其二上联“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堵即吾家”，《游肇庆七星岩》“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
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等。
尽管当今不少专业的诗人，一生创作的诗作不少，诗集也有相当规格了，但是难得有脍灸人口的诗句为人传诵，仅就这一点说，叶诗的“善七律”应包括七言绝句等诗体在内了。
范硕曾在《中国诗坛上的瑰宝》上说过，自古以来，善律者多善绝，并认为叶诗的七绝堪称绝唱，最笃实之论。
不过，在即景即事即兴抒情方面，叶诗中的绝句却是比七律更畅快地担任抒发情怀的角色。
如果只说到叶诗格律方面的特色，当是指艺术形式方面说的。
任何诗人，形式上的完美，如欠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其量还只是优美的文学游戏罢了。
叶诗的境界阔广和诗意深遂完全是建立在诗人终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远大目标的坚定追求上面。
其来源，一方面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是个人学识修养的厚实。
因此，叶诗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个人得失的狭小天地，而是将诗人的自我和祖国山河及人民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早年在油岩前的放眼高歌，写的是“我”的兴亡感与对“苍生”的大同命运的执着追求。
到了诗人入世“结交俦侣”时，选择友朋当然只能是“纵横豪气”的人物，决非平平或泛泛之辈（《雨夜衔怀》）。
早年诗词创作至《满江红·香洲烈士》可看作算第一阶段，是立志到坚定信念。
此后《登祝融峰》到《过五台山》组诗算第二阶段。
此阶段的诗意的比兴，完全摆脱了即人即事的细琐形象，如《登祝融峰》的“天风”“涛心”，《羊城怀旧》的“公园路”“十丈红棉”，《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的“南朝月”“秦淮枫叶”等。
诗意形象的描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比喻，更重要的是多层次的象征意义，使诗中境界从一人一事进入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创造之中。
至解放以后的创作，更是逐渐进入诗意老成，名诗《远望》可以说达炉火纯青之境。
“善七律”的语言流畅和沉实，也是叶诗与董诗风格区别最明显的地方。
如以《怀董老》与董老的和诗作比，董老《口占和叶参谋长韵》的格律和用韵等比叶诗更严谨。
其诗首联是“失马元忧似马翁，喜见东方日吐红。
”用塞翁失马的典故兴发，进而示谦意，继而报以思念，中用咬菜根、香桃叶等意象和典实，体现出董诗的严谨典实的诗风。
叶诗《怀董老》开篇则用“不老翁”写董老德高望重的青春常在。
中二联集中写董老言行志坚，到末联“春风贻荡怀人远，安得归来共整风”，这样的感情抒发，一泻千里，意象的垫铺到抒情如万马奔腾，流畅之感如行云流水。
每读叶诗，体味其诗意的继迭尤至末联的抒情，总觉得其诗非一般靠堆砌文字的有意为诗者所能写得出来的。
要想探索叶帅诗词的博大精深，就得理解叶帅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元帅余事所作的诗词篇章，不过是他所从事的“正业”的一个侧面的艺术反映罢了。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
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
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悼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