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的人物经历
学问人生，背后总有各种牵扯与关怀，从来不限于书斋。
大半个二十世纪，不仅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政局，都是动荡不安的岁月，一路走来，许倬云先生的生命经验几经跌宕，始终不变的，是对自我精神家园的不懈坚守，对文明价值的孜孜探索。
出生先天残障，少时遭遇战乱，避难中国内地，许先生说：“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
”由于行动不便，这个小孩子常常被安置在一个小板凳上，对周围人的工作，他总是细细地观察每一个细节。
少时于生活，他是旁观者，长大后于历史，依旧是旁边者，他明白旁观的意义。
母亲是许倬云先生生命中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
1957年许先生留学美国，入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此后的几年中，他每个礼拜都给母亲写封信，他回忆说：“我晓得他老人家盼我的信……我五年没有缺过一个礼拜，因为她对这个孩子出国，是很不放心的。
”作者曾经有一篇专门回忆母亲的文章，专门提到过母亲对孩子们的影响：“表面上看去，她似乎不大过问我们的功课，也从不过问我们该学什么进什么系。
事实上，她主张让我们各尽自己的能力，在兴趣范围内发展。
她的方针是在密切注意下自由发展。
大纲大目不差，小节是不计较的。
这些大纲目中有最不能侵犯的一条——诚实；最必须注意培养的一条——对别人宽厚。
至于馋一点，脏一点，都在容忍之列。
为此，我们家的兄弟姊妹都有胖胖的体型，几分邋遢，爱躺着看书，但是快快活活，笑口常开，不大会发愁，更不会善感。
我一直认为狂狷比乡愿可取，然而天幸我没有转变到浇薄的极端，大概还仰仗母教中‘宽厚’二字的恕道。
另一方面，我不肯说迁就现实的昧心话，也还仰赖母教中‘诚实’二字的忠道。
”许倬云先生始终在践行“宽厚”与“诚实”，从这本《谈话录》的记述中即可看出。
“宽厚”源于丰饶的生命经验。
童年经历抗战，随家人辗转于内地各处，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体会过生活的艰辛，得以理解中国最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高中回到无锡，得江南人文气息浸润，学到大量新知识，“辅仁中学使我从不成系统的学习，变成一套系统，只有自由制的中学才可以这样”；后到台湾，入台大，得傅斯年先生建议，由外文系转入历史系，结识“中研院”的众多名师，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1957年留学美国，入芝加哥大学，不仅读书、接受手术治疗，还参与美国民运事业，“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的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
许先生从来不止于读书，求学时如此，毕业后更如是，学术研究之余，他还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重要的推手，被当时同伴说成是“顶起天花板”的人。
许先生自言道：“我读书之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 除追忆人生经历和读书感悟之外，作者也提到了许多生命中的友人，更多的是感激，却也不乏严厉的批评。
提到台大的老师，许先生直言，“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
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
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说起对两岸影响巨大的自由主义者李敖，许先生也毫无避讳，“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对于《自由中国》与殷海光，书里说道：“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
”只有了解知识人应有的担当与道义，才可能有这些是非分明的剖白，而这份直言，即“诚实的忠道”，即“不肯说迁就现实的昧心话”。
在讲到与钱穆错失师生缘一事时，许先生专门提到，“《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
如今，许先生以八十高龄，仍每年奔走于美国、台湾、大陆之间，希望在文化危机、价值崩坏的今天，以微薄之力惠及更多的青年人，致力于价值重建事业，而有关未来，许先生认为，中国的定位，世界的定位，在世界定位中找到中国文化的位置，才是最为首要的大事。
为此思考与实践，他始终不懈。
在美国读书时，有一回许先生在邻室书架上取了一本加缪的作品，一夜工夫便读完了，这次与西西弗斯的偶然遭遇，竟解决了他心理上的巨大矛盾，从此他便不时提醒自己，凡事不能松一口劲，——“石头不经推动得永远留在山脚下，纵然石头每次仍要碌碌地滚下去，我们仍不得不走下去继续刚刚失败的努力。
我不知道哪一天石头还屹立山顶，但是我知道石头不会自己爬上山”。
在矢志不移背后，正是这份西西弗斯式的执着。
历史初学者如何入门历史
就单说吧 外国我不了解不作对比，从两者的感觉上来 是现代人的不自由感强烈。
因为古代人的传统教育，抑制了人的天性，其中就包括对自由的渴望。
现代人就不同了，因为想象力的大幅提高，浪漫的个性形成 （相对于古人) 对自由的需要和渴望也就剧增了 如果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 是现代人自由古人受制于自然的约束大 封建机制和等级制度 都严重限制了人的自由
汉族名称的由来
中华文明延今的秘密文字的灭亡，意文明载体的死如果中国不为统一了文字，那么很多地方的文字必然在战败时被禁止使用，然后很快就没有人认识了，因此，很多地方的历史也随之灭亡了、消逝了、不为人所知了。
可我们现在读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书，如果有一点文言文水平，就会像读乡下的外公给我们写的信一样亲切。
一种文字，在几千年的漫长时光里能保持到今天还被广泛阅读、使用，平心而论，这是人类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奇迹。
第一，统一而延续永久的文字系统。
我认为这是中华文明没有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原因。
我以前并不理解统一文字对于文明延续的重要性，可是，当我站在古埃及的城市卢克索，看到太阳神庙里那些雄伟石柱上的文字，除了考古学家能够认出极少数，绝大部分都不为人所认识。
我到希腊的克里特岛寻找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人们告诉我，那里有一种A形文字，可能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但是这种A形文字大概要到100年以后才可能被解读。
还有，我在巴比伦遗址看到的楔形文字，现在有谁能读得出来
文字的灭亡，意味着文明载体的死亡。
如果中国不是因为统一了文字，那么很多地方的文字必然在战败时被禁止使用，然后很快就没有人认识了，因此，很多地方的历史也随之灭亡了、消逝了、不为人所知了。
可我们现在读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书，如果有一点文言文水平，就会像读乡下的外公给我们写的信一样亲切。
一种文字，在几千年的漫长时光里能保持到今天还被广泛阅读、使用，平心而论，这是人类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奇迹。
第二，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在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所以从来不主张远征。
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进入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
农耕文明依靠的是春播秋收、精耕细作，强调的是“父母在，不远游”。
按照许倬云教授的说法，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讲究聚族而居，代代相传。
不少中国文人即使在城市里呆很久，也认为是“客居”，迟早也要还乡。
这种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航海家的海洋文明和马背上的游牧文明全然不同。
后二者强调冒险、进取，前者则主张防守、和平。
譬如我们的万里长城，就是用来防守游牧文明的进攻的；再如杜甫写过“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的诗句，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
即使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汉武帝，都没有想过远征希腊和埃及。
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世界地理知识，可当时其他文明的君王也没有世界地理知识，但只要听到远方有财富有强权就骑上了马背，到很远的地方去征战。
这就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差别。
守土自安，对外面的土地不感兴趣，这是沉淀已久的民族集体心理。
所以你看郑和下西洋，走了那么多地方却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领土要求，只是展示大国雄威。
再看古代世界，很多军事远征，必然会遭到报复，军事报复的第一步就是消灭对方的文明。
即使胜利了，也可能是文明自杀。
比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从希腊一直打到伊朗，还到了印度、巴基斯坦。
看上去是胜利了，使希腊文明得以东传，但这也间接导致了希腊文明的衰落。
因为在古代，一种文明超越边界，变成军事工具，要在不同地方落根，这个文明就很难存活。
中国没有发动过这样的军事远征，为文明的延续保留了实力。
当然，这个规则一到近代就被西班牙、英国的海洋霸权打破了，远征不再意味着文明自杀。
但古代的历史毕竟长得多，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避免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的灭亡命运，确实与不远征有关。
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时大明王朝气数很盛，按他的说法，中国当时拥有世界上相当精良的陆军和海军。
中国会不会打人家
利玛窦就此进行了几十年的考察。
晚年，他在《中国札记》里得出结论：中国的皇帝和官员都很满意自己的一切，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和我们欧洲人不一样，欧洲人稍微有一点富强就想到去占领。
有两个美国史学家写的《世界文明史》，其中一段说：中华文明登上世界文明舞台的时间比较晚，但登上后却未曾中断，主要原因是：中国从来没有把整个国家都变成远征机器。
这一点确实是中华文明在古代没有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灭亡，还在于它一直处于有序状态。
“有序”的代价是使得整个国家比较保守，不太自由，但“有序”的同时也使得中华文明避免了“无序化耗损”(熵)得以有效延续。
一方面，自秦代对文字、度量衡的统一，自汉代开始建立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如郡县制、户籍制等，使得国家即使经历了战争和改朝换代，还能运转有序。
另一方面，延续了1300年的中国科举制度，为有效管理提供了丰沛的人才资源和统一的管理哲学。
与世袭为官、养仕为官、军功为官等方式很容易造成的无序吏治完全不同，科举制度确立起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国土地上，任何一个男子通过文化考试就可以成为各级“公务员”，这就使偌大一个中国一直处于有人管理的状态，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第四，中华文明以“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避免了长时间陷入极端主义。
中庸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弹性哲学，它对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接纳，有针对性的处置。
国外有些地区的文明深受原教旨主义，即基本教义派的毒害，用极端的方式解释自己宗教当中的某些教义。
这一点中华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中庸之道告诉我们，走极端是错误的。
世界其实不是纯白也不是纯黑，还有中间辽阔的灰色地带。
纯白和纯黑至多只是边缘，而且是很窄的边缘。
这个思维方式很重要。
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把不同观点的人说成是异教徒，而且把异教徒说成是魔鬼，有被杀死的必要，然后战争就开始了。
中国文化对各种宗教似乎都不太认真，这当然是“弱点”,但我在耶路撒冷却感受到某种庆幸：我们确实不要那种“认真”。
那种“认真”是年年月月的互相伤害，中华文明却靠中庸之道弹性地存活下来了。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