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冬天的读后感 梁实秋的
雅人雅事 我的戒烟 坐在椅中 做文与做人 秋天的况味 我的图书室 有不为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茶和交友 家园之春 纪元旦 庆祝旧历元旦 论树与石 买鸟 阿方 看电影流泪 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 乔迁 乐享余年 读城记 动人的北平 春日游杭记 记纽约钓鱼 谈海外钓鱼之乐 论游览 说避暑之益 说乡情 大话中国人 中国人之聪明 脸与法治 染指民族 中国的国民性 思满大人 萨天师语录 巾国的悠闲理论 悠闲生活的崇尚 论肚子 中国式的家庭理想 叩头的软体操价值 杂说 论笑之可恶 人生之研究 一个准科学公式 论政治病 也说先哲 论孔子的幽默 孟子说才志气欲 谁最会享受人生 《关雎》正义 半部《韩非》治天下 茶人智语 论恶性读书 读书的艺术 论读书 读书与看书 论趣 写作的艺术 姻屑 吸烟与教育 哈佛味 从丘吉尔的英文说起 母猪渡河 失败了以后 你且能哭即哭吧
艺术家 旧时旧事 祝土匪 清算月亮 无花蔷薇 孤崖一枝花 鲁迅之死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纪念孙中山先生 思想花火 论伟大 说潇洒 论梦想 论幽默感 谈涵养 谈直觉 论灵心 说本色之美 论谈话 论买东西 论色即是空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独身主义——文明的畸形产物 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 性的吸引 女论语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心灵欢乐吗
诗样的人生 人生的乐趣 尘世是惟一的天堂 论人类的尊严 妓女与妾 人生快乐的问题 论老年的来临 据谈智识的鉴别力 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 人类是惟一在工作的动物 猴子的故事 论强壮的肌肉 论不免一死 论任性与不可捉摸 个人主义 回向常识 近情 近乎戏弄的好奇：人类文明的勃兴 以上这些都不长的，你可以自行选择
林语堂的散文都有哪些
做文与做人秋天的况味我的图书室有不为来台后二十四快事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茶和交友家园之春纪元旦庆祝旧历元旦论树与石买鸟阿方看电影流泪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乔迁乐享余年读城记动人的北平春日游杭记记纽约钓鱼谈海外钓鱼之乐论游览说避暑之益说乡情大话中国人中国人之聪明脸与法治染指民族中国的国民性思满大人萨天师语录巾国的悠闲理论悠闲生活的崇尚论肚子中国式的家庭理想叩头的软体操价值杂说论笑之可恶人生之研究一个准科学公式论政治病也说先哲论孔子的幽默孟子说才志气欲谁最会享受人生《关雎》正义半部《韩非》治天下茶人智语论恶性读书读书的艺术论读书读书与看书论趣写作的艺术姻屑吸烟与教育哈佛味从丘吉尔的英文说起母猪渡河失败了以后你且能哭即哭吧
艺术家旧时旧事祝土匪清算月亮无花蔷薇孤崖一枝花鲁迅之死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纪念孙中山先生思想花火论伟大说潇洒论梦想论幽默感谈涵养谈直觉论灵心说本色之美论谈话论买东西论色即是空论东西文化的幽默独身主义――文明的畸形产物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性的吸引女论语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心灵欢乐吗
诗样的人生人生的乐趣尘世是惟一的天堂论人类的尊严妓女与妾人生快乐的问题论老年的来临据谈智识的鉴别力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人类是惟一在工作的动物猴子的故事论强壮的肌肉论不免一死论任性与不可捉摸个人主义回向常识近情近乎戏弄的好奇：人类文明的勃兴
小学生老舍读本北平洋车夫读后感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见于姜德明 编《北京乎》。
林语堂为幽默而幽默，为性灵而性灵，也为迷人而迷人。
这个“为”出来的迷人可以从《迷人的北平》一文看出来。
且看开头第一段： “北平和南京相比拟，正像西京和东京一样。
北平和西京都是古代的京都，四周是环绕着一种芬芳和带历史性的神秘的魔力。
那些在新都，南京和东京，是见不到的。
南京（1938年以前）和东京一样，代表了现代化的，代表进步，和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象征；而北平呢，却代表旧中国的灵魂，文化和平静；代表和顺安适的生活，代表了生活的协调，使文化发展到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
” 第一句话有些发虚发飘。
原因在于，当林氏写下“比拟”两个字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知道如此的“对比”不能当真。
第二句话要把中国的北平比做日本的西京（京都）。
然而二者究竟如何才算神似
林语堂说不出具体的语言图像，只好说“四周是环绕着一种芬芳和带历史性的神秘的魔力”。
在林文此段的第三句话里，林氏把南京（1938年以前）和东京归为一类，“代表了现代化的，代表进步，和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象征”。
这很牵强。
且不说南京当时的现代化和工业主义比日本的东京差得太远，南京就是跟临近的大上海相比，也被公认为“乡下”。
在一般人眼里，南京生活的宁静正好对比着上海的繁华喧嚣。
对当时南京的党国要人来说，南京是办公的地方，安稳的六朝古都；上海才是现代大都会，“东方的巴黎”。
林语堂写此文的时候应该是“一九三八”抗日战争爆发和南京沦陷以后。
这篇文章是收在一九四一年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语堂随笔》。
当时，包括北平和南京在内的众多名城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呻吟。
能“随”出这样的“笔”来，拿北平比日本京都，拿南京比日本东京，确实别具一格。
其实也不必对林语堂过于苛责。
他可能只是觉得北平南京的“南北”，正好可以配东京西京的“东西”，煞是迷人。
这种“迷人”是禁不住细看的，还是在第一段里——如果你问林语堂：文化发展“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到底是什么样子
“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他很可能也不知道。
以上是对林文第一段的分析。
林氏此文一共二十七段，每一段都是这样为了迷人而迷人。
如果每一段都分析一下，连语法带逻辑，太累。
下面就只从全文正中挑出第十三段，粗略地读一下： “这里也是多色彩的——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
有王家宏大的，历史时代的，和蒙古平原的色素。
蒙古和中国的商人带着骆驼队从张家口和南口来进入这有历史的城门，有数里相接的城墙，四五十英尺阔的城门。
有城楼和鼓楼，那是在黄昏时报告给居民听的。
有寺宇，古花园，和宝塔，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以及每一座桥都有历史和古迹的。
” 林氏在此段的第一句话里，提到了“多色彩”——“ 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
当然，这个色彩学是个比方，其实是说北京在视觉上既有历史遗存，又有现代场面。
然而，在这个主题句后面的四句话里，“新的色素”完全看不到了。
读者所看到的都是诸如“王家”、“宏大”、“蒙古平原的色素”、“骆驼队”这样的字眼，还有城墙、城门，城楼鼓楼寺宇古花园宝塔等等古老的建筑与空间。
这些“旧的色素”的运用，在风格上感觉像是意大利歌剧《图兰朵》里的北京城布景，或者像几十年前洋人观光客写给纽约时报的小文，而不像现代中国作家用中文描述的北平。
我真怀疑这篇文章本来是用英文打的底稿，原本是想投合洋人口味的。
那个时代每个对中国着迷的洋人到了中国都幻想着自己是踏上这神秘东方的唯一西方人。
于是他们眼中的北平就总也离不开马可·波罗为“汗八里”（马可·波罗所称呼的元大都）定下的“色素”。
殊不知，曾经有成千上万的洋大人端着毛瑟枪、来复枪、机关枪、拉着迫击炮、加农炮、榴弹炮，从塘沽一路杀进北京，再大包小包地把宝物都运走。
在那段时间里，这座古城是屠宰场、废墟和匪窝，一点也不迷人。
那是在1900年。
更不用说在之前四十年圆明园就被洋人烧掠一空。
“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以及每一座桥都有历史和古迹的”。
是的。
不知从咸丰皇帝以来的事儿算不算历史
林语堂没有说。
不过他也建议读者到“避暑山庄中意大利式宫殿的废墟上去凭吊古迹”。
凭吊哪般古迹
他也没说。
连带着，东交民巷的洋房汽车洋兵，六国饭店的繁华，以及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新的色素”，也都将“真事隐去”，不去说它了。
从前清的京师到民国的北京、北平，这座城市饱尝了国破家亡的味道，特别是林氏写作此文的时候，北平早已落入日寇手中。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这样的泪水不会闪烁在洋大人的眼中，在这篇以迷人为目的的随笔里也是没有的。
对林语堂来说，泪水也要溅得迷人。
于是就有了《京华烟云》。
鲁迅与林语堂之间的故事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
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
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
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
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
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
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
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
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
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
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
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
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
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
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
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
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
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
”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
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
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
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
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
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
我要声明
”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
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
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
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
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
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
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
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
”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
”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
”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
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
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
”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
”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
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
”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
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
来，敬你一杯
”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
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
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
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
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 “骂谁呢
” “该骂的多着呢
” “怎么骂
” “骂法也多着。
” “鲁迅骂的，终不坏。
”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
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
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
’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
’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
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
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
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
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
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
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
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
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
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
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
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
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
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
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
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
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
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
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
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
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
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
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
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
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
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
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
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
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
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
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
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
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
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
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
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
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
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
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
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
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
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
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
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
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
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
”林语堂哑口无言。
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
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
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
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
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
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
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
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
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
……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
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
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
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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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读后感（篇1）终于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巨流河》，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让人动情处很多，很难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觉得没有能力写读后感。
简单介绍并摘抄若干，聊表敬意，希望更多的人喜爱这本书。
全书按照齐邦媛先生的一生经历为线索，叙述了她前半生在战火硝烟中的大陆颠簸流离，后半生在风雨飘摇的台湾潜心治学的经历。
齐邦媛年少时跟随父母流亡，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完成学业，师从朱光潜，打下深厚的中英文学功底，也看尽国破家亡的苦难苍生。
家庭背景让她更深刻直接地面对战争带来的变革和创伤，在作者的笔下，刚强的青年学生高歌中国有我，不亡，烈士遗孤张大飞投身空军义无反顾，每一章每一节都惊心动魄催人泪下。
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动乱中仍然办杂志开书店，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育，生命不止，弦歌不辍使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不至于因时局动荡而断层，也传授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和先进科技，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复兴中华的中坚力量。
最让我以记忆深刻的还是齐先生写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南开教育的那段史实，烽火烧得炽热，炸弹伴随我们的读书声。
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
……在那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
正因为如此，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
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
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的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来你是南开的。
’每当读到这样的描写，我的内心历时充溢着满腔激情，随同齐先生一起，感受着年轻学子们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境地如何读书报国，如何舍生取义。
同时作者也用了很多笔墨向我们描述了朱光潜、吴宓等那一代文化大师的点滴风范，让我肃然起敬。
而读到当中国大陆正在土法炼钢，数百万人死于灾荒的那些年，台湾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一九七零年到一九八零年，国民中学的教育薪津是由全省的屠宰税支付的
寸有所长，蒋介石打仗打不过，但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却远非毛所能比肩，当林语堂、钱穆等在阳明山书斋中专心论述时，陈寅恪、朱光潜他们又在干什么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唉，赶得走侵略者却保不住江山，读书人一声长叹
巨流河读后感（篇2）“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大文豪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至今回响耳边。
家庭的不幸，更是个人的悲剧，而在千年之间，人世的悲喜剧交叉上演，“你方唱罢我登潮，好不热闹。
面对宇宙亿万年的沧桑变化，人类文明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瞬。
多少离合，多少聚散，多少挣扎，多少恩怨，都在这一瞬之间闪过，未留下片语唏嘘。
我们在渺小的空间与刹那的时间里，为了利益而争相杀戮，为了虚荣而放弃尊严。
与大自然的波澜壮阔相较下，人世的狭隘和局限被曝光殆荆就在这历史洪流的循环往复中，人性光辉的星点闪烁，在后代看来，最是难得和动人。
齐邦媛先生走过大半生，她的人生跌宕，不仅反映大时代下卑微生命的艰辛，也令我们对中国残酷的近代历史感到怜悯和哀恸。
齐邦媛是齐世英之女，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而时代对他们的捉弄，让齐家在东北三省都没有容身之地，从逃军阀的难，到逃日本的难，再逃共-党的难，落脚东南孤岛，了此一生。
家乡一词，从他们心中苦涩的回忆，经历大半个中国的颠沛流离，最终消逝，变得麻木。
在齐邦媛随全家逃难的半生中，生活的漂泊，亲人的哀叹，爱情的凋零， 友情的瞬变， 都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遭遇紧紧相连，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我坐在车中，望着香港繁华都市的霓虹初上，眼前闪过一幅幅书中描绘的画面，它近在咫尺，近到我感觉这不仅仅是干枯的历史文字，而是用笔写出的现实与人生。
它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活在它的当中。
这些天所见所闻，都不顺心。
这一切变故虽在预料之中，但当它们扑面而来，还是让人眉头紧锁。
但与齐先生一辈子的沧桑比，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有时我真想转过身，离开是非之地，背对着世界，拒绝它的虚伪、它的肮脏、它的沉重、它的无望。
可是有时我又不得不对它美好的一面抱有一丝憧憬。
生命可贵，不仅因为它的有限，也因为它可以承载世间的许多欢乐和悲凉。
当我们在已知的世界中，奔波又挣扎，几十年后暮然回首，会发现尘埃早已落定，一生的价值在年年岁岁中蹉跎耗荆 含泪读毕《巨流河》，掩卷长叹一声，犹如洗却了俗情，世态炎凉，已看得一清二楚。
我收拾好行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奔向前途，鼓起勇气去面对这个我宁愿背对的世界。
巨流河读后感（篇3）80多岁见识过人的老人齐邦媛以迥然不同的视角，用温和而有力的语言阐述的这段历史，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面目。
一段时间内我心情难以平静，很想说些什么，但以自已一个80后刚出学校踏入社会的人来讲，实在没勇气谈论历史中一个国家的成败得失。
只能说作者以亲身见证的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战火蔓延，及后来抗战八年这段晦暗岁月里中国教育导师所走的执著教学，学生们所走的执著求学之路，一次次让我眼眶酸涩，泪顺脸落淌。
我也为此感叹相形之下，我们这些立身在和平年代的孩子缺少的正是一种艰苦对我们的磨砺。
正因如此，我也反复想：如果我就将追求定位在平淡生活中找寻快乐，那么看了《巨流河》我是否可以将那个战争、动荡的年代里的人热爱知识、渴求中华文学不断的奋斗史，作为自己的激励呢
作者齐邦媛老师的父亲在东北失陷后，于北平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
因华北局势动荡飘摇，后中山中学从北平迁往南京，然而这只是逃亡的开始。
七七事变后2000余名学校师生从南京到汉口、从汉口到湘乡、从湘乡到挂林、从挂林到怀远到重庆，一路没车每个人破衣草鞋用脚一步步徒步逃亡，频临绝境，之中齐老师的妹妹死了，母亲死里逃生。
也就在这战争、逃亡，头上随时有炸弹抛下的环境中，齐邦媛老师除生病治疗外，她的教学链一环都不断过。
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齐老师就是以亲身经历言传将《巨流河》变成了一本博大的教材，同样与齐老师描述的赶上烽火岁月经历失去家邦之痛，经历一路游离的人相比较，在那个教育背景下的学子是现代自主或被动学习的我们所无法企及的，也同样只有将心灵融入《巨流河》，我才能舍身处地找出自己的缺点，使自己不要沉沦于现代优越生活的迷茫，从浮躁的世界走出，善待周遭的一切。
战时失利，日军可能进犯四川时，齐邦媛老师已考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教育部当时在最后紧急关头仍对各校师生承诺，安抚各校紧急时可往安全地区撤，并要求各校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齐老师在《巨流河》里说，当年几乎所有学校集会时校长和老师说的同一席话是：一个国家在困难当头，家园丧失的时候，保住了孩子们的书桌就是保住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前途。
读到这里不由不让我敬意而感动。
抗战期间，一个无意读书的孩子会被他父亲教导说：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晓得分辩对与不对
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么训练
现在历史上普遍承认，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十年”，而那段时间出现了到目前为止各学科最好的学者，他们的各类论著在那个艰苦年代达到了巅峰，那个年代出生的学者不论功底还是知识与情怀修养俱是一流。
这可以引导我跟着齐老师的求学路确认，不管历史的走向，从任何角度看待那些晦暗的时段，都是有德才兼备的导师，以关心国家命运胜于生命的行动启迪了学生一颗颗敏感的心灵，才促使中华文明经历烽烟仍得于传承一代又一代，直至5000年。
巨流河就是辽河，齐老师出生在辽宁，在她的记忆里巨流河是一个回不去的伤痛之乡，她把书名定为《巨流河》，我断章取义地讲齐老师是把巨流河当作了终其一生要实现的还乡梦。
所以，她提对她而言知识重要，教育之重要。
在《巨流河》里齐老师还讲了她在台湾的生活史，她出国、回国后的从职经历，但已不重要，因为读《巨流河》后，我已可以说出我最有幸是体会了我未经历但真切流满国恨家仇，壮怀激烈的历史，让我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年代理解在艰苦中奋发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