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1 第一轴心期的中国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152页记载：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异说纷呈，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哲学家，他们为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一轴心期’。
当时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运动。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名人辈出。
促进了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的发展。
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2 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举世无双《世界文明史》300页说：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展阶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
……大量的 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3 明清时期的新变化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世界文明史》425页记载：在中国和西方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十七、八世纪，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强大的中国开始狂妄自大，不思进取。
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集权的专制进一步加强。
罢免了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
由皇帝直接经管六部。
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执行者。
明朝末期，由于专制导致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新思想观念遭到扼杀。
《世界文明史》428页记载：明代后期，一些不满当权派的知识分子借书院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活动。
其中以东林书院为首，也称东林党。
引起当权派的恐惧，最终将他们杀戮禁锢，直至禁毁书院。
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禁毁，70多岁仍被捕入狱，愤然自杀。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
1511年，葡萄牙人在饶过好望角13年后，攻占马六甲海峡。
1514年进入中国东南沿海。
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惨败。
从此，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二 中国近代落后之迷。
1 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穷其毕生精力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中国古代技术辉煌曾经胜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语言文字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入侵决定论等。
2中国摆脱落后的努力，开启现代化的进程，读后感《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承认落后。
开始了寻找落后的原因和摆脱落后的努力。
第一，器物现代化。
1842年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说，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好的，只是武器不如人。
从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理论就具体实施。
洋务运动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差距，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
但由于制度落后，导致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破产。
第二，制度现代化。
维新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
但由于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西方制度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出现了国会纵火案、曹锟贿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事件。
第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封建文化。
陈独秀提出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改造中国青年，使之成为新青年。
鲁迅直截了当批判封建礼教，并提出拿来主义。
胡适更被看作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
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遭到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满。
中国近代落后与失败是传统农业文明与新兴工业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
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
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
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
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
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
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
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
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
（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
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
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
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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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朝历史书籍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人,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我们的传统美德以德作为根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养成良好的品德,树立以道义为重的人生观. 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我们应该承继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首先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志士为维护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在爱国和气节方面为后人做出了榜样,无数为国捐躯的□党人都体现了这一民族的爱国精神,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面对物质世界的□□求荣的夜大有人在,这就要求我们时刻要以祖国的利益为重.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还要求我们要立志奋发,一个人、一个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奋发向上的精神,有志者事竟成,奋发图强既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从自我做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不断吸取其他民族、国家先进文化勇于创新的民族.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这与古人的勤学好问是分不开的,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和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都说明勤学的道理,读书还要善疑好问,不学不问怎能有所提高?不耻下问、大胆质疑、多思考,才能有所超越,由此看来,勤学好问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 勤俭廉政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为金钱和物质所惑,不为权势所动,这就要求我们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中学会勤俭,培养廉政美德.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还要敬长、知礼、诚实守信,对人彬彬有礼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当今社会,文明礼貌、文化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主席的构建和谐社会、树立八荣八耻,为我们带来了民族的希望. 同学们,当你向老师和长辈们彬彬有礼问好的时候；当你向有困难的同学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当你向父母表达自己的一份孝心的时候,当你学会“宽于待人、严于利己”的时候；当你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在承继传统美德和弘扬民族精神吗!让我们的生命焕发美德和精神的光彩,让我们为拥有一座美丽的家园而自豪,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讲文明、懂礼貌、诚实守信!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古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和文明礼貌,自古就有“施恩不图报”的美德,但也有“知恩不报非君子”的古训.有“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的名句,更有“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和“吃水不忘打井人”的处世信条.美国把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作为感恩节,在感恩节里,许多家庭、宗教组织及慈善机构还为穷人、孤儿及流浪者们提供免费的火鸡宴,让那些不幸的人们在感恩节里也得到一份人间的温暖.2005年的8月3日,上海市教育部门在修订《中小学生守则》时,增加了“学会感恩”的条款,填补了以往教育内容的一个空白.全国一些学校相继也开展了 “学会感恩”这方面的研究,把 “感恩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切入点.感恩教育理应成为人生的一门“必修课”,学校更应注意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树立感恩意识,并且教会他们如何学会感恩. 我相信中华美德会在这片神州大地上留下足迹；中华美德会在这个多姿人间流芳百世；中华美德都会影响着千秋万代的中华儿女.所有的中华儿女,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让中华美德永驻吧!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谁说小草的心意,能报答得了春天的阳光呢?这一句话来自“游子吟”这首诗里.我们的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父母的爱既温暖,又伟大.父母往往是那么令人敬佩.无论发生什么事,父母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父母的爱是那春天的阳光,不让我们受到刺骨的寒风给我们带来的寒冷；父母的爱是一把伞,这把伞不让倾盆大雨淋湿我们；爸爸是船,妈妈是帆,他们让我们游遍大江南北.我们在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下,逐渐生长.父爱是一棵大树,让我们在舒适的环境下长大,母爱是一滴清水,滋润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不受一点污染.作文网 home.sanwen8.cn长大后,我们应该好好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有些人不懂得洁身自爱,经常因一点小事而想不开,想放弃自己的生命,想放弃自己的前途.就在这个时候,你又没有想到你的父母.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没有父母,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个你、我、他.这使我想起了一首歌.“世上只有爸妈好,有爸妈的孩子像快宝,投进爸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是啊,有父母多好!只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母对孩子总是心软的,对孩子的乞求总是有求必应的.即使一开始铁定了心,但过不了多久,还是会答应孩子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是那样的任性、放肆.但是,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我们,而是加倍努力地教导我们.但我们的父母生病时,还坚持去上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母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到：我要让我的孩子幸福.作文爸爸妈妈,您们辛苦了,谢谢您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深沉的父爱与母爱.我们要以最好成绩的成绩,来报答父母.作文愿天下的父母幸幸福福,开开心心!节约——穷人的财富,富人的智慧.读了《俭以养德》这篇文章让我了解了许多：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家里还是经常穿补丁的衣服.是他家中贫穷吗?不是,他是国家领导人；是他不爱新衣服吗?不是,谁不爱美丽.如果,一个人过惯了节俭和艰苦的生活,那么就不会有迈不过去的坎,度不过的难关.据有关人员统计：毛主席的一双布鞋补了22次,一套军装补丁有76块,睡衣则有67块.毛主席能有补丁一身的光耀形象,是因为他补丁之多,实数罕见哪.毛主席的内衣内裤上更是五彩斑斓,有赤色、橙色、黄色、红色、青色、蓝色、紫色……与标准的老百姓一样“笑破不笑补”,只要不露肉,不透风就行.这位伟人,有着一生用不完的美筵,正是因为他的节俭.冯玉祥将军教育儿子冯洪国也是如此：“儿啊,你要脱下军装、皮鞋到牛栅里去熏一下,闻一闻牛屎味,才会知道五谷香.古人说：奢能灭志,俭以养德.你虽然还不曾管事,谈不上奢华,但以你的穿戴上看,是危险的!”这蕴含着深刻道理的话“一板子”把冯洪国打醒了.他脱下了军装、皮鞋,换上了青年的便衣,穿上了粗布鞋.事情是这样的,冯洪国日本留学回国后,看望多年不见的老父亲,当父亲看到儿子身着西装脚蹬皮鞋,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香水味,便这样地教育自己的儿子.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补丁、牛棚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看到的是优越的生活环境,一到夜晚,万盏灯火大放光芒,一幢幢大厦顿时披上了宝石镶嵌的衣衫；一条条街道犹如星光闪耀的银河；再加上射灯如探照灯似的来回晃动,而在这闪耀着的美丽背后,又有谁看到了浪费的影子.的确,许多人都会这样认为：生活条件好了,就应该有这样的享受.于是,节约也随之被人们抛在了脑后.这天中午,我经过学校的小店,里面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啊!同学们进来时迫不及待,出来时满载而归,我尝点你的薯条,你吃点我的鸡腿,真是不亦乐乎.我在班级里简单地做了一个调查：平均每天到小店去4次以上的有6人；去3次的有10人；去2次的有30人；去一次的有7人；一次都不去的没有（因为今天不去明天可能就去了,虽然我去小店的次数不算多,但我也在去的行列中）.去小店为了买学习用品的占四分之一；肚子饿买吃的占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二的是为了解谗,看到别人在吃自己也要吃,更有同学是拿零食当午饭,中午菜不合胃口就一倒了之.前几天班级里还掀起了一股名牌风,看谁穿得最有品味,今天你穿李宁,明天我就要换上安踏,有人还嘲笑同学穿假名牌.哎,我真想告诉大家,勤俭才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不是攀比与浪费啊!在班会课上,我和老师商量把《俭以养德》这篇文章推荐给同学们,老师同意了,听完了我对文章的介绍,同学们都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是啊!艰苦的生活虽然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我们仍应牢记：平日里节衣缩食,困难时才容易度过难关；富足时豪华奢侈,穷困时将难以生存.勤俭节约这一美德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
陈国符的人物成就
你好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
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
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
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
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著作大半。
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
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
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
[2]中学时期冯友兰照片集(20张)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
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
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
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
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
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
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
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
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
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
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
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
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
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
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
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
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
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
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
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
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
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
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
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
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
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
《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
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
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
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
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
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
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
“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
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
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
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
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
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
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
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
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
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
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
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
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
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
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
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
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
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望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