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1 第一轴心期的中国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152页记载：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异说纷呈，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哲学家，他们为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一轴心期’。
当时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运动。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名人辈出。
促进了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的发展。
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2 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举世无双《世界文明史》300页说：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展阶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
……大量的 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3 明清时期的新变化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世界文明史》425页记载：在中国和西方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十七、八世纪，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强大的中国开始狂妄自大，不思进取。
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集权的专制进一步加强。
罢免了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
由皇帝直接经管六部。
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执行者。
明朝末期，由于专制导致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新思想观念遭到扼杀。
《世界文明史》428页记载：明代后期，一些不满当权派的知识分子借书院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活动。
其中以东林书院为首，也称东林党。
引起当权派的恐惧，最终将他们杀戮禁锢，直至禁毁书院。
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禁毁，70多岁仍被捕入狱，愤然自杀。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
1511年，葡萄牙人在饶过好望角13年后，攻占马六甲海峡。
1514年进入中国东南沿海。
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惨败。
从此，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二 中国近代落后之迷。
1 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穷其毕生精力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中国古代技术辉煌曾经胜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语言文字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入侵决定论等。
2中国摆脱落后的努力，开启现代化的进程，读后感《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承认落后。
开始了寻找落后的原因和摆脱落后的努力。
第一，器物现代化。
1842年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说，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好的，只是武器不如人。
从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理论就具体实施。
洋务运动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差距，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
但由于制度落后，导致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破产。
第二，制度现代化。
维新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
但由于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西方制度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出现了国会纵火案、曹锟贿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事件。
第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封建文化。
陈独秀提出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改造中国青年，使之成为新青年。
鲁迅直截了当批判封建礼教，并提出拿来主义。
胡适更被看作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
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遭到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满。
中国近代落后与失败是传统农业文明与新兴工业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
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
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
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
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
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
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
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
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
（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
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
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
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中国思想文化史读后感
学习了世界文化史我的视野也大大的开阔了，我觉得这门课程的开设让我知道世界太多了。
今日的世界逐渐缩小成了地球村，在与外国人交往时，了解他们的民族特点、宗教习俗，可避免文化的冲突引起的犯忌，人与人之间能更加和谐的交往。
《世界近代史》2000字读后感
[《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读后感] 本书侧重于会计文化意义的阐述，以美国建国后经济与会计发展特点为主线，依照时间顺序，以殖民地时期、建国以后国民经济的形成、美国公司制的起源、镀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FASB成为准则制定机构等几个关键事件作为分水岭，从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会计记录、确认、计量、披露的程序与规范，会计理论的形成与不断发展，会计教科书和会计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而精辟的描述、记载与分析，《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读后感，读后感《《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读后感》。
全书共8章，史料确切，立论公允，为研究和了解美国的会计如何随着它的经济腾飞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本书《美国会计史》的出版，既为相关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也为会计学的史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典型的历史证据。
此外，本书还将有助于高等院校的会计学研究生了解和掌握美国会计的发展历程，深入理解若干会计理论问题（如会计思想、会计概念、会计观点等）的发展脉络。
〔《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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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文化史》读后感2－阅读《北京西城文化史》所想到的
在我读过国世界》后，才真正的认识到了 原来，中国的遗产是那么重要 现在在人们的游览中，范的行为还时有发生，这些行为给遗产造成了或大或小的破坏，有些已经成为了不可修复的缺憾。
《世界遗产在中国》用优美的语言，纪录了中国世界遗产的方方面面，希望观众对中国的世界遗产也不仅仅是停留在欣赏心情，而要投入更多的关心和爱护，自觉地保护它们，还有其他的名胜古迹。
依靠大好的自然条件，人才能吃饱穿暖，读书做事，也才能创造出人类独有的文化。
说起文化，好像只是人的事，其实都和自然连着的，根，全扎在大自然的深处。
不信咱们掰着手指头数数这衣食住行：饮食文化、茶文化、民居文化、服饰文化。
哪一样离得开山川大地，草木森林
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却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史和动植物的消亡史。
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
是科学还是愚昧
是文明还是野蛮
真的不好说。
也许有那么一天，地球E没有了森林，没有了清流，没有了野花，只剩下光秃秃的山、散发着恶臭的河和刺鼻的空气，人像囚徒一样
世界电影史第二版读后感500字5篇
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夫妇二人合著的皇煌大作《世界电影史》俨然已是电影史学界的案头必备，被译成了数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其中也包括中文版（第一版）。
笔者翻译的是本书的第二版。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两位原作者做了大量的修订和校正，并增补了1980年代之后至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各地电影的发展状况。
作者认为，尽管数字环境下的媒介融合是必然趋势，但电影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和重要的艺术形式，活动影像——无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无论是在影院里、在家中或在手掌上——都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力量，依然激发着无数观众的激情与迷恋。
这也正是译者所认同的。
因为有了电影，世界才为我们显现出真正的丰富与无限，因为“是电影，让我们变成了更善良、更包容的人。
”从本书的厚度和涉及问题的广度即可看出，撰写这样一部浩瀚的著作，必定是一项艰巨而繁复的工程。
翻译此书亦大抵如是。
首先，要感谢好友周彬先生，他也是此书和众多优秀电影书籍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
没有他的敦促、理解、鼓励以及在时间上的一再宽容，要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他的认真细致以及广博的专业知识更是本书质量的根本保证。
非常感谢我的恩师、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远婴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于百忙之中拨冗为此书撰写了封面推荐语。
杨老师渊博深厚的学识以及爽朗温良的个性一直令众多学子敬仰不已，也对我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戴老师对青年学子的提携有目共睹，她关于电影文化的精彩看法赢得了众多影迷的景仰，而她那些奥妙华美的著作亦带给了译者无数的启发。
重庆大学电影专业硕士研究生刘楠楠同学参与甚多，她的协助不可或缺。
此外，王斯马、肖闱、任嘉霖同学也参与了少许工作。
还有一些同事及朋友也对此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特别要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为我提供了最为强大的后盾。
而尤其值得欣喜的是，在本书即将译竣之际，小女歌悦降生于世。
她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让我得以重新理解生命并再次体验成长的奇妙意义。
为电影著史，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与诗歌、戏剧、文学、舞蹈、音乐，以及世人印象中的历史著作本身不同，电影诞生得是如此之晚，以至于其出生年月、流变过程、甚至细枝末节都清晰可考；而若要放手著述一本电影史，其最大的窘境可能还包括：大部分的读者也许也曾经历、乃至正在经历电影史的某个断片、脉络乃至时代。
于是乎，电影史的困境就在于，作者必须时刻同海量的包括资料、档案、胶片、回忆录、来往信札、轶事传闻的“矿藏”中，缕出历史那隐秘、扭捏而又充满欺骗性的“矿脉”，同时还要面临着数不胜数的历史亲历者们的指摘、讥刺和不满。
与此同时，在电影研究方兴未艾的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也是人文社科学科在思想、方法论和视野上狂飙突进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新文化史，人类在第一次经历思想和认识的全球化过程中，迸发出了难以计数的新观点和新思路。
其中相当多新鲜的理论方法，不是由电影媒介所激活启发，就是对正在长成的电影研究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而初版于1994年，再版于2002年的《世界电影史》，无疑就是一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渊渟岳峙般的鸿篇巨制：它坐拥翔实的史料基础、秉持着具有权威性的学界共识，但又不乏作者个人的品味与视角。
而本书的作者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夫妇，作为美国电影学界的泰山北斗，以学者的严谨态度、渊博学识、独特眼光，同时却以让大众读者能看懂、理解为己任的写作策略，完成的这部从电影创世纪之初，一直延展到当今3D时代的电影史著作，毫不取巧、而又举重若轻地直面处理了电影史写作所面临的种种先天困境，在最繁难处迎刃而解。
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电影学者。
仅从著述上来说，大卫•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现代电影中的故事与风格》与《电影诗学》早已是学界经典，任何研究好莱坞和电影理论的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他的观点，都不得不正视他的观点，或借重他的理论，或受到他的启发，或在他的思路上拓展发扬，或被迫与他的观点正面对话。
总而言之，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不能忽视他。
而其夫人克里斯汀•汤普森在学术上的成就，也丝毫不逊色。
其名著《新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深入浅出，通过对十部影片的精读，准确地提点出了1970年代之后美国电影席卷全球的电影视听叙事的秘密。
此书与她早期的《输出娱业：世界电影市场中的美国1907-1934》，堪称是她研究早期好莱坞和新好莱坞的两部典范之作。
而波德维尔夫妇二人还一同合著过三本书，其中初版于1979年的《电影艺术》，自刊行以来，经历了7次修订，重印了将近20次，在学术观点更新极快、且电影研究达到钟鸣鼎盛的20世纪最后二十年，仍然行销海内、长盛不衰，其理论范式的坚实和实证研究的经典性，不言而喻。
他们坐镇美国电影研究重镇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数十年，所凭的就是本本都分量极重、但却极为明了悦读的学术经典。
更令人叹服的是，作为身在全世界电影产量最高、名气最盛、工业链最为成熟的美利坚的两位根正苗红的北美学者，他们并没有将自身的目光局限在好莱坞，而是用一种更为全球化的眼光，尊重、了解乃至关心世界其他角落的电影和电影工业。
克里斯汀•汤普森最早研究苏联电影，其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苏俄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的《伊凡雷帝》。
而波德维尔更是涉猎广泛，《德莱叶的电影》针对的是这位丹麦导演，而《香港电影的秘密 : 娱乐的艺术》、《小津安二郎和电影诗意》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国度。
其夫妇二人电影研究的世界视野，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电影这门最易超越国界和语言限制的艺术其自身的特点，但也同样是本学科的学者轻易所不能企及的。
而这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理论架构，还是史料储备，以及全球化的治学范围，抑或还有如陈年佳酿一般学术沉淀之后的某种通透，都像是为酝酿这本厚达千页的《世界电影史》，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所做的历经数十载的万全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