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一篇读后感
史记太史公自序读后感 《太史公自序》论文 读过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后，我感慨颇深。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为《史记》一书所做的序文，排在全书 的最后。
全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司马氏的世系及其父司马 谈的论六家要旨；第二部分叙述司马迁自己的经历及作《史记》的原 由旨趣；第三部分对《史记》中的每一篇作了非常简要的介绍。
这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 自作之列传。
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 见于此。
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 要资料。
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司马迁不仅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而且 还总括了《史记》的主要内容，所以此文大致相当于司马迁的自传和 《史记》 的目录。
《太史公自序》 然而 一文叙述的最重要的是 《史记》 写作的宗旨和过程，可以说这两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正是宗旨的 宏大深远，才能在过程中排除了艰难险阻；而过程的蹉跎跌宕，更使 得宗旨如斧凿刀铭
文章首先记述了司马迁家族的谱系： 司马迁的家族与历史的缘分 可以上溯到重黎氏即唐虞之际， 因而司马迁家族修史有着千余年的传 统，这也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一大优势——史官传统。
悠久的史 学沉淀和显赫的家世加强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信心，这在我们读 《太史公自序》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发掘出来的。
（太史公曰： “先人有 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 世、正《易传》 ，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
’ 、 、 、 ”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 文中还记载了司马迁早年的人生经历：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 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 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 过梁、楚以归。
”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也使司马迁与整日呆坐于象牙 塔里的传统史学先生有所不同。
因为司马迁的云游四方不仅增长了他 的见识，而且还磨砺了他的意志，最重要的是使司马迁把幼年时从书 本上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亲身考察结合起来， 这对于以后司马迁创作 《史记》这一巨著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文章中包含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原因：写史既是祖传之业， 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 于虞夏， 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 绝于予乎
汝复为太史， 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 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 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 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 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 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 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 太史而弗论载， 废天下之史文， 余甚惧焉， 汝其念哉
十年砺一剑。
” 然而，如果想要完成一部不世出之奇书，就要耗费一生的精力。
《太史公自序》中还提到，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
他为李陵辩解，最终被汉武帝处以腐刑。
此后的一段 时间内， 他也曾哀叹 “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 然而司马迁真不愧为千古之奇才，他反思一段时间以后，表明了自己 的态度“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 、 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 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 ；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 、 ； 为作也。
”这段话也广为世人所传诵，至今不朽。
然而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自序》中也 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以周公、孔子为榜样，兴 礼乐，正王道以及汉兴未载，完父遗愿。
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司马迁把一百三十卷各自的写作主旨，排 出了一百三十段的阐述。
其中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八 书， 十表。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 “诸体虽非迁所自创， 而迁实集其大成， 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此足证迁组织力之强， 而文章技术之妙也。
”这可以说是对《史记》完成工作的一个总结和 概括。
在每一段里，司马迁都简要的介绍了这一卷的主人公和司马迁 本人对于该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评论。
在这些历史人物中，既有 传说中的五帝及夏王朝，又有一些平民英雄如陈涉等，可以说是无所 不包。
相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多样性，司马迁的评论和立场则是基 于周公、孔子和《春秋》所标榜的价值观念，是单一的。
读完此文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 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以及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他有资格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的典范。
后人对于这篇《自序》 ，可以说是赞誉备至：《太史公自序》高 “ 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 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
”
史记章节读后感200字。
就是选史记的某个章节写200字读后感（如果可以给5个章节的哈）。
谢谢
项羽本纪《项羽本纪》通过叙述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之争的宏阔历史场面，生动而又深刻地描述了项羽一生。
他既是一个力拔山、气盖世、“近古以来未尝有”的英雄，又是一个性情暴戾、优柔寡断、只知用武不谙机谋的匹夫。
司马迁巧妙地把项羽性格中矛盾的各个侧面，有机地统一于这一鸿篇巨制之中，虽然不乏深刻的挞伐，但更多的却是由衷的惋惜和同情。
《项羽本纪》是《史记》人物传记中富有文学性的篇章之一，而“钜鹿、鸿门、垓下三段自是史公《项羽本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郭嵩焘《史记札记》），无论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还是高妙入神的语言艺术，都堪称中国史传文学的典范，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淮阴侯列传本传记载了韩信一生的事迹，突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累累战功。
功高于世，却落个夷灭宗族的下场。
注入了作者无限同情和感慨。
本文细节描写非常精彩。
韩信受胯下之辱的细节，不仅画活了屠中少年的个性特征，而且也很好地描写出韩信的心理特征。
大量的心理活动，都在他“熟视”、“蒲伏”之中表现出来。
而刘邦见到韩信请求为假齐王的上书时，骂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张良、陈平用脚踩他以示意时，他突然醒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这一戏剧性的细节描写生动而又风趣地把刘邦不拘礼节，流氓成性，头脑绝顶聪明、灵活，以及他随机应变的能力、情态都画活了。
屈原贾生列传该篇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
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
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 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
”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
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 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李将军列传通过描写西汉“飞将军”李广的机智勇敢、廉洁宽厚，以及有功不得封爵，最后被迫自刎的不幸遭遇，塑造了一位悲剧英雄的形象。
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往往笔端含情，在这篇《李将军列传》中更是倾注了对李广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权者的愤慨。
作者的这些感情又主要是在叙事中体现出来的。
如写李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远甚”，但却能封侯拜相；写卫青徇私情而排挤李广。
在这两段文字中我们都可感受到作者的愤愤不平之情。
此外，如侧面衬托，反面对比，剪裁之精当，结构之起伏以及语言之精炼流畅、生动传神等等，都是这篇传记文学杰作的突出特点。
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
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
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
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
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
《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
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
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
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读后感哪里找
很多年前，有稿，说是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凑成书。
写什么好呢
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
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
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
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
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
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
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
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
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
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
司马迁，好人。
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
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
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
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
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
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
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
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
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
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
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
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
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
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
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
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
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
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
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
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
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
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
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
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
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
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
这是全书的主体。
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
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
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
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
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
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
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
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
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
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
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
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
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
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
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
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
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
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
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
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
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
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
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
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
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
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
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
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
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
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
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
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史记吴太伯世家读后感
为五体之一。
司马迁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把各诸侯国看做辅佐中央政权的地方政治力量，希望他们能“忠信行道”，来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
他在中说明了他创立体例的目的：“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中共有三十篇，其内容记载了自西周至西汉初各主要诸侯国的兴衰历史。
《世家》之取名就是因为“王侯开国，子孙世袭”，也就是诸侯爵位封邑世代相传，故名《世家》。
后人总结为“公侯传国则为世家”（），“世家以纪侯国”（赵翼）。
但司马迁并不局限于仅用《世家》记载开国传家的诸侯，例如陈涉身死国除而且无后，但因“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也确曾号为陈王，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所以司马迁为他写了。
表明了司马迁为了真实反映历史现实，而灵活运用《世家》这一体例的现实主义精神。
《世家》的叙事方法，大体与相同，即以编年之体记载列国诸侯之事。
因此刘知几说：“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不殊。
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关于《世家》一体是否为司马迁所创，以前学者有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以为司马迁是“因袭前人”，如清代秦嘉谟说：“按宗，其创立篇目，如，如《世家》，如，皆因”（《世本辑补·诸书论述》）。
另一种认为司马迁是“凿空独创”，如宋代晁公武说：“《史记》一百三十篇，汉太史公续其父谈书，创为义例，起黄帝迄汉武获麟之岁，撰成十二《本纪》以叙帝王，十《表》以贯岁月，八《书》以纪政事，三二《世家》以叙公侯。
”我们认为，司马迁所立《世家》一体，既非纯然“仿袭前人”，也不可能“凿空独创”，而是在前人史书体例的基础上，加以融汇贯通因革损益，创立了《世家》之体。
正如梁启超所说：“其《世家》、《列传》，既综雅记，亦采琐语，则《左传》、《国语》之遗规也”，但“太史公首创纪传体，为史界不祧之祖”（《中国历史研究法》）。
《世家》一体，由于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裂土封侯世袭不替的现实，所以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汉书》以下曾有些纪传体史着取消《世家》改为《列传》，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
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
”（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以《世家》一体，后代史书也屡屡采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撰有《世家》十卷，而《宋史》亦有《世家》六卷。
有的虽改名目，其体例依然，如《晋书》之《载记》、《辽史》之《外记》。
正如清代王鸣盛所言：“考《世家》之名，《晋书》改称《载记》，要皆不过小小立异，大指总在司马氏牢笼中”（《十七史商榷》）。
可见《世家》一体的重要影响。
本篇名为《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吴国从开国祖先吴太伯远避荆蛮（约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至吴王夫差亡国（前473），长达一千二百年的一部兴亡史。
通过本篇，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吴国由弱而强、又由盛而衰的完整历程。
篇中再现了吴楚、吴越以及吴与中原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也反映了吴国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王室斗争和君臣龃龉。
在本篇中，司马迁用“皮里阳秋”的史笔，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歌颂了吴太伯、季札二人不慕权力避位让国的高风亮节，无疑是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一种嘲讽和反拨。
同时，通过描绘公子光弑王僚的历史场面，正面揭露和鞭挞了吴国王族成员之间同室操戈以谋王位的残忍行径。
并且，通过对伍子胥尽忠报国反遭赐死的具体史实的生动描述，愤慨地批判了吴王夫差的昏暗不明，抒发了对专制社会中正直贤能之士“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人生悲剧无限的同情和不平。
本篇艺术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太史公从历史现实的真实出发，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
这些形象不是平面的概念演绎，而是有血有肉瑕瑜互见的多重性格立体组合。
例如公子光这个形象，一方面司马迁写出了他的深沉有大志及精明干练：他善于择人，擢用了孙武、子胥这样的贤臣良将；他用人不疑，信任尊重敌国的亡臣如子胥、伯嚭等人。
一方面又写出了他的阴鸷残忍，为了夺取王位不惜牺牲专诸去杀死自己的骨肉弟兄。
又如夫差的形象，一方面写出他誓报国仇家恨的执着精神和西破强楚、南降于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的巨大业绩，一方面又写出他好大喜功、拒谏饰非、暴戾寡恩的怪僻个性。
二者都是很成功的艺术形象。
本篇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史笔的成功运用。
中国史传叙事以简洁为上。
本来有关吴国的史实，在《左传》及《国语·吴语·越语》中记载很多，有些言论连篇累牍。
作为断代史这样写或还可以，但《史记》作为通史必然不能容纳这么庞杂的内容。
因此，司马迁以“博采”为基础，而以“善择”为主导，选取那些最生动最能反映吴国基本历史面貌的言论和事实，经过去粗取精的理解消化和艺术再创造，变为言约意赅的简洁叙述和传神对话，使全篇叙述不蔓不枝线索清晰，人物语言如从口出无不毕肖。
譬如黄池之会晋吴争长一节，司马迁不但删去《国语》中吴王以甲兵三万围困晋军之事，而且高度压缩了吴王、晋公的对话。
《国语》中吴王原话为：“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
无姬姓之振也，徒遽来告。
孤日夜相继，匍匐就君。
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狄、秦、楚；将不长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
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
今会日薄矣，恐事之不及，以为诸侯笑。
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为使者之无远也，孤用亲听命于藩篱之外。
”而司马迁却抓住要害，一言以蔽之，改为“于周室我为长
”言既简练而又得其神髓，可见出太史公运用语言的高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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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史记或三国演义读后感
通史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世著作《全球通史》，自从出版个世纪以来给全球史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它从系统的全球史观出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纵览今日之世界，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全球村”逐渐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
在西方从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希罗多德起，编纂世界史的努力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从历史学家的这一世代赓继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获知，世界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不管在他的最初间段步履是何等蹒跚，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脚步不断的加快，全球史应运而生。
这一学术文化过程生动地证明了，人类向着更广阔.更灿烂的一统世界前进的步伐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
从我国古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具有世界眼光，技术当时中华民族所知的那个世界的历史。
学界认为，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
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多结合到一起。
”这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之中，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
波里比阿的《通史》传播了“世界主义”的思想。
中世纪西方的史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神学思想的笼罩，中世纪基督教史家的理论，打破了以前以世界作为背景的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格局，开始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
但丁（1265—1321年）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架设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
在但丁眼中，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它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组成；世界历史是人类智力潜力不断开掘发展和人类文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化繁荣昌盛和人们过着自由的幸福生活的永久和平的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人文主义史家，重新提出古希腊时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致力于记载和探索人类本身的活动，从而揭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
鲍杜安的《世界史的结构》，让.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凯勒尔的《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福雷斯蒂的《世界编年史》……这些著作都表现了文艺复新时期西方史学逐步摆脱上帝神学思想的干扰，而以哲学的烛光来直视人类本身，即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启蒙时期”蓬勃展开的理性主义史学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伏尔泰（1694—1778年）在批判博绪埃的《世界通史》的过程中，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等世界史的理论，亲自编撰深入具体的世界史著作，对同时代和以后世界史理论研究和编撰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界一致认为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
该书抛弃了在《圣经》基础上构建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开创性的运用比较方法，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伏尔泰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的口号，实际上是启蒙时代编史传统的复兴。
近代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于腓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在国际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新的世界史体系著作都是对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世界史模式的一种回响。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的急速进步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大肆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的优越，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
在当代，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成为当代西方多数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课题。
自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阶段，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提出运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撰写世界通史。
他撰写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乎生活的全球历史观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从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虚假的社会现象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灾难中。
开始从历史中寻求原因，由此树立其思考和改变现实的历史研究信念：研究不是为了把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而是把它用作了解和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
从他的《全球通史》中可以看到当前的全球社会充满着无数矛盾，各种问题严重困扰着全球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世界史研究愈显重要了。
当代社会这种变革的根源是历史上长久存在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时间滞差，它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以及当前人类的困境；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而互相了解这些财富有助于推动各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因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前景而需要开展有效的全球合作。
要认识社会变革的根源，取得各社会互相了解，开展全球合作，必须建立一种全球历史观
自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作为内部存在很大差别的国家类型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斯塔夫里阿诺斯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全球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以求更全面的认识第三世界整体史和全球史。
当前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世界史正如殖民地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引起的世界变化一样，当今世界的诸如生态失横.资源枯竭.全球的核毁灭威胁，使更进一步思考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史成为必需。
这种全球史的探讨是对人类进化越来越由自己决定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前景的思考和分析。
《全球通史》展现了世界史的新视野。
它改变了世界史研究和撰写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运用全球观念.包含全球内容的世界史新取向；确立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性或全球性研究方法。
它改变了历史研究泥古不化的状况，体现了世界史的当代性和全球性。
当代社会之中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全球各个领域.各个社会的深刻变革，所以要求历史学家在世界史中研究这种变革，因为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方面变革的历史。
《全球通史》以今察古，以古鉴今，目的是要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时间滞差及其将要造的灾难，从而为实现人类美好的前景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通史》是一部“醒世箴言”是一部当今世界的“资治通鉴”。
《全球通史》揭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世界史丰富而重要的认识价值；提出了许多对当代人有启示的.须作思考的问题，并通过历史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赋予历史以新意，富于智慧，体现了思想的力量。
贯穿于书中作者对历史富于见解的思考：1：人类社会群体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的作用。
综观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社会群体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的其他的社会群体的经验。
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全球史时代的到来，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并产生如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法则的那种发展。
2：人类历史遗产的继承。
对历史的考察，揭示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人类创造活动的灵活性和潜能，尽量客观地评价人类历史的遗产，使人们更加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更有助于把握未来。
诸如古希腊时期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构成了希腊流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每个历史阶段中最有影响的社会都是力图缩小上下层之间鸿沟的社会——都是倡导提高群众参与水平的社会。
这种参与人数总量上的猛增构成了开拓性社会的现代性，这在性质上赋予这些社会以优越的社会内聚力和推动力，使得这些社会胜过同时期的其他社会，在它们的时代打上这些社会的印记。
3：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在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原因在于人类运用技术的方式。
目前，人类对技术的滥用，已造成了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等灾难，而更急迫.更潜在的灾难则是毁灭性核战争所造成的人类灭绝。
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促成技术的使用，给大多数人都带来好处，从而增加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充分运用技术来控制大自然的种种灾害，如何发展技术来滋养我们生存的地球。
当今社会，全球史教育，尤其是其中所表现的人类发展的整体观念和全球方略，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培养作为地球村一员的当代人的前沿意识和全球眼光是相当重要的
当代大学生值得花功夫学习并且必须掌握的不只是外语.电脑.金融和外贸等课目而已，加强全球史观的教育在当今时代尤显重要了，《全球通史》作为一部“精品教材”，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把握未来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廉蔺交欢三个故事，突出蔺相如的机智和顾全大局的品质和廉颇耿直、勇于改过的精神。
《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写出了项羽磊落的气概，范增无奈的心情，刘邦圆滑的表演，樊哙忠勇的行为。
2、悲愤慷慨，有强烈的抒情性。
鲁迅评价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
在《项羽本纪》中太史公的议论：“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显示出他对项羽的可惜。
3、语言上，《史记》各篇随着内容的不同又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时而雄姿悲壮，时而冷峻深刻，时而又低回婉转，总之，能尽其语言巧妙传神之能事。
4、《史记》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5、《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6、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
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