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是谁发明的
秦始皇下令废除原各国的旧币，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的货币制度。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及至秦，分一国之币为三等。
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半两其形制仿玉璧纺轮的圜钱形制而来，方孔圆形，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
方孔钱是中国古代钱币最常见的一种。
由于发行时间和发行量均远大于其他种类的钱币，方孔钱和中国古钱币这两个概念经常等同。
秦帝国以后两千多年间的钱币，除王莽一度行刀布外，中间都有一方孔，故称钱为“方孔钱”，也被戏称为“孔方兄”。
方孔钱是由圜钱演变而来的，以秦帝国的“半两钱”为最早，中华民国时期的“民国通宝”为最晚。
战国时秦货币为圜钱 “圜钱”是中国战国时期铸行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又称“圜化”，简称“环钱”，是我国先秦时期铜铸币四大系统之一，也主要是秦国的铸币形式。
圜钱有两大类：一是圆形圆孔，比较原始；二是圆形方孔（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而成）。
初期圜钱的穿孔比较狭小，以后逐渐变大。
圜钱的正面铸有铭文，反面则无任何文字。
圜钱是由玉璧和古时的纺轮演化而来的。
圜钱是沿用璧、环的专称来称其形体的。
《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孔位之璧，肉好若一谓之环。
”“好”是指璧、环居中的穿孔，“肉”是指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
环钱的穿孔也称好，自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也称“肉”，可见圜钱与玉璧之间的关系是有联系的。
从圜钱钱体所铸货币单位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一、以“两”为单位的秦国圜钱；二、以“釿”为单位的两周、三晋地区的圜钱；三、以传统货币单位“刀”为名称的齐、燕圜钱。
圜钱目前发现的以安臧钱局最早，直径3厘米，穿孔0.8厘米左右，钱文右列，书法粗壮，古朴淳厚。
材质为青铜，泥范不磨边。
安臧二字是地名，现在不知确切所在，这一城邑曾出过空首布，文字书法都不及这钱工整。
因为发现不多，对此古老的圜钱无法详细研究。
这一钱穿孔细小，其流通时间在东周初年至春秋中期，流通地域可能在河南、山西接近黄河的地区。
还有一种是“济阴钱”。
济阴是地名，在今山西省荣河县魏邑。
济阴钱在秦国圜钱中流通最久，变化最多。
最初的济阴钱直径长37厘米以上，重9克，穿孔较大，约1厘米以上。
字体十分工整，瘦劲圆滑。
济阴地处楚、齐、魏、赵、卫等国之间，商业非常发达，是东方经济的中枢。
“共屯赤金”是一种圆孔钱，标铸造地名，或加标布钱币值单位，但钱形又为秦制，可分为：一、魏国所铸，个别为周铸；二、秦占领布钱地区城邑出现的地方性铸钱。
魏国所铸钱币的共同特点是穿孔小，一般在0．7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一般不小于4厘米，无廓，背平素，无文，形制古拙，面文多铸有一个字，也有四字的，如垣（山西垣曲西，战国魏邑）、共（河南辉县，战国魏邑）、屯赤金（山西盐池东北，战国魏邑）等圜钱，都是魏国铸币，也是魏受到秦币影响而出现的新币。
圆孔圜钱的共同特点是穿孔较大，约0．9－1．4厘米，钱直径3．2－3．6厘米，铸造工整，有的有外廓，面文铸有地名，多是被秦国占领的赵、魏城邑。
蔺和离石都是战国时赵国的属地。
离石即今山西的离石县，蔺在今离石县西，也称蔺阳邑，两地相距很近，赵在这两地都铸过纪地的圜钱。
圜钱是战国中晚期的青铜铸币，是一种进步的铸币形式。
最早的圜钱产生在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
如面文“垣”、“共”字等。
这种形式的钱币，比起“布币”、“刀币”来便于携带，也便于互相接受，符合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它的出现在钱币兴起上就有了一种新的铸币体系，在战国时期为各国先后所仿铸。
先是赵国、秦国仿铸，后有齐国、燕国仿铸。
圜钱迄今发现有十余种，蔺、离石圜钱属赵。
蔺和离石地区是秦国、赵国、魏国争夺之地。
战国大部分时期内，这两地都属赵，但也一再为秦所占。
史书记载，在赵成侯、赵肃侯至赵武灵王统治时期，秦国屡次攻击蔺和离石。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秦攻我蔺”。
又载：赵肃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
赵疵与秦战。
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
”再后又记载：赵武灵王十三年（公元前313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
”可见这个地区战争之频繁。
在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时，正当秦惠文王十二年。
《史记·六国年表》说：“樗里子击蔺阳，虏赵将。
”《史记·秦本纪》也记载：“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
”这两处记载与上述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都说的是同一事件，只是《史记·秦本纪》未提“击蔺阳”而已。
蔺、离石因为距秦很近，因此一再受秦国的攻击和占领，差不多十几年就有一次。
秦国在军事上的不断攻占，必然会对商贸活动产生影响。
因此，也可以说蔺、离石两种圜钱是在直接受秦国圜钱的影响下铸行的。
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在公元前228年秦将破赵军、入邯郸、赵亡后所铸。
赵国本来是刀、布币并行的地区，曾出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肩圆足布”和几种直刀。
蔺和离石两种圜钱的形制——圆形圆孔，有外廓，也表现出嬗变于赵铸的“圆肩圆足布”。
赵国的布、刀、圜钱都有带“蔺”字的。
但是蔺布较多，刀和圜钱则罕有。
蔺字，在布、刀、圜钱上都写作“焛”，这个字在金文简书和其他先秦文字中未见。
钱币上却保留了此字，值得注意。
关于“蔺”字圜钱，过去钱币界有一段遗闻。
民国八、九年时，钱币学家郑家相在直隶省（今河北省）财政厅任职，寓居天津，与钱币收藏家方若来往较密。
有一次郑家相在一个古玩店铺里，见到一枚蔺字圜钱，锈色已无，文字也不清晰。
店主要价20元，郑家相还价，用10元钱购得。
他问店主：方若先生是否见过此钱
店主答：他早见过，但不愿意购买，否则，10元你怎能买。
第二天，郑家相持钱去见方若。
问他，见过此钱没有
方说：我见过，是伪品，不然我早就买了。
郑家相说：我看此钱，绿色虽无，但铜色甚古。
文字虽不清晰，但精神尚在，决非好事者能伪作。
方若不信。
过了一个月，方若去北京，回来时，得蔺字钱左右文各一枚。
访郑家相时，说，为此两枚钱花了600元，叫卖主敲了竹杠。
问郑：你那一品还在吗
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
郑家相拣出那枚蔺字钱一看，与方若得的那一枚字在右者虽有精粗之别，而制作工艺则相同。
这样，才断定郑家相的那一枚也非赝品。
蔺、离石两圜钱，显然比蔺、离石布钱铸行得晚，除离石没有方足小布外，蔺字在“方足”、“尖足”、“圆足”、“平首布”钱中都有，而以“方足”、“尖足小布”为最多。
蔺、离石圆足布钱为赵国边邑所铸，后被魏占有，所以又铸行了方足小布，后被秦占领，先出现蔺、离石圆足布，后铸圆钱。
蔺与离石圜钱迄今发现不多，说明这种圜钱铸行的时间短暂，并且在布钱之后铸造。
与蔺、离石圜钱相近的还有皮氏（本属魏邑，公元前270年被秦占）、平原（河南济源西北，本属魏邑，大概公元前242年秦建东郡时已归秦）、济阴（公元前290年魏献河东400里，济阴归秦，公元前257年魏国的信陵君与赵得胜，收复河东，秦再度取河东已在战国末年）、封坪（今陕西浦县境，本属魏邑，与洛阳同时归秦，铸此钱应在战国末年，没过多久就停铸了，所以后世遗存极少）、武安（河南武安西南，公元前259年秦派王义攻取，武安入秦）、黍垣一釿、漆垣一釿（为一地所铸。
战国时漆垣为魏国的西河之外，公元前296年，齐韩魏联军攻秦，秦还魏河外二地。
公元前290年，魏又献秦河东地400里，漆垣又入秦）等圆孔圜钱。
圜钱中还有安臧钱，安臧圜钱可能是受秦影响或秦占领王畿后出现的钱币。
此外尚有西周、东周两种圆孔圜钱，钱直径2.5厘米，为战国时的小国东西周所铸，也可能是秦吞并东西周以后出现的地方钱币。
从以上论述的情况来看，有几种迹象值得注意：一、除魏国的垣、共字圜钱外，其余的圆孔圜钱均在战国末一二十年内铸行。
二、上述圜钱上的文字多为城名，多在黄河中流以东的汾水流域，黄河以西的洛河流域，以及黄河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恰是当年秦和周王畿及赵、魏接触的地带，看来在这个时候赵国已经把中山国占领。
三、上列圜钱除垣、共两种圜钱外，其余很稀少，有的迄今还是孤品，可见距离秦国统一六国改革币制的时间不会很长。
四、出土最多的是垣、共字两种圜钱，特别以垣字圜钱出土居多。
圜钱总的出土量很少，在战国时期的币制中，仅是一个小小的体系，，但它是战国中期以后各地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商品交换更为频繁、货币日趋统一的主要发展标志，它也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的货币形式。
齐国圜钱的文字为“益化”，是战国时期由齐国铸行的圆形有空的金属货币。
其形制较为独特，穿孔呈方形且币面有郭。
齐圜钱的铸造时期略迟，大约是在战国晚期，但它们仍然继承了齐刀币的“化”为货币单位。
齐国圜钱方孔、背平素。
面文“益化”有人解释为宝化、明贝、燕贝这是不确切的，一般认为解释为益更为准确。
益化钱分为三等，即益化、益四化、益六化。
益六化直径长3.5厘米，重8.25克左右；益四化直径3厘米，重5.45克左右；益化直径一般为2厘米，重1.30—2克。
益化钱的“益”旧说等于20两或24两，看来未必如此。
益字为20朋贝，铜一益曾等于贝20朋贝，它的币材重量称“溢”，应该不是20或24两的镒，这个“溢”字为一把粟米的重量。
益化钱铸行时期在战国末年，具体说，益化钱开始铸行应是齐襄王复国以后的事。
如果铸行在秦汉之际，近年来山东临淄的战国晚期墓就不会出土一枚益六化了。
建国以来，有科学考古记录的：1960年山东省济南市五星牌坊出土益六化305枚，益四化292枚，益化两枚；1979年山东省日照县两城公社竹园大队出土一批齐币中，有圜钱 122枚，益六化107枚，益四化 95枚，同坑出土的齐刀有197枚。
“匽”、“匽化”、“一化”都是燕国晚期所铸。
匽钱方孔圆形，无轮廓，背平素，一般直径2.9厘米左右，重4.2—4.6克。
“化”本来是刀币的单位，齐刀就铸上化字而称为“法化”。
看来“燕化”与一枚燕刀化就名目价值来说应该是相等的。
“一化”钱圆形方孔，分为有廓和无廓两种，背平素，只有一种铝铸者尝在背面上有一“吉”字。
这种圜钱一般直径1.8—1.95厘米，而厚薄很悬殊，所以重约1.1—2.6克，一般重为1.4—1.5克，个别的有重3克的。
面文“一化”两字，旧时的解释也众说纷纭，为一刀、一夕、一化等，解释为“一化”比较适当。
这种铸币是通货紊乱时期的铸币。
过去有人往往把这三种货币看作“三等制”，以其益化圜钱的三等制来比较，那是讲不通的。
其实，三种燕币的铸行是有先后的。
匽钱是由燕化刀改的圜钱，时间很短，便铸行减重的燕化圜钱，再进一步减重而铸行一化，所以后世不易发现。
目前发现比较多的“燕化”较多，“一化”最多。
这类钱的出现最近情理的看法是铸行于燕王喜在位（公元前254—公元前222年）时期，是燕王喜近都辽东郡的铸币。
秦圜钱系指战国时期秦国所铸行的一类圆形有孔的货币。
其形制特征是以“两”作为单位，钱上只纪货币单位而不纪地名。
秦的半两圜钱，实际上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铸行的方孔半两钱的先驱。
目前，秦圜钱已经发现“铢重一两·十四” “铢重一两·十三” 、“铢重一两·十二”、“半两”及方孔的“两甾”等品种。
铢重一两钱铜质纯赤，圆形圆孔，背平素无廓,形制古朴。
一般直径约3.7厘米，穿孔约0.8-0.9厘米，重约14克左右，轻者也有9克左右。
“半两”型钱，方孔圆型，平均重量约为10克左右，重的有15克以上，轻者6克左右。
“半两”钱中还有一种名曰“两甾”的变异钱，“甾”即“锱” ，一锱为六铢，两锱是十二铢即半两。
这种钱外圆内方，初期无廓，后期有外廓，直径大约3厘米左右，重量约为8克左右。
秦国铢重一两型圜钱的重量与魏国“共”、“垣”字圜钱接近，说明二者的铸造时间比较接近。
魏在公元前354年与齐国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国势衰落，一蹶不振。
此时已经崛起的秦国再不会向魏国效仿学习，所以半两钱铸行在铢重一两 钱之后，时间大约在“初行钱”时。
战国秦半两的铸行，与商鞅变法和惠文王“初行钱”有关系，秦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了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任用商鞅变法。
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
租禾是实物田租，“赋”就是要农民交实物田租税外，还要以货币来纳口赋。
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要以货币来纳税。
与此同时，货币也进行了改革。
秦惠文王年十九而立，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进行货币改革——“初行钱”。
“初行钱”不等于说秦国到了惠文王时才开始铸钱，而是在这之前，钱币多为私人所铸，主要由商人铸造，用以牟取暴利，现在政府改革，规定钱币一律由公家政府来铸造，私人不许铸造。
这无疑是秦国进行币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措施。
秦国钱币中还有一种方孔小型圆钱，面文为“文信”，“长安”。
文信钱，方孔圆形，无内外廓，背平素，钱面穿孔四周有凸出纹，面文“文信”二字分别列于穿孔左右，字体优美别致。
文信钱直径长2.3厘米，穿孔宽0.9厘米，重2.9—4克。
1955年考古人员在河南洛阳市西郊河南古城遗址内发现了文信钱残石范，从而证明文信圆钱为吕不韦所铸。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出身大贾，富有谋略。
他在邯郸经商时，认识了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此时异人正被赵国冷落，吕不韦认为异人有利用的价值，所以重金与异人交好。
吕不韦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被封为文信侯，此钱是吕不韦在其封地所铸。
钱上的信字旁没有固定，不是小篆，可知文信钱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铸币。
在秦始皇没有亲政之前，吕不韦掌有实权，他在封国内用封号铸钱是可能的，更何况吕不韦又是商人出身。
后来经过吕不韦的精心谋划，异人被秦孝文王立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孝文王猝死，异人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的吕不韦拥有家僮万人，食客三千，俨然如一国之君。
公元前239年，赢政已经21岁， 按照秦国的礼制，下一年就要“冠耳听治”。
吕不韦不甘心大权归政，与宦官嫪毐同时展开紧张的活动。
公元前238年，嫪毐集团被彻底镇压后，吕不韦又策动长安君倒戈，妄图取赢政而代之，很快又被赢政平息。
这样秦赢政和吕不韦的斗争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公元前237年，赢政先以放纵嫪毐的罪名免除了吕不韦的相位，接着命令吕不韦出居食邑河南。
吕不韦在河南并不安分，与京中使者来往不绝，赢政就干脆命令吕不韦迁居蜀郡，吕不韦自感前途不妙，后自尽身亡。
与文信钱相似的是长安钱，面文“长安”旋读，背平素，直径长2.1厘米，穿孔宽1厘米，重1.8—2.5克。
“长”字在穿孔右边，“安”字在穿孔下，这种文字的排列，只有圆钱才有。
秦王赢政时由长安君成矫所铸。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成矫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率军“击赵，反”，此钱当为长安君反叛前所铸。
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城砖厂出土过“长安”与“文信”钱各一枚。
既然证明了文信钱的存在，同时也就证明了吕布韦阴谋篡位并非杜撰。
文信钱可以说是文信侯吕不韦阴谋取代秦赢政的有力证据。
关于长安钱，其形制、字型与文信钱相同。
如果该钱确实为长安君所铸，则此钱与文信钱同为阴谋家的罪证。
因为秦代是绝对不允许私人铸钱的，况且在钱币上还铸有自己的封号，这不是谋反是什么呢? 想了解更多货币请访问
形容学习思考的成语
形容思考的成语1、行成于思：行：做事；思：思考。
做事情成功是因为多思考，失败是由于不经心。
指做事情要多思考，多分析。
2、囫囵吞枣：囫囵：整个儿。
把枣整个咽下去，不加咀嚼，不辨滋味。
比喻对事物不加分析思考。
3、渊思寂虑：深入而冷静地思考。
4、冲昏头脑：因胜利而头脑发热，不能总冷静思考和谨慎行事。
5、迁思回虑：形容反复思考。
6、苦心积虑：积虑：长期地或一再地思考。
指费尽心思长期的思考问题。
7、殚精竭思：殚：竭尽；思：思考。
竭尽心力思虑谋划。
8、多谋善虑：谋：谋划，策划；虑：思考。
富于智谋，又善于思考。
9、口诵心惟：诵：朗读；惟：思考。
口中朗诵，心里思考。
10、审思明辨：仔细地思考，明确地分辨。
11、殚精毕思：殚：竭尽；思：思考。
竭尽心力思虑谋划。
12、千思百虑：虑：思考。
形容反复思考。
13、殚心积虑：殚：竭尽；积：聚；虑：思虑。
竭尽心力思考谋划。
14、困心衡虑：困：忧；衡：横。
心意困苦，思虑阻塞。
表示费尽心力，经过艰苦的思考。
15、终日而思：整天思考。
16、苦心积虑：积虑：长期地或一再地思考。
费尽心思长时间的思考问题。
17、研精覃思：研：研究；精：细密；覃：深入；思：思考。
精心研究，深入思考。
18、好学深思：喜欢学习，勤于思考。
19、敢想敢说：敢于冲破某种束缚去思考问题和发表见解。
20、熟读精思：精：专一，深入。
形容反复地阅读，仔细地思考。
21、才大心细：才：才能。
才能很高，思考细密。
22、若有所思：若：好像。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23、大处着眼：从大的方面观察、思考问题，抓住主要矛盾。
24、感时抚事：感：感慨，感触；时：时局，时世；抚：历数，寻思之意。
指因为思考时局之事而伤感。
25、熟读深思：反复地阅读，认真地思考。
26、发人深省：发：启发；省：醒悟。
启发人深刻思考，有所醒悟。
27、口诵心维：口里念诵，心里思考。
28、能谋善断：善：擅长；断：决断。
形容人能不断思考，并善于判断。
29、用心良苦：用心：认真思考；良：很。
很费心思地反复思考。
30、行思坐忆：走着坐着都在想。
形容时刻在思考着或怀念着。
中国的钱币学家有谁?
下令废除原各国的旧币，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的货币制度。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及至秦，分一国之币为三等。
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半两其形制仿玉璧纺轮的圜钱形制而来，方孔圆形，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
方孔钱是中国古代钱币最常见的一种。
由于发行时间和发行量均远大于其他种类的钱币，方孔钱和中国古钱币这两个概念经常等同。
秦帝国以后两千多年间的钱币，除王莽一度行刀布外，中间都有一方孔，故称钱为“方孔钱”，也被戏称为“孔方兄”。
方孔钱是由圜钱演变而来的，以秦帝国的“半两钱”为最早，时期的“民国通宝”为最晚。
战国时秦货币为圜钱 “圜钱”是中国铸行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又称“圜化”，简称“环钱”，是我国先秦时期铜铸币四大系统之一，也主要是的铸币形式。
圜钱有两大类：一是圆形圆孔，比较原始；二是圆形方孔（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而成）。
初期圜钱的穿孔比较狭小，以后逐渐变大。
圜钱的正面铸有铭文，反面则无任何文字。
圜钱是由玉璧和古时的纺轮演化而来的。
圜钱是沿用璧、环的专称来称其形体的。
《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孔位之璧，肉好若一谓之环。
”“好”是指璧、环居中的穿孔，“肉”是指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
环钱的穿孔也称好，自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也称“肉”，可见圜钱与玉璧之间的关系是有联系的。
从圜钱钱体所铸货币单位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一、以“两”为单位的圜钱；二、以“釿”为单位的两周、三晋地区的圜钱；三、以传统货币单位“刀”为名称的齐、燕圜钱。
圜钱目前发现的以安臧钱局最早，直径3厘米，穿孔0.8厘米左右，钱文右列，书法粗壮，古朴淳厚。
材质为青铜，泥范不磨边。
安臧二字是地名，现在不知确切所在，这一城邑曾出过空首布，文字书法都不及这钱工整。
因为发现不多，对此古老的圜钱无法详细研究。
这一钱穿孔细小，其流通时间在东周初年至春秋中期，流通地域可能在河南、山西接近黄河的地区。
还有一种是“济阴钱”。
济阴是地名，在今山西省荣河县魏邑。
济阴钱在圜钱中流通最久，变化最多。
最初的济阴钱直径长37厘米以上，重9克，穿孔较大，约1厘米以上。
字体十分工整，瘦劲圆滑。
济阴地处楚、齐、魏、赵、卫等国之间，商业非常发达，是东方经济的中枢。
“共屯赤金”是一种圆孔钱，标铸造地名，或加标布钱币值单位，但钱形又为秦制，可分为：一、魏国所铸，个别为周铸；二、秦占领布钱地区城邑出现的地方性铸钱。
魏国所铸钱币的共同特点是穿孔小，一般在0．7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一般不小于4厘米，无廓，背平素，无文，形制古拙，面文多铸有一个字，也有四字的，如垣（山西垣曲西，战国魏邑）、共（河南辉县，战国魏邑）、屯赤金（山西盐池东北，战国魏邑）等圜钱，都是魏国铸币，也是魏受到秦币影响而出现的新币。
圆孔圜钱的共同特点是穿孔较大，约0．9－1．4厘米，钱直径3．2－3．6厘米，铸造工整，有的有外廓，面文铸有地名，多是被秦国占领的赵、魏城邑。
蔺和离石都是战国时赵国的属地。
离石即今山西的离石县，蔺在今离石县西，也称蔺阳邑，两地相距很近，赵在这两地都铸过纪地的圜钱。
圜钱是战国中晚期的青铜铸币，是一种进步的铸币形式。
最早的圜钱产生在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
如面文“垣”、“共”字等。
这种形式的钱币，比起“布币”、“”来便于携带，也便于互相接受，符合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它的出现在钱币兴起上就有了一种新的铸币体系，在为各国先后所仿铸。
先是赵国、秦国仿铸，后有齐国、燕国仿铸。
圜钱迄今发现有十余种，蔺、离石圜钱属赵。
蔺和离石地区是秦国、赵国、魏国争夺之地。
战国大部分时期内，这两地都属赵，但也一再为秦所占。
史书记载，在赵成侯、赵肃侯至赵武灵王统治时期，秦国屡次攻击蔺和离石。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秦攻我蔺”。
又载：赵肃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
赵疵与秦战。
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
”再后又记载：赵武灵王十三年（公元前313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
”可见这个地区战争之频繁。
在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时，正当秦惠文王十二年。
《史记·六国年表》说：“击蔺阳，虏赵将。
”《史记·秦本纪》也记载：“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
”这两处记载与上述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都说的是同一事件，只是《史记·秦本纪》未提“击蔺阳”而已。
蔺、离石因为距秦很近，因此一再受秦国的攻击和占领，差不多十几年就有一次。
秦国在军事上的不断攻占，必然会对商贸活动产生影响。
因此，也可以说蔺、离石两种圜钱是在直接受秦国圜钱的影响下铸行的。
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在公元前228年秦将破、入邯郸、赵亡后所铸。
赵国本来是刀、布币并行的地区，曾出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肩圆足布”和几种直刀。
蔺和离石两种圜钱的形制——圆形圆孔，有外廓，也表现出嬗变于赵铸的“圆肩圆足布”。
赵国的布、刀、圜钱都有带“蔺”字的。
但是蔺布较多，刀和圜钱则罕有。
蔺字，在布、刀、圜钱上都写作“焛”，这个字在金文和其他先秦文字中未见。
钱币上却保留了此字，值得注意。
关于“蔺”字圜钱，过去钱币界有一段遗闻。
民国八、九年时，钱币学家郑家相在直隶省（今河北省）财政厅任职，寓居天津，与钱币收藏家方若来往较密。
有一次郑家相在一个古玩店铺里，见到一枚蔺字圜钱，锈色已无，文字也不清晰。
店主要价20元，郑家相还价，用10元钱购得。
他问店主：方若先生是否见过此钱
店主答：他早见过，但不愿意购买，否则，10元你怎能买。
第二天，郑家相持钱去见方若。
问他，见过此钱没有
方说：我见过，是伪品，不然我早就买了。
郑家相说：我看此钱，绿色虽无，但铜色甚古。
文字虽不清晰，但精神尚在，决非好事者能伪作。
方若不信。
过了一个月，方若去北京，回来时，得蔺字钱左右文各一枚。
访郑家相时，说，为此两枚钱花了600元，叫卖主敲了竹杠。
问郑：你那一品还在吗
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
郑家相拣出那枚蔺字钱一看，与方若得的那一枚字在右者虽有精粗之别，而制作工艺则相同。
这样，才断定郑家相的那一枚也非赝品。
蔺、离石两圜钱，显然比蔺、离石布钱铸行得晚，除离石没有方足小布外，蔺字在“方足”、“尖足”、“圆足”、“平首布”钱中都有，而以“方足”、“尖足小布”为最多。
蔺、离石圆足布钱为赵国边邑所铸，后被魏占有，所以又铸行了方足小布，后被秦占领，先出现蔺、离石圆足布，后铸圆钱。
蔺与离石圜钱迄今发现不多，说明这种圜钱铸行的时间短暂，并且在布钱之后铸造。
与蔺、离石圜钱相近的还有皮氏（本属魏邑，公元前270年被秦占）、平原（河南西北，本属魏邑，大概公元前242年秦建东郡时已归秦）、济阴（公元前290年魏献河东400里，济阴归秦，公元前257年魏国的信陵君与赵得胜，收复河东，秦再度取河东已在战国末年）、封坪（今陕西浦县境，本属魏邑，与洛阳同时归秦，铸此钱应在战国末年，没过多久就停铸了，所以后世遗存极少）、武安（河南武安西南，公元前259年秦派攻取，武安入秦）、黍垣一釿、漆垣一釿（为一地所铸。
战国时漆垣为魏国的西河之外，公元前296年，齐韩魏联军攻秦，秦还魏河外二地。
公元前290年，魏又献秦河东地400里，漆垣又入秦）等圆孔圜钱。
圜钱中还有安臧钱，安臧圜钱可能是受秦影响或秦占领王畿后出现的钱币。
此外尚有西周、东周两种圆孔圜钱，钱直径2.5厘米，为战国时的小国东西周所铸，也可能是秦吞并东西周以后出现的地方钱币。
从以上论述的情况来看，有几种迹象值得注意：一、除魏国的垣、共字圜钱外，其余的圆孔圜钱均在战国末一二十年内铸行。
二、上述圜钱上的文字多为城名，多在黄河中流以东的汾水流域，黄河以西的洛河流域，以及黄河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恰是当年秦和周王畿及赵、魏接触的地带，看来在这个时候赵国已经把中山国占领。
三、上列圜钱除垣、共两种圜钱外，其余很稀少，有的迄今还是孤品，可见距离秦国统一六国改革币制的时间不会很长。
四、出土最多的是垣、共字两种圜钱，特别以垣字圜钱出土居多。
圜钱总的出土量很少，在战国时期的币制中，仅是一个小小的体系，，但它是战国中期以后各地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商品交换更为频繁、货币日趋统一的主要发展标志，它也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的货币形式。
齐国圜钱的文字为“益化”，是战国时期由齐国铸行的圆形有空的金属货币。
其形制较为独特，穿孔呈方形且币面有郭。
齐圜钱的铸造时期略迟，大约是在战国晚期，但它们仍然继承了齐刀币的“化”为货币单位。
齐国圜钱方孔、背平素。
面文“益化”有人解释为宝化、明贝、燕贝这是不确切的，一般认为解释为益更为准确。
益化钱分为三等，即益化、益四化、益六化。
益六化直径长3.5厘米，重8.25克左右；益四化直径3厘米，重5.45克左右；益化直径一般为2厘米，重1.30—2克。
益化钱的“益”旧说等于20两或24两，看来未必如此。
益字为20朋贝，铜一益曾等于贝20朋贝，它的币材重量称“溢”，应该不是20或24两的镒，这个“溢”字为一把粟米的重量。
益化钱铸行时期在战国末年，具体说，益化钱开始铸行应是齐襄王复国以后的事。
如果铸行在秦汉之际，近年来山东临淄的战国晚期墓就不会出土一枚益六化了。
建国以来，有科学考古记录的：1960年山东省济南市五星牌坊出土益六化305枚，益四化292枚，益化两枚；1979年山东省日照县两城公社竹园大队出土一批齐币中，有圜钱 122枚，益六化107枚，益四化 95枚，同坑出土的齐刀有197枚。
“匽”、“匽化”、“一化”都是燕国晚期所铸。
匽钱方孔圆形，无轮廓，背平素，一般直径2.9厘米左右，重4.2—4.6克。
“化”本来是刀币的单位，齐刀就铸上化字而称为“法化”。
看来“燕化”与一枚燕刀化就名目价值来说应该是相等的。
“一化”钱圆形方孔，分为有廓和无廓两种，背平素，只有一种铝铸者尝在背面上有一“吉”字。
这种圜钱一般直径1.8—1.95厘米，而厚薄很悬殊，所以重约1.1—2.6克，一般重为1.4—1.5克，个别的有重3克的。
面文“一化”两字，旧时的解释也众说纷纭，为一刀、一夕、一化等，解释为“一化”比较适当。
这种铸币是通货紊乱时期的铸币。
过去有人往往把这三种货币看作“三等制”，以其益化圜钱的三等制来比较，那是讲不通的。
其实，三种燕币的铸行是有先后的。
匽钱是由燕化刀改的圜钱，时间很短，便铸行减重的燕化圜钱，再进一步减重而铸行一化，所以后世不易发现。
目前发现比较多的“燕化”较多，“一化”最多。
这类钱的出现最近情理的看法是铸行于燕王喜在位（公元前254—公元前222年）时期，是燕王喜近都辽东郡的铸币。
秦圜钱系指战国时期秦国所铸行的一类圆形有孔的货币。
其形制特征是以“两”作为单位，钱上只纪货币单位而不纪地名。
秦的半两圜钱，实际上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铸行的方孔半两钱的先驱。
目前，秦圜钱已经发现“铢重一两·十四” “铢重一两·十三” 、“铢重一两·十二”、“半两”及方孔的“两甾”等品种。
铢重一两钱铜质纯赤，圆形圆孔，背平素无廓,形制古朴。
一般直径约3.7厘米，穿孔约0.8-0.9厘米，重约14克左右，轻者也有9克左右。
“半两”型钱，方孔圆型，平均重量约为10克左右，重的有15克以上，轻者6克左右。
“半两”钱中还有一种名曰“两甾”的变异钱，“甾”即“锱” ，一锱为六铢，两锱是十二铢即半两。
这种钱外圆内方，初期无廓，后期有外廓，直径大约3厘米左右，重量约为8克左右。
秦国铢重一两型圜钱的重量与魏国“共”、“垣”字圜钱接近，说明二者的铸造时间比较接近。
魏在公元前354年与齐国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国势衰落，一蹶不振。
此时已经崛起的秦国再不会向魏国效仿学习，所以半两钱铸行在铢重一两 钱之后，时间大约在“初行钱”时。
战国秦半两的铸行，与商鞅变法和惠文王“初行钱”有关系，秦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了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任用商鞅变法。
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
租禾是实物田租，“赋”就是要农民交实物田租税外，还要以货币来纳口赋。
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要以货币来纳税。
与此同时，货币也进行了改革。
秦惠文王年十九而立，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进行货币改革——“初行钱”。
“初行钱”不等于说秦国到了惠文王时才开始铸钱，而是在这之前，钱币多为私人所铸，主要由商人铸造，用以牟取暴利，现在政府改革，规定钱币一律由公家政府来铸造，私人不许铸造。
这无疑是秦国进行币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措施。
秦国钱币中还有一种方孔小型圆钱，面文为“文信”，“长安”。
文信钱，方孔圆形，无内外廓，背平素，钱面穿孔四周有凸出纹，面文“文信”二字分别列于穿孔左右，字体优美别致。
文信钱直径长2.3厘米，穿孔宽0.9厘米，重2.9—4克。
1955年考古人员在河南洛阳市西郊河南古城遗址内发现了文信钱残石范，从而证明文信圆钱为吕不韦所铸。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出身大贾，富有谋略。
他在邯郸经商时，认识了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此时异人正被赵国冷落，吕不韦认为异人有利用的价值，所以重金与异人交好。
吕不韦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被封为文信侯，此钱是吕不韦在其封地所铸。
钱上的信字旁没有固定，不是小篆，可知文信钱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铸币。
在秦始皇没有亲政之前，吕不韦掌有实权，他在封国内用封号铸钱是可能的，更何况吕不韦又是商人出身。
后来经过吕不韦的精心谋划，异人被秦孝文王立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孝文王猝死，异人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的吕不韦拥有家僮万人，食客三千，俨然如一国之君。
公元前239年，赢政已经21岁， 按照秦国的礼制，下一年就要“冠耳听治”。
吕不韦不甘心大权归政，与宦官嫪毐同时展开紧张的活动。
公元前238年，嫪毐集团被彻底镇压后，吕不韦又策动长安君倒戈，妄图取赢政而代之，很快又被赢政平息。
这样秦赢政和吕不韦的斗争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公元前237年，赢政先以放纵嫪毐的罪名免除了吕不韦的相位，接着命令吕不韦出居食邑河南。
吕不韦在河南并不安分，与京中使者来往不绝，赢政就干脆命令吕不韦迁居蜀郡，吕不韦自感前途不妙，后自尽身亡。
与文信钱相似的是长安钱，面文“长安”旋读，背平素，直径长2.1厘米，穿孔宽1厘米，重1.8—2.5克。
“长”字在穿孔右边，“安”字在穿孔下，这种文字的排列，只有圆钱才有。
秦王赢政时由长安君成矫所铸。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成矫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率军“击赵，反”，此钱当为长安君反叛前所铸。
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城砖厂出土过“长安”与“文信”钱各一枚。
既然证明了文信钱的存在，同时也就证明了吕布韦阴谋篡位并非杜撰。
文信钱可以说是文信侯吕不韦阴谋取代秦赢政的有力证据。
关于长安钱，其形制、字型与文信钱相同。
如果该钱确实为长安君所铸，则此钱与文信钱同为阴谋家的罪证。
因为秦代是绝对不允许私人铸钱的，况且在钱币上还铸有自己的封号，这不是谋反是什么呢? 想了解更多货币请访问
商族为何把玄鸟作为图腾
关于商族的起源，文献中有许多商先祖契为卵生的神话传说。
商族起源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个课题，长期以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计其荦荦大者，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东北说、晋南说、中原说、夏商周三族同源说等。
先商文化分布的排列，由北而南，北早而南晚，呈由北向南发展势头[①]。
这与商族南下入主中原灭夏建商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因此探索先商文化的源头，应向北寻找。
综合殷商先人活动于幽燕一带的文献记载，我们推测商族当起源于京津唐地区、燕山以南的渤海湾一带。
一、文献记载的玄鸟图腾关于商起源，文献记载中有许多商先祖契为卵生的神话传说。
如《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正域彼四方。
”郑笺：“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为尧司徒，有功封商。
”《诗经·商颂·长发》：“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郑笺：“禹敷下土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
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高注：“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与有娀氏女，吞而生契。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
”后来褚少孙补《三代世表》也记此事，情节略有出入，大同小异。
对于简狄吞卵生契故事，《淮南子·地形》、《列女传》、《拾遗记》、《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尚书·中侯》、《宋书·符瑞志》等都有详尽的附会与演义。
所以自东汉以来，王充《论衡·奇怪篇》、魏王肃《毛诗驳》、宋欧阳修《诗本义》、苏洵《喾妃论》、清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诗经稗疏》、梁玉绳《史记志疑》等著作，莫不斥玄鸟生商为怪诞不经，甚至于攻史迁以诬谬，驳郑玄为邪说。
但是我们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创世神话，大都是该民族早期发展、社会状况、民族精神以神话形式进行表述的历史文本，它是该民族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表现形式。
它们虽然光怪陆离，但无不凸现出该民族真实历史的一些影子。
“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弃，这些感天而生的传说，也都是‘不知有父’的饰辞。
”[②]它至少说明了契之前无父而生，契之后子孙相承，毕竟反映了商族由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过渡的真实史影。
因此，它对于研究商族起源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东北地区环渤海湾一带的古代许多民族都有与卵生相似的创世神话。
如《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
婢对曰：‘有气如大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
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
”《广开土好大王碑》、《三国史记·高句丽纪》、《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等朝鲜史籍也记有高句丽先祖朱蒙为鸟卵所生的类似传说。
《太祖武皇帝实录》、《清朝通志》、《满族源流考》等清代史籍记载，满族祖先也是仙女佛库伦吞了雀衔朱果而怀孕降生的。
对东北环渤海地区各民族的卵生创世神话，有学者曾著文有不小篇幅的引证[③]。
凡此种种，皆可证明这里是一个以卵生神话为创世模式的地区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说明商族也应起源于这一地区。
由玄鸟生商而产生了商人以玄鸟为图腾的观念。
从图腾崇拜之中，不仅可以看到先民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而且也能从某一个相同的图腾崇拜区中找到它的部族策源地。
于省吾先生不仅肯定了夏商图腾崇拜对于研究历史的积极意义，而且还从古器物中找到了铭文实例来证明之。
这就是著名的“玄鸟妇壶”铭文。
于氏认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唯一珍贵史料，系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
”还引第五期甲骨卜辞中关于有娀氏女的生育卜辞，证明商代从先世契母简狄一直到乙辛时还与有娀氏保持婚媾关系[④]。
更有学者从甲骨文中找出了另外三个字形，也是玄鸟妇，认为指为吞了玄鸟蛋而受孕的简狄更合适[⑤]。
陈梦家先生说：“卜辞中王亥之亥亦有从隹作王隹亥者，而《山海经》谓王亥操鸟而食，疑王亥与隹夷本一族也。
”[⑥]胡厚宣先生则从甲骨文中先后找出八片甲骨上的十条卜辞材料，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头上都有一鸟形，鸟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结合《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两手操鸟”的传说，认为甲骨文中王亥字样中加鸟形，实是商族以鸟为图腾之确证[⑦]。
还有学者从解释“商”字的意义入手，论证了商族崇拜鸟图腾，如童书业先生认为“商”即是“以鸟为图腾的遗迹。
”[⑧]潘鼐认为商人以鸟为图腾，甲骨文中有‘商鸟’星，大致即是鸟[⑨]。
按 商鸟 亦即商鸟 鴹鸟，又称商羊，见于《孔子家语·辩政》，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水祥也。
昔童儿谣曰：‘天将雨，商羊鼓舞。
’”按甲骨文中的“商”字，字形多变，繁简不一，但字上部都包含有“辛”字，“辛”字“当为《说文》中部首菐字之省”[⑩]，而甲骨文中的“凤”字也多从“辛”字部首。
此也似可证明“商”与“凤”有一定的相关联系。
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商人以鸟为图腾确实是一种历史存在。
商祖起源于鸟卵的创世神话不是后世学者的附会，而是殷商时代人们已有的一种关于商族起源的看法。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透露出一些关于商族起源的那段被人们神话了的历史消息。
据研究，以鸟为图腾的古代民族分布在古代东方沿海广大地域中，甚至南至百越民族也有鸟图腾的存在[11]。
古代东方民族在共同的鸟为图腾的大文化前提下，又分为凤鸟、玄鸟、伯劳、青鸟、丹鸟、五雉、九鹰等图腾的许多支族。
有人对于东方部族分别道：奄以鹌鸟为图腾，谭以鷣鸟为图腾，蒲姑以布谷鸟为图腾，黄以黄鸟为图腾，江以鸿鸟为图腾等。
这是一个大的部族分化的结果。
在这个大部族中，少昊挚无疑是这个部族总首领，故而他能“有凤鸟之瑞，以鸟名纪官”（《帝王世纪》）。
商族先祖帝喾很可能就是少昊挚的继承者，成了这个鸟图腾大部族的领袖，所以“帝喾击磬，凤皇舒翼而舞”（《帝王世纪》）。
所以说，商族是这个鸟图腾大部族的其中一分子，以玄鸟为图腾。
由此可知，商族以鸟为图腾，不是孤立、偶然的，它有一个极为广泛的共同的大文化背景作基础，因而也是可能、可信的。
从东北环渤海湾史前考古文化多以鸟为题材的器物造型看来，这一地区是被考古证实了的鸟图腾部族聚集地，商族正应分布于这一区域之中。
二、历史地理的幽燕等地对于“玄鸟”究竟所指为何，古今学者多有奇怪的解释，如郭沫若先生认为“玄鸟”是指“祖”即男性生殖器[12]。
英国艾兰女士则认为“玄鸟”是太阳中的黑鸟[13].但在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自从《吕氏春秋》始，这只“玄鸟”就成了燕子。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传曰：“玄鸟，燕也。
”郑笺：“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传曰：“燕燕，鳦也。
”《说文·燕部》：“燕，玄鸟也，籋口，布翄，枝尾，象形。
”又曰：“乙，燕燕，玄鸟也。
齐鲁谓之乙，取其鸣自呼，象形也。
鳦或从鸟。
”都明确指出玄鸟即燕（鳦），学者多遵从之而无疑义。
按“玄鸟”，指黑色的鸟，燕子正是北方春夏常见之黑色候鸟，以燕子释玄鸟是对的。
不过有些学者还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如袁珂先生认为玄鸟即燕子的化身，玄鸟再经神话就又成了凤凰[14]。
闻一多先生也曾作如是观：“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
”《尔雅·释鸟》：“鶠，凤，其雌皇。
”疏云：“凤，一名鶠。
”“燕、鶠音同，燕之通鶠，犹经传宴、燕、讌通用，金文燕国字作匽若郾也，鶠即燕，是凤凰即玄鸟。
”“玄鸟即凤皇，故郑称玄鸟卵为凤子。
”[15]胡厚宣先生更从甲骨文中“王亥”之亥字上部有鸟形分析，亥上鸟形在康丁时从Щ ∧∧∧∧∧; ，象鸟冠形，由此认为玄鸟也可说成是凤凰[16]。
其实这种玄鸟为凤凰说法自古有之，如同是简狄吞食玄鸟卵而生契故事，屈原《天问》作“玄鸟致贻”，《思美人》也作“遭玄鸟而致诒”，而《离骚》却作“凤皇既受贻兮”。
但这些说法仍是以燕子说为基础。
按凤是神话中鸟类动物，其形状集合包括燕子在内的众多鸟类形体而成。
由燕子转化为凤，即由实体动物而转化成神话动物，正是商人起源传说流传过程中的神秘演化，这种升华正符合多数民族神话演化的规律。
甲骨文中有“燕”字，字形正象一只张口布翅枝尾飞动的燕子于飞之形。
在卜辞中，“燕”作地名，如：“癸丑卜，行贞：王其步自燕于封，无灾
”(合集24248)可知商代已有燕地。
从文献记载周武王封召公于燕来看，召公之子就封之前，此地已有燕名。
周燕当是沿用商燕旧名。
北京地区称燕，燕山之名均应早在商代已有之。
此燕名当与商族起源神话有关。
北京地区、河北北部、辽宁西部旧称幽燕之地，又称幽州。
《尚书·尧典》：“居朔方曰幽都。
”《周礼·职方》：“东北曰幽州。
”《尔雅·释地》：“燕曰幽州。
”自古以来，作为地名幽燕不分，均指战国时燕国所据之地。
幽与燕合称此地，使人联想到“玄鸟”。
玄有黑义，幽也有黑义，《诗经·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幽。
”毛传：“幽，黑色也。
”陈奂传疏：“幽即黝之古文假借。
”《礼记·玉藻》：“一命缊幽衡，再命赤韨幽衡。
”注：“幽读为黝，黑谓之黝。
”又幽字从幺幺 从山。
《说文解字·幺部》：“幺，小也，象子出生之形。
”李玄伯先生考证，“玄之初义即系玄鸟，♂（玄）像燕之形，亦即像玄鸟之形。
幺亦即玄鸟之子，所以幺字形与玄相似，8（幺）有头有身而无翼，像燕初生之形，♂（玄）则增翼，羽翼丰矣。
”[17]所以说，幽字原义或者当是产生玄鸟之子的山脉呢
由此我们认为：幽燕之名来源于玄鸟，幽燕即玄鸟。
《周礼》此地已称幽，殷商时代已有燕地，甲骨文中有表黑色牲色的“幽”。
幽燕之名出现于周代以前，它应是商人以玄鸟图腾为地名留下的遗迹。
据文献记载，商祖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娀氏部族的女儿，嫁给了帝喾做妃子。
毋宁说，这是一宗史前的商族与有娀氏部族的族外婚。
因此，这两个部族应该地域相近。
如果知道了有娀氏部族的活动地域，那么商族的起源地也可由之而推测其大概了。
《淮南子·地形训》：“有娀在不周之北。
”“玄耀、不周、申池在海嵎。
”可知有娀在靠近海嵎的一个地方。
《山海经·大荒西经》高诱注：“不周山在翟。
”而“翟”即狄也。
如《史记·殷本纪》记商人先祖妣为“简狄”，而《淮南子·地形训》作“简翟”，可见二字古音相同相通。
狄指北方地区民族，则不周山也应在北方地区。
传说共工曾怒触不周山。
据《尚书·尧典》、《庄子·在宥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淮南子·修务训》等均言尧流共工于幽洲(州)或幽都。
《孟子·万章上》、《史记·五帝本纪》谓舜流共工于幽州或幽陵。
幽洲、幽州、幽都和幽陵诸称，应该都指一地。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昌平、密云县：“燕乐县，在县东北八十里。
行唐废县，……共城，《括地志》云在‘檀州燕乐县界’，即舜流共工之地。
一作龚城，志云：‘在今县东北五十里。
’”据上所述，可知共工被流放之地为今北京昌平、密云一带。
那么不周山也当在此地附近，则海嵎所指当为离燕山一带最近之渤海湾。
有娀氏在不周之北，其地也当在渤海湾北面不远处。
其实，有娀即戎[18]。
根据古代民族称名习惯，称该族女子名时，即在族名上加女字旁即可，如井族女子称“妌”，戎族女子自然可以称作“娀”了。
戎是先秦时代北方的大族，到春秋之时仍“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大约活动于今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一带。
其中活跃于燕山南北及辽宁西南部的一支是山戎，又称北戎，如《春秋经》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注曰：“北戎，山戎”。
司马迁、班固也都认为“北戎”即“山戎”（见《史记·齐太公世家》、《郑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
杨伯峻先生为《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条做注时认为，山戎为北戎之一支[19]。
《逸周书·王会篇》载周初北方有山戎。
《大戴礼记》卷七、《史记·匈奴列传》也都记载北方有山戎。
据文献记载，山戎春秋时曾伐燕，甚至越燕伐齐，齐僖公与战于齐郊，可见其势力之强盛。
到了周僖王时，称霸的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曾经北伐山戎以救燕。
此事曾多见于古文献记载，如《春秋》庄公三十年经传、《国语·齐语》、《管子·子间篇》、《史记·齐世家》、《史记·燕召公世家》等。
《左传》文公十六年杜注：“戎，山夷也。
”孔颖达疏：“戎，山间之民。
”由此可知，山戎当指生活在山区的戎族之人。
北方山戎之山，当指燕山。
有娀氏之母族戎族或者就是北方山戎之戎。
七十年代以来，在河北北部及北京燕山一带陆续发现了以游牧为生活特征的山戎部族墓葬遗址[20]。
那么，与有娀氏相关的商族也应当就生活在河北北部与燕山一带。
商契部族与山戎部族的先人曾互为婚姻。
所以，周人称商族人为“戎殷”，如《尚书·康诰》：“殪戎殷。
”《逸周书·世俘解》：“谒戎殷于牧野。
”又称“戎衣”，如《尚书·武成》“一戎衣”，《礼记·中庸》作“壹戎衣。
” 古者殷、衣相通，“戎衣”即“戎殷”也。
“戎殷”又作“殷戎”，如《逸周书·商誓篇》“肆伐殷戎”。
还有称之为“戎商”者，如《尚书·泰誓》“戎商必克。
”《国语·周语下》引《泰誓》作《大誓》也称“戎商必克”。
何以殷商与戎族相联属呢
范文澜先生解释道：“文王对殷王有杀父之仇，称殷为戎殷，可能是加殷以一恶名而欲殪之，并不是说殷是戎族。
”[21]这与郭沫若的所谓“殷（衣）”是周人对殷人恶称的看法很有些相似，但并不正确。
因为“戎”并不只是周人对殷人的称呼，陈梦家先生说：“凡此周称殷为戎，而殷人自称其始妣为有娀氏。
”[22]娀者，戎也，是殷人也自称戎。
所以说称殷商为“戎殷”、“殷戎”、“商戎”，实是明白地知道了殷商民族的来历的缘故。
上古人们对四方周边民族的称呼没有太大的分别，都是可以称为夷、戎和狄的。
后来才形成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民族区域方位观念。
早期文献中戎、狄是可以相通混用的，如《穆天子传》：“毕人来告戎，曰‘翟狄来侵’”。
不仅如此，戎、狄二字有时也合称在一起，如《诗经·鲁颂·閟宫》：“戎狄是膺。
”《国语·周语上》：“我先王不窟，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狄）之间，不敢怠业。
”《史记·六国年表序》：“今秦杂戎翟（狄）之俗。
”所以我们认为，“狄即戎也”。
王国维先生曾说：“经传所记，自幽平以后，至于春秋隐桓之间，但有戎号，庄闵以后，乃有狄号。
”[23]如此分别，未必正确。
最早的狄当是集中于北方地区，如《墨子·节葬下》：“尧北教乎八狄。
”又《尚书·仲虺之诰》：（汤）南征而北狄怨。
”《史记·五帝本纪》：舜“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由此可知，北方山戎也可称狄。
应邵《风俗通》：“春秋传曰：狄，本山戎之别也。
其后分居，号曰赤翟、白翟。
”（《括地志》引）戎之称狄（翟），这从有娀氏女名简狄（或简翟）即可见这种观念之源由。
俞伟超先生曾把早期中国境内的部族划分为九大集团，依历史分合关系而归统为夏与夷、商与狄、周与羌、楚与越四大联盟集团[24]。
把商和狄(北戎)联在一起，与商族来源于北方民族的历史线索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
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契被称为商人的始祖。
契字在《史记》等文献中又作卨。
《说文解字·厹部》：“卨，虫也。
从厹，象形，读与偰同。
”契、卨之外，一些文献也称契作“玄王”，如《诗经·商颂·长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
”毛传曰：“玄王，契也。
”郑笺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谓契，为玄王。
”朱熹《诗集传》云：“玄王，契也，或曰以玄鸟降而生也。
”但也有认为玄王非契，如《白虎通·瑞贽》解《长发》、《鲁诗》均称“玄王”即汤。
不过《国语·周语下》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
”契至汤建国立商正好是十四世，玄王为契自不待言。
故韦昭也注曰：“玄王，契也。
”又如《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直接称契谓“契玄王”，也可知玄王是契而非别王。
对于契何以称玄王，后人有不同的解释，《毛诗》郑笺：“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立子，故谓契为玄王。
”《国语》韦昭注则以“契由玄鸟生”故名曰“玄王”。
颜师古曰：“卨，殷之始祖。
玄王，以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德，故曰玄王。
”顾颉刚先生认为契的称号中有“玄王”，大约是因为燕子色黑，称为玄鸟，而契之生命乃是玄鸟带来的缘故[25]。
金景芳先生解道：“这个玄王应同九野的‘北方曰玄天’(《吕氏春秋·有始览》)，明堂北堂称玄堂，四象的北方七宿称玄武一样。
玄是北的意思，玄王就是北方之王。
”[26]玄固为黑色，然亦指为北方之色，我国东北地区有黑山黑水黑土地，正可与古代已出现的五方五行以五色相配的传统观念相印证。
可见商人远祖契被尊为北方之王，即北方部落的酋长。
在这个“玄鸟生商”的创世神话中，也出现了“玄丘”、“北音”的字眼。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他们又同“玄鸟”、“北海”、“幽都山”、“黑水”联系起来：“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
”“玄丘”指北方黑色丘陵或山岭，疑指燕山。
“北音”当指北方歌舞音乐原型。
“玄鸟”、“玄王”、“玄丘”、“北音”在文献中的反复出现，都表明了古人对商族创世神话产生于北方的倾向性。
燕山一带也留下了以契为地名的遗迹。
《说文·邑部》：“契阝，周封黄帝之后于契阝也。
从邑契声，读若蓟，上谷有契阝县。
”段玉裁称契阝、蓟为古今字，而毛际盛则认为二字为通假字。
契阝即契，古代氏族称作地名时，多加阝(邑)部偏旁，如奠与郑，北与邶, 朱与邾等。
契阝名显然得名于商族祖契名。
今天天津北部燕山以南有蓟县，正在商契部族活动的燕山南侧、京津地区的渤海湾一带。
只是汉代的蓟县，与今天天津以北的蓟县地点不同，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蓟县)故城约当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隅。
”[27]若依此，则两处蓟县当是地名层化后的结果，或者商契部族往来迁徙留下的名字。
古人认为，天津以北的蓟县正是周初召公封地，如《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
”总之，蓟(契阝)地是由商族祖契而得名，其地在商契部族最早的活动地区。
我们从商族最初分封的同姓子姓小国地望，也可约略窥知商族的大致源地。
《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其中目夷氏，据《风俗通·姓名篇》，伯夷之国君姓墨胎氏，墨胎也可作目夷。
而伯夷与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
据《汉书·地理志》，孤竹城在辽西郡令支县，即今河北省迁安、卢龙一代。
空桐地望，据《逸周书·伊尹来朝》把空桐放在正北，和匈奴、楼烦并列，又《史记·赵世家》：“赵襄子娶于空桐氏，生五子。
”则空桐也当在燕赵之北。
他如来氏在涞水流域，北殷氏也当在北方地区等。
据考证，居于燕山地区的子姓邦国还有代、中山等[28]，商末贵族箕子的封国也在燕地[29]。
这些商族子姓诸侯之国，虽然未必尽是商人发迹时所封，但众多的子姓小国麇集于燕山地区，可能此地即是殷商部族的大本营。
惟其如此，周人灭商后，殷纣王“王子禄父北奔”、大贵族箕子退保朝鲜才成为可能。
盖皆因此地乃是殷商族人聚居旧地、殷商故族原有的势力所在的缘故。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商族应起源于今燕山南侧、京津唐之地的渤海湾一带。
这当是一个广阔的地域，因为商族祖先作为游牧民族，往来迁徙，荡析离居，不可能只起源于一个具体地点。
在上古时代，大约七八万年前，由于气候升温，冰川消融，海面上升，发生了大规模的海浸。
今日广袤的渤海湾平原被海水淹没，一片泽国。
那时渤海湾与燕山紧紧相连。
后来才发生了海退现象。
到距今约四千年时，海岸线才退回到第三道贝壳堤一线(自天津东郊张贵庄经南郊巨葛庄到黄骅县苗庄)[30]。
也就是说，在商族起源这段时间内(契与禹同时，距今约4000多年)，尚未海退或海退尚未完成，渤海西岸尚在天津以西，北京、燕山距渤海湾较今天为近。
因此将燕山和渤海湾作为一个区域来探索商族起源，似不为过。
三、考古文化的雪山类型考古学资料表明，河北境内先商文化分布在古黄河以西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北部比较微弱而越往南越强大，这就表明殷人南下入主中原是自燕山以南地区的北京平原出发，沿太行山东麓迤逦而行的。
古代地理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北方民族由东北、由燕山南下，也只有这一条通道。
因为在上古之时，北京小平原三面有丛山环绕，东南一带是大片的湖泊沼泽。
幸而西南一角，因为接近太行山东麓，地势比较高, 通行也比较方便，因此也就成为当时从北京小平原南通华北大平原的唯一门户[31]。
二者研究若合一契，足能说明问题。
考古学界认为，河北境内的先商文化主要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但对真正的商源文化何在并不肯定。
我们认为应在河北龙山文化的北端寻先商文化的源头，河北北部龙山文化雪山类型当是先商文化主要来源和前身。
雪山类型以北京昌平雪山村遗址二期文化、唐山大城山遗址下层文化和任邱哑叭庄遗址下层文化为代表，近来也有人称为龙山文化哑叭庄类型。
从地域分布来看，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的燕山南部京津地区一带。
而这正与从文献记载所考证的商族起源地望一致。
从年代上说，“根据昌平雪山村和唐山大城山的层位关系，可以确证河北龙山文化雪山型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又不会超过先商文化漳河型，所以河北龙山文化雪山型晚期的年代与夏文化的早期应该是大体相当的。
”[32]夏家店下层文化做为商族起源时代偏晚，而雪山类型早于夏家店下层，与夏文化早期相当。
考虑到禹、契曾处于同一时代的历史事实，雪山类型的年代也颇与商族起源时代一致。
对任邱哑叭庄遗址、昌平雪山村遗址和唐山大城山遗址[33]等几个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遗址遗存的考古学材料分析，可以分别揭示先商文化源头形态的不同方面。
应该说，哑叭庄遗址是探索先商文化源头的最有利的一个考古学单位。
因为该遗址下层是河北龙山文化的遗存，上层就是先商文化漳河类型一类遗存。
龙山文化遗存基本属于龙山文化后期，可大致分为三段。
龙山文化遗存中的典型器物除甗中无腰隔而区别于漳河类型的甗之外，夹砂中口罐与甗由口沿微折逐渐趋向于卷沿，正可与漳河类型早期同类器物相衔接。
正如有些学者所论，“该类型正是漳河类型橄榄形罐的直接来源和有腰隔卷沿甗的主要来源之一。
”[34]具体来说，哑叭庄龙山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并有磨光黑陶、白陶和夹蚌陶，主要器类和海岱地区尤其是鲁西北和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的同类器物相类似。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把哑叭庄类型纳入了海岱龙山文化系统[35]。
雪山村遗址分为三个时期，第二层是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雪山二期遗存。
在雪山二期文化中，发现了半地穴式的房址3座、灰沟一条，以及灰坑等遗迹多处。
此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和泥质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黑陶、灰陶和红陶。
这是与后来的先商文化陶器的特征大致可以吻合的。
此外此期文化中出现了重要的白陶片，当是开了后来殷墟文化时期盛行白陶的先河。
此期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也是先商文化中旧有的本色。
其次为篮纹、方格纹、弦纹等。
陶器器类多样，罐类为多，其它还有鋬耳鬲、盆形甗、双腹盆、平地盆、鸟首形鼎足等，也应视为以罐、鬲、甗为主的先商文化器物组合模式的先兆。
大城山遗址第二层是河北龙山文化层。
该层文化遗物中有不少石器，如柱状石斧、穿孔扁平石斧、双孔石刀、石锛、双孔石铲、石簇、三棱石矛头、石核、石片等。
而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遗物中，也有石器，器类也是斧、铲、刀、凿、矛头、簇、弹丸(石核)等，二者在石器的器形、器类方面大体一致。
大城山遗址二层中所出陶器，分夹砂灰陶、夹砂黑陶、泥质灰陶等类，也是先商文化漳河型中常见的陶类。
中国历史上真的是“北强南弱”吗
《史记·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
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之后，中国历史上几经统一与分裂。
统一往往是由北到南，如西晋、隋唐、元朝、清朝。
仅有的两次南方统一北方是明代朱元璋与中华民国，并且朱棣迁都北京，民国国祚短促。
北强南弱几乎可谓是中国历史一大定律，其中原委颇值探析。
近代学者对历史上的南北关系多有研究，他们都有些什么说法
宋辽澶渊之盟时的契丹出境碑钱穆：南北强弱取决于战马盛衰钱穆：《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1935年（下文称此文为钱文）钱穆对于中国史上的北强南弱观，并不能完全认同。
他也承认历史上的统一基本是从北向南的，但是钱穆指出，雄汉盛唐的时代，中原王朝能够慑服北边的蛮族。
而“项羽、刘邦、刘秀、刘裕、朱元璋，亦全是起于南方而战胜了北敌。
以至于民国最近的革命，大体说来，亦可以算是南方的胜利”。
因此，在钱穆看来，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北强南弱。
北方统一南方或者南方慑服北方，探其要因，钱穆将之归于军事武装，尤其是马匹的作用。
钱穆说：“大抵军队中有马匹，而其马匹又多又精壮者，其军队常易占胜利。
若其军队中马匹少，又多羸弱，则常易失败。
这一点虽若小节，然有时足以推翻或改定上述种种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南北强弱观之解释。
”首先，钱穆先举汉匈之战为例，论证了马匹为军事胜败之关键的观点。
汉武帝元朔六年的漠北决战，《史记》中说：“汉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
”汉军大举出击，卫青、霍去病皆大胜，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然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但汉朝也已无力追击。
结论是，“那时汉朝的国力与其对匈奴的政策，几乎可以把马之耗息来代表。
”除了汉匈战争，钱穆又以石勒骑兵败司马越步兵、慕容垂骑兵败桓温步兵、唐代骑兵灭突厥为例，证明马匹的关键性。
其次，对于两宋之所以屡败于辽、金、元的历史，钱穆将之归结为宋代养马地区的丧失。
北宋主持抗金的李纲对金兵的认识，可以为钱穆的证据，“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而吾之马少，特以步兵当之，飘暴冲突，势必不支。
”综上所述，钱穆的结论是，汉唐以南胜北、辽金以北克南，皆因马匹的盛强。
蒙文通：南北强弱并非取决于战马蒙文通：《读<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禹贡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1935年（下文称此文为蒙文）蒙文通在读过钱文之后，对钱穆说：“兄言其攻，弟言其守，可乎
”针对钱氏“以国马之耗息验御外之盛衰”的观点，提出商榷。
首先，蒙文通针对钱文中的漏洞，论证钱文中所提到的以南克北的刘裕，并非因马匹获胜，而是以车战大败元魏。
接着，又举卫青之以武刚车出塞，南宋李纲之议“步不足胜骑，骑不足胜车”为例，论证车战对骑兵的优势。
所以，结论是车战“制马固有术也”，马匹并非如钱穆所论之关键。
其次，水利也成为蒙文通的论据。
钱文说桓温北伐败于枋头，是因为晋之缺马而燕之骑盛。
蒙文则说桓温之败乃是未能及时利用水利所致，“水运路塞，卒致枋头之败”。
对于两宋之败于弱于辽金元，蒙文也称是水利不修才是要因。
再次，蒙文还从中国统一分裂形势论证南北强弱，总的观点是，“北狄之盛，每当中国纷扰之际，函夏混同，即迸逃破亡。
”蒙文认为，中国与北胡之争，胜败常看本国形势，中国纷乱则北狄强，中国统一则北狄弱。
汉高祖之围白登，卫霍之出塞破敌，唐高祖之称臣突厥，唐太宗之灭颉利，均可证明蒙文观点。
综上所述，蒙文论南北强弱形势，除了逐条驳钱文论点外，更加从国家总体层面展开讨论。
雷海宗：南北强弱有赖于军国一体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按下文称此书为雷书）雷书开宗明义，“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首先，在春秋时代，贵族当兵，军队中从将领到士兵都有一种荣誉感，军队与国家基本一体，故打仗时战斗精神极强。
时至战国，由于贵族与士兵分离及厌战心理，“军心民气的不健全”也正萌芽于此，中国的兵文化也逐渐衰退。
春秋战国时，赵国等一国之力就能抵挡北方的匈奴，正是因为有军队国家一体的兵文化。
其次，秦汉之时的兵文化发生重大变化。
雷书强调秦始皇统一之后，秦基本维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军队。
最后一支国家军队，是章邯投降项羽的军队，这支军队后被项羽坑杀。
雷书的结论由此而下，“从此以后， 这类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就完全绝迹。
”军队不再属于国家，只属于将帅。
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汉武帝出击匈奴，也不是靠与国家一体的军队战胜的，而是靠卫青、霍去病一类不世出的名将。
一旦卫霍之才消失，军事上的劣势就出现。
李广利等人的失败就是兵文化衰退的结果。
两汉与北边匈奴、羌胡的军事胜败凸显了兵文化的衰落。
再次，对于东汉以后的历史，雷书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军队国家合一的兵文化基本被摧毁，而军队多由募兵、外国兵乃至流氓无赖构成。
募兵无精神、外国靠不住、流氓无纪律，一旦有变，中国“束手无策”。
东汉之后，中国屡屡受制于北方胡人，先是南北朝的胡马南下，然后是安史之乱后的外族南侵，再到两宋时代的苟安求和，最后是元、清的统一中国。
其结论是，“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雷海宗论南北强弱，主要从有兵的文化到无兵的文化的角度展开的。
陈寅恪：内治修乱决定南北强弱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下文简称此书为陈书）陈寅恪在书中，有一章“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此章综论唐代与周边民族的盛衰关系，其中涉及到南北形势处甚多。
首先，陈寅恪盛赞“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
探究中国与外族竞争胜利缘由，陈书指出除了中国自身的精神与物力之外，“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
”北方外族本身的腐朽是中国胜利的重要原因，唐代灭突厥可为陈书的论据。
突厥之灭，“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它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
中国有机可乘，唐太宗英武知兵，所以，唐代打败了北边的突厥。
唐代打败突厥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其次，对于唐代后期的不敌北方。
陈书认为一是由于府兵制的破坏，而是由于内政不修。
府兵长期服役，不堪重负，后来兴起地方节度使的征兵制和外族兵。
征兵为逐渐为节度使控制，外族兵在安史之乱后常助中国平叛，故地方与外族渐强而中央衰落。
在内政上，陈书认为黄巢起义等事更削弱了中央军力，“舍胡兵外，殆不易得其它可用之武力也。
”唐代后期常常对北边的沙陀“忍耻曲宥”，“则外族与内政关系之密切可以推知也。
”综上所述，陈书认为内政修乱与外族盛衰的互相影响，才是唐代南北强弱的综合原因。
吕思勉：南强北弱才是历史真相吕思勉：《论南北民气之强弱》，《中美日报》堡垒，1938年（下文简称此文为《民气》）；吕思勉：《历史上之迁都与还都》，《启示》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下文简称此文为《迁都》）在《民气》一文中，吕思勉对“北强南弱”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这是“向来的一个误解”。
首先，《民气》一文分析了“北强南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即认为汉族人起源于黄河流域。
然吕思勉的意见是，汉人起源于东南而迁居于西北。
对于《史记》中“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之说，《民气》分析了其中所举的周朝兴盛、秦灭关东、刘邦统一的史实，并一一破解。
吕氏先引用钱穆对周朝起自山西的考证，批驳周朝兴于陕西之说。
春秋战国时期晋、楚、齐、秦交替强盛，并非是处于西北的秦国独强。
刘邦灭项羽所依靠的力量也不是秦兵，刘项之争其实是山东军队之争，并非是西北战胜了东南。
其次，《民气》从经济重心的转移的角度，论证南北形势。
吕思勉认为先前经济重心在北方则政治中心在北方，后世经济重心在南方则政治重心也随之南移。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北强南弱的局面，实际上是“南强北弱”。
再次，《民气》强调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的征服，其实是一种历史误解。
历史上好像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蛮族，实则不然。
吕思勉指出国家民族的强弱，“精神物质两条件不可缺一”。
野蛮民族的盛衰除了民风彪悍外，如果社会组织太差也不是中原王朝的对手，初期的辽、金既是例证。
此外，《民气》还着重论述了自明太祖朱元璋到民国革命时期南方势力的逐渐抬头。
其落脚点是，当时的中华民国虽然据守西南，但由于南方势力的渐强和民族的组织力、自信心的增强，必然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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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与战国是因为什么被界定为不同的两个时期
东周时期又称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是我国上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
史家一“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
公元前七七零年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王朝。
但此时周已衰弱到了极点，统治范围方圆不足六百里，各诸侯国纷纷割据称雄，不再朝见周王，其统率诸侯的权利也是名存实亡。
此间，全国共分为一百四十多个大小诸侯国，而其中以楚国、齐国、晋国、吴国、越国、秦国为大。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纷纷兼并其他小国，其中以楚、齐等大国甚之。
到春秋末年，大部分中小国家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统治的的时代。
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便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割据时代——战国。
春秋战国 公园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叫做东周，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这一时期的历史，与孔子修订的《春秋》年代大致相当，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春秋时期，时间为公元前770到公元前476年。
平王东迁，春秋开始，这以后，周王室衰微，各诸侯争霸。
一开始，由于郑国与周天王的矛盾，郑国与周王在郑国的繻葛（今天的河南长葛县北）进行了一场战斗，混战中，周恒王被郑国的将士一箭射中肩膀，周军大败，天子也威严扫地，周天子从此成了各诸侯国的傀儡。
春秋时期，最先称霸的是齐桓公。
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国力马上变得强大起来。
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号召其他诸侯在他的领导下抵御游牧部族的进攻，并先后灭了30多个诸侯国。
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齐桓公确立了它的霸主地位。
齐桓公死后，齐国开始衰弱，而地处中原偏西北的晋国开始强盛起来。
自晋文公重耳即位后，晋国与南方的楚国进行了著名的城濮之战，这场战争以晋国的大胜而告终，也奠定了晋国称霸的基础。
而在这期间，位于西部地区的秦国也开始发展起来。
秦穆公即位后，采取由余之计，大肆扩张西部疆域，成为了西部地区的霸主，为逐鹿中原铺垫了基石。
而南方的楚国在楚庄王统治下，对内整治朝政，对外积极扩张，在邓之战中，楚国打败晋国，确立了中原霸主的地位。
而这之后，地处江南的吴国和越国又相继称霸，春秋霸主的位子就这样你争我夺。
经过春秋时期激烈的争霸战争，许多小诸侯国已逐步被大的诸侯国吞并。
春秋末期，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历史学家大都把这视为战国的开端，战国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
战国开始时，诸侯国主要有齐、楚、燕、秦、赵、魏、韩七国，史称“战国七雄”，当然，“七雄”之间不断地进行战争。
期间，各国新兴的封建势力或用军事暴力或通过变法改革，攫取了统治权，并使国家日渐富强。
主要的有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和赵武灵王的改革等，其中最成功的要属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大，并且通过远交近攻的方法，逐一灭掉了其余六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于是，战国结束，秦朝开始。
春秋战国虽然战事不断，动荡不安，但却孕育了一个个有名的文人墨客，也造就了百家争鸣这样的文化大繁荣的景象。
这就是春秋战国，一个纷纷扰扰、乱哄哄的却又充满了传奇特色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