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原文）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
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
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
”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
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
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
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
”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
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
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
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
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
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
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
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
吾今自上簿。
”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
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遂引刀自刭。
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
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李将军之谓也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译文）李广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出塞以后，卫青从俘虏嘴里知道单于居住的地方，就亲自率领精兵去追赶，而命令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的部队合并，从东路出兵。
东路稍微绕远，而大行军粮草也少，势必不能及时赶路集结。
因此李广就亲自请求说：“我部为前将军，现在大将军竟调开我走东路，再说我从年轻时起就和匈奴作战，今天才得到一个机会和单于直接对敌，我愿居前锋，先和单于决一死战。
“大将军卫青曾受汉武帝暗中告诫，认为李广年老，数奇，认为偶数吉利，单数不吉利，因此命运不佳，不要派他与单于对敌，怕达不到原来的期望。
而这时公孙敖新失掉侯位，作为中将军随从大将军，大将军也想让公孙敖与自己一同对付单于，所以调开前将军李广。
李广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亲自向大将军表示坚决拒绝调动。
大将军不听，派长史下文书给李广的幕府，说：“赶快到部，如书。
”他不向大将军致谢就拔营出发了，他十分恼怒，率兵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军从东路。
军中没有向导，迷失了道路，延误了约定与大将军会师的时间。
大将军和单于接战，单于逃跑，没能得到战功而回。
大军南归横渡沙漠，遇到前将军和右将军。
李广见过大将军，回到军中。
大将军派长史拿干粮和酒送给李广，并问李广、赵食其二人的迷路情况，卫青打算上书给天子详细汇报军情。
李广没有回答，大将军派长史急催李广的幕府接受传讯。
李广说：“诸位校尉无罪，是我自己迷路。
现在我自己去接受讯问。
”到幕府，李广对他的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多仗，这一次幸而随大将军出征和单于接战，而大将军又调宽部走绕远，而且又迷了道，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再说我李广已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再受那些刀笔之吏的侮辱。
”于是拔刀自刎。
李广的军士、大夫等全军都哭了。
百姓听说李广死，知道与不知道的，年老年轻，都为他流泪。
太史公说：《传》说：“其身正，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虽令不从”。
这是说的李将军啊
我见到李将军，老实厚道像乡下人，口不善于言辞。
他死的时时候，天下无论认识他的或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十分哀痛。
他那忠实诚恳的心地实在使士大夫崇敬
俗话说“桃李不说，这事确实有点儿蹊跷”。
这话虽小，却可以喻大啊。
急~!!帮忙回答史记中<李将军列传>的几个问题,,谢谢了
有人是这样回回答的：1、揭露朝廷赏罚不公，刻薄寡恩，黑暗无道。
在这篇传记中，体现他对李广的才略、人品的钦佩和对李广遭遇、结局的同情。
他对汉家天子的刻薄寡恩有切肤之痛，对李陵始终抱着惋惜和同情。
但是他既不能作不平之鸣，也不能发怨谤之声，只好把种种复杂的感情通过为李陵的祖父一代名将李广立传抒发出来。
2、“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意思是说，桃李有着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它们不会说话，但仍然会吸引人们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树下都走出一条小路，李广将军就是以他的真诚和高尚的品质赢得了人们的崇敬。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尝不正是太史公文章本身的写照!强调了司马迁在文章中“以克制、含蓄的笔法”注入了“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在“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的笔法特点。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读后感哪里找
很多年前，有稿，说是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凑成书。
写什么好呢
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
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
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
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
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
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
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
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
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
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
司马迁，好人。
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
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
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
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
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
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
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
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
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
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
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
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
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
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
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
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
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
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
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
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
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
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
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
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
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
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
这是全书的主体。
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
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
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
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
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
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
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
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
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
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
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
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
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
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
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
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
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
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
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
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
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
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
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
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
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
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
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
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
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
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
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
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史记中桃李不言的下一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是古谚语，比喻实至名归。
该句话在《史记》中的出处原文如下：原文：《史记·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传》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李将军之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②，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③”。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注释： ①传：汉朝人称《诗》、《书》、《易》、《礼》、《春秋》为经，解说经书的著作都称为“传”。
这里的传是指《论语》。
因《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不是孔子亲笔著述，所以也称为传。
②悛悛：谦恭谨慎的样子。
③蹊：小路。
译文： 太史公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的。
” 这不就是说的李将军吗 。
我见到的李将军像乡下人一样的朴实，不能说善辩。
到他去世的那天，天下无论认识他的或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十分哀痛。
他那忠实诚恳的品格使士大夫信赖。
谚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话虽很短小精炼，却可以使人明白大道理啊
读了史记有什么收获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
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
司马迁，好人。
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
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
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
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
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
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
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
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
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
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
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
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
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
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
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
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
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
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
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
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
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
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
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
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
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
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
这是全书的主体。
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
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
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
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
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
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
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
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
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
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
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
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
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
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
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
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
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
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
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
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
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
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
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
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
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
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
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
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
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