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诗意人生》读后感
诗意生存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真正的幸福人生。
莫砺锋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为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
文学的魅力在现代林林总总的生活中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有声小说免费下载mp3小编看到被现代娱乐工具占据了大量思考空间的人们，迫切地需要融入到文学中，而《诗意人生五典型》正是不错的选择。
诗词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美的文学形式，她以她完美的形式，千百年来闪烁着不朽的艺术光芒，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更是折射出数不胜数的仁人志士的人性之美。
王夫之则在《俟解》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没有受到诗歌感发的人，其生存状态非常悲惨：“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
他还指出诗歌的重要意义是：“圣人以诗歌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 10月25日-26日，南大中文系教授莫砺锋先生在南大哲学系国学教育中心开讲《诗词与人生》，带大家洗涤心灵、感悟人生……莫砺锋先生提到：“阅读屈、陶、李、杜、苏、辛的作品，一定会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一定会使我们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从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大步迈进。
而诗意生存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真正的幸福人生。
”
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是什么关系?
一、文学批评的意义 文学批评是在文学接受的基础上，以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文学活动。
文学批评与文学接受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与内在融通。
文学批评既是广义的文学接受现象的一部分和文学接受活动的一种表现方式，同时它又是文学接受过程的深化与高级形态。
(一)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影响 从文学批评与作家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对作家具有规范、引 导的重要作用，是社会对文学作品的主要反馈形式之一。
批评家是通过具体作品的阅读研究进而认识、了解作家的；同 样，他也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品评、分析影响作家的创作。
由于批 评家具有较为系统的知识修养与理论背景，他往往站在比作家更高 的视点上，帮助作家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的作品，提高文学创作的自 觉能力。
批评家对作家的了解有时胜过作家本人，他能够深入作家 内心世界中潜意识与不自觉的层面，发现作家自我认识的盲点和被 遮蔽的东西。
批评家对作品深层意蕴的发掘也往往是作家未想到的 却又是富有启发性的，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评估也由于置放到更大的 文学系统中去考察而更显客观、中肯。
因此，批评家对作家艺术潜 力的确认、创作道路的总结、发展方向的建议能够起一定的规范与 指导作用。
古罗马的著名批评家贺拉斯曾用磨刀石与钢刀比喻批评 家与作家的关系。
他说：“我不如起个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 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
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 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吸取丰富的材料， 从何处吸收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 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
”② 这就是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的功能。
在文学作品大规模机械复制的时代，作者与读者事实上是互相 隔绝的。
也就是说，接受者大众对作品的理解与评价难以反馈给作 者，对他产生影响与压力。
文学批评则是社会反馈的主要和有效形 式之一，将作品所激起的读者反应与批评信息传递给作者。
批评家 -------------------- ① 《批评的诸种概念》，lgljll文艺出版社新1988年版，第“页。
② ((~-51e》，《(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3页。
首先是一个普通读者，但他拥有的职业眼光和掌握的尺度又使他代 表着一定的读者群及其社会性共识。
而且，文学批评一般是以文本 的形式见诸媒体的，它既通向作者也为读者大众所知，它预计到读 者的反馈并常常以读者的代言人自居。
这使文学批评通常具有公开 的对话性质与丰富的社会反馈内涵。
’ (二)文学批评对接受者的影响 从文学批评与接受者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可以帮助接受者深入 理解作品，对接受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塑造作用。
文学批评是加深接受者与作品沟通的桥梁。
文学作品是一种审 美的精神产品，它本身·具有的价值只有在消费、接受过程中才能得 以实现，也就是说作品首先要为读者所理解。
一些艺术创新的作 品，一些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作品，一些超出读者阅读经验和高 出于读者审美能力的作品，一些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把握的古 代与外国作品，接受者往往会产生或多或少理解上的障碍。
这就需 要文学批评的中介，帮助接受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艺术价 值。
匈牙利文论家阿诺德·豪泽尔说：“没有中介者，纯粹独立的艺 术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是一种对艺术才能的神化。
艺术风 格越是发展，艺术作品新奇的成分就越是丰富，艺术消费者对作品 的接受就越是困难，这时就越需要中介者的参与和帮助。
”(0批评 家以他的学识与经验，充当着文学接受的中介者角色。
， 文学批评还对接受者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起着塑造作用。
批 评家常常通过推荐作品、确立经典，帮助读者选择阅读的作品。
古 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鱼龙混杂，读者往往先从介绍、评论 文章中获取关于作品的先期信息，然后决定是否值得阅读与阅读什 么。
对于有害的作品与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文学批评也能起到预警 与防范的作用，提醒不良的倾向并指导正确的阅读。
鲁迅说： “有 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
”②批评家划分作品的等 ------------------- ① 《艺术社会学》。
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
② 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 《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1年版，第297页。
级、指出作品的优劣，也就是在传播他的文学价值观念。
读者的审 美能力和艺术趣味，一方面受作品的熏陶，另一方面也受文学批评 的引导与塑造。
把接受者大众的审美价值观提升到经典文学作品的 水平、接受活动中艺术再创造的层次和批评家专业的眼光，这也是 文学批评担当的责任。
(三)文学批评对社会的影响 从文学批评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通过作品的分析、评 价表达出某种价值观念与理想，从而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
文学批评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时，必然要提 出一系列的概念+观点，在其背后则有一定的学说依据与理论支 撑。
这些观点、理论既有艺术的、审美范畴的，也有文化价值观的 和意识形态方面的。
从后者来说，文学批评是一种与一定的社会意 识形态深刻联系的批评话语，它通过与作品及其作者进行意识形态 对话的方式张扬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作 用。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罗夫曾论及他称之为“投射”的批评方 法，即一种以作者、社会和批评家感兴趣的其他对象为方向、穿越 文本的阅读方式，某些心理学批评或社会学批评都是在批评上采用 投射方法的实际例子。
事实上，任何批评都或多或少包含着批评者 价值理念的主观投射，都或显或隐地渗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因素。
即使是托多罗夫提到的“非投射”的“英美新批评派”，其批评也 并非是纯形式与纯审美的，而是关注于“隐喻”及其文化内涵与社 会价值。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话语；往往通过对文学作品 思想意义的揭示和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理论背景的分析来影响社 会的价值观念，发挥其社会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莎 士比亚作品的评价，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分析，别林斯基对普希 金、果戈理作品的研究，鲁迅以杂文形式展开的文学批评，都表现 出意识形态评价的效能。
由于他们的观点不是用抽象的理论形式写 出的，而是借助于作品人物、情节的形象分析，因而能够传播得更 广、更深人人心。
二、文学批评的方式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批评的历史不 仅与文学同样悠久，而且，文学批评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一 样，都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产品的主要形式之一。
有着一定造诣的 批评家在文学舞台上可以扮演与创作作家同样重要的角色。
然而， 文学批评方式与文学创作方式是不同的，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要 求。
正确的文学批评方式能够生产出好的批评作品，反之，不正确 的批评方式将导致不合格或伪劣的批评作品。
尽管文学批评的具体 运作因人而异，但批评家在批评方式的掌握上却体现出一定的惯例 与规范。
一般而言，文学批评的方式应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一)审美体验 欣赏与体验，即批评家首先要成为接受者，要对作品产生审美 体验。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与艺术形 象来表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
因此，进行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 文学批评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对象的这一特征。
也就是说，批评家 应该以文学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与体验作品中 的艺术形象。
这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接受者都能够做到的，批评家首 先应该做到。
当批评家象普通读者那样进入阅读、欣赏的角龟，在 作品的形象世界中产生由衷、真切的审美体验之后，他才拥有了批 评作品的权利。
脂砚斋是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第一位批评 家。
他的批评富有真知灼见，却又处处与作者感同身受，与作品中 人物息息相通，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审美体验。
试举几例： 在第五回“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眉批云：“奇 笔摅奇文。
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
不知今时女儿可知?余为作者 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在第二十六回黛玉 “越想越伤感，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 悲悲戚戚，呜咽起来”旁批云： “可怜杀!可疼杀!——余亦泪 下。
，’在第二十七回·《葬花吟》上眉批云：“余读《葬花吟》至再至 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
”①脂砚斋的一哭一恨、又 怜又疼、再三回味、身世两忘，显示出他进入了欣赏作品的佳境。
脂砚斋的批评之所以被后人一再引用与研究，除了他究竟是何人及 他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是个谜之外，还因为他的批评是以真切的审 美体验为底色的。
因此，批评家应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感受能力。
一个艺 术感受力迟钝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的批评家的，因为他对作品审美 价值的判断是大可怀疑的。
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 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 品的好的批评家。
”②那些虽具有一定的审美欣赏能力却又跳过审 美体验阶段、脱离作品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分析而对作品价值乱 加评判的人，是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的。
(二)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即批评家要跳出一般的接受过程而以冷静的审视目 光对待作品。
文学欣赏与审美体验的主要特征是感受性。
它以个人主观感受 的结果为依据。
即使含蕴着理性认识，也带着个人体验与情感的印 记。
因此欣赏与体验允许个人偏爱的存在。
文学批评虽然也必须首 先感知艺术形象，对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的把握，但它的主要特征是 一种理性的分析、认知活动。
批评的目的是要对作家、作品和其他 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这就需要它从偏于感性的欣 赏与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分析与评判，要考虑和关注作品在读者中唤 起的普遍的接受效果与社会反应，要限制个人偏爱与情感倾向在批 评中的干扰或支配作用。
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说： “批评是科学。
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
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 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 ------------------------ ① 《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 72、208、223页。
② 《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第104页。
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
”①人们通常把文学批评归人文 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 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与认知活动。
如果说欣赏和体验是对作品“人乎其内”，那么理性分析就是 “出乎其外”。
批评家既要像一般读者那样人乎其内，还要从专业的 角度出乎其外，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分析作品。
《红楼梦》第48回有 香菱谈诗的情节，她说：“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
这‘直’ 字似无理， 乙圆’字似太俗。
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
要 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章再找不出两个宇来。
”香菱基本上还停 留在欣赏与体验的层次，‘未进入理性分析，具体表现在讲不出 “直”字的好处。
对王维的这一首《使至塞上》，批评家叶维廉却能 从理性高度加以阐释： “文字向内凝缩，意义向外延展。
举王维的 另一种表现的例子：大漠孤烟直。
虽然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景的描 摹，但我们无法将之视为表面的景，它伸人烟以外的事物，和历史 的联想里。
首先，漠大，但是空的，除了烟以外，别无其他形态的 生命，而‘烟’因‘直’字而具躯体之实。
‘孤’不只是‘独一’ 的意思，因为连风都停止了，亦是说，没有任何活动，所以又是 ‘孤寂’与‘死寂’。
但在‘孤寂’、‘死寂’中我们因为‘烟’的活 动而引向我们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却感得到眼前的景物之外的活 动：边地的战伐、戍卒的怨声、风沙的翻腾……”②这段话包含着 词与词、景与景外、文字与意义等多重关系的理性分析，体现了对 作品的深刻理解。
大地上的事情读后感
诗意管理又名诗意化管理 Poetic Management. 即把管理之内外在环境诗情画意化. 使工作人员自动自发愿意为工作效力. 并能在工作中产生创意, 创新, 活力, 提升工作品质, 使工作人员及工作单位均增大利益之管理思想. 诗意管理思想由范光陵教授 Prof. Kuanling Fan 於1970年代在美国名校加州大学长堤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任商学院正教授及目前美国国会议员, 教文委主席, 当时任正校长史提夫.霍尔博士 Dr. Steve Horn 之校长特别助理时所发明.已在国立中兴大学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及国立台北大学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企业管理研究所开授二学分诗意管理学课程.受国际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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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人的补充 2009-12-03 15:04 诗词读后感一代风流的一代绝唱，壮丽国度的壮丽诗篇，曾经有人如此评价过主席的诗词。
当时我感触不深。
今有幸拜读《诗篇》之后，想起这句话，我不禁为之喝彩--真好
，伟大的无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是杰出的师人。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我心中只是一位神圣的领袖，对于他的了解也仅有上述内容。
可能这也是当代学生对于国家领袖的认识吧。
可是当我读完《诗词》后，我才发现毛主席是那样坚毅，那样豪放，那样睿智，从他的诗词中我感受到了一个伟人的人格魅力。
在《诗词》中，不令久有凌云志，重在井冈山不到长城非好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这些历览名山大川的感慨，忧国忧民的毛主席，在攀登游览时，也不曾放下心头的凌云壮志。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江山如此多姣，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又是对于中国经历磨难的深刻感悟。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枝头俏雄关漫步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它们表现了毛主席不畏艰难困苦，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在慷慨激昂过后，毛主席有有了挥手从兹去的离情别意，我失骄杨君夫柳的款款深情，以及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殷切勉励，使我感受到诗词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往昔的峥嵘岁月中，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人民获得解放与自主，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之后，他又操起了建设国家，强民富国的担子，毛主席的人生是闪光的人生。
今天的我们，在领略过毛主席的气概之后，我知道了在那个年代的艰辛，知道了战斗的残酷，知道了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
学习、探索、钻研就如曾经的鏖战、需要我们拿出上九天揽月的精神和红梅般的坚强意志，与困难作斗争。
须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在今后的日子中，我们也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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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的成语
成语有：致志、废寝忘学而不厌、悬梁刺股、闻鸡起舞。
一、专心致志 [ zhuān xīn zhì zhì ]解释：致：尽，极；志：意志。
把心思全放在上面。
形容一心一意，聚精会神。
出自：南宋·朱熹《孟子·告子上》：“夫今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译文：现在下棋作为技艺，是小技艺，不专心致志的话，就学不到。
二、废寝忘餐 [ fèi qǐn wàng cān ]解释：忘记了睡觉，顾不得吃饭。
形容对某事专心致志或忘我地工作、学习。
出自：南朝·齐·王融《曲水诗》序：“犹且具明废寝，昃晷忘餐。
”译文：还详细说明废寝，斜日晷忘餐。
三、学而不厌 [ xué ér bù yàn ]解释：厌：满足。
学习总感到不满足。
形容好学。
出自：春秋·孔子《论语·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译文：把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在心中，勤奋学习而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倦怠，对我来说，还有什么遗憾呢
四、悬梁刺股 [ xuán liáng cì gǔ ]解释：形容刻苦学习。
出自：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东汉·班固《汉书》：“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
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
”五、闻鸡起舞 [ wén jī qǐ wǔ ]解释：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
后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及时奋起。
出自：，唐·房玄龄《晋书·祖逖传》：“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
’因起舞。
”译文：半夜听到野鸡啼叫，祖逖用脚把刘琨踢醒，说:“这鸡鸣不是坏声音呀。
” 于是起床习舞剑艺。
清代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主张有哪些
一、格”说辨正 如何成功地塑造小说物，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具光彩享盛誉的部分，也是论者最有争议的部分。
如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他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1]；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
”[2]有人则不无自豪地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早了两个世纪[3](P.562)
在我看来，这种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
“性格”一词，较早见于唐代李中诗《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后来，出现于小说中，主要指一个人的脾气。
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西门庆说武大郎是一个养家经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
而真正把“性格”作为小说理论的范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从金圣叹开始的。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成功塑造人物性格确定为小说艺术的中心，即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主要尺度：“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那么，金氏所谓“性格”的内涵是什么呢
《水浒传·序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性格”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性情”指人物的胸襟、心地和情绪，“气质”指人物天生的禀赋，“形状”指人物的肖像和行为、动作所呈现的状态，“声口”指人物的言谈以及说话时的神情。
“性情”和“气质”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形状”和“声口”则是体现人物性格的外在因素，它们都标示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精神特征，而构成人物独具的“性格”。
在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水浒传》称作者刻画人物“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教，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里的“派头”、“家数”、“身份”、“光景”，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形态（年龄、地位和职业等）；而金圣叹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则直接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其所论显然比前者深入、完备得多。
金圣叹还指出，同类心理特征在特定人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必须在不同人物的同类心理特征中细细分辨：“《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一口气数说了六个人物的粗鲁，分析的重心却在其背后所不同的深层心理原因。
显而易见，金圣叹的“性格”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稳固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方面的心理特征。
这也正是中文“性格”一词的基本意义。
黑格尔所谓的“性格”原文“Charakter”源于希腊文“kharakter”（义指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所刻的记号）。
朱光潜翻译《美学》第一卷“人物性格”一节时做了脚注：“原文Charakter按字面只是‘性格’，但是，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一般用这个词指‘人物’或‘角色’。
”[4](P300)此义在中文“性格”一词里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性格”有明确的规定：“神们（指“普遍的力量”——引者注）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因此，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可见，黑格尔的“性格”是由“绝对理念”分化成的“普遍的力量”融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的完整个性，它的具体内容是“情致”，“性格”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普遍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所以美，就在于描写了这样的“性格”。
在黑格尔美学里，“典型”又称“理想”，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即“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
他所谓的典型化，“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4](P14)，这是一个“观念化”或“心灵化”的过程。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从外部关系——理念发展过程之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冲突”，以及精神化了的社会关系——规定“性格”的，他所强调的是个性化、心灵化了的理性，人的自然天性必须从属于理性。
从黑格尔的个性观念可推导出性格的共性意义，即“普遍力量”是必须符合理性，合乎“绝对理念”发展目的性的“善”，表现为“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4](P279)。
他所要求于“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本质是历史的“真”与永恒的“善”的统一。
而金圣叹则是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主要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感。
所以，他重视的是表现出人的天性、行为的自发性，即“天真”之趣、“稚子之声”，理性是从属于自然的。
金圣叹的“性格”是心理与伦理的统一。
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
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
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
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
“传神写照”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其中记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
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除了“传神写照”外，顾恺之还提出“迁想妙得”的美学命题。
前者强调不泥于形迹，不求形体的逼真，主张以有限的形体表现人物无限的神情风韵；后者则强调自由发挥想象力，以超越有限的物象，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即捕捉到人物特有的情趣，表现自然山水蓬勃的生机与内在生命的气势。
顾恺之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与五代画家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都同样强调艺术作品要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本质。
“传神写照”后来成了我国绘画艺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六朝时期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强调“形似”和“神似”的辩证结合或侧重于“传神”是主流。
从理论上看，晋代陆机(261-303)《文赋》提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穷形尽相”。
梁代刘勰(465-520)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主张“拟容取心”，即表现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
唐司空图在《诗品》更是提出“离形得似”的原则，强调艺术描写应着眼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实质的刻画，而不应拘泥于形迹。
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入神”为诗歌最高境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里则对艺术传神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常形”和“常理”，也就是形似和神似的问题，他以文与可画竹为例，指出只有“得其理”，才能挥笔自如，传神写照。
苏轼所谓的“常形”、“常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称之为“物态”与“物理”，又称后者为“神理”，即传神而能得事物内在精神本质之意，他们都意在说明传神之作要害在于形象化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
“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也为许多小说、戏曲批评家所借鉴，并运用于人物形象创造的理论批评之中。
如北宋赵令畤指出，《会真记》中崔莺莺所以能“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就在于把这一人物的“神态”、“生气”即“都愉淫冶之态”作了传神的刻画[5](P57)。
小说评点的创始人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多次称其人物语言“极得情态”、“风致”、“意态”，而予人“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的艺术感受[5](P75)。
明清时期，形神论更是融入了小说理论批评，人们以“传神”与否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
如胡应麟指出，《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在叙事之外，“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极足寻味[6](P437)；天都外臣汪道昆则称《水浒传》“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7](P189)。
容与堂本《水浒传》较早用形神兼备的美学理念分析、估量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就在于所塑造的人物“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千古若活”；称赞施耐庵是“传神写照妙手”。
金圣叹继承了前人的灼见，并对“传神写照”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杜甫题画诗《画鹰》前四句：“素练风霜起，苍鹰画左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金圣叹批云：“画鹰必用素练，止是眼前恒事。
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
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字不分，乃凝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
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事作一解。
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
只如此诗掇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
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
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在金圣收看来，“传神写照”应作“二解”：“写照”是外取骨相神态，它是局部性的，故“要在细看中出”；“传神”是内表对象的内在生命、人格心灵，它是整体性的，故“要在远望中出”。
这里，金圣叹实际指出，表与里、实与虚、局部与整体等的描写，都必须具备形象直观性；而且，“写照”与“传神”之间必须协调统一，不能割裂、孤立。
否则，“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
“传神写照”的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也正是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核心所在。
围绕着“传神写照”，金圣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水浒传》的“化工之笔”，总结出了“白描”、“衬染之法”、“背面敷粉法”、“烘云托月”与“染叶衬花”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方面已有许多论述，兹不赘述。
二、“传神写照”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中国小说评点家，都把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审美取向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联系起来；而欧洲典型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等范畴，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语境无涉。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我们拟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民族在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是感性一元论。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西认识论差别时，都发现“有”与“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8](P62-92)。
简言之，“有”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Being)而不是无，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虚空。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有”(Being)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随后提出“存在”(Substance)，“有”和“存在”决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后来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物质方面的原子、微粒、单子、原子等，精神方面的理式、理念、逻辑、上帝、先验形式等，都基本上没有越出“有”和“存在”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最重要的则是“道”、“无”、“理”、“气”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古人眼里，大千世界无不在“道”中，世界不过是“道”变动的产物，《周易》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无”则是“道”的特点和存在方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虽不可见，却无往不是“道”；“道”之循环往复谓之“气”，“理”则是“道”生成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正是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中西方哲学家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
这就是渗透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9](P21)在西方人眼里，世界是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有”和“存在”，人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物质和意识被清晰地切分开来。
世界唯其是确定的，才是可认知的，它才被划分为已知、未知，激发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极大热情。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反映在各种艺术门类，只是后者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不确定的，万物皆生于“道”，人也是“道”的一部分；“道”生生不息、周流往返，万物从中产生，旋即又回归道体之中。
宋张载以“气”形容这种变化：“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10](P7)既然世界的本原是虚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旋生旋灭，故它们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把握的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人对道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与审视，而是面向自身的自省。
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为小我所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
”[11](P29) 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在叙事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二元论的认知方式。
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对现实的现象世界表现出极其不信任，一直在积极寻找生活背后所隐藏的本质。
如柏拉图认定现象是虚幻的，因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现实与本质的二分法，在亚氏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普遍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12](P28-29)。
朱光潜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个基本思想是贯串在《诗学》里的一条红线”；“……他比较诗与历史的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
”[13](P72、P73)显然，这实际上仍是现象、本质二元论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变体。
此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绝如缕。
古罗马的贺拉斯劝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同年龄者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那么，小说家怎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内在之理，而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性格呢
金圣叹指出，人物性格的刻划必须是作家“亲动心”、“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具体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了然于心之后，才能“物格”，即掌握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在长期“格物”的前提下，金圣叹强调以“忠”、“恕”为核心的“澄怀格物”的方法：“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何谓忠
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
天下自然，无法不忠。
或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
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无不忠，所谓恕也。
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第四十二回回评）对自己隐秘的心理作真诚坦率的自我审视、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从而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情况，此之谓“尽己”。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展现其本性，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因和条件形成的，此之谓“尽物”。
所谓“忠”，就是既“尽己”又“尽物”。
由“尽己”抵达“尽人”、“尽物”，其中关键在于“恕”，即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对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驰骋想象。
从“格物”到“物格”，就是掌握人物、事物生成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之后，再以己之本性推及其他事物本性的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对人情物理之“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忠恕”说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探索，那么，“因缘生法”说则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讲人物性格如何在小说家头脑中形成和发展。
“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根据，“缘”指促成结果的条件，“法”是因缘和合所生成的物质或精神现象。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道：“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
……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也就是说，小说家能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豪杰、奸雄、淫妇、偷儿等，并不因他自己一定当过豪杰、奸雄、淫妇、偷儿，而是由于他“深达因缘”，即掌握了构成这些人物心理、行为的“因”、“缘”，而在“因缘”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人物言行的展开和情节的发展。
具言之，作家谙熟各种人情物理，依据明确的创作意图，设置下人物的出身、嗜好、经历、性情，以及社会关系、历史背景等“因缘”，人物便在这些“因缘”的制约、推动下，合乎逻辑地行动和言语。
因此，作家尽管与每个对象“无与”，却能君临他们之上，依据人情物理设计、安排和驱遣他们，指向自己的创作目的。
这就是《水浒传·序三》所总结的：“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握如是刀尺，而仅仍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万物的基本规律（“量万物之斗斛”）；各具差异的众多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则是创造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根本法则（“裁世界之刀尺”）。
可见“因缘生法”、“格物”、“忠恕”是三位一体的。
作家由“因缘”探知人性的发生根源，再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亲动心”）求得真切的体验，感性的真实便转化成了心理的真实，成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内涵。
这样，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成了一个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与入乎其中的审美体验的统一过程。
金圣叹以上所论，与中国传统的现象一元论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心理规律，颇具东方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