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有哪些基本内容
亚里士的主要哲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384—前322年），古希腊塔拉人，是世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亚里士多德得非常重视教学方法，他反对刻板的教学方式，于是他经常带着学生在花园林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理，因此后人把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作“逍遥学派”。
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斯多德师承柏拉图，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
他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赞成雅典健美体格、和谐发展的教育，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但他反对女子教育，主张“文雅”教育，使教育服务于闲暇。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
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
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
“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
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
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
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
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
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
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
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
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
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
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
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
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
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
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
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
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作为一位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无人可比。
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
他还是一位真正哲学家，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
他的写作涉及德、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
他的研究课题之一搜集各国的宪法，并依此进行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诗学要个人知识储备达到什么水平才能阅读研究
有一定阅读能力就可以了。
楼主应该没问题。
如何读懂亚里士多德的
一、格”说辨正 如何成功地塑造小说物，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具光彩享盛誉的部分，也是论者最有争议的部分。
如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他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1]；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
”[2]有人则不无自豪地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早了两个世纪[3](P.562)
在我看来，这种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
“性格”一词，较早见于唐代李中诗《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后来，出现于小说中，主要指一个人的脾气。
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西门庆说武大郎是一个养家经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
而真正把“性格”作为小说理论的范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从金圣叹开始的。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成功塑造人物性格确定为小说艺术的中心，即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主要尺度：“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那么，金氏所谓“性格”的内涵是什么呢
《水浒传·序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性格”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性情”指人物的胸襟、心地和情绪，“气质”指人物天生的禀赋，“形状”指人物的肖像和行为、动作所呈现的状态，“声口”指人物的言谈以及说话时的神情。
“性情”和“气质”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形状”和“声口”则是体现人物性格的外在因素，它们都标示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精神特征，而构成人物独具的“性格”。
在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水浒传》称作者刻画人物“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教，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里的“派头”、“家数”、“身份”、“光景”，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形态（年龄、地位和职业等）；而金圣叹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则直接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其所论显然比前者深入、完备得多。
金圣叹还指出，同类心理特征在特定人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必须在不同人物的同类心理特征中细细分辨：“《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一口气数说了六个人物的粗鲁，分析的重心却在其背后所不同的深层心理原因。
显而易见，金圣叹的“性格”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稳固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方面的心理特征。
这也正是中文“性格”一词的基本意义。
黑格尔所谓的“性格”原文“Charakter”源于希腊文“kharakter”（义指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所刻的记号）。
朱光潜翻译《美学》第一卷“人物性格”一节时做了脚注：“原文Charakter按字面只是‘性格’，但是，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一般用这个词指‘人物’或‘角色’。
”[4](P300)此义在中文“性格”一词里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性格”有明确的规定：“神们（指“普遍的力量”——引者注）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因此，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可见，黑格尔的“性格”是由“绝对理念”分化成的“普遍的力量”融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的完整个性，它的具体内容是“情致”，“性格”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普遍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所以美，就在于描写了这样的“性格”。
在黑格尔美学里，“典型”又称“理想”，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即“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
他所谓的典型化，“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4](P14)，这是一个“观念化”或“心灵化”的过程。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从外部关系——理念发展过程之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冲突”，以及精神化了的社会关系——规定“性格”的，他所强调的是个性化、心灵化了的理性，人的自然天性必须从属于理性。
从黑格尔的个性观念可推导出性格的共性意义，即“普遍力量”是必须符合理性，合乎“绝对理念”发展目的性的“善”，表现为“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4](P279)。
他所要求于“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本质是历史的“真”与永恒的“善”的统一。
而金圣叹则是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主要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感。
所以，他重视的是表现出人的天性、行为的自发性，即“天真”之趣、“稚子之声”，理性是从属于自然的。
金圣叹的“性格”是心理与伦理的统一。
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
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
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
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
“传神写照”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其中记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
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除了“传神写照”外，顾恺之还提出“迁想妙得”的美学命题。
前者强调不泥于形迹，不求形体的逼真，主张以有限的形体表现人物无限的神情风韵；后者则强调自由发挥想象力，以超越有限的物象，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即捕捉到人物特有的情趣，表现自然山水蓬勃的生机与内在生命的气势。
顾恺之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与五代画家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都同样强调艺术作品要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本质。
“传神写照”后来成了我国绘画艺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六朝时期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强调“形似”和“神似”的辩证结合或侧重于“传神”是主流。
从理论上看，晋代陆机(261-303)《文赋》提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穷形尽相”。
梁代刘勰(465-520)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主张“拟容取心”，即表现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
唐司空图在《诗品》更是提出“离形得似”的原则，强调艺术描写应着眼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实质的刻画，而不应拘泥于形迹。
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入神”为诗歌最高境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里则对艺术传神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常形”和“常理”，也就是形似和神似的问题，他以文与可画竹为例，指出只有“得其理”，才能挥笔自如，传神写照。
苏轼所谓的“常形”、“常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称之为“物态”与“物理”，又称后者为“神理”，即传神而能得事物内在精神本质之意，他们都意在说明传神之作要害在于形象化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
“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也为许多小说、戏曲批评家所借鉴，并运用于人物形象创造的理论批评之中。
如北宋赵令畤指出，《会真记》中崔莺莺所以能“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就在于把这一人物的“神态”、“生气”即“都愉淫冶之态”作了传神的刻画[5](P57)。
小说评点的创始人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多次称其人物语言“极得情态”、“风致”、“意态”，而予人“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的艺术感受[5](P75)。
明清时期，形神论更是融入了小说理论批评，人们以“传神”与否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
如胡应麟指出，《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在叙事之外，“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极足寻味[6](P437)；天都外臣汪道昆则称《水浒传》“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7](P189)。
容与堂本《水浒传》较早用形神兼备的美学理念分析、估量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就在于所塑造的人物“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千古若活”；称赞施耐庵是“传神写照妙手”。
金圣叹继承了前人的灼见，并对“传神写照”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杜甫题画诗《画鹰》前四句：“素练风霜起，苍鹰画左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金圣叹批云：“画鹰必用素练，止是眼前恒事。
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
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字不分，乃凝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
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事作一解。
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
只如此诗掇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
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
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在金圣收看来，“传神写照”应作“二解”：“写照”是外取骨相神态，它是局部性的，故“要在细看中出”；“传神”是内表对象的内在生命、人格心灵，它是整体性的，故“要在远望中出”。
这里，金圣叹实际指出，表与里、实与虚、局部与整体等的描写，都必须具备形象直观性；而且，“写照”与“传神”之间必须协调统一，不能割裂、孤立。
否则，“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
“传神写照”的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也正是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核心所在。
围绕着“传神写照”，金圣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水浒传》的“化工之笔”，总结出了“白描”、“衬染之法”、“背面敷粉法”、“烘云托月”与“染叶衬花”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方面已有许多论述，兹不赘述。
二、“传神写照”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中国小说评点家，都把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审美取向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联系起来；而欧洲典型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等范畴，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语境无涉。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我们拟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民族在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是感性一元论。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西认识论差别时，都发现“有”与“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8](P62-92)。
简言之，“有”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Being)而不是无，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虚空。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有”(Being)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随后提出“存在”(Substance)，“有”和“存在”决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后来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物质方面的原子、微粒、单子、原子等，精神方面的理式、理念、逻辑、上帝、先验形式等，都基本上没有越出“有”和“存在”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最重要的则是“道”、“无”、“理”、“气”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古人眼里，大千世界无不在“道”中，世界不过是“道”变动的产物，《周易》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无”则是“道”的特点和存在方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虽不可见，却无往不是“道”；“道”之循环往复谓之“气”，“理”则是“道”生成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正是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中西方哲学家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
这就是渗透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9](P21)在西方人眼里，世界是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有”和“存在”，人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物质和意识被清晰地切分开来。
世界唯其是确定的，才是可认知的，它才被划分为已知、未知，激发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极大热情。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反映在各种艺术门类，只是后者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不确定的，万物皆生于“道”，人也是“道”的一部分；“道”生生不息、周流往返，万物从中产生，旋即又回归道体之中。
宋张载以“气”形容这种变化：“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10](P7)既然世界的本原是虚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旋生旋灭，故它们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把握的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人对道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与审视，而是面向自身的自省。
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为小我所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
”[11](P29) 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在叙事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二元论的认知方式。
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对现实的现象世界表现出极其不信任，一直在积极寻找生活背后所隐藏的本质。
如柏拉图认定现象是虚幻的，因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现实与本质的二分法，在亚氏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普遍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12](P28-29)。
朱光潜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个基本思想是贯串在《诗学》里的一条红线”；“……他比较诗与历史的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
”[13](P72、P73)显然，这实际上仍是现象、本质二元论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变体。
此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绝如缕。
古罗马的贺拉斯劝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同年龄者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那么，小说家怎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内在之理，而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性格呢
金圣叹指出，人物性格的刻划必须是作家“亲动心”、“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具体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了然于心之后，才能“物格”，即掌握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在长期“格物”的前提下，金圣叹强调以“忠”、“恕”为核心的“澄怀格物”的方法：“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何谓忠
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
天下自然，无法不忠。
或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
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无不忠，所谓恕也。
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第四十二回回评）对自己隐秘的心理作真诚坦率的自我审视、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从而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情况，此之谓“尽己”。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展现其本性，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因和条件形成的，此之谓“尽物”。
所谓“忠”，就是既“尽己”又“尽物”。
由“尽己”抵达“尽人”、“尽物”，其中关键在于“恕”，即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对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驰骋想象。
从“格物”到“物格”，就是掌握人物、事物生成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之后，再以己之本性推及其他事物本性的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对人情物理之“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忠恕”说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探索，那么，“因缘生法”说则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讲人物性格如何在小说家头脑中形成和发展。
“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根据，“缘”指促成结果的条件，“法”是因缘和合所生成的物质或精神现象。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道：“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
……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也就是说，小说家能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豪杰、奸雄、淫妇、偷儿等，并不因他自己一定当过豪杰、奸雄、淫妇、偷儿，而是由于他“深达因缘”，即掌握了构成这些人物心理、行为的“因”、“缘”，而在“因缘”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人物言行的展开和情节的发展。
具言之，作家谙熟各种人情物理，依据明确的创作意图，设置下人物的出身、嗜好、经历、性情，以及社会关系、历史背景等“因缘”，人物便在这些“因缘”的制约、推动下，合乎逻辑地行动和言语。
因此，作家尽管与每个对象“无与”，却能君临他们之上，依据人情物理设计、安排和驱遣他们，指向自己的创作目的。
这就是《水浒传·序三》所总结的：“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握如是刀尺，而仅仍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万物的基本规律（“量万物之斗斛”）；各具差异的众多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则是创造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根本法则（“裁世界之刀尺”）。
可见“因缘生法”、“格物”、“忠恕”是三位一体的。
作家由“因缘”探知人性的发生根源，再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亲动心”）求得真切的体验，感性的真实便转化成了心理的真实，成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内涵。
这样，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成了一个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与入乎其中的审美体验的统一过程。
金圣叹以上所论，与中国传统的现象一元论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心理规律，颇具东方神韵。
莎士比亚对悲剧的定义
一、 对人性层面的质疑与拷问悲剧就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以及其悲惨命运为结局的艺术形式，它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用鲁迅的话说，悲剧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
莎士比亚的第一阶段主要以喜剧为主，而第二个时期则以写悲剧为主。
后期他共写了七部悲剧、四部喜剧和一些十四行诗，数量只有第一时期的半，却极为重要。
因为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和艺术都更加成熟了，而且他毕生最重要的四部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都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人是灵(思想灵魂)与肉(自然身体)的高度统一体，其中的“肉”就是自我意识主体,首先必须作为一种属于人的自然实体而存在，之后才有精神的灵性和社会的本质。
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对人的这种本质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此阶段戏剧艺术家们创作的作品多为性格悲剧，而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也多体现在人格人性层次性与矛盾性方面，他那时的人物形象不是高大全而是活生生的“圆形人物”，且都有性格缺陷。
虽然如此，他的悲剧及悲剧中人物之所以耐人寻味就是它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我认为以下四个元素或多或少是悲剧的魅力所在。
第一，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第二，人性的缺点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第三，对所谓命运的无可奈何。
第四，悲剧人物理想人格的彻底破灭，通常以悲剧人物的死亡而告终。
在《奥塞罗》中明显的悲剧元素就是奥塞罗性格的缺陷，只要是人总会有些嫉妒心的，这是人之常情，更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他对自己妻子的爱本来就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黛丝德摩娜又爱又恨又怕。
最终，亚果只是起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无可奈何地将这种虚假的、毫无信任的、不牢固的爱情炸个粉碎。
剧中哈姆雷特往往将奥和葛并举，可以看出母亲失贞一事给他的心理造成多么巨大的阴影，作为现代人来说，一个正常的人也会有如此的心理压力的。
由于各种不健康的思想意识和对爱的欲望纠缠在一起，手足无措，以致痛苦万分。
后来因听了谗言，杀死了美丽忠贞的妻子黛丝德莫娜，而等到他明白事情的真相后，悔恨交集，终于自杀，追随爱妻于黄泉下。
《李尔王》也是威廉?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该剧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英国社会的面貌，也是作者对人性的歌颂。
受狡诈冷酷的女儿和阴险残暴的女婿的虐待，李尔由刚愎自用的统治者，一下子变成了“流浪的叫花子般的国王”，这个过程具体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晚期封建阶级走向衰亡的历史，也告诫后来者“人生无常”的道理。
葛罗斯特被冒险家、阴谋家的儿子陷害后所说的“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这番话，正点出了没有公平正义的“人吃人”非人性化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堕落、腐朽，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替代旧的纲纪伦常的历史真实。
莎氏另一个剧本《李尔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失地农民流落异乡、饥寒交迫的惨状，刻画了主人公人性善良的一面。
李尔王流落荒郊，饱尝暴风雨袭击的苦楚，随着地位的改变，他不由联想起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穷人。
他激动地说：“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
剧本还通过李尔王的小女儿考狄利娅等正面形象，宣扬了人和人应该和谐真诚、应该尊重人格、应该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思想。
读罢莎士比亚的名著，我不得不质问自己：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怎么啦?难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是我们向往的，必将深得人心。
二、对社会道德的拷问 我们知道，艺术作品能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培养人的理性行为，在人类文明历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戏剧艺术是哲学的艺术，戏剧的悲喜剧人物的生命激情与生命历程的展开受制于理性控制，它所体现的悲喜剧意味总要交织着某种形而上的理性因素，而这种理性的因素其实就是一种行为的规范，就是一种道德取向。
那什么叫道德?它就是社会意识形态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一种理性的制约，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
高尚的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正面的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
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来说，道德即对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的一种准则。
通读莎士比亚的几个时期的巨作，通过悲剧剧情和塑造的人物基本都能反映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他认为通过道德改善可以产生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规范人们的言行，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一书中对悲剧人物作了界定，他认为悲剧人物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另一种人。
“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
”“悲剧主人公必然是自身有缺点或缺陷的人，只有这样，他在追求实现自己的某种要求和理想时，才可能犯下悲剧性的‘过失’，从而落入悲惨的结局。
”。
戏剧里的悲剧认识层面的理性趣味能够让接受主体在审美感受中提高认识世界、认识真理的能力。
因而，阿瑟?密勒在论述“悲剧的性质”时指出：“悲剧不仅能激起我们的悲伤、同情和同感，甚至还有恐惧;而且跟怜悯大不一样，它还能给我们带来知识或启迪”。
例如莎士比亚的悲剧表现出来的人物心理抗争精神。
这样的悲剧能够昭示人们去认识并努力清除积淀在思想深处的消极落后的思想污垢，唤醒道德的良知。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精心塑造的人文主义者的艺术形象，他对人自身、对人类的明天满怀热爱和信心，在他看来人是“了不得的杰作”，具有“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有着无比的智慧，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人文主义教育使他胸怀远大抱负，但突破其来的巨变，使他遭受了那样多的不增，他无忧无虑、明朗爽快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父死母嫁，奸邪当道，国内一片乌烟瘴气。
他渴望用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改造社会，却又觉重任难当，难以施为。
他的这种改造社会的大局观就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其实就是莎翁对社会的一声声呐喊。
再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1594)，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对纯真的青年为了追求爱情自由，最终以死反抗阻碍他们结合的封建势力，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向往和对未来的信心，洋溢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气氛，实际是一首青春与爱情的赞歌，主人公俩很久以来也因此影响了好几代人，尽管该剧反映爱情、理想与封建压迫之间冲突的一出充满诗意地悲剧，但隔阂却消除了，爱情、理想最终得胜，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为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典型，他们的形象已经完全成为了毛主席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悲剧似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绝少见到，毕竟我们认为亲情是最温暖的也是最牢固的。
可是我们要注意戏剧的背景是一个充满谋求权力和财富的宫廷政治斗争，而政治可以让一切变得肮脏，可以使人丧失起码的道德观，践踏人类的道德底线，对触手可及的权力和财富的谋求可以让人变成魔鬼。
众所周知，道德是人的内在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完美的人应高度重视自身道德的修养，达到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
莎翁的人物心灵却显得十分扭曲，灵与肉组合十分不和谐，更谈不上道德美了。
人的道德美之核心是善。
大凡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行为就是善的，善是不伤害任何事物，更不伤害与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规范也是善的。
具有道德美的人，他的行为总是能够自觉选择有利于民族和社会，有利于人类文明前进的行为的。
具有道德美的人，他的言行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把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
三、对生命价值的意义的疑惑与反思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处在文化的转型期，开始对生命进行新的思考，开始为生命的价值重新定位。
此时的莎士比亚不愧为伟大的人类心灵的艺术家，他天才的扑捉到了这一时期人的心灵状态，以及窥测到现代人即将面临的生存困惑，戏剧《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独白印证了莎氏的洞察力。
他那段关于“生存还是毁灭”著名独白，解开了主人公和人们对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心结。
莎氏悲剧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所写的悲剧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艺术的“最高阶段和冠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悲剧作品包含哲人们无不津津乐道、苦苦求索的人生哲理，让人们从中领悟到深邃的生命价值及其存在意义，可以强化人生理想、生命价值观，也能获取社会的经验模式和生命激情。
因此，他的悲剧作品既展示了它的精神内涵又强调了它的巨大社会作用，欣赏他的作品就像甘泉一样不可干涸，总能让我们思考生命乃至宇宙的意义。
运用朱光潜《选择与安排》写篇作文
作品概况在作文运思时，最重要而且最艰苦的工作不在搜寻材料，而在有了材料之后，将它们加以选择与安排，这就等于说，给它们一个完整有生命的形式。
材料只是生糙的钢铁，选择与安排才显出艺术的锤炼刻画。
就生糙的材料说，世间可想到可说出的话，从前人在大体上都已经想过说过；然而后来人却不能因此就不去想不去说，因为每个人有他的特殊的生活情境与经验，所想所说的虽大体上仍是那样的话，而想与说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变迁了形式，就变迁了内容。
所以他所想所说尽管在表面上是老生常谈，而实际上却可以是一种新鲜的作品，如果选择与安排给了它一个新的形式和新的生命的话。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诗句。
袅袅，微风吹拂的样子。
波，起波，这里用作动词。
木叶，树叶。
”，在大体上和“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hàndàn)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南唐李煜《浣溪沙》词中的两句。
李煜(916—961)，五代词人，南唐君主。
菡萏，荷花。
”表现同样的情致〔情致〕情趣。
，而各有各的佳妙处，所以我们不能说后者对于前者是重复或是抄袭。
莎士比亚写过夏洛克以后，许多作家接着写过同样典型的守财奴(莫里哀的哈伯贡〔莫里哀的哈伯贡〕莫里哀(1622—1673)，法国著名剧作家，主要作品有《伪君子》《悭吝人》等。
哈伯贡，现在一般译作“阿尔巴贡”，是喜剧《悭吝人》中的人物。
和巴尔扎克的哥里阿〔哥里阿〕现在一般译作“葛朗台”。
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主人公。
是著例)，也还是一样入情入理。
材料尽管大致相同，每个作家有他的不同的选择与安排，这就是说，有他的独到的艺术手腕，所以仍可以有他的特殊的艺术成就。
最好的文章，像英国小说家斯沃夫特〔斯沃夫特(1667—1745)〕现在一般译作“斯威夫特”。
他的代表作是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
所说的，须用“最好的字句在最好的层次”。
找最好的字句要靠选择，找最好的层次要靠安排。
其实这两桩工作在人生各方面都很重要，立身处世到处都用得着，一切成功和失败的枢纽都在此。
在战争中我常注意用兵，觉得它和作文的诀窍完全相同。
善将兵的人都知道兵在精不在多。
精兵一人可以抵得许多人用，疲癃〔疲癃 (lóng)〕原意是曲腰高背的病态，这里泛指年老多病。
癃，衰弱多病。
残疾的和没有训练没有纪律的兵愈多愈不易调动，反而成为累赘或障碍。
一篇文章中每一个意思或字句就是一个兵，你在调用之前，须加一番检阅，不能作战的，须一律淘汰，只留下精锐，让他们各站各的岗位，各发挥各的效能。
排定岗位就是摆阵势，在文章上叫做“布局”。
在调兵布阵时，步、骑、炮、工、辎〔辎(zī)〕古代的一种车。
这里指行军时携带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的运输部队。
须有联络照顾，将、校、尉、士、卒须按部就班，全战线的中坚与侧翼，前锋与后备，尤须有条不紊。
虽是精锐，如果摆布不周密，纪律不严明，那也就成为乌合之众，打不来胜仗。
文章的布局也就是一种阵势，每一段就是一个队伍，摆在最得力的地位才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文章的通病不外两种：不知选择和不知安排。
第一步是选择，斯蒂芬生〔斯蒂芬生(1850—1894)〕英国作家。
现在一般译作“斯蒂文森”。
说：文学是“剪裁的艺术”。
剪裁就是选择的消极方面。
有选择就必有排弃，有割爱。
在兴酣采烈时，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所想到的意思样样都好，尤其是费过苦心得来的，要把它一笔勾销，似未免可惜。
所以割爱是大难事，它需要客观的冷静，尤其需要谨严的自我批评。
不知选择大半由于思想的懒惰和虚荣心所生的错觉。
遇到一个题目来，不肯朝深一层处想，只浮光掠影地凑合一些实在是肤浅陈腐而自以为新奇的意思，就把它们和盘托出。
我常看大学生的论文，把一个题目所有的话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每一点都约略提及，可是没有一点说得透彻，甚至前后重复或自相矛盾。
如果有几个人同做一个题目，说的话和那话说出来的形式都大半彼此相同，看起来只觉得“天下老鸦一般黑”。
这种文章如何能说服读者或感动读者?这里我们可以再就用兵打比譬，用兵致胜的要诀在占领要塞，击破主力。
要塞既下，主力既破，其余一切就望风披靡，不攻自下。
古人所以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中的诗句。
指要瓦解敌方就要先擒住它的首领。
”的说法。
如果虚耗兵力于无战略性的地点，等到自己的实力消耗尽了，敌人的要塞和主力还屹然未动，那还能希望打什么胜仗?做文章不能切中要害，错误正与此相同。
在艺术和在自然一样，最有效的方式常是最经济的方式，浪费不仅是亏损而且也是伤害。
与其用有限的力量于十件事上而不能把任何一件事做得好，不如以同样的力量集中在一件事上，把它做得斩钉截铁。
做文章也是如此。
世间没有说得完的话，你想把它说完，只见得你愚蠢；你没有理由可说人人都说的话，除非你比旁人说得好，而这却不是把所有的话都说完所能办到的。
每篇文章必有一个主旨，你须把着重点完全摆在这主旨上，在这上面鞭辟入里〔鞭辟入里〕形容能透彻说明问题，深中要害。
鞭辟，剖析、分析。
里，里头。
，烘染〔烘染〕烘托渲染。
尽致，使你所写的事理情态成一个世界，突出于其他一切世界之上，像浮雕突出于石面一样。
读者看到，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印象，不由得他不受说服和感动。
这就是选择，这就是攻坚破锐。
我们最好拿戏剧小说来说明选择的道理。
戏剧和小说都描写人和事。
人和事的错综关系向来极繁复，一个人和许多人有因缘〔因缘〕这里指关系。
，一件事和许多事有联络，如果把这些关系辗转追溯下去，可以推演到无穷。
一部戏剧或小说只在这无穷的人事关系中割出一个片段来，使它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许多在其他方面虽有关系而在所写的一方面无大关系的事事物物，都须斩断撇开。
我们在谈劫生辰纲的梁山泊好汉，生辰纲所要送到的那个豪贵场合也许值得描写，而我们却不能去管。
谁不想知道哈姆雷特在魏敦堡〔魏敦堡〕指当时德国人文主义新文化中心魏敦堡大学。
的留学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只谈他的家庭悲剧，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都不许我们搬到魏敦堡去看一看。
再就划定的小范围来说，一部小说或戏剧须取一个主要角色或主要故事做中心，其余的人物故事穿插，须能烘托这主角的性格或理清这主要故事的线索，适可而止，多插一个人或一件事就显得臃肿繁芜。
再就一个角色或一个故事的细节来说，那是数不尽的，你必须有选择，而选择某一个细节，必须有典型性，选了它其余无数细节就都可不言而喻。
悭吝人到处悭吝，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写严监生，只挑选他临死时看见油灯里有两茎灯芯不闭眼一事。
《红楼梦》对于妙玉着笔墨最少，而她那既冷僻而又不忘情的心理却令我们一见不忘。
刘姥姥吃过的茶杯她叫人掷去，却将自己用的绿玉斗斟茶给宝玉；宝玉做寿，众姊妹闹得欢天喜地，她一人枯坐参禅〔参禅(cānchán)〕佛教徒静坐冥想领会佛理。
，却暗地递一张粉红笺的贺帖。
寥寥数笔，把一个性格，一种情境，写得活灵活现。
在这些地方多加玩索〔玩索〕反复玩味探索。
，我们就可悟出选择的道理。
选择之外，第二件要事就是安排，就是摆阵势。
兵家有所谓“常山蛇阵〔常山蛇阵〕首尾呼应的阵法，简称“常山阵”，阵势如常山之蛇，故名。
常山蛇，古代传说中一种首尾能互相救应的蛇。
”，它的特点是“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击腹则首尾俱应〕见《孙子·九地》。
这几句的原文是：“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论戏剧结构说它要完整，于是替“完整”一词下了一个貌似平凡而实则精深的定义：“我所谓完整是指一件事物有头，有中段，有尾。
头无须有任何事物在前面笼盖着，而后面却必须有事物承接着。
中段要是前面既有事物笼盖着，后面又有事物承接着。
尾须有事物在前面笼盖着，却不须有事物在后面承接着。
”这与“常山蛇阵”的定义其实是一样。
用近代语言来说，一个艺术品必须为完整的有机体，必须是一件有生命的东西。
有生命的东西第一须有头有尾有中段，第二是头尾和中段各在必然的地位，第三是有一股生气贯注于全体，某一部分受影响，其余各部分不能麻木不仁。
一个好的阵形应如此，一篇好的文章布局也应如此。
一段话如果丢去仍于全文无害，那段话就是赘疣〔赘疣(zhuìyóu)〕比喻多余而无用的东西。
；一段话如果搬动位置仍于全文无害，那篇文章的布局就欠斟酌。
布局愈松懈，文章的活力就愈薄弱。
从前中国文人讲文章义法〔义法〕写文章应遵循的准则。
，常把布局当作呆板的形式来谈，例如全篇局势须有起承转合，脉络须有起伏呼应，声调须有抑扬顿挫，命意须有正反侧，如作字画，有阴阳向背。
这些话固然也有它们的道理，不过它们是由分析作品得来的，离开作品而空谈义法，就不免等于纸上谈兵。
我们想懂得布局的诀窍，最好是自己分析完美的作品；同时，自己在写作时，多费苦心衡量斟酌。
最好的分析材料是西方戏剧杰作，因为它们的结构通常都极严密。
习作戏剧也是学布局的最好方法，因为戏剧须把动作表现于有限时间与有限空间之中，如果起伏呼应不紧凑，就不能集中观众的兴趣和产生紧张的情绪。
我国史部要籍如《左传》《史记》之类在布局上大半也特别讲究，值得细心体会。
一篇完美的作品，如果细细分析，在结构上必具备下面的两个要件。
第一是层次清楚。
文学像德国学者莱森〔莱森(1729—1781)〕现在一般译作“莱辛”。
剧作家、文艺理论家。
所说的，因为用在时间上承续的词语为媒介，是沿着一条线绵延下去。
如果同时有许多事态线索，我们不能把它们同时摆在一个平面上，如同图画上许多事物平列并存；我们必须把它们在时间上分先后，说完一点，再接着说另一点，如此生发下去。
这许多要说的话，谁说在先，谁说在后，须有一个层次。
层次清楚，才有上文所说的头尾和中段。
文章起头最难，因为起头是选定出发点，以后层出不穷的意思都由这出发点顺次生发出来，如幼芽生发出根干枝叶。
文章只有生发，才能成为完整的有机体。
所谓“生发”，是上文意思生发下文意思，上文有所生发，下文才有所承接。
文章的“不通”有多种，最厉害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上段上句的意思没有交代清楚就搁起，下段下句的意思没有伏根就突然出现。
顺着意思的自然生发，脉络必有衔接，不致有脱节断气的毛病，而且意思可以融贯，不致有前后矛盾的毛病。
打自己耳光，是文章最大的弱点。
章实斋〔章实斋(1738—1801)〕即章学诚，实斋是他的字。
清代史学家，会稽(现在浙江绍兴)人，著有《文史通义》。
在韩退之《送孟东野序》里挑出过一个很好的例。
上文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下文接着说“伊尹〔伊尹〕名挚，殷代贤相。
鸣商，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武王(发)之弟，成王(诵)之叔，西周初期政治家，巩固周王朝最有力的人。
鸣周”，伊尹、周公并非不得其平。
这是自相矛盾，下文意思不是从上文意思很逻辑地生发出来。
意思顺次生发，就能互相呼应，也就能以类相聚，不相杂乱。
杂乱有两种：一是应该在前一段说的话遗漏着不说，到后来一段不很相称的地方勉强插进去；一是在上文已说过的话，到下文再重复说一遍。
这些毛病的根由都在思想疏懈。
思想如果谨严，条理自然缜密。
第二是轻重分明。
文章不仅要分层次，尤其要分轻重。
轻重犹如图画的阴阳光影，一则可以避免单调，起抑扬顿挫之致；二则轻重相形，重者愈显得重，可以产生较强烈的效果。
一部戏剧或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如果不分宾主，群龙无首，必定显得零乱芜杂。
一篇说理文如果有五六层意思都平铺并重，它一定平淡无力，不能说服读者。
艺术的特征是完整，完与整是相因的，整一〔整一〕统一。
才能完美。
在许多意思并存时，想产生整一的印象，它们必须轻重分明。
文章无论长短，一篇须有一篇的主旨，一段须有一段的主旨。
主旨是纲，由主旨生发出来的意思是目。
纲必须能领目，目必须附丽〔附丽〕依附，附着。
于纲，尊卑就序，然后全体自能整一。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语见《论语·为政》。
北辰，北极星。
拱，环绕。
。
”一篇文章的主旨应有这种气象，众星也要分大小远近。
主旨是着重点，有如照像投影的焦点，其余所有意思都附在周围，渐远渐淡。
在文章中显出轻重，通常不外两种办法：第一是在层次上显出。
同是一个意思，摆的地位不同，所生的效果也就不同，不过我们不能指定某一地位是天然的着重点。
起头有时可以成为着重点，因为它笼盖全篇，对读者可以生“先入为主”的效果；收尾通常不能不着重，虎头蛇尾是文章的大忌讳，作家往往一层深一层地掘下去，不断地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不能不读到终了，到终了主旨才见分晓，故事才告结束，谜语才露谜底。
中段承上起下，也可以成为着重点，戏剧的顶点大半落在中段，可以为证。
一个地方能否成为着重点，全看作者渲染烘托的技巧如何，我们不能定出法则，但是可以从分析名著(尤其是叙事文)中探得几分消息。
其次轻重可以在篇幅分量上显出。
就普遍情形说，意思重要，篇幅应占多；意思不重要，篇幅应占少。
这不仅是为着题旨醒豁，也是要在比例匀称上现出一点波澜节奏，如同图画上的阴阳。
轻重倒置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是毛病。
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名手立论或叙事，往往在四面渲染烘托，到了主旨所在，有如画龙点睛，反而轻描淡写地掠过去，不多着笔墨。
从上面的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文章有一定的理，没有一定的法。
所以我们只略谈原理，不像一般文法修辞书籍，在义法上多加剖析。
“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语见《孟子·尽心下》。
原文是：“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轮舆，古代对梓人、匠人、轮人、舆人的并称，也泛指木工。
。
”知道文章作法，不一定就做出好文章。
艺术的基本原则是寓变化于整齐，整齐易说，变化则全靠心灵的妙运，这是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语见《易·系辞上》。
意思是，对于玄妙高深事理的领悟和明了，全在于人能运用锐敏的智慧。
”了。
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什么意思
中国古代著名家孔子曾说:若天性,成自然，是说小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自然、坚固，甚至就变成天性了，以至于以后所取得的成功、创造的奇迹，很多方面都是由小的时候，习惯所支配的。
近代英国教育家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中说道：“儿童不是用规则教育就可以教育好的，规则总是被他们忘掉。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必须做的事，你便应该利用一切时机，给他们一种不可缺少的练习，使它们在他们身上固定起来。
这就使他们养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以后，便不用借助记忆，很容易地、很自然地发生作用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优秀是一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