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
一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
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
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
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
张亮基是一省之主。
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
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
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
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
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
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
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
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
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
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
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
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
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
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
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
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
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
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
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
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
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
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二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
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
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
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
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
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
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
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
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
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
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
”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
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三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
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
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
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
”[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
]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
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
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
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
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
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
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
”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
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
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
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左宗棠四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
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
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
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
[ 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
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
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
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
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
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
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
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
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
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
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
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
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
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
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
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
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
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
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
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
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
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
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
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
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
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
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
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
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
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
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
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
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
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
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
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
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
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
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
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装糊涂67
屡屡听国外朋友讲，不少国家都知道中国人的内斗，在国外的传言中有不少版本。
我也看到过柏杨先生所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书中主要是说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其中也提到了中国人的内斗现象。
有传言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成了虫。
说一个日本人是一头猪，三个日本人就成了龙。
还有一则更形象化的故事。
说的是英国人赛跑，后面的人非常佩服前面的人；美国人赛跑，后面的人想法要追上前面的人；日本人赛跑，后面的人还在这次赛跑的过程之中，就在研究下一次赛跑时如何超过前面的人；而中国人赛跑，起跑枪声一响，赛跑的运动员就扭打在一起，直到只剩下一个人，这个人才慢慢地走向领奖台。
这是个对中国人有污蔑性的故事。
我们抛开它的观点倾向不说，以宽容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正确对待这则故事，可以说对几个国家的国民性说的都有一点道理。
英国人素有绅士风度之称，比较宽容大度，因此后面的人佩服前面的人可以理解。
美国人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世界上向来说上句话，他们当然要竭力追赶前面的人。
日本人是个善于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修正自己的错误，争取超过别人，他的做法也比较附合他们的国家特点。
就是对中国人的评价也有几分道理，中国人的理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体现了中国人的内斗潜质。
分析起来，中国人的内斗潜质是怎样形成的，本着认为可能有如下原因：千百年来的封建教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单一价值观是形成内斗潜质的重要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斗争形式主要体现在谋国争位上，斗争的剧烈程度虽然不亚于任何时期，但斗争主要集中在上层人士中，人们内斗的潜质远不如后来的广泛与深入。
那时的价值观倾向于多元化发展，王侯的价值与士大夫相若。
齐宣王有一次召见名士颜躅，曾有过王贵、士贵的探讨，这就说明当时的价值观还不是权力至上。
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国体让权力充分显示了优越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附加值足以让人们趋之若鹜，逐渐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
读书高的核心是做官高，如果是读一辈子书没有做官，就会得到一个雅号“书呆子”。
权位的金字塔下，众士熙熙，群雄攘攘，你争我夺，你死我活，这种单一的价值取向是形成内斗的成因之一。
中国人为什么会喜欢斗图
中国人喜欢内斗只因智商太高
屡屡听国外朋友讲，不少国家都知道中国人的内斗，在国外的传言中有不少版本。
我也看到过柏杨先生所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书中主要是说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其中也提到了中国人的内斗现象。
有传言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成了虫。
说一个日本人是一头猪，三个日本人就成了龙。
还有一则更形象化的故事。
说的是英国人赛跑，后面的人非常佩服前面的人；美国人赛跑，后面的人想法要追上前面的人；日本人赛跑，后面的人还在这次赛跑的过程之中，就在研究下一次赛跑时如何超过前面的人；而中国人赛跑，起跑枪声一响，赛跑的运动员就扭打在一起，直到只剩下一个人，这个人才慢慢地走向领奖台。
这是个对中国人有污蔑性的故事。
我们抛开它的观点倾向不说，以宽容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正确对待这则故事，可以说对几个国家的国民性说的都有一点道理。
英国人素有绅士风度之称，比较宽容大度，因此后面的人佩服前面的人可以理解。
美国人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世界上向来说上句话，他们当然要竭力追赶前面的人。
日本人是个善于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修正自己的错误，争取超过别人，他的做法也比较附合他们的国家特点。
就是对中国人的评介也有几分道理，中国人的理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体现了中国人的内斗潜质。
分析起来，中国人的内斗潜质是怎样形成的，本着认为可能有如下原因：一、千百年来的封建教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单一介值观是形成内斗潜质的重要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斗争形式主要体现在谋国争位上，斗争的剧烈程度虽然不亚于任何时期，但斗争主要集中在上层人士中，人们内斗的潜质远不如后来的广泛与深入。
那时的介值观倾向于多元化发展，王侯的介值与士大夫相若。
齐宣王有一次召见名士颜躅，曾有过王贵、士贵的探讨，这就说明当时的介值观还不是权力至上。
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国体让权力充分显示了优越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附加值足以让人们趋之若鹜，逐渐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介值取向，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
读书高的核心是做官高，如果是读一辈子书没有做官，就会得到一个雅号“书呆子”。
权位的金字塔下，众士熙熙，群雄攘攘，你争我夺，你死我活，这种单一的介值取向是形成内斗的成因之一。
二是中国人普遍智商较高。
曾有人做过调查，认定亚洲人智商最高，亚洲人中以中韩智商最高。
人才学上有这样的规律，高智商的人组合在一起很难做出成绩，原因是他们往往用力方向不一，互相抵消了。
最佳组合是多个层次、多种性类型的人，可能更容易做出成绩。
中国人智商普遍较高，在一起时往往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也都有支配别人的意愿，常言说的“文人相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相轻的实质是自重。
都自重相轻，能不造成互相争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