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名人学成归国建设祖国的例子
经过：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大沽口。
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犯天津。
清政府派钦差大臣佳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
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奕山签订。
1859年6月，英、法、美以进京换约被拒为由，率舰队炮击大沽。
提督史荣椿率守军还击，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史荣椿战死。
1860年8月，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
9月，清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迎战英法联军失利。
清咸丰帝、慈僖离京逃往承德。
10月18日，英法联军 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见)。
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
清廷派奕欣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
11月，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
中国赔偿巨额赔款，丧失大片领土主权。
鸦片战争的原因 英法入侵： 后，资本主义列强最强烈的愿望，仍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权益。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列强各国认为这是加紧侵略中国的极好时机，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要求，俄国也会同响应。
四国的修约要求，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于是，他们决心抓住一个机会作为借口，挑起战争。
英、法两国以1856年亚罗号划艇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
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保家卫国，英勇抗敌，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战争中，英法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沉重灾难。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
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
鸦片战争的经过 沙俄侵略：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
俄国乘虚而入，加紧蚕食和非法占领和以南的许多战略要地，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想用条约的形式把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固定下来。
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
1858年5月，俄国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用武力强迫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两国共管。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
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借口，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
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
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
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鸦片战争的影响 条约签订： 1858年5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
6月23日，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主要内容：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对英、法两国赔款600万两白银。
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
侵略者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续增的条款包括：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卖人口；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
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2年1月，清政府确定了“借师助剿”的方针，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越陷越深。
詹天佑在修铁路时外国和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詹天佑 （1861～1919） 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
字眷诚。
生于广东南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作为首批留美官学生赴美，时年仅十一。
1878年（光绪四年）进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881年毕业，同年7月回国。
先被派往福州船政局习驾驶，并于1884年参加了中法战争中的马尾之战；后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聘，任广东博学馆教习。
1888年，应中国铁路公司之聘，任工程师，参与修建津沽铁路。
这是他投身铁路工程之始。
此后，又参与了关东铁路、萍醴铁路的修建，并主持修建了新易支线铁路。
1904年，清政府宣布将由国家筹款修建京张铁路。
经勘测，该线中隔高山峻岭，工程极为艰巨。
但路成后，其经济价值甚大。
在英、俄两国人极力争夺该线工程师位置的情况下，詹天佑最终受命出任总工程师，并组织了一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建设该线。
1905年10月2日正式动工，计划四年完工。
在此期间，他集中集体智慧，尽量采用当时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创造性地解决了多项施工难题。
在难度最大的关沟段，他采用了33‰的坡度，于青龙桥车站修筑了著名的“人”字形线路，开凿了长达一公里的八达岭隧道和其他三条隧道。
最终不仅又快又省地建成了这条世人瞩目的铁路，而且为以后的筑路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中国工程技术人才。
1909年7月4日（宣统元年五月十七），京张铁路全线铺通（10月2日正式通车），全部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半月建成，节余工款银达三十五万六千余两。
京张路峻工后，詹天佑又先后担任了张绥铁路、川汉铁路总工程师，河南铁路公司顾问工程师，商办粤汉铁路粤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等职，并于1909年被选为美国工程师学会会员，同年，清廷授予他工科进士第一名。
辛亥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粤汉铁路会办、汉粤川铁路会办。
1914年，被派为督办。
1917年，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会长。
1919年4月24日，因病逝世。
著有《京张铁路工程纪略》。
---------------- 120名清朝幼童赴美留学的前前后后 1872年－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
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
中国铁路工程开拓者詹天佑即是其中一位。
这原本是清政府设立的一个长达15年的留学计划，进行到第10年时，遭到强烈反对，“留美幼童”被强行提前召回。
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从此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
他们有的在中法海战、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事业的开创者；有的成为清朝大臣；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除了詹天佑的事迹为人熟知外，120名大清幼童赴美留学的故事，却风流云散、湮没无闻了。
钱钢与胡劲草合著的《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年2月）一书，详细披露了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不平凡历程。
本报特从中摘选数节，以飨读者。
标题有改动。
———编者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
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
因为“古今未有”，所以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1871年8月5日，先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月5日，再将“议奏”呈太后；9月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在奏折里，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评价外国的科学技术：西洋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们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 他们的规划是：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
“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奏折对幼童留美的具体事宜作了规定：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
幼童入学之初，读什么书，学什么专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每四个月检查一次，年终汇总报告。
驻洋正副委员，每人每月薪水银450两，翻译一人，每月薪水160两。
每年驻洋公费银共六百两。
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路费，每人银750两。
幼童来回路费及衣物，每人银790两。
幼童驻洋学费津贴屋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年计银400两。
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花费开单报告，“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如果费用不足，可报告要求补充。
留学事务局每年的预算，为库平银6万两，以20年计算，约需库平银120万两。
当时的币值，每4两银约合美金5.5元，所以驻洋委员的月薪等于618美元，翻译的月薪220美元；留学事务局每年预算为8.25万美元。
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留学计划的积极倡议者容闳为副委员。
（后文我们会看到，开放的容闳与保守的陈兰彬及其继任吴子登之间产生的矛盾，最终导致留学计划的夭折。
） 惊涛三万二千里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8月11日起程赴美。
前后四批，共120名“留美幼童”，都是乘坐轮船，跨海三万二千里，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
有一个叫祁兆熙的人，是奉命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的小官。
他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多世纪前的跨海旅途。
在上海登船的头天晚上，天真的孩子们看到洋泾浜一带的“自来火灯”（煤气灯）“簇簇匀排，荡漾波心”，快乐之极。
启程时天蒙蒙亮，他们兴冲冲早起，观看轮船驶出吴淞口。
午后天气变坏了，“风雨交加，舱面不能行走，晕浪者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
”风浪一起，舱间便“多啼哭声，不得安睡”。
幼童的适应性也强。
经过十数天的航行，晕船者开始减少。
每遇大风暴，祁兆熙等大人还如醉汉，孩子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
到了深夜，小家伙们还“在大菜间游行”，喧哗不已。
他们甚至有些喜欢风浪，因为风高浪急的时候，祁兆熙就会免除他们每天的功课。
祁兆熙是个十分尽职的官员，他发给幼童们《太上感应篇》、《三训合刊》，每天上午宣讲。
晚上则让孩子们温习“西书”。
开始，幼童吃不惯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咙痛的咸西瓜皮抢吃精光。
但是航程刚刚过半，多半幼童已经习惯了牛奶面包。
“每人坐处大碟一，勺一，叉一；洋布手巾一方，束以白铜圈”。
祁兆熙记述的食物有牛肉、羊肉、鱼、甜咸皆有的面饼，饮料有奶茶、冰水。
“饮毕，进高脚瓷盆四，装水果、干果二，每人随意食之”。
在祁兆熙的日记中，还可见到他管束教育淘气幼童的记述。
他曾“薄责”三名不守规矩的孩子，管教几个“寻口舌”斗嘴的人。
一天，有几个幼童从甲板上捡回外国人遗弃的地图，他看到后严厉斥责，命送回原处。
不仅如此，他还把幼童集合起来训话，告诫他们说：“用了船上的东西，一定要归还原处；精细的东西，千万不能损坏；只有这样，人家才说你聪明，不会讨厌你。
你们给我记住
” 30天航行终于结束，在旧金山上岸之前，祁兆熙打开衣箱，让幼童换好上岸的服装，那是一套崭新的衣服：“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
“为到金山上岸光辉。
”———祁兆熙想到的是大清的形象。
开足马力的年轻国家 1872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旧金山报道： 昨天到达的30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
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
3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
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
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30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新大陆让幼童睁大了双眼。
最让幼童感兴趣的莫过于“火车”。
要问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火车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概括。
第一批幼童抵达美国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修筑了横跨大陆的火车干线。
十几年前还处在田园牧歌时代的土地，一夜之间从东到西冒起了滚滚浓烟。
这个建国不足百年的国家轻装上阵，朝气蓬勃，一种称作“美国精神”的东西，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新移民。
“留美幼童”乘火车到达的终点站，是康涅狄格河畔的Springfield，中国人给了这座城市一个清新的名字：“春田”。
大作家马克·吐温一家居住在此。
不但他的两个女儿日后成为留美幼童的同学，作家自己，也与留学事务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文将述及）为了让这批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尽快学习语言，并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容闳的积极奔走下，康州当局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
消息传出，愿意接受中国幼童的美国家庭踊跃报名。
当第一批幼童到达时，已有122个家庭表达了意愿。
对幸运地获得批准的“Host Family”（负责接待的家庭），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专门写了一封信。
他要求家长们掌握孩子的作息时间，孩子们还很幼小，在慈爱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注意道德培养，注意中文的温习。
他还特别提到了幼童的健康： 要让中国学生知道卫生之道，要让他们经常洗澡。
遇到天气有变，必须躲避风寒，尤其在出汗后要特别谨慎，以免发生意外
大学生 有多少“留美幼童”曾经考入美国的大学
他们曾进入哪些大学
当我们开始追寻这一历史时，有关的资料不够翔实和确切。
虽然仍有空白和疑点，我们的调查还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查明至少有50名“留美幼童”进入大学。
有22位幼童进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
他们是：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
容揆和谭耀勋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国后，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
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曾有8名中国“留美幼童”就读：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
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
3位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
5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
潘铭钟15岁就进入大学，被称为“天才少年”，却因过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后病逝。
我们在哈特福德看到了潘铭钟的墓，草丛中，小小的墓碑已经开裂…… 可以肯定，这决不是“留美幼童”进入大学的完整记录。
马克·吐温和格兰特的斡旋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学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
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在容闳和陈兰彬、吴子登为留学生的洋化问题发生争执的情况下，皇帝此时也在一份奏折上批示，要求对留洋事务局严加整顿。
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
1881年2月20日他在给陈兰彬的电报中说，“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
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容闳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密友、当地教堂牧师推切尔求助。
推切尔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
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
……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
……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争光。
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言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
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
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
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
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
……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各位校长严正批驳“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
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的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马克·吐温描绘过那天的情景：过程很有趣。
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请愿书上签上名字。
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
我立刻就写。
”转眼间，推切尔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成了零。
就好像他来向人借1美元，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元。
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
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于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
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
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是“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才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
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
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奏：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
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这4个字，和当年批准留学计划的上谕完全一样。
归来 耶鲁大学学生黄开甲，曾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
这封1882年1月28日发自上海的信，让后人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 ……您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
可能您已经风闻此事，但我愿意重述经过，立此存照。
当我们乘坐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
可是天呀
全成泡影。
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
船头划破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
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
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画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连平庸的中国人民都不如的笨伯。
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
……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
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到达海关道台衙门……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
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这称为学校的地方。
您可能知道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魇”，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让我用我的秃笔，来形容荣归故国后所住的“监狱”。
即使辞不达意，您也可以想象此地有多糟。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一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
入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
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引起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返华。
…… 6天以后，黄开甲搭上英国轮船“露西塔”号去了香港。
经香港，他回到他的故乡汕头。
到达汕头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为邮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
黄开甲能找到他家的住处，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已完全生疏了当地的方言。
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
经由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他找谁。
几经周折，他被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里住着他分别9年的父母：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
我听得懂他说我父亲9时起床，10时才接见宾客。
我急于见到近在咫尺的双亲及家人，但那仆人坚持我必须等待。
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以指手画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
当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
“爸
———” “妈
———” 这是黄开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面对故乡亲人时的呼喊。
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倾吐，所有的委屈和无告，都在这呼喊中宣泄
转机 庚子事变，慈禧挟光绪逃出北京，跑到西安。
在经历了濒临亡国的巨大灾难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也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慈禧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
西逃途中，慈禧曾对光绪说：“我是历来主张变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纳曾国藩他们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
我支持造船，造机器，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吗
” 慈禧回到京城后，清政府连续颁发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改革官制等。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官员选拔制度。
因此在政治风浪影响下的教育制度变迁，对“留美幼童”的影响至深。
慈禧的变法，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在世纪初年的中国教育领域刮起了一阵弃旧图新旋风。
1905年9月1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
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了。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
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
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经留英的严复被任命为副考官。
“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詹天佑1906年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说，“共有42名应考，录取32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1906年在耶鲁得到的博士。
……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废除了。
” 这次考试，在被唐绍仪、詹天佑和严复所赏识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外交部长的施肇基，和曾代理国务总理的颜惠庆。
袁世凯与“留美幼童” 1901年11月，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口述遗嘱，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
42岁的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顺理成章地起用李鸿章栽培的这一批留洋人才。
袁世凯在天津大展他的“新政”宏图：从兴办新式学堂到派学生留学，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话，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制度。
为在军中普及教育，他派人以北京话为基础“创造切音新字”，这是最早的汉字拼音。
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
1901年底，唐绍仪出任津海关道，一直到1904年。
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
在天津，他还创办了电报学堂，招收15岁左右的“幼童”前来学习。
唐绍仪的继任者是梁敦彦。
当年从美国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张之洞的译电员，得到张之洞赏识，被升为“江汉关道”，1904年改任津海关道。
不久，又兼任京奉铁路总办。
曾就读美国斯蒂芬工学院的梁如浩，曾和唐绍仪一同去朝鲜海关，后同在袁世凯幕府。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梁如浩担任北宁铁路总办和牛庄海关道，然后，他又接替梁敦彦任津海关道。
他的继任还是“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蔡绍基。
蔡绍基曾在维新时期参加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
1903年4月，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先为帮办，后为总办，他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
曾担任“镇远”舰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凯任命为天津巡警道，成为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因他的努力，“新政”时期的“北洋警政”闻名全国。
袁世凯权倾一时，就任直隶总督不久，他就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
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其中有詹天佑。
为了得到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和张之洞还曾发生争执。
“留美幼童”忽然成为被争夺的宝贝，他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一百年后，人们到天津，还可以看到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的“广东会馆”。
那是一座具有潮州风格的大院落，内有旧时的客栈，巨大的戏楼，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室内剧场。
你在广东会馆内可以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捐款修建人的姓名。
其中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周寿臣等一批“留美幼童”。
20世纪初年，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经是官职显赫的名流。
晚清中国学生留洋是怎么回事情
中国近代留学的人是容1847年1月4日，个头不高的广东小伙容闳带了的行李，在广州黄埔港上船去美国。
4月12日容闳到达纽约。
这一年，他19岁。
容闳没有上过中国人办的学堂。
家里穷，上有哥姐下有弟弟，全家六张嘴，全靠父亲下田劳动来供养。
他读不起正牌的学校，只能设法读有钱人家根本看不上眼的洋学堂，也就是教会学校。
容闳进的是澳门马礼逊学堂。
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学生的家境都比较贫困，学校也免费。
容闳是马礼逊学堂第一批学生。
他在这里读了六年书，读《圣经》，学英语，也学一些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
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叫布朗，毕业于耶鲁大学。
1846年，布朗告诉中国学生，自己因为健康的原因决定回国，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香港的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会为每人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两个学生也站了起来，他们一个叫黄胜，一个叫黄宽，和容闳一起去美国。
三人在布朗等人的帮助下进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
黄胜一年后因病回国，侍奉寡母。
两年后，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听从教会的安排，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学习西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也是中国最早从事西医教学的教师之一。
容闳没有和黄宽一起去英国，而是选择了耶鲁大学。
香港传教士当时只提供两年的费用。
有教会愿意出钱，条件是写一份志愿书，保证以后成为传教士，但被容闳婉拒。
不过在布朗的多方张罗下，容闳还是如愿进了耶鲁大学。
刚入校的时候，他每天都刻苦用功，学习没上去，身体反而非常瘦弱。
二年级，他功课依然不好，微积分从来不及格，差点留级。
三年级，容闳的成绩才终于上去。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在校谋求职业，为同学们办过伙食。
后来，他又获得耶鲁大学兄弟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得以半工半读完成4年学业。
1854年，容闳学成归国。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自主选择和完成学业的留学生，是第一个自费留学生、第一个通过勤工俭学完成留学学业的人。
游说太平天国只得到一个爵位容闳回国后没有当医生，也没有做传教士或专门的学者，他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接受西方的教育，于是开始四处奔走。
1860年，他到了南京，去找太平天国的领导人。
在南京，容闳见到了当时主持大政的洪仁玕。
容闳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的七条建议，但洪秀全却没有接受他的主张。
太平天国没有体会容闳的苦心，不过很尊重他，送给他一个刻有他的名字和“义”字的长方形木印——他被封了个四品爵位。
挫折并没有动摇容闳实现留学教育计划的决心。
他想到了经商，做起了茶叶生意。
他觉得有了钱才可以实现教育计划。
巧的是容闳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乘的也是一条装运茶叶的船。
采购员提留学议案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1863年，容闳突然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召见。
曾国藩想办工厂，办工厂就得有机器，机器又只能从外国买回来。
容闳以前在上海结交的几个人都在曾国藩手下任职，他们推荐容闳来当采购员。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江南制造局——中国最早的工厂。
1867年，容闳陪同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他建议在局中附设兵工学校，培养制造人才。
曾国藩同意了，这是近代中国培育科学技术人才最早的学校。
1868年，容闳又向刚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计划，力言此举日后当收大效。
丁日昌当即决定让容闳写成详细说帖，他代为上呈权位仅次于恭亲王奕忻的军机大臣文祥，请其代奏。
说帖上去了，但恰逢文祥父亲去世，文祥离职回家守丧，说帖也就不了了之。
但容闳每次因公谒见丁日昌时都提此事，并恳请转呈曾国藩。
1870年，丁日昌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同行的容闳又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
条陈写了四个问题，包括：建议改变大米北运的运输方式；建议政府开采矿产；提醒政府注意洋教，别让洋教徒干涉地方行政。
建议派留学生只是其中一条。
这一条放在中间。
但这条写得最出色。
条陈建议选派120名学生到外国去留学15 年，以供国家日后之用。
先派30名出去，如成绩优良，即可引以为例，按期选派。
学生出洋应有中国教员随同，以便学生不致荒废本国文字，并另派监督两名以资照料。
留学经费和出洋局的办公费用可出自上海道库。
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
很快，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获得旨准。
一年之后，容闳“伟大教育计划”终得实现，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中国留学教育的大门开启后，又出现了庚款留学和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晚清中国学生留洋是怎么回事情
中国近代留学的人是容1847年1月4日，个头不高的广东小伙容闳带了的行李，在广州黄埔港上船去美国。
4月12日容闳到达纽约。
这一年，他19岁。
容闳没有上过中国人办的学堂。
家里穷，上有哥姐下有弟弟，全家六张嘴，全靠父亲下田劳动来供养。
他读不起正牌的学校，只能设法读有钱人家根本看不上眼的洋学堂，也就是教会学校。
容闳进的是澳门马礼逊学堂。
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学生的家境都比较贫困，学校也免费。
容闳是马礼逊学堂第一批学生。
他在这里读了六年书，读《圣经》，学英语，也学一些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
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叫布朗，毕业于耶鲁大学。
1846年，布朗告诉中国学生，自己因为健康的原因决定回国，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香港的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会为每人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两个学生也站了起来，他们一个叫黄胜，一个叫黄宽，和容闳一起去美国。
三人在布朗等人的帮助下进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
黄胜一年后因病回国，侍奉寡母。
两年后，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听从教会的安排，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学习西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也是中国最早从事西医教学的教师之一。
容闳没有和黄宽一起去英国，而是选择了耶鲁大学。
香港传教士当时只提供两年的费用。
有教会愿意出钱，条件是写一份志愿书，保证以后成为传教士，但被容闳婉拒。
不过在布朗的多方张罗下，容闳还是如愿进了耶鲁大学。
刚入校的时候，他每天都刻苦用功，学习没上去，身体反而非常瘦弱。
二年级，他功课依然不好，微积分从来不及格，差点留级。
三年级，容闳的成绩才终于上去。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在校谋求职业，为同学们办过伙食。
后来，他又获得耶鲁大学兄弟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得以半工半读完成4年学业。
1854年，容闳学成归国。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自主选择和完成学业的留学生，是第一个自费留学生、第一个通过勤工俭学完成留学学业的人。
游说太平天国只得到一个爵位容闳回国后没有当医生，也没有做传教士或专门的学者，他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接受西方的教育，于是开始四处奔走。
1860年，他到了南京，去找太平天国的领导人。
在南京，容闳见到了当时主持大政的洪仁玕。
容闳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的七条建议，但洪秀全却没有接受他的主张。
太平天国没有体会容闳的苦心，不过很尊重他，送给他一个刻有他的名字和“义”字的长方形木印——他被封了个四品爵位。
挫折并没有动摇容闳实现留学教育计划的决心。
他想到了经商，做起了茶叶生意。
他觉得有了钱才可以实现教育计划。
巧的是容闳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乘的也是一条装运茶叶的船。
采购员提留学议案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1863年，容闳突然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召见。
曾国藩想办工厂，办工厂就得有机器，机器又只能从外国买回来。
容闳以前在上海结交的几个人都在曾国藩手下任职，他们推荐容闳来当采购员。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江南制造局——中国最早的工厂。
1867年，容闳陪同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他建议在局中附设兵工学校，培养制造人才。
曾国藩同意了，这是近代中国培育科学技术人才最早的学校。
1868年，容闳又向刚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计划，力言此举日后当收大效。
丁日昌当即决定让容闳写成详细说帖，他代为上呈权位仅次于恭亲王奕忻的军机大臣文祥，请其代奏。
说帖上去了，但恰逢文祥父亲去世，文祥离职回家守丧，说帖也就不了了之。
但容闳每次因公谒见丁日昌时都提此事，并恳请转呈曾国藩。
1870年，丁日昌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同行的容闳又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
条陈写了四个问题，包括：建议改变大米北运的运输方式；建议政府开采矿产；提醒政府注意洋教，别让洋教徒干涉地方行政。
建议派留学生只是其中一条。
这一条放在中间。
但这条写得最出色。
条陈建议选派120名学生到外国去留学15 年，以供国家日后之用。
先派30名出去，如成绩优良，即可引以为例，按期选派。
学生出洋应有中国教员随同，以便学生不致荒废本国文字，并另派监督两名以资照料。
留学经费和出洋局的办公费用可出自上海道库。
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
很快，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获得旨准。
一年之后，容闳“伟大教育计划”终得实现，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中国留学教育的大门开启后，又出现了庚款留学和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关于描写如何利用万木草堂的文章600字
《万木草堂口说》是康有为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七年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学生们所记的笔记，迄今只有抄本流传，未曾正式刊印。
康有为一生讲学有三次：一即为万木草堂讲学（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长兴学记》一书为此次讲学时的学规，另外则有上述学生所记之笔记抄书。
一为一八九四年与一八九七年两次游桂林时的讲学及答桂林士子所问，《桂学答问》一书即为此而作。
一为其晚年，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逝世前，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
康氏在“天游学院”的讲学，当也有学生所记笔记，惜未见有抄本流传。
（尝见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思想家》第三辑，载段昌国编《康有为著作年表》一九二六年下有《天游庐讲学记》一目。
或曰，此《讲学记》即《诸天讲》异名，不知是否与天游学院讲学有关）。
万木草堂讲学时学生所记笔记，目前能见到的抄本仅有两份：一藏广州中山图书馆，题为《南海康先生口说》；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题为《万木草堂口说》。
为使见题即明其讲学之时地，所以这次整理取《万木草堂口说》为名，而不取《南海康先生口说》之题。
* * *万木草堂的兴办，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载，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他在北京感于“国势日蹙”，乃以布衣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然遭到朝廷和达官们的攻击，被弃之不理。
康氏在京日久，深感朝政腐败已极，继续留在京师已无可作为，遂决意回粤，“将教授著书以终焉”，着意于培育人才。
一八八九年底，他回到广州，次年先有陈千秋、梁启超等投于门下求学，后来他们又互引亲友来学，渐渐增至二十余人。
于是应陈、梁等人之请，于一八九一年“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
第二年，一八九二年，移讲堂于卫边街邝氏祠，学者渐众。
至一八九四年，万木草堂又移至广府学宫，学生已达一百余人了。
这一时期著名的学生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曹泰、梁朝杰、韩文举、龙泽厚、王觉任、梁启勋、黎祖健等。
天游学院是康有为晚年为欲其“大同”理想后继有人，以传“道”为目的而创办的。
当一九二三年康氏在青岛、济南两地成立孔教会之时，就与当地士绅们商谈，有意于筹办一所“曲阜大学”。
后来康氏感到筹集办学经费非易，不如仿万木草堂之规模，办一小型学院，以收学业上已有相当基础，并好学深思的学生，继续加以深造为好。
于是康氏就利用上海自己的寓所，及利用周围的人力，创办了“天游学院”。
一九二六年三月开学，第一期注册学生不满二十人，最后增加到三十余人。
可惜仅办了一年，由于康氏在青岛突然去世而停办了。
天游学院时期，有姓名可考的学生有：任启圣、刘天启、翁冰、钱定安、唐以修、林奄方（本姓张）、陈鼓徵、蒋贵麟、李缵铮等。
* * *万木草堂的教学宗旨、内容、科目等大致具备于《长兴学记》一书中，不待赘述。
康氏次子同凝保存着一份铅印“天游学院简章”，由康氏外孙女婿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康有为家书考释》一书的“导言”中披露。
其中关于天游学院的宗旨、学科等均有详细规定。
由此不仅可窥康氏晚年思想趋势之一个侧面，亦实为研究近代教育史之宝贵文献。
现将此“简章”抄录于下，以供参考：天游学院简章 院址：上海愚园路一九四号电话：西一四七九号（一）宗旨 本院为学术最高深之研究院。
以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身心之用为宗旨。
（二）学制 本院采书院制，致师弟之亲，并酌采学校制，各科设助教，院中设管理员。
（三）学科 （甲）道学经学、历代儒学、史学。
（乙）哲学 天文、地理、电学、生物、人类、人道、周秦诸子、东西洋哲学、心理、论理、人群、灵魂、鬼神。
大同。
（丙）文学 散文、骈文、诗、词、曲、书、画。
（丁）政学 政治、宪法、理财、教育、列国。
（戊）外国文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任人选习。
（四）入学 （甲）招考 本院每学期招生一次，名额不限。
（乙）程度 大学或中学毕业，及旧学有相当学力者。
（丙）考试 国文论题，或兼缴呈成篇著作，预科、本科同。
特别生：仕学知名者免考。
（丁）具书 填具入学志愿书，并须由妥实保证人填具保证书，然后入学。
（五）学级 初入院者入预科，补习经、史、子、文各学，以植根柢。
毕业升入本科。
倘有好学之仕，不能依规定学科修业者，亦得来院随意听讲，为特别生。
（六）年限 本科二年，预科一年。
特别生不拘年限，天才亮特者不限。
（七）考试 每学期及学年之终，举行考试一次。
（八）升学 本科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给与毕业证书。
预科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升入本科，不及格者留院。
（九）纳费 每学期学费四十元，膳宿费五十元，杂费六元。
各科同。
均于入学前缴纳。
（十）退学 学生不得无故自行退学。
如有正确理由，须由保证人证明，或家长来信，经本院允许乃可。
已缴各费概不发还。
* * *据梁启勋的回忆，当年万木草堂的学习方法除听康有为讲课外（每月约讲三、四次），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
所读之书，除中国古书（如《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论语》、《孟子》等）外，还要读很多西洋书。
如傅兰雅、李提摩泰等传教士的译书，容闳、严复等早期留学生的译著，以及当时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关于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在所读之例。
草堂学生每人都发给“功课簿”一本，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月呈缴一次。
学生们的一条简短疑问，康有为阅后常常报以长篇的批答。
万木草堂无考试制度，学生学习的成绩、造诣的深浅，全从功课簿中所提问题、所记心得中窥察。
当一本功课簿写满之后，康氏即命存入“书藏”（万木草堂的图书馆），供以后新来学生阅读。
康有为以为，这就等于听他的讲义云云。
这是一种师生之间交流思想、考察学业、教学相长，非常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
据梁启勋回忆，在这些功课簿中，有不少“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可惜在戊戌事败后，查抄万木草堂时，全部付诸一炬了。
除每人一本功课簿外，草堂又设有一本厚簿，名曰“蓄德录”。
此簿每日顺宿舍以次传递，每人录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借此以考察各人的志趣或提起各人的警惕和互相勉励等，是属于德育方面的教育。
草堂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即协助康氏的著述工作。
如当时康氏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著工作，他就让一些学生按照他的思想，分头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各学者的著作，从头检阅一遍，凡有关孔子改制的言论，简要录出，注明出处，按规定体例，编成卷册，以备康氏著书时检索之用。
这项工作一方面使学生能更深入地了解康氏思想，同时也扩大了学生们的知识面。
康氏晚年在天游学院中，也基本采用上述万木草堂时的那些教学方法，特别是注重自由讨论和教学相长。
这些经验是值得今天借鉴的。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一文载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梁启勋在上述《回忆》文中，均说：“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
由今所存《口说》抄本观之，康氏讲学题目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上下古今中外，无不融会贯通。
此《口说》虽非康氏亲手所写之著作，但实在是研究康氏学术思想的的重要材料。
又由于《口说》所记为康氏讲学之言，兴之所至，无所顾忌，因此更能反映康氏的真实思想。
若把《口说》与《长兴学记》、《桂学答问》同看，甚有互相发明、补充之作用。
若与《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等比较，则能互相印证，更深入地了解康氏早期思想的状况。
此外，作为康氏维新变法理论的几部最重要的著述，均酝酿、编著、完成于这几年的讲学期间。
据康氏《自编年谱》载，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始开堂于长兴里，同年“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
”次年（一八九二年），开始编纂《孔子改制考》“选同学高才助编纂焉。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著《孟子为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
康氏这些重要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原始论说），在《口说》中均有反映。
同时，《口说》中所透露的许多观点，在康氏以后的著作中，如《礼运注》、《论语注》、《孟子微》、《中庸注》等篇中，也都有进一步的发挥。
因此，从《口说》中可探索到康氏基本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变化过程。
* * *梁启勋在其《回忆》中又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
《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
”而康氏对讲《学术源流》也甚有兴趣，往往一讲就四五个钟头。
如果我们把今存《口说》中的《学术源流》、《诸子》、《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明国朝学派》等有关题目的笔记集合在一起，稍事整理，当可视作一部简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概论的提纲来阅读。
在这些讲题中，康氏试图用当时所能达到的新观点来分析、评价中国古代学术流派的形成、演变，以及各派思想上的异同、特点等，表露出不少独到的思想和精彩的议论。
从一定程度上讲，他的这些讲述开创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滥觞。
如此估价，我想是不算过分的。
* * *现存两份《口说》抄本的内容基本相同，似系同出一源，但也有不少的出入。
据梁启超《三十自述》言：“辛卯（一八九一年），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
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
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现存两抄本很可能都是据梁氏等人记录而过录者。
两本之情况，简介如下：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本，分装两册，封面中题《南海康先生口说》，右上有“孔子降生后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字一行，左方有“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恭录”字一行。
有朱钤四枚：一为细长形，刻“万木草堂学徒”六字，一为方形，刻“黎祖健印”四字，一为方形，刻“砚贻”二字，一为长方形，刻“砚贻私印”四字。
页后有附白一则：“诸君借抄借读，切不可转手交与别人，恐有遗失，尤不可涂污摺绉，以昭珍重。
砚盦谨白”。
下有“祖健”朱钤一方。
正文首页有大方朱钤一枚，刻“番禺黎祖健印”。
由此可见，此抄本原系黎祖健所录存者。
据“万木草堂学徒”之印，可知黎氏为万木草堂时学生，他后来曾是改良派重要报刊之一《知新报》（康广仁等主编，一八九七年创刊于澳门）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见汤志钧编《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附录十三）。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藏本为大，全书前后无任何附文，仅在每册封面右侧署有“丁酉（一八九七年）七月”四字，估计即为抄录之年月。
由此可见，中山图书馆藏本早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一年。
就内容和篇幅说，丙申本比丁酉本多出约四分之一，在题目节次的分合上，两本也有所不同。
今以丙申本题目次序为主，列表说明之：抄本题目次序 丙申本 丁酉本 说明 1 学术源流（分为一~七节） 学术源流（分为一~十节） 丁酉本第八节为丙申本所无。
丁酉本九、十两节，丙申本全合于第七节。
2 孔子改制（分为一~二节） 孔子改制（分为一~三节） 丁酉本第三节，丙申本与第二节合。
3 洪范（不分节） 洪范（分为一~二节） 4 易 易 5 礼制 礼制 6 礼 礼 7 禘袷 禘袷 8 禘尝 禘尝 9 礼运 礼运 10 王制（分为一~二节） 王制（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第一册至此终。
） 11 中庸（分为一~三节） 中庸（分为一~五节） 丁酉本之二、三节和四、五节，丙申本各合为一节。
12 诸子（分为一~三节） 诸子（分为一~四节） 丁酉本之三、四节，丙申本合为一节。
13 列子 丁酉本此题列在最后第31。
14 孟荀 孟荀 丁酉本接前“诸子”为第13。
15 荀子兼言孟子（不分节） 荀子（分为一~四节） 丁酉本为第14。
16 春秋繁露（不分节） 春秋繁露（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15。
丁酉本以后在第29又出“春秋繁露”二节，前后共四节。
丙申本则全合为一。
（丁酉本第二册至此终，丙申上册至此终） 17 汉书百官公卿表 丁酉本无此题。
18 史记儒林传 丁酉本无此题。
19 史记两汉儒林传 丁酉本无此题。
20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 丁酉本为第16。
21 律历（不分节） 律历（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17。
22 乐 乐学 丁酉本为第18。
23 经策 经策 丁酉本为第19。
24 文章源流 文章源流 丁酉本为第20。
丁酉本此后另有“文章”一题为第21，丙申本合为一。
25 文学并讲八股源流 文学 丁酉本为第22。
26 论文 论文 丁酉本为第23。
27 骈文（不分节） 骈文（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24。
28 赋学 赋学 丁酉本为第25。
29 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丁酉本为第26。
30 八股源流 八股原流 丁酉本为第27。
31 袁稿 袁稿 丁酉本为第28。
32 格物 自此题下丁酉本无。
然丁酉本另有三题：第29“春秋繁露”二节，丙申本合于第16。
第30“墨子”数条，丙申本合于“诸子”第二节中。
第31“列子”，丙申本列于第13。
（丁酉本第三册至此终） 33 励节 34 辩惑 据德 35 主静出倪 养心不动 36 变化气质 检摄威仪 37 孝弟 任恤宣教 同体饥溺 38 汉晋六朝唐宋学派 39 宋元学派 40 明国朝学派 41 正蒙 42 通书 按，丙申本现装订次序颇有错乱，尤以下册为甚。
经查勘，原抄录者在每页纸边均以中国旧时记帐用数字记有而码，上下册分别编号。
上册由1—〧0（1-70），下册由1—×〨（1-48）。
然今装订本则将原在下册编号九至十一页之《乐》部分，纂入上册《礼》（原编号31页）后，《禘袷》（原编号32页）前。
而将上册原编号六十四至七0页之《春秋繁露》移至下册（这可能为使上下册篇幅均匀）。
至于下册，按原编号应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始，而今装订本则以《汉晋六朝唐宋学派》至《通书》，直接《春秋繁露》，中间其它颠倒尚多，不一一列举。
上列表中丙申本次序，均已按原抄者编号改正排列。
又按，由上表可看出，丁酉本第一、二册相当于丙申本上册内容，而第三册则只有丙申本下册之前一半内容，自《格物》以下至《通书》共十一题全无。
由此推测，疑丁酉本当日似尚有第四册，相当于丙申本下册之后一半。
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时已阙失。
* * *《口说》是语录体式样，每条文字均十分简略。
然在不同题目下，或同一题目的前后，却又常有重复的条目出现，显然未经仔细整理。
丁酉本在有些条目的书眉上书有“重”、“删”等字样，另有少量提示该条内容的简要字句，如“老子”、“墨子”、“杨朱”等，可能是后人阅读时所书。
在这些重复的条目中，除少数完全一样外，大多数有详略不同，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等。
又由于记录者行文差异，有时很费解，然经过一些重复条目的互相参阅，却得以明瞭。
此外，现存两种抄本在同一题目下，条目的多少互不相同，又即使是同一条目，两抄本在文字表达上也常有出入，这都有助于互补所阙，互订所误。
所以，这次整理时以丙申本为底本，将两本相异之处全部注出，供阅读者研究。
其中所有重复之处亦暂时一律保存，以便读者得窥两抄本之原貌。
* * *近年来，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康有为著作的整理、遗稿的汇刊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
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汤志钧先生编注的《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八十余万字），一九八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康有为诗文选》，由我选编整理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自一九八四年起也将陆续出版（已出《论语注》，已发稿的有《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等），此外据悉上海有关方面有编辑《康有为全集》之宏伟计划，这都是十分可喜的。
近十年来台湾、香港编集出版康有为遗著的工作是值得我们注目的。
一九七六年，台北宏业书局出版了由蒋贵麟先生（康有为天游学院时期的弟子）编集的《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十二巨册。
蒋氏在序中说：“兹取万木草堂丛书刻本及康氏家藏未刊遗稿，并编者累年搜集所得之遗篇零文，辑印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
”所以《汇刊》除一部分为新排印外，凡已刊印过的著作，均按原刊本影印，未作校点等整理工作。
现列其各册目录于下，以供参考：第一集 新学伪经考第二集 孔子改制考（上）第三集 孔子改制考（下）第四集 春秋董氏学第五集 中庸注 孟子微第六集 论语注第七集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上）第八集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下）第九集 礼运注 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书镜第十集 俄彼得变政记 日本变政考第十一集 日本书目志第十二集 七次上书汇编 戊戌奏稿 代草奏议第十三集 光绪圣德记 丁巳要件 共和平议第十四集 官制议第十五集 中华救国论 物质救国论 理财救国论 金主弊救国论第十六集 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第十七集 康南海墨迹 哀烈录 长安演讲集 遗墨第十八集 诸天讲第十九集 康南海文集第二十集 康海诗集（上）第二十一集 康南海诗集（下）第二十二集 康南海自编年谱南海先生年谱续编 附梁启超著康南海传（按，康氏重要著作《大同书》未收入《丛刊》，不知编者出于何种考虑）其后，蒋贵麟搜集得康氏次女康同璧在任启圣协助下编集成的《万木草堂遗稿》前五卷（油印本），以及各种散见遗文若干种。
于是在蒋氏主持下一九七八年又由台北成文书局出版了《万木草堂遗稿》（五卷，一册），《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二册）。
《遗稿》原编者将康氏遗文按文体分为十类：论辨、序跋、奏议、书牍、传志、杂记、演讲、辞赋、哀祭、诗词。
蒋氏刊印本仅前四类，论辨、序跋、奏议各一卷，书牍分为二卷，共五卷，其余六类五卷则称未见。
附《万木草堂遗稿》目录如下： 卷一论辨类 论幼学 光绪辛卯前作卢怀慎论 光绪辛卯前作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 光绪辛卯前作郑康成笃信谶纬辨 光绪辛卯前作中和说 光绪辛卯前作府兵说 光绪辛卯前作请开清江浦铁路议 光绪十四年攻日策 光绪二十年勤王宜直讨京师议 光绪二十六年查中国事当辨党派说 光绪二十六年勤王乱匪辨 光绪二十六年新党后党辨 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布新除旧论 光绪二十六年驳张之洞劝戒文 光绪二十六年论自治 光绪末年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 宣统三年论共和立宪 民国初年救国储金宜用以设飞天遁地潜水驰陆之校及百工博物院说 民国四年又不忍而复言 民国四年问中国人 民国四年和约第五项军政警察兵工容后协商则国亡 民国四年论日约割让十五款之果 民国四年治械 民国四年迁都 民国四年知耻 民国四年备兵 民国四年问民意 民国四年中国善后议 民国五年 以上共二十八篇卷二序跋类 考定王制经文序 光绪二十年桂学答问序 光绪二十年自怡堂诗序 光绪戊戌前作石鳌苏氏族谱序 光绪戊戌前作易经遵朱序 民国十二年邱菽园诗序 宣统二年邱菽园集序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 民国元年袁督师遗集序 民国二年韩国痛史序 民国三年张文烈遗集序 民国三年比利时游记序 民国四年国是报发刊词 民国五年罗马尼亚游记序 民国六年烟霞草堂文集序 民国七年粤二生诗词集序 民国十年雁荡山志序 民国十三年 以上共十七篇余莲村尊小学斋集书后 光绪二十年书慧琳一切经音义书后 光绪二十一年池学使墓志铭书后 光绪二十一年告同胞印事书后 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 光绪二十六年翁文恭易林书后 民国九年跋汉甘陵相博碑 民国十二年 以上共七篇卷三奏议类 请醇亲王归政摺 光绪十四年代屠侍御作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摺 同前为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政体而遏乱萌摺 同前请重商摺 光绪二十四年谢奉到衣带密诏摺 光绪二十四年为国势危急民心愤怒合龥乞立诛贼臣除宦寺归政皇上 立定宪法大予民权以救危亡摺 光绪二十七年代某某等作乞撤帘归政摺 光绪二十七年代某某作请复辟还舆京师摺 光绪二十七年请改行民兵奏 宣统元年代某某作请乘葡乱君奔收复澳门摺 宣统二年请开国会摺 宣统二年代某某等作 以上共十一篇卷四 书牍类上编 共收四十五篇（详目略）卷五 书牍类下编 共收五十三篇（详目略）又附《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总目： 康子内外篇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实理公法全书民功篇弟子职集解毛诗礼徵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南海先生所藏宋元明板书目南海先生遗文辑存（分为闱墨、论辨、法案、章程、序跋、哀祭、碑志、公牍、杂记、颂赞、书札、电文、演讲、谈话等十四类，收入遗文共计一百七十二篇。
）南海先生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南海先生友朋弟子函札（共计86封）按，关于《遗稿》后五卷的情况，康氏外孙女婿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康有为家书考释》一书“导言”中说：“可惜蒋氏出版《万木草堂遗稿》时，尚未得到全部底本，所排印只是前五卷，还有后五卷不曾见到。
笔者有幸访到了后五卷油印本，寄放在弟弟李耀彬住所中，……笔者持有它们的目录，……”然至今尚未见到整理付印出版。
康同璧所编《遗稿》十卷，当时曾油印数十部分赠康氏亲属及弟子，此稿本在大陆康氏亲属中当尚有保存者，应及早整理出版。
此外，一九七九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还出版了蒋贵麟先生编辑的《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等。
值得着重提一下的是，一九七九年香港汇文阁书店出版的李云光先生编注的《康有为家书考释––––康有为晚年思想及生活新证》一书。
李云光先生系康有为第二位夫人梁随觉之女康同环（排行第七）的女婿。
梁夫人一直是康有为家庭事务的主持人，康氏晚年家书大都是写给梁夫人的。
因此梁夫人保存了康氏许多珍贵的书信墨迹。
一九六九年梁夫人逝世后，将她保存的康氏遗物交付康同环。
一九七二年及七三年康同环又将这些书信和墨迹（约一百八十多件）交李云光先生保管。
李先生从九十余件康氏亲笔信中选中了四十一封家书和七封给从弟康有铭、康有田的信，共四十八件，影印出版，并全部作了释文和详细的考释（末后尚附有康氏印章、藏书等遗物、照片，以及新得而未及考释之家书二封）。
李先生在“导言”中介绍说：“家书中所涉及的事情很多，琐碎者不计，比较重要的事，有讨袁、复辟、八公祠被封、印《伪经考》和《诸天讲》、建筑上海游存庐和杭州一天园、租及买青岛旧德提督署、办茅山述农公司、办大学、处理海外党务、古董书画的买卖和自己字的卖出，以及上海祝寿、青岛逝世等事，要细说也不容易。
”即以李先生所选书第三十五中提到在《诸天讲》“爱因斯坦”一篇中要加上“爱恩斯坦拨弃以太，发明万有引力之光线为圆锥曲线，为奈端所不及”二句，即为今本《诸天讲》中所无，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因此这是一部研究康氏晚年思想和生活情况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李先生若能继续将收藏在他手中的康氏其余四十余封家书和论文墨迹，全部影印整理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更大的研究兴趣。
* * *康有为推重今文经学，尊崇孔子，凡是他认为经文、注疏或孔门弟子、后学所述说中有“微言大义”者，辄称之曰：是为孔子“口说”。
换言之，“口说”者，必含“微言大义”也。
康氏的各种重要著作，都已陆续整理刊行，然就是这一部康氏弟子笔记的“口说”由于传世抄本难得，至今未得与更多的研究者见面。
也许有人认为，此非康氏亲笔所著之书，其价值不大。
然如上所述康氏对“口说”之推重，则鄙人此次初步将《口说》整理出版，或可借以探得一些康氏之微言大义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