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中国历史文化)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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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文化遗产5年级上册文明荟萃万国朝—唐代的读后感怎么写?
文明荟萃万国朝—唐代的读后感考深外分校期间，在同学手里发现了一本名为《文明荟萃万国朝—唐代》的书，信手翻了几页就爱不释手了。
好言好语借来，背着监督我复习功课的妈妈，一口气读完。
至今回味无穷。
这本书从朱棣治国到仁宣盛世再到土木堡之变最后以英宗夺门做结。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
《万国来朝》一书没有用“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样空洞的句子来填塞历史，它很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北京保卫战的过程。
看完此书是怅惘的，毕竟一个王朝最辉煌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所以这本书有温情，有豪情也有凄情。
美丽的大明王朝至此便将褪下最美丽的历史华服，只待后人咏叹一句：“当年明月夜，万国来朝时。
”读完此书，小小的我脑子里开始不停地思考了：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经济
技术
领土
资源
错
错
错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让亚洲乃至全球的国家佩服
为什么东南亚小国敢跟中国争南海
为什么日本用低价向中国进口资源
为什么我们的资源在日本晃了一圈卖给我们价格却翻了一倍
昔日明成祖朱棣南征北战，亚洲无数国家向大明顶礼膜拜，今日东瀛跳梁小丑却敢任意放肆
都是因为中国政府这条巨龙打了点“瞌睡。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人再犯我我必犯人
”如今天下时势亦是如此。
中国政府应该像成祖一样，做出一些让全球人震惊的事情看看
比如咱到南极点看看，把空间站建了，咱再顺便到月球上去看看，圈出一块地，把五星红旗插上去
算了，先不说这些了吧。
明成祖忍了建文帝3年，最后多年的怨恨终于爆发了。
通过“靖难”把建文帝踢下台。
我不怎么喜欢建文帝，他过于软弱，但他做出了一件让我佩服的事。
当成祖攻进南京城时，他下令将皇宫烧成灰，不给成祖留一丝一线。
自己则逃之夭夭了，让成祖为寻找他困扰了一辈子。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锐不可当。
东南亚小国，俯首称臣。
那区区韩国，还跟我们争端午
直接把本书给联合国看看，八百年前，你那朝鲜还未分家，都是我大明的附属国
今日去跟“本家”争端午
争何
争何
校长妈妈在“爱的叮咛”里给我们说过：“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低价煤和低价稀土，把煤沉在海里为将来做打算。
稀土则做成显示器，再高价卖回中国
”如果山西的煤老板不贪点小便宜，如果把稀土的价格抬高点。
那小日本怎敢放肆
初一作文：一个强国的诞生——读《明朝的那些事（万国来朝）》有感初二作文成祖南征北战，一统中国，打得瓦刺溃不成军，一听朱棣之名，犹如天打雷轰。
成吉思汗时期的帝王威风不复存在，一个民族就此诞生了。
人民安居乐业，以至朱高炽和他儿子朱瞻基的“仁宣盛世”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
有钱的夸奖政府，没钱的也不会抱怨政府。
而现在呢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国
中国的经济在增长，人民的素质却在下降。
中国乃礼仪之邦，为什么国民素质和日本等国比起来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不光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也是13亿中国人的责任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万国来朝。
作文 陕西历史文化遗产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华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历史读后感500字。
一市的历化古迹，往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形形色色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文化古迹，可以追溯城市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特质。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为破坏，许多展示厦门沧桑巨变的历史文化古迹已逐步消失，保护好将军祠、洪本部、名人故居这些有历史考究的文化古迹已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话题——— 施琅祠已不见踪影 将军祠作为地名，也许很多人都知道，但为何叫将军祠，知道的人也许少之又少了。
民盟厦门市委郭坤聪委员说，将军祠的由来，主要来源于两座祠堂：一座是施琅大将军祠，一座是清朝道光时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的吴英祠。
遗憾的是，将军祠也许只是留下一个名称而已，见证厦门历史的古祠将消失。
郭先生称：因为两座古祠之一的施琅祠已经找不到踪迹了，而旁边的吴英祠现在也只剩下一段古墙顶和门外的两只石狮子。
如果该地段老城区拆迁，不注意保护，古祠的消失将很可惜。
郭坤聪先生告诉记者，吴英是莆田人，当兵出身，英勇善战，后跟随施琅东渡，在澎湖参加对刘国轩的战役，后来当了福建水师提督，被封为“威略将军”。
厦门官绅为表彰他的功绩，给吴英建祠堂、石坊表。
石坊表刻工精美，比较宏伟，是闽南少见的石构建筑。
但上世纪80年代修建公路时，石坊表就荡然无存。
现在，吴英祠已经变成供人居住的四合院，住着十几户人家。
古祠门外的石狮旁边是修自行车的小店。
但石狮底部已经埋入水泥路下，另外两只石狮已经不见踪影。
吴英祠的后院是大观院，据熟悉情况的人讲，大观院是厦门四大院之一，建于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2年），后几经变迁，成了某单位职工宿舍。
吴英祠的西面是施琅祠，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施琅祠上建起了将军祠菜市场，到目前已找不到施琅祠的半点踪影。
面临即将消失的吴英祠，郭坤聪先生觉得非常可惜。
将军祠具有见证厦门古代军事、交通和古建筑的价值。
如果将军祠仅以一地名存在，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郭坤聪先生认为，吴英祠不仅有保护价值，同时也有经营价值。
他建议两只石狮重新出土，修复吴英祠前门，立下地名标志，作为一景观；修复的古祠里可留一些做经营场所，以此作为保护经费来源。
洪本部只剩下石碑 厦门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街，同样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打铁街、洪本部街定位于明清历史文化街区，但现在街区内的明清遗物已经屈指可数。
洪本部街一带，集中了郑成功遗址、港口城市海岸线变迁的见证。
近代码头文化的文物遗存，应该是要引起重视的。
打铁街位于鹭江道旁边，是一条古老的街道，宽2米左右。
打铁街最出名的就是福寿宫，供奉的是保生大帝。
该宫也在多次拆除后，又修复的。
但现在面积比较小，10平方米左右。
据文献记载，福寿宫原来挺大的，前面还建有一个精致的八角亭，但后来都给毁坏了。
福寿宫旁边就是洪本部，据说洪旭是郑成功的部将，一块乾隆年间的石碑《重修洪本部渡头碑记》镶在房子旁边石墙里，由于风雨剥蚀，字迹已经模糊了。
在旁边的昭惠宫记者还发现一古碑：“洪本部路头告示”。
意思是告诉人们此地系军事重地，不要随意进出。
打铁街历史悠久，地处海口码头，福寿宫是昔日华侨远渡南洋必先朝拜的庙宇，建于明嘉靖21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在东南亚一带具有广泛的影响。
厦门在明清时期有13个古码头，打铁街和洪本部就连接着其中两个，是当时厦门与南洋往来的重要码头之一。
不少移居海外的华侨就是从这些码头走出去的。
因此，这些古街道在南洋华侨中，有着广泛的知名度。
福寿宫中原来保存着许多古石碑，不少华侨回来都要瞻仰一番，目前已移至厦门博物馆。
洪本部街则是因为洪旭在此指挥部队而闻名，这些街道存有许多国家珍贵文物，像清代乾隆、嘉庆、光绪年间的碑文，对研究古代公共工程建设和管理史、交通史以及古代经济文化都有重要意义。
由打铁街、洪本部街等组成的明清历史街区曾是厦门市最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建议申报历史文化街区。
但现在街区内明清文物屈指可数，许多文物已经消失。
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至，却失望而归。
因为这些古老街区，脏乱不堪，商贩占道为市。
一些厦门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认为，打铁街、洪本部街应保留老字号、传统工艺品、传统小吃，才能与街区整体风貌相称。
应鼓励开办具有街区文化内涵的特色餐馆、特色旅游、南音社、闽南说书场、私人博物馆等。
古书院书斋成追忆 坐落在玉屏巷的玉屏书院，现在也只是留下一个名称而已。
玉屏书院是明代义学。
乾隆十六年（1751年）名为玉屏书院，因堂后巨石如屏而得名。
后改为厦门中学堂。
民国年间又名省立第十三中学，1952年成为厦门五中。
后因旧城改造，玉屏书院已全部不存在了，只是一个遗址。
比较出名的江下堂现在也只剩下祖堂，现在文安小学校内，1918年建成。
以前是闽海关。
该祠规格比较高，称为闽南第一宗祠，祠内有紫云屏、拜堂、宗贤堂、祖堂、后花园、望海堂、宗亲会馆、江下小学堂等。
当时建筑有1万多平方米，但后来仅存200多平方米。
相传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钦点武状元黄培松御赐建立黄氏宗总祠堂。
建筑呈八卦状，外方内圆，意思是族人要团结。
郭坤聪先生说，这些历代人文景观也基本遭到破坏，有的只剩下祖祠和古榕树，经历着岁月的沧桑。
遍布厦门的各种历代人文景观，既是一种物质文化，又是推动文化的重要载体。
岁月沧桑，如今有的已经永远消失了，有的尚存还能让我们去追忆。
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我们不能不要历史。
相关新闻 名人故居亟待修缮 在厦门历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众多名人故居，近年来在人们的视线中也无声地被毁损，乃至消失。
如早期教育家周殿薰故居，企业家黄世金故居，近代历史名人李禧故居等。
而苏氏宗祠、清道光四川总督苏廷玉故居早在1978年就被夷为平地。
也有一些名人故居现在还住着他们的后人，所以故居不像故居，住房不像住房，有点不伦不类之感。
石壁街因为有大片石壁，墙壁边有壁井和蚌壳井而闻名于世。
石壁街的台湾举人、著名收藏家王人骥的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尽管院内榕冠如荫，但故居已经很破旧了。
在院子里只有一些腐朽的树木和毁掉的石旗。
正厅木门上的雕饰很精美，依稀折射出主人昔日的荣耀。
现在住这里的几位老人都是后代中的长房。
老人还说，原先院内还有一座花坛，后来被改造成住人的平房，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也毁于“文革”。
记者在该故居看到，房屋的木门历经风雨，已经斑斑剥离，但一些字画仍然十分清楚，卧室门上“难得糊涂”的字迹还依稀可见。
闽南著名历史人物蔡复一，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8年）进士，曾代总督云、贵、湖、广军务，官至兵部左侍郎等职。
相传“薄饼”是由蔡夫人发明。
现存同安区大同镇的故居，仅存后楼部分，砖瓦结构，二层楼房，有卷棚顶廊道，额坊彩绘，是明代建筑。
这个被列入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一度竟是危房，在近日才修复。
据了解，目前厦门对外开放的名人故居，由于经营管理方式落伍，大多“门庭冷落”，不能发挥名人故居应有的教育启迪作用，其文化特征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这对今后的保护是极其不利的。
相关链接 厦门地名的由来 厦门之“门”，即门户之意。
厦门因为是东南沿海的优良渔港，很多地方以“海”、“港”、“澳”、“头”、“门”命名。
如，鹭江旧海岸附近有海后路、海岸街、海滨路等地名，神前澳、塔头澳、高崎澳、鼓浪屿澳、涵前澳，曾在渔港形成时并称五大澳口，当时有许多简易码头，如大桥头、太平桥头、料船头、打铁路头、得胜路头等，也大多保留下来。
渔业是厦门的一个显著特征，现今仍有鱼行口街、钓仔路等地名。
其他行业性地名，如市仔街、棉袜巷、布袋街、打铁街、南猪行、卖鸡巷等，在当时都是一种行业汇集之所，名副其实，许多到近代还留有遗迹。
厦门地名，反映地形地貌的，如霞溪路、美头山路，体现历史人文的，如将军祠、演武路、曾姑娘巷、菜妈街等。
这些地名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沧桑巨变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