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洞庭一角 读后感或赏析
赏析“贬官文化”出自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洞庭一角》篇章。
该词也许非余先生首创，但作为中国文化历史的一种特有现象，“贬官文化”倒是很值得研究的。
其价值可以用余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
“贬官文化”首先与当官入仕有关，因为只有做官才可能受贬。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文人都做官，也几乎都遭贬罢诎。
“贬官文化”的产生似乎是“士”与“仕”撞击的必然结果。
而读雨转来余先生此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朋友们开启一扇窗，引伸介绍“贬官文化”……临窗读雨花园精灵如歌的行板UID 4650精华 39积分 2835帖子 723威望 2835 点现金 718 花币阅读权限 80注册 2005-4-23来自 星星海状态 离线 #3 大 中 小 使用道具 发表于 2007-5-15 09:3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
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
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
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
一、何谓“贬官文化”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
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
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
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
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
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
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
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
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
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
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
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
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
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
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
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
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
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
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
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
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
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
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
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
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
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
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
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
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
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
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
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
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
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
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
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
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
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
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
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
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
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
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
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
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
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
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
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
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
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
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
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
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
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
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
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
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
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
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
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
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
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
（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
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
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
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
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
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
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
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
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
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
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
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
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总有些消极的思想。
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
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
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
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
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
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
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
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
”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
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
原因就在这。
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
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
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
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
（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
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
”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
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
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
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
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
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
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
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
”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
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
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
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
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
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
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
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
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
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
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
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
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
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
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贬官文化”的特点。
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
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
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
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
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
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
“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丰富自己的作文素材
感动，点一瓣心香 高楼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小。
冷漠越来越多，温情越来越少。
然而，感动，正以它清淡却足以令人动容的方式，诠释人文的内涵。
——题记 有泪水在，我感到自己仍然饱满。
早晨打开窗，看着阳光穿透每一片树叶，以一种无声而又朴素的方式与生命对话，我感动着。
傍晚散步，看夕阳落下，品味着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境，我感动着。
感动，点燃了精神家园的一瓣心香，萦绕着人的一生。
时代在发展，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否已经荒芜
我们是否缺失了心灵的一角
行色匆匆，有多少人停下脚步倾听心灵的跫音
大多数人被生活磨砺得太粗糙，渐渐冷漠。
纽约曼哈顿街头，车水马龙。
一个小女孩守在一棵树下不肯离去。
人们惊奇地发现，她在等待秋天最后一片叶子的落下，孩子是纯真的，她会为一个平凡的自然更替而感动。
缺少感动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缺少感动的社会谈不上真正的发展。
它缺少人文的养分，最终只能走向荒芜。
我们有多久没有被那些优美的文字感动
李白的潇洒，杜甫的沉郁，托尔斯泰的浩瀚，雨果的雄奇。
我们有多久没有被那些高尚的背影感动
在冬天为人民打造一轮更温暖的太阳的屈原；撒下“人生自苦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的文天祥；孤独地守望着大汉三千里江山的苏武…… 感动不是单纯地落泪，不是肤浅地感时伤怀。
感动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共鸣。
在物质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精神之路通向何方
学会感动吧。
当一颗心与另一颗心之间不再遥远，我们的社会就多了几缕温馨。
当每个人都能体会他人心弦的震动，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和谐。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巴尔蒙特的话难道不会令我们感动么
点一瓣心香，我们的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都将开满长盛不衰的花朵，走向远方。
时间匆匆而逝，很多的记忆已随日子的消失而褪色。
但有一件事，让我历历在目，感动不已――那一份深沉的母爱。
那天早晨，我背着书包正要上学，妈妈递给我一把伞，说：“***，天气预报今天有雨，还是带上伞好。
”我抬头看看天空，万里晴空，怎么会下雨呢
我丢下伞，一溜烟跑出门去。
正当中午放学的时候，忽然电闪雷鸣，顷刻间暴雨骤然而下。
带了雨具的同学都回家了，其他人也一个个被家长接走了。
我爸爸在外地学校教书，中午从不回家。
刚好，妈妈这几天正发着高烧打着点滴。
我想不会有人来接我了。
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呆呆地坐着，又急又饿，望着窗外哗哗直下的大雨，我不由得哭了起来。
这时，大雨中出现了一个我熟悉的身影。
哦，是妈妈
狂风夹着大雨好象要把妈妈吞没似的。
妈妈挣扎着向我艰难地走来。
“***，快过来，穿好雨衣。
”妈妈边说边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我身上。
此时，雨越下越大。
妈妈的头发，脸上，身上都被雨水淋透了。
望着“落汤鸡”似的妈妈，望着她那青白着的脸，我不禁又哭了起来…… 一把伞撑起一片天，妈妈爱的伞给我快乐和幸福。
事情虽然过去了很久，但它时时感动着我，教我好好做人，好好读书……
小孩英语基础太差，读了一学期初一完全跟不上，怎么办
从四十六岁到五十五岁，李白在各地漫游，“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
”他家在山东，常居河南开封，又以河南为中心，游河北、山西、陕西。
“酒隐安陆”十年，客居梁园十年，中间则是五年的江南漫游和三年的翰林学士，李白一生的主要轨迹，就在这二十八九年。
杜甫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这诗句对李白的形容非常贴切。
飘零是李白的常态，他没有多少家园的概念，虽然他也写诗怀念儿女，但比之杜甫的亲情差远了。
四川老家，兄弟姐妹一大堆，他几乎只字不提。
这是耐人寻味的，学者们往往语焉不详。
兄弟姐妹多，冲淡亲情，包括对父母的感情
而家园感与亲情紧密相连。
我所看到的写李白的文字，无一例外地美化他的亲情友情，费力却未必讨好。
把握李白之为李白，切忌把他弄得面面俱到。
这也是供课堂用的文学史描写古代杰出文人的通病。
古今贤者之贤，不会贤到一条路上去。
历史的张力源自个体生命的差异。
李白有过两个一同生活的女人，许氏死了，刘氏走了。
史料又提到“再合鲁一妇人”，合是男女相合，类似同居。
唐代虽然开放，同居却也不多见。
这位不要名份的山东妇人，可能一直照顾他的孩子，直到他继娶宗氏后，她便消失了，和刘氏一样。
宗氏如同许氏，祖父在武则天时代做过丞相，是名门闺秀，嫁给李翰林，可能双方都有需求。
宗氏对李白不错。
但她出嫁的具体时间却不大清楚，可能在李白五十岁以后。
李白在客栈度过的时光，远远超过他回家的日子。
他对钱财不在乎，皇帝赐的金银，他拿去盖酒楼，不是想营业，而是方便喝酒。
他是堂堂李翰林，酒楼有一定规模的，他走了，酒楼大约交给朋友。
也没有朋友替他经营的任何记载。
离开长安后，他最大的冲动是成仙，对世间俗物不屑一顾。
有学者认为，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写于这一时期。
他炼丹，追寻高天师，白日醉酒夜来做梦，醉里梦里，神仙是常客。
神仙给他傲视朝廷的精神资本：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听说山里有个活了两三百岁的女道士，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
他寻找女道士，可谓辛劳到家了，以年近半百之躯，九天踏遍三十六峰，未见她的身影，于是感慨说：“神仙殊恍惚，莫如醉中真。
”他对神仙也是有怀疑的，毕竟寻仙几十年，一个神仙也没见到。
问题是：他求仙的冲动为何如此之大
和他的名字、他与生俱来的神秘氛围有关吗?李白感受夜空的能力无与伦比，他的眼睛比星星还亮。
他不厌其烦地形容月亮，造词之多，中外第一。
月球上最为醒目的一座环形山，联合国以李白的名字命名。
月亮既是神灵，又是他的老朋友：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能歌能舞，他又酒不离手，剑不离身。
他描写关山月，别是一番意境： 明月出天山，苍茫月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王昌龄遭朝廷贬黜，李白的月亮和别意联系上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则把女人们思念征夫的情绪融入一片冰冷的月色。
李白有个儿子取名明月奴，却不知是谁生的。
王安石不满意李白写诗，十之八九不离酒和女人。
我们看到的现当代选本，则几乎篇篇有月亮。
古代诗人咏月，除了中秋的月亮让苏东坡占了去，其余各类“经典情景”之月亮，大都归于李白。
李白迷神仙，他眼中的天空与山脉充满神性。
我们今天读他，应该有一种虔诚，对自然，对宇宙，对深不可测的人类的灵魂。
李白是那种有极大抱负的人，他的抱负，差不多涉及当时所有的重大领域。
文化上他也自视为千秋人物：“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孔子删诗，述而不作，李白要向孔子看齐。
有时甚至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即使他并非胡人，也是汉人中的异类，个性特别突出，自幼饱读汉语经典，却没有读成书呆子。
强悍的生命冲动，将经典内化于肉身。
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七情六欲，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中国古代人物，李白式的自由奔放，实属罕见。
单从文学的角度看他，显然是不够的。
用浪漫主义概括他，总觉得有缺失：他不能济苍生安社稷，于是他就浪漫。
这里有个隐形的套子。
说来说去，他还是被权力所规定。
这种理解模式，源于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把生命拆解开来。
倒不如动用直觉，尽可能瞄准这个鲜活的、呈喷射状的生命形态。
斗胆说一句：关于李白的评论文章，还是少读为妙。
一再重版的名家选本都是好的：它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受惠者对前辈学人心怀感激。
李白的“梁园十年”，物质生活不如“安陆十年”。
他也不攒钱。
唐玄宗给他多少钱，史料不载，大概不会少。
他盖酒楼、找神仙花去大半。
漫游也是要花钱的，虽然常有官员馈赠。
他现在的身份是李翰林，做过皇帝和贵妃的红人。
如此身份，官员们摸不清他的底细，宁可高看他。
他的一些赠诗，不妨理解为以诗换钱物。
后来渐渐不行了，随着李翰林的光环日益减淡，给他资助的人少了，他埋怨说：“故人不相恤，新交宁见矜。
”他游到新平(陕西彬县)，几乎身无分文。
勉强能填饱肚子，御寒的衣服却成了问题：“长风入短袂，两手如怀冰。
”他游回东鲁，像一头疲于远征的狮子回到它所熟悉的林地。
鲁郡有个刘长史，送他一点丝绸，他感恩戴德：“鲁缟白如烟，五缣不成束。
临行赠贫交，一尺重山岳
”挥金如土的李翰林，已经自称贫交了。
区区一尺鲁缟，竟然重于山岳。
而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深夜投宿，饱餐了一顿，就把对方比作救济过韩信的漂母：“暝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
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
”他干大事的理想未能实现，却安慰后辈儒生说：“问我心中事，为君前致词：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
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
”李白穷困潦倒了，还以大圣自居，令人联想敢与天帝斗的可爱的孙大圣。
孙悟空，李太白，同是千难万阻不言败。
李白式的“君子固穷”，和孔夫子、陶渊明、苏东坡又有不同。
古代杰出文人，其精神伟力的喷发，真是五彩缤纷。
有一位崇拜者，几年来一直在寻访他，追赶他。
这人叫魏万，是个年轻人，“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
魏万到开封，李白去了山东。
魏万赶到山东，李白又去了江南。
魏万花了两年时间，不停地奔波，终于在广陵(扬州)见到五十多岁的李白了，第一印象是：“眸子炯然，哆如饿虎。
时或束带，风流酝籍。
”这十六个字的形容，时间上当有前后之别。
哆如饿虎的李白，一变而为风流酝籍，中间可能有几天的间隔。
魏万初见李白，多半吓了一跳：李白双目射人，浑身哆嗦如饿虎。
大诗人正落难哩。
而扬州这地方，他曾散金三十万。
从魏万的衣着看，他无疑是有钱人家的贵公子。
李白酒足饭饱，衣冠整齐，举止风流，才符合魏万对偶像的想象。
李白这回感动了，写诗表扬魏万：“东浮汴河水，访我三千里。
”二人泛舟游秦淮，至金陵分手。
李白把诗稿都交给魏万了，让他编成集子。
魏万是否呈上一些钱财，没记载。
几年后魏万中进士，编成《李翰林集》，还写了序言。
除序言外，这本最早的集子未能流传于世。
李白诗今存九百多首，据说只是他全部诗作的冰山一角。
南宋的陆游，常为此扼腕而叹。
李白有一首《赠汪伦》，是表达友情的佳作：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是宣州(今属安徽)泾县陈村人，桃花潭是宣州的名胜。
李白游到宣城，汪伦赶到城里去迎接他，陪他畅游桃花潭。
汪伦虽是乡下人，为人却豪爽，不惜钱财如李白。
李白要走了，忽见岸上一群人踏歌而来。
踏歌：手拉手边走边唱，踏着节拍，泾县一带颇流行。
汪伦的歌声尤为响亮。
而李白的眼睛更亮：这么多人送他，还带着许多礼物：八匹良马、十捆好布……李白自知这一去，再见汪伦的机会很少了，不禁大为感动，佳句仿佛从天而降。
古代中国的民间，不乏汪伦式的人物。
做事凭性情，不会像我们，一件小事也要再三掂量。
李白这些年游得很厉害，名声陡起，不单官场文坛，民间已出现以他的名字为招牌的酒肆。
在当涂(今安徽凤阳)，一位叫纪叟的老人因得了他一首诗，小酒家开成了大酒楼，而沿江两岸，从此挂出了数不清的“太白酒家”、“太白遗风”的招牌。
我没去过凤阳，想来今天也这样吧
李白这首让人发了财的诗是描写长江的：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他在安徽漫游，以宣城为落脚点。
宣州长史李昭是他的族亲。
州府后面有座北楼，是南朝诗人谢做宣州太守时修建的，几百年保存尚好。
谢朓，谢灵运，是李白心仪的两个诗人。
二谢除了诗写得好，仕途也曾得意，并且善于隐居。
与李白同时代的诗人王维、高适、孟浩然等人崇拜陶渊明，而以李白的标准，渊明不及二谢：这个陶彭泽隐得太彻底了。
李白登上北楼，立刻给这座古楼重新命名：谢楼。
不难想象他对州官们讲话的语气，他早年就这样了，如今名播天下，莫非还谦逊不成
官员围着他走左向右的，好像他是领导。
州官们习以为常的北楼，一旦遭遇李白神奇的眼睛，马上变成千古名楼：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在此期间心情好，灵感如岩浆喷涌，压抑他多年的不称意，病毒般地发作了。
天宝三年离长安，算来刚好十年。
太守、长史皆喝彩，幕僚们更是振臂高呼：谪仙
谪仙
谪仙
据说这首诗，一个月之内就传到金陵、洛阳和长安。
天下诗人、官员、识字的商贾与庶民，不知此诗者，自觉气索。
当时，文化艺术的传播方式是恰到好处，歪诗传不开的。
而眼下的诗人、作家、艺人们，有挖空心思利用互联网的，歪瓜裂枣也能盛传。
李白这一年五十五岁。
宣城改变了他的生存境遇，他不再“生事转飞蓬”。
城北有座敬亭山，他去看山，发现这座并不知名的山很有意思：看不够。
他一生阅人无数，看山无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作名山游”。
赖有他一双亮得出奇的慧眼，山水之美得以呈现。
这美又是千差万别，对应人的形形色色的生存境域。
看山，也是借山岳反观内心。
他写出了豪放诗作，又给敬亭山留下安静的五言绝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若将此诗放进陶渊明的集子，足以混淆名篇。
李白已然抵达艺术创作的巅峰状态，磨难够多了，压抑够长久了，此后若干年，他只消释放内心的巨大能量，好诗定会源源不断地奔来笔底。
生活也不错。
盛名之下，朋友竞相邀请，各地官员想必也不会怠慢他。
他游历的范围还将扩大。
他有足够的能力惊奇“世界之为世界”，世界就对他永远新鲜。
然而盛世到了头，乱世猝然降临：权力格局大崩盘，一个将军造反，天下苍生遭难。
这将军名叫安禄山。
诗人不得不调整内心的节奏。
天下大势改变他的命运走向，他将步入生命的最后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