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悖论中的两种主要观点
近年来，几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再一次将全球化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人们开始思索，全球化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全球化真的有利于世界的发展，能够实现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目标吗
《全球化的悖论:什么样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才最有意义?》用大量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全球化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推动全球化的方法，错的是我们追求的全球化的程度。
每个国家都各有其特点，适用于某一国家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想要用一种方法在各国实现全球化是不可能的。
此外，一味地拒绝全球化，各国之间会存在难以逾越的壁垒，不利于各国共同发展；而过分推崇全球化，会将某个地区的危机无限放大，最终变成世界性的灾难。
所以，《全球化的悖论:什么样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才最有意义?》要告诉我们的是：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恰当的方法推动全球化；要推行适度的全球化，充分发挥出全球化的优势。
求刘芳晓的《禹书》读后感
史诗品质的宏大叙事——《禹书》首先，我觉得《禹书》是一个很难得的宏大叙事。
为什么说难得呢
因为在中国文坛，最近这十多年，除了《白鹿原》和《尘埃落定》，就是这一部了。
现在大家似乎都不屑于这种宏大叙事了，个中原因很多，但我想最主要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淡化”。
进入市场经济后，文坛就越来越个人化、主观化。
其次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种种思潮的影响。
众所周知，以资本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时代正在消解我们的很多传统观念，包括我们的民族认同感。
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并不是空穴来风。
事实上，后工业时代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我们中国的影响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进入全球化，就会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
但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可以忘记自己所处的地位了呢
实际上，我们还处于一个工业时代和前工业时代并存的社会，能不能像西方作家那样面壁虚构、作哼唧状呢
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禹书》能不能跟《白鹿原》或《尘埃落定》相比
我认为是可以的，只不过他们的风格不同，内容和题材不同。
《白鹿原》是一个非常汉文化的作品，它的历史感很强，但是它没有史诗感。
汉民族历来是缺乏史诗精神的，更缺乏神话意识。
《尘埃落定》是有诗意的，也符合它的描写对象，即土司阶层的没落，具有藏文化的特殊韵味，但它少一些更原始的文化图腾意象。
《禹书》具有鲜明的图腾意象，其对土家文化的展示表现了浓厚的史诗精神和神话意识，所以我觉得刘芳晓的作品在当下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我们目前汉文学的小我至上，即极端的个人主义表演我是非常有保留的，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这个特权。
第二点，它跟《百年孤独》确实非常神似，这些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包括黎爹柱和布恩蒂亚的相似，还有几代人的境遇、命运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最重要的是其中大量的集体无意识，神话传说，都让我想起《百年孤独》。
但是刘芳晓和她的这部《禹书》使我觉得有点惋惜，那就是她不像马尔克斯，有许多神话、史诗作参考。
中华民族有其自豪的二十四史，但这个历史从某些程度上是冲淡了我们的神话意识，冲淡了这种史诗感。
马尔克斯很聪明，他也很幸运，他有《圣经》做范本，所以他的结构就是圣经式的，而且他很会取舍，以至于马孔多六代人的命运，完全同《圣经》挂起钩来:从失乐园，到最后的世界末日——被飓风一扫而光。
总之，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范本，或者说是神话、史诗架构作参考，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汉民族特别缺乏这种史诗精神。
刘芳晓如果继续写这方面的内容，我建议她不妨看看《格萨尔王》、《玛纳斯》这些汉民族之外的神话、史诗，因为这些的确是我们汉民族所缺乏的。
第三点是对文化传统怎么看。
我觉得刘芳晓了不起，她对这种原始文化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书中很多画面都让人有感同身受的感觉，这是这个作家难能可贵的。
但同时，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我认为还可以适当地拉开距离。
马尔克斯他们之所以能够比较好地驾驭这种题材，这种美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突，是因为他们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高度上，拉开距离，进得去，又出得来。
现在无论文化人类学家，还是文学人类学家，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事实上，文化是具有残酷的超越性的，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往往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即我们怀念人类童年时期，无论它和现实有没有关联，那总是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怎么可能退回到它赖以产生的状态呢
都说要保护原始文化，但谁又会满足于刀耕火种的生活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应该有尺度，对原始文化的重视也应该是有尺度的。
如果作者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还可选择另外一个文化遗产，比如关于三星堆或金沙文化，再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来，写出不同的架构，完全是可能的。
我所要提醒的就是，要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必须站在更高的文化、历史的高度。
文化全球化的定义，作用
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一体化。
在这种趋势下，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走向如何呢
是否也将和经济、科技一样逐渐一体化，也就是说逐渐“趋同”呢
这类文化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必要持续多元发展
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意义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事实。
三千余年来，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传统、以孔、老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以犹太教先知为代表的希伯莱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传统等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
从历史来看，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学习的能力以及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包括他们从那一时代社会所吸收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他们接触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
这个传递的过程有纵向的继承，也有横向的开拓。
前者是对主流文化的“趋同”，后者是对主流文化的“离异”；前者起整合作用，后者起开拓作用，对文化发展来说都是必不可少，横向开拓尤其重要。
对一门学科来说，横向开拓意味着外来的影响、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利用和对原来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的开发。
这三种因素都是并时性地发生，同时改变着纵向发展的方向。
三种因素中，最值得重视、最复杂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
就拿今天的西方文化来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我们到处可以听到或看到非洲的音乐和雕塑，日本的版画和建筑以及古代中国园林装饰的影响。
至于本世纪20年代古埃及法老图坦克海默(Tutankhamu1343¾¾1325BC.)墓葬的出土在西方电影、时装、爵士乐、舞蹈包装、珠宝设计等等多方面所引起的古埃及热就更是不用说了。
直到90年代，埃及金字塔还是美国最著名的游乐场所拉斯维加斯艺术设计思想最重要的灵感资源。
恰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 。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
同样，中国文化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
众所周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在中国的成就远远甚于印度本土。
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印度佛教中国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
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仅影响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而且又传入朝鲜和日本，给那里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
显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的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新。
没有差异，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从现状来看，虽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提出本身却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三者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使庞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全球化使某些强势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将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势，似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发展很难两全。
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全球化，多元化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后殖民社会。
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合法的独立地位后，最先面临的就是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独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
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一些东方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念等。
这些都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而“趋同”反而是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
后殖民主义显然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也在西方社会引起了阶段性的大变动，这就是在文化方面以后现代性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
后现代性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
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过去统帅一切的“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面临挑战。
人们最关心的不再是没有具体实质、没有时间限制的“纯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
它周围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解放。
正是由于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转变，对“他者”的寻求，对文化多元发展的关切等问题才被纷纷提了出来。
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
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在他的一篇新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
》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他认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
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
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2]。
其实，这个道理早就被中国哲人所认知。
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首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种“远景思维的空间”，“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
要真正认识自己，除了自己作为主体，要有这种“外在观点”而外，还要参照其他主体(他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环境对自己的看法。
有时候，自己长期并不觉察的东西经“他人”提醒，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发展。
还有一种情况是参照者和被参照者并不直接发生关系，但两者同时存在于某一范围之内，就会构成一个“文化场”，而产生可以互相说明的对照，这种对照使两者都显示出新的特点。
这种对照不管是否显示出来，两者之间都会发生一种潜在的关系。
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我们所以会提出“龟无毛”，“兔无角”这样的说法，就因为存在着未曾论述的、潜在的、可以用作比照的“有毛”、“有角”的东西，否则就毫无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期望龟变成“有毛”、兔变为“有角”，而是希望在与潜在的参照物的比照中更加认识和发现“无毛”、“无角”之物的特点。
这些古老的中国睿智虽然早已存在，但也只有在“后现代”、后殖民状态的今天才能古为今用、系统化，得到新的发展。
当然，最后，还应提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极大丰富也为原来贫困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在发展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发展自身精神文化的条件。
正是受赐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旅游事业的开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一些偏僻地区、不为人知的少数民族文化正是由于旅游和传媒的开发才广为人知和得到发展。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不免会有形式化(仪式化)的弊病，但总会吸引更多人关注某种文化的特色和未来。
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的悖论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同)，一方面是多元化(离异)，两者同时并存，就存在一个悖论：要保存文化的多样性，那当然是各种文化越纯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吸取，这种互相吸收和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否有悖于保存原来文化的特点和差异
这种渗透交流的结果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首先，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的，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
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得到很大发展，但在印度曾颇为发达的佛教唯识宗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抵触过大，很快就已绝迹；又如陈寅恪所指出的：由于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诸要义”的部分，“纵笃信之教徒，亦复不能奉受”，“大抵静默不置一语”。
[3]法国象征派诗歌对30年代中国诗歌的影响亦复如是。
当时，兰波、凡尔仑的诗歌被大量译介，而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杰出代表的马拉梅在中国的影响却绝无仅有。
这些都说明了文化接触中的一种最初的选择。
其次，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动地移植。
一种文化被引进后，往往不会再按原来轨道发展，而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辉煌的结果。
希腊文化首先是传入阿拉伯，在那里得到丰富和发展，然后再到西欧，成为欧洲文化的基石。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
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又成为中国宋明新儒学发展的重要契机。
这种文化异地发展的现象，历史上屡屡发生。
可见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不是一个“同化”、“合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环境中转化为新物的过程。
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也就是说，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进，才能创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继续发展。
如此在不同选择、不同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新物，不再有旧物原来的“纯粹”，但它仍然是从旧物的基因中脱颖而出，仍然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独特之处，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并不是“趋同”乃至“混一”如热学第二定律所规定的，冷热水混同的程度不断加大，终于成为温水而完全停滞不动，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不同。
当然，这并不排斥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特别是非政治的普通老百姓)会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标准，如和平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某些普世伦理等，这些共同的认知对于人类和平共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共同认知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也还有其不同的标准、理解和不同的表现形式。
全球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两种危险过分强调“离异”或“趋同”，其结果就是“文化孤立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
取得独立的民族要求发展自身文化的迫切愿望，往往会会导致文化孤立主义。
有些人深感文化多元发展遇到的种种阻碍和挫折及其远非乐观的前景，唯恐自身民族文化有被淹没的可能，于是奋起突出彰显本民族文化，这对于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在这一潮流中，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也随机而生。
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
其实，这样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种假设。
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的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传统，那它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
排除这一切去寻求本源，必然不会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结果。
文化孤立主义常常混迹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们之间有根本的不同。
后者是在后殖民主义众声喧哗、交互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从历史出发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文化孤立主义则是不顾历史的发展，不顾当前纵横交错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执着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虚构自己的“文化原貌”。
由此出发，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文化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和沟通，惟恐受到“污染”；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以至对外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对内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结果是导致本文化的停滞，衰微。
其实，即便是处于同一文化内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也并不相同，强求统一与不变，其结果只能是扑灭生机，带来自身文化的封闭和衰微。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某种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文化霸权主义”也还实际存在。
科索沃一战使人更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
这种霸权主义也不只是存在于西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者并未绝灭，西方中心主义要真正从人们的思想中根除还也需要很长的时期。
意大利比较文学研究者，罗马知识大学的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Gnisci)教授在他那篇极有见地的文章《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中深刻地指出：“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
这并非虚言，条件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共存。
我说的‘学科’与西方学院体制的专业领域毫无关系，相反，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
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
”[4]与此相反，也还有某些西方政治家公开以自身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并以此作为统治国家的首要决策。
例如曾经鼓吹文化冲突将引起世界大战的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不久前又著文指出，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最抗拒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特性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
他甚至得出结论说：“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
”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
这虽然并不代表大多数，但亦可见要战胜各种“中心论”，走向文化的多元发展实在还有很长的路程。
[5]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总的说来，在可以预见到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同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在人类文化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不同文化还会长期得到继续发展，当然也很难说一切民族文化都能永世长存。
历史已经证实从长远来看，一些文化兴起，一些文化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目前存在的各种文化，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有一部分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衰落而消失。
得以长存的首要条件就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能否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而有益于其他文化。
如果一种民族文化以封闭求发展，只追求回复自身固有的模式，而无视如何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开发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有益资源，从而参与未来世界文化的建设，那就难免被世界所遗忘。
所谓“在全球意识观照下”也就是在发展自己文化的同时，力求考虑到全球文化发展的需要，研究人类发展中所遭遇的共同问题，为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自己文化所能作出的特殊贡献，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