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和霍乱有多厉害啊
鼠疫又名黑死病，疫杆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一般先流行类及其它野齿动物之间，借助鼠蚤叮咬而传给人。
鼠疫通常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
病原体可借飞沫传播，也可通过直接接触受染动物或被病兽咬伤而感染。
人普遍易感，病后可获持久免疫。
鼠疫传染性强、死亡率高，未经治疗的腺鼠疫病死率达50％至70％，败血症型接近100％。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数次毁灭性的鼠疫大流行。
首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流行高峰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持续近300年。
这次大流行仅在欧洲就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其人口的半数。
据记载，当时伦敦的人行道上到处是腐烂发臭的死猫死狗,人们把它们当作传播瘟疫的祸首打死了。
然而,没有了猫,鼠疫的真正传染源——老鼠，就越发横行无忌。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总共波及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鼠疫也曾多次在中国肆虐。
一些史学家认为，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明朝的京营兵士就正遭受鼠疫侵袭，元气大伤。
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根本无法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
随着人类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和对鼠疫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鼠疫目前总体处于平稳状态。
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细菌学家A·耶尔森在1894年发现并描述了鼠疫病原体——鼠疫杆菌。
后来人们发现，鼠疫杆菌对干燥、热或紫外线抵抗力弱，煮沸1分钟即可被杀死，一般消毒药如甲酚、漂白粉、新洁尔灭和乙醇等均能杀死鼠疫杆菌，但该菌对于低温抵抗力很强，在冰冻组织中能生存数月至数年。
科学家还发现，如果能够在发病24小时内进行抗菌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转危为安。
虽然人类已经找到对付鼠疫的办法，但应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鼠疫自然疫源并未缩小，除澳洲外各大洲均有分布，再加上经济差异造成各国的卫生条件参差不齐，因此现在还不能排除世界上局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暴发鼠疫的可能性。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波及面广、危害严重。
霍乱病名始见于中医经典《内经》，汉朝《伤寒论》中也有所论述，清朝还有专著《霍乱论》。
霍乱是经口感染的肠道传染病，常经水、食物、生活接触和苍蝇等而传播。
经水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历次较广泛的流行或暴发多与水体被污染有关。
经水传播的特点是常呈现暴发，病人多沿被污染的水体分布。
重症霍乱病人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剧烈腹泻、呕吐、脱水、循环衰竭及代谢性酸中毒等。
如抢救不及时或不得当，可于发病后数小时至十多个小时内死亡。
主要防治措施为：消灭苍蝇及其孳生地；对水井进行清理、修复和消毒；饮用水塘水的地区要实行缸水消毒，要求喝开水不喝生水；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在灾害当次年间不搞婚丧嫁娶的宴会。
霍乱因发病猛、传播快、影响大，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必须国际检疫的传染病之一。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将其列为应实施“强制管理”的甲类传染病。
现有的霍乱疫苗只对部分人有效，并且由于疫苗有毒副作用，一些国家禁止使用。
但霍乱不算最可怕的传染病，目前全球每年新增大约30万起霍乱病例，病死率仅1％。
霍乱很容易防治，只要不饮污水、不吃生冷不洁食物就不会感染。
明朝末年有过严重的灾害
明朝有大量思想家，像王阳明及其弟子分成的王门七派。
而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也应算徐光启。
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
自16 世纪中叶至17 世纪中叶100 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 吨，到了17 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 吨。
《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中列举唐宋元明的铁产量：唐元和初年，每年为207 万斤；北宋治平年间是824 万1 千斤；南宋初年是216 万2144 斤（不包括金国）；元朝中统四年（1263 年）584 万4000 斤；明朝永乐初年是1957 万5026 斤；商业的空前繁荣；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
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
顺便说一下，郑成功家族就是靠海上贸易发财的，其父郑芝龙和料罗湾海战可以与鸦片战争相比但结果不同，楼主可以查一下，郑成功之所以能与清军对抗也和其富可敌国的家资有关。
明朝的赋税也并非我们所想的那般。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说：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
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
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 万两白银（商业税——引者注）如果按照16 世纪晚期1 亿5 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 文铜钱。
帝国早期，有400 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 世纪早期仅存112 个。
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
1568 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 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 两。
同政府的税收相比，明代商人的收入则“高”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政府试图增商税时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分别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文官集团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和基层特别是商人阶层的抵抗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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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过低的赋税，使得国家稍微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就陷入困境。
甚至皇宫的财政开支亦受牵掣。
这就是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几次增加赋税的背景，以及所谓万历贪财原因。
政府的应急处理能力十分有限。
17 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末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
而且当时的自然灾害是全球性的。
有人研究认为，由于传播鼠疫的跳蚤不喜马而使以骑兵为主的满清军队受鼠疫影响不大，而明军和农民军都曾先后大规模爆发鼠疫流行而丧失战斗力。
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轻易攻占，而搜出七千万两财富的李自成军队旋即惹得鼠疫疾病而迅速丧失战斗力，导致败走北京。
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困难。
明朝极低的税收所造成的社会治理能力低下，罕见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瘟疫，以及政府无力赈灾和发饷导致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兵变，给明朝带来的是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的后果。
后来的清朝缘故，我们对明朝的印象很明显被人误导了，总觉得明不如清。
给你推荐一下两本书，《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或许几百年前的当场的老外能给你一些更多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