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斋名
书斋，顾名思是读书的，同时也是藏书方，还是书写的地方。
书画同源，中国古代书画全用毛笔，写出来、画出来即是书法和绘画艺术。
读书、藏书、书画是书斋的基本功能。
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
所以，书斋是以个人名义所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
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斋和西方的书房除了布置和装饰上的地域和民族风格不同以外，在本质和功能上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的书斋是功能多样的文化综合体，而西方的书房则只相当于小小的私人图书馆，具有藏书和读书的功能。
书斋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重文、重史的传统。
历朝历代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这表现在朝廷不仅重视编史修志，而且重视以才取士，其中的“才”主要是指诗书的文才，留下了“文章千古事”、“惟有读书高”、“腹有诗书气自豪”格言警句。
还有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读书成为贤达，进入品级，或科举及第，从而进入国家的行政机关，进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所以，中华大地读书的风气绵绵不绝，这是书斋产生的深厚基础。
读书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需要配备相关的文化和生活用品，久而久之，书斋便逐步从居室之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功能和格局。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
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
汉代司马迁身受宫刑的奇耻大辱，满怀孤愤，足不出户，在家中读书、整理资料，“究天人之变”，终于写出了鸿篇巨制的《史记》。
实际上，司马迁的“工作室”，就是一个独特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书斋”，这可以说是中国书斋正式形成的标志，只不过当时尚无“书斋”的称谓而已。
至此，儒家的学者和诗赋的作家们，均有自己的书斋而从事文化艺术活动。
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
三国战乱频仍，两晋崇尚空谈，学问和艺术之风稍逊，可谓书斋的低潮期。
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
这一时期，尤其是盛唐，文化艺术繁荣而发达，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
可以说盛唐是书斋成熟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这一时期，书斋的标志——书斋印也应运而生了。
书斋印起源于从作为信证的官印和私印之中分离出来的专门的藏书印，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的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以上两方是年号印代藏书印）、唐代李泌“端居室”印，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印、宋太祖赵匡胤“秘阁图书”等印，均颇有名，而其中李泌的“端居室”印、南唐李煜的“建业文房”印，已经从单纯的藏书印发展为书斋印了。
宋朝虽然在辽、西夏以及金的夹击下，在民族关系和军事防御上呈现屈辱和败退的状况，但经济持续发展，使宋朝有可能用大量物质产品向辽和西夏进贡。
南宋偏安，但江南依旧富庶，继续靠进贡获取和平。
这一时期，使得酷爱艺术的皇帝尤其是宋徽宗，能够大兴文化事业。
两宋在书法、绘画、诗词方面成就繁盛，文人墨客在相对长久的平稳阶段能够读书做学问，把玩艺术，程朱理学也在这一时期创立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而这一时期是书斋获得同步平稳发展的时期。
元代王冕首先使用“花乳石”篆刻的“文人印”，使现代意义的篆刻艺术在原始秦汉玺印的基础上脱胎而生了。
文人自己刻制的书斋印和书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书斋必不可少的标志。
书斋发展到明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强盛发达的时期，文化艺术，特别是市民文化较为发达，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诞生并迅速取得重大成就，同时话本、拟话本兴盛，书法、绘画进一步发展，与之相伴的书斋也大为发展，其地位和格局最终定型。
这一时期文人书斋印更加盛行。
清代由于“文字狱”血雨腥风的恐怖，文人学士转向研究考据之学，同时书画艺术继续发展并发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白话小说达到顶峰，文人和艺术家的书斋继续繁荣，并完成从书房到文房的进化，使书斋的格局最终定型。
与此同时，书斋印在清代继续盛行，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书斋和书斋印 书斋印：为书房或文房专门命名并制作的印章，多用斋、堂、馆、轩、楼、阁、屋、室、庐、庵等放在后面作为分类通用名称，而在其前面就是书斋主人表达自己意愿的个性化名称，一般是主人自己起的，也有师长或好友给起的。
但甭管是谁起的，书斋的名字一定是体现主人的理想和愿望。
由书斋的功能所决定，书斋印逐步衍生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印章，如别号印、收藏印、鉴赏印、校定印等。
别号印：是书斋主人姓名外的别名所使用的印章，如某某居士、某某山人、某某主人等，是主人性情和追求的体现。
收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收藏、考藏、珍藏、鉴藏、藏书、藏画、珍玩、秘籍、秘玩、珍秘、图书等所使用的印章，其中藏书印应用最为广泛，是主人文化艺术活动的真实记录。
鉴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鉴赏、清赏、珍赏、心赏、曾阅、过目、过眼、经眼、眼福等所使用的印章。
校定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校订、考订、审定、鉴定等所使用的印章。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世事沉浮，物是人非。
历史上那些才华盖世、一代风流的才子们，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但他们的书斋大多荡然无存，而斋馆印章却往往因其质地的坚硬、艺术的造型以及小巧的型体被人们钟爱而保留下来，并世代相传。
即使有的印章本身已不存在了，但印章的印文（或称印稿、印蜕）因钤盖在书籍、书画上而流传下来，使后人能够得知并联想到当年书斋的环境和主人在书斋中清雅的活动，也使书斋能够在文化史上不断有佳话传说。
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书斋印是唐代宰相李泌的“端居室”印，其次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建业文房”印。
书斋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除祖堂外，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场所便是书斋，但祖堂大多和中堂合一，所以，大体上书斋是民居之中惟有的精神场所。
书斋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形成营造书斋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的重要因素。
书斋一般是有文化的家庭主人使用，如有儿子科举，就会另设一个稍小的书斋，供寒窗苦读之用。
书斋有三大特点： 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
书籍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书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
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学问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也是文化在这里汇集，更是文化在这里传承。
之所以有“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之说，就是因为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
可以这样比喻：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社会科学院，而许多个体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书斋联合起来，实际上就起到了社科院的作用，而且国家不用投资。
诸葛亮的“茅庐”，造就了蜀国鞠躬尽瘁的宰相。
刘备“三顾茅庐”，获得了人才和天下大计，才丰富了经天纬地、威武雄壮、扣人心弦、传播不息的“三国演义”。
同时，许多民族的文化经典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
书斋是个人的领地，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官场还是社会，乃至家庭，一定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约束。
当一个知识分子回到书房，虽然仍有强大的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融合在书籍的字里行间，但躯体和大脑毕竟属于自己，书斋的主人得到了个性施展的空间，于是，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
可以说，知识分子在继承前人精华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现实经历，加上自己的文学艺术创造，在书斋里融合、发酵，最后，酝酿出崭新的、清醇的、甘洌的美酒。
这些美酒不断地融进整体的民族文化，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
如王维在“辋川山庄”写就的如画诗歌、黄公望开山水画之宗的《江山万里图》、曹雪芹的堪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严复启迪国人的《天演论》、鲁迅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徐悲鸿歌颂民族精神的《愚公移山》，真是不胜枚举。
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是“天人合一”，这个“天”可理解为“自然”。
这就和20世纪初人类总结工业化进程破坏生态环境而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认识相一致。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具有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东方文化越来越显示其超前的科学性。
而在书斋的建造、布置和装饰上，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明代学者高廉所写的《高子书斋说》，不仅详细介绍了书斋的格局，而且浸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因素。
书斋的格局和布置 高子说：书斋宜明朗，清净，不可太宽敞。
明净则可以使心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
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
石阶周围到处种上青翠的芸香草，旺盛之后自然青葱郁然。
旁边放洗砚池一个，更应设一盆池。
靠近窗子的地方，养锦鲤五七条，以观其自然的生机与活泼。
书斋中设长桌一张，古砚一方，旧铜水注一只，旧窑笔格一架，斑竹笔筒一个，旧窑笔洗一个，糊斗一个，水中丞一个，铜（或石）镇纸一条。
左边放小木床一张，床下放脚凳一条，床头边放小几一张，上放古铜花尊或者哥窑定瓶一只，有花的时候将瓶里插满鲜花以收集香气，平时则将蒲石放在上面以收集清晨的露水，使眼目清爽。
或者放鼎炉一个，用来焚烧印篆或燃香，冬天放暖砚炉一个。
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中间方长条木几一张（木几以江浙云林的木几最好）。
墙上挂画一幅。
书室中只有两类画可以挂：山水为上，花木次之。
或者挂用来供奉的名画、云霞之中的山水、神像、佛像也可以。
木几旁放炉一，花瓶一，匙箸瓶（即筷筒）一，香盒一，这四样东西的种类、档次有着很大的差别，仅凭博学高雅的人自己选择。
但四者之中的炉具，则只有汝炉、鼎炉、戟耳彝炉等三种最好，炉的大小一般要求炉腹的直径不超过三寸。
花瓶应用胆瓶，花觚是胆瓶中最好的，其次是宋瓷鹅颈瓶，其余的不可以用。
墙壁上合适的地方，可挂一壁瓶，四季插花用。
座椅则可摆六张吴兴笋凳，一把禅椅，旁边摆一拂尘、一搔背（搔痒用）、一棕帚、一竹铁如意。
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诗经旁注》、《离骚》、《左传》、《百家唐诗》、《三才广记》等书。
书法字帖方面，楷书则排列《钟繇荐季直表》、《黄庭经》；隶书则排列《夏丞碑》、《石本隶韵》；行书则排列《李北海阴符经》、《云麾将军碑》；草书则排列《十七帖》、《草书要领》、《怀素绢书千文》、《孙过庭书谱》等。
其他闲散方面则可排列《草堂诗余》、《正续花间集》、《历代词府》、《中兴诗选》等。
以上这些书籍都是山居隐士长期需要阅读的，所以也是书斋中的必备之书。
画卷方面，则可收集旧时作者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或者名人贤士的墨迹各若干幅，用来充实书架。
如果没有什么事扰乱心神，人应该经常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高廉的“书斋说”，是中国古代书斋定型的典范，对现代的书斋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单纯地复制和模仿。
实际上，高子的书斋是中等的普通格局，如果更加富有一些，应当没有床，而摆放巨大的书柜和博古架，室内的陈设将更加豪华。
现代的书斋大都在楼房之中，成为空中的书斋，没有了庭院相依，离卧室很近，也不会有床，书架上的书籍也会有很大变化。
书斋的陈设布置应根据个人的条件，但不论如何，书斋永远和文化人紧紧相随。
名人和书斋 我国历代文人雅士都很讲究书斋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
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屋外园中遍植芭蕉，以芭蕉叶子代纸练习书法，其书斋命名为“绿天庵”。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学老斋”，寓意为要活到老，学到老。
明代毛晋藏书之丰举世闻名，其书斋名为“汲古阁”，并刻有巨型藏书印一方。
其印文为：“赵文敏书卷未方，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
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若归他屋，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他希望子孙读其藏书，如把书卖掉，将败家声，则禽兽不如。
明代文学家张溥，天生愚钝，为加强记忆，每读文章，就工整地抄录一遍，边抄边诵边记，然后投入炉火之中，反复六七次，终于背诵如流。
故其书斋取名为“七焚庵”。
清代史学家黄宗羲一生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作文惜字如金，力求简洁，故书斋取名为“惜字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书斋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
如别号印为“七品官耳”，细看平淡，细究方觉可贵。
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闲谈讲的故事加工整理写成小说。
书斋即是“聊斋”。
闻一多青年时求学于外，暑假两月返回故里，依然苦读不辍，自称书房为“二月庐”。
成为教授后，在研究学问时，常常通宵达旦，很少下楼，书斋名为“何妨一下楼”。
语言学家王力著作等身，有浩瀚的专著，有精美的小品，自云：“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所著，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小意思。
”故将书斋取名“龙虫并雕斋”。
虽为领袖，但他酷爱读书，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个人藏书已达数万册。
他常用的一方藏书印为“毛氏藏书”，为上海篆刻家吴朴堂所刻，十分珍爱，后来他所有的藏书上均钤着这枚藏书印章。
此外，古来一些名人的书斋记录如下： 汉代文学家杨雄的“玄亭”，唐代刘禹锡的“陋室”，明代文征明的“玉磬山房”、徐文长的“湘管斋”、唐伯虎的“六如居士（别号印）”、汤显祖的“清远道人（别号印）”；清代翁方纲的“复初斋”、王懿荣的“天绘阁”、何绍基的“不洗砚斋”、龚自珍的“定庵”、刘鹗的“抱残守缺斋”；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吴昌硕的“缶庐”和“石人才室”；现代朱自清的“犹贤博弈斋”、柳亚子的“羿楼”、梁实秋的“雅斋”、冯友兰的“三松堂”、陈恒的“励耕堂”、丰子恺的“缘缘堂”、梅兰芳的“梅花诗屋”、叶圣陶的“未厌居”、齐白石的“寄萍堂”、张善孖的“大风堂”、孙梨的“耕堂”、杨树达的“积微居”、阮章竞的“苦噪楼”、姚雪垠的“无止境斋”等，都是中国书斋文化的醒目而珍贵的标志。
现代书斋方兴未艾 进入了21世纪，有人认为：未来科技将高速发展，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
现代生活使传统在人们的心灵中的印迹越来越淡，对新事物热情的另一面则是对历史传统的冷漠，因此，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
笔者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观点却恰恰相反：在新的世纪，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
第一，现代书斋继承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尚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尊崇，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追求，使人们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审美情趣返璞归真，书籍永远不会被废弃。
同时，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和造就了更多的新生的书斋主体——读书人，读书人不会消失，只要有读书人，就会有书斋。
第二，现代书斋基础雄厚。
改革开放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位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
人们有了多余的空间来营造书斋，人们有了多余的钱买书、买艺术品来装饰书斋。
第三，现代书斋与时俱进。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人们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广泛，不同文化之间的吸引更加强烈，对历史的审视就更加冷静和合理，书斋的文化功能会愈加发达。
网络的惊人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读到万卷书籍。
同时科技的力量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空前集中地展示在世界面前，使现代的书斋增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宠儿——电脑。
总之，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在新的时代，书斋依然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人与自然和谐的天地。
同时，书斋也日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
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举例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繁荣:像我的家乡这边就路建的越多越宽阔了强大:2008奥运会生活质量水平提高了:物价现在上涨,品牌越来重视的人多了科学技术:运用现在越来越广泛了,纳米技术等等人多了:很拥挤,公交上的人能把人给挤成饼还有很多很多,说不完啊...看待这些变化,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壮大了,可是窥视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想扰乱和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很高兴也有些担忧等等
谈迁资料
谈迁(1594～1658)。
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
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
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
明诸生。
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
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
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
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
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
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
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
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
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
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
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
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
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
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
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
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
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
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
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
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
。
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
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
，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
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
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
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
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
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
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
何其卑劣的小偷啊
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
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
”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
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
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
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
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
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
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
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
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
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
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
（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
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
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
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
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
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tanqian（1593～1657），原名以训，字观若，明朝灭亡后改名迁，以寄托忘国之痛，海宁人。
明清之际史学家。
他自幼刻苦好学，是明代的诸生，但终生未曾做官。
他家道清贫，靠充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
谈迁性喜博综，致力于子史百家之言，谙于历代掌故，尤其注重于明朝的典故。
因觉得明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内容失实，而诸家所撰有关明代的史书又多有浅陋讹误之处，于是立志编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
天启元年（1621）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辨正是非，著《国榷》。
天启六年完成初稿，以后陆续修订补充，“且六易稿，汇至百卷。
”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不忍国亡史泯，又访求邸报，续补崇祯、弘光两朝史事。
两年后书稿被窃，50多岁的谈迁发愤重写。
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
顺治十年，携书稿北上， 在京两年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候门客，探访了许多历史遗迹，搜集 明朝遗闻，加以补充、订正。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
谈迁(1594—1658) 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
马桥人。
明诸生。
他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维持生活。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很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
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
后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朝典故。
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文，从明天启元年(1621)开始，历时20余年，前后“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完成一部编年体明文，共500万字，取名《国榷》。
清顺治四年(1647)，《国榷》手稿被窃。
他时已53岁，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矢志不挠，终于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携稿随人北上，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代故臣搜集明代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
十四年，去山西平阳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旅舍。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
当代历史学家吴晗曾作《谈迁写国榷》一文赞颂其事迹。
书中对清朝颇多贬责，因此当时无法流传。
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著作《北游录》亦由中华书局出版。
著作另有：《枣林杂组》、《枣林集》等，详见本志《著作目录》篇。
谈迁(1594～1658)明末清初史学家。
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
明诸生。
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
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
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
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
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
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
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
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
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
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
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
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
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或: 谈迁,tanqian（1593～1657），原名以训，字观若，明朝灭亡后改名迁，以寄托忘国之痛，海宁人。
明清之际史学家。
他自幼刻苦好学，是明代的诸生，但终生未曾做官。
他家道清贫，靠充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
谈迁性喜博综，致力于子史百家之言，谙于历代掌故，尤其注重于明朝的典故。
因觉得明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内容失实，而诸家所撰有关明代的史书又多有浅陋讹误之处，于是立志编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
天启元年（1621）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辨正是非，著《国榷》。
天启六年完成初稿，以后陆续修订补充，“且六易稿，汇至百卷。
”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不忍国亡史泯，又访求邸报，续补崇祯、弘光两朝史事。
两年后书稿被窃，50多岁的谈迁发愤重写。
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
顺治十年，携书稿北上， 在京两年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候门客，探访了许多历史遗迹，搜集 明朝遗闻，加以补充、订正。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
谈迁是我国清代著名史学家,代表作《国榷》。
它是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
谈迁专长於史，鉴於明代历朝实录经史官垅断，曲笔聚讼，多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伪陋肤冗，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徵博采，力求徵信。
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
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又发愤重写，以三十馀年编成《国榷》一书。
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敢於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於后。
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
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
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回答者：dadiella - 助理 二级 12-5 17:16谈迁(1594～1658)。
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
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
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
明诸生。
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
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
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
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
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
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
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
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
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
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
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
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
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
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
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一 谈迁（1593～1657），原名以训，字观若，明朝灭亡后改名迁，以寄托忘国之痛，海宁人。
明清之际史学家。
他自幼刻苦好学，是明代的诸生，但终生未曾做官。
他家道清贫，靠充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
谈迁性喜博综，致力于子史百家之言，谙于历代掌故，尤其注重于明朝的典故。
因觉得明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内容失实，而诸家所撰有关明代的史书又多有浅陋讹误之处，于是立志编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
天启元年（1621）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辨正是非，著《国榷》。
天启六年完成初稿，以后陆续修订补充，“且六易稿，汇至百卷。
”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不忍国亡史泯，又访求邸报，续补崇祯、弘光两朝史事。
两年后书稿被窃，50多岁的谈迁发愤重写。
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
顺治十年，携书稿北上， 在京两年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候门客，探访了许多历史遗迹，搜集 明朝遗闻，加以补充、订正。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
二 (1594～1657) 明末清初史学家。
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
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
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
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
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
天启元年(1621)始，以明实录为本，遍查群籍，考订伪误，按实编年，序以月日，历时六年，完成《国榷》初稿。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
清顺治二年(1645)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
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
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访询故明遗老，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材料，校补厘订《国榷》。
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
十三年夏，南归海宁。
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是年冬病死于幕所。
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
三 谈迁，海宁枣林人，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学家。
他用了大半生精力，写下了108卷，计500万字的明史著作——《国榷》，为我国史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谈迁节操高尚，据《海宁县志》载：“处士(指谈迁)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
”去年11月23日是谈迁诞生400周年，今特记谈迁二三轶事以作记念。
不畏权贵 谈迁在北京时，经常应友人之请，代为草拟文稿，但对于一些并非旧识，又持权自傲的达官贵人却深为厌恶。
他对同乡新进士、后来做过兵部尚书，以直声震天下的杨雍建就是这样。
清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二日这天，杨雍建托谈迁的老朋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
谈迁因情面难却，勉强答应了，但心里却老大不痛快，认为姓杨的虽是同乡，却并不相识，何以这般指使我。
而杨雍建以新取进士自傲，仍旧不客气地要谈迁为他代劳。
这使得谈迁十分反感，他在日记里写道：“姓杨的又拿两元钱来要我为他写文章，我推掉了。
我年纪已老了，不能再受这些少年人的侮弄。
”不料事隔不久，不识相的杨雍建第三次让人来找谈迁，谈迁则干脆拒绝了。
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姓杨的虽然也是海宁人，却从未谋面，却多次要我干这干那，无非是依仗他的进士头衔。
我年纪已老，头发已脱，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毫不相干。
以后再也不要拿死老鼠吓唬人了。
”同时他还写了一首题为《甘侮》的诗，题意是怎能甘心忍受侮辱。
谈迁就是这样一个秉性刚直，讲求气节的人。
求食贫友一次，谈迁从外地远道回来，因为他赋性倔强，不愿求人资助，更谢绝那些达官贵人的馈赠，身上一贫如洗。
路经嘉兴梅里(今王店)，因腹中饥饿不堪，就不客气地找到老朋友王介人家里。
王介人也是—位富有才学且重气节的穷书生，家里仅破屋一间，平时遇到友好或官府里人造访，也往往避而不见。
可是他对谈迁却非常敬重，曾写了《寒夜谈迁至》一诗，记述那天会见谈迁的情形。
大意是：一个下雨天的夜晚，老朋友坐着小船，越过江海来敲门找我。
他一叩门见面就讲个不停，说是又饿又疲乏，远道归来，一路上受尽穷困之苦。
并非没有相识的朋友，实在是不愿求人。
现在肚子饿极了，问我能不能给他一点吃的东西。
听了他这番话，我真为我们这些讲求气节的读书人叹息难过。
自古以来，要得人重视已经很不容易。
何况是在当前这样衰败的社会?我尽管贫穷，无论如何也得招待你。
当下从菜园里割下自种的韭菜，拿出自己酿的土酒，两个人吃得的酒醉饭饱......。
谈迁对这位患难知己也念念不忘，对于这“一饭之恩”更是铭记在心。
当王介人在去广东途中病逝时，消息传来，谈迁非常悲痛，并为他写了传记，表示哀悼。
旅途退盗 清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偕同另一位海宁人钱朝玮(又名钱大球)，—道往山西平阳任职。
在路过山东东昌时(今山东聊城—带)，突然有两名强人骑马风驰而至，拔刀相向，索要财物。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险境，谈迁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说：“我们这些穷书生只有满箱破书，哪里来的钱?”两名拦路抢劫的强人—看果然如此，拱手说声“惊动”，竟—跃上马，加鞭而去。
史学家谈迁（字孺木）于1594年（明末清初）出生于浙江开封，他刻苦好学、博览群书。
谈迁的代表作《国榷》共104卷、500多万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明史巨著。
代表作另有《枣林诗集》、《史论》、《西游录》等等。
谈迁(1594-1657)，明末清初史学家。
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
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
喜好博综，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
天启元年(1621年)始，以《明实录》为本，历时六年，完成《国榷》初稿。
清顺治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
十年，探求公私著述，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材料，校补厘订《国榷》。
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
其所著《国榷》是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时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
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
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书之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色彩较深。
《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经校补标点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关于勤奋的故事名称
悬梁刺股 东汉时有个人名敬，是著名治家。
他年轻时勤奋好学，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
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
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
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
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
他就找一根绳子， 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
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 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这就时孙敬悬梁的故事。
中国从晚清到现代的变化
具体的： 社会生活的变化 清末民初，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风尚急剧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剪去了发辫。
清朝强迫汉族男子束发留辫，晚清的进步人士把辫子视为民族的耻辱。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动员群众剪除发辫。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法令，要求人们剪辫易服。
其次是服饰变化。
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人们的身份地位。
辛亥革命后，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会废弃，于是人们的服装样式开始多样化。
当时人们对沿袭已久的缠足之俗进行了严厉批评，出现了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团体和禁缠足宣传，遍及全国。
1912年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对改变缠足陋习起到重要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严厉禁烟。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国社会众生相 服饰变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从习俗和观念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社会风尚新旧并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领域广泛、气势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 思想观念的更新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法律，要求民众革除前清腐朽生活习俗，革新礼仪称谓，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打千、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礼节。
婚丧礼节也改为新式，废除旧式婚丧的各种落后礼俗。
人们的称谓，不再使用“大人、老爷”，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称。
传统观念逐渐被新观念代替，认识到封建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对个人人格的摧残，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锁，给人民平等权利和地位。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给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取缔买卖人口及卖身契约。
当时全国反对卖淫纳妾，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苛待佣工等。
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的个性发展的封建枷锁。
这时，人们开始对国事政事发生兴趣，各种集会、结社、选举活动得到广泛发展。
知识妇女也开始投身于政治。
当时人们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为办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手段。
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为发展实业殚心竭虑，投资设厂，各地出现工商业大发展趋势。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学大倡，学生选择专业，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报考，传统的作诗填词、习经读史、心学理学，不再受人重视。
社会上也出现了追求奢侈浮华的风气，社会各类消费性行业得到发展，对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冲击。
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学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王国维：国学与西学 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繁荣 清末民初出现了揭露社会腐朽黑暗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和吴趼人的，揭露了清朝各级官吏、衙门的腐朽黑暗。
还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说，如、、，描写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欧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译著，如达尔文的、卢梭的、孟德斯鸠的、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从中吸取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
文艺作品也被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
最著名的翻译家是林纾，他根据别人口译，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国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全集 狄更斯作品选 巴尔扎克作品选 此外，出现了现代话剧和新式音乐，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大为盛行，出版了不少课堂歌曲的教材。
在美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于创新的画家。
如李叔同、吴昌硕、高剑父、刘海粟等。
蔡元培则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对国民进行美术教育。
新闻出版业的进步 清末民初，西学得到很大发展，加上新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等人联合创建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时只有印刷所，后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
1921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创办中华书局。
它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身，是民国初年影响极大的近代出版企业。
民营出版发行业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教会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革命派在活动期间，也促进了出版活动。
如1902年陈范创办《苏报》，聘请章太炎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据推算，当时全国的各种报刊杂志有1000余种。
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分不开。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情形（图片） 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
1903年清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
章程颁布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万多所，高等学校123所。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朝廷还先后派遣青年学生和官员出国留学，民间也大量出现自费留学生。
留学生在在国外大大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京师大学堂章程 民国政府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又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新教育机构。
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取消清朝贵胄学堂等。
改定教育宗旨。
把清学部教育宗旨中关于“忠君、尊孔”的内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的根本宗旨。
重订学制。
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师范学校本科4年等。
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已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简略的： 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禁缠足倡女权,大众传媒的兴盛,物质文明的进步,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习俗的变化,新式教育的发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演进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关于经济生活的作文
生活的变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神舟七号胜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员满面笑容走出返回舱。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伟大壮举，也是献给伟大祖国60岁华诞的珍贵礼物和诚挚祝福。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
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来自公\\\\文:有约)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
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
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
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有多少悲壮，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画卷。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驾驭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回首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神七一飞冲天，奥运成功举办，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就，我们必将书写更加雄伟壮美的篇章。
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
对中华民族来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我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快捷，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那么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那得从父母的回忆中去寻找答案。
听说爸爸小时候，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爷爷当时视若珍宝的半导体收音机。
家里没有自来水，每天要到两公里远的大河边挑水。
电灯每天只能用两三个小时，光线弱得跟萤火虫差不多。
一到夏天，各家各户都会到大街口乘凉，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电风扇。
说到穿就难以想象了，爸爸说当时买衣服，买布料都要凭一种叫“布票”的东西，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新衣服，而且只有蓝和绿两种颜色。
去县城一天只有一趟车，拥挤得像插笋子。
吃的东西更简单，每天基本上都是蔬菜一个月能吃上三、五次肉就已经很不错了，粮食不够的时候就加点红薯丝之类的杂粮。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感慨：爸爸妈妈的生活怎么会是那样的呢
我们现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就说说我家吧。
我家住的是三层楼的楼房，我从小就有了子己的小书房，书房里有宽敞的书桌，明亮的台灯，还有我心爱的电子琴和各种学习用品。
家里的彩电、冰箱、空调、音响、微波炉、电风扇、全自动洗衣机一应俱全。
在我要查学习资料的时候，我只要打开电脑，天下尽在眼底。
同学生日，或有事联系，我只用点几下鼠标，一封电子贺卡或电子邮件就搞定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逛超市，妈妈会给我买回一大堆的零食和漂亮的衣服。
前几天，爸爸妈妈还带我去吃了自助餐和肯德基，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还听爸爸说，我们家以后还要买家用小汽车，到那时候，我们出门游玩就会更方便了。
我们家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时代在飞速发展着，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
今天我观看了录影形势大课堂，看到了中国的新变化，生活的新面貌。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变得让人难以置信，变得让人大吃一惊。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如今已成了科技发达的国家。
我们首先说说火车的事吧。
如今，中国的火车已经进行了六次大提速，今天的中国铁路位居世界第三位。
其中青藏铁路是世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铁路。
大家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特别缺氧的地方，修路工人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把青藏铁路修好了，青藏铁路的诞生可是一大奇迹。
火车开到了外国人断言开不到的地方。
中国人是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的人。
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说过：中国人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现在中国物资丰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全国各地。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还给农村的孩子免除了学杂费，现在的农村家长用不为孩子的学杂费担心了，也用不着担心孩子上不了学了。
现在的孩子就是幸福，水泥路都修到家门口了，并且用不着再住冬天漏风，雨天漏雨的棚户区了，如今已有212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消失了。
俗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
看吧，路修好了，从此人们都走上了致富路，奔上了小康之路。
在一些偏僻的山村，现在都实行村村通，偏僻的小山村也不例外，人们家家都买了大彩电，让那些山村的孩子也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让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山村的老人也感受感受外面的气息吧。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中国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在此，我向全中国的学生发出宣告：奋斗吧，努力吧，让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再一次的创造奇迹，让那些瞧不起中国的人，从此对我们中国刮目相看，努力奋斗吧
清朝中央机构
清代中央机构 机构名称 长官名 机构名称 长官名 内阁 大学士、协办大学士 大理寺 卿、少卿 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 管理大臣 翰林院 掌院学士 中书科 稽察科事内阁学士 詹事、少詹事 军机大臣 太常寺 卿、少卿 内翻书房 管理大臣 光禄寺 卿、少卿 方略馆 总裁 太仆寺 卿、少卿 吏部 尚书、左右侍郎 鸿胪寺 卿、少卿 户部 尚书、左右侍郎 祭酒 礼部 尚书、左右侍郎 钦天监 监正、左右监副 乐部 典乐大臣 院使、左右院判 兵部 尚书、左右侍郎 宗人府 宗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 刑部 尚书、左右侍郎 总管大臣 工部 尚书、左右侍郎 上驷院 卿 尚书、左右侍郎 武备院 卿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 奉宸苑 卿 通政使司 通政史、副史 清初期，承袭未入关前的旧规，以满洲特有的旗制为其本部骨干，基本上按明代制度统治汉人。
直到雍正、乾隆两朝，才逐步调整，得以比较稳定下来。
中央机构设置如下： 一、内阁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清王朝参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
大学士改加殿、阁头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乾隆十三年去掉中和殿，增入体仁阁，成为三殿三阁）。
大学士的品级改为正五品，这也是参照明制，怕大学士权力过重，而特降低其品秩，借以抑制。
这时的内阁，虽具有掌握最高政权的中枢机关的雏形，但因大学士降低了品秩，又减少了办事人员，所以其权任反较顺治初年之内三院为轻了。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到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满、汉俱定为正一品。
至此，大学士成为清王朝最高的官员，犹如历朝的丞相。
说： 清大学士满、汉两途，勋高位极，乃以相授……其品列皆首文班。
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这说明清代大学士的地位是极为尊崇的。
协办大学士，犹如宋之参知政事，为大学士之副职。
初期未有定额设置，遇有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或奉差在外，才另选人员协办阁务。
早在雍正元年至五年间（公元1723—1727）有署大学士，六年（公元1728年）又有额外大学士。
十年至十三年（公元1732—1735年）再设协理大学士。
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才有协办大学士，以后并改为常设。
其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从一品。
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均兼侍郎衔（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去兼衔）。
其职掌是：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内外官员汇报皇帝之文书）。
若依其应有权任，并不仅于此。
如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谕：“学士乃参赞政事之官，如有所见，应行启奏。
近来并无与议者，若惟送本接本，用一笔帖式足矣，何必设立学士
此后各有所见，俱令敷陈。
”①虽有此谕，可是一般学士仍按步就班，作一些例行之事而已，远不如军机章京职责之重。
内阁人员的额数，据、等书的记载，规定为：大学士满、汉各2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6人、汉4人，典籍满、汉、汉军（编入八旗之汉人）各2人，侍读学士满4人，蒙、汉各2人，侍讲满10人，蒙、汉、汉军各2人，委署侍读无定员，中书满70人，蒙16人，汉30人，汉军8人，帖写中书满40人，蒙古6人（以上各员额时有增减），撰文中书无定员，供事62人，总人数为288人（委署侍读是由典籍内派委、撰文中书是由中书内派委，都不占额数）。
内阁乃诸曹总汇之区。
其职掌据《光绪会典》卷2载：“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
凡大典礼，则率百寮以将事”。
其具体的职务有： 第一，掌议政事，宣布纶音（皇帝的诏令）。
内阁为正一品衙门，位在六部之上。
大学士“位尊望重”，其职务首先是议政事，宣布纶音。
阁臣常在皇帝的左右，充当顾问。
他们不但对答政事中的疑难问题，而且为皇帝办理公文，草拟谕旨。
内阁所承办的公文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
据《光绪会典》卷2载： 凡纶音之下达者，曰制、曰诏、曰诰、曰敕，皆拟其式而进焉。
凡大典宣示百寮，则有制辞。
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彝宪，则有诏，有诰。
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曰诰命。
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袭次者，曰敕命。
谕告外藩及外任官坐名敕、传敕，曰敕谕。
内阁为丝纶重地，每日钦奉上谕，由承旨，凡应发钞者，皆下于内阁。
此外，内阁还负责记载纶音，所载事项分为三册：凡每日发科本章，满汉票签处当直中书摘记事由、详录圣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丝纶簿”；特降谕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上谕簿”；中外臣工奏折，奉旨允行，及交部议覆者，分为一册，称为“外记簿”。
三册存放内阁，以备参考。
第二，办理本章。
内阁的日常事务，是为皇帝办理本章。
《内阁志》中说：“大学士于军国，事无不统，其实每日所治事，则阅本也。
”《皇朝文献通考》卷80载，大学士的职务主要也是办理本章。
清代内外官的本章可分为通本和部本两类。
凡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学政、盐政、顺天府尹、盛京（今辽宁省）五部本章，俱通过通政司再送内阁，称为“通本”；在京六部及各院、府、寺、监衙门本章，称为“部本”。
通本到阁后因无满文部分，先由汉本房将其贴黄翻译为满文，转满本房校阅，缮写清楚粘贴于后。
部本原系满、汉文合璧，与译好的通本一并交汉票签处。
由中书草拟票签，经侍读学士校阅，由大学士审阅后，交满、汉票签处缮写满、汉文正签。
经内奏事处进呈御览；皇帝批阅后，交批本处，汉学士批汉字于正面，翰林满人中书批满字于反面，至此成为“红本”。
接着是下达执行：由满本房领出交红本处，每日六科给事中来处承领，到科后抄发各衙门执行；每年终，由六科给事中回缴红本处，转交典籍北厅，再入红本库保存。
此外，内阁还处理部分奏折。
第三，办理典礼祭祀的有关事宜。
凡是比较隆重的典礼和祭祀，如皇帝登极、立后、祭天地、祖宗等，都由内阁办理。
《光绪会典》卷2载： 凡大祀、中祀，前期书祝版。
奉神位于坛庙，则视镌与其饰青。
制册宝亦如之。
皇帝登极则奉诏，授受大典，奉宝亦如之。
册立册封则授节。
命将出师，授敕印亦如之。
文武传胪则奉榜。
凡大朝会、进表，则展表所宣焉。
第四，组织修书，存贮档籍。
纂修史籍，本是翰林院职掌。
顺治初，以翰林院分隶内三院，修书各馆，也附设于内三院。
康熙以后，虽分设翰林院，但各书修纂，仍以内阁大学士任监修总裁官，学士则分兼副总裁、总纂、纂修等职。
此外，内阁还负责档案典籍保藏。
在东华门内置红本、实录库，这是清政府重要的档案库。
另外还收存揭帖。
《光绪会典事例》卷14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议准，各省题奏本章，俱增写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馆，俟记注后，将揭帖转送内阁收存。
”内阁收存最大量的档案是红本，其他还保存实录、圣训。
内阁的内部设有典籍厅、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满票签处、汉票签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处、饭银处、副本库、批本处等机构，分掌各项事务，其设官员额及具体职掌分别如下： 典籍厅：是内阁的秘书部门，有学士10人（满6人，汉4人）、典籍6人（满、汉、汉军各2人），供事22人。
此外侍读学士、侍读、中书等兼在典籍厅办事者，由大学士派委，无定员。
其办事之所，分南、北两厅。
南厅职掌有四： （一）掌关防。
内阁无印，对外行文，用典籍厅关防。
（二）收发及办理文稿。
各衙门来文，直送两厅，再按事务性质分送各房。
（三）官员考绩事务。
负责对侍读、典籍、中书等官的考绩。
（四）管理“吏役”事务。
考取助理事务的“供事”及管辖皂役等事。
北厅职掌也有四项： （一）掌奏章。
拟办陈事请旨之奏本及进贺表等。
（二）办理大典事务。
即关于大典礼的筹备应办事项。
（三）用宝洗宝。
请用国家宝玺及岁终封宝日洗宝事务。
（四）收藏红本图籍，并收贮表章等。
满本房，或称满本堂或满洲堂。
有侍读学士2人，侍读4人，中书39人，贴写中书24人，供事3人，共72人（均为满员）。
掌校阅题本的满文部分，管理内阁大库及皇史宬的收藏事务。
如收贮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方略及经略将军的印信等物。
收发和每日向皇帝进呈实录，增修王公世爵谱册以及缮写各项满洲文字。
汉本房，又名汉本堂，有侍读学士4人（满、汉各2人），侍读5人（满3人，汉2人）、中书42人（满31人，汉军8人，汉3人），贴写中书16人（都是满员），供事3人。
其职掌为收发通本，翻写贴黄及各项应翻为满文之文书，如上谕、碑文、册宝、祝版应译为满文者均属之。
故又有翻译房之称。
蒙古房，又称蒙古堂，有侍读学士2人，侍读2人，中书16人，贴写中书16人（以上均蒙员）。
掌翻译蒙、回、藏等各种文字以及外国来文。
凡遇有各藩部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
凡颂扬各藩部诰敕、碑文、匾额以及奉旨特交事件，俱由蒙古房译出缮写。
并管理蒙古实录，圣训。
凡外国文字，如俄国照会，即召翰林院俄罗斯馆官员至房翻译。
西方各国来照，即召西洋馆官员翻译。
满票签处，有侍读3人（满员），中书22人（满20人，蒙古2人），贴写中书8人（满员）、供事4人，此外尚有委署侍读（满员）若干人。
满票签处掌校阅满文本章并撰缮满文票签，皇帝出巡时，发递本报。
京内外官员的奏折，经皇帝批阅，应交在京各衙门知道或办理的，由交满票签处，传知各衙门钞回办理。
汉票签处，有侍读2人，中书27人（以上均汉员），供事4人。
此外有委署侍读若干人。
掌校阅汉文本章，撰缮汉文票签；撰拟御制文字，如制、诏、诰、敕、册文、祝文、封号等。
诰敕房，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始设诰敕房，隶汉本房兼管。
专司校勘和收发诰敕。
凡汉票签处撰拟诰敕，由诰敕房审核，缮定正本，用宝颁发。
封赠诰敕，按定式刊刻存储，凡用时交中书科填写，经诰敕房校阅颁发。
稽察房，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令各部院衙门将每日事件已结、未结情由声明送内阁，于月底汇齐奏报，这时始设稽察房①。
其职官由大学士于满、汉侍读、中书内派委，无定员。
额设供事4人，凡交部议复事件，按日记档，俟各部院移会到时，逐一核对，分别已结、未结，每月汇奏一次，叫“月折”。
每日军机处发出满、汉文谕旨，由满票签处移至稽察房存储，至月底，缮写满汉文合璧奏折汇奏，称为“汇奏谕旨”。
收发红本处，又称红本处、收本房。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会典》均未见记载。
《嘉庆会典》始有此名称。
约成立于乾嘉年间。
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
凡批过的题本，交由红本处每日发给六科传钞，年终缴回汇集，贮入红本库。
饭银库，又称饭银处，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洲侍读、典籍、中书内派委，无定员。
专掌收支内阁司员饭银。
这种饭银由各省总督、巡抚及布政使咨送。
分配办法是：大学士每日银三钱，以下官员递减，至中书每日银六分，以充飧食费用②。
副本库，约成立于乾嘉年间，《嘉庆会典》始有此名。
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掌收题本之副本。
乾隆以前，每到年终收藏副本，都派汉票签处的中书送存皇史宬厢房，年久贮满，无地存收，才另设副本库。
批本处，乾隆以前称“红本房”，设于宫廷之内。
其司员有满洲翰林院官1人（于翰林各职事内选用），中书7人，掌进本之收发与批本事务。
每日进本，由满票签处中书送交批本处，由批本处送内奏事处进呈，待发下以后，批本处照皇帝阅定满文签，用红笔批于本面，再交满票签处中书带回内阁，遇有改签及“折本”，皆存记档案，按日交发办理。
清内阁自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设内三院起，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掌握国政有270多年之久，但其势力不是始终如一的，是屡有演变的。
初设内三院时，尚在关外，并有议政处分其权。
那时只是初具规模。
入关后，为加重内三院之职权，明命条陈政事或外国（对外）机密或奇特谋略，都由内三院转奏。
并定内三院品级与六部同（先是低六部一级）。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式改为内阁，只是沿袭明代官制，并不是加强内阁职权，相反却降低大学士的品级（正五品），减少了它的职官人数，其权势反而低于内三院。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再改回内三院，大学士品级又同于六部。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恢复内阁，大学士兼尚书。
康熙亲政后，军国机要，始终归内阁。
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大学士升为正一品，在各部尚书之上（尚书为从一品），当时虽已设军机处，但任军机大臣者，除亲王外，其首领必是大学士，所以当时的大学士是勋高位极，因称内阁为“宰辅”。
至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再设军机处后（军机处停设了二年），机要章奏都下到军机处。
凡军国要务，都要由军机大臣承旨出政，内阁之权便轻，只是办理一些例行事务。
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说：“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
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说：“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
内阁宰辅，名存而已。
”原来具有宰相身分的内阁大学士，成为进爵的虚衔，内阁便沦为办理例行政务、颁发文告的机关。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八月改题为奏，内外臣工的奏章，一般都采用奏折。
改题为奏后，各省督抚就不须把题奏事件的副本交通政司转送内阁了，内阁便成了“闲曹”。
这时的内阁公署，仅成了储存档案之所。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另组西欧式的责任内阁，旧内阁废。
清代的中央首辅机构之军机处 (2005-08-11) 二、军机处 清初沿明旧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
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①。
到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因西北用兵，往返军报频繁，内阁距内廷太远，皇帝不便亲授机宜，故在这年元月，在内廷设立军机处，其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
初设时名为“军机房”，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改名办理军机处。
军机处是分割内阁之权，所以说它是“内阁之分局”。
军机处在清代统治了180余年，成为大政所出的宰辅之区。
它的体制特殊，职官简炼，有官而无吏。
它的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办理。
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分设满、汉员，由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奉特旨应召入值，为兼差，人员无定额；由亲王或大学士满、汉各一员为首领，当时称为“揆首”、“领袖”。
依清制，亲王不能入军机。
嘉庆四年一月，曾以军机处事繁，命成亲王永瑆在军机处行走。
同年十月，又以“非祖制”罢值。
至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以后，始有亲王任军机大臣。
初期，凡应皇帝召见商议政务，或依皇帝旨意起草诏谕等，均为领班军机大臣之责。
凡经皇帝选调到军机处工作的军机大臣，则称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
初入值军机处者，若因其资历或能力尚浅，则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即是见习之意，其地位稍低，排班时列于后。
一、二年后，再由领班军机大臣专折奏请皇帝，除去“学习”二字。
各军机大臣之间，也有资格、品位高低之分，权力各不相同。
例如有的满洲大臣只准阅看满文奏折，或新任大臣不准阅看皇帝朱批的奏折。
这些不同待遇都是由皇帝亲定。
据《光绪会典》卷1017记载，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规定：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承写当日所奉上谕，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办理（因军机大臣为兼职，仍保留部院原职实缺）。
各部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回事”（找他们本衙门堂官请示事务）。
军机章京办事之处，不准闲人窥视。
自王以下满、汉文武大臣，都不准到军机处找军机大臣谈话，“违者重处不赦”。
为了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每天派御史一人到军机处旁边的值房监视，军机大臣散值后，才准他们退值。
军机处初设时，所掌仅限军务。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说：“初只承庙谟商戎略而已。
”但以后事权逐渐扩大，以至军国大计莫不总揽。
其具体职掌有如下几方面： 一、负责皇帝下达谕旨的撰拟和参预官员上报之奏折文书的处理。
官员上报的文书，凡折奏“请旨”者归军机处，照例的题本归内阁，直到清末未变。
二、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凡遇重要政事，皇帝不能裁决的，或交军机处议奏，或密议，或交军机处会同关系衙门议奏。
特交的，由军机处查议其可否，密拟办法上奏；会同议奏的，或由军机处主稿，或由所会衙门主稿，临时酌定。
三、某些重大案件，皇帝特交军机大臣审理拟定，或由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审拟。
军机大臣可在军机处提讯，也可使用刑讯。
应刑讯时，选用公所或于步军统领衙门进行。
凡秋审案件，军机大臣也参预。
四、重要文武官员之任免及各部尚书、侍郎、各省总督、巡抚、以至道、府、学政、关差、盐政以及驻防将军、都统、驻各边疆地区之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等官员的补放，均由军机大臣负责开列应补人员名单，交皇帝选择任用。
遇科考，也由军机大臣开列主考、总裁名单，奏请皇帝选用。
复试或殿试，军机大臣负责核对试卷、检查笔迹或任命阅卷官。
五、考查行军之山川、道里与兵马钱粮：凡有行军，军机处根据有关图书，考查山川险要，道里远近，如系边远地区，图书中没有记载的，要考查新旧档案并加谘访。
应用的兵马、钱粮，则由户部、兵部、等衙门取简明确数备查。
遇有皇帝查讯的问题，即时呈递。
六、军机大臣可奉皇帝旨意，以“钦差”身分，往各地检查或处理一些政事。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早期也称为“司员”。
最初，章京无一定额数，在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
乾隆初，改由内阁、各部、等衙门调派。
自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始，定军机章京分满、汉各两班，每班8人，共32人。
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1员，由军机大臣于章京中选资深望重者任之。
军机章京的选任，据《枢恒纪略》卷7载：“汉军机章京由内阁中书、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兼充；满军机章京以内阁中书、六部、理藩院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兼充”。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确定汉章京额缺为20人。
军机章京也是兼差，凡承旨入值军机处的官员，仍为原衙门的实缺并照例升转。
军机章京一般为五、六品，领班章京为从三品或正四品。
军机章京按例不参加京察，其奖叙升转由军机大臣酌情保奏，平时每届三年奏保，凡遇修补档案，编修方略等事结束时，均照例特保，故章京的提升较快，当时人视之为升官的捷径。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定变通军机章京升补章程，定军机章京为实缺，其领班章京秩视三品，帮领班章京秩视四品，以下各章京俱按原品实授。
并规定了三年递升一级的升补办法①。
军机章京办理军机处的日常工作，处理文书，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
自乾隆时傅恒任领班军机大臣始，军机章京亦同时负撰拟谕旨之责；还参预军机处新承办案件之审理；跟随军机大臣或单独奉派往各省查办和处理政务。
军机处设于禁廷隆宗门内靠北、乾清门外西侧，军机大臣办公处名为军机堂。
军机处内部组织，不见记载。
从军机处档案的《交片档》看，有满、汉军机处之分，或简称“满屋”、“汉屋”，由满、汉章京分别任事。
又《行文档》中有“清档案处”、“汉档案处”之设，或称“清档房”、“汉档房”，这是管理满、汉档案的分工。
在宫廷之内，满屋的办公处设在隆宗门内之南，在军机堂对面之左，右为汉屋。
其职掌据《光绪会典》卷3所载，满屋分管在京旗营及各省驻防和西北两路军营官员的补放事务，负责内、外蒙古、藩部及喇嘛等朝贡时拟赏单，并掌管军机处本身的一切事务性工作；汉屋办理在京部院及各省文职官员、绿营武职官员的补放进单，王公内外大臣赏单及拟给外国朝贡使臣赏单，办理皇帝交下的应当查考和应当办理的一切事情，以及负责军机处的对外联系，管理军机处的档案等工作。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王朝对中央行政机构的一次重大变革，表现出清代前期政治制度高度集权的趋向。
军机处成立以后，逐渐代替了清建国以来所依靠的满洲亲王，贝勒参预议政的制度，废除了议政处；同时也削弱了内阁参预国政的权力。
军机处以“君权附庸”的地位，成为凌驾于内阁及各部、院之上的全国政务的总汇机关，军国大计，无不总揽。
清代的中央首辅机构之通政使司 (2005-08-11) 三、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是沿袭明制。
清入关后，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设立的。
名为“通政”，是以政务比水，欲其上下常通之意。
据《清朝文献通考》卷82载，通政司“掌受内外章疏，臣民密封申诉之事，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而进之于朝，核其不如式及程途稽限者。
凡大政大狱，咸得偕部院予议焉。
”其具体任务是，收各省题本，校阅后送内阁；查有题本不合规制的，送内阁参处；有逾限期的，移交关系衙门议办。
各省将军、副都统与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官，按季将奏过本章造具印册，咨送内阁查核。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七月，通政使因“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而被并入内阁。
不久，旋于八月十一日又下谕恢复。
至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因改题为奏，职无专司，才被正式裁撤。
通政使司设通政使2人（满、汉各1人，正三品），副使2人（满、汉各1人，正四品），参议2人（满、汉各1人，正五品），经历2人（满、汉各1人，正七品），知事2人（满、汉各1人，正七品），笔帖式 8人（满6人，汉2人），经承15人。
分设启奏科、稿房、吏房、礼房、上房、火房等单位。
通政司所属机构有“登闻鼓厅”，管军民击鼓伸冤之事，由参议1人兼管，由知事率役巡查，并有笔帖式满洲1人，汉军1人，经承6人，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分别办理所属事务。
如有击鼓之人，由通政使讯供，确有冤枉，奏报皇帝交刑部审办。
如系诬告，即送刑部按律加一等治罪①。
“登闻鼓”，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设于，由御史一人监管。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移置长安右门外，以给事中或御史1人更替管理。
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才并入通政使司。
这是统治者表示为人民“雪冤”的设施。
重大的文物流失
一、英国 英国所藏清代档案，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战争中掠夺的中国档案，其形成者是中国地方政府，如两广总督的档案；二是英国在华机构，在与清政府及所属机构的日常工作交往中形成的档案（中英两种文字都有），如东印度公司及外交机构的档案。
以上档案均已向社会公众开放，可调阅、抄录、复制等，用于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术研究等。
（一）英国公共档案馆 1、被掠夺的清代档案（1765—1857年） 这部分档案共1954件，是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广东劫掠的中国官方档案。
其中包括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往来的文书；地方政府本身形成的文书；原存放在两广总督千门、广东巡抚衙门等机构的文书。
这部分档案可分为以下六类： （1）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档案（1835—1857年），73件； （2）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往来公文书（1765—1857年），337件； （3）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档案（1810—1857年），529件； （4）起义、秘密结社、军事组织与作战，以及镇压起义（1811—1857年），820件； （5）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1856—1857年），84件； （6）地图与插图，71件。
以上档案，我馆已从该馆复制成35毫米缩微胶片25盒。
2、英国在华机构形成的档案 （1）东印度公司中文秘书处档案（1793—1834年） 这部分档案共34卷，是由东印度公司设在广东和澳门的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形成的档案。
该委员会在1834年撤销之前，实际行使东印度公司所拥有的英国在华贸易垄断权。
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793年英王乔治二世致中国乾隆皇帝信函的中文译本。
信中介绍了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使团正使，前往中国。
大量的通信是关于茶叶、棉花贸易；在广东的贸易代表与中国地方当局关于司法纠纷的交涉；洋行商人破产问题以及关税问题等。
此外，还有渉及鸦片走私贸易的档案。
（2）英驻华使领馆的档案（1727--
） 这部分档案结止时间不祥，共699件。
内容涉及：中央政府、排外运动、义和团起义、市民动乱、教育、财政、中外关系、工业、劳工、矿业、鸦片、护照、公共卫生、铁路、改良运动、航运、中日甲午战争、电信、贸易等。
（二）大英图书馆东方书稿图书部 该馆保存有珍贵的中国档案文献。
其中，满文档案有满文朱批奏折、满文请安折等；汉文档案有中国皇帝给英国王的敕谕、康煕南巡图、道光二十一年镇海营水陆图册，广东吴川营、大鹏营、顺德营、外海、内河水师名册，罗浮山动植物、矿物调查册、广州城图、广州至澳门珠江沿岸军事防御图册等。
此外，还有太平天国军事文书、完整的《图书集成》（1726年第一版）、《情报》（又称《北京公报》，从1820年开始，1840—1908年间的几乎完整）。
（三）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现并入大英图书馆） 1、东印度公司同中国广东贸易档案（1715—1833年）； 2、有关中印边界的外交档案（1800—1947年）； 3、印度事务部就中国问题同外交部的联络档案（1858—1947年）； 4、广东工厂档案（1623—1841年），这部分档案是1931年通过英外交部移至印度事务部的。
主要内容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部分是工厂档案的复制件； 5、西藏档案（1760—1904年间），内容：印度与西藏的双边关系；贸易代表处活动；各类英属印度使团访问拉萨。
（四）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图书馆 1、中国海关档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和梅乐（Fenderick Maze）的信函136封（1868—1906年）；1884—1885年金登干关于中法和议的备忘录。
2、在华教会监理会的档案：会议记录和通讯（已制成缩微胶卷）。
3、太平天国实录； 4、澳门地图、清宣统皇帝给庄士敦的国画册页等。
（五）剑桥大学 在华洋行档案：信函17.6万封，及装订成册的信函78卷。
（六）伦敦大学 在华教会档案：伦敦会（1803—1939年）来函、通讯档、报告、日志等（已制成缩微胶卷）。
二、美国 （一）美国国会图书馆 1、清内务府档案，28卷。
2、堂行簿，1卷。
道光29—30年。
3、完婚登记簿，2册，道光27年至同治8年。
4、开销总簿和实存经费并开销银两总簿，7卷，光绪28年至宣统2年。
5、丧礼簿，1卷，宣统一年。
6、题本和奏本，乾隆7年。
7、内务府编写的北京店铺详细名录，30页。
8、家谱图表，其中有5卷为满文。
9、镶蓝旗应得口食、银两、兵丁等花名册，8页，道光12年。
10、正白旗闲散幼丁等花名册，10页，乾隆朝。
11、红白事银两数目册，乾隆朝。
12、帐本，嘉庆7年。
13、各库武器和供应帐册，乾隆至光绪年间。
14、有关建筑物规范的件册。
15、盛京内库出入细数销算清册，乾隆12年。
16、富人收税人名录。
17、帐册，康熙至嘉庆年间。
18、圆明园大木作定例。
19、普详峪万年吉地工程做法清册，8卷。
20、公主府工程做筹册，19册，光绪一年。
21、朝阳门箭楼各项银总册，6卷。
22、估修复圣林工料细册，4卷。
23、宣统崇陵工程做法，47卷，宣统一年。
24、菩陀峪万年吉地东西配殿做法，7卷。
25、奉天省东大陵照片，81张，光绪20年。
26、桂公府内阁间工程做法册，3卷。
27、宗人府选册，4卷，光绪10年至宣统9年。
28、宗人府选册，4卷，同治12年至光绪15年。
29、咸丰果园人丁清册，4卷，咸丰6—9年。
30、光绪果园人丁清册，4卷，光绪21年。
31、江南提督公文，1卷，光绪19年。
32、京察满司宫履历清册，2卷，光绪13年。
33、京察满司宫履历清册，2卷，咸丰7年。
34、恩旨豁免赔项册，4卷，嘉庆25年至道光1年。
35、广东布政使司武职各官罚俸册，1卷，光绪27—28年。
36、江苏夷务军需制造销册，57页，道光22年。
37、江北粮台帐目抄本，2卷。
38、江北藩库收银放银簿，4卷，光绪31年。
39、直隶地粮未解及豁免清册，1卷，咸丰7年至同治9年。
40、王府帐房总帐、分蓝甲银帐、人名簿、升迁降革病故帐、存制钱帐、银钱帐、分金帐等，9册，光绪10年至同治7年。
41、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24卷，光绪30—33年。
42、大清同治吏部奏议，4卷。
43、驻津验米大臣来往文件，4卷。
44、山西巡抚张之洞奏议，4卷，光绪7—10年。
45、上谕档，2卷，光绪5—13年。
46、江苏夷务军需章程，1卷，道光22年。
47、鸦片战事公文，道光22年。
48、京抄，42卷，道光23年。
49、京报，38卷，光绪33年至宣统3年。
50、徐州粮台并军需章程，1卷。
51、乾隆嘉庆两朝奏谱，40卷。
52、秋审档案，9卷，嘉庆18年至道光2年。
53、秋谳比，16卷，嘉庆8年至道光12年。
54、法部直隶各省重囚招册，65卷，光绪33年。
55、秋审要案，4卷，乾隆39年至道光14年。
56、江西调查民事问题，2卷，宣统2年。
57、乡会试朱卷汇辑，38卷，嘉庆至道光年间。
58、历朝岁试，4卷。
59、乡试题名录，47卷（手抄件）。
60、江康虎手稿，包括一份会试朱卷，6份书单，1份起居注后跋和若干试卷。
61、苏藩政要，2卷，道光6—7年。
62、府库风俗颂庆祥宫号玉磁铜等件和道库公字玉器陈设，4卷。
63、内府物器谱，5卷。
64、拟办宣化府等处煤矿文件图说，1卷。
65、苏郡九邑孝子节妇册，1卷。
66、吏部铨选满州官员则例，1卷。
67、长沙市各业公所章程，2卷，乾隆58年至民国6年。
68、谕折汇存，700卷，光绪20年至宣统3年。
69、上谕条例，240册，雍正13年至乾隆56年。
70、山东交代章程，8册，光绪28年。
71、豫东历年刊公布条例，16册，咸丰元年至光绪21年。
72、泉漳治法论，1册，同治7年。
73、历年钱毁条例，120册，乾隆16年至嘉庆22年。
74、吏部奏定章程，12册，道光至咸丰年间。
75、刑律条例，内容包括户律条例和礼律条例，70册，乾隆年间。
76、刑钱必览，嘉庆19年。
77、解州清丈图说章程，光绪7年。
78、宛陵判事日记，1卷，光绪29年。
79、上谕条例，12册，咸丰1—10年。
80、本朝题驳公案，11卷，康熙59年。
81、历年有关秋审，1册，乾隆7年至嘉庆12年。
82、定例汇编，86卷，乾隆21年至道光19年。
83、1662年前绘制的中国地图集。
84、1673年绘制的大型中国地图。
85、1821年印制的大型中国挂图。
86、1831年印制的大型中国水墨挂图。
87、长城边界手绘图。
88、天津至广州海域图，两张。
89、西安至成都手绘路线图。
90、18世纪浙江地图集（手绘）。
91、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手绘挂图。
92、南京市手绘明细图，注明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收复情况。
93、广西南部边界山区通道军事图。
94、云南、四川边界军事手绘图，两张。
95、广西省军事防御挂图。
96、18世纪杭州市手绘图。
97、18世纪钱塘江和杭州湾挂图。
98、18世纪浙江省海岸线挂图。
99、山东省莱州市平面图。
100、吉林省手绘挂图。
101、山西省太原市挂图。
102、18世纪长沙市地图集。
103、日本占领前台湾地图集（印刷本）。
104、黄河流域图三张（手绘）。
105、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包括长江和运河工程图，20张，康熙至乾隆年间。
106、黄河图。
107、山东全省河图。
108、豫东黄河全图。
109、河源图。
110、中游河工全图。
111、黄河下游图。
112、黄运湖河全图。
113、六省黄河堤坝河道全图：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南。
114、中河厅属光绪元年分补厢中牟下汛三堡顺堤扫工题估河图。
115、河北道属光绪二年黄河形势工程全图。
116、下北河厅属光绪二年比较元年抢修扫工平险丈尺图。
117、下南河厅属光绪二年分抢修工段比较上年化险为平河图。
118、黄河水坝图。
（二）哈佛燕京图书馆 该馆藏有明清档案，约计千件左右；藏有中国善本和手抄本2500余种3万余册；中国地方志约3525种35000余册；满文图书百余种及不少满文档案等。
主要清代档案目录如下： 1、驻美公使梁诚档案，2函12册。
2、全衔奏档，1函6册。
3、各省秋审实缓比较，2函17册。
4、道光钱粮奏折，1册。
5、富德奏折档（满文），1册。
6、嘉庆禀底本，1册。
7、嵩年奏折档，6函24册。
8、小玉牒，1册。
9、大清奏稿，1册。
10、京师城内首善全图，系木版印刷。
11、京师全图，系木版印刷纸本。
12、陕西全图，系方格木版图。
13、嘉峪关外安西青海合图。
14、嘉峪关外镇迪化分伊犁合图。
15、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16、八旗钮祜禄氏通谱。
17、吉勒图堪尉诺命。
18、陈庆慈知县父母诰命。
19、武备院库藏册。
20、钞本上谕。
21、满汉奏折对译。
22、满汉奏折录。
23、奏折。
24、奏折录。
25、陵寝事奏折。
26、内务府事务。
27、批折旧式。
28、行各部院衙门白文。
29、夸兰达存之户口。
30、乾隆52年6月来文档（正黄旗满洲都统）。
31、嘉庆12年10月来文（正黄旗满洲都统）。
32、正蓝旗满洲都统档册。
33、正红旗满奏本（正红旗满洲都统）。
34、镇守杭州等处将军档册。
35、镇守荆州等处将军档册。
36、奏折档簿。
37、户部奏折底。
38、上谕奏折档。
39、驻藏办事大臣奏折档。
40、第四甲喇档册。
41、清俄条约。
42、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册（顺治4—8年）。
43、清阮元收藏的铭文拓本，吴大澄收藏的墓志等，约有2000张。
（三）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 1、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至第6卷），顺治2年6月—12月，朱丝栏写本，蝴蝶装。
2、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第14、40—42卷，朱丝栏写本）。
3、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60卷）乾隆15年4—6月，朱丝栏写本，蝴蝶装。
4、满文纪，朱丝栏写本，2函16册。
5、《汉文国史列传》6函60册，乾隆朝抄本。
6、《满文忠义列传》12函24册。
7、《满文礼部则例》4函186卷，朱丝栏写本。
8、满文小玉牒，1册，系第六代世祖章皇帝支本。
9、大清上谕奏事档集，18函112册。
10、清内务府档案，包括咸丰、同治、光绪三朝。
11、《治平胜算全书》（年羹尧辑著）1函8册，序文所署日期为雍正2年春正月，似为原写本。
12、《兵钤外书》1函12册，系原写本，沈阳吕磻、广宁卢函恩同辑。
13、《重刊洴澼百金方》2函20册，道光12年4月。
14、《大清律例按语》10函70册，绿格原写本。
15、《秋审比较汇案》1函8册，7行红格原写本。
16、《说帖》7函24册，9行红格写本，道光18年—光绪11年。
17、《律例统纂集成》24册。
18、《沈家本监狱访问记》（线装铅印本）。
19、清末载泽等大五臣《考察日本宪政报告书》2函10册，为宪政编查馆朱格写本。
（四）耶鲁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 该馆所藏中文图书约有19万册，以现代中国史料最为丰富，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藏书，共有320种640册。
该馆还藏有反映16至18世纪的各式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五）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该馆藏有中文图书约计15万余册，与钓鱼岛事件有关的资料，约有360种；太平天国资料103种；康有为著作及传记资料72种；梁启超著作及传记资料82种。
还有原属张学良藏《满文篆书御制盛京赋》10函40册；广西云南地方的苗民图说共10册，等等。
三、日本 （一）国立国会图书馆 1、族谱360种。
2、黔南识略。
3、滇系，两套4函、另6函。
4、江苏赋役全书，14函。
5、福建赋役全书，4函。
6、吴县洞庭山鱼鳞册，12函120册。
7、长洲县鱼鳞册。
8、鱼鳞册，康熙15年丈量，2函2册。
9、吴县租册，6函。
10、长邑鱼鳞册，16册。
11、长卢盐务册（原档），11函22册。
12、吴县忙银漕粮实征文册，32函133册。
13、河南钱粮册，87函1092册。
14、乾隆邸报（乾隆36年、38年、40年、44年，嘉庆6年）。
15、第一期修理昭陵明楼等工程约估清册（上、下）24册。
16、盛宣怀致井上馨函，5件（未发表过）。
17、袁世凯函件（日本国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文书内）。
（二）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收藏满蒙藏文图书：《镶红旗档》，自雍正五年至宣统，共2420件；蒙文《甘珠尔经》一部，共108套；《宗喀巴法句集》一部20套，零星佛经220余种；藏文《甘珠尔经》一部103套，《丹珠尔经》一部225套。
主要目录如下： 1、养寿园电稿（写本），光绪16—24年，1函3册。
2、从政观法录，30卷。
3、江西赋役全书，影印。
4、老账，5册。
5、吴县漕米实征册（档案）共26函，156册。
6、浙江赋役全书，7函。
7、淮关统志，满汉文，6函。
8、续淮关志。
9、四川赋役全书，2函10册。
10、河南赋役全书，13函78册。
11、直隶宣化赋役全书、直隶畿辅赋役全书，共35册。
12、苏州赋役全书，8函48册。
13、山西赋役全书，6函36册。
14、福建赋役全书，4函24册。
15、钱票标本集（实物），10册（中国纸币的各种式样）。
16、内务府造送皇产地亩册，2函33册。
17、定陵注略，2册（影印）。
18、奏折档乾隆3年3月、11月—60年12月。
19、奏折档，嘉庆元年正月。
20、奏折档，道光27—29年，1函8册。
21、吏部考功司题稿，嘉靖20—22年，4函11册。
22、上谕档，乾隆53年—嘉庆元年，5函16册。
23、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朱格10行写本，二品衔署长卢监运使津海关道周馥谨识。
24、边事汇钞，1函。
25、苗族风俗图，册页彩绘，1函。
26、苗册，册页彩绘，2函。
27、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族谱，2函10册。
28、朝鲜国王来书簿，写本4册，1935年照沈阳崇谟阁藏本抄。
29、掌仪司嘉庆元年册封后妃档，6函6册。
30、查办八旗事务表档，24册。
31、满洲旗世袭武职及世受佐领家族谱，19函。
32、满文八旗则例。
33、各种佛经。
四、俄罗斯 （一）俄历史档案馆 1、中俄谈判御旨。
2、中东铁路文书，1817—1930年。
3、中国到俄国考察海军，1888年。
4、张作霖政府时期的商业活动，1902年。
（二）俄海军历史档案馆 1、1840年北京地图。
2、1886年中国通商文书。
3、1989—1916年光绪请俄抢救中国船员。
五、加拿大 国家档案馆 中国个人或家庭移民及人头税的档案。
六、澳大利亚 华人去澳洲的移民档案。
七、意大利 罗马国家档案馆保存有清代康熙年间的卖身契和雍正年间的军饷档案，数量不详。
注：未注朝年者，均为原稿未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