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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蒙古史3000字读后感

时间:2020-07-16 15:40

中国古代历史著作都有哪些

《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等。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

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

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清朝是哪个民族建立的

满族。

满族,北方少数民族,散居中国各地。

源于女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部建立“后金”政权。

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洲(Manju)简称满族。

明朝统治者一直极为重视北疆(即长城一线)的防御,严防武力仍盛的北元蒙古各部。

明朝起初没有料到,取明而代之的是东北的女真人,故早期对辽东的防御较少,边墙失修,并对东北地区采取怀柔政策,设奴儿干都司作为治所,都司各级官员皆由当地部族首领担任,再由朝廷派员定期巡视。

直到建州女真南迁接近辽东,才于15世纪中叶开始修筑辽东东段城墙。

在此期间,建州女真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利用明朝在东北地区军事统治松弛的时机,发动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

努尔哈赤世为建州女真部首领,兼任明朝官职,通汉、蒙古文字,受汉文化影响较大。

早在1412年,其先祖猛哥帖木耳(猛哥帖木耳像是蒙古名字,以至蒙古人后来比较顺理成章地把传国大玺奉给皇太极)被明朝册封为建州左卫指挥。

而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却在驰援明军的战事中被明军误杀。

于是,努尔哈赤暗下反明雄志,便从当年开始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到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落。

嗣后,努尔哈赤便将战略目标转向势力较大的海西女真部落。

到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完全征服了海西女真四部落,并将其土地人口直接归自己统治。

努尔哈赤凭着八旗劲旅,终于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1616年在赫图阿拉(后改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即汗位,建元天命,国号曰“金”,史称“后金”。

满族本来有自已的语言、文字,满文创制于16世纪末,是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

17世纪四十年代,满族大量入关后,普遍开始习用汉语文。

满族曾信仰萨满教,崇拜祖先,有祭天、祭祖的习俗。

后来,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崇拜对象变得多元化。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

满族入关之前民间文学十分丰富,以神话、传说、歌谣的形式代代相传。

入关之后,吸收汉文化的精华,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书画家。

如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文学家老舍、端木蕻良等。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身亡。

旋即,满蒙八旗铁骑入关,席卷大江南北,彻底推翻了统治疆域比元代大为缩小的明朝,建立起辽阔的大清帝国。

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统治时间最长久的民族中央统一政权。

直至1911辛亥革命,持续了260多年。

关于中国古代印刷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伟大发明之一。

包括雕版印刷术和活字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现代学者多认为始于唐代初期(7世纪)。

其历史大致分4个时期:①自唐代至五代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流行时期。

②宋代为其鼎盛时期, 反映在刻书事业上具有明显的特点。

同时,一些兄弟民族如辽、 金、 西夏等的印刷术也各有发展。

③元代的印刷。

④明代、清代的印刷。

活字版印刷术发明于宋代庆历年间(1041~1048),至元、明、清代而发展成锡、木、铜、铅等各种活字印刷,其中以木活字使用最多。

自唐代初期至清末约1300年间,中国一直以雕版印刷为主。

        雕 版 印 刷 术  是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整的木板或其他质料的板材上,在这整版上加墨印刷的方法,也叫整版印刷术,是现代活字印刷术的先驱。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流行 ( 唐贞观至五代约636~ 959)  雕版印刷术始于何时,史学界长期有争论,清代盛行始于五代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流行隋代说,又有隋唐之际说、汉朝说、东晋说、北宋说等,多数学者认为始于唐代。

唐代说的年份也有不同见解。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约始于7世纪初。

据记载,唐贞观十年(636)令梓行长孙皇后的遗著《女则》。

  现存唐印本较早的有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带有武后新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约为载初元年(690)武后制字后刻印,而为新罗僧携回的。

中国新疆吐鲁番也曾发现印有武后新字的《妙法莲华经》残卷,为日本人藏。

而敦煌发现咸通九年 (868)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尤有名。

据记载,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约至德二年 (757)印卖中梵文咒本。

唐代上都(今西安)东市大刁家约 762年印历书。

德宗(783~785)时市场上出现一种商人纳税的凭据名为“印纸”。

9世纪后,四川、淮南、江东盛行印本私历;洛阳重雕佛经;江西雕印道书《刘宏传》。

成都书肆除卞家外,又有过家印佛经,樊赏家印《中和二年 (882)历书》。

中和三年柳玭在成都书市看到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及字书小学等雕版印本。

  五代(907~960)十国是历史上四分五裂的时期,而刻书事业仍相当流行。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宰相冯道发起在国子监雕印儒家的经典,自后唐长兴三年到后周广顺三年(932~953)雕造“九经”,是为监本之始。

后蜀宰相毋昭裔明德二年 (935) 起在成都雇工雕 《文选》、《初学记》、 “九经”诸书。

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 3次印造《一切心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筴印陀罗尼经》多卷。

延寿和尚施印的经像咒语更多,为宋代杭刻打下基础。

  雕版印刷鼎盛时期(宋代960~1279)  刻书的特点有:①中央与地方重视;②刻书地点普及;③刻本内容丰富;④印本字体纸墨装褙精美。

赵氏统一中国后,教育文化发达,开封京城有太学和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画学等专科学校,杭州城内乡校、家塾、书舍遍及里巷、福州“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

由于学生众多,自然需要课本与各种图书。

  宋代刻书重点地区有:   汴京 东京开封府是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出版机关有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国史院、进奏院、刑部、大理寺、编敕所等。

  杭州 宋代的藏书家叶梦得云:“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因为杭州刻印精良,北宋有不少监本是付杭州雕镂的。

南宋建都后有国子监、德寿殿、修内司、左廊司局、太医局、临安府及府学等处刻书,民间书坊出书很多。

  成都府 与杭州一样,印刷业有较好的基础,宋代初期在该地创刊第一部佛教大藏经《开宝大藏经》( 又称《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开宝藏》) 5048卷,为后来各种佛藏的祖本。

始于开宝四年 (971),至太平兴国八年 (983)雕成13万块经版,国内外现存不过十数卷。

  福州 北宋福州官员及和尚募缘在东禅寺等觉院开雕大藏版一副,名《崇宁藏》。

开元禅寺又雕造《毗卢藏》,两藏各6000余卷, 现仅存少数零本, 政和四年(1114) 黄裳又奏请在闽县报恩光孝观建 《飞天法藏》,共 540函,5481卷,赐名《政和万寿道藏》,以镂版进于东京(今河南开封)。

福州一地刻了两部《佛藏》,一部《道藏》,成为佛道经典出版中心。

  湖州 致仕官员王永从兄弟捐舍家财开雕湖州思溪园觉禅院大藏经5480卷,至南宋绍兴二年(1132)基本刻完,其版片在淳祐以后移藏于资福禅寺。

又刊《唐书》及《五代史》,开雕年月不详,南宋淳熙二年(1175)竣工,共5940卷。

嘉熙三年(1239)安吉州(即湖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刊佛经5940卷,清末杨守敬自日本购回一部( 原缺600多卷),现藏北京图书馆。

  平江府(今苏州) 宋有“金扑满”之称,除刻有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韦应物等人的著名诗文集外,善男信女僧俗募缘,自绍定四年(1231)起在陈湖碛砂延圣院设立经坊,开刊大藏经,称《碛砂藏》。

  建宁 位于福建北部,自宋代至明代末期为出版中心之一,附属的建阳县之麻沙、崇化两坊,号为“图书之府”,印本行销四方,远及高丽和日本。

  此外,刻书较多者有严州(今建德)约80种,称“严州本”。

建康府 (今南京)有66种,书版约2万块。

次为庆元府(今宁波), 所刻称为“明州本”; 绍兴府刻称“越州本”。

衢州、婺州(今金华)也是著名刻书处,盛行翻版。

南宋时期的十五路地方,几乎无处不刻书,连孤悬海外的海南岛琼州,也刻了医书。

  宋代学术文化发达,为印刷业提供大量稿源;而大量印本的出版,又推动文化科技的进步。

宋代刻本内容丰富,史有“十七史”及古史、宋人记当代的私史;地理书有总志及地方志数百种。

子部除古代诸子外,又刊印《算经十书》、古农书等科技书。

政府重视医药书籍,一再校正刊行中医典著作, 又颁布太宗《太平圣惠方》、徽宗《圣济总录》。

士大夫如苏轼、沈括等,更喜欢把自己用过及家传良方刊行多至50种, 小儿科、 妇产科、针灸科、本草等书籍也一再刊行。

集部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诗文集有多种版本,《苏东坡集》有23种版。

其他印刷品尚有称为“交子”、“会子”、“关子”的大量纸币;作为运销交易凭证的“茶盐引”及民间的印契、版画等。

  辽、金、西夏、大理的印刷  辽(916~1125) 契丹族的统治者笃信佛教,于五京多建寺院佛塔,在房山县补刻工程浩大的佛藏石经, 又木刻了两部《大藏经》,一部是5048卷的大字卷轴本,1974年曾在山西发现了12卷;一部是不满千册的纸薄字密的小字本,仅见于高丽人的记载。

辽代出版中心在南京( 或称燕京、今北京),设有印经院。

寺庙如大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大昊天寺(今已毁)及书坊也印造佛经。

一般书籍有字书《龙龛手镜》、医书葛洪 《肘后方》、苏东坡 《大苏小集》,又新发现儿童读物唐代李翰的《蒙求》刻本。

  金(1115~1234) 金兵破宋京城开封府, 掳去徽、钦二帝及百姓无数,又三番五次索取国子监、秘阁、三馆书籍,国子监印版, 释道经版。

金代国子监印行的“六经”、“十七史”等,当为从宋获得的旧宋版印成,又新刊《苏东坡奏议》等。

此外,南京(今开封)、平阳、太原 、宁晋等书坊都印书 。

金代河东南路( 今山西南部 )佛教信徒捐施财物、驴子、梨树、雕字刀等,并由雕经和尚刻成《金藏》,俗称《赵城藏》 (今藏于北京图书馆)。

当时还刊行不少道士著作,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 )根据宋代《道藏》经版,又访得遗经千余卷,勒成《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

至元十八年 (1281) 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府( 治所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王祖师庵头、关西等处,均有《道藏》经版,除平阳版刊于蒙古时期,其余都是1258年蒙古宪宗要烧毁而被道士们偷偷保存下来的。

金代京城内外《道藏》经版多至六、七副, 是中国道教史上的盛事。

金设立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学生3000人。

先后译出并颁行女真字“五经”、 《汉书》、 《 新唐书 》,又以《女真字孝经》分赐护卫亲军。

  西夏(1038~1227) 在今宁夏一带,由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其统治者也都信佛, 建国之初, 6次向北宋用马匹购买《大藏经》,并向宋要国子监印的书。

西夏仁宗赵仁孝散施佛经一次 5万卷或10万卷,皇后也印施。

西夏用国书(西夏文)翻译不少兵书如《孙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以及《孝经》、《论语》、《尔雅》等,又编了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今存有西夏乾佑二十一年(1190)刊本。

  大理( 937~1253) 在云南由白族人组成的大理国刊有《佛说长寿命经》等密教经卷。

中国有多少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

截止2017年6月,中国已有39个项目跻身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1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1项。

昆曲(2001年入选):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元末明初南戏发展到昆山一带,与当地的音乐、歌舞、语言结合而生成的一个新的声腔剧种。

明代初年在昆山地区形成了“昆山腔”,嘉靖年间经过魏良辅等人的革新,昆山腔吸收北曲及海盐腔、弋阳腔的长处,形成委婉细腻、流丽悠长的“水磨调”风格,昆曲至此基本成型。

《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鸣凤记》、《玉簪记》、《红梨记》、《水浒记》、《烂柯山》、《十五贯》等都是昆曲的代表性剧目,其中前三种有全谱或接近全本的工尺谱留存。

清代中叶以后,昆曲主要以折子戏形式演出,至今保留下来的昆曲折子戏有四百多出。

中国古琴艺术(2003年入选):古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

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瀚浩、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实物距今有二千四百余年,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

存见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百余种,琴曲达三千首,还有大量关于琴家、琴论、琴制、琴艺的文献,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

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2005年入选】:蒙古族长调蒙古语称“乌日汀道”,意即长歌,它的特点为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歌词一般为上、下各两句,内容绝大多数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

长调民歌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奈日乌日汀道(礼仪歌)、潮尔道(一种带有持续低音伴唱的二重结构长调演唱形式)和一般歌曲。

表现内容多为训谕和伦理道德为主,根据不同地域和歌曲的结构规模、旋律形态、节奏组合和心理感受等差异不同,形成不同的色彩区域。

蒙古族长调以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7年入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一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古典音乐艺术形式,是流传于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十二木卡姆”和“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的总称,主要分布在南疆、北疆、东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在乌鲁木齐等大、中、小城镇也广为流传。

特别是“十二木卡姆”,它是维吾尔木卡姆的主要代表,广泛流传于新疆的南疆地区和北疆的伊犁地区。

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肇始于民间文化,发展于各绿洲城邦国宫廷及都府官邸,经过整合发展,形成了多样性、综合性、完整性、即兴性、大众性的艺术风格,并成为维吾尔族的杰出表现形式。

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优秀的古典音乐,即大型古典音乐套曲的称谓。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2009入选):桑丝织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标识。

这一遗产包括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整个过程的生产技艺,其间所用到的各种巧妙精到的工具和织机,以及由此生产出来的绚丽多彩的绫绢、纱罗、织锦和缂丝等丝绸产品,同时也包括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

福建南音(2009入选):南音,发源于福建泉州,又称“南曲”、“弦管”、““郎君唱”等,各地名称不一。

主要由“指”、“谱”、“曲”三大类组成,是我国古代音乐保存比较丰富、完整的一个大乐种。

由于南音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曲调优美、易学易唱的特点,因而在闽南和海外拥有众多的知音。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

南京云锦(2009入选):南京云锦是南京传统的提花丝织工艺品,是南京工艺“三宝”之首。

南京云锦配色多达十八种,运用“色晕”层层推出主花,富丽典雅、质地坚实、花纹浑厚优美、色彩浓艳庄重,大量使用金线,形成金碧辉煌的独特风格。

由于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故称“云锦”。

安徽宣纸(2009入选):安徽宣纸的生产中心是泾县。

它生产的原料是以皖南山区特产的青檀树为主,配以部分稻草,经过长期的浸泡、灰腌、蒸煮、洗净、漂白、打浆、水捞、加胶、贴烘等十八道工序,一百多道操作过程。

对安徽宣纸的记载最早见于《历代名画记》、《新唐书》等。

始于唐代,历代相沿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贵州侗族大歌(2009入选):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在中国侗族地区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形式。

侗族大歌无论是音律结构、演唱技艺、演唱方式和演唱场合均与一般民间歌曲不同,它是一领众和,分高低音多声部谐唱的合唱种类,属于民间支声复调音乐歌曲,这在中外民间音乐中都极为罕见,侗族大歌不仅仅是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对于侗族人民文化及其精神的传承和凝聚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是侗族文化的直接体现。

广东粤剧(2009入选):粤剧主要流行于使用粤方言地区的城乡。

明末清初,弋阳腔、昆腔传入广东。

清代咸丰、道光年间,广东本地班在演出中以“梆簧”(西皮、二簧)作为基本曲调,兼收高腔、昆腔及广东民间乐曲和时调,用“戏棚官话”为基本语言,间杂以粤方言,逐渐形成粤剧。

1912年前后,粤剧演出基本上已改用广州方言,表演体系日趋完善,开始在梆簧中穿插民歌小调,并改假声演唱为“平喉”演唱。

《格萨尔》史诗(2009入选):格萨尔史诗主要流传于中国青藏高原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

格萨尔史诗以其独特的串珠结构,融汇了众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形成了气势恢宏、篇幅浩繁的“超级故事”。

史诗说唱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地方性知识的汇总——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等,都有全面的承载,史诗说唱传统还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不断强化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感,因而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浙江龙泉青瓷(2009入选):龙泉青瓷始烧于三国两晋,古代龙泉哥窑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

龙泉窑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要求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

龙泉迄今已发现烧制龙泉青瓷的古窑址达360多处。

在1700余年的传承过程中,龙泉青瓷形成了青釉配置、多次施釉、厚釉烧成和开片控制等传统的独特的烧制技艺。

青海热贡艺术(2009入选):始于15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热贡艺术是我国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流派,主要包括唐卡、堆绣、雕塑、建筑彩画、图案、酥油花等多种艺术形式,其内容主要有释迦牟尼传、菩萨、护法神、佛经故事及仙女之类的佛像,因发祥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畔的热贡(藏语“金色谷地”)而得名。

藏戏(2009入选):藏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剧种系统,由于青藏高原各地自然条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的不同,它拥有众多的艺术品种和流派。

藏戏的藏语名叫拉姆,意为“仙女”。

据传藏戏最早由七姊妹演出,剧目内容又多是佛经中的神话故事,故而得名。

藏戏起源于8世纪藏族的宗教艺术。

17世纪时,从寺院宗教仪式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以唱为主,唱、诵、舞、表、白、技等基本程式相结合的生活化的表演。

藏戏唱腔高亢雄浑,基本上是因人定曲,每句唱腔都有人声帮和。

藏戏原系广场剧,只有一鼓一钹伴奏,别无其他乐器。

演出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顿”,主要是开场表演祭神歌舞;第二部分为“雄”,主要表演正戏传奇;第三部分称为“扎西”,意为祝福迎祥。

新疆《玛纳斯》(2009入选):《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为全世界第二长的史诗,仅次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长度超过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该史诗叙述了柯尔克孜族传说中的英雄和首领玛纳斯及其子孙共八代人领导族人反抗异族(卡尔梅克人)的掠夺与奴役,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故事。

全诗共分八部,分别以该部史诗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并以玛纳斯的名字作为总名称。

蒙古族呼麦(2009入选):“呼麦”,又名“浩林·潮尔”,是蒙古族复音唱法潮尔的高超演唱形式,是一种“喉音”艺术。

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

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

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因声部,获得无比美妙的声音效果。

呼麦作为一种歌咏方法,目前主要流传于中国内蒙古,南西伯利亚的图瓦、蒙古、阿尔泰和哈卡斯等地区。

甘肃花儿(2009入选):花儿是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的一种山歌,是当地人民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

花儿结构分两段,前段比兴、后段是歌唱的主题内容。

曲调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演唱时用临夏方言,有浓郁的地方气息。

“花儿”唱词和曲调分“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两大类。

“花儿会”是一种大型民间歌会,又称“唱山”。

“花儿”又称“少年”。

男青年唱的叫“少年”, 女青年唱的称“花儿”。

据说,“花儿”至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它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昂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深受回、汉、藏、东乡、土、撒拉等民族的喜爱。

西安鼓乐(2009入选):西安鼓乐是流传在西安(古长安)及周边地区的汉族民间大型鼓乐,已有千百年的历史,在古长安及周边地区,尤其是秦岭北麓的众多寺庙和道观,这些庙、观的庙会活动和多家民间乐社是西安鼓乐得以生存的基础。

西安鼓乐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无论是僧派、道派和俗派其有两种表演形式,都有两种演奏形式,即行乐和坐乐。

朝鲜族农乐舞(2009入选):朝鲜族农乐舞是一种融音乐、舞蹈、演唱为一体综合性的民族民间艺术,其历史可追溯至古朝鲜时代春播秋收时的祭天仪式中的“踩地神”。

象帽舞是朝鲜族农乐舞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朝鲜族富有代表性的一种舞蹈形式,盛行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一带,深受朝鲜族居民喜爱。

书法(2009入选):中国书法是以笔、墨、纸等为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以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的一种艺术实践。

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书法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今天依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庞大的参与者和受众,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篆刻(2009入选):中国篆刻是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刻刀为工具,以汉字为表象的并由中国古代的印章制作技艺发展而来的一门独特的镌刻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它既强调中国书法的笔法、结构,也突出镌刻中自由、酣畅的艺术表达,于方寸间施展技艺、抒发情感,深受中国文人及普通民众的喜爱。

篆刻艺术作品既可以独立欣赏,又在书画作品等领域广泛应用。

剪纸(2009入选):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和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

其载体可以是纸张、金银箔、树皮、树叶、布、皮、革等片状材料。

中国剪纸是中国民间美术形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根据考古,民间剪纸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剪纸常用于宗教仪式,装饰和造型艺术等方面。

雕版印刷(2009入选):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

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刚经》,雕版印刷技术大约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

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2009入选):中国传统建筑是以木结构框架为主的建筑体系,以土、木、砖、瓦、石为主要建筑材料。

营造的专业分工主要包括: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砖作、石作、土作、油作、彩画作、搭材作、裱糊作等,其中以大木作为诸“作”之首,在营造中占主导地位。

中国匠师在几千年的营造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工艺经验,在材料的合理选用、结构方式的确定、模数尺寸的权衡与计算、构件的加工与制作、节点及细部处理和施工安装等方面都有独特与系统的方法和技艺。

端午节(2009入选):端午节,我国传统节日,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五日节、艾节、端五、重午、午日、夏节。

端午节寄托着民族情感,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情趣盎然的端午节习俗活动,使端午节成为蕴涵独特民族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

妈祖信俗(2009入选):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妈祖是该信俗的核心,包括口头传统、宗教仪式以及民间习俗,遍布中国的沿海地区。

妈祖诞生和成长在公元10世纪的湄洲岛,她致力于帮助她的同胞乡亲,并且因为试图营救海难中的幸存者而献身。

湄洲渔民为纪念这位好姑娘,在岛上建庙并奉为海神。

每年都会有两次正规的庙会来纪念妈祖,届时当地居民、农民和渔夫此时都会暂时放下他们的工作,并祭献海洋动物供奉妈祖像,表演各式祭祀舞蹈和其他演出。

在全球5000座妈祖庙和私人家中,其他各类小一些规模的祭祀仪式也全年不停歇地进行着。

京剧(2010年入选):京剧又称平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

清代乾隆五十五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

京剧流播全国,影响甚广,有“国剧”之称。

它走遍世界各地,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中医针灸(2010年入选):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

针法是把毫针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

灸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病。

如今人们生活中也经常用到。

针灸由“针”和“灸”构成,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针灸理论、腧穴、针灸技术以及相关器具,在形成、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汉民族文化与地域特征,是基于汉民族文化和科学传统产生的宝贵遗产。

皮影戏(2011年入选):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

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影人,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其流行范围极为广泛,并因各地所演的声腔不同而形成多种多样的皮影戏。

珠算(2013年入选):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

算盘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工具。

“珠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徐岳撰的《数术记遗》,其中有云:“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

二十四节气(2016年入选):“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

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

具体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将天文、物候、农事和民俗完美结合,成为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并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

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年(2009年入选):羌族的传统节日就是羌历年,羌语称“日美吉”,根据地方的不同,又有“羌历新年”、“过小年”、“丰收节”、“还原节”等多种叫法,虽名称不同,但内容却完全一样,都以庆祝丰收和感恩还愿为主要内容,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举行,持续三至五天。

有的村寨要过到十月初十。

按民间习俗,过羌年时还愿敬神,要敬祭天神、山神和地盘业主(寨神)。

全寨人要吃团圆饭、喝咂洒、跳莎朗,直到尽欢而散。

整个活动仪式由“许”主持,咂酒则由寨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开坛。

节日期间亲朋好友可互道,相互迎请。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2009年入选):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一项传统手工技艺,包括纺、染、织、绣四大工序。

纺纱,即把棉花脱子、抽纱,把纱绕成锭。

染色,黎族传统的染料有植物染料、动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三种。

织布,用踞织腰机进行织布;腰机简单轻巧,容易操作。

刺绣,黎族的传统刺绣有单面刺绣和双面刺绣两种。

刺绣的技术可根据针法、绣法和面料分为三个层次,把绣法、色彩、图案三者结合为一体。

刺绣工艺精湛,图案朴实自然,富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

黎族棉纺织工艺,曾长期领先于华夏各民族,直到宋元时期,仍位居全国的前列。

伟大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学习黎族纺染织绣工艺,并加以改进和提高,传播了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促进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穿衣盖被的习惯。

这是黎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最卓越的贡献。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2009年入选):木拱桥发现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浙江省。

营造这些桥梁的传统设计与实践,融合了木材的应用、传统建筑工具、技艺、核心编梁技术和榫卯接合,以及一个有经验的工匠对不同环境和必要结构力学的了解。

作为这项传统技艺的载体,木拱桥既是交通、交流工具,也是人们的聚会场所。

它们是当地居民进行信息交流、娱乐、神俗信仰、深化人际关系、深化文化认同的重要聚会场所。

这种由中国传统木拱桥创造的文化空间,提供了鼓励人与人之间交流、理解与尊重的环境。

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甫(2010年入选):麦西热甫广泛流传于中国新疆各维吾尔社区,由于地域或功能的不同,其表现形态丰富而多样,是实践维吾尔人传统习俗和展示维吾尔木卡姆、民歌、舞蹈、曲艺、戏剧、杂技、游戏、口头文学等的主要文化空间,是民众传承和弘扬伦理道德、民俗礼仪、文化艺术等的主要场合,是维吾尔传统节庆、民俗活动的重要部分。

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2010年入选)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是福建沿海木船制造的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以樟木、松木、杉木为主要材料,采用榫接、艌缝等核心技艺,使船体结构牢固,舱与舱之间互相独立,形成密封不透水的结构形式,在“师傅头”(闽南地区对主持造船工匠的尊称)指挥下,由众多工匠密切配合完成。

该技艺是人类造船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对提高航海安全性起到了革命性作用。

中国活字印刷术(2010年入选):国人毕升于公元1041-1048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公元1298年王祯创制了木活字。

活字印刷术是在小木块上刻出凸起的单字,然后按照付印的稿件,拣出所需要的单字,组合排成一个版面而施行印刷的方法。

采用活字印刷,一书印完之后,印版拆散,单字仍可用来排其他的书版。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见证着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

目前,这种古老的活字印刷术至今在浙江省瑞安市传承和使用。

赫哲族伊玛堪说唱(2011年入选):伊玛堪说唱是赫哲族独有的一种无伴奏,用叶韵和散文体形式进行的徒口讲述,在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赫哲族,伊玛堪的口口相传,也是这个民族百年历史变迁与民俗风情的唯一记录方式。

伊玛堪或依玛坎,含义为鱼即哈(鱼),也有的认为是故事之意或是表示赫哲族这个捕鱼民族的歌。

其形式有说有唱,类似汉族的大鼓、苏滩、蒙古族的说书,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文学艺术,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2012年入选)福建木偶戏传承人培养计划:福建木偶戏包含了泉州提线木偶戏、晋江布袋木偶戏和漳州布袋木偶戏。

福建木偶戏是我国木偶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自公元十世纪始在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深受群众喜爱,而近些年却遭遇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

中国有多少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

论清朝的历史地位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地位。

具体表现如下:一、领土方面:清朝基本保住了自秦汉以来华夏的领土,无论是后来的国民政府,还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基本上继承的清朝的领土。

二、重工业方面:1890年,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铁厂,这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也是中国重工业的开端,从此以后中国重工业开始慢慢发展。

基础是最不好打的,中国近代的重工业发展,起于清代,这对以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国民政府的重工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汉阳铁厂的建立,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三、融入中华,清朝以牺牲了自己的文化为代价融入了汉文化,清初的顺治、康熙皇帝都喜欢汉文化,为了收揽汉族知识分子,康熙帝曾向孔子下拜,可见清朝对汉文化的重视。

当然清朝也有文字狱,文字狱都是在汉文化里面纠错,并不是在满文化里面纠错。

在对外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条约中使用了“中国”一词,这表明当时清朝以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员。

当然这种代价是巨大的,以致于现在很多满族人不会说满语,但满族也成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

四、巩固政权:清朝问鼎中原后,在康熙年间平定了三番之乱,收复了台湾,平定了准格尔葛尔丹部叛乱;在乾隆年间评定大小和桌叛乱。

从而有效的维持了中国的统一。

五、文化方面: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在清朝诞生;两宋之后无大家,但清朝就出了一位大家,那就是纳兰性德;清朝小说也有新的突破,如《儒林外史》等等;清朝戏曲也有很大的突破;清朝的绘画也有突破,例如扬州八怪的画艺。

六、近代影响:在近代,满清政府虽然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甚至有人把中国的贫穷归结于满清,这是不正确的。

在晚清时期,中国大多是屈辱的,但屈辱并不代表没有成就,1868年,第一艘中国军舰诞生,1906年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诞生等等。

在清末中国清政府也维护过中国的主权,例如甲午海战后,列强纷纷瓜分中国,中国当时无法与英法俄日等列强抗衡,花出了许多租借地。

但是清政府却遏制了意大利、荷兰等二流列强的侵略野心。

1907年第一次在列强手里收回东沙岛。

总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外强中干暴露于世界面前,外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清政府统治者也积极调整政策,力图实现中国富强,由于多种原因没能实现,但也不能一口否定清朝,总体来说,清朝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利大于弊。

为什么说唐朝是中国最繁华的时期

的前朝由于没有外患,其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自贞观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

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

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

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

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总体比较,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

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

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

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

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

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中国古代有重骑兵么?

一、中史上出现骑兵叫“甲骑具装”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重骑兵叫“甲骑具装”,源晋南北朝。

甲骑具装只是大分裂时期昙花一现的产物,南北朝时发展到顶峰,隋唐即逐步消亡,仪仗的作用大于作战。

汉朝的重骑兵身披铁铠,身上装备长矛钢刀以及强弓劲弩,这样的骑兵西方直到拜占庭的查士丁尼一世才发展出类似的重骑兵,这样的骑兵被西方称为“双重功效骑兵”,这样的骑兵也迅速成为当时最为强悍的骑兵。

汉朝重装骑兵的兵器配备主要有环柄长铁刀、马戟等,可以在马上进行劈砍,增强了骑兵的格杀能力。

(典型西汉帝国军队的骑兵长铁戟,学名‘马戟’,戟长约37厘米,装上必之后长2米多。

骑兵用戟一般长2米多,步兵的可以达到3米。

) 隋炀帝征讨高丽时,一次就动用了十二万多甲骑具装的骑兵,这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规模。

唐代远征高丽,白岩城一战,猛将契苾何力以800重骑突击万余高丽军,高丽军以长矛对阵,结果是高丽军大溃,唐军追杀十余里,斩首千余级而还。

中国马在重量级上比不上欧洲马,这确实是甲骑具装不能推广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均规定重骑兵在行军时要下马步行,作战是才准上马。

汉朝时期开始出现的的铁甲一般分两种,从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披甲武士俑中,可以看到两种铠甲的样式,一种为札甲,采用长方形甲片,胸背两甲在肩部用带系连,有的还加披膊,为汉代铠甲的主要形式。

另一种甲采用鱼鳞甲片(在腰部、肩部等活动部位,仍用札甲形式)。

札甲一般由超过600片的铁片穿缀而成,重量超过十公斤,而鱼鳞甲则由2000至3000片铁片穿缀而成,重量超过十六公斤。

我们目前出土的汉代铁甲中,最重的一领铁甲是安徽阜阳发掘出的一套铁甲,全身由三千零八片铁甲组成,全重为二十多公斤。

在北燕冯素弗墓中发掘出的马甲达到了四十多公斤。

东汉后出现了百炼钢技术制造铠甲,陈琳 《 武库赋 》 中记:“销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函师震旅,韦人制缝.元羽缥甲,灼檎流光”即是对这种铠甲的描述。

我国对于马匹的防护历史源远流长,最初的起源是在战车时代对战马的防护,后来开始有皮制的“当胸”对马匹进行防护,到了汉末就已经有发展的比较完善的铁制全身式马甲,我国称之为具装。

汉末到三国的这段时间是我国铠甲的大发展时期,我国铠甲的主要类型基本均在此时期产生,例如筒袖铠,明光铠,锁子甲,两当铠等等。

而我国的重骑兵也因此在随后的南北朝大乱世中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明光铠是最为重要的铠甲,这种铠甲因为胸前和背后各有两面大型金属圆护,很象镜子,反照太阳光即发明光,正如汉代镜铭所谓“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所以称为“明光铠”。

明光铠一般颈有盆领,肩覆披膊,腰上束带,个别的还带有腿裙;其在北朝晚期日益流行,表现出取代两当铠的趋势。

明光恺有两种类型,一种胸背各有两面大型圆护,颈设盆领,肩有披膊,腰部束带;另一种形制略有变化,胸甲分成左右两片,居中纵束甲绊,左右各有一面圆护,或作凸起的圆弧形花纹;两肩覆盖披膊,背上套有臂护;腰间扎带,腰带之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上则多裹缚“吊腿”。

此种盔甲形式已经向着欧洲重骑兵的最终形态——全身式板甲发展。

重骑兵的大发展,骑兵手中所持的钢刀已经很难完成破开敌人铠甲杀伤敌人本体的任务,于是慢慢地骑兵手中的武器从钢刀之类的锐利型武器演变成鞭锏锤之类的钝器,靠兵器的重量直接杀伤敌人在盔甲内的本体。

骑兵铠甲的制造愈加精良,当然重量也继续稳步提高,以至于负担如此沉重的甲胄作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当时对士兵的选拔都要求“胜举衣甲”,而马甲也是如此。

(就是挑选出的士兵和战马能够着重甲骑战) 二、宋代的重骑兵 宋朝铁甲的发展又有了变化,整体形制的明光铠渐渐被淘汰,整体形札甲和山文甲再次成为主流,而铁甲的重量则进一步加重,铁甲往往会超过二十五公斤,因为太重,朝廷不得不下令将铠甲的重量限制在二十公斤到二十五公斤之间。

宋代骑兵稀少,因此大多披马甲,这使得宋代军队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从上到下均为重装。

在盔甲的制造技术方面利用了冷锻技术,使得铠甲经久耐用,更为坚固。

为了与西夏、辽,金的重甲骑兵抗衡,宋军除制作了祥符钢铁锁子甲和黑漆吸水山字铁甲外,还推广重甲的使用。

重骑兵的马甲,也进行了大全装和小全装的划分。

大全装:马头的面帘,颈部的鸡项,马身上的甲身,胸前的荡胸,马屁股的搭后连成一片,密不透风,一点都不比西方重甲骑兵逊色。

  小全装:包括甲身,搭尾、了项,鸡项、面子、秋

(左铁右或)六个部分。

  在实战中总结出,小全装比大全装更适用。

  马上重骑兵,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每副用甲叶一千八百二十五片。

《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载,南宋初年,一领铁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约26.86—29.84公斤)。

可见战马驮载的人甲和马具装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达130公斤。

重铠增加了战马的负担,使其难以持久战斗,只有高大健壮而又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甲骑具装的坐骑,即使是这样的高头大马也只能以小跑、慢跑冲锋。

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也出现过重骑兵,如金军的“铁浮屠”、西夏的“铁鹞子”(装备了重甲和大夏龙雀刀的赫连勃勃的胡夏铁骑)等,辽国的重骑兵,蒙古也有少量的重骑兵。

由辽朝皇帝亲自统率的御林军“鹰军”即为重甲骑兵。

近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的一幅辽代“鹰军图’,生动地描绘出这支军队的情形。

金军常常排出轻重骑兵混编的作战队形,即“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

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

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驰击之”(《二朝北盟会编》卷3)。

蒙古骑兵:蒙古汗国和元代军戎服饰以精巧著名。

蒙古高原毡帐诸部未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曾用过鲛鱼皮甲胄、翎根甲,后来则用以牛皮为里的铜铁盔甲。

在彼德堡宫中藏有蒙古骑士遗存的甲胄,内层皆以牛皮为之,外层则满挂铁甲,甲片相连如鱼鳞,箭不能穿。

在描自元代居庸关瀛台上的浮雕中就有罗圈甲、鱼鳞甲和柳叶甲。

《黑鞑事略》:其军器,有柳叶甲、有罗圈甲(革六重),有顽羊角弓,有响箭,有驼骨箭。

关于蒙古骑兵的精良的军器装备,在有关历史文献中以及有关元代出土文物均有明确记载。

据普兰诺.加宾尼记述,蒙古骑兵装备有:2至3张弓、3个装满了箭的巨大箭袋、一把斧,还要带拖兵器的绳子。

领兵者要挎一种其尖端尖锐但只有一面有刃的弯刀,将其装在精美的刀鞘里。

他们所骑的马均有护身甲,有些兵士的马也有护身甲。

马匹的护身甲由5个部分组成,在马的两侧 各有一片甲,一直盖到马头;另一片甲放在马的臀部,和两侧的甲片系结起来,这片甲片上留一个洞,以便马尾从洞里伸出来;另一片甲在马的胸部。

在马额上他们放一块铁板,把它系结在两侧的甲片上。

蒙古骑兵的胸甲是由4个部分组成,一片是从大腿到颈,根据人体的形状来制作;另一片从颈到腰部,同前部的甲片连接起来,每一边肩上固定一块铁板。

他们每一条手臂上也有一片甲,从肩覆盖到手腕,在每一条腿上面覆盖着另一片甲。

所有这几片甲都用扣环连接在一起。

头盔的上部分是用铁或钢制成,但保护颈部咽喉的部分是用皮革制成。

根据普兰诺·加宾尼介绍,蒙古骑兵的甲胄,制法极为精巧,就拿柳叶甲为例,他们先制成宽一指长一掌的若干铁片,在每一个铁片上钻8个小洞。

他们放置3根坚固而狭窄的皮带作为基础,然后把这些铁片一一放在另一块铁片上面,因此这些铁片就重叠起来,他们用细皮线穿过上述小洞,把这些铁片捆在3根皮带上。

在上端他们再系上一根皮线,因此这些铁片就很牢固地连接在一起。

就这样,他们用这些铁片制成一根铁片带,然后把这些铁片带连接在一起,制成铁甲的各个部分。

他们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制成保护人身和马匹的铁甲。

他们将铁片打磨得十分光亮,以至能够在铁片上映出人影。

据《中国古代服饰史》记述,元代有一种翎根铠,用蹄筋,翎根相缀而胶连的甲片,射之不能穿。

还有象蹄掌甲。

蒙古骑兵多为带盔。

另有一种胄作帽形而无遮眉,但在鼻部作一个极大的护鼻器,其状颇怪。

蒙古民族的军队之所以能称霸于欧、亚二洲者,实全恃其精良的骑兵。

少数民族出现的重骑兵主要用于冲击步兵方阵,但始终无法形成主流。

作为游牧骑兵,关键还是机动能力,只要机动力占优,象蒙古轻骑以骑射击败欧洲重装骑兵的战例相当多。

三、明朝的重装骑兵 明朝继承了宋朝的铠甲形制,并将之继续发展完善,中国骑兵身上的重量再次加重,重量再一次上二十公斤。

四、清代的重装骑兵 清代继承了女真人的一贯传统,依然是重骑兵大行其道,不过此时因为火器大行,所以铠甲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女真人一般内穿锁子甲外披棉甲,棉甲外缀铜钉,中敷铁叶,作战时还可浇水让棉花吸水,增加防御枪弹的能力。

这种重骑兵在清代的中前期风光无限,将四周的对手一一打败,最终稳定了中国的疆域。

五、中国重骑兵消亡的主要原因: 1、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板甲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板甲的不可替换性。

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的体制完全不一样,骑兵铠甲马匹都是国家提供,而板甲则往往都是需要为本人专门定制,这样对于中国这种规模化,国家化的军队组织不能相适应,所以最终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而盔甲发展到板甲的程度其实已经属于华而不实,规模化集团化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重铠和欧洲重铠发展轨迹的不同之处。

2、马匹的因素:不阉割的战马每年春季都要发情,如果发情的战马上了战场,对方阵营中的异性战马稍加引诱,战马便会闻风而去——即使它背上驮着的是一位将军。

古代中国的战斗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开战时间从来不让对手选择。

因此,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警惕敌人使用手段损害自己的战斗力,对战马阉割就成了“非如此不可”的选择。

基于此,所有被选进军营的雄性战马都免不了被阉割的命运,当 第一批优秀战马消耗殆尽时,又不得不从原先淘汰下来的马匹中,选择能驮动马铠的战马补充入军营。

在大约100代的时间内中,每代中最优秀的马总被挑出来阉割,剩下的都是千挑万选留下的、不能做战马的驽马生育出的后代。

中国的马种体形小、耐粗饲、基数庞大,这适合中国人口多的现状,但选育始终是弱项,与欧洲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热衷品种培育的风气不同,中国(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对马种的培育相当随意,缺乏科学性和计划性,从未订立谱系,导致不少良马的基因流失,特别是由于中国以农业立国,对马匹的类型的需求以挽为主,由此骑兵用马大多是挽乘、乘挽型,真正的骑乘种少之又少。

驾着拉车的马怎么能和游牧骑兵作战呢

由于地理位置封闭,中国马种长期封闭,外血流入很少,汉武帝千里远征带来的“汗血宝马”就是现在的中亚阿克哈—塔克马,直到现在也算形貌神俊,耐力速力出众的优秀马种,汉武帝希望以此改良骑兵用马,可惜因长期封闭蒙古马系的遗传过于稳定,这种良马对中国马种未产生足够的影响。

3、明、清以后火器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随着专门的火器部队和炮兵的出现,骑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明以后曾作为主要战略力量的骑兵日渐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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