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孔子学当老师读后感
[跟孔子学当老师读后感]做教师若不学孔子乃是一种缺憾跟孔子学当老师读后感几个晚上仔细研读了这本跟孔子学当老师的佳作，掩卷深思，受益匪浅，只感觉自己教学的心旅又多了一份坚定和从容，跟孔子学当老师读后感。
做教师若不学孔子乃是一种缺憾。
孔子之所以值得学习，不仅因为他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更因为他的精神可以成为我们这些中国教师的根。
我们以他的精神为根，不仅可以让自己的日常做人有一个中心，而且能让自己的职业生涯给学生带去一种文化或精神上的熏陶，使他们将来无论做什么也有源自中国文化的根，而不仅仅是让他们通过大学的招生考试，然后便不知道心灵将往哪里去了。
孔子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指导我们教师学习的准则。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这些中国教育大地上的美妙风景，这些深深卷入了我们的教育生活的美好语词，蕴藏着一份宗教般虔诚炽烈隽永的教学之恋。
一大教教心是中国历代优秀教师或读书人秉持的优良传统一。
我们教育学生不仅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一流的学术养育，更是为了能让他们的心灵获得熏陶，即所谓大教教心也。
而大教教心正是中国历代优秀教师或读书人秉持的优良传统之一。
孔子教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教人如何体贴仁心。
在朱熹看来，孔子堪称圣人。
朱子所说的一切堪称完美再现了圣人孔子心目中的大教，他甚至将圣人之心圣人之教与真正伟大的教育视为同一事物，认为教师教学学生求学都必须先立大本，即以圣人或孔子式的仁心，来统摄自己的教学活动。
吾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
朱熹。
这种仁心在我们实际教学当中就是那种对学生无私的爱。
中国式的大爱学生，就是用自己的努力求学与不息探索，为学生做求学正心的榜样与引导，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学术与人生道路，读后感《跟孔子学当老师读后感》。
这种大爱反过来又会激励教师终身求取学问，端正品行脚下出现一条青石铺就的莲花道，从而将教学引入教学相长的最佳轨道。
二学第一，教第二永远是教师不懈追求的教学思路。
学仍然是教师的第一命根。
有了很好的学，就会有很好的心与教。
广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第一需要是要想赢得学生的钦佩与追随，哪怕只是少部分学生的钦佩与追随，都得有真才实学和拿得出手的品行。
对教师来说，有学问，行，无需遮掩，是一件多么体贴畅快的事；没学问，不行，还要演戏，是一件多么耻辱难受的事。
艺高人胆大，国学大师或那些真正有学问的教师如梁启超，章太炎等这些大先生，他们的底气实在太足了，以至那些不好学的学生也不敢诋毁他们的尊严，而那些好学的学生更是只能仰之弥高，心悦诚服地跟在后面，收获从游之幸福与快乐。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
教书不等于教学。
教书是教别人的书自己不了解的别人编写的教材。
教学教的是自己通过学习撰写出来的书，把自己的学教给学生，或者是把自己的渔送给学生，而不是弄一盘死鱼给学生吃。
所以在思考教学的时候，与其为了趋新或想出更动人并且更新颖的教学模式，不断地建构新概念，还不如冷静下来，想一想教学的永恒之道，让自己一下子安心算了，然后就去实践。
大量的教学实践恰恰可以表明了孔子用其教学实践诠释的教学之道支配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最喜欢的事不是教，而是学，他不停地学，藉此当上了教师，获得了快乐。
孔子是把自己研读过的历史文化遗产变成了自己的文，换言之，他消化了自己所能学到的历史文化遗产，把它们变成了自己肚子里的学问。
难怪他可以心情快乐底气十足地站在他那座土堆起来的杏坛上。
学就是孔子借以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
在确立人生第一乐事的过程中，孔子遇到的最大诱惑是思。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把思作为第一乐事。
思必以学为基础，否则思与学都无乐趣了。
因此可以说，孔子之所以能够当上教师，尤其是他之所以能够通过教学，通过与学生相处，品尝到类似与真正贴心的朋友或知己进行交流的幸福，全是来源于他的学而时习之。
陶行知先生常说，当教师的，得先学而不厌，方可能体会诲人不倦的大乐。
钱穆，朱自清们似乎没有这样说过，但他们的幸福教师生涯同样是建立在自己不断为学的基础之上。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其中不愠与乐乎皆来自学，换言之，学实为教学或教师生活之本。
只有先学了，才能教学，才能成为不愠与乐乎的教师。
孔子即是先通过历史文化将自己所要教授的义理研究清楚，然后才来教学生。
他是一位真正的以学与思作为教体的教师。
〔跟孔子学当老师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当年明月”是谁
当年明月，本名石悦，男，顺德海关公务员；副研究员，明史学会会员，青年历史学者，心灵历史开拓者，担任国内多家电视台文史类节目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所著作品《明朝那些事儿》销量过五百万册，为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多次获得“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卓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等荣誉，位列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2007-2008年度系列畅销书第一名，该系列作品已被译为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发行。
1980年出生，现为中国海关总署缉私警察。
以《明朝那些事儿》起于网络江湖，受到读者的热捧。
当年明月堪称草根讲史的集大成者，大家的认可印证了当年明月的那句话：“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
”网络红人原被领导认为“很一般”，成名后获重用，最近被借调北京(任海关总署下属杂志《金钥匙》编辑)。
虽然一样是说史，但当年明月用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
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
权谋之术、战争之策、诡计之术大饱人胃口。
历史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当年明月和他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得到的显然也并不是鲜花。
网上围绕当年明月的争论、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个被人喜爱、被人热捧同时又被人批评、抨击的著名网络写手，成为我们的年度新锐写手候选人，实至名归。
当年明月，2006心灵历史开创者，强调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
长文《明朝那些事儿》狂飙突起于天涯论坛，后转战新浪。
天涯、新浪月点击率均月超百万，引起“明矾”骚乱，相关事件被媒体命名为“明月门”。
截止到2008年，《明朝那些事儿》（由当年明月在新浪的博客陆续推出）已经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了五部，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了两部。
中國文學論叢怎么样
原文见本人博客： 此处看不到演示的Flash及部分高亮格式。
最近在公司（联科集团）内部电子邮件讨论某些话题时提到了“钱穆”以及他写的一些书，于是CEO让我和CJ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读书心得。
这里我将我的分享演示及文本贴到这里，与各位分享。
钱穆先生（Ch'ien Mu），本来我以为很多人知道他的大名，后来发现并不是。
他的具体生平我就不介绍了。
一位中学肄业的人能有如此大的成就，非常人毅力。
顾颉刚、胡适、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司徒雷登、香港中文大学、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与他都有好多说不完的故事。
有兴趣的可以从百度、谷歌、维基百科、互动百科等八卦一下。
我想，八卦得越多，你也许会越佩服他。
以下内容都是我写的，或者我摘抄的。
如有错误，尽请赐教。
分享会标题：讀書會——小窺歷史與文學之美 内容提要： 歷史在於求真，文學在於求美。
卡夫卡說：“人們真正需要的書，應該是一把能擊破我們心頭冰海的利斧。
”我想，錢穆先生的書就是其中一把利斧。
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其間治亂興替，波譎雲詭。
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精神》一書中以其淵博的史學涵養，敏銳的剖析能力，使人得窺中國歷史文化之堂奧，深入瞭解五千年來歷史精神之所在，從而認清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所背負的歷史使命及應當努力的方向。
《中國文學論叢》原本名為《中國文學講演集》，集結了錢穆先生數年來在中國各地有關中國文學的講演稿和少數筆記，分享了先生對中國文學的精妙見解。
我們希望通過對此兩本書的閱讀分享，讓大家“知之”；借以講座，引各位“樂之”；結束之後，能使諸君“好之”，那麼歷史和文學或許能讓我們發現 “坐銷歲月於幽憂困苑之下”的生趣，並幫我們“盡其可能地保留審美的人生態度和精致的生活藝術。
” 分享演示（使用Prezi.com制作）： 注：Prezi.com对繁体中文支持好过简体中文，但仍然有些字显示不了，所以某些地方（比如繁体的“歷”、“黃”、“說”等等），我用拼音替代。
不影响阅读。
若下面的Flash演示看不见，可以访问此链接： ClusterTech 讀書會 --《中國文學論叢》（錢穆） on Prezi 《中国文学论丛》原文摘抄（演示中我转换成了繁体，而且根据主题不同，内容先后顺序有所调整）： 1.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 42页 中国文学之理想境界，并非由一作家远站在人生之外圈，而仅对人生作一种冷静之写照。
亦非由一作家远离人生现实，而对人生作一种热烈幻想之追求。
中国文学之理想最高境界，乃必由此作家，对于其本人之当身生活，有一番亲切之体味。
而此种体味，又必先悬有一种理想上之崇高标准的向往，而在其内心，经验了长期的陶冶与修养，所谓有“钻之弥坚，仰之弥高”之一境。
必具有此种心灵感映，然后其所体味，其所抒写，虽若短篇薄物，旁见侧出，而能使读者亦随其一鳞片爪而隐约窥见人生之大体与全真。
43页 人生不能脱离大群， 而人群亦复不能脱离自然。
故个人人生，不仅当与大群人生融凝合一，而又须与大自然融凝合一，此即中国思想传统中之所谓万物一体与夫天人合一。
2. 中国散文 71页 宋明理学注重人格修养，这正如韩愈所说：我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
尤其如朱子、阳明，是理学家中能文的。
他们的文章，也都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切事物及对外应接都装入其诗文中去。
从这里，我们更看得清楚些，所谓文以载道，其实是要在文学里表现出作者的人生。
72页 他（姚鼐）又特别提出八个字来作为衡评文学的主要标准。
此八字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此八个字遂为桐城派做文章的依据。
我们可说神、理、气、味四字， 偏在文学的人生方面。
格、律、声、色四字，则偏在文学的技巧方面。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重，而桐城派言义理，其实有些即已涵在他们所举神、 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之内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张。
此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即是文章与义理兼通互用融化合一了。
因此桐城派 主张文章的每一辞句，都得含有道德意味在内，都得慎细考虑，从严检别。
这样的写作态度，可算得是很严肃的。
73页 从这一观点，章氏（章学诚，《文史通义》）又申述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今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诸语。
照这样做来，则可成为如古代诸子，成一家之言，而不专限在文学中去学文学。
3. 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 82页 相传清代乾隆下江南，路遇雪景，脱口唱道：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这是俗诌，不成诗，下面又没法接得下，但纪晓岚从旁接道：飞入芦花皆不见。
这一句也成为画龙点睛，使上三句全都生动了，这就有了诗境和诗味，勉强 也算得是诗了。
此事固非实有，只是了解文字的人捏造来讥笑乾隆。
但我们正可借来说明，一段文字，如何便不成为文学，如何便可被目为文学之所在。
4. 谈诗 124页 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
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125页 故中国人学文学，实即是学做人一条径直的大道。
130页 我这些琐碎话，只说中国文学之伟大有其内在的真实性，所教训我们的，全是些最平常而最真实的。
倘我们对这些不能有所欣赏，我们做人，可能做不通。
因此我希 望诸位要了解中国文学的真精神。
中国人拿人生加进文学里，而这些人生则是有一个很高的境界的。
这个高境界，需要经过多少年修养。
但这些大文学家，好像一开 头就是大文学家了，不晓得怎样一开头他的胸襟情趣会就与众不同呀
好在我们并不想自己做大文学家，只要欣赏得到便够了。
你喜欢看梅兰芳戏，自己并不想做梅 兰芳。
这样也不就是无志气。
当知做学问最高境界，也只像听人唱戏，能欣赏即够，不想自己亦登台出风头。
有人说这样不是便会一无成就吗
其实诗人心胸最高境 界并不在时时自己想成就。
大人物，大事业，大诗人，大作家，都该有一个来源，我们且把它来源处欣赏。
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当下即是一满足，便何论成 就与其他。
让我且举《诗经》中两句来作我此番讲演之结束。
《诗经》说：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不忮不求，不忌刻他人来表现自己，至少也应是一个诗人的心 胸吧
5. 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 180页 人不能独立营生，必群居以为生。
既相群居，则必求其同。
而相与群居者，则仍属各个人。
个人与个人间，终必有异。
故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乃为人生一大艺术。
6. 品与味 215页 次言地利，中国全国之锦绣河山，乃为中国人陶冶品格一大温床。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中国人山水之乐，其性其情，固本天赋，亦属地成。
东岳泰 山，西岳华山，积朝野数千年之经营，有天然，亦有人文。
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以及其他如四川之峨眉，云南之括苍，湖北之武当，安徽之黄山、九华，江西之庐山、青原，山西之太行，浙江之天台，更如两广福建等诸省各有名山胜景，亦莫不有人文荟萃。
而河济江淮四大渎，则又流贯其间。
又如江之有汉，河 之有渭，西南之有澜沧江、珠江，东北之有黑龙江等，古人著有《水经》。
水又汇而为湖泊，如云南大理有洱海，昆明有滇池，湖南有洞庭，江西有鄱阳，苏浙有太 湖。
又如杭州有西湖，济南有大明湖，川渎湖泽，几乎遍地皆是。
岂能盈篇累幅，逐一称举。
中国乃如一幅大山水，一山一水，又必有人文点染。
故游中国山水，即如读中国历史，全国历史尽融入山水中。
而每一山水名胜之经营构造，亦皆有历史可稽。
如西湖，自唐之白乐天，吴越之钱武肃王，北宋之苏东 坡，循此以往，上下一千年，西湖非由天造地设，乃有人文灌溉。
故此中国一幅大山水，不仅一自然，乃由中国人文不断绘就，其多情多味有如此。
220页 中国山水园亭亦不宜辟为近代之观光游览区。
近代之观光游览必广揽游众，乃可赢利。
故凡属胜境，惟求通俗化，遂使群客奔波尽兴。
实则人看人，倘兼以歌唱舞 蹈，愈撩乱，则愈活跃，心神无片刻安顿处，斯为观光之成功。
凡属观光，乃求动，不求静。
乃求热闹，不求清净。
此乃近代人心一大趋向。
中国风景皆求清赏， 鸟鸣山更幽，始觉此山中之深趣。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倘亦男女杂沓，喧哗拥挤，转眼即过，则七日亦在一瞬间。
此始是近代观光客游览客所要求，如 此才感快意。
7. 读书与游历 240页 中国书读不完，中国地也走不完。
而更所遗憾的，当吾世之中国人，似乎心不爱中国，不爱读中国书，亦不爱游中国地。
更主要的，是不爱中国古人，因此中国古人所活动的天地，也连带受轻忽，受厌弃。
像是天地景物都变了，总似乎外国的天地景物，都胜过了中国。
243页 故中国地理，得天既厚，而中国人四千年来经之营之，人文赓续自然之参赞培植之功，亦在此世独占鳌头。
计此后，在中国欲复兴文化，劝人读中国书，莫如先导人 游中国地。
身履其地，不啻即是读了中国一部活历史，而此一部活历史，实从天地大自然中孕育酝酿而来。
不仅是所谓天人合一之人文大理想，而实具有几千年来吾 中华民族躬修实践之大智大慧而得此成果，可以有目而共睹。
求之历史，不易骤入，求之地理，则惊心动魄，不啻耳提而面命。
我读的版本是由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ISBN 7-108-01720-2\\\/K.362 《中国文学论丛》这本书可以从这里看到简体中文全文。
其他的著作网上多半都有PDF提供下载。
其实，有关钱穆，我最想写的是他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的艰辛过程。
拖了估计有一年了吧，下次单独写，一定。
哦，对了，差点忘记说了。
有关文章中写的孔子的那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我演讲时发错音，被香港同事指出，我们CEO Dr. Suen给出了非常准确的解释。
令人汗颜的是，我们当时在座的大陆同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字还有三种发音，都以为只有两种。
各位知道是哪个字，发的什么音么
答案参考这里吧：
《大明王朝》是谁写的
和平写的。
也就是《康熙大帝》、《雍正王 》的作者。
以下是参料 “（创作《大明王朝1566》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
” ——刘和平 刘和平，祖籍湖南邵东，长于湖南衡阳，50年代生，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
幼辍学，从父读书。
编有《甲申祭》、《雍正王朝》、《沧海百年》等剧作，为国家一级编剧。
好从字里行间读史，被聘为南开大学兼职历史教授。
随着本月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其同名电视小说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书的作者兼电视剧总制片人、编剧刘和平。
在谈到创作理想、成书与拍摄过程时，刘和平那种要“于世有补”的入世精神，以及湖湘人士独有的“挺”、“忍”处世原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越来越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受老子影响很深的人，从写作理念，到人生态度。
这种影响成就了他的创作，也使得他认为人生枯淡无味，无可留恋，“人之大患，在吾有身”，现在饭蔬饮水，起居如僧，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关于成书过程：“我准备了一辈子” 记者：《大明王朝1566》这部书虽然长达70多万字，但听说您在写作时并没有拟出创作提纲
刘和平：这本书不能有提纲，因此我才用了一种随物赋形的写法，同行们戏称为“太极结构”。
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说嘉靖39年整个腊月到40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
嘉靖、海瑞这两个人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
八卦是不断是变爻的，怎么变，要变出来才知道，所以我不敢也不能事先列出提纲。
写着写着，有时发现太阴太阳都停下来，也就是嘉靖和海瑞都没戏了，可周围的八卦还在转动，我只有去写嘉靖、海瑞周围的人。
这样写其实挺难的，一是要有大量的细节描写来支撑，二是在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要揭示他深层的心理奥秘和隐蔽的行为动机。
所以我最不喜欢别人问我“这章节写的是什么”、“那章写的又是什么”，人物关系都是“你生于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和生活也是这样，没有完全明确的分野。
记者：为写此书准备了多长时间
刘和平：写书前我只做两方面的具体准备，一方面是史料的准备，另一方面是“思”的准备。
等到创作时就把“思”丢掉，把“理”找出来，用大历史观来观照想要表现的那一段历史。
剩下的就是“想”，进入到想像空间。
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
这样很耗精力，我几乎有一半时间是打着点滴来写。
从精神方面来说，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得很久很久了。
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忧患意识与“不可名言” 记者：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虚构与史实的关系向来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被诟病。
刘和平：我觉得在这部书中，我完成了“两个突围”：对于传统模式下小说的叙事方式的一种突围；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突破所谓史实的约束的一次突围。
史学研究是落在“研究”两个字上，或者说历史考证是落在“考证”两个字上，而文学创作是落在“创作”两个字上。
试想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你不允许它创作，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剧、电影都面临着一种困境。
尤其是历史剧，它还不同于小说。
在小说中作者可以跳出来发言，甚至直接把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转换成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谓的“缺乏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可历史题材的戏剧、电影就不同了，它要求人物自己说话，这样一来，一度创作的作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剧，他在面对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构建戏剧性这两方面的要求时，就带来了永远难以妥协和互让的矛盾。
其实这个矛盾在几百年前就已得到解决。
最著名的是英国的莎士比亚。
中国的《三国演义》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三国演义》的出现是对文史不分的一种突围，就是在文学眼中的历史终于有了独立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取得花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是通过无数代人的努力所完成的。
包括宋代的说唱艺术，元代的戏曲，在中国民间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说唱后世无数人心目中的历史。
到了明代才水到渠成，先是出现了《水浒传》，然后是《三国演义》，直接冲击官修史学。
今天有一些观点，认为《三国演义》说的就是当时一种完全正统的思想，但很少人从里面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深深怀念着汉民族的最后一个英雄时代。
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朝的那些汉人，对曾经的汉人群星璀璨的时代的再出现，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呼唤，所谓汉、晋，不过是一个表象。
我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在今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河文化（指农业文明）逐渐走向海洋文化（指商业文明）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认自己原本是从大河文化，也就农耕文明中来的。
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转型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在逐渐丢掉几千年来大河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精神遗产，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深入骨髓，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许多中华民族的传人不愿看到的。
这就出现了近几年呼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
当一种新的思潮来临的时候，你进入其中，并且用作品来表现这种思潮的时候，它本身承载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来，就一定会得到强烈的共鸣。
我2005年3月开始写《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2006年3月开机，2007年1月播出，运作速度之快在行业内被称为奇迹。
我其实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人们呼唤某个东西已经够久了。
记者：也就是说选择嘉靖朝最后五年作为《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背景，您的创作初衷源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忧患意识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只写到嘉靖之死，我还会写一部《大明王朝1587》来讲后面的事情。
是这个题材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题材。
就像是《三国演义》选择了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选择了《三国演义》。
当然，我不能跟罗贯中比，我说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写这本书也是因为海瑞引出来的。
最早是海南省和海口市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请我去，希望我写海瑞，宣传海瑞。
其原因之一是某中央领导在视察海口时打破行程，专门去凭吊海瑞墓。
海瑞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深深感动着我们，为何不宣传海瑞呢
这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社会思潮的呼唤。
当农业经济转为商业经济时，要永远记住民族精神不能丢，人们不能过于趋利、趋乐。
须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记者：在历史小说里，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人世感悟最后都要通过文学手段来表达。
刘和平：最伟大的史书是史诗而不是其他，这个史诗不是指狭义的史诗。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说史以外，写历史的人还要用文学赋予历史以精神。
我很清醒地知道到我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用文学手法表现历史题材，创作者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传历史之神——这就是我的追求。
在文学创作者那里，最后只剩下一个真实，就是“心的真实”，这是终极真实，而不是所谓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达到了这个真实，读者就不会斤斤计较于历史，他宁愿相信，作者笔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
怎样摆脱历史对文艺作品的束缚这是一道门槛，其实用道家的智慧，这个门槛会一下跨越。
老子思想中有一个核心话题是“不可名言”，不要去说它是什么，而去说它不是什么。
比方说嘉靖，不要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但可以去说他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不要去说严嵩是一个大奸臣，可以去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首辅。
关于嘉靖和海瑞：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前面聊了不少“道”的层面的东西，现在谈谈技术层面的事吧，对读者来说，更关心的可能还是一些具体的问题。
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作者免不了要被问及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话题。
刘和平：其实我不太愿意把我的历史观点说给读者和观众。
有媒体让我向对明朝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些我认为不错的书，我的回答是我不好推荐大家去读什么书。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如果说真的对历史感兴趣，那么就去书店翻一翻，翻到哪本书觉得有意思了，就去读哪一本。
任何人的建议都是一种干扰。
但既然我们在说《大明王朝》这本书，这些肯定也要谈的。
你问吧。
记者：我记得钱穆《国史大纲》解读明史一章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云，“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据钱先生分析，明代为中国历史政治的转折时代，自此中国历史方自“尊师相，抑君权”之传统士大夫政治真正进入帝王专制时期，其中所产生的流弊远播后世。
您怎么看待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以及所凸显的历史问题
刘和平：我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吧。
明朝人特别是我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
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到了明朝，几乎达到一个顶峰，最严重的问题是“朝廷不分”、“家国不分”。
记者：全书开头就写廷杖大臣。
刘和平：我就是想用廷杖这个细节，几板子打出明朝王权主义到了极致的本质。
“家国不分”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
这可能和明朝开国皇帝的身份有关。
凡是平民皇帝夺得天下，“家天下”的感觉都要比贵族社会强烈。
明朝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因为只要是封建体制，就离不开使用文官集团来统治偌大的农民国家，可朱明王朝除了隆庆外，其他皇帝都心理扭曲，“反智”、“仇富”得厉害。
记者：可隆庆只在位6年。
刘和平：这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后人对他的一生有一个错误的评价，认为他懦弱、无能，只知耽于酒色，我在书里写的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不是这样的。
明朝的分封制从朱元璋始，全国各地的藩室宗亲都拥有大量财富，而最大的经济利益即得者就是皇帝，王权操控经济的现象到了极致。
尤其是我书中所写的年代，嘉靖27年不上朝，但有一件事他乐此不疲，就是每天躲在宫里算帐。
可以说当时真正的户部尚书，就是嘉靖本人。
记者：说到嘉靖，我记得在书前面描写各种权力斗争的铺陈之后，第十三章第13幕“玉熙宫大殿”里，皇帝、内阁（裕王集团与严嵩集团）、宦官集团的三大权力交锋尤为出彩，其中嘉靖作为一代雄猜之主的驭人之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的嘉靖果真有此手腕
您怎么看待嘉靖这个人
刘和平：到嘉靖这个时期，是每个人都难以找到自己人生位置的时期，因为天下第一人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位置。
嘉靖的人生正确位置应该是“圣主贤君”，但这样一来，他就要成为国家的奴隶。
雍正是心甘情愿作最大的奴隶，但嘉靖不同，他有着从老庄那里学来的智慧，他不想这样生活。
他认为既然上天选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但个人生活要自己来掌控。
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生存点――“无为而无不为”。
于是才出现大明王朝唯一在任二十年的首辅严嵩。
嘉靖是经历过“大议礼之争”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里有权，就要面对天下责任，掌握利益分配，这个权力背后其实是骂名，也就是意味着每天的日子都过不好。
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政治体制，真要勤政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完，还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柜”的道理。
他的不上朝只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比如拿一件东西给朝臣，让他们去揣摩圣意，作为皇帝，他从中也得到乐趣。
权力最终是带来乐趣。
他最后不杀海瑞，就这一点历史就对他刮目相看，崇祯勤政17年，最后的结果是杀了袁崇焕。
记者：海瑞在书中是否太完美了些
黄仁宇认为海瑞的失败在试图用道德解决制度问题，因为明代官僚俸禄极低，几乎到无人不贪的地步，海瑞死后才留下20两银子，要求众多官僚达到如此道德境界几乎不可能。
刘和平：海瑞是中国封建腐败官场的恐怖分子，他采取的都是自杀性袭击行为。
他是大明王朝的“金刚化身”，张居正所说的“国之利器”，是难能可贵的人。
海瑞是向整个腐败的大明王朝宣战，但最后他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堂吉珂德，他并没有敌人，谁都不是他的敌人，他只是在和风车作战。
海瑞性格的形成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当时理学盛行，有很多洁身自好的人，用精神层面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人生，在海瑞的家乡，就产生了像写《大学衍义补》的丘竣这样的人物。
但这个大背景还不足以造成海瑞。
他本身有回族血统，其祖上叫海达尔，据说是元朝时候从中东过来的。
他虽不是纯粹的汉人出身，祖上几代传下来也已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但血液中的宗教因子还是有的。
另外海瑞出生、成长于海南岛，那里当时可称之为穷乡僻壤，物质生活水平非常之低下，再加上他4岁丧父，从小由寡母带大，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恋父情结。
其母教他“尔虽无父，既食君禄，君即尔父”，他把嘉靖当做了父亲。
最后三法司就是以“儿子辱骂父亲大不敬”的名义定海瑞的罪。
记者：而嘉靖这个猜忌的皇帝对这个罪名也认可。
刘和平：嘉靖也默认了。
三法司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是您的儿子，杀与不杀您做父亲的来决定”。
后来嘉靖也没杀海瑞。
嘉靖和海瑞，一个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他们互相懂得。
而在我的心目中，对这两个孤独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共鸣。
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隶，却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27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对自己制定的原则绝对不放弃。
两个人都在坐牢，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除开主线叙事外，书中的支线情节及次要角色也都各具特色，比方深通官场游戏规则的商人沈一石、失意士大夫高翰文、抗倭名将戚继光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三人分别代表了明代经济、政治、军事各弊政下生存的人物，他们有能力却都失败了———戚对军事制度的改革最终失败，嘉靖时已是勉力支撑。
分别谈谈这三人的失败根由吧。
刘和平：“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 记者：这个是嘉靖驾崩前说的话吧。
刘和平：是。
当时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困境之下：沈一石是皇权操纵经济下的典型的牺牲品，高翰文是中国知识分子另类的写照，戚继光在书中的结局还不算太失败，基本上得其所哉。
唯有一个人，相对他人的境况比较超脱，这就是李时珍。
记者：这个李时珍是指历史上的李时珍还是您心目中的李时珍
刘和平：是我心目中的李时珍，因为我觉得像李时珍这样的人，不单单是一位名医，他的人生应该有这样的超脱。
关于个人：我的肉身只是一个工具 记者：《大明王朝1566》的扉页上印着“献给父亲”的字样，您也提到自己早年是“从父读书”。
刘和平：我父亲解放前做过记者、主编，解放后是剧团的编剧，母亲是戏曲演员。
我从小在剧场里长大，13岁休学，从父读书，15岁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推车，两个人还比不上别人一个人。
但对我来说是一段幸运的时光。
当时村中有他们抄家得来的很多书，经史子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我们白天出工，晚上一灯如豆，我和我父亲对坐读书。
我记得我当时想写古诗，父亲说那是一件难事，劝我不要写。
时隔不久，我写了一首平仄准确、中规中矩的七律拿给他看，他大吃一惊。
《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那时候背诵下来的。
我现在写书，古书上的一些话可以信手拈来，主要是因为有这份童子功。
记者：可惜您的父亲生前没有看到这本书。
刘和平：连《雍正王朝》他都没有看到就去世了。
所以我在书的前面说“献给父亲”。
记者：一个作者在写书时只要面对自己就可以了，但作为制片人，每天都要和各色人等合作，处理各种关系。
作为一介书生，如何应付
刘和平：作为一件事情的组织者，要用人格力量去感染别人。
在作制片人的过程中，第一，个人要素丝不染，几千万的投资虽都是我一个人拉来的，但直到现在，我名下4万元的宣传、交际费用还没有用完；第二，剧本本身也使所有参加拍摄的演员都兴奋不已，带着敬畏感和敬业心来面对这部作品，这比任何行政手段都管用。
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我从传统文化中悟出很多道理。
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我基本上像嘉靖一样，隐身在幕后，在挑选好张黎导演等国内第一流的创作班子后，我就做甩手大掌柜，把具体事情交给“二掌柜”去做。
另外一条，是控制好财务。
记者：您喜欢做那些每天必须完成的事务性工作吗
刘和平：非常地不喜欢，也只好“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为了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敬畏心和感恩心我会坚持去做。
我是湖南人，这就要说到湖湘文化。
曾文正公说过，干大事者必须有两个字，一是“忍”字，二是“挺”字。
这也是我的生命感悟。
除了忍和挺，还要“于世有补”。
当你只剩下精神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精神的强大会完成的。
我现在做制片人，就是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拍成一部不走样的电视连续剧。
我的肉身只是做这件事的一个工具。
包括写书，虽然很没有成就感，但一定要把它完成，我得完成我作为工具的使命。
所以我常抱着两种心态创作，一种是感恩心，一种是敬畏心。
“小车不倒只管推”，一切由不得我来选择。
记者：您受老子影响很深啊。
刘和平：我哪一天写不出东西了，就去出家，去落发受戒，在某个寺庙里做个方丈。
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到曾文正公所说的“心力交瘁，但求速死”，活着的确是了无生趣。
我对生命一点都不留恋，也不热爱，每天除了工作，就是为了肉体的生存而吃东西、睡觉，也没有任何嗜好。
立德、立功、立言都与我本人无关。
老子说“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我觉得现在自己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记者：求仁得仁，亦复何怨。
刘和平：我是求难得难，不难还要我干什么。
未来的生活我早已做好准备，我会按我的想法身体力行。
《大明王朝1566》，刘和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59.00元
中图教育是不是像同学们说的那样好
钱穆先生谈 诗文 | 钱穆摘自三联版《中国文学论丛》国学大师钱穆在这篇《谈诗》的文章中说，“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
”在钱穆看来，读诗不是为了成为诗人或文学家，而是学会欣赏，通过欣赏接触到更高级的人生，获得一生中无穷的安慰。
但同样是读诗方法的问题，钱穆主张读诗应该读某个诗人的全集，然后再将每首诗放进诗人的年谱去读，比如杜甫的诗、苏轼的诗，都可以这样去读，倘若只读选出来的《全唐诗》，那么读诗的境界终究是不高的。
一今天我讲一点关于诗的问题。
最近偶然看《红楼梦》，有一段话，现在拿来做我讲这问题的开始。
林黛玉讲到陆放翁的两句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有个丫鬟很喜欢这一联，去问林黛玉。
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
”下面她告诉那丫鬟学诗的方法。
她说：“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
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
得了了解以后，就会懂得作诗了。
”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
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
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
若说它完全没有人地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
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
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
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
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
无意境，无情趣，也只是一俗人。
尽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
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
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
此刻先拿黛玉所举三人王维、杜甫、李白来说，他们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
王摩诘是释，是禅宗。
李白是道，是老庄。
杜甫是儒，是孔孟。
《红楼梦》作者，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
故特举此三人。
摩诘诗极富禅味。
禅宗常讲“无我、无住、无着”。
后来人论诗，主张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但作诗怎能不著一字，又怎能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呢
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
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此一联拿来和上引放翁一联相比，两联中都有一个境，境中都有一个人。
“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那境中人如何，上面已说过。
现在且讲摩诘这一联。
在深山里有一所屋，有人在此屋中坐，晚上下了雨，听到窗外树上果给雨一打，朴朴地掉下。
草里很多的虫，都在雨下叫。
那人呢
就在屋里雨中灯下，听到外面山果落，草虫鸣，当然还夹着雨声。
这样一个境，有情有景，把来和陆联相比，便知一方是活的动的，另一方却是死而滞的了。
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
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
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
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
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都在那里叫。
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
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
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
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
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
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
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
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什么杂感之类，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
但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
我们也会因为读了这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涵的意义。
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
亦即所谓欣赏。
我们读上举放翁那一联，似乎诗后面更没有东西，没有像摩诘那一联中的情趣与意境。
摩诘诗之妙，妙在他对宇宙人生抱有一番看法，他虽没有写出来，但此情此景，却尽已在纸上。
这是作诗的很高境界，也可说摩诘是由学禅而参悟到此境。
今再从禅理上讲，如何叫做无我呢
试从这两句诗讲，这两句诗里恰恰没有我，因他没有讲及他自己。
又如何叫做无住无着呢
无住无着大体即如诗人之所谓即景。
此在佛家，亦说是现量。
又叫做如。
如是像这样子之义。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只把这样子这境提示出来，而在这样子这境之背后，自有无限深意，要读者去体悟。
这种诗，亦即所谓诗中有画。
至于画中有诗，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画到最高境界，也同诗一样，背后要有一个人。
画家作画，不专在所画的像不像，还要在所画之背后能有此画家。
西方的写实画，无论画人画物，与画得逼真，而且连照射在此人与物上的光与影也画出来。
但纵是画得像，却不见在画后面更有意义之存在。
即如我们此刻，每人面前看见这杯子，这茶壶，这桌子，这亦所谓现量。
此刻我们固是每人都有见，却并没有个悟，这就是无情无景。
而且我们看了世上一切，还不但没有悟，甚至要有迷，这就变成了俗情与俗景。
我们由此再读摩诘这两句诗，自然会觉得它生动，因他没有执着在那上。
就诗中所见，虽只是一个现量，即当时的那一个景。
但不由得我们不即景生情，或说是情景交融，不觉有情而情自在。
这是当着你面前这景的背后要有一番情，这始是文学表达到一最好的地步。
而这一个情，在诗中最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
唐诗中最为人传诵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里面也有一人，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
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
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三字涵义，且教你自加体会。
又如另一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一诗，最重要的是“对愁眠”三字中一愁字。
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天色已经亮了，而他尚未睡着，于是他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那里的打钟声，从夜半直听到天亮。
为何他如此般不能睡，正为他有愁。
试问他愁的究竟是些什么
他诗中可不曾讲出来。
这样子作诗，就是后来司空图《诗品》中所说的羚羊挂角。
这是形容作诗如羚羊般把角挂在树上，而羚羊的身体则是凌空的，那诗中人也恰是如此凌空，无住、无着。
断魂中，愁中，都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如凌空不着地，有情却似还无情。
可是上引摩诘诗就更高了，因他连断魂字愁字都没有，所以他的诗，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6二以上我略略讲了王维的诗，继续要讲杜工部。
杜诗与王诗又不同。
工部诗最伟大处，在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
上一次我们讲散文，讲到文学应是人生的。
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主张文学要人生化。
在我认为，中国文学比西方更人生化。
一方面，中国文学里包括人生的方面比西方多。
我上次谈到中国散文，姚氏《古文辞类纂》把它分成十三类，每类文体，各针对着人生方面。
又再加上诗、词、曲、传记、小说等，一切不同的文学，遂使中国文学里所能包括进去的人生内容，比西洋文学尽多了。
在第二方面，中国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实人生放进他作品里。
这在西方便少。
西方人作小说剧本，只是描写着外面。
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其作品中，这就是杜诗伟大的地方。
刚才讲过，照佛家讲法，最好是不著一字，自然也不该把自己放进去，才是最高境界。
而杜诗却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迸了。
儒家主放进，释家主不放进，儒释异同，须到宋人讲理学，才精妙地讲出。
此刻且不谈。
现在要讲的，是杜工部所放进诗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平平淡淡，似乎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
他把从开元到天宝，直到后来唐代中兴，他的生活的片段，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他家庭，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国家，一切与他有关的，都放进诗中去了，所以后人又称他的诗为诗史。
其实杜工部诗还是不著一字的。
他那忠君爱国的人格，在他诗里，实也没有讲，只是讲家常。
他的诗，就高在这上。
我们读他的诗，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
正为他不讲忠孝，不讲道德，只把他日常人生放进诗去，而却没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最高的境界。
若使杜诗背后没有杜工部这一人，这些诗也就没有价值了。
倘使杜工部急乎要表现他自己，只顾讲儒道，讲忠孝，来表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有大道理的人，那么这人还是个俗人，而这些诗也就不得算是上乘极品的好诗了。
所以杜诗的高境界，还是在他不著一字的妙处上。
我们读杜诗，最好是分年读。
拿他的诗分着一年一年地，来考察他作诗的背景。
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什么背景下写这诗，我们才能真知道杜诗的妙处。
后来讲杜诗的，一定要讲每一首诗的真实用意在哪里，有时不免有些过分。
而且有些是曲解。
我们固要深究其作诗背景，但若尽用力在考据上，而陷于曲解，则反而弄得索然无味了。
但我们若说只要就诗求诗，不必再管它在哪年哪一地方为什么写这首诗，这样也不行。
你还是要知道他究是在哪一年哪一地为着什么背景而写这诗的。
至于这诗之内容，及其真实涵义，你反可不必太深求，如此才能得到它诗的真趣味。
倘使你对这首诗的时代背景都不知道，那么你对这诗一定知道得很浅。
他在天宝以前的诗，显然和天宝以后的不同。
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的诗，显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有不同。
和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又不同。
我们该拿他全部的诗，配合上他全部的人生背景，才能了解他的诗究竟好在哪里。
中国诗人只要是儒家，如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都可以按年代排列来读他们的诗。
王荆公诗写得非常好，可是若读王诗全部，便觉得不如杜工部与苏东坡。
这因荆公一生，有一段长时间，为他的政治生涯占去了。
直要到他晚年，在南京钟山住下，那一段时期的诗，境界高了，和以前显见有不同。
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
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
我第一次读苏诗，从他年轻时离开四川一路出来到汴京，如是往下，初读甚感有兴趣，但后来再三读，有些时的作品，却多少觉得有一点讨厌。
譬如他在西湖这一段，流连景物，一天到晚饮酒啊，逛山啊，如是般连接着，一气读下，便易令人觉得有点腻。
在此上，苏诗便不如杜诗境界之高卓。
此因杜工部没有像东坡在杭州徐州般那样安闲地生活过。
在中年期的苏诗，分开一首一首地读，都很好，可是连年一路这样下去，便令人读来易生厌。
试问一个人老这样生活，这有什么意义呀
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
那个时候诗都好。
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
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
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我们读诗，正贵从各家长处去领略。
我们再看白乐天的诗。
乐天诗挑来看，亦有长处。
但要对着年谱拿他一生的诗一口气读下，那比东坡诗更易见缺点。
他晚年住在洛阳，一天到晚自己说：“舒服啊
开心啊
我不想再做官啊。
”这样的诗一气读来，便无趣味了。
这样的境界，无论是诗，无论是人生，绝不是我们所谓的最高境界。
杜工部生活殊不然。
年轻时跑到长安，饱看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像他在《丽人行》里透露他看到当时内廷生活的荒淫，如此以下，他一直奔波流离，至死为止，遂使他的诗真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
”穷便是穷在这个人。
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
弟子宋玉并不然，因此宋玉也不会穷。
所以宋玉只能学屈原做文章，没学到屈原的做人。
而宋玉的文章，也终不能和屈原相比。
现在再讲回到陆放翁。
放翁亦是诗中一大家，他一生没有忘了恢复中原的大愿。
到他临死，还作下了一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
即此一端，可想放翁诗境界也尽高。
放翁一生，从他年轻时从家里到四川去，后来由四川回到他本乡来，也尽见在诗中了。
他的晚年诗，就等于他的日记。
有时一天一首，有时一天两三首，乃至更多首，尽是春夏秋冬，长年流转，这般的在乡村里过。
他那时很有些像陶渊明。
你单拿他诗一首两首地读，也不见有大兴味。
可是你拿他诗跟他年龄一起读，尤其是七十八十逐年而下，觉得他的怀抱健康，和他心中的恬淡平白，真是叫人钦羡。
而他同时又能不忘国家民族大义，放翁诗之伟大，就在这地方。
可惜他作诗大多。
他似乎有意作诗，而又没有像杜工部般的生活波澜，这是他吃亏处。
若把他诗删掉一些，这一部陆放翁诗集，可就会更好了。
在清诗中我最喜欢郑子尹。
他是贵州遵义人，并没做高官，一生多住在家乡。
他的伟大处，在他的情味上。
他是一孝子，他在母亲坟上筑了一园，一天到晚，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
他诗学韩昌黎。
韩诗佶屈聱牙，可是在子尹诗中，能流露出他极真挚的性情来。
尤其是到了四十五十，年龄尽大上去，还是永远不忘他母亲。
诗中有人，其人又是性情中人，像那样的诗也就极难得了。
李太白诗固然好，因他喜欢道家，爱讲庄老出世。
出世的诗，更不需照着年谱读。
他也并不要把自己生命放进诗里去。
连他自己生命还想要超出这世间。
这等于我们读庄子，尽不必去考他时代背景。
他的境界之高，正高在他这个超人生的人生上。
李太白诗，也有些不考索它背景是无法明得他诗中用意的。
但李诗真长处，实并不在这点上。
我们读李太白、王摩诘诗，尽可不管他年代。
而读杜工部韩昌黎以至苏东坡陆放翁等人的诗，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他们的整个人生放进诗去了。
因此能依据年谱去读他们诗便更好。
郑子尹的生活，当然不够得丰富，可是他也做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
他也把他自己全部放进诗中去了。
他的诗，一首首地读，也平常。
但春天来了，梅花开了，这山里的溪水又活了，他又在那时想念起他母亲了。
读他全集，一年一年地读，从他母亲死，他造了一个坟，坟上筑了一个园，今年种梅，明年种竹，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
再从他母亲身上讲到整一家，然后牵连再讲到其他，这就见其人之至孝，而诗中之深情厚味也随而见。
他诗之高，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
归文也能写家庭情味，可是不如郑子尹诗写得更深厚。
钱穆先生三由于上面所说，我认为若讲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
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
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融人人生，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
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
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
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学和理学不同。
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但他们的真实人生，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
理学家教人，好像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
论其效果，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对你影响大。
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
文学对我们最亲切，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
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
清儒章实斋《文史通义》里说，古人有子部，后来转变为集部，这一说甚有见地。
新文化运动以下，大家爱读先秦诸子，却忽略了此下的集部，这是一大偏差。
我们上边谈到林黛玉所讲的，还有一陶渊明。
陶诗境界高。
他生活简单，是个田园诗人。
唐以后也有过不少的田园诗人，可是没有一个能出乎其右的。
陶诗像是极平淡，其实他的性情也可说是很刚烈的。
他能以一种很刚烈的性情，而过这样一种极恬淡的生活，把这两者配合起来，才见他人格的高处。
西方人分心为智、情、意三项，西方哲学重在智，中国文学重在情与意。
情当境而发，意则内涵成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须明得此真意，始能读陶诗。
陶、杜、李、王四人，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两百首诗来读，这是很好的意见。
但我主张读全集。
又要深入分年读。
一定要照清朝几个大家下过工夫所注释的来读。
陶、李、杜、韩、苏诸家，都由清人下过大工夫，每一首诗都注其出处年代。
读诗正该一家一家读，又该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
湘乡曾文正在中国诗人中只选了十八家。
而在这十八家里边，还有几个人不曾完全选。
即如陆放翁诗，他删选得很好。
若读诗只照着如《唐诗别裁》之类去读，又爱看人家批语，这字好，这句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
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正因他一家一家整集钞下，不加挑选，能这样去读诗，趣味才大，意境才高。
这是学诗一大诀窍。
一首诗作很好，也不便是一诗人。
一诗中某句作得好，某字下得好，这些都不够。
当然我们讲诗也要句斟字酌，该是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月下门
这一字费斟酌。
又如王荆公诗春风又绿江南岸。
这一绿字是诗眼。
一首诗中，一个字活了，就全诗都活。
用吹字到字渡字都不好，须用绿字才透露出诗中生命气息来，全诗便活了，故此一绿字乃成得为诗眼。
正如六朝人文，“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绿字长字，皆见中国文人用字精妙处。
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
但我们更应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
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才得有这一句。
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句。
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
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
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
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
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不工。
主要分别是要讲出你的作意，你的内心情感，如何讲来才讲得对，讲得好。
倘使连这个作意和心情都没有，又有什么工不工可辨
什么对不对可论。
譬如驾汽车出门，必然心里先定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才知道我开向的这条道路走对或走错了。
倘使没有目的，只乱开，那么到处都好，都不好，那真可谓无所用心了。
所以作诗，先要有作意。
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
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
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
因此我们讲诗，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
好比作画尽临人家的，临不出好画来。
尽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画。
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
例如倪云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
他一生达到他画的最高境界时，是在他离家以后。
他是个大富人，古董古玩，家里弄得很讲究。
后来看天下要乱了，那是元末的时候，他决心离开家，去在太湖边住。
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他这么一个大富人，顿然家都不要，这时他的画才真好了。
他所画，似乎谁都可以学。
几棵树，一带远山，一弯水，一个牛亭，就是这几笔，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
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
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
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
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
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
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
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
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
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
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
如我们在纽约，一样可以读陶渊明的诗。
我们住五层、六层的高楼，不到下边马路去，晚上拿一本陶诗，吟着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句，下边马路上车水马龙，我可不用管。
我们今天置身海外，没有像杜工部在天宝时兵荒马乱中的生活，我们读杜诗，也可获得无上经验。
我们不曾见的人，可以在诗中见。
没有处过的境，可以在诗中想像到。
西方人的小说，也可能给我们一个没有到过的境，没有碰见过的人。
而中国文学之伟大，则是那境那人却全是个真的。
如读《水浒》，固然觉得有趣，也像读《史记》般，但《史记》是真的，《水浒》是假的。
读西方人小说，固然有趣，里边描写一个人，描写得生动灵活。
而读杜工部诗，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人，没有一句假话在里面。
这里却另生一问题，很值我们的注意。
中国大诗家写诗多半从年轻时就写起，一路写到老，像杜工部、韩昌黎、苏东坡都这样。
我曾说过，必得有此人，乃能有此诗。
循此说下，必得是一完人，乃能有一完集。
而从来的大诗人，却似乎一开始，便有此境界格局了。
此即证中国古人天赋人性之说。
故文学艺术皆出天才。
苏黄以诗齐名，而山谷之文无称焉。
曾巩以文名，诗亦无传。
中国文学一本之性情。
曹氏父子之在建安，多创造。
李杜在开元，则多承袭。
但虽有承袭，亦出创造。
然其创造，实亦承袭于天性。
近人提倡新文学，岂亦天如人愿，人人得有其一分之天赋乎。
西方文学主要在通俗，得群众之好。
中国文学贵自抒己情，以待知者知，此亦其一异。
故中国人学文学，实即是学做人一条径直的大道。
诸位会觉得，要立意做一人，便得要修养。
即如要做到杜工部这样每饭不忘君亲，念念在忠君爱国上，实在不容易。
其实下棋，便该自己下。
唱戏，便该自己唱。
学讲话，便该自己开口讲。
要做一个人，就得自己实地去做。
其实这道理还是很简单，主要在我们能真实跑到那地方去。
要真立志，真实践履，亲身去到那地方。
中国古人曾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东西的，若心里龌龊，怎能作出干净的诗，心里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诗。
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
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
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
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
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
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
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
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
不要空想必做一诗人，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
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能读人家诗就很够。
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
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四再退一层言之，学文学也并不定是在做学问。
只应说我们是在求消遣，把人生中间有些业余时间和精神来放在那一面。
我劝大家多把余闲在文学方面去用心，尤其是中国诗。
我们能读诗，是很有价值的。
我还要回到前边提及林黛玉所说如何学作诗的话。
要是我们喜欢读诗，拿起《杜工部集》，挑自己喜欢的写下一百首，常常读，虽不能如黛玉对那个丫鬟所说，那样一年工夫就会作诗了。
在我想，下了这工夫，并不一定要作诗，作好诗，可是若作出诗来，总可像个样。
至少是讲的我心里要讲的话。
倘使我们有一年工夫，把杜工部诗手抄一百首，李太白诗一百首，陶渊明诗一共也不多，王维诗也不多，抄出个几十首，常常读。
过了几年拿这几个人的诗再重抄一遍。
加进新的，替换旧的，我想就读这四家诗也很够了。
不然的话，拿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来读，也尽够了。
比如读《全唐诗》，等于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
我们跑到菜场去，也只挑喜欢的买几样。
你若尽去看，看一整天，每样看过，这是一无趣味的。
学问如大海，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所要喝的，只是一杯水，但最好能在上流清的地方去挑。
若在下流浊的地方喝一杯浊水，会坏肚子的。
学作诗，要学他最高的意境。
如上举“重帘不卷……”那样的诗，我们就不必学。
我们现在处境，当然要有一职业。
职业不自由，在职业之外，我们定要能把心放到另一处，那么可以减少很多不愉快。
不愉快的心情减掉，事情就简单了。
对事不发生兴趣，越痛苦，那么越搞越坏。
倘使能把我们的心放到别处去，反而连这件事也做好了。
这因为你的精神是愉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