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360果园快乐时光的读后感
《果园城记》读后感 我很喜欢师陀，在哪个年代，他只是不知名的作家，甚至连经历过什么都不知道。
师陀跟其他人不同，他写东西的时候很冷淡，但是情绪很忧伤，特别是在散文的时候，时光流逝、变化、人和他们所作的事情，他写得很自然，仿佛在静静地回忆，有仿佛是在你静静地诉说„„ 他在《果园城记》里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个的悲剧人物，这种人物的命运悲剧正是他内心的“爱乡心”和“厌恶乡土”矛盾的最好的映射，我知道，这种情形与我骨子里的某种情结类似，所以从那儿我找到了另外的一个自己。
在他的《果园城记》中，既有那就是游走在爱情边缘的女性形象，如素姑。
《桃红》中的素姑是“像春天一样温柔，长长的像一根杨枝”的少女，怀着爱情的憧憬，为自己和别人缝了数不清的嫁衣，却被母亲牢牢地攥在手中，只能在一天天的等待中成为“一个中国的空闺里憔悴了”的老女，走向她爱情的悲剧：又有另一类悲剧形象是知识分子形象。
果园城中的知识分子，都是进过学堂读过书、立志有所作为的年轻人。
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对社会进行过抗争，然而果园城排斥那些独立独行、抗命不尊的年轻人。
像果园城中的知识者，理想的翅膀都在中途被折断，连“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的葛天民、《期待》中参加革命运动的徐立刚，抗争了半余生，付尽了心力，却最后悲剧的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然而更让我无法忘怀的应该是果园城中那些小人物悲惨的命运，他们是在传统生活方式下卑微而坚韧地生存着的人，像铁匠、锡匠、说书人、卖灯油者等。
他们没有富家子弟的显赫，也没有英雄人物的伟大，他们只是一群无声无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卑微的一群人，他们的欢乐、悲哀与梦想或许更具有悲剧性。
师陀在对这类小人物的自在自为的生命状态的深情凝视中，也流露出了一种焦灼与忧伤，只为那一成不变的生活。
我是怀着既爱且恨的心情读完的，我不知道在未来，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没有把握，我不敢想也不敢做，在《果园城记》中，我读到了像我这样一类走出家门而沦为社会底层的人，心中有着很深的悲苦，但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无论什么，走出去才是最重要的。
《阿尼陀佛么么哒》读后感
《阿弥陀佛么么哒》读后感两篇【第一篇】：读《阿弥陀佛么么哒》感悟 看这本书也实属偶然，书的作者是一个叫大冰的、有着十几个头衔的名人。
很早以前是看大冰主持的《阳光快车道》认识他的，阳光活泼、快人快语的主持风格，很是讨人喜欢。
之后没再关注他，记忆里他只是一个主持人。
直到某一天看到一张他的照片，留着胡须，理着壶盖头、扎着小辫，弹着吉他，颇有道中人的味道，与记忆里的大冰风格截然不同。
好奇之下，百度他，于是简单了解了他，也开始了与这本书的相遇之旅。
《阿弥陀佛么么哒》讲了12个故事，大冰说这是12个舍不得一次看完的江湖故事，所以我一天只看一个故事。
大冰的书有很深的江湖气，是自己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
一群流浪歌手、过客散人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
通过书，间接经历了很多人的奇妙的故事;透过文字，也看到了另外一群人别样的人生轨迹。
《一个孩子的心愿》，让我数次落泪，看到别人家是妈妈哄孩子，我们家是孩子哄妈妈时会唏嘘，看到这个孩子成绩名列前茅，充满着音乐天赋却身患重病又感到可惜，最后他带着遗愿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却想到了那四个字“命运善嫉”，一个孩子最后的愿望是缝补父母那两颗碎裂的心。
歌中唱到： 这个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我真的感触颇多。
这个世界上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
他一年体验九份工作，他走了许多地方，他从一个建筑师，演变成了一个流浪歌手，他是皇后镇街头的东方面孔，是眷村老军人眼里的流浪的故乡。
有故事的人都有共性，他们都有生活。
而这个生活是一般人都难以去尝试的，而他却做到了。
我很欣赏仗义的老张，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泪的汉子，张放下了爱情，而《玩儿鲨鱼的女儿》却失去了挚爱，再也没有人对她说：姑娘，闯荡江湖，安全第一，别让人担心。
而多年后，她说，走遍了大半个地球，才明白这两个字多么弥足珍贵。
《周三的情书》，我惊喜的是在这里能遇到你，像故人见面。
中国好歌曲中听了周三的故事，在这里又一次相遇，再一次细细的读一遍，从另一个人的文字中聆听周三的爱情故事。
听书中自带的《一个歌手的情歌》，感受周三一个人的辛酸无奈与对爱情的渴望;感受周三骑车带着心爱的姑娘周游世界的美好;感受明天会更好。
《小善缘》，印象深刻的是那只有灵性的大黑天，大黑天对小清新歌曲单循环的执着。
印象更深刻的是大冰的小屋。
一群流浪歌手的心灵港湾，一群过客散人的加油站。
感慨于他们有这样的小屋。
我说我也有我们的小屋。
阿弥陀佛么么哒。
12个江湖故事，那些无法去体会的生活，那些我们都可能结交不上的人物，都一一记录在故事里。
我一直在理解一句话，愿你我可以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流浪。
有梦为马，随处可栖。
李勣（也就是徐茂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期待有和我同样想法的朋友出现~呵呵
一、生前死后的殊荣 在唐代，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李绩都享有崇高荣誉。
在李绩归唐之初，唐高祖就赐他姓李，称赞他是“纯臣”，并委以重任，施以丰厚的赏赐。
唐太宗对他钟爱有加、称赞有加。
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三·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记载：“李世绩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
世绩顿首出血泣谢。
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
’”又，“世绩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
’世绩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 称赞他：“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勋书册府。
”并将他图形于凌烟阁二十四开国勋臣之列。
唐高宗对他更是恩宠。
高宗举行泰山封禅大典，任他为封禅大使。
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武氏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
李绩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自慰问，并把御乘赐予他。
永徽四年（６５３），唐高宗又命人为他画像，还亲自为他写序。
高丽平后，高宗祭祀宗庙，“以李绩为亚献”。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６６９年，李绩病逝，“上（唐高宗）闻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宫，登楼望輀车恸哭。
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并令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七天不上朝。
甚至在他死后近百年，也就是上元元年（７６０），唐肃宗还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
认为他和李靖所立下的功绩，只有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才能与其相媲美。
这样一位生前死后都备受尊重和称赞的人物，但在《隋唐演义》《隋唐英雄传》等通俗文学和当代影视作品中，却是一个“牛鼻子老道”形象，并不为人们所喜欢，与正史中所记载的李绩大相径庭。
所以，研究他的生平事迹，探究他的成功之道，对修正民间对李绩的曲解，还原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十分有必要。
寻图：立志成才，报效祖国（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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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生前是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班班长、五好战士，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
他的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艰苦奋斗、助人为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崇高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家。
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小雷锋便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
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他。
1950年，雷锋当了儿童团长，积极参加土改。
同年夏，乡政府保送他免费读书，后来加入少先队。
1956年夏天，他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并于1957年加入共青团。
1958年春，雷锋到团山湖农场，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开拖拉机。
同年9月，雷锋响应支援鞍钢的号召，到鞍山做了一名推土机手。
翌年8月，他又来到条件艰苦的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曾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当时的《辽阳日报》报道了这一事迹。
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期间，他曾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1959年12月征兵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军，焦化厂领导舍不得放他走。
雷锋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兵役局（现人武部）表明参军的决心。
他身高只有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均不符合征兵条件，但因政治素质过硬和有经验技术，最后被破例批准入伍。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沫源县出现了一位全国闻名的抗日小英雄，他的名字叫王二小。
王二小牺牲时才七岁，在日本鬼子扫荡一条山沟的时候，为了掩护几千名老乡和干部，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
干部和老乡脱离了危险，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了。
王二小的动人事迹很快传遍了解放区，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晋察冀日报》在头版报道了王二小的英勇事迹。
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战土方冰和劫夫很快创作了后来传唱全中国的著名儿童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
童第周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山东大学动物系主任兼教授等职。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他从事实验胚胎学的研究近半个世纪，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
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由于家境贫困，小时候一直跟父亲学习文化知识，直到17岁才迈入学校的大门。
读中学时，由于他基础差，学习十分吃力，第一学期末平均成绩才45分。
学校令其退学或留级。
在他的再三恳求下，校方同意他跟班试读一学期。
此后，他就与“路灯”常相伴：天蒙蒙亮，他在路灯下读外语；夜熄灯后，他在路灯下自修复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他的平均成绩达到70多分，几何还得了100 分。
这件事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也能办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之后，这也就成了他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他去比利时留学。
在国外学习期间，童第周刻苦钻研，勤奋好学，得到了老师的好评。
获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没有电灯，他们就在阴暗的院子里利用天然光在显微镜下从事切割和分离卵子工作；没有培养胚胎的玻璃器皿，就用粗瓷陶酒杯代替，所用的显微解剖器只是一根自己拉的极细的玻璃丝；实验用的材料蛙卵都是自己从野外采来的。
就在这简陋的“实验室”里，童第周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若干篇有关金鱼卵子发育能力和蛙胚纤毛运动机理分析的论文。
解放以后，童第周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同时，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文昌鱼卵发育规律，取得了很大成绩。
到了晚年，他和美国坦普恩大学牛满江教授合作研究起细胞核和细胞质的相互关系，他们从鲫鱼的卵子细胞质内提取一种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出现了一种既有金鱼性状又有鲫鱼性状的子代，这种金鱼的尾鳍由双尾变成了单尾。
这种创造性的成绩居于世界先进行列。
?爱你，是辽阔的胸怀??长江黄河跳动着新鲜血脉??泰山长城见证着无数巨变??六十一轮回??旧时代走向新时代??中国哦母亲??你的笑容如花盛开????爱你，是真诚的祝福??是小草要绿成春的颜面??是果实要丰盈秋的光彩??风雨坎坷路??血与火的交锋??中国哦母亲??厄运走过必定有璀璨的未来????你像一支歌，我的中国??唱着唱着……唱成了苦难??列强欺凌你??有多少泪水你只能埋进心怀??唱着唱着……唱成了怒吼??儿女保卫你??有多少故事让你回味感慨??唱着唱着……唱成了欢笑??人民建设你??有多少憧憬让你梦里花开????你像一朵花，我的中国??在我们的心底永远鲜活不会衰败??有你，阳光永远明媚??有你，风雨永远柔和??有你，天地永远开阔??有你，诗意永远豪迈????中国母亲，母亲中国??爱是我们对你最朴素的表白??爱是我们对你最真诚的期待??这爱好比朝阳??在雄壮的乐曲中升起??红旗猎猎??让我们思索：过去、现在和未来永恒献给黄继光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你的胸膛是一道胜利的高墙。
敌人的罪恶的枪口被堵住了，你生命的火花像长虹一样闪耀。
你死得那样年轻，却活得那样久长。
谁说庄严的刹那不就是永恒
……你响亮的名字永远不会磨灭，和平塔将刻下你不朽的功勋。
你生命的火花，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同那些辉煌的名字一起放射光芒
刘家有女，胡兰是名。
云周西村，投身革命。
少年即入党，巾帼建奇功。
叛徒嘴脸恶，阎匪铡刀凶。
烈士信念坚，不为名利动。
视死竟如归，坚贞兼英勇。
遗范垂后世，风采映苍穹。
主席，感而撰其铭。
落笔仅八字，千载壮忠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江竹筠（1920—1949），原名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4年夏，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
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
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1947年冬随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
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
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
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
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
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
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
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她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亲切地称为“江姐”。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江姐在临死前还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
”而这封遗书现在保存在重庆三峡博物馆。
而就在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 ”的文物终于向世人写开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14日是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牺牲58周年之日，三峡博物馆昨天公开展示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江姐遗书。
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遗书提到儿子 这封遗书是江姐写给表弟谭竹安的，约十多厘米见方，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
“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
”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
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
工作人员说，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是怎样悄悄写下遗书，又是怎样把遗书送出监狱的
三峡博物馆有关人士揭开了谜底。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工作人员说，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
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
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
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
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
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老根据地的红军北上抗日后，兴国县桃花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女共产党员玉梅死里逃生，又受到叛徒马家辉的纠缠，幸亏马家辉妻子帮助，玉梅才脱离了危险。
她独身一人上东山去找党的组织，半道上遇见了秀英和惠珍。
三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自发地成立了党小组，由玉梅当组长，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不久，通讯员小程到玉梅处来取党小组为游击队准备的给养，被敌人包围。
为掩护小程，玉梅挺身而出，英勇就义。
该片描写了共产党人历尽艰难，前赴后继的英雄业绩。
影片在展现悲壮的历史画面时，不回避战争年代的苦难，自始 至终充满了悲剧气氛，但是悲并不令人沮丧，悲而益显其壮烈正气。
本片意在悲剧气氛中突出英雄主义，它没把主人公写得非常高大，但却写出了这位党的女儿真实的感情和真实的行动，田华的表演贴切自然，能与角色令人信服的融为一体；她所赋予角色的真实性、充沛的激情以及驾驭激情的能力，是她才华和情感的自然流露。
茅盾同志曾中肯地评价该片的成就，并认为“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的形象，是卓越的。
没有她的杰出的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影片在苏联上映时亦十分轰动，导演林农曾收到许多苏联观众的感人来信。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
他们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本军队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今北京西部)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
9月25日，日伪军约3 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
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
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
第6班5名战士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
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
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
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
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三烈士碑。
1959年5月重建，更名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
聂荣臻为纪念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宋学义转业到地方工作，1978年逝世。
葛振林1981年7月离职休养，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题的词。
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战士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英雄，为掩护群众和主力撤退，毅然决然地把敌人引上了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在子弹打光了的情况下，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日军对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扫荡”，制造了田岗、东娄山等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妄图以凶残的“三光”政策，“蚕食”我抗日根据地。
日军分三路向易县进军，妄图包围杨城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分区一分区。
24日，300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将邱蔚团、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围住，形势十分严峻，邱蔚团长急速将此情报告杨城武司令员，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杨城武司令员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3团、20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
邱蔚团长根据此作战方案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交给7连。
午夜，邱蔚团长指挥部队及当地群众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
清晨，日伪军误以为邱蔚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
7连战士早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埋下地雷，炸的日伪军丢下五十多具尸体慌忙地逃了回去。
日军指挥官深信邱蔚团已被围住，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
激战中，7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
为了让大部队再走远些及7连受伤的战士能安全地转移，指导员蔡展鹏命令马宝玉班留下坚守。
为了拖住并吸引日伪军，马宝玉带领葛振林、宋学义等5名战士边打边向棋盘陀方向撤退，把日伪军引向悬崖绝路。
当他们退到棋盘陀顶峰时已经剩下5个人了，并且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他们只好举起石块向日伪军砸去。
日伪军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蜂拥向山顶冲来，并叫到“捉活的，捉活的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人宁死不屈，为了不让日伪军活捉与武器落到日伪军手中，提着枪纵身跳入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马宝玉等五名战士的英雄壮举迅速传遍全军全国，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晋察冀军区举行了“狼牙山五壮士”命名暨反扫荡胜利祝捷大会，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
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 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坨主峰建起了纪念塔。
新中国成立后，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被收录进小学课本。
1978年，宋学义因病逝世，长眠于沁阳市烈士陵园。
2005年3月21日，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至此，狼牙山五壮士中最后一位在世者也永远离开了人们。
董存瑞，1929年10月15日出生于察哈尔省(今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的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上过几天学堂，后因家贫而辍学。
抗战爆发后，他的家乡成了抗日游击区，他13岁时就曾掩护过八路军干部，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年少的董存瑞机灵聪明，很有骨气，被称为“南山堡的王二小”。
1945年春，董存瑞参加了当地抗日自卫队，同年7月参加了八路军。
1946年4月初，在察北重镇独石口遭遇战中，他机智地夺下敌人的一挺机枪而被记大功一次，被部队授予勇敢奖章。
1947年初的长安岭狙击战，他在班长牺牲、副班长重伤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自任班长，如期完成了狙击任务，又立大功一次。
至牺牲前，他共立大功3次、小功4次，荣获3枚勇敢奖章和一枚勋章。
1947年3月，在平北整训期间，董存瑞入了党。
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后，各战略区的部队纷纷练习城市攻坚战。
当年解放军没有飞机，也缺少坦克，攻坚主要靠有限的炮兵和步兵实施爆破。
董存瑞带领的班被师、团领导誉为“董存瑞练兵模范班”，他本人也被授予“模范爆破手”的称号。
1948年5月初，董存瑞所在部队参加冀热察战役。
隆化县城是热河省会承德的拱卫，敌人事先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碉堡，有些特殊构筑的暗堡还被称为“模范工事”。
1948年5月25日，进攻隆化县城的战斗打响。
董存瑞所在的6连负责拔除敌人核心阵地——隆化中学。
临出发前，身为爆破组组长、在比武中夺得“爆破元帅”的董存瑞，代表大家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
”他带领战友接连炸毁了敌人3个炮楼5个地堡。
打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外围工事之后，敌人隐藏在围墙外干河道上桥形暗堡的机枪突然开火，部队遭受严重伤亡，突击受阻，而派去爆破的战友又一个个在中途倒下。
面对敌碉堡的凶猛火力，董存瑞再次请战，在战友的掩护下冲到桥底。
此时，他的左腿被敌人的机枪打断，暗堡的底部离干涸的河床还有段高度，河道两侧护堤陡滑，他两次安放的炸药因没有木托都滑了下来。
此时，冲锋号已经吹响，拖延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
董存瑞毅然用身体做支架，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了导火索。
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敌人的桥形暗堡被炸毁，红旗插进了隆化中学。
董存瑞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牺牲时年仅19岁。
董存瑞由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六位经典英烈之一。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决定，追认董存瑞为全国战斗英雄。
主席在会上亲切接见了董存瑞的父亲。
1957年5月29日，朱德委员长为董存瑞烈士纪念碑写了“舍身为国，永垂不朽”的光辉题词。
1998年，为纪念董存瑞烈士牺牲40周年，聂荣臻题词：“舍己为国，人之楷模”。
张爱萍题词：“为国勇捐躯，万代颂英雄”。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湖南湘潭人。
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
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
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
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
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世间物我皆成幻 莫恋红尘失此身 念念有如临终日 心心准备往生时
南宋姜吴典雅词派相关词学论题之探讨 第五章，论述词学史上的南北宋之辨。
归纳各家意见，「南宋」与「北宋」词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一重自然的感发，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浑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长。
所谓「绵密工丽有余，而高情远致微减」，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词的长处和缺点。
最后总结全文，以为本文在设计上，由词笔势态、词情体貌到风格类型，兼顾了形式与内容、个别家派与时代风格等层面，正扣紧了「南宋」、「姜吴」、「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也具体反映出南宋姜吴典雅派词的风格特质及其时代意义。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
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
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
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
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
“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
”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
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
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
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
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
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
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
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
《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
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
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
”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
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
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
”（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
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
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
”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
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
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
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
《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
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
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崛起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都以南宋词人为创作之圭臬，南宋词受到空前的尊崇。
朱彝尊《词综发凡》第三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
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突出。
”宗尚南宋词，以姜夔、张炎词风为正，是朱彝尊的一贯审美追求，也是浙西词派的创作圭臬。
朱彝尊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
”《鱼计庄词序》又说：“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
”持论似乎南北兼顾。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朱彝尊偏好南宋词的趣味就明显地流露出来，他自言：“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
”（《解佩令·自题词集》）《词综发凡》所揭示的编纂宗旨，明确体现出朱彝尊偏尚南宋词的爱好。
朱彝尊推尊南宋词，除了时代、身世、审美趣好等复杂因素以外，还有其明确的理论目的，这就是要倡导南宋词的“辞微旨远”，以推尊词体，达到救明词之弊的目的。
吴衡照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乎北宋也。
苏（轼）之大、张（先）之秀、柳（永）之艳、秦（观）之韵、周（邦彦）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
”（《莲子居词话》卷四） 北宋词多娱宾遣兴之作，自然感发，托意确实不高。
这本是由词的文体特征所限定，未可论优劣。
南宋词适逢时代风云际会，词人极尽安排之能事，其词旨若隐若现，别有寄托。
好之者便可将其上接《风》、《骚》，归之诗教，通过“香草美人”的喻托传统，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
朱彝尊《红盐词序》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
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
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
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彝尊特别赏识姜夔和张炎的词作。
宋翔凤《乐府余论》剖析说：“词家有姜白石，犹诗家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
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
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
盖意愈切而辞益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
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指出白石词的特点是“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
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
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
”张炎词的特色也在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说：“炎生于淳佑戊申，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
”易代之际的词人有许多身世家国感受，都属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借水怨山。
姜夔、张炎寄托幽隐的表现方法，非常投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的脾胃。
清人郭麐对此解释并告戒说：“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
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
”（《灵氛馆词话》卷二） 仅仅着眼于南宋词的思想内容，时代所赋予南宋词的，当然要远远超过北宋词。
《莲子居词话·序》称：“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
”这也是清代众多词人推尊南宋词的重要原因。
清代中叶，词坛创作甚至是“家白石而户梅溪”（《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南宋词人之影响几乎一统天下。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推尊南宋词，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理论立场。
离开这种理论上的有意识倡导，立足于感性的体悟，即使派中代表人物，仍然抑制不住自己对北宋词的特殊喜爱。
如周济是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通过上文引述的周济话语，可以看出周济在强调南宋词的比兴寄托之同时，却表现出对北宋词的更多爱好，甚至有隐隐贬低南宋词的倾向。
陈廷焯作《白雨斋词话·自序》称：“伊古词章，不外比兴。
”因此对南宋词人推崇备至，声称：“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
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
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
”（《白雨斋词话》卷一）然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则明显流露出偏颇北宋词的倾向，说：“词至于宋，声色大开，八音俱备，论词者以北宋为最。
竹垞独推南宋，洵独得之境，后人往往宗其说。
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
且要言不烦，以少胜多，南宋诸家，或未之闻焉。
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 而后，况周颐以“重、拙、大”论词，夏敬观据此评价南北宋词，说：“北宋词较南宋为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
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於北宋。
况氏言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稍欠分别。
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则在以下所说各条间。
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连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
王半塘谓‘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
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
二家之词，微论其词之多涉轻巧小，即其所赋之题，已多喜为小巧者。
盖其时视词为小道，不惜以轻巧小见长。
初为词者，断不可学，切毋为半塘一语所误。
余以为初学为词者，不可先看清词，欲以词名家者，不可先读南宋词。
”（《蕙风词话诠评》）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以“境界说”论词，《人间词话》开卷明宗：“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基于这样的立场，王国维一反清代浙西与常州两派观点，抑南宋而扬北宋。
他指责朱彝尊推尊南宋，以及“后此词人，群奉其说”。
“境界”之表现，王国维认为有“隔与不隔”之区分。
南宋词人的经意安排，便比北宋词人的“自然感发”隔了一层。
《人间词话》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而且，“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南北宋词的优劣高下自此判然有别。
王国维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南北宋词，指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盛衰变化，“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
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
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
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人间词话删稿》）甚至，进一步认为南宋“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同前） 三、南北宋词平议 后人读词、论词，总体上来看是推尊北宋者居多。
大约是北宋词的“自然感发”更能打动后代阅读者，引起直接的情感共鸣。
南宋词的刻意安排，需要沉吟其中，精心品味，反复咀嚼，才能有所心得、有所感悟。
尤其是乐谱失传之后的大量歌词作者，更能从南宋词中体会出句法、章法之妙。
吴文英的词，甚至连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专业词人也难以回味其妙处之所在，更不用说广大的普通读者。
前面引述《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的讨论，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阅读中的限制，使人们更加喜爱发展阶段的北宋词，而冷落鼎盛阶段的南宋词。
北宋词的率情，使之容易走向艳情，更多“性”之描写，失之肤浅；南宋词的推敲，使之容易走向雕琢，人工痕迹过浓，因而显示其俗态。
但是，北宋词的肤浅是创作环境所必然导致的，带有文体本身的必然性。
读者阅读“艳词”，就有这种“猎艳”的心理期待。
所以，北宋词写艳情之肤浅，并不招引读者的反感。
《人间词话删稿》从这个角度评价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
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
二者其失相等。
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
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这应该也是人们对两宋词有所取舍的一个原因。
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清人对此亦颇多公允之见。
《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转述王时翔词论说：“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
”《艺概》卷四《词曲概》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
南宋只是掉转过来。
”两宋词在抒情手段、风格表现、意境构造等诸多方面，自具特色。
读者可以有喜好之选择，论者却不可不一视同仁。
清代陈廷焯对两宋词各有推崇与批评，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他是主张两宋词并重的。
《白雨斋词话》卷三针对当时尊奉南宋的词坛风气说：“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
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
南宋白石、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辈，固是高绝，北宋如东坡、少游、方回、美成诸公，亦岂易及耶。
况周、秦两家，实为南宋导其先路。
数典忘祖，其谓之何。
”卷八又说：“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
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
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
”《词坛丛话》直接用比喻说明问题：“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不可偏废。
世人亦何必妄为轩轾。
” 具体而言，北宋词处于歌词的兴起、发展、逐渐走向全盛的时代，在歌词之题材、体式、风格等多重角度做了诸多的尝试与开拓，为后代歌词之创作开启了无数法门。
后起作者，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沿着北宋词开拓的某一途径，继续深入下去，如辛弃疾之于苏轼、姜夔之于周邦彦等等。
南宋词则承继其后，最终将歌词引导向全面鼎盛的阶段。
南宋词人，于题材方面，艳情与社会政治并重；于体式方面，令、慢并举，引、近穿插其间；于风格方面，优美与崇高并存，且渐渐发展出清醇和雅的新风貌。
尤其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南宋词千变万化，穷极工巧。
“词至南宋，奥窔尽辟，亦其气运使然。
”（《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所谓“气运”，就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凌廷堪论词观点说：词“具于北宋，盛于南宋”，最是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四、北宋词的贡献与词史地位 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它前承唐、五代词的传统，后开南宋词风，甚至对宋以后词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总结北宋词概貌与渊源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
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
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
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
贺铸洗炼之工，运化之妙，实周、吴所自出。
小令一道，又为百余年结响。
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
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
自有三变，格调始成。
之四人者，皆为周所取则，学者所应致力也。
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
慢词蕃衍，其风始微。
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
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於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渊源易溯。
”陈氏的归纳，以标举重要作家为支撑点，将整个北宋词联系起来评论。
然所论表现出显著的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不免有过度揄扬周邦彦之处。
本书通过北宋词的全面讨论，可以看出北宋词在词史上的如下贡献，其词史地位也因此奠定： 第一，在词体形式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
北宋早期词人多数致力于小令的创作，小令的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创作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
同时，慢词形式也正逐渐引起柳永、张先等文人的注意，声势浩大地登上词坛，并迅速为词人们所熟练掌握。
北宋中期，慢词已经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成为词人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
到了大晟词人手中，令、引、近、慢诸体具备，声韵格律变化繁多而又规范整饰。
这一切都为南宋词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没有这样的准备，南宋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婉约词的纵深发展与豪放词风的创立是北宋词坛的重要建树之一。
北宋词继承“花间”、南唐的传统，使婉约词的创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繁荣景象，从秦观到周邦彦，婉约词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它始终左右着北宋词坛的创作，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
与此同时，苏轼又以他博大的襟怀、雄放的词笔，把词引向抒写个人豪情与面向社会现实的广阔道路，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
北宋中后期的词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苏轼新词风的影响，词坛风气正在缓慢地改变。
宋室南渡以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由此而形成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的建立是从北宋开始的。
第三，歌词“雅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树立了典雅精美的审美风范。
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等承继南唐词风，其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使歌词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
苏轼则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
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
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
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深加锻炼”之上；他们广泛地吸取了前辈婉约词人的种种长处，促使宋词朝着精致工整的醇雅方向发展；他们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
从唐代到北宋末众多词人的“雅化”努力，已经为南宋风雅词创作之风起云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柳永以市井生活与俚俗语言入词，有意识地将词拉回到民间通俗浅易的创作道路上来，从而开创了俗词流派。
柳永以后的词人，虽然都自觉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词语尘下”，但是在创作中却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出现出雅俗并举的风貌。
至徽宗年间，由于宫廷的倡导与社会风气的改变，更使俗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形成庞大的创作流派。
南宋词人时而以戏谑俗词批判现实政治，就是承继了北宋末年俗词的优良传统。
第五，百花齐放的词坛与批评空气的形成。
尽管北宋时期出现过“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也出现因填词而仕途上备受打击之事。
但就整体看来，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甚高，待遇也优于历代，文学创作空气比较自由。
所以，北宋词也是在比较自由的空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才能出现多种流派与多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也比较活跃。
这种批评不仅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师生之间。
如苏轼批评过秦观，而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张耒却褒秦而对苏则有所贬抑，陈师道甚至说苏词“要非本色”，而苏轼却不以为是忤己。
这种文学创作讨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批评是很有利于词创作发展的。
正是在这种自由批评的空气中才出现了李清照的《词论》，敢于对成名的男性词人一一加以批评。
南宋词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风格流派的众多以及词论的大量涌现，都与北宋这种健康的、活跃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词史的结束，就是南宋词史的开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不可断然分裂之处，如对“南渡词人”创作的讨论等。
与南宋词史关联更大的诸多问题，将放到南宋词史中去讨论，本书即以此“结束语”以为南宋词史的导读。
谈谈学习文学鉴赏的收获
文学欣赏是读者为获得审美享受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活动。
是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带有创造性的感知、想象、体验、理解和评价活动。
文学欣赏是个体的人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感受、理解和想象活动。
文学欣赏活动是由欣赏对象——文学作品和欣赏主体——阅读者的之间的阅读关系构成的。
文学欣赏对象是由作家创作完成的文本形态，它一经诞生，就进入了自己的生命史。
文学作品既然是有生命的，也是向着读者开放的，那么它的历史性就取决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取决于读者的以情感应。
文学欣赏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移情的过程。
欣赏活动中的移情现象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欣赏主体——读者把自己的情感、记忆、意志、思想带进阅读过程，并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山川、风物上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对国破家亡的动乱时势，花也迸溅泪水，鸟儿也感到惊心；“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蜡烛也理解人间的离愁别绪，落下一滴滴同情的眼泪；”“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静亭山。
”（李白），山有性命，与人同心，一幅闲适心境，飘逸潇洒，诗人与山相互观照，一点也不厌倦。
因为“我们总是按照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件类比，按照我们切身的经验类比，来看待我们身外发生的事件” ，当我们把自己亲自竟来的东西——感觉、努力和意志灌注的我们所阅读的作品之中时，我们就是在移置情感，向它“灌注生命”。
另一方面，我们欣赏的对象——文学作品，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标志事物的语言符号，我们是通过语言符号所展示的典型、意象才观照文学作品的形象的。
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可能完成文学欣赏。
此时，欣赏主体就获得美感，作品就成为审美对象。
因为“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
”据说，伯牙曾学琴于成连，三年过后，基本技巧已经完全掌握，但再演奏的时候还不能做到情感专注，难以获得精神上的感染力。
成连就对伯牙说，“我的琴艺还不能具有感动人的能力，我的老师在东海中，他可以教你‘移情术’”。
于是伯牙带了粮食、行囊，跟随老师来到蓬莱山。
老师说：“我这就迎接我的来势去
”于是，划船远去，十天没有转回。
伯牙在期待中苦等，孤独而又感伤，四处张望，不见老师，只听得“海水汩没，山林睿冥，群鸟悲号”，骤然顿悟，仰天长叹，“原来是老师想用自然界的涛声鸟鸣来感发我的感情。
”这个故事虽然不完全是关于文学作品的感受，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自己感受到的情感，才能产生激发、调动真挚的感情，才能更加深入的理解作品中的感情。
文学欣赏活动可以分为感受、体验、想象等若干阶段。
感受是指文学欣赏活动中的感觉和知觉效果，是读者把文学文本的语言作为艺术符号进行把握的心理活动。
作家创作，是把自己展示自己的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熔铸于语言符号加以物化，生产文本。
读者欣赏文学艺术，是把语言符号还原为艺术形象，在自己的头脑中映现出来。
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的香菱学诗一节，写道，香菱开始学诗，不得其解，后感受日深，她认为“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
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她举了一首为例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想来烟如何直
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
合上书一想，倒像见了这景的。
”香菱所体会的，正是诗歌审美感受独特性。
在文学欣赏活动中，体验是从外在形式进入到内在形式——对作品意义的把握和理解，带有“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亲历性感受。
马克思在中指出，人类活动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人通过这种自由的生命活动使一切对象性的现实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
“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至在对象里面丧失自身”，人才“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这里的全部感觉是说，人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从对象世界中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存在。
如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同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处，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
虽未留心去听，而染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唱的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文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之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趣味。
”想毕，由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
再听时，恰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东神摇。
由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痴如醉，站立不住，便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字的滋味。
忽又想起前日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件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
仔细忖读，不觉心痛神弛，眼中落泪。
这是因为杜丽娘“爱而不得其爱”幽怨、哀伤，勾起了黛玉内心同样“爱而不得”的悲苦、忧伤。
这共同情感体验，导致林黛玉在听时，产生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达到了感同身受的强烈共鸣，从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程度。
通过这种惟妙惟肖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林黛玉对中曲文的欣赏，包含了个人体验的反复进行和逐步深入。
文学欣赏中的体验，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作品中人物经历命运和思想情感的体验；其二，是对于作家思想情感的体验。
中林黛玉为何听到的戏文会“心痛神驰”，潸然落泪，是因为黛玉自幼寄人篱下，过着抑郁寡欢的日子，情感与精神受到很大的压抑。
她敏感多思，情感丰富，自然会感受到比一般女性更多的不幸和哀怨。
《牡丹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拨动了林黛玉的心弦，连同以及唐代崔涂的，南唐李煜的《浪淘沙》等古诗词中的形象，一并涌入脑海，经过“仔细忖度”之后，一时五内俱痛，百感交集，“眼中落泪”。
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指出：“凡读小说，必长若自化其身焉，人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
”“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彼界。
”“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而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
” 读者的化身入书，正是由于对于书中人物情感命运聚精会神的的体验，而到达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的真实写照。
文学欣赏过程中，不仅要有丰富的感受、体验，丰富的想象也是必不可少的。
想象不仅可以可以依据文本所给定的语言符号，进行阅读和欣赏，而且可以通过改造头脑中的记忆表象而创造出新的形象，使作家创造的更深层次的含义获得再度创造。
意大利美学家缪越陀里指出：“想象大半都把无生命的事物假想为有生命的。
……一个情人的想象，往往充满着形象，这些都是由所爱对象在他心中引起的。
例如他的狂热的热情使他想到所爱对象对他的温存简直是一种天大的稀罕的幸福，以至于他真正地而且很自然地想到其他一切事物，连花草在内，也在若饥若渴地想望求的那种幸福。
” 我们读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题都城南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的《贺新郎》）；“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明媚的自然，多么美妙
太阳多辉煌，原野含笑
”（歌德《五月之歌》虽然它们只是一堆文字符号的组合，却能够在我们的脑海里自然地唤起杨柳、桃花、美人、青山、莲花、原野等自然形象，唤起离别、不舍、清纯、交流、激赏等情感。
果戈里曾以充满想象的文字评价过普希金的抒情诗歌，他说：他这个短诗集给人呈现了一系列晕眩人眼目的图画。
这里是一个明朗的世界，那只有古人才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然是被生动四表现了出来，好象是一条银色的河流，在这急流里鲜明地闪过另外灿烂夺目的肩膀，雪白的玉手，被乌黑的鬈发像黑夜一样笼罩着的石膏似的颈项，一丛透明的葡萄，或者是为了醒目而栽植的桃金娘和一片树荫。
这里包含着一切：有生活的享乐，有朴素，又以庄严的冷静突然震撼读者的瞬息崇高的思想。
……这里没有美的辞藻，这里只有诗；这里没有外表的炫耀，一切是那么简洁，这才是纯粹的诗。
话是不多的，却很精确，富于含蕴。
每一个字都是无底的深渊；每一个字都和诗人一样地把握不住。
因此就有这种情形，你会把这些小诗读了又读…… 当然文学欣赏不仅是单纯的接受，在文学欣赏过程中，欣赏主体带有强烈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是基于作家创造的一种再创造。
接受美学的代表姚斯曾经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对每个时代每以为读者都提供同样的图景的客体。
它并不是一座文碑独白式地展示自身的超时代本质，而更像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回响，并将作品本文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它以现实的存在。
” 我们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就是这个道理。
审美欣赏的在创造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对于作品形象的补充与丰富；一个是对于作品意义的发现与增添。
关于形象的补充与丰富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这里主要谈谈作品意义的发现与增添。
文学作品的意义隐含于语言符号之中，隐含于文学形象之中，并不直接想欣赏者呈现。
因而在文学欣赏活动中，文学的意义需要读者自己去发现、开掘、思考、领悟。
丹麦著名诗人奥利·萨尔维格在《苍白的早晨》中写到：“我总是听到真理叫卖他的货物\\\/在房屋与房屋之间。
\\\/可我打开窗户时\\\/小贩和他的手推车一起小时，\\\/相貌平常的房屋挤在那里，\\\/她们惨淡的阳光的笑容，\\\/在像往常一样的日子中。
\\\/\\\/伟大的早晨来临。
\\\/巨大的光源在太空燃烧。
\\\/清淡的艳丽色彩\\\/在寒冷中颤抖。
\\\/真理在我耳边喧闹\\\/又越过许多屋顶，\\\/到达另一些街道，\\\/此刻别人听见他的叫喊。
”（北岛译）陈超在解读该诗认为：诗歌反映了而是世纪人类“认识型构”的演变，诗人善于“从自然中寻找心灵的‘客观对应物’，经由个体生命体验来表达人类的生存处境。
”他说：“这是以太阳来隐喻人对价值真理的追求。
它不仅涉及到真，而且涉及到美、善和为理性而奋斗的不屈精神。
”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房蜂人》中写到：放蜂人在自然的核心，他与自然一体的宁静神情，表现他便是表现自然的一部分。
每天，他与光明一起工作，与大地一同沐浴阳光或风雨。
他懂得自然的神秘语言，他用心同他周围的芸芸生命交谈。
他仿佛一位来自历史的使者，把人类的友善面目，带进自然。
他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最古老的一种关系。
只是如他恐惧的那样，这种关系，在今天人类手里，正渐渐逝去。
在此，放蜂人的担忧，既是作家的夫子自道，也可以成为读者的切身感受。
庄子说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面对自然的坦荡无言、博大宽容和深邃神秘，只有静观、倾听、悟道才是更明智的举措。
《静夜功课》是张承志散文的佳作，也是代表他思者意识的重要作品。
在夜深人静的“清冷四合”中，亲人在安睡，作家却张开思想的翅膀，思考、遐想。
高渐离在目盲的黑暗中看到了什么
鲁迅的《野草》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夜色里，沉吟抒发，直面黑暗。
高渐离的筑和鲁迅的笔都曾是作为利器存在的，而如今“满眼丰富变幻的黑色里，没有一支古雅的筑。
”“见离毁筑，先生（鲁迅）失笔，黑夜把一切利器都吞掉了。
”在张承志的眼里，“古之士子走雅乐而行刺，选的是一种美丽的武道；近之士子咯热血而著书，上的是一种壮烈的文途——但毕竟是丈夫气弱了。
”他崇尚古代的英雄豪气，同时尊崇鲁迅的“直面黑暗，为的是”弥补正气，充溢豪情。
因为张承志具有丰厚的历史学识，长久都在阅读《史记·刺客列传》与鲁迅的著作，深入骨髓的是黑夜中古雅与刚烈共存的美感，在黑夜中寻找共鸣的默契。
在一个偶然的、墨色浸透身躯的静夜里重新回味，感动与感悟就顿时涌来，感觉也就“神清目明，四体休憩。
”在这启示般的黑暗里，独自神游，静夜的功课总是有始无终。
它同向了精神的高处，通向未来的渺远。
1． 5辞中的通感与接受中的联觉文学鉴赏与其他艺术鉴赏的心理差异，联觉乃至联想、想象的调动对于文学欣赏活动的影响促织声尖尖似针，更深刺着旅人心。
独言独语明月里，惊觉眠童与宿禽。
——贾岛：《客思》剪剪轻风未是轻，犹吹花片作红声。
一生情重嫌春浅，老去与春无点情。
——杨万里：《又和二绝句》贾岛，字阆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氏，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以苦吟著称。
贾岛年轻使曾出家为僧，在诗歌声名雀起后还俗。
参加过进士考试，因出身卑微未被录取，一生只作过长江主薄、司仓参军之类的小官，但却留下了使他为文学史记识《长江集》。
贾岛善于运用朴素的日常语言描摹自然风物，抒写实际生活情景，形成了清淡平朴的诗歌风格。
我们所选的这首《客思》，记录了一个客居他乡，漂泊在外的游子，在蟋蟀如针般尖锐的吟唱中，愁思无眠，孤坐月夜独言独语的情景。
贾岛善于运用浅显、平淡的语言，描摹深切的心理感受，因而，韩愈对贾岛的评价是：诗作“往往造平淡”。
从文学艺术的审美角度来看，绚烂容易平淡难。
平淡所展示的实质上是很高的艺术境界。
正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说的：“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
”第二首诗的作者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自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是南宋时期与陆游、辛弃疾同时代的诗人，有《诚斋集》传世。
据记载，他少习理学，讲究品节。
为人刚毅狷介，不苟合取容，时人称其有“折角之刚”。
杨万里学诗初从江西诗派入手，晚师唐人绝句，而逐渐摆脱既定范式的拘囿，熔铸成独具风格的“诚斋体”。
杨万里晚年曾经谈到自己的作诗状态是“浏浏焉无复前日轧轧矣（《荆溪集序》）。
”他善于从平常的事物中去捕捉富有情趣的瞬间，并用浅近的语言将所见、所闻、所感表现出来，语言新鲜活泼、平易晴朗。
如“平田涨绿村村麦，嫩水浮红岸岸花”（《三月三日雨作谴闷十绝句》），“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人雨声来”（《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等都是其风格的体现。
众所周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修辞是诗歌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在诗歌中，诗人抒情写意，别有怀抱，无论是贾岛，还是杨万里，都是将自己的感兴寄托蕴于其间。
我们将两首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诗歌放在这里，主要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两个关于“通感”的典型范例。
贾岛的“促织声尖尖似针”——比喻耳朵里听到的蟋蟀的声音如针一般，听觉感知到的声音出现了可见可触的尖利质感；杨万里的“犹吹花片作红声”，则是将本来应该由视觉去感知的颜色转换为传递给听觉的声音，以至于需要由听觉去体会。
这两句诗，一个是由听觉向视觉转移，一个是由视觉想听觉转移，使听觉与视觉两种本来应该各司其职的感觉之间获得了沟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感”。
文学创作与鉴赏中的“通感”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种特殊的感知活动，过去有人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感觉的转移”，认为是一种感觉引起了另一种感觉的兴奋，这种感觉又强化了原来的感觉。
比如说把色彩分为冷色与暖色，是说的不同的色彩，在人的心理上引起的对于“暖”与“冷”的感受，是一种从视觉到心理感觉的转移；把声音分为“圆润”与“尖利”，是说不同的声音，在人的生理上所引起的“尖”或者“圆”的感受，是一种听觉到触觉的转移；把笔调分为“生涩”与“甜熟”，是说不同的笔调所引起的“涩”与“甜”的感觉，是从触觉到味觉的转移，等等。
那么，“通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实质上，通感是一种由不同感觉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称之为“通觉”、移觉、“联觉（synaesthesia）”，指一种已经产生的感觉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兴奋而产生的“挪移”，或一种感觉的作用借助另一种感觉的同时兴奋而得到加强的心理现象。
钱钟书先生在《通感》一文中对此有简明而通俗解释：“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舌、身各个官能的领域不分界限。
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
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
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近代西语常说‘黑暗的嗓音’、‘皎白上午嗓音’，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有‘通财之谊’。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在已注意到了这种心理现象，《礼记·乐记》中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止如槁木，倨中矩，累累乎端如灌珠”，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就这段描写音乐给人的感受的文字谈到：“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其形状如此。
”《列子·问汤》就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说，将听觉效应转换为视觉效果；优美的音乐犹如可以看得见的“绕梁”的丝带，给人以深切的感受。
这种“听声类形”显示的就是一种“通感”现象。
诗歌创作中，艺术通感既是创造意向的重要方法，也是诗人艺术思维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诗人感物，必然要突破单一的感觉经验，而表现为各种感觉建立起相应联系并达到沟通全身心的体察；另一方面，在艺术思维进程中，由于联想和想象的作用，各种符号迁延流动，各种感觉的界限彻底打破，感知、表象等不同交叠、转化、渗透、互通，更容易形成一种“感觉挪移”，以至于“鼻有尝音之察，耳有嗅息之神”。
因此，在诗国度，声音能够产生气味，使“非鼻闻香”，如“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声随风结，哀响馥若兰”（陆机：《拟西北有高楼》）；也会有颜色、形状、味道，使“耳中见色”、见“形”、见“味”，如“风随柳转声皆绿，麦受尘欺色易黄”（严遂成《满城道中》），如“A，苍蝇身上的黑背心\\\/围着恶臭嗡嗡旋转，阴暗的海湾；E，雾气和帐幕的纯真，冰川的傲峰\\\/白的帝王，繁星似的小白花在微颤”（兰波：《元音》），如“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贾岛《病蝉》。
与此相应，本来没有声音的对象，在诗人的眼里心中，也会发出声音而使“眼里闻声”，如“三月萤火闹，万里天河横”（陈与义：《舟抵华容县夜赋》），如“天河夜转漂回屋，银浦流云学水声”（李贺：《天上谣》），如“隔竹卷珠帘，几个明星，切切如私语”（黄景仁：《醉花荫·下夜》），“死者没有朋友\\\/盲目的煤，嘹亮的灯光\\\/我走在我的疼痛上”（北岛：《进程》）“一种白色的情绪\\\/这情绪不会说话\\\/你也不能感到它的存在\\\/但它存在\\\/来自另一个星球”（柏桦《我要表达一种情绪》），“手在喘息\\\/流苏在呻吟”（北岛：《白日梦》）。
正式由于诗人在创作中，将感觉的沟通、交融，或借助嗅觉强化听觉，或借助听觉强化视觉，或借助视觉强化触觉……所以才熔铸了古今中外诗歌中生动新奇的诗句，使读者体会到诗歌语言的“无理而妙“的韵味。
需要说明的是，运用艺术通感来描摹艺术形象的方法，并不是只有在诗歌文本中才可以见到，其他类型的文学文本——小说、散文中，也有不少成功地运用通感的例证。
如近代小说《老残游记》的第二回描写小玉说鼓书时这样写道：“渐渐地声音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根钢丝似的，抛入天际。
……哪知她于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曲折。
……恍如由傲来峰西面，及至翻上扇子崖，又见南天门又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
……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有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中腰里盘旋穿插。
……愈唱愈低，愈低愈细。
……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焰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飞……” 薛尔康在《卖花谣》中写到：“踏进房门，飘来一阵清奇的幽香，香味儿虽浓，但来得温雅，不慌不慢的韵律，如一缕柔婉的江南丝竹。
”屠格涅夫的随笔《猎人笔记》中有一篇《歌手》这样写道：……他唱道：“田野里的道路不止一条”，于是我们大家觉得甘美而恐怖。
我实在难得听到这样的声音：它稍稍有些破碎，仿佛零珠碎玉般地碰响；开头甚至还带有一丝病态的感觉；但是其中有真挚而深切的热情，有青春，有力量，有甘美的情味，有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
……他的声音不再战栗，——她颤抖着，但这是一种不很显著的、内在的、像箭一般刺入听者心中的热情的颤抖，这声音不断地剧烈起来，坚强起来，扩大起来。
记得有一天傍晚，退潮的时候，海水的波涛在远处威严而沉重地汹涌着，我在海岸的平沙上看见一只很大的白鸥：它那丝绸一般的胸脯映着晚霞的红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是偶尔对着熟悉的海，对着深红色的落日，慢慢地展开它那长长的翅膀，——我听见了雅可夫的歌声，就想起了这只白鸥。
……他唱着，他的歌声的每一个音都给人一种亲切和无限广大的感觉，仿佛熟悉的草原一望无际饿地展开在你面前一样。
……
突然心血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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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本科幻小说，至于故事已经想好了，我是新的不能在新的新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既然是科幻而不是玄幻，奇幻，魔幻，那就要注意科幻的特点：科学性强，当然带了一个幻字也就有了发散的空间，但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比如牛二定律）是不能错的，除非有前提（不是一个世界什么的）。
如果是时间逆流之类的（穿越未来过去）要能自圆其说，逻辑关系想清楚。
故事涉及范围不大的话就要注重细微处的科学色彩（可以百度），如果是宇宙战争家园这类的宏大场景要注重故事描述的画面感，当然也要涉及宇宙知识。
因为不知道你想写的类型暂时也只能说这么些，建议你去了解一下科幻玄幻魔幻奇幻的区别，应该会有帮助，不至于风格写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