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唱歌的人一定要唱自己的歌,不会唱歌的人,全世界的歌对他都没有用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你没用,就是废物!!!
2011年10大畅销书
新浪中国好书榜2011年度“十大好书”网络票选活动于2011年11月全面启动，经新浪文化读书频道编辑部和媒体图书编辑、评委联合推荐，初选30本在新浪网进行公示，经过网友一个多月的甄选，网友心目中的2011年度“十大好书”为(依投票数排列)：《这些人，那些事》、《百年孤独》、《朱镕基讲话实录》、《史蒂夫·乔布斯传》、《甘南纪事》、《寻路中国》、《自由在高处》、《批评官员的尺度》、《资中筠自选集》、《古炉》。
具体2011年10大畅销书介绍可参考
《怅恨歌》的作者
白居易
采访莫言
中文名：莫言别名：管谟业国籍：中国出生地：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出生日期：1955年2月17日职业：作家毕业院校：解放军艺术学院主要成就：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成就：茅盾文学奖鼎钧双年文学奖颂福冈亚洲文化大奖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代表作品：《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莫言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 红高梁家族▪ 食草家族▪ 酒国▪ 四十一炮▪ 檀香刑▪ 生死疲劳▪ 天堂蒜薹之歌▪ 十三步▪ 红树林▪ 丰乳肥臀▪ 蛙中篇小说▪ 球状闪电▪ 金发婴儿▪ 爆炸▪ 红高粱▪ 高粱酒▪ 高粱殡▪ 狗道▪ 奇死▪ 筑路▪ 欢乐▪ 红蝗▪ 父亲在民夫连里▪ 白棉花▪ 战友重逢▪ 怀抱鲜花的女人▪ 红耳朵▪ 梦境与杂种▪ 模式与原形▪ 幽默与趣味▪ 牛▪ 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 师傅越来越幽默短篇小说集▪ 白狗秋千架▪ 与大师约会▪ 透明的红萝卜编剧话剧▪ 霸王别姬莫言[1-3]，作家， 1955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 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1986年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997年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0年 《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2001年 《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
2003年 《檀香刑》获第1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2005年 再次失手于茅盾文学奖。
《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6年12月15日，【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莫言以十年34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0位，引发广泛关注。
2007年9月11日，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子榜单【中国作家实力榜】发布，由包括朱大可、谢有顺、陈晓明在内的十位文学评论家共选出了58名作家上榜，其中莫言以9票高居榜首，余华、史铁生、阿来和王安忆以6票同居次席。
2007年7月出版散文集《说吧，莫言》。
这套书分为三卷，约100万字，全面展示了莫言的心路历程。
2008年 《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首奖。
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系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
2009年12月，出版长篇小说《蛙》，创作手法别具一格，小说由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表现一个时代的难和痛。
2011年8月，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11月，受聘请为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4]。
度诺贝尔文学奖。
[6]编辑本段名人评价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评点莫言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
他的小说都是很长的，除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莫言小说九段》。
”，“我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
”他还曾亲自对莫言说：“你的小说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
”，莫言幽默地回答：“我知道，但是因为我非常会讲故事，只要开始了就讲不完。
”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认为，莫言是中国作家中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编辑本段创作年表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
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
另有《莫言文集》五卷。
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莲池》第5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1982年，在《莲池》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
1983年春，在《莲池》二期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 《小说月报》转载。
秋，在 《莲池》五期发表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此文得到老作家孙犁赏识。
孙在一篇短文中说这篇小说有一种空灵之感 。
1984年春，在《长城》双月刊二期发表小说《岛上的风》、五期发表《雨中的河》。
秋天，得到军艺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赏识，进入该系学习。
1985年春，在《中国作家》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反响，《中国作家》组织在京的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讨论该作。
是年，在多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说《球状闪电》（收获）、《金发婴儿》（钟山）、《爆炸》（人民文学）、及短篇小说《枯河》（北京文学）、《老枪》（昆仑）、《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大风》（小说创作）、《三匹马》（奔流）、《秋水》（奔流）、等。
1986年春，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
该作一发，引起轰动。
随即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高粱殡》（北京文学）、《狗道》（十月）、《奇死》（昆仑），同时还发表中篇《筑路》（中国作家），短篇小说《草鞋窨子》（青年文学）、《苍蝇、门牙》（解放军文艺）等。
夏天，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7年春，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中篇小说《欢乐》在《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发表，受到批评，事过多年，始有作家和评论家对该作得新评价。
秋天，中篇小说《红蝗》发表（[收获]三期），该作因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和亵渎精神，连号称新潮的评论家也不能接受，纷纷著文批评。
也是多年之后，才有评论家对该作发出了另外的声音。
1988年春，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
在《十月》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同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青年文学》第十发表《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这两篇收入《食草家族》）。
秋天，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故乡高密联合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有关论文汇编成《莫言研究资料》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8）。
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创作研究生班。
小说集爆炸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88年秋，长篇小说《十三步》首发（文学四季）随 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此书出版后，大概只有一个名叫林为进的人，在河北的（文论报）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
后来又有港台的几个人写过评论。
作者认为此书是一部真正的“先锋”之作。
1989年三月，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
四月，中短篇小说集《欢乐十三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六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
冬天，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酒国》。
1990年，中篇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在《花城》发表。
继续创作《酒国》。
1991年春，在高密家中创作中篇小说《白棉花》（花城）、《战友重逢》（长城）、《怀抱鲜花的女人》（人民文学）、《红耳朵》（小说林），夏天，创作《神嫖》、《夜渔》、《鱼市》、《翱翔》等短篇小说十二篇。
秋，中短篇小说集《白棉花》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创作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天津小说家）、《模式与原形》、《梦境与杂种》（钟山）。
1993年，二月，长篇小说《酒国》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月，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由社科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神聊》。
1995年春节，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
秋，五卷本《莫言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冬，《丰乳肥臀》在《大家》连载，并获首届“大家文学奖”。
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电影《太阳有耳》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7年创作话剧《霸王别姬》（与人合作）。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1998年，发表中篇小说《牛》（[东海]六期，[小说月报]九期、[小说选刊]九期转载）、《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收获》六期，短篇小说《拇指铐》（[钟山]一期，[小说选刊]转协）、《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钟山]五期）、《白杨林里的战斗》（[北京文学]七期）、《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北京文学]十期 ）、《蝗虫奇谈》（[山花]，[小说选刊]五期选载）。
十二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收获]二期）。
作品讲述一个下岗的老工人在湖边的僻静处开了个“黄色小屋”，专供人男女野合……这就是《师傅越来越幽默》的梗概。
张艺谋用这个故事进一步编开去，就有赵本山和董洁主演的电影《幸福时光》，几个名人一煽惑，电影和小说都赚钱。
小说集《师傅越来越来越幽默》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我们的七叔》（[花城]一期），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作家]一期），另有中篇小说《野骡子》、《司令的女人》[收获]、 《藏宝图》[钟山]发表，短篇小说《儿子的敌人》[天涯]、《沈园》[长城]发表。
三月，海天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红树林》。
十二月小说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生死疲劳》 《丰乳肥臀》 《红高粱家族》 《透明的红萝卜》 《丰乳肥臀-增补版》 《藏宝图》 《四十一炮》 《天堂蒜薹之歌》 《拇指铐》 《白狗秋千架》 《莫言精选集》 《莫言作品精选》 《酒国》 《 《红树林》 《月光斩》 《老枪·宝刀》 《会唱歌的墙》 《司令的女人》 《良心作证》 《锁孔里的房间》 《什么气味最美好》 《传奇莫言》 《莫言散文》 《莫言中篇小说选》 《战友重逢》 《蛙》 其中《罗汉大爷》（节选于《红高粱》）收入到人教版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第十八课编辑本段所获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小白文（小说整体以平淡温馨为主）一女N男的 2012年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奖。
[6] 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7] 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莫言获奖感言 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东北乡”传奇的莫言对自己的家乡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
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
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
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
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8] 在此之前，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舆论众说纷纭，也有一些人对他提出质疑。
对此，莫言说：“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
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把自己放在众声喧哗之中的机会。
持续半个月之久的网络大战，也是认识自我的最佳机会，让我知道我有哪些缺陷和不足，也让我知道了有哪些宝贵的东西需要坚持、发扬。
” 对于此次同样呼声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莫言说，他与村上没有直接交往，但互相也通过信息，“我想他也创造了他独特的文体，他也描述他所熟悉的这种生活。
他的作品也是非常优秀的，完全具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8月20日，莫言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
福冈亚洲文化奖 日本福冈“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 2006年7月7日，日本福冈市政府宣布，把“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的大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评审委员会将于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中国发布此消息。
莫言是继巴金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作家。
除巴金外，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导演侯孝贤、张艺谋，考古学家王仲殊曾荣获大奖，经济学家厉以宁、现代艺术家徐冰先后获得过该奖的学术研究奖和艺术·文化奖。
全国中篇小说奖 电影《红高粱》 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获得过很多重要的奖项，比如：1987年《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其他 1988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根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奖；2001年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2001小白文（小说整体以平淡温馨为主）一女N男的》（法文版）获法国“LaureBataillin”?儒尔·巴泰庸 外国文学奖；2001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2002年《檀香刑》获首届“鼎钧文学奖 ”；2004年4月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4年3月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12月获第三十届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2005年12月被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
在世界上，莫言的作品获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很多重要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红高粱家族》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丰乳肥臀》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
《檀香刑》有越南文、日文、意大利文、韩文、法文版本等等。
今年刚完成的《生死疲劳》也已经与越南、日本、韩国、意大利、法国、瑞典等国的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现正在翻译当中。
许多国家还出版过莫言的多种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
编辑本段日译版本 吉田富夫为日本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莫言的一些作品的日文版译者。
当代中国作家中，在日本最有名的无疑是莫言。
其他几位在中国当红的作家广泛阅读，却缺乏一般读者。
众所周知，莫言最初是以张艺谋导演拍摄的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 身份在日本为人所知的。
回首往昔，电影夺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并非仅仅是电影界的大事，也是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世界所知的划时代的大事。
而作家莫言因之在日本声名鹊起，可以说是既幸运又不幸的。
不言而喻，幸运指的是能借助有强大传播效果的电影一举成名，然而同时他的名字又总会和电影同时被提起，这样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就有可能会流于肤浅。
是否能够摆脱这样的局面只能看作家的实力，幸运的是在这以后莫言连续发表了多篇力作，又都被翻译成日语介绍过来，所以在日本，他成功地摆脱了上述困境，获得了稳定的评价。
翻译长篇小说《红高粱》而将莫言最早介绍到日本的是井口晃，他翻译的是《红高粱》（1989年）和《红高粱（续）》（1990年），均被收入日本最早的“新时期文学”集大成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系列（德间书店）。
然而，遗憾的是最初翻译过来的作品所附的译者解说对作品不无指摘，尽管如此还是要感谢译者将莫言介绍给了日本。
自此，1991年出版了藤井省三·长堀佑造翻译的《来自中国农村——莫言短篇集》（宝岛社）。
里面收录了包括《秋水》、《枯河》在内的早期作品。
1992年出版了藤井省三翻译的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JICC出版局）。
里边收录了《透明的红萝卜》、《苍蝇·门牙》等早、中期作品。
1996年出版了藤井省三翻译的《酒国》（岩波书店）。
译者藤井省三在这本难读的小说日译本的标题下加了《特派检察官丁钩儿的冒险》作为副标题，而且还在丁钩儿上面用扑克牌的J——“JACK”作了注音标注。
而且，他不仅在导读中作了中肯的评价，并且将作品指为“出自中国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 ”，指出了福克纳以及马尔克斯的影响。
接下来，1999年出版了由吉田富夫翻译的《丰乳肥臀代的日本读者更加了解作品的历史背景，译者下了一番功夫，将每一章都加了原文没有的小标题，比如《第一章、日本鬼子来了》、《第二章、抗日arabesque（音乐：阿拉伯式的华彩乐段；芭蕾舞蹈：一种舞姿——作者注）》等等，还添加了一些帮助解说那一章历史背景的译注。
之后2003年出版了由吉田富夫翻译的《檀香刑》（中央公论新社）。
这部小说一半以上是作者虚构，以说唱风格的山东省地方戏“猫腔”为主调，每一章开头都有一段“猫腔”。
译者翻译时作了一些努力，将其转化成日本的“五七调”，并在开头部分加上一个“□”以表明这是一段唱腔。
这本译著受到多方好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井波律子教授说：“最精彩的就是（作品）将埋在中国近代史底层的黑暗部分，用鲜艳浓烈的噩梦般的手法奇妙地显影出来。
” 这些年来陆续出版的莫言译作还有，吉田富夫翻译的《至福时刻——莫言中短篇选集》（收录了《红蝗》等4篇）（2002年，平凡社），吉田富夫翻译的《白狗秋千架——莫言自选短篇集》（收有早期作品14篇）（2004年，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吉田富夫翻译的《四十一炮》（2006年，中央公论社）等等。
如上所述，莫言的主要作品被翻译成日语介绍给众多读者，受到很好的评价。
必须阅读文字的文学作品，与电影相比传播力度可能较弱，但它产生的影响力之深，是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
因此，在日本，莫言文学读者层的扩展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编辑本段读者评价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教学文摘 → 嗜血魔王莫言 2008-09-24 莫言，中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我崇拜他痛恨他，所以给他树碑立传。
莫言主要作品有《红高粱家族》、《生蹼的祖先们》、《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等，自从《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并获了国际大奖，妖魔化中国人的风气便一发不可收拾。
《群像》第一篇写谁，我考虑了很久，最后选择了莫言，幻剑诸君谁想知道什么叫暴力什么叫血腥什么叫变态什么叫魔幻什么叫妖魔横行的世界，去看我老乡莫言的大作，决不会失望。
当然，假如您有心脏病，我劝你尽量离他远点。
莫言总喜欢把人写成妖魔，下笔极其血腥残忍，穷凶极恶屎尿横流极尽渲染之能事，中国作家里没谁比他更擅长写杀戮写酷刑，他把变态升华成了美学，字里行间透着血腥和疯狂。
莫言说他受日本文学影响很大，事实正是如此，作品里总是影影美学的魅影，相比之下，马尔克斯的影响只是表面现象，看完他的小说总忍不住怀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嗜血魔王，是个恐怖的文字暴徒。
他在《生蹼的祖先们》里大肆叫嚣“食草家族子孙拉得屎比进口香蕉漂亮为什么不能大声赞美”，这已经不止是间离而是对读者阅读快感对传统美学的赤裸裸的挑衅。
莫言还喜欢描写牛马骡子之类的家畜，可是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用暧昧的笔调来写，仿佛那些东西不是畜生而是女人，让人觉得文字背后藏着一双恋兽色情狂的眼睛。
莫言曾说文学是一种悲愤的抵抗，可是他的抵抗未免有些过火，抹煞了一切关怀和温情，中国传统文学里的含蓄美被他全盘破坏，一切情绪全用魔鬼般的疯狂来展现。
莫言喜欢大篇幅写景，写景中肆无忌惮的使用通感，用混乱的色彩进行渲染，叫人看着触目惊心。
莫言从不具体写性爱，《丰乳肥臀》被日本人当成黄书其实很冤枉，可是也不冤枉，他的书里没有赤裸裸的性描写却又远比性描写更刺激更可怕更邪恶的东西。
不管《丰乳肥臀》还是莫言的其他作品，统统充满了过于横暴的力量，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家伙，他的作品同样精力充沛并且过于充沛，大红大绿大仇大恨大喜大悲被浓墨重彩涂抹的淋漓尽致，泛滥的激情淹没了叙事，有足够热烈的爱和恨却严重缺乏悲悯与温情，这一点他还不如余华来得聪明。
莫言还说纯文学应该学习武侠小说的技法，这一点在他的创作实践里有明显体现，《红高粱家族》与《丰乳肥臀》里都出现了日本兵杀人的描写，那种钢铁般冷冽的笔法在我看来远比任何武侠小说里的打斗场面更恐怖更真实，那是真正的杀人现场，相比之下，金庸小说中你来我往的过招算得上文质彬彬，古龙笔下的剑客刀客也委实有点艺术家的情调，只有莫言是真杀人，真把杀人与酷刑当成乐趣来享受，与之相比温瑞安不过是小儿科。
《红高粱》剐了一个罗汉大爷，《二姑随后就到》里天、地兄弟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屠杀技巧，《丰乳肥臀》一开篇就对驴生骡子女儿临产进行了血乎淋拉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檀香刑》干脆就把酷刑作为标题。
有时候人不够杀作者就拿畜生充数，伦。
莫言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作品里魔幻气息很浓重，《生蹼的祖先们》里表现的最突出，那个鬼魅横行的红色沼泽与红树林之间栖息着生蹼家族与食草家族，前者酷似恐怖电影里的妖魔鬼怪，后者完全是土匪世家。
同时来自拉美文学的影响还有结构主义理论，先是《红高粱家族》被切的七零八碎，空缺无处不在，到了《丰乳肥臀》，第一卷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二卷则改成了第一人称，并且这个“我”居然有着全知视角，可以在襁褓之中看到母亲“第一眼就看到了我双腿间那只蚕蛹般的小鸡巴”，现实逻辑在他作品里遭受了不屑一顾的待遇，与此同时，叙事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
莫言是个创作精力旺盛的作家，可是他的作品里也总是出现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我模仿，比如“XX在日本北海道深山老林”这一桥段，多次出现在他各个阶段的作品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意为之。
莫言笔下的世界只能是妖魔化的农村，他写不出城市生活，他笔下的角色也很难出现可以被接受的知识分子，《红蝗》里那个“我”至少有大学以上学历，昆虫是他的专业，可是回到老家以后他居然买了一本关于蝗虫的科普读物，并且看得津津有味，行为与经历明显不符，也许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他笔下曾出现了无数疯子傻子，这个身为知识分子的“我”也有点神经病。
我就奇怪，难道他写不出一个正常人
每次读完他的东西，我总感到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跟我所在的山东不在一个地球上，那简直是妖魔横行的地狱。
我这里不好摘取作品原文，免得影响列位就餐。
以上主要针对长篇，莫言的中短篇又是一种风格，与长篇差别很大。
我喜欢《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让我了解到嗜血魔王也有幽默的一面。
不得不说莫言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赵树理先生的小说都以北方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文笔朴实，没有半点（）
喜欢! 特别喜欢《长恨歌》，三恋也不错，源于母爱的更加深刻吧
你有什么想法
这些文章我认为分析的很好，也用来共同欣赏吧： 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长恨歌前几十页我不喜欢。
感觉中，王安忆是在和张爱玲较劲。
她的写作独白是：你张爱玲能写，我也能写；你写得好，我写得绝不比你差。
然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活的，传神的，是她用敏锐的五官切实感觉来而后轻松挥洒出的，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她坐在黑漆漆的斗室中，凭借电影、图片、听来的故事和一些文字记载开展想象，然后将想象蘸上干乎乎的墨水，使劲挤呀挤地挤出来的。
她依赖的是她的勤奋、毅力和刻苦，依赖的是她丰富的想象力和感觉。
她是在用想象与感觉堆砌，靠堆砌来硬写、死写、愣头愣脑地写......她写弄堂，写流言，写鸽子，一写就是好几页，咬 住不放，写得实在很笨。
要不是长恨歌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想我是不会继续看下去的。
然而，幸亏我继续看下去了。
继续看下去后，我的看法完全变了。
长恨歌是写前国民党要员的情妇王琦瑶几十年来的生活。
通过王琦瑶写了几十年历史，或说通过几十年历史写了王琦瑶的命运。
王安忆笔下的历史不是我们通常习惯于关注的与重大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历史，而是作为时间的历史。
她极力渲染的是各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的来自感官的特征，她努力准确捕捉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赖、趣味取向。
由于投向历史的视点不是政治，不是历史变迁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为时间、年代的历史，历史中的个人，故而，她笔下的历史与个人显得特别平实，真切，贴近，两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谐，从而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饱满、浑厚感。
长恨歌 确实写出了作为年代的历史，写出了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人。
我觉得，王琦瑶这个人我认识，严家师母、毛毛娘舅我也认识，他们似乎就住在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上海住的那条弄堂隔壁。
这些遗老遗少身上散发出一股樟脑丸气味。
他们是躺在旧时的记忆上活过来的。
旧时，是他们家中不太打开的箱底压着的几件曾经漂亮过的西装与旗袍。
他们彼此靠着对这种樟脑丸气味、西装、旗袍气味的记忆、嗅觉、感情走到一起的...... 王安忆之所以看中王琦瑶这个人物，写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份怆凉。
一份逼人的、摆脱不了的怆凉。
这份怆凉与其说来自命运来自历史变迁，不如说来自生命本身；与其说来自王琦瑶，不如说来自王安忆自己。
这份怆凉是王安忆人到中年对生命的感悟，是对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挽歌、一声叹息。
长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于以冷静的旁观角度叙述了这份实在的、透自骨髓、挥之不去的怆凉。
王安忆的感觉很好，想象力很好。
而且，她的感觉和想象很特别。
她的感觉、想象常常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抒发与接收，而是理性的断语。
理性归纳过的感觉与想象所能拥有的空间应该很有限，但在王安忆那则泉涌不息，无穷无尽，被用得层层叠叠。
在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觉她的刻意、堆砌、笨拙感觉得不耐烦，感觉得有点累时，又不得不叹口长气，无可奈何、心服口服地承认她的感觉、想象独特且准确，承认她的感觉、想象是她脑中流出的，信手拈来的，承认这是她的风格，至少是长恨歌这部小说的风格－－就像长恨歌的一个记号。
补充一句，长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写、死写 看惯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结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叙说，人物心理捕捉，向来是王安忆的强项) ，甚至觉得它们必不可少，觉得正是它们使这本书厚重起来的。
还得略谈长恨歌的不足。
比如说，关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比如说，王琦瑶被长脚杀死...... 薇薇这个人物可有可无，没有也许更好。
作者想通过青少年薇薇写出那个年代，可薇薇没写好那年代也没写好。
明确让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写微微的用心(又一个刻意)。
王琦瑶为什么会死
作者想以她的死来加强悲剧效果，加强她身上存有的那种怆凉感。
然而，王琦瑶身上的怆凉感不是靠死来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么活下去怎样活出怆凉来。
长脚杀王琦瑶杀得莫名其妙，杀得太戏剧化，这一杀，将一本沉甸甸的书、将一个严肃的作家，杀出了一些轻浮、杀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长恨歌纵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显得不重要。
长恨歌不可取代，王安忆不可取代。
作家简介： 中国当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
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谓家学渊源，但我更喜欢后者的作品。
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以上海为背景，如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
但也嫌有些絮叨。
对细节很执着，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
她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较短的长篇，叫《米尼》，大概是写一个有偷窃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
（宇慧 2000，1，21） 自然资料：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
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
1969年初中毕业。
1970年赴安徽插队。
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
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
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
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
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
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后生活的转变。
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
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
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后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
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
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
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
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
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
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
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后，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
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
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浅谈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 不像小说的小说 一九九六年，王安忆发表了头年完成的《姊妹们》，接下来，一九九七年发表《蚌埠》、《文工团》，一九九八年发表《隐居的时代》，到一九九九年，在与《喜宴》、《开会》两个短篇一块儿发表的短文里，她明确地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
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
”(《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这期间王安忆还在写着另外不同类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忧伤的年代》和断断续续进行着的长篇《屋顶上的童话》，等等。
这些作品不仅与上述一组作品不大一样，而且各自之间也差异明显。
这里我们暂不讨论。
且让我们只看看那一组不少人觉得不像小说的小说。
为什么会觉得不像小说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
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
我们设想着却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
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
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
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
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
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
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
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
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从“我们的村庄”，还有“我们团”、“我们”暂时安顿身心的城市、“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找到了什么? 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从它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文学，它的发起者和承继者是转型过来的或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学促进国家和民族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化并表达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和意愿的方式。
今天回过头去看，在这样一种主导特征下，新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于诸多方面就显示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就是这种一致性，构成了今天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传统。
举乡土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在描述乡土中国的时候，自觉采取的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和态度，他们的眼光都有些像医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们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
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了。
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取景和聚焦。
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
民间的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性的取景框舍弃了。
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
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是在文明之外的。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
你知道《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
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
”——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距离的。
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
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
”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
“两种文明”的奇遇 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
《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
王安忆在文中说，“当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
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
”你看接下来描述的“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
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
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
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
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
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 《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
”——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
” 《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左冲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
“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戏剧团。
”新文明的团体脱胎于旧文明的戏班子，譬如说其中的老艺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土根性，他们代代承传的老做派，将怎样委屈求全地适应新文艺的要求，而在历经改造之后却又脱胎不换骨?这个由老艺人、大学生、学员、自费跟团学习的等带着各自特征的人员杂糅组成的文工团，在时代的变幻莫测中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终于撑持到尽头。
“我”隐退到“我们”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
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
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
“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并非消失了，而是隐退到“我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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