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读后感 就民国某一人物800字以上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著名作家王跃文，著名文化学者、北大教授张颐武等众多名家鼎力推荐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
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
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 () 作者简介 · · · · · · 汪兆骞：著名编辑家、作家，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
中国作协会员。
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目录 · · · · · ·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
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
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
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
《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
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
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
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
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
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
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
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
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
”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
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
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
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
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
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
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
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
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
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
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
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
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
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
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279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
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
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
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
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
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
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
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
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
《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
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
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
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
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339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
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
“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
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
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
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
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民国时期之读后感。
250字左右，需要独立写作，不能抄袭百度
现实中，朋友间聊天神侃，网络上，网友们胡吹乱诌，永不过时的一个话题：如果可以穿越的话，你愿意回到那个时代
每每这时我总是语穷，我也爱做梦，也想穿越，可每朝每代都有它的诱惑性又有所不足，让我站在“时空机”前望而却步。
直到最近，读了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穿越到民国时期，在清华或或联大校园内做个普通的女学生。
一是不用缠足，二是新式婚姻，不用与他人共用“茶壶”（这两点非常非常重要）三是可以接受最高级最纯净的教育，感受那批大师们“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
想想可以听世界上最后一个留长辫子的男人辜鸿铭讲国学，听赵元任用口技“表演过全国旅行”：用最纯正的英语骂人；狂傲的讲；痴情的讲逻辑学；看看美女，感受她的健谈，岂不快哉
如果有幸可以结识个情投意合的谦谦君子，每天一起看书写字画画做学问琴瑟和谐：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谈论“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的话题，过一种虽然贫穷但是却无所不有的闲淡生活，不亦乐乎?再回到现实中，看了本书，还有如下感受，启示：（一）那批大师性格或乖张或执拗，或偏执，教法也各异，但有个共同点，对学问严肃的态度令人钦佩，试问，现今的教育者有几人能做到
（二），文化人的骨气傲气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那战火纷飞，国土沦陷的年代里，他们能够安于贫穷，在最困顿的时候，安心学问，著述立学，不受外界影响，诱惑；他们有骨气有傲气有脾气敢于直斥当权者，实在让人折服
（三）感叹梅贻琦在解放战争后要离开大陆，到台湾的远见，明白了为什么他要说：如果他留下来，要么做右派，要么当傀儡——看民国时期铮铮汉子刘文典，金岳霖晚节不保一切不言而喻
好像也能明白了“钱学森的世纪之问”。
为中国教育的现状担心啊
（四）再次感受到国学的博大精深，自己知识的浅薄，要求知若渴，虚怀若谷，不断学习
民国第一奇女子吕碧城读后感
群芳、风华绝代的吕碧堪称民国第一奇女子，其一生颇为：身为红粉，而有巾帼女豪，一生伤怀国是，关怀民瘼，痛恨黑暗，同情弱小，又倡导佛学菩提，力主护生。
她不仅是“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诗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资本家，还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时人写诗赞曰：“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 凤毛麟角之才女 吕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宝莲居士。
安徽旌德县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
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牒纂修、山西学政等。
家有藏书三万卷，诗书自可育人。
书香之家的熏陶，使吕碧城聪颖而早慧：“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
” 吕碧城不仅是大才女，而且是大美人。
从时人赠她的“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以及“冰雪聪明芙蓉色”等诗句里，我们也可看出她的美貌来。
今传有其照片多帧，着装为欧式衣裙、胸绣孔雀翎、头戴翠羽，风姿绰约，娟秀妩媚，美丽可人。
现代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曾誉其为“美艳有如仙子”。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就已很高了。
这一年她写了这样一首词： “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
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
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
君未知
是天生粉荆脂聂，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
浸把木兰花，谈认作等闲红紫。
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毫兴，写入丹青闲寄。
” 当有人告诉当时的“诗论大家”樊增祥和吕碧城父亲是同年进士，曾任两江总督，这是一个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断不敢相信“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如此荡气回肠的词章竟出自一个小女孩之手
樊增祥后来曾编辑出版吕碧城诗词，极为喜欢吕碧城的一首《浪淘沙》：“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
夜深听雨小红楼。
姹紫嫣红零落否
人替花愁。
临远怕凝眸，草腻波柔。
隔帘咫尺是西洲。
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
”并在这首词旁批曰：“漱玉李清照曾著有《漱玉词》犹当避席，断肠集宋代著名才女朱淑真词集名勿论矣。
” 吕碧城著有《信芳集》、《晓珠集》、《雪绘词》、《香光小录》等十几本诗词集，其代表作被近代词学理论家龙榆生收入《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称之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凤毛麟角之才女”。
吕碧城的诗词文风唯美、超越、冷艳，以超越时俗的激情与识见融入丰饶瑰丽的意象，以一支饱含时代风云、欧风美雨之生花妙笔，写尽了鲜活的风光事物，如：火山、雪湖、冰河、铁塔、网桥、电缆、飞艇、木棉、旭日、海涛、日落、自由女神，乃至胶鞋、雨衣、冰淇淋……使词这一文学样式走出旧日儿女私情、风花雪月、伤春哀怨、身世感怀、闺阁情丝等局限，从而开创了波澜壮阔、奇妙多姿的新境界。
评论家陶杰说，吕碧城的词“并非首首闺秀纤巧，而是烙印了时代的烽烟。
手笔婉约，别见雄奇，敏感玲珑，却又暗蓄孤愤。
”柳亚子认为，百余年来，吕碧城“足以担当女诗人而无愧”。
吕碧城不仅是近代卓越的女词人，而且于诗文创作亦同样才笔纵横，卓荦不羁，造诣甚深。
诗人易实甫曾称赞道：“其所为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
” 《大公报》主笔 吕碧城9岁时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
13岁那年，她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病逝，因无子嗣，全部家产被族人霸占，并唆使匪徒将母亲严氏强行幽禁。
小小的吕碧城挑起重担，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四处求人告援，其中包括时任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的樊增祥。
一时间各种压力纷纷来到安徽的各级政府，官员们不敢怠慢，囚禁多时的母亲得以脱险。
但碧城“夫家”却起了戒心：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能量，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提出退婚。
吕家自此劫难后门衰祚薄，孤儿寡母，势单力薄。
那时女子订婚身不由己，而被退婚则视为奇耻大辱。
这段痛苦的经历，在碧城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成为她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自此萌发了对封建制度的无比痛恨。
连遭失夫与女儿被退婚的双重打击后，生活无着落，吕碧城的母亲便带着4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于塘沽任盐课司大使盐场总管，八品官，不是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
1903年春，戊戌变法深入人心，维新思想狂飙突进，因不满闺中灯影小楼、书艺墨魂、粉黛丝竹的生活，一心想逃脱藩篱，20岁的吕碧城有意到天津“探访女学”。
外甥女要入新学，遭到守旧的舅父的严词骂阻，说女孩家应在家中“恪守妇道”，引起吕碧城的极大激愤，她第二天便逃出了家门，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
她身无分文，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
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火车上遇上一位好心人——天津佛照旅馆的老板娘，当她了解到吕碧城的情况后，便将她带到自己的家中住了下来。
由于吕碧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便四处转悠。
她无意中得知舅父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滨江道的《大公报》社，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来津的种种情况，情真意切地寻求援助。
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吕碧城时来运转。
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他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也为她信中的文采所倾倒，连连称许。
英敛之，名华，号安蹇斋主，立宪党人，倾向维新，才华横溢，他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
惜才爱才的英敛之亲自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访，相见之下对吕碧城的胆识甚为赞赏，并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让她搬到报馆居住。
吕碧城因祸得福，到天津“新学”没有上成，却自此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并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才女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所发表的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就颇受前辈们的赞许。
她又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和宣扬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她在诗词和文章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是新女性所倾慕。
吕碧城也因此在京津地区崭露头角，声名鹊起，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亡故，一大批人为之惶惶不安，似乎慈禧一死，天就要塌了，国家失去了主心骨，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却有人填了一阕《百字令》： “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
屏蔽边疆，京垓金弊，纤纤手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鹅。
” 这首词和一幅题咏慈禧的漫画像，都登在了《大公报》上。
作品痛斥慈禧，说她把大清朝的江山搞得一塌糊涂，将边疆的大量领土，国库中的大把银钱送给了外国，她到阴曹地府，见到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一定羞愧难言。
这使清政府十分恼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这首引起轰动的词和画的作者，就是当时只有25岁的年轻女子吕碧城。
1904年至1908年，吕碧城成为《大公报》的主笔，她的锦绣文章频频面世。
她的两个姐姐吕惠如、吕美荪和她一样，均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大公报》编辑出版了《吕氏姊妹诗词集》，并发表评论，称她们是“硕果晨星”式的人物。
社交场上的明星 其时，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丽影芳踪。
一时成为京津地区的一道奇特景观，人们对这个有思想的美女加才女刮目相看。
当时各界名流纷纷追捧吕碧城，如著名诗人樊增祥、易实甫，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正如内廷秘史缪珊如有诗赞说：“飞将词坛冠众英，天生宿慧启文明。
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用吕碧城自己的话说：“由是京津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
” 当时追求吕碧城的人很多，据说吕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但她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比吕碧城大9岁，汪精卫年纪太小与吕碧城同岁。
另外，根据近代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先生考证，《大公报》主编英敛之，十分爱慕吕碧城，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误会。
史学家梁元生先生也在英氏日记中发现了英敛之写给吕碧城的词：“稽首慈云，洗心法水，乞发慈悲一声。
秋水伊人，春风香草，悱恻风情惯写，但无限悃款意，总托诗篇泻。
”确实情意绵绵，流露着一片深情。
吕碧城是这样与友人说起她的情感感悟的：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诸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
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
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了。
倡导女权的教育家 吕碧城还与“鉴湖女侠”秋瑾交情莫逆，提倡女权，曾与秋瑾同榻而眠，所论多国运民脉之事。
“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
”是她们的共同心声。
有趣的是，秋瑾因仰慕吕碧城，也号“碧城”，不少吕碧城的作品被误认为出自秋瑾之手，于是秋瑾“慨然取消其号”。
不久，吕碧城又为秋瑾创办之《中国女报》撰写发刊词。
秋瑾被害，吕十分痛心，夜不能寐，设法与人将其遗体偷出掩埋，又于灵前祭奠之。
吕碧城又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
她曾与“鉴湖女侠”呼吁革命，是发动女权运动的先驱者。
做《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积极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等主张发表了大量诗文。
作为妇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认为，要想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必须“启发民智”，极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质。
因此，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实践自己理想的奋斗目标。
于是，吕碧城发表了多篇言论，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她把兴办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
女学运动的兴起，恰恰证明了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
”她认为，“办女学、开女智、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
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严范荪、傅增湘等相识，以求支持。
《天演论》译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当时执教于天津水师学堂，并任该校总教习、总办校长，与英敛之过从甚密，曾为其手书《大公报》报名。
他也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赞之曰：“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
故我看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
”严复随后不仅收她为女弟子，悉心教授逻辑学原理，师生互致诗词唱和，还向总督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
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戊戌科进士、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筹办女学。
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女学筹办进展顺利。
1904年10月3日《大公报》刊登了“倡办人吕碧城”发布的《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同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并开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傅增湘为监督校长。
两年后添设师范科，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校长。
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
这一时期，吕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女子教育以改造国民素质为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个人”和“完全之国民”；女子要享有与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打破女子教育以识字和家政为主的教育清规，以西方教育为蓝本，对女子必须授予全面的教育；女子教育要大胆任用男教师，以提高女子教育质量；女师的学生，今后不仅做女子学堂的教师，更要做男子的教师；等等。
这些教育思想的提出，对当时的教育界是极大的震动，确为当时的女子教育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
她一干就是七八年，既负责行政又亲自任课。
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国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学府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她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
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凯敬重的家庭教师等，她们都曾亲聆过吕碧城授课。
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吕碧城为女性的整体觉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种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吕碧城影响下，吕氏姐妹皆从事女子教育，并成就斐然。
大姐吕惠如担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姐吕美荪担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妹妹吕坤秀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亦成为著名诗人和教育家。
“旌德一门四才女”一说成为当时广为传赞的美谈，为时人所称羡。
历史往往喜欢开玩笑。
令吕碧城哭笑不得的是，当年吕碧城因被舅父责骂而出走，及至她创办女学时，这个舅父严凤笙却“因事被劾去职”，袁世凯竟指定他协助外甥女吕碧城参与筹备事宜，他无地自容，但只好“忍气权从”，但没过多久就辞职回了塘沽。
对此吕碧城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资助以迄今者，皆为舅父一骂之功也。
” 从总统秘书到皈依佛门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任大总统，吕碧城进入新华宫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
后袁世凯欲称帝，筹安会的一批人积极充当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吹鼓手。
吕碧城不屑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
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生活极其西化、奢华。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
四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
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
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字字珠玑，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1928年，吕碧城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在日内瓦断荤。
1929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并盛装登台作了精彩绝伦的演讲，与会代表惊叹不已。
在游历的过程中，她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认为自己在代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
此后，她周游列国，宣讲动物保护的理念，成为这一组织中最出色的宣传员。
吕碧城终身未婚，后逐渐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
民国初年，吕碧城在北京见过天台宗高僧谛闲，若有所悟。
不过吕碧城真正开始信佛，根据她自己的记叙，是在1929年前后。
当时吕碧城旅居英国伦敦，友人孙夫人偶然在街头“捡得印光法师之传单，及聂云台君之佛小册”，孙夫人对此不屑一顾：“当这时代，谁还要信这东西
”但吕碧城立刻说：“我要
”“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师之教，每晨持诵弥尊圣号十声，即所谓十念法。
此为学佛之始。
”吕碧城的这一学佛因缘颇为奇特，连她自己也常常感叹道：“遇佛法于海外，已属难事，况此种华文刊品，何得流入英伦，迄今犹以为异。
然倘不遇者，恐终身不皈大法，险哉
” 吕碧城信佛后，守五戒，茹素，不再肉食，而且大力宣传动物保护。
1929年，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保护动物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大力提倡素食，“护生戒杀”。
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其佛教修行实践，以净土念佛为主。
与太虚、常惺等当时著名僧侣多有往来。
吕碧城的著作有《吕碧城集》、《欧美之光》、《观无量寿佛经释论》、《梵海蠡测》等。
其中《欧美之光》介绍了欧美各国的佛学会、素食会、动物保护会。
吕碧城旅居欧美时间很长，所到之处甚多，因此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非常珍贵的插图。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硝烟比中国更浓，吕碧城深夜听到邻家的钢琴声，都好似杀伐之声。
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先是住在香港山光道自购的一所房子中，后搬入东莲觉苑，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
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李义山的《碧城》其一：“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
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树水晶盘。
”或许正是吕碧城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的写照。
她自己所作的《琼楼》一诗，则更能体现她对于人生的真切感受：“琼楼秋思入高寒，看尽苍冥意已阑；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
金轮转劫知难尽，碧海量愁未觉宽；欲拟骚词赋天问，万灵凄侧绕吟坛。
”
为什么总有人说民国大师比现在多，完全不敢
民国之后无大师就是谬论近年来，“民国之后无大师”“民国教育神话”吹成了一个又一个泡沫，然而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具体从以下十点分析：第一，民国的基础教育惨不忍睹。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
国粉津津乐道的西康军阀刘文辉的名言“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则是一个谣言，详细的辟谣文已经准备好，明日或后日推送。
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说，“大师”云云不过是畸形社会中的空中楼阁。
第二，所谓“民国大师”基本全为文科、社科人才，而极少数的几个理工科人才都是美国培养的。
这里并不是在探讨文理孰优孰劣，而是在当时山河飘摇，家国不宁的社会现状，几个能带来真正生产力直接推动的人才要比一些空谈风花雪月诗词曲赋的人对社会贡献大得多。
这么说吧，一个袁隆平顶一火车“民国大师”。
我是文科生，轻喷。
第三，纵向比较来看，新中国现当代学者学术成果早已超越“民国大师”。
首先必须要说明一点，知识发展都是相继而行的，新中国学者研究成果超越民国学者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必须要感谢民国文人学者对于各个学科的基础性贡献，非要把民国学者与现代学者比较，“扛着机关枪的兰博和力能扛鼎的项羽”谁更厉害一样无聊。
但是为了堵住某些不学无术的“文史小清新”嘴，我还是简单说说，民国学者大多一个人涉及n个领域，而现代学者往往一个人只做一个课题，但开的很深。
这样整体学术就进步了，但很少有跨界的，因为学术进步后没有人有那精力，对于某些胡搅蛮缠的人来说，不跨界就是专家，就成不了大师了。
譬如说陈寅恪的魏晋研究被当代阎步克，田余庆完败，唐史黄永年完败之，甲骨文就别提了，民国学者加起来认出的甲骨文不如裘锡圭一根毛。
再说清史，在网上被骂成狗的阎崇年老先生学术成果也超过民国的孟森、萧一山，这二人不会满语，阎崇年可是能读得懂老满文档的人。
再说一遍哈，时代不同，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民国之后无大师”或者“民国学者就是群渣”的说法都是偏激的。
第四，横向比较来看，“民国大师”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少能拿得出手的。
如日本京都学派认为民国学术一塌糊涂，只有顾颉刚到了他们那个级别。
伯希和说，中国只有三个世界级学者，陈垣、冯友兰、杨树达。
我相信，这三个人里如果不是冯友兰出现在了高中课本上，那些个一口一个“民国大师”的“文史小清新”一个也不认识。
就连钱穆也说民国学术是衰世，惨不忍睹。
而在当代，李学勤、秦晖、裘锡圭、阎步克他们都称得上是世界级文科学者。
第五，新中国那些文人被禁止吹牛，这点真的很重要。
看这十几年管的送了点，是不是各种“国学大师”“历史良心”之类的又泛滥了些。
第六，现在不少关注“民国大师”的人群中，关心的不是他们的学术成果、思想境界，而是他们的逸闻趣事，譬如王国维的小辫子，辜鸿铭喜欢小脚妹，金岳霖给梁思成戴绿帽之类的，跟关注当下娱乐八卦如出一辙。
现在真的没有大师了吗
不，现在没有的只是供那些“文史小清新”的谈资。
第七，现代资本运作。
许多民国大师的炒作不过是背后都有书商资本看不见的手。
再譬如前一阵的电影《黄金时代》，萧红萧军取这两个笔名本意是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他二人本是革命青年，但资本主义商业需要他们是文艺青年。
他们想本颠覆的“黑暗时代”，却成了商业资本与市场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的 “黄金时代”。
切格瓦拉永远活在衬衫上，“小小红军”永远活在“民国范儿”中，“民国大师”也永远活在当代图书的腰封里。
第八，在那些张口闭口“民国之后无大师”的人群中，恕我直言，他们的水平完全无法理解大师们的学术成就，若是能理解或有浅显的研究，便根本不会忽视新中国之后取得的种种进步。
他们所要的，只是一种自我标榜，只是通过这一种无病呻吟与感慨叹世来达到标榜自己的目的。
俗称，装逼。
第九，网络上“民国粉”的泛滥是一种大环境。
就像我在前几天《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这篇文章中分析的一样 ——越得不到的东西也就觉得越好，自己在潜意识中也会不断的美化这种“得不到的东西”。
现在许多“文艺小清新”“历史小清新”看到了现在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不公，于是便让人无法理解的把一种自由民主公平繁荣富强大师多的理想社会嫁接到了曾经的民国，完全罔顾史实，完全抛弃了理性思考。
就像某些领导喜欢沉浸在“新闻联播”式的大同社会中，有些网民也乐于生活在“完美民国”的童话世界里。
第十，有个好徒弟很重要。
譬如现在被捧成神的陈寅恪，首先陈老先生的确牛逼，再一个跟他的好几个弟子都已经在历史界出人头地有关系，身后有人照应就是不一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郭沫若老先生，生前办学校办科学院，为新中国科学劳心劳力，文革时候回护同事，丝毫不考虑自己的事情，然后钱穆大弟子发文攻击他，钱穆后面稳坐钓鱼台一言不发，郭沫若就得一篇一篇在报纸上发文章回击，看着心疼。
到现在呢，谁敢说郭沫若一句好话
为何说民国之后再无大师
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封面底部有个副标题“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清 陈康祺 《郎潜纪闻》卷八：“二百馀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
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 胡适 《发刊宣言》：“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
” 季羡林在大陆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一些人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对此，季羡林在他的《病榻杂记》中力辞这三顶“桂冠”：“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
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一代知识份子的恩怨情仇和家国命运。
民国时代，大师辈出。
那是个充满启蒙创新、星光璀璨的时代，也是个风雨如晦、个体命运交织著家国恩怨、飘零如叶的时代，那个时代留给後人无穷尽的想像，遂成绝响。
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
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
在胡适的建议下，曹校长首先聘请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三十二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聘请足以堪当学术重任的导师来校任教。
未久，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
——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後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之後，再无大师。
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吴金鼎、胡适等，这些中研院的大师们在乱离之世，万里流亡，辗转於途，在本书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大师们为学术的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不懈努力。
本书也披露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历史进程中的人事纠葛、学术争端，湮没日久的是非恩怨，作者深入历史的角落，检视文献，以当代独特视角调查分析，以鲜活的形象再度凸现。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
这一代知识分子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家国命运，为何如此令人唏嘘感叹
如烟往事，其实沉重不堪。
历史上从无此种场景，以後也不会再现
在喧嚣而浮躁的年代里，让我们一起感念大师们的学术人格、体验他们的泪笑人生。
面对前辈大师风范，我们在敬仰感念的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坎坷命运与悲壮人生，生出几分浩叹。
这部著作具有文学家文笔的优美，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史料的稽考钩沉，将鳞爪缀成珠串，使湮没於历史泥沙中的真相层层剥出，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陈先后留洋16载，通晓20余种文字；傅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7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
二人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
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 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
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
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乃傅斯年之妻）的旷代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
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大陆岭南病榻。
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
转帖：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很多大师
弘一 虚云 太虚 印光 【弘一（1880～1942）】 Hongyi 中国僧人。
俗姓李，幼名文涛，又名，字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
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
早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
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
1905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从黑田清辉学西洋画，旁及音乐、戏曲，造诣甚深。
1907年，他与曾孝谷等创“春柳社”于东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编《音乐小杂志》。
1910年回国，初任上海《太平洋报画报》编辑，加入柳亚子发起的南社。
继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
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灵隐寺。
常往来于嘉兴、上海、温州等地，并闭关著述。
1928年入闽，常居厦门南普陀及泉州承天、开元等寺。
弘扬南山戒律，曾创设“南山律学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
卒于泉州温陵养老院。
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别建塔和设纪念堂。
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及《佛学丛刊》、《护生画集》等。
音乐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宝歌》、《清凉歌》等。
虚云（1873—1959），俗姓肖，名古岩，又名演初，字德清，自号虚云、幻游，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福建泉州。
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复工作。
虚云出生仕宦之家，父亲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龙，要他学八股文，以求仕进。
但虚云自幼性情恬淡，爱读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
父亲利用种种办法都未能逼他就范。
光绪十七年（1891年），突然潜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
随即隐居岩洞，持头陀行，静心观坐三年。
然后离寺云游，先后在浙、苏、皖一带名山大寺，学经参禅。
曾在江宁会见著名佛学杨仁山居士。
光绪二十六年，虚云从普陀山步行北上，到达北京时，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随西太后、光绪皇帝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许多王公大臣。
抵西安后，转赴终南山，结庐狮子岩下，改号虚云。
光绪二十八年，虚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经西藏入西康，转入云南鸡脚山。
鸡脚山是历史上的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十余处破庙，且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
后来，通过大理提督张松林向当地知县推荐，方在鸡脚山找到一座破庙——钵盂庵住下来，进行宗教活动。
此年，他将钵盂庵改为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庙。
光绪三十年，他出国云游，至逻罗（今泰国）、南洋（即东南亚）一带讲经说法，皈依（佛教称身心皈向佛、法、僧）达数万人。
又前往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他设法挽救。
光绪三十二年，虚云便转道上海，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
抵京后，得到当年结识的王公权贵支持，获得一道保护寺庙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着各督饬抚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财产，一律由地方官保护。
”从此各地不再提寺产了。
事后，虚云仍继续留京活动，为云南寺庙请龙藏（清廷内务府刊印的佛经）。
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于同年七月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赐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又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銮驾全幅“。
至此，虚云身价百倍，声誉大振。
1911年（宣统三年），为团结佛教徒，保护寺院，斡旋沪佛教会与宁大同会的对峙，虚云出滇至沪。
接着，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孙中山，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诸事宜。
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见过孙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见袁世凯。
在上海改组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华佛教总会。
会后，虚云回到云南，晤蔡锷，组织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亲襄其务。
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
1912年，民国成立，出现逐僧毁寺风潮。
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准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
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
李问：“佛教何用
”虚云答：“自古立国皆议国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
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
”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论，终于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邀请，前往昆明，重修西山华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楼”古碑，遂将华亭寺更名云栖寺。
他按古碑记载，庙产数字，由唐继尧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数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
他在财产到手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
1929年，虚云应闽籍国民党官僚林森、杨树庄的邀请，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
初为众僧说戒五十三天，继则改革寺中旧习，再则着手整理道风，兴肃禅堂与念佛堂、恢复复节打七，春末傅戒之禅规。
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楼、堂、阁、寮、院、庵、洞等十多处，创办学戒堂，后改为佛学院，以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培训年青僧徒。
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籍不少官僚便成为虚云的大护法。
涌泉寺藏有明清以来大量经板，虚云聘请观本和尚进行整理，编成《鼓山藏经目录》，刊刻面世。
1933年，福建爆发战争，省内寺庙大多停止留单，僧人无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单，云游僧人多至逾千。
虚云为此多方操劳，竭力维持一粥一饭。
1934年，应李汉魂将军之请，赴广东曲江主持重修南华寺。
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
此时已破败不堪。
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中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资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筹事，全由施主负责。
”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宏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势力，扩张佛教势力。
李汉魂应允后，当面募集数十万金，待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即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
在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民无家可归。
1935年秋，虚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赶走了庙内的居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
历时十年，总计兴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该寺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观光。
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请虚云主持。
虚云到达重庆，主持法会四十九天。
他在法会上赞颂国民党反动统治说：“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
”蒋介石亲自设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
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在广州净慈寺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
其中港澳参与法会的达十余万人。
当时，广州六塔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为其保释，受到当地部份僧众反对，未能成功。
1947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正颓风”，表彰虚云的功绩。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对虚云以礼相待，但虚对在虚门、华南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华寺住持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逮捕，虚云曾为其叫屈。
（注：1943年，虚云曾推荐在五台山当过汉奸的本焕和尚任南华寺住持）同年冬，虚云应邀赴北京参加佛教协会筹备会议，在广济寺与园英、赵朴初等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
10月1日，他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锡兰佛教代表团赠送的“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
同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2月，虚云赴上海参加“祝愿世界和平法会”。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虚云为四名名誉会长之一。
由于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使虚云摆脱同华南反动残余势力的纠葛，并为其从事正常宗教活动创造条件。
同年，虚云应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请，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
目睹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禅师开创、历经一千多年的祖师最胜道场，仅存破大寥三间，殿堂楼阁大多倒塌，瓦砾满目，荒草遍地。
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烟蔓草之中。
虚云遂决心留住云山重修庙宇，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同。
虚云驻云居的的消息传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达五十余人。
虚云在率众修持的同时，多方筹划修复寺庙，1954年春，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坚持“农禅并重”，开荒造田，自给自食。
1955年僧徒增至数百人，至1956年所产谷物与红薯等，基本上满足了寺中僧众口粮需要。
寺庙经虚云募化和设计，历时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庙宇、殿、楼、堂等数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将被日军烧毁的寺庙修茸一新。
随之，虚云又组织僧众修复名胜古迹。
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与改溪工程。
施工中，掘得镌有苏轼题书“石林”的巨石，虚云将其置于佛印桥旁，冠名“淡心石”，辟为一胜景，亲自赋诗以为纪念。
并在白果树下的慧泉加筑花岗石围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
亲笔丹书“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
同时，在寺外种植茶树、果树，在寺内开辟花园。
1955年春，虚云身体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诸事，这年七月，虚云接到岑吕居士代他编辑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兴，抱病写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与《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
此志交由香港莲净苑与佛经流通联合出版，流传于世。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症在真如寺圆寂。
虚云一生，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兴建名刹著称。
虚云不仅在东南亚诸国蜚身佛坛，在北美大陆也有一定影响。
1982年，美国纽约佛教禅宗中心为他修建纪念堂，将其传记用英文刻于石碑。
虚云平生所作诗歌偈赞甚多，已选三百九十首，编为《虚云和尚法汇》，由香港佛学书局出版。
其余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有《虚云和尚事迹》、《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画法集》等。
太虚大师（1890-1947），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
俗姓吕，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别号悲华。
清光绪三十年（ 1904），披剃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同年礼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
光绪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学。
1911年出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地住持，并组织僧侣教育会，自编讲我，进行讲授。
1913年全国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陷于纷乱。
太虚与仁山等人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主张改革佛教，首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的抵制“庙产兴学”风潮。
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败。
寄禅圆寂后，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太虚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
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
后又连续撰文宣传佛教革新运动，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顺应时代发展。
1917年后，太虚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佛学人才，并考察日本佛教，历游英、法、德、比、美等国，弘扬佛教。
还分赴鄂、川、闽、晋、苏、浙、赣、粤、黔等地宣扬佛法；并从事撰述。
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发起组织青年护国团僧侣救护队等，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诸国，借以联络同教感情，共同反对日寇侵略，宣示中华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于镇江焦山筹设会务人员训练班，以全国佛教进行整顿。
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
其著述甚多，后由弟子们汇辑成《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全书》是中国佛教近代以来承先启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万言，分为四藏二十编。
全面反映了太虚多层次的佛学思想，举凡佛法的体系与纲要、僧伽制度的改革与培育、唯识思想的融贯与弘扬、人生佛教的揭示与提倡，以至时代思潮的批评与会通等等。
无不包含在内。
太虚大师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与唯识学阐扬而卓然名家。
《全书》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菩萨学处》等，集中体现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观点的整个演变过程。
1915年至1947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太虚为革新重整中国佛教制度所作的设想与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经过“金山寺事件”使变革佛教的运动一开始便受重挫之后，太虚意识到，改革佛教必须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与之相配合，否则只能流于空谈。
因为寺院的设立，是绍隆三宝、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也是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对于佛教的长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佛教的改革，绝不能离开寺院，另起炉灶。
1195年，太虚痛感于当时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一条》，给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产的权力，审时度势，根据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调查所得中国僧伽有80万之众的现实，以及当时社会国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准蝇，在普陀山闭关阅藏期间，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决心开展佛教改进运动，廓清寺院面貌，振兴日益萎靡的中国佛教。
综观太虚大师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计划，是1947年在延庆寺讲演的《菩萨学处》，这也是他的最后说法，按其设想，建立菩萨学处，必须从结缘三皈开始。
这是指那些虽皈依佛、法、僧三宝，但对三宝还没有正信和正见的徒众。
接下来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对佛教有了正当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识分了，再是五戒信众，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由此直接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另一条是受五戒后，续习八戒，转入出家阶段，作沙弥、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
最后是出家菩萨的设计，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从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级阶段，其中设有干部人才的培训，以造就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
而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的徒众，也都可以成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
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12年才出家，但终身作为在家菩萨也适宜，因为在实行上，都是六度四摄，好实行瑜伽戒法。
这是以信众和僧众共同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伽制度，是为太虚的晚年定信论。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80万僧众数，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
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为伪存真；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
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
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
但太虚的志向未尝少必，因为他的变革的赣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
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应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进行操作，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印光大师（1861-1941）：讳圣量，字印光。
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
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 孔孟之道为自任。
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
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
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
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 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
因为眼疾，乃悟县为苦本。
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伟法门为是，即于闲时。
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 可思议。
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
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
便往亲近善 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
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 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
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 请。
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 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
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
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 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
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
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
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 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
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
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
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伟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
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
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
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
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 无一语无来历，深人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
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 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
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
因此之故，大师 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
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
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
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 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
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
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 衣取御寒，厌弃华丽。
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
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
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社。
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
佛像亦有百万余帧 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
民国十一年，(1923)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 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
大师为保教护寺故，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
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 聘。
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
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
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 名誉会长。
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
基于此回，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
师则置若罔闻。
人 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
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1931)二月师住苏州，于报国寺掩关，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
掩关期间，灵岩山妙真和尚叩关请示，将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
师即为之定下有关规约章程。
前后三、 四年来，大师倾心指导，以使灵岩净土道场成就模样。
在大师之威德感召下，经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诸师的努力结果，遂使灵岩道风日益振兴，而后更发展成为仅次于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 著名专修道场。
民国十六年冬（1938），师七十七岁，因时势所逼，顺应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
由于大师年事己高，上山方满三年，却台世归西而去。
大师之示寂，于诸多迹象中证知其预知时至，民国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时，于言谈书信中己流露出去意。
延至十月，自知时日无多，召集大众会谈，任妙真为住持，并促令其择日升座。
且开示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
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 起立自言：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
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西逝。
师生于清咸丰十二年（1861，寂于民 国二十九年（1941），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举火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复于民国三十六年（ 948）九月十九日将师之舍利奉请入塔，后又兴建塔院以供奉之。
大师一生，一以净土为归，自行化他，信愿念佛。
言传身教，为净业学者之榜样，弘传净土，作 世间之慈航。
后人尊之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盛名永彪净土宗之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