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花夕拾中，概括无常的形象
急……
浅议《格尔尼卡》及作者毕加索 作者：毕加索（1881～1973）出生在西班牙，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他和他的画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
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49.3×776.6厘米，索菲亚皇后博物馆藏。
油画《格尔尼卡》，是立体主义的领导人毕加索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
此画是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而创作，是表现战争题材且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
画中表现的是1935年纳粹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暴行。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艺术家，毕加索对于这一野蛮行径表现出无比的愤慨。
他仅用了几个星期便完成这幅巨作，作为对法西斯兽行的谴责和抗议。
毕加索他那潜在的变现主义再次迸发出来，线条扭曲着，膨胀着，激情在奔腾驰骋，这便是《格尔尼卡》。
作品以强音奏出了悲怆曲，在西方绘画史上第一次单纯的以造型标注经历过的事件，并使我们感到极端的恐惧。
我们看到悲剧与诙谐，挖苦与怜悯，生命的颤动与死亡的静止。
作品充分表现了法西斯暴行的残酷和人民受难的痛苦。
整幅画用黑白灰三色绘成，错综复杂的黑白灰色块造成画面阴郁、恐怖的效果；不规则的线条形成的角和弧的交错，给人一种支离破碎和动乱的感觉。
画面沉重又压抑，充满了悲剧气氛。
这幅画控诉了法西斯的罪恶，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了悲哀和同情。
这幅画曾到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展出，反响非常强烈。
创作背景 西班牙杰出画家、法国现代画派的主要代表毕加索，1881年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图画教师的家庭，1904年定居巴黎。
他最初的画比较写实，绘画的主题主要是对乞丐、流浪艺人、演马戏者等人物的深切同情；后来他从形式上求奇异，成了立体派的代表人物。
所谓立体派，是把物体分割成各种几何形体，然后再重叠、堆砌在一个平面的画幅上，因此完全改变了物体原有的形态，他创作的油画《格尔尼卡》就是他的代表作。
1937年4月26日，那本应该是“人间四月天”，德国法西斯空军恣意轰炸了西班牙历史名城——风光旖旎的小镇格尔尼卡，当时恰逢集市，2000名无辜平民丧生，格尔尼卡被夷为平地。
这一事件震撼了全世界，也震撼了毕加索。
愤怒的画家毕加索，挥笔创作了大型油画《格尔尼卡》。
七十年过去，这幅杰作已经成为警示战争灾难的文化符号之一，也使格尔尼卡的悲剧永远留在了人类伤痕累累的记忆中。
画面里没有飞机，没有炸弹，却聚集了残暴、恐怖、痛苦、绝望、死亡和呐喊。
被践踏的鲜花、断裂的肢体，号啕大哭的母亲、仰天狂叫的求救，断臂倒地的男子、濒死长嘶的马匹……这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无声控诉，撕裂长空。
画家以半抽象的立体主义手法，以超时空的形象组合，打破了空间界限，蕴含了愤懑的抗议，成就了史诗的悲壮；在支离破碎的黑白灰色块中，散发着无尽的阴郁、恐惧，折射出画家对人类苦难的强大悲悯。
面对痛彻心扉的人间惨剧，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反应，格尔尼卡被法西斯空军轰炸，就是给了艺术家们一道无声的考题。
有没有慈悲的情怀，就是能不能触动心灵创作的前提。
毕加索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
”当时侨居巴黎的毕加索，受西班牙政府委托，正准备为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绘画作品。
德军轰炸格尔尼卡的消息传来，毕加索震怒了，他就以格尔尼卡被轰炸为题材，依他所想来为西班牙馆作画，将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罪行彻底曝光在世人面前。
艺术的创作者，是必须悟透艺术真谛的。
就像中国漫画家丰子恺所说的：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
《格尔尼卡》问世后，曾在一些国家展出，受到爱好和平者的高度评价，毕加索也因此备受世界人民的尊敬。
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格尔尼卡》无法在画家的祖国展出。
直到1981年，《格尔尼卡》才回到西班牙，实现了毕加索的遗愿。
在巴黎毕加索艺术馆，曾发生了一件小事：一天，一些德国军人来此参观，毕加索发给他们每人一幅《格尔尼卡》的复制品。
一名军官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
”毕加索回答：“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 画作赏析 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然而却并不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
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
”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然而他此画的对于现实的表现，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截然不同。
他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
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残暴，代表的是凶残的德国和法西斯，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着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
画的左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
画的右边，一个从楼上跳下来的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在他后面，是熊熊的火焰。
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
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零乱的肢体从各个角度诉说着当时德国法西斯人性的残忍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
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
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
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
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
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
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
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
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
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
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
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
《格尔尼卡》问世后，曾在一些国家展出，受到爱好和平者的高度评价，毕加索也因此备受世界人民的尊敬。
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格尔尼卡》无法在画家的祖国展出。
直到1981年，《格尔尼卡》才回到西班牙，实现了毕加索的遗愿。
这幅画中给人印象深刻的“点灯眼”、和“比目牛”成为日后毕加索的代表形象。
向作者致敬 毕加索是位多产画家，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近37000件，包括：油画1885幅，素描7089幅，版画20000幅，平版画6121幅。
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
在1999年12月法国一家报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他以40％的高票当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画家之首。
对于作品，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
”全世界前10名最高拍卖价的画作里面，毕加索的作品就占据4幅。
毕加索是个不断变化艺术手法的探求者，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的艺术手法都被他汲取改选为自己的风格。
他的才能在于，他的各种变异风格中，都保持自己粗犷刚劲的个性，而且在各种手法的使用中，都能达到内部的统一与和谐。
他有过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作品不论是陶瓷、版画、雕刻都如童稚般的游戏。
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特定的老师，也没有特定的子弟，但凡是在二十世纪活跃的画家，没有一个人能将毕加索打开的前进道路完全迂回而进。
他静静地离去，走完了九十二岁的漫长生涯，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一生。
我是一个高中生，要写一篇研究性学习报告，想不好课题。
跪求有创意创新的课题。
先谢过~
我认为不仅魏晋是，先秦、两宋这样，这些不似汉唐那样强大是政权的松散必然导致思想的自由，民国也是如此。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摘自《美学散步》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
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
人心里面的美与丑。
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
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
《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
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
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
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
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
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
”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
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
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
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
“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
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扛第二流之高者。
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
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
(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
《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
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
而《世说》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
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鸟小幅，黄大痴、倪云林、钱舜举、王若水的画境吗
(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一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人的流风余韵。
) 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
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
”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
”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
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
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昧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司空图《诗品》里曾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 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 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王司州(修龄)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 司马太傅(道子)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渭乃不如微云点缀。
”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乘云御风，以游于尘■(土＋盖）之表”(皆恽南田评倪画语)，创立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
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
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象：“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
甚至于殷仲堪死后，殷仲文称他“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
形容自然界的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形容建筑的如：“遥望层城，丹楼如霞”。
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于，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
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天际真人是晋人理想的人格，也是理想的美。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
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
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
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
“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
“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
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
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
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
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
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
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欧阳修云：“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
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
”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最大贡献，而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
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
(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
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 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
乐云：“是想”。
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
”乐云：“因也。
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噉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
”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
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
卫即小差。
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盲之疾
”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
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
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
尤以对于朋友之爱，里面富有人格美的倾慕。
《世说》中《伤逝》一篇记述颇为动人。
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伤逝中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
顾恺之拜桓温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
”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
”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
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 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
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
其痴尤不可及
陶渊明的纯厚天真与侠情，也是后人不能到处。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
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
然而扩丽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
孙绰《天台山赋》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
”又云：“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
”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
(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
支道林好鹤，往郯东■（山＋卯）山，有人遗其双鹤。
少时翅长欲飞。
支意惜之，乃铩其翮。
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
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
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人这超脱的胸襟里萌芽起来(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
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后来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不是从这里脱化出来
而卫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恸神伤，寄慨无穷。
(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则觉更哲学，更超然，气象更大。
) 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 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
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韵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己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武人，情致如此
庾子山著《枯树赋》，末尾引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深感到桓温这话的凄美，把它敷演成一首四言的抒情小诗了。
然而王羲之的《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
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
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
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
王羲之另有两句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
”“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
这里，哲学彻悟的生活和审美生活，源头上是一致的。
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
大诗人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怀”，写出这丰厚的心灵“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五)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
玄理的辩论和人物的品藻是这社交的主要内容。
因此谈吐措词的隽妙，空前绝后。
晋人书札和小品文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
陶渊明的诗句和文句的隽妙，也是这“世说新语时代”底产物。
陶渊明散文化的诗句又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文化的诗派。
苏、黄、米、蔡等人们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
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不够地方了，换一楼）
中国历史上体现中华文化基本精神中的以人为本的事例
武王灭纣，非常之快。
联军子月(周历正月)底出发，丑月(周历二月)底就攻进了殷都朝歌，殷纣王就自杀了。
一个原本十分强大的政权，怎么说亡就亡了呢
直接的原因，是殷纣王派出去的部队，一到前线就掉转矛头，变成了周武王的先锋。
纣王的军队为什么反戈一击
根本的原因，是殷商政权太不把人当人。
具体表现有两个，一是活人殉葬，二是活人献祭。
比如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社祭遗址中，就同时发现了人骨和狗骨。
可见当时是把活人像狗一样，当做牺牲品的。
这种特殊的牺牲品，就叫“人牲”。
牲，有两个意思。
一是相对于畜，二是相对于牺。
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
它们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
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牲口，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用人做牺牲品叫“人牲”，做陪葬品叫“人殉”，同样是不把人当人。
可是这两种制度，在殷商时代非常盛行。
送上祭坛和埋进坟墓的，不仅有奴隶和平民，甚至还有贵族。
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牺牲品和陪葬品，原本是人神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
出价越高，红利越大。
因此，如果是重大祭祀，有特殊要求，或者去世的人物地位特高，光杀战俘和奴隶就“不够意思”，非杀贵族不可。
比如纣王的大臣比干，我怀疑就是因此而被杀，或者以此为借口杀的。
然而，尽管殷商政权杀了那么多的人，甚至杀了贵族来陪葬，皇天上帝还是不保佑他们。
显然，周人要想保住胜利果实，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殷的统治者既然不把人当人，那么，周的统治者只有一种选择：把人当人。
把人当人，就是“仁”，也就是“人其人”。
周武王在伐纣之前，曾发表宣言，说“惟人万物之灵”，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意思是有再多的亲戚，也不如仁爱人民)。
周武王是不是真说过这话，难讲。
但要说周人有这种观点，大约是实。
范文澜先生甚至说，周人是废除了“人牲制度”和“人殉制度”的，而且认为这件事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当然，一种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制度，说废除就废除了，并不可能。
事实上此后的人牲和人殉，仍史不绝书。
不同的是：这两件事已不像在商代那样被认为理所当然。
相反，谁要再搞，还会遭到抵制和批评。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国、邾国的国君会盟，让邾文公杀鄫国的国君(子爵)祭祀社神，司马子鱼反对说：用大牲口来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小事不用大牲)，哪里还敢用人(而况敢用人乎)
子鱼还说：祭祀，原本是为了人(祭祀以为人也)。
人，是神的主人；神，是人的客人(民，神之主也)。
用人做牺牲品，谁能够享用(用人，其谁飨之)
你们这样倒行逆施，只怕没有好结果。
将来能够善终，就是万幸(得死为幸)!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似乎并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郜鄫子爵还是被杀了。
也有反对成功的，齐国的大夫陈子车死于卫国，他的老婆和管家就商量着要用人殉葬，而且连要杀的人都定下来了。
老婆和管家的理由是：夫子死在卫国，生病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所以应该派两个人到阴间照顾他(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
然而陈子车的兄弟陈子亢说，用人殉葬，不合礼法(以殉葬，非礼也)。
当然了，你们也有你们的道理，我哥哥生病的时候“莫养于下”嘛!不过，最该照顾他的，也就是二位(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
所以，我的意见是：能够不用人殉葬，最好(得已，则吾欲已)。
实在不行，就只好杀你们两个(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
结果大家也能想象，是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
孔子也是反对人殉的，而且连用俑都反对。
俑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比如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
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
孔子曾明确表示“为俑者不仁”；“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人。
与用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杨伯峻先生认为，是孔子不知道这个过程，以为用俑在前，用人在后。
有了俑殉，就会有人殉。
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孔子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因为俑是人的替身，也是人的象征。
用俑殉葬，就是承认用人殉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何况当时的俑，都做得活灵活现，某些木俑还能“踊动”，这才叫做“俑”。
所以孟子认为，孔子反对用俑，就因为它们太像人了(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用这样酷似真人的俑殉葬，与用人简直没有区别(不殆于用人乎哉)!故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
此例一开，人殉就有复辟的可能，因此连这个口子也必须堵住。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的、素朴的人道主义精神。
其核心，就是要把人当人，不能把人当牲口。
《中国通史》讲的什么内容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
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
新式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
至于各种、、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
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
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
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
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
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
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
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
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
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
〔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
〔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
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
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
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
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
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
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
〔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
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
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
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
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
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
”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
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
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
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
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
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
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
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
呜呼
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
”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
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
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
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
”〔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
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
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
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
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
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
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