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唐朝是中国最繁华的时期
的前朝由于没有外患，其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自贞观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
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
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
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
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总体比较，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
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
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
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
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
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宋朝到底富裕到什么程度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是中国历最糟糕的王朝之一“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
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
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
要宇宙可汗才爽
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
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ZF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
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
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
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
“不抑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ZF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ZF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ZF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
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
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ZF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
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
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
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 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
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
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
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
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感想
感想：清政府向来都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只顾自己享乐，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清朝的军队大都软弱无能，贪生怕死。
在武器上，跨入20世纪的清军早已在此方面实现了近代化，甚至部分军队的武器优于联军。
杨村战役之后，西方各报纸来自前线的消息已被封锁，因为遭到聂士成率领的聂军抵抗之顽强，甚至有记者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无法取得胜利”。
俄国记者扬切韦茨基在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中描述天津战役时写到：“整整五个小时联军都被中国人的炮火压在泥里动弹不得”。
所以武器的落后并非为失败的真正原因。
清朝的所有军费大都被慈禧用来干其他的事情，而并非发展军事。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守将大都逃跑，慈禧也向西安逃去，致使守城官兵大都未开一枪，弃城而不顾，致使北京城沦陷。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的万余天津小站新编精锐陆军在整场战争中并未参战，甚至隔岸观火。
南方各省亦联合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致使整场战争变成了北京的皇族势力与列强之间的较量。
简介：八国联军侵华战争（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指公元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26年），以当时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战争。
入华的联合国军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装备精良，声势浩荡，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
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继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后来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签订的条约：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
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8月7日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李鸿章为协办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求和。
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出兵八国外，另外又加上三个国家——比利时王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帝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对德、日“谢罪”。
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石牌坊。
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影响：给中国影响政治方面。
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
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权臣抬头，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八国联军事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后来美国向清政府减少了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
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
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
这一方面间接促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了列强对中国的控制。
另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俄亦在1920年宣布放弃 。
《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损害了国家主权。
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经济方面。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
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样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
中国这时战争不断，内忧外患，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4.5亿的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
为了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
《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
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
赔款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经济实力极度落后。
《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比较特别，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就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又被要求一律停止科考五年。
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中国因而彻底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文化方面。
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抢掠，因而造成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大量的文史资料典籍（其中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损失无法估计
其中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3000余尊，锦绣制品1400件，铜器4300件。
就连紫禁城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这也是联军劫掠北京的铁证。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1403—1408）210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以遭破坏，后来收藏在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里，1900年被八国联军大肆损毁丢弃，甚至将《永乐大典》书册用于修建工事之用；《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36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7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册数万。
翰林院内收藏了许多珍贵图书、孤本、宋版书籍、文史资料和珍贵书画，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糟蹋一空。
直到现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还有《永乐大典》等许多当年被抢掠去的图书和文史典籍。
生活方面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种全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
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
给东北亚影响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
战争也引起了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利益上矛盾的激化升级，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对远东局势来说，1900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的本质。
给各国影响1900年，亚非拉各殖民地政府响应英国召唤，协同八国联军北伐中国。
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
因此，中国之战不仅是澳大利亚殖民军的首次亚洲之战，更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迅速占据各国媒体的主要版面。
但对于澳大利亚大陆的六个英属殖民地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即将水到渠成的联邦成立。
经过多年的政治角力后，1900年3月，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代表齐聚伦敦，进行联邦成立前的最后磋商，联邦宪法草案随即于7月份提交英国议会审核。
此时，北京形势迅速恶化，作为列强中的带头的老牌帝国，英国此时面临两难选择。
远东局势糜烂如此，为维护英国利益和权威，其势不能不出兵，但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此时却无兵可调。
因为英军的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南非，正在那里与荷兰人鏖战，史称“布尔战争”。
布尔战争也牵扯了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向南非投放了两千五百人的常规部队和三千五百人的民兵。
作为英国最为成熟的殖民地之一，印度军队也已被大英帝国调往世界各地，以填补英军主力开赴南非后留下的防卫空虚。
此时东亚告急，英国只能转向其它殖民地（或类殖民地）挖掘军事潜力，连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也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
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的唯一“白肤色国家”，是英国所谓的真正子弟兵。
英国政府征询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意向，各殖民地政府痛快地表示，只要“祖国召唤”，他们将立即派兵参战。
多国联军纷纷来华作战，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俄之间、俄日之间、英法之间等国在华既得利益矛盾凸显，暗流涌动。
有人说，元朝的出现是中国衰落的间接原因，因为它灭了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的宋朝。
怎么看待
是的。
中国在清朝中期之前经济文化都明显强于西欧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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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兵弱国强国家经济是比较富裕的,但也造成了国家机构臃肿的情况.兵力太弱,始终抵挡不住北方南下入侵.这也让宋代在我国大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幕.下边的人回答得很完整．大宋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衰弱和无能，在西方世界，都认为那一个千年的到来，是从中国的大宋开始的，宋朝的富足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无可比拟的，科技与文化的兴盛，也是无可匹敌的，可以看看下面的资料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
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
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 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
要宇宙可汗才爽
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
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 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 （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 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 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
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 ，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 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
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 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
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
熙宁10年（1077）北 嗡 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 泼曰实 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 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 那 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 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
“不抑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 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
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
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 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 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倭国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 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
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
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
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
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
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