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罗丹的读后感50字
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艺术家。
被认为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最伟大的现实主义雕塑艺术家。
罗丹同他的两个学生马约尔和布德尔，被誉为欧洲雕刻“三大支柱”。
。
欧洲两千多年来传统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20世纪新雕塑艺术的创造者。
奥古斯特·罗丹是19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雕塑家，他一生勤奋工作，敢于突破官方学院派的束缚，走自己的路，他善于吸收一切优良传统，对于古希腊雕塑的优美生动及对比的手法，理解非常深刻，其作品架构了西方近代雕塑与现代雕塑之间的桥梁，罗丹是西方雕塑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欧洲两千多年来传统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20世纪新雕塑艺术的创造者。
他生于一个贫穷的基督教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务信使，母亲是穷苦的平民妇女。
罗丹从小喜爱美术，其它功课却很糟糕。
在姐姐玛丽的支持下，失望的父亲不得不同意把他送进巴黎美术工艺学校。
姐奥古斯特·罗丹姐玛丽靠自己挣得的工钱来供给他食宿费，因此罗丹从小就深深地敬爱他的姐姐。
他14岁随荷拉斯·勒考克(Lecongde Boisbaudran)学画，后又随巴耶学雕塑，并当过加里埃·贝勒斯(Carrier·Belleuse)的助手，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创作装饰雕塑五年。
1875年游意大利，深受米开朗基罗作品的启发，从而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他的《青铜时代》、《思想者》、《雨果》、《加莱义民》和《巴尔扎克》、《走路的人》等作品都有新的创造，曾受到法国学院派的抨击。
包含着186件雕塑的《地狱之门》的设计，即因当时官方阻挠而未能按计划实现，只完成《思想者》、《吻》、《夏娃》等部分作品。
他善于用丰富多样的绘画性手法塑造出神态生动富有力量的艺术形象。
生平作了许多速写，别具风格，并有《艺术论》传世。
罗丹在欧洲雕塑史上的地位，正如诗人但丁在欧洲上的地位。
罗丹和他的两个学生马约尔和布德尔，被誉为欧洲雕刻三大支柱。
付雷个人简介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
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
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
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本年开始留法四年。
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
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
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
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
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
由中华书局出版。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
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
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
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
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
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
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
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
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
9月母亲病故。
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
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
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
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
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
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
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
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
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
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
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
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
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
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
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
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
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
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
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
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7月重译《高老头》。
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
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
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
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
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
全书出齐。
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
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
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
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
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
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
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
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
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
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
（未发表）。
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
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
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
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
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
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
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
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
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
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
《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
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
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
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
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
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
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
小学三年级下册罗丹的启示读后感
人类的一切工作要想做好,都应该想罗丹一样全神贯注。
在学校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但要想把工作做好，获得成功，还要靠这种持之以恒，不懈追求的精神。
所以茨威格说必须多年在学校学到的还要多。
罗丹的一个故事
中国壁画史 从广义上讲，绘制在建筑物的墙壁上或岩石上，以及其它如洞穴壁上的壁画、图案，都可以称为壁画，而绘于岩壁上的绘画亦称“岩画”。
在建筑物上的壁画，大致可以分为粗地壁画、刷地壁画、绘制壁画、浮雕壁画、马赛克镶嵌壁画以及其它工艺材料壁画等等。
传统的刷地壁画又分湿壁画和干壁画。
中国古代壁画一般以绘制场所的不同而区分，有店堂壁画、寺观壁画、石窟壁画、墓室壁画、民居住宅壁画等。
现代壁画主要目的是建筑装饰，与建筑物及周边环境的协调、融合是最重要的，材料更加多样化，具有更持久的耐久性。
研究装饰壁画的起源，挖掘美感形式，探讨审美的观念，这是至关重要的。
有关装饰美的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已产生萌芽它的起因，不同流派的史学家和美学家有着不同解释，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两大类。
有一派认为美之产生，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本能，就像吃喝拉撒睡一般，是生理的、感官上的需求；另外一种说法，提出美是派生出来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它起源于生产劳动，而它的存在又具有功利作用。
原始人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只有在生存环境得以保证并有所改善，早期人类才能产生美的要求，而美的要求，也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
所以说，美的产生与存在，与生存相关。
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出，先民们的装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身体的装饰，这种装饰又可分成身体之外的（如纹身、扩大耳垂等）；二是对劳动工具的装饰，如石斧的雕琢等；第三类装饰是对环境的装饰，如洞窟壁画、岩画等等。
有的美学家认为早期的装饰具有功利性，比如纹身就不像后来的京剧脸谱是为了好看，而是用来吓唬同类或其它动物；在比如用兽骨、牙等做成的项链，用来显示猎人的战斗力，记录所猎杀的动物的次数。
还有一种说法，人体装饰被认为与性有关，他们为了讨好或吸引异性而在身体的某些部位进行美化、装饰。
在人体自身进行装饰，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祭祀，装饰形式是具有象征性和神秘性的，颜色的使用往往鲜艳而强烈，隐喻着生命、生死、血液等深层含义。
石刀、石斧这一类工具的装饰则完全出自功利的演化，原始人在追求锋利、便于使用的基础之上，逐渐发现了形式感，如对称、均衡等等，而这些形式感就是形式美法则的内容之一。
涂抹、描绘或镌刻在洞穴中、崖壁上的原始壁画，据说是与图腾崇拜有关；也有的人认为是一种能动行为，与如今的公用建筑装饰功能一致；还由的视其为文字的早期现象，用以记录某些事、物或者用来与别的族群相交流。
对艺术起源的不同认识导致解释点各不相同。
然而，除了以上分析的各种原因，恐怕不能避开娱乐和感官享受方面的因素。
在原始生活状态下，人们的主要活动也都在此举行。
最早的洞穴壁画的创作这也是作品的仅有欣赏者，他们的创作是为自我服务，没有别人的评价，也不需要讨好于谁，他们是自由、散漫的。
始时代，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代。
但相对于地球及人类的发展，即使是从原始社会算到今天，也还只是非常短暂的。
据地质学的研究，地球已存在46亿年以上了，由据考古学的现有成果，表明人类在石器时代以后才不过四千年左右。
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有2—3百万年的历史，被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壁画历史，大约要从新石器时代以后说起，也就是距今有5—7千年的历史。
最早之壁画历史，似乎可以从岩画、洞穴壁画开始。
公元前3世纪我国的战国时代就已有记载，如、以及汉代的司马迁的、北魏时期郦道元的，都记述了一些有关岩画的资料。
据统计，中国的原始岩画群遍布19个省区，100余个县（旗）。
在几十种结论当中，最有说服力的，是认为岩画的图像主要用于记事以及早期文字产生的萌芽，它是人类最原始的“石壁文化”。
中国南北方各地的岩画，多以猎人、弓箭、动物以及植物形象为主，从中可以看出明显的谋求生存之目的，其年代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另一些岩画与生殖、巫术等内容有关，以一些较为抽象的图形隐喻反演、生智方面的崇拜。
这些岩画的产生，大致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4000年左右。
早期人类认识世界、表现物质的方式，与人类童年的智力情况比较形似。
如观察与表现太阳，就以圆圈及放射性光线来完成牛和羊等动物的侧影、持弓箭的人形等等，不关心细节以及色彩的斑斓变化，而关注于结构的本质特征。
这种先型语汇直接导致了中国绘画一脉相承的审美原则。
岩画之特点，从许多遗留至今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内蒙古乌兰察布山石岩画，生动的刻画了原始猎人的狩猎场面，表现了原始人类谋求生存的斗争状态；除此之外，还有多组群舞的形象，疑是在表达收获后的愉快心情；而另一些人对着太阳膜拜，具有神秘色彩，与早期宗教崇拜有关。
内蒙古另一处比较集中的岩画群集中在阴山，有大量舞蹈场面，所描绘的人物都戴有头饰，身上佩有饰物。
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刻绘在一块平整的岩石上，有多处人面形象、农作物以及抽象向符号，有很多种破译结论，普遍认为与祈祷式的宗教活动有关。
新疆也有多处岩画群，所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有狩猎、放牧、征战、舞蹈以及建筑物等等，其中的狩猎场面惊心动魄，一群猎人围住一头野牛，手持长矛、拉弓射箭，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能力。
而在甘肃、青海等地的岩画，则与后来出土的彩陶装饰纹样则有许多共同之处，由此可以断定它们的大致年代和当时人物的生活环境及生活状态。
宁夏的贺兰山，集中了成千上万的原始岩画，形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早期壁画画廊。
贺兰山崖画属游牧民族的艺术创作，艺术手法活泼自由，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和含义不明的抽象画面；对人物的表现最为丰富，有狩猎、舞蹈、交媾、膜拜等等。
云南岩画是整个南方系统岩画的重要代表，广泛分布于怒江、澜沧江、红河和金沙江等流域。
其中在沧源、麻栗坡等地最为集中。
它们的表现技法完全不同于北方，贺兰山和阴山的岩画实际上是岩刻，以可糟的方法雕琢在岩石上，以凹线造型。
而云南岩画的特点在于技法上使用涂绘为主，到目前为止，共发现有50余处。
云南岩画的描绘形象更加丰富，形象也更加生动，有戴面具人物、有配尾饰人物、牵牛人物、狩猎人物；动物有牛、猴、蜥蜴、蛙、蛇、象、猪、鸟等；还有太阳、月亮、云霞、星辰等；穴居、房屋、道路也在表现范围之内。
福建仙字潭摩崖石刻是东南沿海地区有代表性的早期壁画，它的特点是高度抽象化和符号化，介于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是人们对自然以及超自然现象进行抗争的奋斗记录，是形象思维的创造性标志。
此处的岩画与阴山、贺兰山、乌兰察布等地相距数千里，但在表现方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舞蹈人物形象、如人面形；在工艺上都采用敲凿或磨刻将画面刻在岩石上。
古代的壁画艺术，由岩画、洞穴壁画，一步步走进住宅，登堂入室，进而发展到住房的顶部，逐步走向成熟。
尽管原始人类的简陋建筑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仍可以从现存的气它出土文物上进行推断，分析与之相关的事或物，找出原始岩画与建筑壁画之关系。
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原始岩画实例存在，在非洲、欧洲、美洲等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这种早期的文化现象。
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公社开始解体，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明显，私有制逐步显现出来。
中国历史进入夏、商、周时期，开始了奴隶制阶级社会。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自禹到桀十七个帝王，其都城迁移频繁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依然以牧业为主。
夏文化已有较成熟的陶器制作，玉、石、骨、纺织工艺也得到较大发展。
据记载，这个时期“筑倾宫、饰瑞台”，可以推想其建筑壁画已初具规模。
“装饰”泛指修饰、打扮，或者掩饰、美化的意思。
装饰一词出自：“女（孟光）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
即嫁，始以装饰入门。
”壁画即为建筑装饰之一种。
当时的壁画内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其它装饰推测。
如夏的晚期，铜器的铸造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装饰纹样比较丰富，其内容正如记载的那样：“昔峡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君权的确立，需要政治上的稳固，礼教的作用很大，壁画艺术开始承担了一部分警戒社会民心的作用。
由于建筑物不易保存，壁画也随之淹没，在秦王朝之前长达3000年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壁画的遗存。
上、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建筑的发展，壁画艺术也兴盛起来，从周到汉代的殿堂壁画相当发达，中记载当年孔子参观周代的明堂，见到过壁画“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且画出了“各有善恶之状”。
这些记录还不足以使我们了解当时壁画艺术的全貌与特点，但至少说明周代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壁画，这种艺术形式被统治阶级借以作为宣传工具、教育工具，起着“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
先有宏伟的蓝图，再有建筑物的形式，而建筑内外又缺少不了相应的装饰壁画，这是一种艺术规律。
但我国的历史传统中，往往视工艺为形而下的低贱工作，极少把它们纳入历史记载，所以当时的建筑壁画成就，也只有片言只语的评语，即使是这样，那些描述也往往简单、抽象，充满了不实之辞。
比如中对宫殿的描述如跋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等等，只是虚无的描写了建筑的堂皇、敞亮、真实尺度却不得而知。
至战国时，规模更加宏大的壁画开始出现。
王逸为所作的序中，提到楚国有先王之庙、公卿祠堂，图画着山川天地、神灵怪物、古时圣贤等等。
正是这些感人至深的壁画，使读画着屈原大有所感，写出了有名的。
当时已有职业的宫廷画家，称为“画史”，齐、鲁、楚、宋都有这样的画家。
《庄子.外篇.田子文》中，就提到画家的个性张扬，说有一画家应召入宫，解衣盘礴，裸身作画。
这与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以及诸子百家的争鸣风气有很大关系，说明当时对艺术创作的开明与自由。
后来，“解衣盘礴”成为张扬艺术个性、寻求创作自由的代名词。
据为数极少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画家风貌。
刘向所撰《说苑》中提到齐国有个画家叫敬君，齐王建造九重台以后，便命敬君进行装饰，绘制壁画。
绘画历时数载而不能回家，敬君思念他的妻子和家人，就画了一幅妻子的像每日相对。
对当时的绘画风格和技法，我们只能参照帛画和其它的工艺装饰。
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绘画只能是壁画、画缋和帛画，只是材料的不同。
古时“玉帛”并称，以视其贵重，是财富、权力的象征。
战国时期的帛画，至今发现有四件，其中《龙凤人物图》、《御龙图》比较能说明问题。
《龙凤人物图》帛画于1949年在湖南长沙被发现，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绘画。
图中有一个妇女的侧身画像以及龙与凤鸟，描写巫女为墓中死者祈福，龙、凤的形象已表示引导死者升天，这是楚人墓葬的一种习俗。
画图以墨勾线，描绘细腻，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基本绘画面貌。
《御龙图》发现于1973年，它画在细绢上，画中有一留着胡须的男子，腰挎长剑，手握缰绳，驾驭一条巨龙。
人物的衣饰飘带迎风飞舞，可以明显看出构图的运动方向。
这幅作品所表现的死者乘龙升天的美好理想。
以单线描绘，平涂设色，有些局部加以渲染，还少量使用了金白粉彩。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装饰也给我们提供了参照，单线勾描，辅之平涂色彩。
以图案化的表现手法进行壁画创作，可能是那时比较常见的风格。
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评论画理，但从他一贯的画评之中，肯定了壁画的社会功能，比如对周代明堂壁画的评价，能画出历史人物的善恶，有教育后人的作用；此外，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说，把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与道德观念联系起来，对后世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有很大影响，使他们以此为标准营造人文环境；庄子是道学的创始人，他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顺其自然、虚静淡泊，成为后来画家们所追求的思想境界。
秦朝崛起于战国纷乱的后期，但其统治时间很短。
尽管他有众多画家、作品丰富，但兵灾频仍，使遗留后世的美术作品很少，壁画更是无从发现，只能通过其他造型艺术品种加以推论。
当有成“瓦头”，是简瓦前端的遮挡部分，蔽护檐头，起固定和美化作用。
最初出现于四周，为半圆形，后来演变为圆形。
从西周至元、明、清各代，瓦当在式样、花纹上都有所不同，明显体现出各时代的风格。
陕西扶风的西周晚期大型基址上，曾发现很多不同形式的简瓦，瓦当的纹饰与青铜器的风格相近战国时期的瓦当大致分成素面、花纹纹饰、文字装饰三大类。
齐国瓦当以树纹为主、燕国多用饕餮纹、还有很多瓦当使用文字为装饰。
对瓦当的研究在北宋时期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清代的研究者更多。
研究汉代壁画，必须与汉墓联系在一起，一是汉代的墓室壁画有一定的说教意义，它以通俗易懂的画面指导人们辨别是非；二是因为墓室壁画有一定的纪念意义，有一些重要题材是反映墓主人的生前生活；三是因为汉代尚厚葬，墓室壁画的艺术风格基本上能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绘画水平。
；再就是通过研究墓室壁画，并与墓室中的其它文物——如帛画、玉器、漆器等相比较，能完整的对汉代壁画风格有所认识。
壁画附着于建筑，两汉建筑不可能保留至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都是墓室壁画。
墓室壁画有它特殊的目的性，并不像一些美术理论家们一味赞扬的那么好，其装饰性同时也充落了迷信和压抑。
装饰性壁画在两汉时期被广泛绘制，殿堂、住宅等建筑上都有，其主要的造型语言和题材内容都不可见，这是个憾事。
汉墓壁画在东北、内蒙一带有多处发现，河北、河南、甘肃、山东、山西等地也有一些壁画被陆续发现，这些壁画普遍场面较大，内容也很丰富，以表现墓主人的生活场景为多，有多处墓室中都有车马出行的场景；在墓室中绘画门卫、仆从的形象也比较多见，希望墓主人在阴间能继续得到仆人的服侍。
河南密县汉墓、内蒙和林格尔汉墓中都有“百戏图”内容的壁画，有欣赏者、表演者，一遍宴饮、一边表演跳丸、倒立、飞剑等百戏节目，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饱满；画面细致，人物衣饰、饮食餐具都一一刻画清楚；表演者姿态各异，色彩不同，活泼而有序。
内蒙和林格尔东汉乌桓校尉墓的壁画，有数百人物组成浩大的“出行图”，各种级别，各种装扮的兵士，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气势；画中还绘有殿堂屋宇、城郭森严。
整个画面构图大气，用笔奔放。
历史故事也是汉代壁画所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河南洛阳汉墓中有“鸿门宴”故事；洛阳卜千秋墓壁画有人手鸟身的仙人‘洛阳老城汉墓画了春秋时期发生的“二桃杀三士”故事等等。
此外，汉代壁画还有描写日常生活，如厨房劳动、汲水洗涤、收拾鸡鸭、处理鱼肉等场面；画鬼绘神，也是汉代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如“四神”、“伏羲、女娲”等等，与当时的画像石的风格比较一致。
汉代壁画以线描染色技法为主，也有没骨画法。
前一种画法与楚墓帛画有承继关系，但在衣纹勾勒、细部结构描绘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技术上有很大进步；设色以平涂为主，用色也更加丰富而变化多端，红、黄、绿、青、紫、黑、白、赭石交替使用；勾线填色的画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画有直接影响。
另外一种被人们长期忽视的壁画形式当属“画像石”和“画像砖”，有的以浮雕形式出现，有的以绘画形式出现，但从艺术语言上讲，都应归于壁画一类。
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与同期的帛画、漆画都有一些共同性，与壁画更是具有“血缘关系”。
在艺术表现上以大的整体感为主，善于刻画有代表意义的细部，突出对象的个性特征，表现人物、动物对运动规律；场面构图上，抓住最具情节变化的一瞬间，使之凝固成布局得当的画面动势；善于处理气魄宏大的场面，尽管有的壁画人物众多、场面复杂，但都能在主题设立上主次分明，运用分段描绘、大小错落等巧妙的手法，，取得明确的视觉效果。
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先有佛教壁画、再有道教壁画；从附着体上有石窟和寺观建筑之分，它们随着宗教的兴衰而发展变化，从东汉开始，历经各代，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石窟寺的开凿和兴盛，随着佛教之传入中国而发展起来。
石窟中除了大量的石雕佛像、泥塑佛像以外，就是遍布各个角落的壁画。
较早的石窟壁画当属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它位于拜城东约50公里处，其中最早的作品是东汉时的遗物。
现存的二百余个洞窟中，壁画的题材全都是围绕佛教故事创作的，称为“本生故事”，艺术手法上明显带有印度犍陀罗文化、当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相融合的迹象，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新疆石窟壁画虽然是佛教题材，但它在造型艺术上所体现的人情味，表达了古代的美学观念，产生无穷的生命力。
菱形方格的画面分割结构，是新疆石窟壁画的主要形式，这也是古龟兹艺术的特点之一。
在洞窟的券顶上，以菱形方格为基本单元，进行连续组合，形成图案变化。
在变化中求统一，这是一种巧妙的艺术处理手法，在结构上看似一致的菱形方格，其实每处都有自己的面貌，使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佛本生故事生动、感人，用活灵活现的画面冲击是人的思想意识。
新疆克孜尔为代表的壁画，普遍采用工笔重彩的画法，有的结合以纯的白描，相互衬托，形成别致的效果。
这种效果所形成的凹凸感并不同于自然的光与影，不受固定光源效果的支配，它的完整性仍然是浅浮雕式的平面化处理。
最为著名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始建于366年，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各代，壁画现在还能看到4500平方米，是中国壁画的宝库。
装饰性的画作与以装饰为目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的产生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别，以装饰为目的壁画是在比较晚的后来才出现的。
敦煌壁画的目的是宣教佛法，以高超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承继了汉代艺术的成熟风格，并受到了外来影响，从内容上把佛经故事与神话传说结合起来，以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高度概括和丰富想象的壁画语言把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寓教义于绘画欣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极有美学价值的壁画艺术珍品。
十六国.北魏（公元304－534）时期的壁画，主要是佛教故事和佛像，承继了汉代绘画的一些特点，又受到了一些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艺术风格之影响。
中国的佛教艺术，都与宣传释迦牟尼的事迹故事有关，信徒们把许多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都加在佛祖身上，使之成为某种象征和精神寄托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舍身饲虎图”，在一个独立的壁画上，描写三个太子在出游的过程中遇到母虎食子；三太子为救虎仔，舍身饲虎；另外尔太子悲痛欲绝；；父母拾骨筑塔等情节。
整个画面打破自然时空状态，严谨的整合起来，色调抑郁、气氛低沉。
还有一幅“鹿王本生”故事，也很有名。
被神鹿救起的溺水人为答谢恩情，要当九色神鹿的奴仆，神鹿说只要别去告诉别人我在哪儿就行了。
溺水者发誓不说，否则就满身长疮。
王厚欲取鹿皮，于是国王令贵赏知情者。
溺水人背信弃义，贪财卖友，并带人去指认九色神鹿。
其结果就像壁画上描绘的那样，溺水人满身长出了疥疮，而九色神鹿当面指出溺水者的忘恩负义，国王为之震动，严令禁止猎鹿。
此幅壁画以山峦、树石为构图上的自然分割物，故事情节按横向排列顺序延展，每一段的情节都有说明文字。
另外，“尸毗王割肉伺鹰救鸽”、“得眼林”等故事壁画，也都在构图、色彩处理、造型上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有浓郁的装饰趣味，是杰出的壁画经典作品。
隋代（581—618）的历史尽管非常短暂，只维持了三十六年，但在莫高窟这个艺术殿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经变在这一时期逐步替代说法图，以线造型的民族绘画手段使画面更加细致；构图上充分利用空间，佛像的服饰华丽超过了前代。
唐代（618—907）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封建时期，壁画艺术也随之迈进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新时代。
唐代敦煌壁画大部分是以佛祖为中心，构图上左右对称。
为使更多的普通人能够接受，壁画开始打破人与神之间的界限，现实生活中豪门贵族的宫殿亭台、伎乐歌舞都在壁画中成为天国的境象，而充满想象力的飞天在空中起舞散花，产生神妙的感染力。
“经变”的意思就是佛经的变相，把经文变成图画。
唐代壁画最为省兴的是“净土变”，宣扬今生来世之间的因果报应。
通过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虚幻奇妙的佛法世界展现在观众面前。
供养人的画像也是唐代壁画重要内容之一，大部分供养人的画像被绘在经变的下方，也有在经变里聆听说法的供养人，供养人的是从都以较小的尺寸显示出来。
有些达官贵族的供养人壁画场面宏大，如“张仪潮出行”、“宋国夫人出行”等，人物仪态优美、衣饰华丽，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
五代（907—960）是唐王朝垮台以后的一个短期割据时期，敦煌壁画的新创作品较少，主要工作是翻修、重建。
这一时期的壁画以供养人最为突出，有些与真人等大，表明姓名、官衔，人像描绘细致，造型被平面装饰化处理，衣饰图案上可以看到西域各族的风格特点。
从总体上分析，这一时期的壁画与晚唐有所不同，晚唐的壁画比较软、松，上面提到的“张仪潮出行图”是晚唐时较好的作品。
五代时期失去唐中期的雍容华丽，但有严谨的特点。
这种风格与当时的“院体”影响有很大关系，发展至宋代，“院体”风格走向高峰，并处现僵化显现，略显艺术趣味不浓。
“天清问经变”是这一时期较好的作品，以绿色为主，装饰特点非常明显，但只停留于表面，艺术水准不高。
宋代（960—1279）的壁画题材以菩萨为主，不像以前有那么多的佛经故事。
相比前代，由于可开凿的空间非常有限，这一时期所建新窟已明显减少，莫高窟的规模已基本定型。
宋代敦煌壁画的代表性作品是“五台山图”，以四十多平方米的尺度描绘了五台山为中心的城镇与乡村，其中有山川、河流、寺庙、市井、各色人物、各色建筑，对地理特点和标志性建筑物的描绘基本写实。
宋代敦煌壁画的佛教气氛渐失，洞窟的尺度都比较大，但显得空泛，面有多少可资欣赏的实际内容，不见了北魏、隋唐时期的那种艺术气质和吸引力。
“五台山图”没有宗教信仰的那种狂热，而是更加理性，像是地理导示图。
西夏•元（1038—1368）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敦煌也不再是佛教的圣地，密宗的出现使佛教的派别发生裂变，元代的千手千眼佛像为前代未曾有过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佛教密宗绘画的发展，是由于统治阶级竭力提倡喇嘛教。
石祖忽必烈尊重喇嘛首领八思巴，奉为“帝师”，号称大宝法王西方佛子，并下令全国各地兴建喇嘛寺。
这个时期，宗教和政治紧密结合，喇嘛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寺院密宗应运行起，而石窟开凿几乎不再进行。
莫高窟的壁画家们没有留下姓名，他们一笔不苟地持续描画了近十个朝代，到元代已近尾声，保留至今的壁画洞窟近五百个，成为中华民族及至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
敦煌壁画以及艺术创作上的智慧与力量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壁画创作。
中国的佛教石窟壁画，除了敦煌莫高窟以外，还有著名的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很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等，都有很多壁画遗存，它们与敦煌莫高窟（包括榆林窟）被合称为中国四大宝窟，是中国壁画的博物馆。
纵观中国壁画，佛教壁画占据着一个较大的比例。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说法不一，共认的原始考证材料为《三国志.魏志》注引《魏略》中的几句话：“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施王使尹存口受浮屠经”，这可能是中国人之佛之始。
佛教石窟造像及壁画艺术随之传入中国，按现存遗址的走向分析，主要由西北路线—也就是丝绸之路一线；有从锡兰（斯利兰卡）到广州一线；有从尼泊尔到西藏、从缅甸到云南一线，显示出从印度一带渐渐传入内地的播散脉络。
天水麦积山石窟壁画群，位于甘肃天水是东南45公里的麦积山，现存壁画约1000余平方米。
其中北魏时期壁画较多，其中飞天造型比较有特点，线条流畅，色彩亮丽。
莲花装饰图案随处可见，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气氛。
洞窟顶部以及四壁都绘有内容连续的佛经故事、大型经变等。
麦积山壁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西方净土变》，人物和建筑众多，构图复杂而严谨，气势宏伟。
这是中国石窟壁画中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的一幅净土变。
龟归兹境内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壁画群当属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森木塞姆石窟等。
其中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壁画的创作年代约在南北朝到隋唐年代，现存52个洞窟，窟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克内什村西北。
库车森木塞姆壁画是按小乘派经律绘制的，除本生故事、说法外，还有乐舞供养以及山村景观等。
壁画绘制以土红色线条勾勒，平涂设色，用晕染法体现明暗变化，画面构图饱满，人物密集，形成龟兹壁画特有的艺术风格，明显受到中亚西亚艺术的影响。
石窟壁画艺术是我国最丰富的艺术宝库，但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宋、元以后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已非常少见，对佛教的崇拜已被广泛散布于城镇乡村的寺庙所取代。
元代只有一个特例是出现在山西太原附近的龙山石窟，这是一座独立的道教石窟群，但已经没有壁画遗存，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明代的窟龛开凿仅有极少几处，较为突出的是山西平顺县宝岩寺石窟，艺术方面无可取之处。
到清代，石窟造像已完全绝迹，但热衷于对前代石窟艺术进行翻修的人倒是为数不少，其结果是不仅没有留下什么好的作品，反而大量的破坏了壁画的原貌，有些甚至变成不伦不类的面貌。
傅雷的儿子傅敏的资料
许多人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名钢琴家傅 聪这个家族的另一个成敏却知之甚少。
傅敏是一位普 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始终没有泯灭的正 直和善良感人至深。
他和父亲大吵了一场 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跟父亲傅雷大吵了一场。
原因很简单：傅敏要求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而傅雷则 坚决不同意。
大概从小耳濡哥哥那黑白键弹奏出的音乐之声，傅敏也酷 爱音乐。
当傅敏主动要求上音乐学院附中时，万万没有料到，傅雷 摇头
傅敏实在想不通，他跟傅聪是亲兄弟，父亲为什么厚此薄 彼
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哪
大哭，大吵，大闹，无济于事。
傅雷对满脸泪水的阿敏作了如下说明： “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 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 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 呢
” 最后，傅雷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
” 胳膊拧不过大腿。
傅敏从华东师大一附中初中毕业之后， 直升该校高中，打消了半途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念头。
他真是教书的料 当他的音乐之梦破灭以后，他决定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文 学翻译家。
组织上格外看重他，要保送他到北京外交学院。
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大门。
1958年4月30日，父亲傅雷被错划为“右派”。
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 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习。
外交家之梦， 从此彻底破灭了。
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终于在1962 年暑假毕业。
他，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 有一个单位敢要他
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才生，你们 不要，我要
” 尽管父亲曾说过他“是块教书的料”，而他一直不以为然。
万万没有想到，竟给父亲在十年前言中了
傅雷给他打气，校长扶他上马，学生是一团火。
一接触天 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学生，傅敏心中的冰块立即融化了。
傅敏勤勤恳恳做事，认认真真教书，有板有眼，从不马虎。
他曾受教于父，他向父亲提问，父亲从不正面答复，总是反过 来向他提问，旁敲侧击，一直到他自己说出答案。
如今，他把 傅雷的那套教学方法搬了出来，他也着力于开动学生的脑筋， 让学生独立思考，搞“启发式”…… 没多久，校长就让傅敏开试验班，上观摩课，把他作为教 学骨干使用。
许多外校的老师都前来观摩，称赞这位上海小伙 子有两下子。
渐渐的，傅敏在英语教学上小有名气了。
两次自杀 1966年9月3日晚8点，“父母亡故”。
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傅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尽 管当时他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是他百分之百地断定：死 于非命
不幸连着不幸。
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他失去了他的 心上人…… 他们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时便开始相爱。
傅敏分配到北京女一中，小蓉常常来看他。
料想不到，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 对傅敏与小蓉之间爱情的“暴风骤雨的考验”：9月3日，从上 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
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大字 报“批判”小蓉，醒目的标题便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
这年年底，小蓉参加“大串连”，回到了上海。
翌年初，当小蓉重返北京，几乎不来看望傅敏了。
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蓉写来一封信…… 傅敏顿时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几乎不能自制。
他深深地 爱着小蓉。
这深深的爱，使他的理智渐渐清醒。
他明白，由于 父母“畏罪自杀”，他已属于“杀、关、管”的后代，已经打 入“另册”，他未来的命运已经注定是不幸的，何必使一个清 白的姑娘受他牵连
他给小蓉写了回信。
信寄走了。
从此以后，虽然两人都在北京，傅敏再也没有 去找过小蓉，再也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
家破人亡，恋人分手。
本来，他家书、情书频频，如今孑 然一身，形影孤单，家书不再有，情书不再来。
傅敏因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学生的信中，讲述了对“文 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 三反罪证”。
他，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
傅敏全身浮肿，脸都走样了， 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
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
傅 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 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
这时，他被红卫兵 发现了。
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 顿时涌了出来…… 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医院。
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 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
傅敏忍 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
他左边的头皮，从此留 下碗口大疤。
傅敏被红卫兵拖回学校。
“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
”好家 伙，又加了新罪名，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厕所的时候，手摸电门，再度自杀。
可是，他穿的是胶鞋，触电未死。
欲生不得，欲死不能。
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 尝够了。
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怎样从身边
傅雷及傅聪及傅敏的简介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
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
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
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本年开始留法四年。
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
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
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
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
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
由中华书局出版。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
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
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
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
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
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
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
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
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
9月母亲病故。
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
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
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
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
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
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
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
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
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
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
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
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
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
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
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
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
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
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
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
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7月重译《高老头》。
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
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
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
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
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
全书出齐。
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
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
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
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
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
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
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
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
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
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
（未发表）。
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
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
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
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
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
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
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
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
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
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
《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
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
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
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
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
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
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回答者：F_MONKEY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3-9 18:19其实，我们身边的父亲也跟傅雷一样的平凡与伟大。
我们的父亲也是经常为我们的生计，为了我们的学习，为了我们能上一个好的学校，为了我们能拥有好的成绩，使得自己的头发都白了，费尽了心血，这是真正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父亲
傅雷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父亲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对子女的充满爱心的心理使得他的子女可以健康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