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无所依算什么风格或类型的片子
我反正不爱看～这种结局....有点郁闷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正义与邪恶下面是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老无所依》 影片的结局有点出乎意料，也给了观众一个具有挑衅意味的深思，《老无所依》的背景是已演变为可容纳更多暴力和无视法律的现代美国。
贾维尔·巴登用一种狼狈的方式逃脱了汤米李·琼斯的追捕，在一个完全堕落的世界里，暴力的元凶至始至终都逍遥法外，黑色气息从来就是科恩兄弟的拿手绝活，一种残忍的幽默，绝望也能变成笑声。
科恩兄弟的作品在《保龄球绑架案》之后明显减少了血腥和暴力，变得更加轻巧调侃，《逃狱三王》，《真情假爱》和《师奶杀手》都是在巧合与智慧中周旋。
《冰血暴》和《保龄》里多少还有一些推理片的影子，而给观众更多印象的则是影片中赋予的冷酷和讽刺。
幸好，这次科恩兄弟又回归到了早期的路子上，在恐惧中寻找一种灵感，用暴力来解决所有的悬念。
从斯蒂芬·布塞米到乔治·克鲁尼，再到贾维尔.巴登，科恩的男主角不断在正常和变态之间摇摆，这次就把曾经‘深海长眠’的西班牙人变成了一个恶魔，一个毫无理由的冷酷杀人狂。
巴登演活了这种从里到外透出的死亡气息的人物，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看就知道他是疯的，但又算正常，看上去动作很少，有点像‘终结者’，但是带着一颗破碎灵魂的终结者。
” 这个有着一头可笑发型的杀手奇古尔，从一出场就是杀戮：最残忍的手法勒死警员，拎着充气瓶一路杀下来，警察侦探店员路人甲几乎一个都不放过，直到最后自己受重伤逃走，所遇到的男女老幼中，只有一个杂货店老板和骑车男孩逃过了毒手。
当他极具愤怒要大开杀戒时，只有一个细微的动作能够透视其内心：把头扭到一边，谁也不看。
杀与不杀并不是因为仇恨和钱财，而全凭奇古尔无从窥视的内心。
毫无道理的杀戮和暴力，更难对抗，也更难追踪，几无规律可循，只是加深了杀手的恐怖背影。
以至于本来在片中鼎足而立的警官（汤米.李.琼斯），第一次面度连环谋杀案束手无策，只能倚老卖老的说说冷笑话，成了旁白者，标题里的‘Old man’。
《老无所依》虽然是改编马克·麦卡锡的同名小说，不再是科恩兄弟的原创，但其风格和线索实在是对了两兄弟的胃口。
就和他们的前作《冰血暴》，《保龄球绑架案》一样，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着一箱子钱展开。
最精彩的段落无疑是小旅馆里追踪枪战的一幕。
在这场戏中，场景，声效和镜头感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伯顿·芬克》，同样是走廊内外的反复剪辑，利用声音来联系整个舞台前后空间，用一种智慧穷尽的恐惧感把气氛推向高潮，随着一声枪响而爆发出来，再跳到另一个追杀场景里。
面对暴力绝对优势，对决成了一面倒的场面，无论是警察，侦探，还是女朋友，路人甲，在巴登面前小有出场都只有倒毙的命。
只有乔什布洛林扮演的莫斯竭尽全力的与之周旋，绞尽脑汁最终还是死于意外。
莫斯只是一个想发横财的普通人，而奇古尔则是挥之不去的‘死神’，他的出现伴随着一种压抑和审判。
科恩兄弟在气氛的渲染，音效的夸张上炉火纯青，巴登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次沸点。
莫斯第一次的贪心，搭上了所有人的性命，想回头都只剩绝望，正应了那句老话“不义之财不可取”。
黑色幽默总是在人生的转折点上立次存照，几秒间就在生死之间走了一遭，科恩兄弟依然在用‘对未来的不可知’来证明世界的残酷。
影片中的讽刺也有点宿命性，命运违背了观影经验，选择了巴登。
在车祸之后，重伤的杀手依然可以逃离警察的追捕。
虽然逃的狼狈，很有些角色对换的喜剧效果，但也寓意着暴力才是美国唯一的生存方式。
老无所依这样翻译是比较正确的,但并不是说老了需要人养老,而是说人老了,精神上没有依托.杀手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他表示生活中的不可抗力.为了那一袋钱的人除了杀手都死光了,这就是说人追逐钱财必须要承受飞来横祸.本片有很长一段的追杀,这是说人选择了一条路,就要有选择逃亡的觉悟.当然,最后的结局就有是死.杀手也杀了很多无辜的人,这些人其实不是无辜人,因为杀手是代表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无辜的人遇到了他,就会死.世界上的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为什么杀手喜欢叫人丢硬币呢?那段话非常之精彩.猜吧,但给个理由.你就猜.那么我赢了会得到什么呢?全部.太经典了.后来杀手又说了,那个硬币什么都不是,就把它和其他的放到一起吧.你知道了吧,面对杀手这样的天灾,所有的人都是没有依靠的.后来为什么警长会选择退役呢?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年轻时候的努力,根本换不来自己年老时候可以经历的善良,世界还是和以前一般的邪恶.影片结局非常精彩.杀手强迫那个越南老兵的老婆选择,可她不选,反过来说其实杀手你啊,没必要这么做.他说,我就是这样选硬币一直过来的.这是说,面对命运,人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改变命运的权利根本不在你的手里.那段车祸设计得很精彩,他是故意让大家看到年轻人有正义感,但当杀手把钱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后,他们开始争吵.也许他们的争吵这个时候不算什么.可成人之后呢?最后老警长的话,说了几个梦. 年轻的时候,世界总是简单而善良的,当你老的时候,你会发现No Country for Old Men 其实可以这样解释,没有给老人的城市,因为这世界缺少人与人的关爱,而已经被壮年的尔虞我诈充斥了.
如何看待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博学多才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任何一个精神健全者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
——丹尼尔·贝尔：本书的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p20)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学者和思想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教授，参与创办了《公众利益》杂志。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写于一九七九年，距今三十年。
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美国这种“组合”被当成了“现代思想模式”的典型。
他认为，他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
”（p24）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的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
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
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贝尔的思想历程和美国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始终保持着一种同步：早年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大学期间学习了社会学，博得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名声，但时值左翼思潮衰退，他的思想也开始转向自由主义，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五十年代，他积极参与了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提出了“意识形重结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普遍地接受了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
他成为了在麦卡锡主义和左翼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新自由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自成一家，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
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和观点，由于他和新保守主义派智囊们如亨廷顿的亲密关系，带有了明显的保守主义的色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
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
资本主义技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效益作为它的轴心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它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
文化领域的“灵魂”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
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
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感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
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
他的研究起源于韦伯和桑巴特。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理性和效益为轴心原则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文化领域中，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
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方面，它还有另一方面：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贪婪的攫取性”。
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
贝尔将前者成为“宗教冲动”，后者称为“经济冲动”，二者的关系成为了他追索问题的主要焦点。
“企业家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体现了这两者：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p29）。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二者纠缠难分，相互制约。
前者造成了企业家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格，后者成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
它们相互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而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
文化领域里，艺术家们也摆脱了各种束缚而，充分发挥着高涨而独特的想象和追求，高扬起个性和自我的旗帜。
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甚至变得相互敌视。
艺术家日益崇尚自我，把自我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企业家们虽则在经济上“贪婪攫取”，激进无比，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文化上却是保守的。
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制度的稳定，反对与“功能理性”和效益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和价值倾向。
随着西方社会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被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社会世俗化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
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经济冲动”在失去制约之后，肆意横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变成唯一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精神耗竭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经济冲动”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和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文化秩序，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
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商品生产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
现代主义无力承担宗教冲动消失之后出现的精神空白，也无力对抗经济体系的钢筋铁骨，它流于散乱细碎，本能刺激，高度自我，这些特征使得现代主义虽然流派纷呈，却总是昙花一现，没有一家成长为有足够力量和感召力的新的社会维系者，只好一浪又一浪地作着无聊的转化和轮回。
○贝尔仔细分析了现代主义（包括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矛盾： 第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
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自我意识的高涨。
在贝尔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是同源的。
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
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
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
”（p34）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 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
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
（p170-172）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
”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
在大众文化中，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
这里，贝尔指出，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第三，市场体系中享乐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
贝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
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
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
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
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
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
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
”（p67）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
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
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
”（第119页）“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
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
”（p132）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
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
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另一个方面，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
”（p298）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
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
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
”（p302）○贝尔提出发人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
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p75）“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
”（p76） 贝尔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p76）。
“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
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
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
”（p302）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
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
”（p39）“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
”（p40）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
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面前，意识到人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
（p40）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试图以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
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
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
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
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
”（p320）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
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
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
一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p325）。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
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
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
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贝尔认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
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
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
对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
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
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装）。
”（p336）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
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
”（p339）贝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
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
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的成分。
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p339）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
”（p344） 实际上，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
On The Road》被认为是美国5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在文学方面开创了美国新的文学道路，更重要的是它是美国50年代Beat Ggeneration的缩影。
国内很多人由于不了解书中的社会历史背景，阅读《On The Road》时并没有理解小说的真正内涵。
有些人知道小说是反映Beat Ggeneration的，但由于我国将Beat Ggeneration翻译为“垮掉的一代”，很多人对这一代人的认识有所偏颇，导致一些读者消极地对待书中描述的行为，而并没有真正领会书中Beat Ggeneration的思想。
国内外很多学者一直研究Beat Ggeneration，对Beat Ggeneration的认识也很多。
我是在课堂上接触到Beat Ggeneration和《On The Road》的，当时对这一群作家的行为有所不解，课后查阅了大量关于Beat Ggeneration 的资料，同时认真阅读了《On The Road》，对Beat Ggeneration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下从《On The Road》中体现出的Beat Ggeneration。
1．战后50年代美国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追求物质主义的十年，也是“同一性”的十年。
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期间美国物资匮乏，使得战后美国人民对物质货物的追求成为生活的主要目标，特别是电视媒体和广告所描绘的理想家庭生活，更加推动了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战后的美国从汽车到衣服，从社会行为到XX，到处都显示着“同一性”；再者，当时大部分妇女只有一个选择：顺从为一个家庭主妇和妈妈；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它的联盟国对抗苏联共产主义联盟，这允许美国XX可以随意定罪，甚至对持不同政见的人进行迫害，认为社会的非基督教徒威胁着美国XX安全。
就是在这种社会气氛下，有一群作家起来通过他们的诗歌和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追求物质和“同一”的反感，阐述他们被社会疏远的孤独，同时他们在自己的旅途上探究生活的真谛。
这群作家后来就被称为：The Beats。
2．关于Beat GgenerationJACK KEROUAC认为，Beat Ggeneration是美国战后疯狂的一代。
JACK KEROUAC说：“beat, meaning down and out but full of intense conviction.” “It never meant Juvenile delinquents, it meant characters of a special spirituality who didn't gang up but were solitary Bartlebies staring out the dead wall window of our civilization”[1]。
Kerouac 在他的日记中写道，Beat doesn't mean tired, or bushed, so much as it means beato, the Italian for beatific: to be in a state of beatitude, like Saint Francis, trying to love all life, trying to be utterly sincere with everyone, practicing endurance, kindness, cultivating Jack Kerouacoy of heart. How can this be done in our mad modern world of multiplicities and millions? By practicing a little solitude, going off by yourself once in a while to store up that most precious of golds: the vibrations of sincerity. 可见，beats是一群落魄潦倒但是充满激烈的信念的一群人，他们反对社会的因循守旧和物质主义，通过尝试各种社会上没有或反对的事物来追求生活的真谛。
通过他们的革命旅程为美国寻求真理，Allen Ginsberg曾经宣称：The original task was to widen the area of consciousness in America,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JACK KEROUAC和Allen Ginsberg通过他们开创性的诗歌和生活原则，激发了美国后50年的其它诗歌革命和社会运动。
3．从《On The Road》中看Beat Ggeneration《On The Road》是关于两个年轻人索尔?佩拉提斯和狄恩?莫里亚蒂他们疯狂地在美国大陆来回旅行的故事。
小说实际记录了40年代末 JACK KEROUAC跟他的朋友Neal Cassady以“beaten”的生活方式从一个城市搭车旅行到另一个城市的真实故事。
小说主人公“索尔?佩拉提斯”代表JACK KEROUAC本人，他是一个年轻纯真的作家；狄恩?莫里亚蒂（代表Neal Cassady）是“属于美国充满活力的一代新人，他和卡罗在丹佛人眼里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先锋派怪物”[2]；卡罗?马克斯（原型为Allen Ginsberg）是个忧郁、隐讳的诗人。
他们的旅途有乡村野外、沉睡的小镇、丛林、无尽的沙漠等等，所有的这些都通过道路链接。
3.1 Beats的生活态度他们对生活热情渴望，生活狂放不羁，通过自己的“冒险”探究生活的真谛。
而他们的“冒险”就是到处旅行和体验各种新奇事物。
小说中这一群人：“他们一起冲上大街去寻找、探究那些当时颇感兴趣的东西，尽管后来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眼里又会变得枯燥而又乏味起来。
然后他们又再次去冒险，去寻找新的兴趣”。
“他们的生活狂放不羁，说起话来热情洋溢，对生活十分苛求，希望拥有一切，他们对平凡的事物不屑一顾，但他们渴望燃烧，象神话中巨型的黄色罗马蜡烛那样燃烧，渴望爆炸，象行星撞击那样在爆炸声中发出蓝色的光，令人惊叹不已。
” Beats追求自由，反感因循守旧的生活。
狄恩描绘那些因循守旧的人：“你看前面这些人，他们一直都在担心，算计着跑了多少路，今晚在那里睡觉，汽油钱是多少，天气怎么样，最后怎样才能到达等等等等” [3]。
“数百万人毫无休止地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象一场噩梦——掠夺、攫取、失去、叹息、死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长岛外面的那些城市里为自己争得一块墓地”。
[4]而索尔和狄恩等新一代年轻人不愿过这样陈旧乏味的生活，他们选择游历美国，“在路上”寻求生活的真谛。
“我们将要去做一切我们从前没有做过或者从前认为不屑于做的事” [3]。
他们有随时死亡的恐惧，生活“及时行乐”。
这一群人在经历了二战后，又进入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红色”XX迫害，加上核武器的威摄，使他们有随时都可能死亡的恐惧感，“死神将在我们进入天堂之前把我们抓住”[5]。
正如索尔?佩拉提斯说：“生命是神圣的，每一秒钟都很珍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狄恩?莫里亚蒂“好象同时在做所有的事情”。
同时，他们用他们所有的精力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去体验尽可能多得事物。
他们的生活态度也变得及时行乐——“噢，我们应该及时行乐，事情该怎样就怎样。
”[6] 3.2 Beats的行为3.2.1 流浪他们很多时候的旅行都是搭车而行的，有时他们身无分文过着流浪的生活。
而他们就是在这时刻面临死亡的旅途中感受生命，探索生命的真谛。
小说多处表达了他们在流浪过程中对生活的领悟。
“我们的破行李又堆在了路边，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没关系，生活本身就是一条永无尽头的大路”[7]。
“你的路是什么呢
伙计
——圣徒的路，疯子的路，虚无缥渺的路，淡泊悠闲的路，还是其他什么路
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问题是怎么走
走到哪儿
”[8] “在穿过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的大沙漠时，在沙漠之上，在被太阳照射成金色的云层中，我看见了上帝，他似乎在伸出手指对我说：“穿过这里，一直向前。
你们正走在通向天堂的大路上。
”噢，好吧，我们一直向前。
” [9] 3.2.2 吸毒Beats的另一种体验就是吸毒。
Beats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参与偶然吸毒的群体之一，主要流行的毒品有大麻、苯丙胺、安非他明和海洛因。
“在圣弗兰西斯科，几乎人人都吸毒。
这里是大陆的尽头，没有人会来管你” [10]。
他们从吸毒的幻觉中体会乐趣和刺激，激发他们对生活认识的灵感。
小说在第四章第2节借口狄恩给我们描述了吸食大麻后的感觉。
“第一天，我象块木板似地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只是两眼大睁着直视前方。
我可以听见脑子里嗡嗡作响的声音，眼前闪动着各种图象，奇妙无比。
第二天，我渐渐有了意识，我所做过的、知道的、读过的、听过的和幻想过的一切又重新涌入我的脑海，它被按照一种新的逻辑方式排列起来，因为我什么也不能想，只感到惊奇和激动、我不住说着‘好，好’，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平静下来。
这些大麻引起的幻觉一直持续到第三天，我才渐渐理解了所发生的一切，我的全部生活也被决定了”。
3.2.3 性在他们的旅途中，走到哪都会去找女人，而当时的美国“各大城市都可觅到的妓女的身影” [11]，狄恩很受女孩倾心，他同三个女人结过婚，但都是因为受不了他狂放不羁的生活曾离开他。
同时，狄恩也受男性的喜欢，小说中卡罗?马克斯就喜欢狄恩，他们俩“几乎废寝忘食地呆在一起聊天”。
现实中的卡罗?马克斯的原型Allen Ginsberg也曾是个同性恋者，而公开的同性恋在50年代不仅是罕见的，而且是不被接受的，Allen Ginsberg为同性恋做斗争，力争一个更加开放的生活。
3.2.4 理解妇女，鼓励妇女解放50年代美国妇女的典型生活就是在家相夫教子，生活厌倦且“同一”。
beats鼓励女性走出传统相夫教子的厌倦生活，鼓励她们拥有自己的精彩人生。
小说中索尔?佩拉提斯表达了他对妇女同情：“事实是我们都不理解女人，总是把过错归咎于她们。
我们只有这么多能耐。
”[12]小说第二章第2节描述了一个叫做找莉塔?贝特科特的女孩。
当索尔问她“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时，女孩哀叹着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想在餐桌旁好好地侍候人，别出乱子就行。
”索尔“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告诉她不要叹息。
我想告诉她我的生活是多么激动人心，告诉她我们可以在一起做许多事。
”“我们躺在一起，凝望着天花板。
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上帝要让人类如此痛苦。
”在60年代和70年代妇女运动前，Beat Ggeneration的妇女就努力开创她们自己的生活。
3.2.5 音乐Beats喜欢爵士乐和疯狂的流行乐，他们把爵士乐演出也作为一种“及时行乐”。
在路上，他们喜欢把收音机打开听各种流行音乐。
在酒吧，他们被爵士乐家的演出所激动和兴奋。
小说多处描写酒吧的爵士乐家表演。
“罗拉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怨。
他是个大学者，常常在腋下夹着17世纪的乐谱手稿，跌跌冲冲地来到纽约的海滨，声嘶力竭地唱着。
他象只大蜘蛛那样从大街上爬过，兴奋的目光利刃一般闪过他的眼中。
在极度激动中，他的脖子会发疯似的扭动，他说话含混不清，他痛苦地蜷缩着身子，他脚步沉重地走来走去，他叹息着，号叫着，最后在绝望中瘫软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3.3 不被世人所理解Beats在当时被大多数美国人所不理解不接受，小说中也有描写：“他们围坐在那里，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狠狠地盯着狄恩。
”这些人指责狄恩 “除了你自己和你那该死的寻欢作乐，你根本不考虑其他人。
你所想的只是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多少钱和快乐，然后就把他们抛到一边。
实际上你简直愚不可及，你从来没想过生活是严肃的，每个人都在乾着什么来代替无聊。
”而狄恩则“他幽灵一般地孤独地站在门口，凝视着街道。
痛苦、指责、劝导、说教等等都跟在他后面，他的前面则充满了坎坷和疯狂。
”[3]但是他们还是一如继往地进行他们的革命旅程。
4．小结《On The Road》是Beat Ggeneration被美国关注的开端，它被奉为beats 的教科书，小说所表达的行为和感受，反映了Beat Ggeneration的行为和感受。
本文以50年代美国的社会历史为背景，通过分析《On The Road》的故事内容，从各个角度探究了Beat Ggeneration。
这一群人对生活充满激情，生活狂放不羁；他们追求自由，渴望从传统的因循守旧中解放；他们通过各种体验来探究生活真谛；他们的革命旅程被世人不解充满坎坷等等。
通过本文的研究
什么是自由?
freedom; liberty; latitude I Have A Dream 萨特说，人是生而要受自由之苦。
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一种不“自由”，因为人无法逃避选择的宿命。
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人无可逃避地会去选择了解，选择去爱周围的人，这是生而为人的天性。
但是，每个人生来又都是不同的，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况且，人的心灵比树叶上的脉络更复杂，阴暗，所以，这就注定人和人之间永远无法去真正的理解，我就是我，我注定不能用我的思维去理解别人。
如果两个人真的硬要了解对方，因为爱或是别的原因，那么当我越是努力去理解，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的距离只有越来越遥远。
因为越是了解，就越能明白我们之间的距离，心的距离，思维的距离，心的形状是多么的不同，爱会淡去，了解的欲望将会变成疏离的渴望，因而人注定是孤独的。
我们渴望一个大同的世界，可是如果世界真的只有了一个思想，那又将是一个怎样可怕又阴冷的世界，就像 EVA里人类补完计划所展示的那样。
从1789年至今，全人类都在为自由，为了选择的自由而奋斗，在那样的时代，拥有了自由的人高呼“ every man will be a king。
可是现代，我们却发现我们从不自由到自由，从孤独无助到无助孤独，从一个怪圈进到又一个怪圈，哪里才是出路，或者我们根本无法逃避我们生而为人的宿命
我不要自由，谁要自由
(动漫:<高达SEED>中的一架MS的名称.) 什么是自由
自由有广义的自由和狭义的自由之分，当今世界上人们对于自由的理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总的说来自由有如下几种：一是奴才式的自由，这种自由人们以老板的赏赐为快乐，以获得老板的表扬为光荣，以老板的施舍为自豪，人们曾经有一个描述“就像一匹马把主人抛下马背时得意洋洋的嘶鸣一样，它得到的只能是缰绳被拉得更紧一些。
”。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追求美国式的自由，可是，美国人真的自由了吗
不，他们尽管想自由，可是根本没有得到自由，他们得到的所谓自由是狭隘的自由，是自欺欺人的自由，说什么言论自由，性自由，看起来确实是自由了，可是他们真的自由了吗
不，他们根本没有得到自由，因为他们的脖子上还套着一根看不见的绳子：钞票。
钞票对于有的人来说，有很多很多，但这仅仅是少数人。
有一首流行歌曲中曾经写到：“有人为你卖儿卖女，有人为你去作牢”，“你把多少人儿迷住了
只因为被你迷住了，被它牵着鼻子跑”，“钱那，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
现实生活中经济上的不平等，人们不得不为金钱而忙碌，为金钱贡献自己的所有，人成了金钱的奴隶，然而人们依然羡慕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可是有谁想到资本主义的自由是奴才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属于有钱人，大众是有钱人的奴才。
也即是说钞票的一头套在人的脖子上，另一头套在人的手上。
钞票控制着人们的自由，不，应该是拥有钞票的人在控制着人的自由；人是钞票的奴仆，不，人是个别富有人的奴仆。
我们穷人要是没有了钞票，你必须想办法去挣，出卖你的体力，出卖你的高傲，出卖你的斯文，出卖你的智慧，乃至于出卖你的人格，那时的你不就是一个奴才吗
你没有钱，你不做奴才行吗
你要生活，你要吃饭，你还要养家，你还要养老，没有钱寸步难行，那时你的自由在哪里
你的自由消耗在为老板的服务里。
你的言论在哪里
你的言论在那堆废纸里，在那张不被人关注的纸上，人家有钱人的言论比你的言论管用得多，你的言论能超越有钱人的言论
你所有的自由在哪里
你所有的自由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里。
除此以外你还能有什么能被成为自由呢
除此以外你的自由还有自由的意义吗
一般而言，劳动就是商品，劳动可以被买卖。
但是劳动是商品这一表述的本身就意味着主仆关系的存在，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雇用关系，是临时的主仆关系。
不管你的理论有多么的好听，取的名字有多么优雅，我们所讲的这个关系你能推倒吗
这个关系你推不到，你就逃不脱不自由的处境。
也许你要说，要按这么说，我们是不可能有自由了
当然也不要这么悲观，请看下文—— 有人说，我们要讲自由，宣传自由的思想。
我说，那好，我们中国农村至今还有一些文盲，你也给他（她）们宣传一下，看看他们（她们）的反应怎么样
不就是自由吗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觉得有困难，给你时间长一点，一个月。
有的人不要说一个月，就是你给他讲一年，他（她）都不能真正理解你的自由。
为什么呢
假如狼孩还在的话，你对他讲你的自由主义，不要说是一年，你讲上十年都没有用，因为他没有接受自由的能力，试问他又怎么可能实现你所说的自由呢
你说言论自由，他本身就没有言论的能力，哪里来的言论自由
假如在美国议会里所有的议员中间，只有那么一两个人有言论的能力，其他的人只有当听众的能力，这就是你要的言论自由
真的是那样的话，我让其他的人变成傻瓜（或者被我收买愚弄），那种状态下的言论是绝对自由的。
但是这种言论自由有意义吗
因为其他的人没有自由的能力，他们（她们）只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愚弄和利用。
自由对于没有自由能力的人只会受他人愚弄的人而言，这种自由算什么
这只能算是狭隘的自由，奴才的自由。
这种自由我们需要吗
不，我们应该需要广义的自由。
“10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先锋严复先生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曾经使用了不用的译文，freedom为‘自由’，liberty为‘自繇’，但是后代的翻译没有继承下来，而是统统翻译成‘自由’，这多多少少造成了中国人对西方自由概念的片面理解。
我个人的理解，freedom是一种比较基本的自由，是指身体不受拘束限制，是行动的自由。
Liberty则是更高层的自由，是指思想、意识、人格等方面的自由，我更愿意把它翻译为‘自主’。
人只有在获得完全的freedom之后，也就是行动的自由，才能够达到思维的自由和人格的自主，也就是 liberty。
我认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自由’的状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行动的自由，吃喝拉撒睡、攀爬、触摸、探索、游玩等方面的自由，即 freedom。
有了这样最基本的自由，儿童才能够独立——他的精神、人格和意志，都是独立的，也随之产生独立的思维，自由的思维，这就是 liberty。
在完全获得这样的独立自主之后，儿童的freedom上升到更高层次，即行为的自由，自己做决定、做选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简单地说，行动的自由，导致思维的自由，最终导致行为的自由自主。
说了半天自由，纪律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自由里边：一个完全自由的人，首先获得的感觉，不是他能够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而是他必须为自己的生命和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为自己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负全部的责任。
自由派生的，就是这种极其沉重而严峻的责任感。
他能不自觉遵守纪律吗
”（《给孩子自由》小巫）。
给孩子自由他（她）能有责任感
现在的大学生有责任感了，当他们（她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时确实是有了责任感了，可是有的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大到失去一次好机会，大到毁灭一生，大到丢失生命。
这样的自由值得我们追捧吗
不，这样的自由是狭隘的自由，是缺乏能力支撑的自由，对一个没有能力的小孩子讲自由，无异于拔苗助长，无异于一个婴儿没有人教他（她）学走路。
在小孩子中间有的人因某个行为而残废，有的人因某个行为造成严重损失，甚至有的人因某个行为而死亡。
比如有某学生偷偷下河洗澡而亡，自由是自由了，可是失去的永远也找不回来。
“给孩子自由”的提倡就成了罪魁祸首。
这是小事情，似乎不要紧，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大学生的状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颓废变得很流行。
特别是高考过后，考不上大学的很颓废，考上了的更颓废。
记得大一的时候，和高中的读大学的同学联系，大家都几乎说的一句话是：‘我现在堕落了
’原因是上了大学以后不是睡觉就是打游戏，看小说或逛街。
为了应付考试，考前几天才开始看课本。
想想自己似乎也是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了一个学期，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应该要开始读书了。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依赖性特强。
因为很多父母都为自己的孩子铺好了一生的路，孩子根本不必去干其它的什么事，只要沿着父母铺的路走就可以了。
要不是离开家在外地读书，有很多简单的事我都不懂得去做，原来父母做的简单事自己做起来很难”。
我们的教育有如此种类的自由，意味着什么
那是我们的民族在衰落，是我们民族在退化。
从许多的反应的根本不是自由的问题，而是是否独立的问题，家长在孩子自小的时候，就没有让其独立操作，长大了就失去了独立的能力了（或者说不具备独立能力了）。
在我们以后的分析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的能力的拥有是一个过程，我们就是要探讨怎样实现独立能力的拥有的问题。
当我们有独立的思想时，我们才有可能有独立的自由的思想，那就是说，我们能认识到什么样的自由才算最好的自由。
最好的自由是应该是什么呢
是奴仆自由吗
是无思想的愚蠢吗
我想除了是广义的自由还能是什么呢
我们把最好的自由的问题交给学生自己去思考，这也才是我们广义的自由的思想。
要实现广义的自由就必须要让人们拥有独立的能力，呼唤独立能力，让人们的独立能力重新打造这个世界。
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理想。
心灵自由是所有人的渴望，大多数人的心灵都不自由（谁认识几个心灵自由的人
） 要得到心灵自由非常难
1）要有获得心灵自由的坚定信念。
有人不敢，有人不能，还有很多人不考虑这个问题。
2）认清自己所处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缺陷。
反叛传统文化的缺陷，需要无畏的气概，这种气概不是人人都有的。
3）反叛行为的开始实施才是心灵获得自由的开始。
4）自由的代价是巨大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起的。
5）反叛的行为未必能获胜，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否超越精神的苦难，这些都是人生的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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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 来源： 新华网 【字体：大 中 小】 【背景色 】 安徽怀宁县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病去世。
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年4月22日 - 1967年2月18日）是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试制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
奥本海默出生于纽约，192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加入到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1927年获德国格丁根大学博士学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
1942年8月，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主任，在新墨西哥州建立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室，并成功地试制了第一批原子弹。
1947年担任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和爱因斯坦一起，反对试制氢弹，认为会引起军备竞赛，威胁世界和平。
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大萧条后，他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感兴趣。
1937年他父亲去世为他留下30万美元的遗产，他用来资助西班牙内战中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并资助了美国的一些左翼活动。
因此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被指控为与共产党人合作，包庇苏联间谍，反对制造氢弹等。
1953年美国政府对他进行审查，没有发现其犯有叛国罪，但仍决定他不能再接触军事机密，解除了他的职务。
被解职后，奥本海默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为对他的审查进行抗议，认为他是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
肯尼迪担任总统后，建议以为他颁发“费米奖”的方式平反。
肯尼迪遇刺后，他的继任约翰逊于1963年为奥本海默颁发了费米奖和5万美元的奖金，但只是形式上的恢复名誉，仍然不允许他介入军事秘密。
奥本海默于1966年退休，1967年在普林斯顿去世，许多科学家参加他的葬礼，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火化，骨灰撒到维尔京群岛。
钱三强 来源：人民网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
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
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
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
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
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
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
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
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
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
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
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
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