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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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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通俗化，就诞生了《西方的智慧》。
与其它哲学史不同，《西方的智慧》更着眼于阐述西方哲学发展的前因后果，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黑格尔、马克思这一系列伟人无疑是西方哲学的亮点，应当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同样应当注意的是，这些人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个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走得更高的。
没有黑暗时代的经院哲学，可能就不会有作为西方哲学里程碑的休谟，没有休谟就不会产生康德，没有康德，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无从说起，没有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马克思就不可能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罗素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历史的顺承关系，使人看到的西方哲学不仅仅是一个个亮点，而是一条延绵的长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哪些机构从事国学教育
二十世纪国学大师资料汇编 (2007-03-17 16:31:36)转载分类： 千古人物国学大师列表(以卒年先后为序)◎ 1900年1月1日～1999年12月31日期间辞世的学人；◎ 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学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有专著传世。
◎ 有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对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01 俞樾 （1821～1907） 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
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
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
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在俗小说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修改《三侠五义》，使这部小说得以广泛流传。
02 孙诒让 （1848～1908） 又名德涵，字仲容（一作仲颂），晚号籀顷，浙江瑞安人，我国近代著名的一代经师、大教育家，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成就卓越。
其《周礼正义》是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之作，《墨子闲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是考释殷墟文字最早著作。
《清史稿》482卷有传。
03 杨守敬 (1839～1915) 字惺吾，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
有83种著作传世，名驰中外。
“三峡”一词，其所指内容就是杨守敬所定。
在日本，是”日本现代书道之父”，仅研究杨守敬书法艺术的学者就多达6000多人。
04 王先谦 （1842～1917） 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岳麓书院最后一届山长。
一生共著、编、校、注、辑、刊各类书籍50余种，计3200多卷。
”上笺辟经，下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谱子。
四十余年，楚学生光。
”王先谦实事求是，严谦治学，这样的学术态度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代宗师，而且启迪了众多岳麓书院士生，使这千年学府再度焕发生气。
05 刘师培 （1884～1919） 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与章太炎齐名，当时有“二叔”的说法。
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
06 严复（1853～1921） 原名宗光，字又陵，福建福州人。
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对近代思想界影响极大，是近代中国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
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仍被推崇，提倡尊孔，诋毁五四运动。
07 沈曾植 （1852～1922） 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
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
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
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
他也是书法大家。
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
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
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
08 康有为 （1858～1927） 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晚号更生或更牲，广东南海人，所以人们尊称为南海先生。
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革的先行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
曾七次上书清帝，系统地阐明主张，变法救中国，其一生活动波澜壮阔，堪称一代巨人。
他思想著述博大精深，不愧为民族瑰宝，是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的老师。
09王国维 （1877～1927） 字静安、伯隅，号观堂、静观，浙江海宁盐官人。
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
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10 辜鸿铭 （1857～1928） 字汤生，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
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文化巨擘吴宓亦赞曰：“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
”而在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陈独秀眼中，却是位“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
11 梁启超 （1873～1929）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
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一生著述等身，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他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
12 廖平 （1852～1932） 四川井研人。
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
名号的更改，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经学的变化过程。
他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并构建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3 黄侃 （1886～1935） 字季刚，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
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
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
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研究，著述甚丰。
14 章太炎 （1869～1936） 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
后改名绛，号太炎。
浙江余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著述甚丰。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
15 鲁迅 （1881～1936） 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
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早年留学日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期望以此唤醒民众。
新文化运动中，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遗著集成《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鲁迅书信集》等。
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6 钱玄同 （1887～1939） 原名钱夏，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疑古，江苏湖州人。
文学理论家，“五四”运动倡导者之一。
从章太炎习国学，致力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及《说文解字》研究，文字改革的先驱。
曾任《新青年》编辑，鲁迅《狂人日记》就是受他催促写出的第一篇作品，是攻击吃人礼教的第一炮。
钱玄同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
”17 吴梅 （1884～1939） 字瞿安，号霜厓，别署癯安等。
江苏长洲人，近代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
吴梅一生致力于戏曲及其他声律研究和教学。
著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南北词谱》等，培养了大量学有所成的戏曲研究家和教育家。
18 罗振玉 （1866～1940） 初名宝钰，字式如，又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仇亭老民，祖籍浙江上虞。
罗振玉先生一生治学勤奋，学识渊博，撰著众多，学术研究遍及甲骨文、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校勘学、汉晋简牍及敦煌学。
既是一位金石考古学家，也是一位敦煌学家。
他是我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是敦煌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 蔡元培 （1868～1940） 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也是近代、现代历史上探索救国之路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先驱之一，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蔡先生的治学作风和为人品格是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曾高度评价蔡元培先生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20 沈兼士 （1887～1947） 名臤，浙江吴兴人。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
中国新诗倡导者之一，建树颇丰，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
历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官博物院理事、文献馆馆长、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等职，创立汉语“文字画”、“初期意符字”等学说，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
21 傅斯年 （1896～1950） 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著名历史学家。
曾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傅斯年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余嘉锡 （1884～1955） 字季豫，号狷庵，湖南常德人。
既是文献目录学家，又是史学家，学贯古今，著作等身，一部历时五十余年创作的八十万字的《四库提要辨证》，声振国内外。
“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占北京后，为维护国家民族正气，余嘉锡特意开设《楚辞》课，教育青年抨击当时卖国求荣者。
开设《世说新语》课，评论古人而讽喻时事，皆寓意深远。
23 柳诒徵 （1879～1956） 字翼谋，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
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代文史大家。
他的《中国文化史》，据蔡尚思言，从出版直到解放前，系同类著作的“老母鸡”。
而最能代表他的学术水平的，乃是《国史要义》。
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异议派史家，也是现代儒学的中坚人物之一。
24 吕思勉 （1884～1957） 中国历史学家。
字诚之。
1884年2月27日(光绪甲申二月初一)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常州市)。
吕思勉已刊、未刊论著，80年代末计画汇编成《吕思勉论学集》。
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各种断代史、通史、专史等，已汇编成《吕思勉史学论著》。
另有《诚之诗稿》问世。
25 胡适 （1891～1962）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著作。
他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交流工具起了决定作用。
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用历史演进法研究中国章回小说，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26 汤用彤 （1893～1964） 字锡予，湖北黄梅人。
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
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38年至1948年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
研究涉及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
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论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讲义》等。
27 陈梦家 （1911～1966） 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
浙江省上虞县人。
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
他对汉简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和《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两本书中。
28 马一浮 （1883～1967） 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
绍兴长塘人。
曾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文学。
辛亥革命后潜心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自成一家。
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不应命。
抗战时任复性书院院长。
后人辑有《马一浮集》。
29 熊十力 （1885～1968） 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著名哲学家。
曾加入“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辛亥革命失败后专心从事哲学研究。
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
著有《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
学说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遍及海内外，《大英百科全书》称他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30 张君劢 （1887～1968） 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人。
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思想上倾向于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又糅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倡导儒学的现代发展，主张超出门户之见，在新的世界潮流中实现儒学复兴，坚持以理学传统作为复兴儒学的起点。
著有《中西印哲学文集》、《新儒家哲学发展史》等。
31 蒙文通 （1894～1968） 四川盐亭县人，史学家。
曾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尤受廖平学术的影响，成名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
著有《古史甄微》《经学抉原》，《越史丛考》、《古族甄微》、《儒学五论》、《巴蜀古史论述》等。
32 陈寅恪 （1890～1969） 江西修水人。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清华“三巨头”。
他对佛经研究及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中印文化交流等，均有重要发现，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
著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33 范文澜 （1893～1969） 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
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
历任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辅仁大学教授。
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34 陈垣 （1880～1971） 字援庵，广东新会人。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
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
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造就了众多的人才。
著有：《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等。
35 郭沫若 （1892～1978） 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
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五四”时期，发表《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后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研究。
皖南事变后，创作《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
所著《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
36 唐君毅 （1909～1978） 四川宜宾人。
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1949年与钱穆等创办香港新亚书院，196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
一生著书立说，以阐释儒家学说之思想价值为己任，尤重中国文化中人文主义道德自我之建立，在海内外影响深远。
37 顾颉刚 （1893～1980） 江苏苏州人。
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主要代表人物。
二十年代起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和钱玄同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形成“古史辨”派。
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著述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
38 吴宓 （1894～1981） 陕西泾阳人。
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教育部特聘一级教授、著名红学家，文博古今、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他对《红楼梦》研究，造诣精深，享誉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
39 赵元任 （1892～1982） 字宣仲，江苏武进人。
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和作曲家。
在中国语言学界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还是汉字改革和国语统一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他还大胆地将西方音乐技巧和中国传统音乐结合起来，音乐作品具有强烈的中国风味。
40 徐复观 （1903～1982） 原名秉常，字佛观，湖北浠水人。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主干，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
提出“忧患意识”，认为正是在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艺术精神》等。
41 金岳霖 （1895～1984） 字龙荪，浙江人。
哲学家、逻辑学家。
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
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
42 王力 （1900～1986） 字了一，广西博白人。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王力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翻译出版二十余种法国小说、剧本；抗战期间，写了大量的散文，被誉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
43 高亨 （1900～1986） 字晋生，吉林双阳县人，是我国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
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我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成为上一世纪先秦学术文化研究的一座重镇。
高亨的著作颇多，主要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大传今注》、《周易杂说》、《老子正诂》、《诗经今注》、《诸子新笺》等。
44 夏承焘 （1900～1986） 字瞿禅，别号瞿髯，浙江温州人。
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传统词学的总结者，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称为“一代词宗”。
在唐宋词声律、词韵、词乐、词谱研究方面造诣精深，最大成就在于开创词人谱牒之学。
主要著作有《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校笺》、《词学论札》等。
45 梁漱溟 （1893～1988） 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广西桂林人。
现代思想家，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之一。
自云其学术思想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高妙”，“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46 钱穆 （1894～1990） 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
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自成一家之言。
重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
47 冯友兰（1895～1990） 字芝生，河南唐河人。
以“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建国后放弃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
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等。
48 任中敏 （1897～1991） 名讷，字中敏，别号二北、半塘，江苏扬州人。
主要成就在词曲和唐代音乐文艺的研究，理清了汉乐府、敦煌歌辞、声诗、词、散曲的音乐线索，横向梳理了唐代与音乐有关的各门类艺术，创建了相关理论，迄今海内外散曲研究著作，几乎都显示着任氏散曲学的延续。
著有《唐戏弄》、《郭煌歌辞总编》、《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等。
49 牟宗三 （1909～1995） 字离中，山东栖霞人。
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
许多著作被译成英、韩、德等文字。
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
50 钱锺书 （1910～1998） 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
小说《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诗论《谈艺录》（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曾经引起巨大反响。
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
学术著作有《管锥编》、《七缀集》等，《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
如何看待学衡派对于新诗主张的质疑
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
《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
“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
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
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
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
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
“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
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
（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
“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
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
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
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
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
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
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
《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
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
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
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
（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
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
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
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
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
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
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
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
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
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
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
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
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
《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
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
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
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
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
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
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
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
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
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
《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
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
《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
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
《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
《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
《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
《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
“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
《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
《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
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
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
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
（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
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
《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
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
《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
《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
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
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
（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
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
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
（1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胡先：《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
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
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
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
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
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
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
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
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
《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
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
《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
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
《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
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
收入《古史辨》第1册。
《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
《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
”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
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
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
“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
“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
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
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
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
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
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
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
《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
《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
”《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
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
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
《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
《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
《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什么叫学衡派
我是学历史的。
看到还有这样的史学爱好者真是觉得太感动了。
客观地说如果只是喜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去学这个专业。
因为这个专业除去一部分纯粹娱乐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的分析、探讨和推理。
大多数非专业的人员对这个是不会感兴趣的。
严格说起来，这种技术性的推理是很严谨和枯燥的。
如果是确实喜欢，可以推荐你看一些书。
都是现行大学历史专业的必读书目。
看完这些，你离一个历史专业本科生也不远了。
中国史：1、《中国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观点） 2、《中国史纲要》（翦伯赞）（简单精炼） 3、《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经典著作） 4、《中国历史》（朱绍侯）（使用长达20年的高校教材）世界史：1、《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著名的六卷本） 2、《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外国人的通史性读物，浅显易懂。
大家之作。
）思想史：1、《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业内人士都知道是本具有何等价值的书） 2、《中国思想史》（葛兆光）（新作品，代表新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文化史：1、《中国文化史》（柳诒徵）（半文言文的文化史著作，引经据典，大作
） 2、《中国文化史》（阴法鲁）（学界公认的成功之作） 如果有时间的话，找找原典读一读。
当年读书的时候，先生们都是要求我们读《论语》《大学》《诗经》的。
应该实实在在地看原文，比如二十四史（全看不可能，但是可以看一些文献选编类的书，充实自己）。
学衡派的主要观点。
1.洋务运动时期传教士创办学堂、翻译西书，农民起义畅言平等、反孔批儒；西方近代教育文化知识信息的传播，教育上平等性、普遍性要求的提出，孔孟学说至尊地位的动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
清政府整顿官学书院、祛除科举积弊、推崇儒学地位，从传统中寻求应变方案；主要是针对现实的教育问题，力图恢复被农民起义搅乱的封建秩序。
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及增设天文算学馆。
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成为19实际60年代以后传播西学、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终于突破了对旧制度、旧体系修修补补的框架，迈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教学内容的更新；传统教育的培养目标开始被淡化；严夷夏之大防的旧观念在教育上开始动摇，借才异域。
福建船政学堂，从西语到西艺的转变。
前学堂培养轮船设计制造人员，法文学堂；后学堂培养轮船驾驶人员，英文学堂。
留学生派遣。
清政府第一批留学生派往美国，美国是唯一与中国签订有文化教育交流条约的国家，近代留学教育的倡始人容闳有留美的经历。
福建船政局派遣留欧成绩更显著，在挑选出国人员上把关较严；出国学生年龄二十左右，只想坚定，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年；管理人员思想较开明；有明确的要求和检查措施。
开始把西学列为考试科目和部分书院教学内容的改革。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步步紧逼的国际环境下起步的，是在传统封建教育势力强大、影响根深蒂固的基础上起步的。
新式学堂大致可分为语言学堂、技术学堂、军事学堂。
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内容，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反映西方近代文化的新的教学内容的开始引进，近代资本主义教育、教学制度的部分借鉴和近代新式人才的培养训练等微观方面；具有宏观性特点，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旧教育观念和社会心理、风俗时尚，从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扫除心理障碍，加速了封建教育的解体，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新式教育机构大部分集中在沿海一线口岸城市，是近代以来地处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前沿。
新式机构的创办人几乎全部是清政府的重臣要员。
谨慎除旧，主动布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各自为政，难成系统。
2. 维新变法时期新教育机构内涵的扩大，出现了培养政治人才、实业人才、师范人才的学堂，女子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动因分析：对洋务运动时期新教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现实变革的驱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马关条约签订后日益高涨的维新变法运动；西学价值的提高，对西方近代教育本质认识的深化，西方文化冲击的深入。
百日维新的除旧与布今相辅而行。
在除旧方面，致力于改革科举制度；在布新方面，大力兴办学堂，特别是实业学堂，举办京师大学堂，开设经济特科，倡导兼习中学西学，奖励新发明、新著作，鼓励出国游学等。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说明建立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一教育近代化的重大课题已引起清廷朝野的广泛重视。
京师大学堂统辖各省学堂，是去昂最高学府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
师法日本。
1901年以后，清政府对传统教育体制的改革，改造各级官学、书院改设学堂、改革和废除科举取士制度。
废除科举制度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大发展，促进了留学潮流的高涨，加速了传统教育观念、人才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
在晚清最后十年中，留日学生处于主流。
清政府在政策上的提倡、鼓励；日本政府推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民族危亡感的强烈震荡；中日两国在地理、文化上的接近。
留学生们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这场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变革中，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学说，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近代教育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热情投身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系统的初步建立，特别是初等教育体系、中等教育体系、师范教育、事业教育、军事教育、法政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留学生中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教育家群体。
是实现以日本教育为模式改革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加速了正在走向衰亡的封建教育体制的解体，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引进了近代西方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使近代教育理论、教育学说、教育观念第一次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培养和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清末兴学热潮的出现动因：清政府政策的推动和导向；学堂章程的颁布和教育行政机构的独立，有助于结束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使各级各类官办公立私立学堂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使全国教育的发展有统一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保证；民间办学热情的高涨，教育救国思潮，政府鼓励私人办学；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潮流的勃兴；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大发展；新的传媒载体的出现。
评价：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女子教育的较大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初具雏形；不再以培养少数官宦之才为唯一宗旨，而以造就各类新式人才为目的；不再以儒学经典为唯一教学内容，而代之以近代各门各类知识的学习；体制的转型既是教育观念转变的结果，又在新的层次上促进了观念转变的深化，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它的封建底色。
乡村教育冲突矛盾有观念上的差异，也有利益上的不平衡。
乡村教育经济负担大幅增加是乡村教育冲突的最主要原因；学生所学的知识多与乡村生活脱节；对乡村生活和乡民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打乱了村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校管理上都显得与中国乡村社会格格不入；乡村新学往往成为乡村社会发泄不满的对象。
政府主要通过对部分教育政策的调整、教育政令的发布及修正等措施来加强对乡村教育的管理与调控，私塾的改良与取缔。
乡村新式教育与乡村私塾的调适主要是根据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对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改革，实行男女同校，女子学堂用男教师担任教学任务，学生入学年龄足够灵活，对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收费办法，调整教学安排以适应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新式学堂教师主动参与乡村社会生活；乡村私塾调适教学内容，接受近代教育培训，改变陈旧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
3. 民初采取紧急措施，稳定全国教育秩序；颁布民国教育宗旨，培养共和国新国民；归国留学生成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核心力量。
适应政体转变；取法欧美新阶段的开始。
对传统封建教育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制度层面的改革重于思想层面的改革；得到最大发展的是法政教育、实业教育和普通教育。
1915年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西方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影响的日益加深，教育改革兴起。
以七项标准作为发展民国教育的指导方针，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产生了一部比较完善的学制-壬戌学制；职业教育受到空前的重视，高等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促进了教育思想界思想活跃局面的形成，美感教育（蔡元培）、职业教育（黄炎培）、科学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杜威），强调平民性、实用性、科学性、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改革的特点：自发性；广泛性，领域、地域；开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