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神思》译文
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著作的作者是，另外，同时期有一部农学著作叫，作者是。
两书的作者与侧重讲述的内容完全是天壤之别。
可见“刘思勰”是那些把两部著作与作者混淆，糅合在一起出现的一个“四不像”人物，属于识记中的一种谬误，必须纠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主要内容是什么
《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 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
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
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
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
“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
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
书中说：“夫神思方远。
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
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
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
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
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
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
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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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与《文心雕龙》简介
3 剖情析采---创作论与批评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分析文章。
文学创作对于来说是一个以文体道的过程，亦即自然知道的具体化过程。
包括两个阶段：第一是由物到情的内在化阶段，第二是由情到辞的外在化阶段。
这两个阶段正是由文学创作中的“物—情—辞”三个核心概念构成。
A 论创作构思和艺术想象神思：关于创作构思和艺术想象的理论观点。
《神思》篇是创作论之首，亦为创作论之总纲。
认为，创作构思的过程是一个从物到情到辞令的过程，此过程的总体特征是“物与神游”。
作家之“神”既与外物共游，又与辞令交融；既能思接千载，又能视通万里。
而创作构思的难处则在于处理“物—情—辞”三者的关系，刘勰提出三点：一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二是以博见夔贫，以贯一拯乱；三是积学储宝，酌理富才，研阅穷照，驯致怿辞；还要知道言语的局限性，做到“笔固知止”B 创作过程中的“物—情—辞”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感物而动情，情动而辞发。
一方面，文学创作的成败取决于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优劣也取决于作家的写作技巧及艺术方法，取决于作家能否做到言意相称、情采相兼。
从《声律》到《练字》共七篇专门讨论创作技巧。
C 刘勰讨论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体性：刘勰关于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之关系的论述，其有《体性》专篇。
体，指文章的体貌，即作品的风格；性，即性情，指作家的个性。
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由作家的个性决定的，且文如其面，表里必符。
这里所讲的作家个性，包括先天的才能、气质和后天的学力工夫、洗染兴趣。
刘勰的“体性”说对后代文学风格论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如《诗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
最高要求：有风骨。
要“风清骨峻”。
风清，偏向于作家创作个性和人格风貌，而骨峻则是作家的个性、人格在作品中所形成的一种艺术风格的力量或魅力。
总起来说，风骨是指在创作个性和作品风格高度统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学作品的美学力量。
我国现存第一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论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主要部分。
总论5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问题；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
这部著作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其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
正如作者在《附会篇》中所说：“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
”其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