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队伍。
中基层管理者领导力法则』这本书的读后感或者按此书内容写篇论文～
论管理者的素质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企业管理者成功的首要因素将不再是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而是个人特性。
你具有这种特性吗
来自名列《财富》最大500家公司排名榜的一家公司主要部门的高级管理者们汇集一起，在会议室里共同探讨管理者素质问题。
他们知道，他们的业绩急需改进。
他们就此请教了两位咨询专家。
其中一位专家站起来说：“好，让我们假定我们现在拥有了这一企业。
在座的各位刚刚完成了融资购并，企业现在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了。
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呢
” 数分钟后，放在前面的大写字板上就写满了建议：关闭这家工厂；封存那条生产线；开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员。
“好极了
”咨询专家说。
“现在我们来探讨我们应如何进行这些工作。
” 然而，咨询专家接下来听到的议论与平时处理这种事情时所听到的议论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这样干。
”我们不能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这太残酷，太激进了，有人回答说。
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这么干“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
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难以付诸实施。
这两位咨询专家是来自波士顿管理决策公司（Management Decisions）的安德林
思莱伍斯基（Adrian J.Slywotzky）和大卫
莫里森（David J. Morrison）。
他们的经历揭示了我们司空见惯，人所皆知的现实：该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它源远流长，已经成为哲学和许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
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将不是营销才能、信息技术或其他任何专业知识，而是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
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
90年代工商业的发展似乎为具有这一优良品质和不具这一优良品质的管理者的经营成果提供了脚注。
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 90年代视为工商管理发生革命的时代，而我们则无需用太长的时间就已经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
90 年代初，各类主要因素的变化一目了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许多行业管制放松，世界范围贸易壁垒减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不断扩大。
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冲击力十分强大，促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性转变。
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唯一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人则不愿意改变自己。
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
在 1992-1993 年间非同寻常的十八个月中，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 Express）、柯达（Kodak）等美国著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均被解雇了。
后来，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从未听说过的“长期计划安排”；他们被炒了鱿鱼。
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新条件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
哈佛商学院迈克尔
简森（Michael Jensen）教授介绍了一个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一家名列《财富》杂志最大 500 家公司前茅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这家企业。
然而，一旦革命袭来，他不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
企业的市场价值开始滑坡，当企业市场价值降到原价值一半的时候，他被解雇了。
他无法接受这是他的过错。
简森教授分析说：“他由于不能改变自己对业务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毁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读后感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读后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由和范文澜等同志合作完成的著作，最后以的名义发表，并收录在《选集》第二卷。
著作共两章，第一章以“中国社会”为题，简述了中国古、近代社会的情况及性质；第二部分以“中国革命”为题，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问题。
2. 感想：通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著作之后，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部著作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其中，同志对“中国革命”深入的认识、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给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下我将根据同志对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将其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明白：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而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以武装的形式去革命。
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土的入侵是当前民族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指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统一的。
认清：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农民（主要包括中农和贫农）、无产阶级。
除此之外，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对游民等应积极改造和防范。
强调：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已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在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整个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不断增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总之，中国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农民（主要包括中农和贫农）、无产阶级为动力，用武装的方式去完成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两大革命任务，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革命。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后，在宣传、教育、发动革命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再次发挥自己宣传能力方面的优势，用其超人的智慧、犀利的笔锋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论述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后，又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任务等重大问题。
同志在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以后，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其中最凶恶的敌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
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之后，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动力则是工人和农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则是无产阶级。
并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因而，这一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就要转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最终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以前总感觉的时代离自己很遥远，总是为人们对他神一般的敬佩而不解。
读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所有的不解一扫而散，特别欣赏他对“中国革命”深入的认识、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心中对的钦佩不禁油然而生。
关于革命事业的读后感的开头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
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
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历史的书面仍在不倦地翻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
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
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前不负于古人，后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历史的风，吹翻起六十八年前的那一页。
在我的眼前，历历浮现出，那冰雪覆盖的1935年，那悲痛岁月里的冷嗖嗖的日子。
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张开它的魔爪，伸向了我中华的心脏：华北大地；而此时，卑怯可笑的国民党政府，却居然畏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来满足一时的苟且偷安。
我感到了卖国者的卑鄙与可耻。
中华民族，你，陷于内忧外困之中，你的尊严倍受挑畔，你的躯体将被蹂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是默默企盼：企盼奇迹诞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是默默祈祷：祈祷我们的民族，能够转危为安，能够走出泥泞与困境，驱散开这漫漫的黑云。
而让我，让我们所有中国人最感骄傲的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失望过一次。
在倍受屈辱的民族的背后，总有我们中华的优秀儿女挺身而起。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6000愤怒的北平人们走上街头，高举着正义的旗帜，奔走呼告，勇敢地向卑鄙的暴虐宣战，向怯弱的卖国宣战。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我们优秀的中华儿女，你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民族的脊梁；如果，如果我们的民族，没有你，它的生命将是如何的暗淡，它将会走向何等可怕的深渊啊
你以你坚毅不挠的行动，告诉所有的居心可怕的人们：中国人是不可辱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辱的。
中国人将为国而声、为国而战、甚至为国而死。
我也知道了，中国因你而精彩。
你使我想起了，志在维新、视死如归的谭嗣同；你使我想起了，抛妻别子、不惮前驱的林觉民；你使我想起了，东渡扶桑、救国救民的秋瑾；你使我想起了，弃医从文、疗救民心的鲁迅；你使我想起了所有为我们中华的独立崛起，探索着、痛苦着并奉献着的人们。
使我想起了，陈毅元帅如是说，“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中俄战争，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重若苦海的苦难，漫漫修远的长路，并没有使东方巨人从此消亡的缘故，正是因为在你们啊，我们民族最可爱的人，正是你们这些以天下事为已任的仁人志士，所组成浴血奋战洪流，揽起狂澜，吹响起我们民族的历史的新的纪元。
虽然，我们古老的中国像一艘搁浅的大船，尽管沉重，尽管缓慢，但依然还坚挺着前进的风帆。
同学们，为国而声、为国而战、甚至为国而死，才是一个人最大的骄傲；谁如果在心里没有自己的祖国，谁就不属于人类。
同学们，当你伫足于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之上，当你止步于滚滚东去的黄河之边，当你静立在烟波浩渺的渤海之滨，当你注视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之时，你的心中是否感慨难平，是否热情奔涌
同学们，切莫以为只有生在乱世才好为国分忧。
欲报国何须生于乱世，又何止在沙场上拼杀
同学们，我们是初开的鲜花，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我们的战场便是这足下的土地，用我们百倍的努力，学得知识、学得能力，然后用自己强健的双手开创一片辉煌的事业。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如此，都能把自己事业与理想，和我们的民族相融，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将不再是可辱的，将会成为能以昂然身姿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
让我们为振兴我们的中华拼搏吧。
要知道振兴中华是我们每位同学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告诉自己吧，我们的心属于祖国
读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书，写读后感。
读《李大钊让我上军校》的感想作者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十七岁入团以后，团组织让他去苏联学习。
于是，他瞒着家里人，拿着组织给他开的介绍信来到北京，找到了李大钊。
李大钊听他说明了来意，说：“真不巧，你来晚了，前两天赴苏联的船已经走了。
”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大钊像一个慈祥的长辈，深沉的目光凝视了一会儿，作了一番考虑，用商量的口气说：“现在黄埔军校有人在北京招生，你去投考吧，怎么样
”他因为年青不了解黄埔军官军校，李大钊又为他详细地的介绍了学习军事的意义，告诉他党要建立革命军队，打倒军阀，打到帝国主义，一定要有懂军事的人。
他听了李大钊这一番话，同意去投考黄埔军官军校，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
李大钊同志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干部。
他不但派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广州农讲所、武汉农讲所学习政治，还派人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黄埔军官军校去学习军事。
为我们党培养了很多建党的人材，也培养了很多军事人材。
他在广大青年中的声望非常高，成为许多年青人的导师和引路人。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几十年来，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全盘接受的。
我认为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 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
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
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可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1、 国家是否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
换句话说，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
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没能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影响最广泛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就国家的对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和发挥国家的对外功能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缺乏认识，因此对国家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例如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划线，忽视了国家的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的差异性。
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会对外扩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摩擦甚至战争。
又比如，我们过去总对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迟迟不敢对外敞开国门。
事实证明，国家间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功能的不同。
因此，仅仅重视研究国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够的，这将导致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偏差。
2、 国家是否具有调节国际间冲突的功能
“二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逐步成为了调节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国际机构。
联合国是以国家为成员构成的，并通过国际法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善待，必须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加入TWO，也是这个道理。
在我国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由于我们的认识不够，没有积极要求同时恢复我国在GATT（关税总协定）中的成员国地位，结果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
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才得以进入WTO。
可见，不重视发挥国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就会付出代价。
3、 国家是否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仅在“二战”中就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
由于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联合国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为建立以色列国扫清了道路，然而也为巴以之间的“拉锯战”埋下了祸根（目前巴以之间的问题最终也要用分立两个独立国家的办法解决）。
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并为永久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
可见，国家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续人类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又比如，国家为捍卫民族利益所发挥的作用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
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却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
为了民族利益，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过去“围剿”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携手抗日。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功能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超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
现在少数“台独”份子还在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的统一为保障的这一历史事实。
对于这些分裂祖国的小丑，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的。
4、 国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还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通常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如边界、海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硬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家还具备了卫星、雷达、电子屏障、检疫、网络安全等“软件”。
现在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艾滋病、疯牛病、毒品、难民流、网络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胁，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任何地方产生的“瘟疫”都将会畅通无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
可见，保持合理的国家格局和边界，对遏制人为的、或自然界的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5、 国家真的会“消亡”吗
综上所述，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细胞，它不仅具有解决阶级矛盾的功能，而且对于调解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纷争、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
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
我甚至认为，即使是到达了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阶级社会，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
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
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我们都认为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国家机器的作用呢
恰恰相反，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我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
腐败问题、造假问题、走私问题、黄睹毒问题、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邪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比“文革”以前严重。
所以，国家机器只能加强。
当然，在处理不同矛盾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对于必须镇压的要坚决镇压，而对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
否则将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说列宁的文章写的不对，就俄国当时的情况看，阶级矛盾是俄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宁自然要强调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
然而，对于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会“自行消亡”的论述，现在看来，无论是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都没有能为我们提供旁证和依据，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1、 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
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
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
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差别。
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
在人口的负担超过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
所以，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
这个机构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
昨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流”问题。
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2、 没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吗
我从来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懒、性本贪”可能更符合实际。
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或帮助大人干活的。
成年人也一样，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谁都可能干损人利己的事。
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异，但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不发生。
无论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交往中，都会产生矛盾。
解决矛盾如果仅仅靠“文明人劝架”的办法，恐怕不行。
即使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你又如何去“劝架”呢
总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
如果还需要保留一些法规，没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断明是非呢
完全靠邻居来“评理”吗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连清官都难断的事，靠邻居、靠所谓“文明人”就能解决吗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
可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
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
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3、 国家机器与共产主义矛盾吗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
现在一些“医学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
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
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服务。
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
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
因此，认为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
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我们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
因此，用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
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不仅敢想，而且敢做。
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
《第三次工业革命》读后感
从学生时始，我们就停地告诫说，现在人类赖以生存展的化石能源只能充足50年，而对化石燃料的消耗正在让地球变暖，海平面升高，地球正在凋零。
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些话被媒体不厌其烦地提及和强调。
但另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人真的当回事儿。
石油和依赖于石油的现代工业，依然是全球化天平上最重的砝码。
高企的油价、遍及大海和陆地的对石油资源的角力追逐，依旧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上演。
迪拜高耸入云的哈利法塔标志着这个星球石油文明的鼎盛和荣光。
最为可怕的是，这种由石油文明奠定的金字塔形的能源垄断结构，让普通的人们或多或少地成了为石油打工的人——当然不光是在加油站花的钱，我们所使用的每种工业产品，甚至我们所吃下去的食物，都依赖于石油所支撑的机械与化工工业。
石油无处不在地控制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前两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现代社会。
在读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本书之前，我以为这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杰里米•里夫金在书的开头便毫无遮掩地描述了一个更加急迫的现实——石油文明正加速滑向衰亡边缘，危机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和迫切。
越来越长的碳账单正在把人类逼向资源破产的边缘，以美国为代表的低油价所激发的过度消费型经济酝酿出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与失业浪潮。
在全球化的枷锁下，所有人都无法幸免，欧债危机持续蔓衍，甚至连一向稳定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都需要面对增长放缓和产业转型的压力。
人类两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正在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消耗。
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先驱们——从政治领域到科技领域——都在不断尝试新的方式，试图摆脱石油对人类文明的挟持。
他们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可再生能源和能量密度高得惊人的革命性燃料——核燃料。
但似乎这些并没有彻底解决危机，甚至没有延缓危机的到来。
如同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般，杰里米•里夫金一开始便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然而接下来的内容，就显得轻松而有希望得多，因为危机，往往孕育着变革。
先不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样的宏大概念，我们现如今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点子。
这个点子要足够有效，要能彻底拯救被石油祝福同时也被石油诅咒的现代社会，同时也必须具有可行性。
过去五十年来，核电站和风电技术以及光伏产业都有了长足进步，但仍没能拥有切实解决这场危机的能力。
新的点子必须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以我们现在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可以在几十年内实现。
毫无疑问，这必须是一个天才的点子。
杰里米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点子。
并且在他告诉我们这些之前，这个点子已经在世界的某些角落进行实践，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第三次工业革命》系统地阐述了这个令人激动的天才点子，并且展示了它在现实中的力量。
这个点子，就是新能源与网络的结合。
不是传递信息的互联网，而是传递能源的能源网络。
想象一下，在二十年以后，你驾驶着电动汽车出门，这种车毫无污染且马力强劲。
当你回到家，只需要像给手机充电那样给它插上插头就可以充电。
而最神奇的是，你几乎不用为这一切付钱——包括汽车本身和它所消耗的电能。
因为你的住宅就是一座小型发电厂，吹过屋檐的风，照耀在房顶上的日光以及每天产生的有机生活垃圾，都在源源不断地被转化为电能，这电能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你的需求。
作为智能电网的一个节点，你将多余的电能联网，输送到需要它的工厂、医院和政府机关。
甚至这样也无法把电都花光，这时你可以把他们存储起来，转化成清洁的氢气，等待着智能电网的调配，这样你也不必担心没有风的天气和连续的阴霾。
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光是一个能源的消费者，还是一个能源的生产者，想象一下在21世纪初作为中石油的股东的感受吧。
也许在那时，你的工作早已不是为了你所消耗的资源而打工，因为你自己就在生产资源，你只是在为了实现你的理想生活而辛勤劳动。
所有石油时代建立起来的能源垄断和赎买关系都不复存在。
这个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的画面，就是杰里米给我们描绘的世界前景。
当你翻开《第三次工业革命》，你几乎能感觉到作者那种急迫，感到作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与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一起讨论、推动这种伟大愿景的期待。
这本书会告诉你，这种看似飘渺的愿景，其实并不遥远。
杰里米敏锐地发现，新的能源系统与通信技术的结合，即会催生出工业革命的浪潮，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无一例外。
而今天，正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和方兴未艾的可再生新能源技术齐头并进的世界，这也是作者这个天才点子的灵感来源。
高效的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新型建筑、基于氢的能量存储系统、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只能能源网络和基于电能或者氢能源的新型运输物流系统，这是杰里米所设想的新经济的五大支柱。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个点子，已经不仅仅是存在于一个预言家口中的方案。
由于世界各国对能源危机和新工业革命的预见，杰里米的这个点子正在被大胆的先行者们勇敢地实践着，杰里米和他的团队活跃在美国的圣安东尼奥、欧洲中心的奢华之国摩纳哥、欧洲第一座伟大城市罗马等等，这里的城市建设者们和杰里米的团队一起，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践日夜奋战。
中国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费仅次于美国的国家，直面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书中作者不止一次直言不讳地批评奥巴马政府缺乏对能源危机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敏感，即将错过这个伟大的机遇，在未来失去霸主的地位。
中国的领导者们很早就预见到能源危机和碳危机的到来，并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准备。
书中提到中国作为可再生能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为关键的成员。
同时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发展现状，也要求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们积极地调整到新经济的道路上来，以获得更大的增长和效益。
中国目前能源供给对工业产业的瓶颈效应、国际社会对碳排放权的垄断和挟持、依赖进口石油而造成的能源安全困局、单一发展新能源产业造成的效益低下和产能过剩等等。
这些都要求一种崭新有效的整合解决方案，而即将汹涌而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读后感
费正清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是美国最具权威的汉学专家、中国史泰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
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观察中国》及《中国；传统变迁》等。
费正清先生曾经这样说道：了解中国，人人都说，为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重要的；但是谁为这件事做了些什么呢
总应该有人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19世纪的中华帝国，同191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来的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
然，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有几人能够真正了解并理解个中的奥妙呢
《伟大的中国革命》这本书是以费正清视角展开的一部中国现代史。
时间跨度从晚清的180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85年，历时185年。
这185年间，中国真是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变局：一向雄居世界之林的东方大国强国一下子变得衰老贫弱落后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在不觉中轰到了京都；闭关自守的国门洞开；国土几被列强瓜分；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西方文化传入国内；大小起义不断爆发；体制革新社会变法；军阀混战帝制复辟；国共联合又分裂；共产党一统天下；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东方大国重新崛起等等。
费正清先生从宏观的历史和世界角度看待中国革命，横向和美国的比较，中国人口众多而相对自然资源缺乏，同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束缚着现代化的变革脚步，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的制度，儒教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使普遍民众无法得到适应他们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群众只需从事能用锄头耕地，文字和思想都是少数精英和统治者的特权，他们侧重于引经据典并由他们制定出有关儒教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约束民众的行为和扼杀思想，形成中华帝国表面上的统一。
这正是这本书中吸引我的地方，它不同于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部分。
这本书中最让我叹服的还是费正清先生用外国人的视角或者说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185年间中国发生的点点滴滴。
例如：常常有人说，在20世纪初期，中国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治领导，军阀割据一方，倒为知识界提供了百花齐放的舞台。
而费正清说：“这种概括化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20世纪把外国思想的重大刺激力带进了中国。
”因为“中国过去不同朝代之间单纯的混乱，并不一定会产生新的创造性的事物。
”这一说法也很实事求是。
由于外敌入侵国门打开，由于内忧外患敌强我弱，所以就激起了好多仁人志士或走出国门，或在国内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文化，知识界才呈异常活跃的局面。
就是后来指导全体国民的“思想”也是在那时先在李大钊那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后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再加上他本人的个性化理解和创造，才逐渐形成的。
偶然的历史时间在背后必有着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同时期的世界环境，因此它又不可避免要发生。
追本溯源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朝代循环”中，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能照着现在。
《伟大的中国革命》一直记载到1985年，其实直到今天中国仍旧在进行革命，只不过换了一种温和的名称和形式，叫做“改革”。
深深的希望它是真正“伟大的”和有益于普通百姓的，终有一天，改革也会成为历史，即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它，我相信我们的眼中仍会常含泪水，因为“我们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