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容新术 张秀亚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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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小说既广又深,人物性格复杂而统一,小说语言鲜明而准确。
总之,他把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高度。
6.李渔(清)作品《笠翁对韵》贡献:这个没法说~7.李白(唐)作品:《将进酒》贡献:在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他那气挟风雷的诗作,使后世无数诗人为之倾倒。
他那变幻莫测的想象,壮丽而优美的意象,清新明快的语言,豪放飘逸的风格,对后世诗人有巨大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诗人均受其影响。
他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旷世奇才,他给中国诗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是不朽的。
8.泰戈尔(印度)代表作:《新月集》《园丁集》贡献: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
9.茨威格(奥地利)代表作:《三作家》贡献: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
10.罗曼罗兰(法国)作品:巨人传贡献: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
11.柳永(宋)作品:《雨霖铃》等词作贡献:开创了婉约词派,在《避暑录话》中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盛况12.巴金(中国现代)作品: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贡献:巴金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要领导,重视团结广大作家,关心作家队伍建设,推动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13.郭沫若(中国现代)作品:多幕历史剧《屈原》《党隶之花)等贡献:其剧本代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最高境界14.雨果(法国)作品:《巴黎圣母院》贡献: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
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15.杜甫(唐)作品:三吏三别贡献: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16.陶渊明(东晋)作品:《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贡献: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17.奥斯特洛夫斯基(俄国)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贡献: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
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
18.吴承恩(明)作品:《西游记》贡献:没法写19.曹雪芹(清)作品:红楼梦贡献:《红楼梦》语言简洁纯净,准确传神而多彩,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书中诗词歌赋的运用,对人物塑造、情节展开起了很好的作用。
《红楼梦》的光辉成就达到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对后世家庭社会小说有极大影响。
20.吴敬梓(清)作品:《儒林外史》贡献:《儒林外史》以写实方法讥讽世态人心,虽然行文不乏对比、夸张甚至荒诞,而情节的展开又是冷静、平实,极具分寸感的,不时穿插若干谐趣戏笔,从中引发的却是酸涩与悲凉。
21.罗贯中(明)作品:《三国演义》贡献:《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它成功地描写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场面。
这些描写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书中还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
其中诸葛亮的智慧、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义给人的印象最深。
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百读不厌。
22.施耐庵(明)作品:《水浒传》贡献:自己找吧
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意义和体会
祝你学业辉煌
第一部分我们祖国的历史是悠久的。
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和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
我们今天想了解和鉴赏古代文学,就必然要和这些遗产接触,打打交道。
一般说来,文学遗产主要是古人写的作品,包括诗文集子,小说剧本,和一些记录作家的生平事迹的书。
但有些文物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如山西洪赵县的道觉乡明应王庙内,正殿四壁绘有的彩色壁画即是。
在那上面绘有元代演戏的情况,有演员忠都秀的扮相,还有吹笛打鼓的乐工。
据今人研究说画的是元人杂剧《须贾大夫谇范叔》的第四折。
而从横题帐额上“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还可以知道当时有一种流动性的剧团。
\ 学习古代文学,主要是学习作家作品。
这些作家和作品是古代的,不是当代的。
当代作家的生活容易弄清楚,古代就不那么容易。
没有记载,没有材料,这是经常碰到的。
当代的作品也容易找到,古代就不同了,有的已经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
所以我们有些没有作品的作家,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有一篇《大招》,传说是景差作的,还靠不住。
西汉有个严助,他的作品也没流传下来,所以他们都成了没有作品的作家。
有些作家,作品虽然传下来了一些,但是散失很多。
南宋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的作品传下来的就很少,和“大诗人”的名号很不相称。
所以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同当代文学比较起来,就材料说困难是较多一些。
\ 自然,不仅材料困难,还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
文学作品就其内容说是社会生活通过作家的认识反映出来,或者说是作者思想感情的流露。
而用以反映生活和表达情感的工具是语言文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经常变化的。
语言文字变化虽然慢一些,但古今不同还是十分显著的。
韩愈说:“周诰汤盘,佶屈聱牙。
”就是因为语言变了,很不好读。
甲骨文许多人都不认识了,也是由于文字起了变化。
不单字形字音有变化,字义也有变化。
如同“烦”字,《说文》解释是“热头痛也”,是生病的现象,我们现在说“烦”,已经没有病的意思了。
这种由于语言文字古今改变而带来的困难,就是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 当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人作品,手稿是极少的,一般都是传抄的,宋代以后有刻印,但仍旧有人抄写。
抄错了,刻错了,总是难免的。
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有一句“闻之,欣然规往。
”苏轼抄本和后来的一些刻本都作“亲往”,只有一个宋刻本作“规往”。
的确,亲往比规往好懂,但下面接着说:“未果,寻病终。
”既然“亲往”就是去了,怎么又说“未果”,不是自相矛盾吗
看来“亲”是错字,应该作“规”。
“规往”就是打算去。
古人作品中这样的错字是不少的。
我上大学时,有位老师讲《庄子》,他说《庄子》中有一句“而今乎妇女”,有本哲学史就这一句话,大谈庄子对于妇女的看法,如何如何。
其实这句话里有错字,应是“而今安归”,“女”字属下句读,根本就没有“妇女”这两个字,抄错了,刻错了,坑害了人。
看来,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处理不好,妨碍对于作品思想内容的正确理解。
有时错字还破坏了我们对作品的艺术美的享受。
如《九歌·湘君》中有一句“美要眇兮宜脩”,闻一多先生在《楚辞校补》中说:“宜脩是宜笑之误,脩笑声近而讹。
”宜笑即笑时稍微露出雪白的牙齿,和《山鬼》中“既含睇兮又宜笑”,意思差不多。
描写的是一种人的姿态美,非常形象化。
若依王逸注释说“脩”作“饰”解,宜脩就是宜饰,很抽象,那就索然寡味了。
\ 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呢
明朝人刻书,碰到不懂的地方,就任意校改,很多人都不满意这种做法。
我们当然不能采用这个办法。
不能随心所欲,想改就改。
即使是错字,改时也要说明改动的原因。
事实上古人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错字问题有时是很复杂的,不仅只是通顺不通顺,易懂不易懂,而且有一个美好问题。
大家熟悉的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一句“舸舰迷津”,这个迷字,有的本子作连字,有的本子作弥字。
作连字和弥字都好懂,只有作迷字不好懂。
但从文学欣赏角度看,恰恰是这个不太好懂的字,反而叫人觉得美。
究竟作者手稿上是个什么字,实在很难判断。
\ 中国字实际包括形声义三个方面,这里连字和迷字形体相近,弥和迷,声音相同,究竟原稿是什么字,如何错法,不易弄清楚。
但也可能本来是一个连字。
温飞卿《送陈嘏之保侯官兼简李常侍》诗说:“春服照尘连草色,夜船闻雨滴芦花。
”连一作迷,可见连迷二字形体近似,容易弄错。
错成迷字后,有些费解,因之有人以声读相同又改为弥。
自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一种可能而已。
\ 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除开可能遇到一些抄错刻错的字外,最主要还是字义的解释。
古今字义发生了变化,文言脱离口语,就不好懂。
宋朝有一个文人把”夜梦不祥,书门大吉。
”写成“宵寐匪贞,札闼宏庥。
”就是利用古今字义变化才那样写的。
一翻开《诗经》就会看到“窈窕淑女”四个字。
什么叫“窈窕淑女”呢
很不好理解,如果换成“苗条的稳重的少女”就十分明白了。
古今字义的变化,还有典章制度,事物名称的改变,固然可以找工具书,查字典,但有时字典也不灵。
举例说吧,《红楼梦》中乌进孝的那份交租单上“龙猪二十个”,什么叫“龙猪”,字典上是查不出来的,到现在红学家也大都搞不清楚,这真是读书不易。
读书遇到难字,不认识;难词,不了解,这是常有的事。
就是认识、解释起来也不那么简单。
《诗经·伐檀》中有一句“不素餐兮”,没有难字吧
可是“素餐”如何解释
解放前有位大学教授把“素餐”讲作“吃素”“吃白饭”,结果给解聘了。
因为“素餐”历来就解释为“白吃饭”,所谓“仕有功乃肯受禄”。
龚自珍写诗也说:“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
”其实,“吃白饭”也好,“白吃饭”也好,都是错的。
毛传说:“素,空也。
”空可以解作空乏,《论语·先进》孔子讲到颜回说“其庶乎屡空”的那个“空”字就作“空乏”解,“不素餐兮”就是“不愁没有饭吃”。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也就是说:“那些老爷呀,不愁没有饭吃
”言谈之下,自然是说伐木者都是愁衣愁食的。
\ 总之,读书,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首先得把古人写的诗文翻译成和今天当代人写的一样,能够很容易看懂,这就得学一学校勘和训诂。
校勘主要是解决衍文错字脱误等问题,我上大学时,曾经从许维遹先生学过。
有一次刘文典先生对我说:“听许先生说,你跟他学校勘,这很好。
校勘嘛,从前人只校经史,后来有人校子书,至于集部就不好办,因为校勘充其量只能解决文字通不通,不能解决好不好。
有一种人搞校勘,说什么择善而从,那是最要不得的。
”当然,刘先生的意见可能有点偏,但什么叫“择善”
随便改字罢了。
对于校勘学来说是不足为训的。
至于训诂,清代有一个学者说:“宋儒不明训诂之学,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
”要求很高。
我上大学时,听过罗常培先生讲训诂,没有学好,至今还是一个门外汉。
闻一多先生当年教我们读书,读古人诗文,要读白文,不要一开始就看注释。
这就是说,要用校勘训诂的知识直接去读白文,不要依靠注释,矮子观场,随人喜怒。
当然,注释对于一个初学的人,还不失为一块敲门砖,不过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权威。
\ 上面讲的只是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第一步,克服语言文字的难关。
但闯过这一关后,问题还多着呢,比如说,这个作品的作者是谁
他生平做了些什么事
他的作品是不是反映了时代的面貌
当时人喜欢他的作品吗
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是真实的吗
他和我们生不同时,为什么他写的作品今天还能给我们一种美感的享受
诸如此类,只要你肯想,问题多起来,理解就会更深入。
读书不能光靠眼睛看,而是要用头脑思索,学而不思是不能对文学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从其中吸收有益的养份,让精神生活丰富而高尚起来的。
\ 所以闯过语言文字关以后,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还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所阅读的作品进行分析批判和评价。
由于我们阅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的。
鲁迅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鲁迅这里只是简明扼要的讲讲文学创作和阶级的关系,事实上文学作品的阶级分析是很复杂的。
有那么一股风,怀疑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他们以山水诗为例,极力否定文学的阶级特点。
又提出人有共性,即人性。
人吗,一是生存,二是生活。
各个阶级虽有不同的生活,但求生存是共同的。
所谓“食色性也”,爱与死是文学中永久和普遍的主题。
这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把梁实秋等人的老调重弹而已。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举一动,一开口,每句话里都塞满了阶级性。
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有阶级性的。
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总要流露出肯定或否定,爱或憎,也就是说表现作者的倾向性,这倾向性就体现着作品的阶级性。
阶级性总要通过作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或事的某种态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流露出来。
所以,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注意作家赞扬什么,谴责什么。
我们切勿去赶“人性论”的时髦,以超阶级的观点去看待文学遗产,那样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还要把文学现象作为客观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它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和其它事物的互相联系之中。
这样,就得注意文学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如果不弄清楚八世纪中国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宗教艺术,就很难认识杜甫诗歌描画现实的深刻性。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不是空话,而是生活真实。
要读《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不了解当时艺坛状况,大概只能停留在似懂非懂的阶段。
同样,不熟悉中唐历史社会,对韩愈的《原道》《师说》的理解就不能透彻。
鲁迅在写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上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
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
”文学作品不仅是客观的反映社会生活,如果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对现实不满,从而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之合理,改造社会生活。
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过去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读《三国志演义》,从其中学习到许多斗争的策略,用以战胜敌人。
《水浒传》被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禁止阅读,他们认为这本小说“诲盗”,怕人读后,起来造他们的反。
《西厢记》也被他们认为“诲淫”的书,怕人读后争取“有情人都成眷属”,破坏了他们提倡的礼教。
我们中国人读书,向来主张学以致用。
学习和阅读古代文学作品,也应从其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文学作品是精神食粮,学习古代文学也同样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精神高尚而纯粹的人。
当然,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糟粕,需要批判的。
\ 对于古代作家,我们经常说有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
由于古代作家大都出身地主阶级,即使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是进步的,也只是要求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社会的生存。
他同情农民的贫困,而不赞成农民造反。
元朝末年就有一批文人写诗同情民生疾苦,而一提起农民造反就破口大骂。
《水浒传》的作者或者编者,一面同情人民反抗贪官恶霸的压迫,一面又赞扬封建政权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还颂扬一批“改邪归正”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
这就突出的表明了这些作者身上的阶级局限性,虽然古今时代不同,“情”有可原,但是对其中在今天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的地方,还是要批判。
批判不等于对一个作家或作品的全盘否定,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 第二部分一、过好古文阅读关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必须首先过好古文阅读关,即能够读懂文言文。
如果我们对文言文读不懂,或者理解不确切,那么,我们所做的对作品的分析评论,好像建筑在沙滩房屋,是很容易倒塌的。
\ 要读懂文言文,主要依靠多读多看。
多读作品,选择一部分好作品反复熟读。
通过多读多看,才能逐步掌握文言文的丰富词汇和文法规律。
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看一些介绍古汉语规律的书籍,帮助我们提高阅读能力。
\ 现在有不少喜欢古代文学的青年同志,常常是从爱好唐诗、宋词开始的。
唐诗、宋词中的许多优秀篇章,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应该诵读和研究。
但是,为了培养古文阅读能力,必须多读些散文;因为,散文的文法结构比诗词更正规,不像诗词那样多倒装、省略等现象,从打基础讲,多读些散文效果更好。
阅读散文,可以先读一些比较浅近的作品,像《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再进一步,就可以看《古文观止》、《史记》、《汉书》、《春秋左传》等书,古文阅读能力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
\ 要培养好古文阅读能力,如同学习外语一样,一定要下苦功,要花几年的时间多读多看,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他们年轻时古书读得多,所以根底好;现在的青年同志们,由于条件不同,一般古书念得较少,甚至很少,因此根底浅薄。
如果你今后准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那就得下定决心,安排时间,集中精力,多读一些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过好古文阅读关。
\ 二、注意几个关系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需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 一是点和面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大范围的面,它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又有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对这个大范围的面,我们可以找一两部中国文学史和历代作品选读翻阅,对各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是应当具有的古典文学常识。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举例说,初唐诗、盛唐诗等等是局部缩小的面。
至于李白、杜甫、王维等,那就是一个个点了。
要深入理解点,理解某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必须放在他所处时代的文学环境中去考察,还要放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一个个的点,必须把点和面结合起来。
\ 二是左右前后的关系。
所谓左右关系,就是指一个作家同时代的与之比较密切的人物,他们在创作上常常互相启发,互相影响,应当把他们联系起来研究。
例如白居易,他与元稹、张籍、刘禹锡等诗人友谊很深,具有某些共同的创作倾向,就应当联系起来研究创作上关系密切的作家,经常形成一个流派,我们要把研究单个作家和他所属的那个流派放在一起来考察。
所谓前后关系,是指某个作家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对文学的影响。
比较说来,了解与前代文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评价作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比过去时代的文学家多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对过去的文学家不了解,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作出判断。
我在研究李白诗歌以前,曾经有一个时期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仔细阅读了《昭明文选》和《乐府诗集》,因此对李白诗歌如何继承了汉魏六朝文人诗作和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并有所发展,就理解得比较清楚。
\ 三是博览和精读的关系。
阅读古代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必须区别博览和精读,不能平均使用力量。
重要的书籍要多下功夫仔细读、反复读,一般的可以采取浏览的方法略观大概。
研究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重点书上。
我研究乐府诗时,仔细读了《乐府诗集》,因而对乐府诗的分类、体制、源流等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仿佛抓到了纲,许多问题就容易识别和掌握了。
《乐府诗集》许多小序、题解,内容翔实,引证丰富,我反复读了多遍,并根据它们提供的线索再去查阅有关资料,对乐府诗的理解就逐步得以深入。
博览也很重要。
许多同研究的点有关的面上知识必须了解。
浏览的面要广些,但可以读得快一些、粗一些,中国遇有同研究对象关系密切的问题就要仔细推敲。
\ 三、扩大文化知识领域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阅读的面应该广一些。
\ 首先要多读些历史书。
中国历来文史二者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文学作品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其内容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社会现象;要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熟悉历史。
像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那些伟大诗人的许多作品,与当时国家大事紧密相关,阅读时尤非熟悉历史不可。
我在大学学习时,初读《昭明文选》,感到很难懂;毕业工作以后,系统地读了《汉书》、《后汉书》、《晋书》、《南史》,对汉魏六朝的历史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回过头来再读《昭明文选》,在理解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进展。
应当系统地读几部史书,对一个时期的历史现象有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样,阅读文学作品时,对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在脑中就浮现出具体的印象。
多读历史,特别像《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不但可以丰富历史知识,而且对培养古文阅读能力也有很大帮助。
《史记》、《汉书》等不但文章写得好,语言比较规范化,有助于我们掌握古汉语规律,而且包含了大量为后世经常使用的典故,熟悉这些典故,对扫除古文阅读障碍也是一个重要条件。
\ 四、找好向导,掌握武器我国古代集部书数量非常丰富,在这浩瀚的典籍面前,我们必须读一点目录书,好比找到一位向导,便于找到需要阅读的资料。
在目录书方面,《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是根本,必须精读。
今人编写的读书指导一类读物,像《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群经概论》(周予同)、《经子解题》(吕思勉)、《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张舜徽)等,都是较好的入书,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学习原著。
此外,可以找一两本今人编写的工具书使用法一类书看看,作为向导。
\ 我们分析评价古代作家作品,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
要认真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历史唯物论和文艺理论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的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著作,对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文化提出了重要的原则和范例,应当认真学习。
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提出的对待古代文化和文艺的原则和态度,也非常重要,应当好好领会。
\ 总的说来,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做到:要找得到材料,能读得懂材料,能分析批判材料。
懂得目录学,熟悉古代文献的门类和渊源,是为了能够顺利地找到材料。
多读些古文,多读些古代历史和其它有关文献,主要是为了懂得这些材料,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中来理解。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思想武器,是为了能够对古代文学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