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惨痛之外交》全文
黄远生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人他说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
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却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地划落了。
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一 1915年12月27日晚，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声枪响，年仅32岁的中国记者黄远生倒在血泊之中。
他遇害的噩耗传来，海内震惊；他的死因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暗杀者到底是谁，暗杀出于何故，曾经成了一个谜。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以他卓越的才华和首创的新闻文体———通讯而名满天下，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
他的新闻思想和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他以笔为枪反对专制黑暗、为争取社会进步而不倦奋斗的经历和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至今仍感动着后来者。
黄远生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新旧思潮交汇的时期。
他17岁进南浔公学就读时，常写下自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热烈地谈论革命、自由、民权等字眼。
他和同学在《中外日报》电贺南洋公学学生的罢课运动，恭贺他们“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
他自己后来却主动投考南洋公学。
对此他曾自我解嘲：“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
”他一方面热衷新学，另一方面又一再踏入科举的陷阱。
他16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21岁即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可谓春风得意。
铺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条坦途，可他却不愿做官，经再三请求被派往日本留学，进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同时学习英文、日文。
1909年，他学成回国，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官等职，他也常给《东方杂志》等京、沪报刊写稿。
同乡李盛铎（1905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一席话对他下决心做职业记者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洋方面那些熟识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的撰述人员。
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
”辛亥革命后，他立意告别官场，不做官、不做议员，自愿做一个记者、律师。
他之所以不愿做官，而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奔走呼号，为社会鸣不平，就是期望在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通过改造自己去改造社会。
他中过进士，留过学，新、旧学贯通，又做过清廷的官儿，对国际时事和国内政治都十分熟悉。
他先后担任过上海著名的《时报》《申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等报刊特约通讯员或撰述，比一般“访员”有更多的便利。
他的笔下以政治、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记载和评论为主，其中包含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批评。
他社会交往广阔，平易近人，博闻强记，健谈工辩，他的性情近于消极，却并不颓唐。
他在聊天时一旦有了感触，能立即动笔写论说或通讯，一挥而就。
他的文字和他的为人一样，天真活泼，有什么说什么，质朴、亲切、自然，什么样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谈话，到了他的笔下都那么有条有理，或触类旁通，引申出许多深刻的道理来。
他在赴美途中写的《国人之公毒》，认为辛亥革命后政治专制依旧，官场腐败依旧，人心颓唐依旧，在于中国专制传统长久、科举制度流毒至深，没有真正探讨新学问，没有睁眼看清世界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他的结论是：“（一）负面，笼统，故专制，故武断，故尚形式，故沉滞，故腐败。
（二）正面，明画，故怀疑，故研究，故自由，故实验，故改良，故进步。
”①揭露这个“负面”、展现“正面”，就是他从事新闻事业的动机。
虽然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不过三四年时间，但在新闻界早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
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第一人就是他，其余二人是张君劢和蓝公武。
梁漱溟称他“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②。
他的政论，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犀利深刻，深入浅出，京、沪各大报争相载阅；他的通讯，生动活泼，发人深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新闻文体；他的采访，消息灵通，才思敏捷，笔势纵横，为新闻界所称颂；他的办报思想，要求资料确凿，判断切实，指斥时弊。
他身后搜集整理的《远生遗著》四卷包括论说、通讯、时评、杂著等共223篇，其中通讯153篇，占了2／3。
他的通讯是民初政治风云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既是新闻，也是信史，对研究民初政治史、财政史、外交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的友人在纪念他时说：“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 二 黄远生在《庸言》《少年中国》《东方》等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明确表达了他的办报思想：主持公理，指斥时弊。
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
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
在为《亚细亚报》创刊周年写的《祝之欤诅之欤》中，他直截了当地说那些不揭露社会黑暗、不为人民说话而“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
他在新闻报道上力求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指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
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
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
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
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
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
”在《三大势力之警告》《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等文中，他没有因为当时隶属进步党、朋友中进步党人居多而袒护进步党，他在比较进步、国民两党之后，认为进步党之弊在于“保守”；对袁世凯，他指出：“扶植个人之势力……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 他主张记者要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思考，敢于讲真话，互相尊重彼此人格，反对凭空杜撰和诬陷无辜，他提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他一贯不轻信，不盲从，不凭道听途说，而是深入采访。
其观察之敏锐、调查之细致，令人感叹不已。
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二十一条”，他写了《日本人之心心念念》《中日交涉近闻》《日人欲以我为墨西哥耶》等通讯；袁向各国借款，他写的《大借款波折详记》《借款里面之秘密》《借款内脉之解剖》《断送蒙古声中的大借款》《痛苦之新年》《惨痛之外交》《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一系列通讯，都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
三 黄远生首创了通讯这一独立的新闻文体，并成功地运用这一文体进行新闻报道，这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更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闻体裁，他当时采用的大部分是日记体，他在《新闻日记》开场白中说每日以日记体登通讯一篇：“是日有独特之新闻则纪新闻，无新闻则取内外之新闻而评论之，至并评论之新闻而无之时，则以吾自身为此通信之主人翁，吾所怀之感想，吾友朋之谈话，乃至吾夙昔所记忆之零星琐碎，皆一一笔之，又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
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做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宋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都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天鹏在《新闻学概论》中也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
”他追求通俗活泼的文风，一扫黑压压几千年形成的暮气，打破了晦涩深奥、矫饰造作的积弊。
他主张写实，在《消极之乐观》一文中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
”他把文学手法引进了新闻写作，如《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乔装打扮之内阁》《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单是标题就奇特新颖。
在他的笔下，政治外交的内幕、统治者的暴戾、侵略者的凶悍、流亡者的痛苦、饥民的哀号、妓女的辛酸泪……一一跃然纸上。
有人甚至称他为“印象派大师”“后世报告文学草创的鼻祖”。
他的通讯亦庄亦谐、绘声绘色，有着鲜明的特色。
他写的大多是政坛上的人和事，因为他深知其中的腐败与黑暗，随见、随听、随感、随议，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所以无论是写“开国大典”还是议会党争，或是社会新闻，无不嬉笑怒骂，淋漓尽致，如《喜喜日日记》《外交部之厨子》等，刻画人物则“须眉毕现，影无遁形”，针砭时弊则“发聩振聋，暮鼓晨钟”，对民众的启迪实在不下于政论、时评。
他说：“文艺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
”“余既不能修饰其思想，则亦不能修饰其文字，若真有见之发怒而冷笑者，则即余文之价值也。
” 由于他的通讯鞭辟入里，妙语天成，所以名声鹊起，一时有洛阳纸贵之誉。
邹韬奋评论他的文风“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
由他创造、使用的通讯文体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采用。
他活跃在中国新闻界的短短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旧交替，希望与绝望并存，黑暗与混乱没有结束，光明和安定没有到来，他和无数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一样，苦苦地探索着出路。
正是在那样的大时代，他登上新闻界的舞台，挥动三寸羊毫，成为反对社会黑暗和政治专制的斗士。
他说：“我国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
”面对内忧外患，他写下了《我意今尚非高谈建设之时》。
他的报道以财政、外交两方面的问题居多，他认为大借款是“饮鸠止渴”，警告当政者不要做“亡国之罪人”，正告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官僚之侵蚀如故，独夫之荼毒如故”“袁世凯作总统固无效，袁世凯即使有人推戴作皇帝，亦决无效”。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之日趋险恶，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
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命运可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
”他对“置多数人民利害于不顾”“私人利害重于国家”的“党争”“党祸”深恶痛绝，主张“不许此两派私人之势力，假政治为口实，而相与赌民国之基础为胜负”，要重在讨论与国家前途有关的政治、法律问题。
他在《新旧思想之冲突》文中说：“吾国秦汉以来，推崇一尊，排斥异说，闭关自守，习常蹈故，以至今日，余焰不死。
”“吾国所有一切现象，莫非八股。
”“政治家无主张以战胜舆论，则最后之手段，惟有专制。
”他痛心疾首，不断揭露袁世凯“扶植个人之势力”“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天下以袁门为最多”“国体既变，而专制之官样文章，则愈接愈厉”。
他的《官迷论》专门分析了专制官僚体制下的社会心理病———“官迷病”，认为官迷的由来是由于政治腐败，“民国时代之内外纷纷以争权夺利为诟病。
争者何权，官权是也。
夺者何利，官利是也。
有直接而争者，有间接而争者，有用旧势力旧资格而争者，有用新势力新资格而争者。
”“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
”“今有官迷，则社会之人，各欲奴隶人而鱼肉人，则其去政治之轨道也远已。
”无论是分析现实，还是概括历史都是入木三分。
他说：“以中国社会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
大抵人之一身，为其祖父之奴隶，为其家族之奴隶，为其亲党之奴隶，为其同乡之奴隶……忍
忍
忍
一切皆忍，是可名为忍的笼统主义。
故由家而国，乃以相忍为国也。
”正是他看到了社会的积弊，所以他主张批评、怀疑、比较以至必要的破坏，主张尽快冲破过渡时期的悲哀和彷徨，打碎“往日所奉为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而以“同等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起而代兴”。
这是历史转折关头超前、清醒、理性的声音。
面对民国初年的黑暗，他在《忏悔录》结尾清楚地提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
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社会者，国家之根柢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柢也。
”因此他大声提倡“个人修养”“独立自尊”“神圣职业”“人格主义”。
这些见解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让人触目惊心，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是他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
四 黄远生被暗杀前夕在《东方》杂志发表《反省》一文称：“世间一切唯心所造，故历史乃人类心灵之所集成。
”他以自己敏感的心灵体会到社会的不平、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暴戾。
“一方面警告袁总统勿惯用此等恶辣政策，一方面警告今日社会之贤者，勿自甘为游民，而为人所利用也。
夫必有独立之生计，而后其人乃能独立自尊。
然生计之道，在勤俭而寡欲。
故夫哲人有言，寡欲者改革家之要素。
今日社会，第一当去奢存朴，第二在独立生计，第三益以必要之道德，第四独立自尊”。
他自己就实践了这样的人生理想，他摆脱官场的诱惑，甘愿做一个记者，首先是作为“独立之生计”，寻求经济自立。
也只有不依附于权力或任何特殊势力，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独立自尊的人格，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
他非常不满袁世凯不尊重法律的暴虐统治，而主张法治，提倡人权，认为：“人人服从相当之法律……袁总统泄溺于途，警察得而执之，罚金几角至几元，乃与吾辈等。
”对这个在日本学法律、中国最早期的律师来说，追求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但这些在古老的中国只是水月镜花，所以他说律师不可为，一是没有司法独立，二是社会误解，三是律师流品太杂。
他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曾参加过进步党，目睹了民初党争的祸害，他认为政党是“万恶之傀儡”，因此在1913年登报公开声明不参加任何政党，“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
他决心靠自己手中的笔独立奋斗，以保持新闻记者超然的地位。
他一再痛斥各政党只知一党之私，不以国脉民命为念，认为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
这些直率无忌的言论只能招来各党派的忌恨，说他后来为中华革命党派人所杀也没什么奇怪。
虽然他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称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给袁上过条陈，但和那些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献媚邀宠者不同。
袁称帝的阴谋尚在酝酿之时，他即在《申报》的“京华通讯”专栏做了一些大胆披露和警告。
1915年，袁称帝的呼声甚嚣尘上，鉴于黄远生在舆论界的声望，袁指使人直接找他，要他写一篇表态支持帝制文章。
他为此苦恼不已，拖了七八天，袁那边天天催逼，无奈之下他只好写了一篇语意模糊、似是而非、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以应付。
对此，他后来曾两次致函《甲寅》杂志（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
”“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
”③这样的文章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又叫人逼他重写，试图以种种手段迫他变节入其毂中。
他进退维谷，陷于痛苦之中，知道这文章不能再写，写了，有违他的道德、良心，不写袁党的人决不会放过他，事后他曾以“图穷匕见”来形容当时的处境。
这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在权势和良心之间他最终选择了良心，9月3日，他仓皇离开北京，只身南下上海。
当时，上海各报赫然登着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沪版）的预告，说黄远生是该报主笔，袁的人还到处散布他赞成帝制的说法，他发表《黄远生致〈大陆报〉书》予以澄清：“《大陆报》曾刊载新闻说远生已担任《亚细亚日报》主笔，实际系传闻之误。
”同时，他在上海各大报登出《黄远庸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
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
”④《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9天。
这一启事，对袁的打击不小。
不久，他就动身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⑤。
他临行前发表的《忏悔录》充满了内心的痛苦与挣扎，灵魂与躯壳的冲突，他说一身分为二截，一是“傀儡”，一是“他人之眼光”。
这种人格分裂多年来一直折磨他的精神，他的自责“痛切而真实”，他的忏悔出自真诚。
在给《甲寅》的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
”⑥在权势者一手遮天的中国，做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独立记者谈何容易，他彷徨过，痛苦过，他不想得罪袁世凯，所以才写了那篇模棱两可的文章，最终也过不了关。
所以，他只能憧憬着在异国他乡“一意做人”，开始全新的生活。
不料几个月后，他在旧金山遭暗杀殒命。
直到1985年，广州博物馆前馆长黄流沙掌握确凿证据，才揭开黄远生被杀之谜：他是被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派人刺杀的。
国民党极力遮掩这一真相。
其实，事发当时，旧金山的报纸就有报道。
他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虽文笔犀利、闪烁着锋芒，但他一生中少有私敌，他死后国内各大报刊都做了显著报道，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始终怀念他。
直到他被害12年后，1927年12月，北京新闻学会还专门召开纪念会。
有人说他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
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划落了。
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注释： ①引自《远生遗著》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②③⑤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28、630、631、63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申报》1915年9月6日。
开学以后 作文 400字 快
今天就要
好的给奖金100
我说到做到
真的
快啊
纠缠数日的感冒总算是要到头了，咳嗽少了，嗓子不哑了，窗外的阳光看起来明媚了，楼下孩童的嬉戏听起来不喧闹了，我有些迫不及待...但一丝轻风的吹过都会让赤裸的心打起寒战，莫名的焦虑，缺乏安全感的内心没有办法专注，还是在惶恐中躲过了自己的五一。
沈阳五一假期单双号出行的限制让路面的车辆少了不少，路面也畅通了很多。
尽管没有亲见世园会游人蜂拥的场面，也明显感到城市面貌的焕然一新，但愿这不同于学校里应付的卫生检查。
不管前几天是什么世界读书日
反正东宇书店的规模已经紧缩到一层了，图书的种类也少了很多，读书的人要比买书的人多不少，当然读书的人里还有附近的民工拿本书席地而眠的。
还好，偶得梁漱溟的《朝话 人生的感悟》。
录其中“新年的感触”，很和我现在假期的感受，似己心中早有而出君口。
乐不难，乐之后不苦难不但在乐之后，即在乐之中间也会感到凄凉。
老是灯红酒绿热闹不散，仍然是苦，能于乐之后乐之中没有旁的味道就对了。
行动之后无悔难就我自己来讲，我的内心生活常常不调和，从哪里见出
从行动夺悔见出。
从行动多悔中，一个固叫见出自己向上心没有麻木，常常自觉---觉得之后便不好过；一面也正可见出没有达到生命的和谐。
奋勇之后继续难于奋勇之后而能继续，这个奋勇才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得到了生命的自然韵律。
但这个在普通人很难能沉着持续。
人活着不难，活着不生厌离之感难没有厌世之心很难。
我自己就是从年纪很小时对人生曾生厌离之感。
大概能够在生活中不是太麻木、糊涂、鬼混，而又能不生厌离之感者，这个人生大体就算不错了。
反过来说，容易动厌离之感，这就证明其生活未曾弄得妥当，其感情通通没有用得正对。
... ...所以说“乐”、“玩”也不是容易的事。
必须在人生的根本上弄对了，然后才能干什么都对，才能有真乐趣
关于鲁迅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
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分量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
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像沈君儒那样的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
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 “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秀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
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
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
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
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
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
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
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
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最近二十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能够将鲁迅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比较平实地看待他。
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以称作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
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欣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功失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上是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鲁迅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
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地不恰当。
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地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是怎样的滋味，可见他是准备吃苦头的。
老先生“迭宕自喜”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说鲁迅，大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我不管它，因为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
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我以为“好玩”的鲁迅图像。
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会不断不断发笑。
成年以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我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相信，他这样写，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宋庆龄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那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
鲁迅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但这里面有一层需要说却又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方。
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
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他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等等等等——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的两句话，我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心里笑起来。
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
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
然而“迭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接受的，便说了也白说。
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先生的性格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为了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的谈话录，当然，全是文艺高官，但都和老先生认识，打过交道。
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
唐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
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
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
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伸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
那种仁厚与得意
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豁达的，游戏的。
“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先生的游戏文章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大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 “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其激烈深刻，并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
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是主张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调度词语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
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
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
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中国散文中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只有鲁迅。
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了话说回来，不单是为了文章的层次与收笔。
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是个智者，他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的文章便可以尽管严肃、尽管深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更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 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
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
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激愤犀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深沉厚道，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及学问或翻译；忽儿精深苍老，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柔伤感，如《朝华夕拾》；而有一种非常绝望、空虚的况味，几乎出现在他各个时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中，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鲁迅先生曾经写了一本回忆往事的散文集,后来改作《朝花夕拾》。
这里的“朝”字读（），意思是（）
1949年：共产党“赶考”与国民党“搬家” 核心提示:眼看大势已去，西南国民党军纷纷起义投诚。
一些军官不甘心就这样不战而降，痛哭流涕。
有的军官看清了形势，不愿为蒋家殉葬，说:“投降就要有个投降的样子，有什么哭泣留恋的
这好比一个女人嫁了一个败家子丈夫，本来早该离婚。
现在到了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重新嫁人是应该的，还有什么哭的
”蒋的“元旦文告”与毛的“新年献词”1948年是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年。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 ,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
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 358 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大大加强。
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大部丧失。
总兵力只剩下204万人，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有146万人。
长期的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国统区经济陷入总崩溃，物价飞涨，工商凋敝，财政枯竭。
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形势的恶化，使蒋介石焦头烂额，心力交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承认“戡乱”的失败，转而呼吁和平。
他表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他求。
”“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
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南京政府“和谈”之声高唱入云，一些“第三方人士”也随声附和。
北平的张申府教授发表《呼吁和平》，希望国共停战。
梁漱溟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表示:“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
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
”面对这些言论，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开门见山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回顾了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路程，笔锋一转，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阴谋，表示了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
为了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生动地引用了古希腊寓言《农夫与蛇》，说明共产党人决不怜悯那些蛇一样的反动派。
毛豪迈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说:“进京赶考去”，“决不当李自成”为了制订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共中央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
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3月23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4日占领了南京，把红旗插在“总统府”上。
南京政府如鸟兽散，《人民日报》发了号外，在香山看了捷报，兴奋地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蒋介石向台湾撤退，并作“流亡”的打算当时人们认为: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
其实，蒋介石“下野”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意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是败局已定，无力回天，只好另寻出路了。
1948年10月，蒋介石召集亲信秘密会议，商讨一旦战败，国民党的党政中心迁往何处。
有人建议模仿抗战时期，迁往大西南。
蒋介石的同乡、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主张撤往台湾。
他分析: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可以暂时阻止解放军的追击。
台湾物产丰富，有日本人建立的工业基础，交通也很发达，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
他的分析很合蒋介石的心意，一个重大决策在蒋的心中酝酿。
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突然下令改组台湾省政府，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次日，任命长子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
这样，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已把台湾的党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
人事安排妥当后，蒋介石开始秘密实施撤退计划。
首先是搬运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
1948年11月，蒋介石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库存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
而主管银行的行政院和财政部均不知情。
俞鸿钧亲自组织一个机密工作小组，将金银装箱。
11月30日夜，上海外滩戒严，工人从外滩的中央银行金库中搬运了774箱，共约200万两黄金，由国民党海军登陆舰“美盛号”护送，12月2日到达台湾的基隆港。
台北海关派专车把黄金运走，藏在秘密的地点。
接着，又将151箱，共约57万两黄金和1000箱的400万银元运到厦门。
第二次秘密运输黄金是1949年1月10日。
这一次是更大规模的运输，动用了军舰、民轮和飞机。
国民党中央汇报:目前黄金储备，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存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0万两。
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元也转运到台湾。
蒋介石这才定了心。
有了黄金，他在台湾的经济基础就有了。
此时，蒋看似在溪口老家游山玩水，会晤乡亲，实际上在暗中指挥调度，忙碌不堪。
“代总统”李宗仁则被蒙在鼓里，当他得知消息时，国库已空空如也。
在1949年5月前，蒋介石还指挥调动几百艘货轮和客轮，将国民党海空军部队、装备、物资和重要企业的机器设备运往台湾，破坏了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车间和码头。
有了钱和物资还不够，国民党当局还制订了抢运文物的计划，特别是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
故宫宝藏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由北平装箱起运，一路曲折到达四川。
抗战胜利后，又随国民政府返回南京，一直没有安定的存放地点。
当时不知道能运走多少，于是先精选了120箱，于1948年11月由海军的“中鼎”运输舰从南京启程，在海上颠簸月余才到达基隆港。
以后又接着运第二批、第三批，第三批文物是1949年1月由海军的“昆仑”运输舰载运的，当时计划装2000箱。
装船时海军司令部的人听说船是去台湾的，立即携带家属蜂拥而上，挤满了船舱，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来动员都不下船，只装了1244箱。
最后“昆仑”舰舰长命令将船舱中的桌椅拆除，腾出地方来装上这些文物才开船。
故宫南迁文物的精品，95％运到了台北。
这些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本应属于全中国人民，却长年存放在台湾一隅，难得回归了。
蒋介石于1949年4月25日离开溪口老家，在象山港登“太康”舰离开大陆。
蒋经国在日记里记述那个伤心的时刻:“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
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中国大陆的变化。
虽然对国民党政权已经失望，但也不希望共产党得到台湾。
因此，美国政客又想出了一个“国际托管”台湾的办法，想仿照德国、日本的例子，由联合国授权管理。
蒋介石获悉美国策划废掉他的阴谋时，万分忧虑。
此时，他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如果台湾也守不住，他到哪里去
一向很少出国访问的蒋介石，却在这个非常时期出访了菲律宾和南韩。
7月，蒋介石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会谈，讨论一旦台湾失守在菲律宾成立流亡政府等问题。
8月，蒋介石与南韩总统李承晚会谈，要求开辟空中通道。
这是为了台湾失守前的再次逃亡。
蒋介石狡兔三窟，煞费苦心。
刘少奇秘密访苏，身负三项重大使命新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思考的重大问题。
建国前夕中共中央确定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
比喻:这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解放军进入南京不久，司徒雷登与共产党方面开始了接触，但最终失败。
美国政府紧接着发表了对新中国不无敌视的白皮书。
极为愤怒，连续写了四篇评论，严厉批判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并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美国和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使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打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
1949年1月，斯大林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在西柏坡会见了，详细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
美国政府的立场，使确定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7月，他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
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几次会谈，详细通报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新中国筹建的情况。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全力支持新中国的政权和经济建设。
刘少奇此行负有三项重大使命:一是学习苏联国家行政体制。
斯大林完全满足了中方的要求，刘少奇考察了许多政府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与各级官员进行座谈取经。
新中国的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模式。
二是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
蒋介石卷走了大陆几乎全部的资金，给共产党留下了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
新中国怎样恢复破碎的经济
启动资金从哪里来
如何应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
都是极为严重和迫切的问题。
斯大林表示:尽管苏联也处于战后重建的困难时期，但为了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准备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一批工业项目。
还答应派苏联专家来中国进行协助和指导。
三是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
随同刘少奇访苏的有空军司令刘亚楼，海军司令萧劲光。
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建立空军和海军，提供先进的战斗机、舰艇，特别是提供帮助解放台湾的空军部队。
斯大林答应先在中国开办航空学校，为解放军培养飞行员和技术人员。
斯大林对新疆十分关注。
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表示中共准备在1950年进军新疆和西藏。
斯大林提出:希望中共及早进军新疆，并表示愿意提供歼击机、运输机和汽车，帮助解放军迅速解放新疆。
8月中旬刘少奇回到北京，对访苏成果非常满意。
中苏结盟，不仅使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而且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投降者的一个绝妙比喻:“重新嫁人”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解放军指战员继续努力，向未解放的江南、西南、西北地区进军，实现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蒋介石还想依托西南的险要地形，以图东山再起。
8月24日，他飞到重庆部署防御。
虽然国民党军在西南的兵力尚有90万人，但胡宗南、宋希濂和将领都丧失信心，认为根本没力量守住川黔滇三省。
为解放大西南，一野由关中入川，二野由湘西入黔，四野一部由鄂西入川，一场跋山涉水的长途追击开始了。
湘鄂川黔地区崇山峻岭，地势险峻，行军极其艰难。
牲口摔死大半，战士跌跤的不计其数，多的一天摔30多次，但这都阻挡不了解放军的高昂士气。
10月29日，解放军二野先头部队进至重庆市郊，向白市驿机场逼近。
这天夜里，蒋氏父子逃离重庆。
蒋经国回忆:“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
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
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未有。
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
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
”西南守不住，蒋介石只好再次逃离大陆。
眼看大势已去，西南国民党军纷纷起义投诚。
一些军官不甘心就这样不战而降，痛哭流涕。
有的军官看清了形势，不愿为蒋家殉葬，说:“投降就要有个投降的样子，有什么哭泣留恋的
这好比一个女人嫁了一个败家子丈夫，本来早该离婚。
现在到了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重新嫁人是应该的，还有什么哭的
”9月下旬，在中共中央的争取下，原新疆地方官员陶峙岳、鲍尔汉通电起义，宣告新疆和平解放。
10 月中旬, 一野开始了向新疆的大进军。
几万官兵历时3个月，冒着风沙严寒，穿越天山戈壁，把红旗插遍南疆北疆。
1949底，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基本解放。
一轮红日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冉冉升起。
（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同舟共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面临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同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根本上解决了民主党派的发展前途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
形容欢聚的诗句
1.朋友之间，要紧相知，相知者彼此都解之谓也。
（梁漱溟 2.鹅毛赠千所重以其人；鸭脚虽百个，得之诚可珍.（欧阳修） 3.说尽向来无限事，相看摩捋白髭须（唐·张籍） 4.落日见秋草，暮年逢故人（唐·李端） 5.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唐·杜甫） 6.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 7.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唐·王勃） 8.丈夫会应有知已，世上悠悠安足论（唐·张谓） 9.人生所贵在知已，四海相逢骨肉亲（唐·李贺） 10.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晋·葛洪） 11.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晋·傅玄） 12.向你的朋友学好，对着你的影子整装（蒙古族） 13.行同趋同，千里相从；行不合趋不同，对门不通（淮南子） 14.平生知心者，屈指能几人
（唐·白居易。
五四运动期间我国文坛影响作大的作家
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