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一文中梁实秋对钱的看法?
《钱》一文中，梁实秋对钱的看法是：钱本身是有用的东西，无所谓俗。
钱财聚散无常，钱要花出去，才发生作用。
附：《钱》 梁实秋 钱这个东西，不可说，不可说。
一说起阿堵物，就显着俗。
其实钱本身是有用的东西，无所谓俗。
或形如契刀，或外圆而孔方，样子都不难看。
若是带有斑斑绿锈，就更古朴可爱。
稍晚的“交子”、“钞引”以至于近代的纸币，也无不力求精美雅观，何俗之有
钱财的进出取舍之间诚然大有道理，不过贪者自贪，廉者自廉，关键在于人，与钱本身无涉。
像和峤那样爱钱如命只可说是钱癖，不能斥之曰俗；像石崇那样的挥金似土，只可说是奢汰，不能算得上雅。
俗也好，雅也好，事在人为，钱无雅俗可辨。
有人喜集邮，有人喜集火柴盒，也有人喜集戏报子，也有人喜集鼻烟壶；也有人喜集砚、集墨、集字画古董，甚至集眼镜、集围裙、集三角裤。
各有所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但是古今中外几乎人人都喜欢收集的却是通货。
钱不嫌多，愈多愈好。
庄子曰：“钱财不积，则贪者忧。
”岂止贪者忧
不贪的人也一样的想积财。
人在小的时候都玩过扑满，这玩意儿历史悠久，《西青杂记》：“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
”北平叫卖小贩，有喊：“小盆儿小罐儿”的，担子上就有大大小小的扑满，全是陶土烧成的，形状不雅，一碰就碎。
虽然里面容不下多少钱，可是孩子们从小就明白储蓄的道理了。
外国也有近似扑满的东西，不过通常不是颠扑得碎的，是用钥匙可以打开的，多半作猪形，名之为“猪银行”。
不晓得为什么选择猪形，也许是取其大肚能容吧
我们的平民大部分是穷苦的，靠天吃饭，就怕干旱水涝，所以养成一种饥荒心理，“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
”储蓄的美德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
我从前认识一位小学教员，别看她月薪只有三十余元，她省吃俭用，省俭到午餐常是一碗清汤挂面洒上几滴香油，二十年下来，她拥有两栋小房。
（谁忍心说她是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我也知道一位人力车夫，劳其筋骨，为人作马牛，苦熬了半辈子，携带一笔小小的资财，回籍买田娶妻生子作了一个自耕的小地主。
这些可敬人，他们的钱是一文一文积攒起来的。
而且他们常是量入为储，每有收入，不拘多寡，先扣一成两成作为储蓄，然后再安排支出。
这样，他们爬上了社会的阶梯。
“人无横财不富，马非夜草不肥。
”话虽如此，横财逼人而来，不是人人唾手可得，也不是全然可以泰然接受的。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暴发之后，势难持久，君不见：显宦孙子作了乞丐，巨商的儿子作了龟奴
及身而变的现世报，更是所在多有。
钱财这个东西，真是难以捉摸，聚散无常。
所以谚云：“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 钱多了就有麻烦，不知放在哪里好。
枕头底下没有多少空间，破鞋空间里面也塞不进多少。
眼看着财源滚滚，求田问舍怕招物议，多财善贾又怕风波，无可奈何，只好送进银行。
我在杂志上看到过一段趣谈：印第安人酋长某，平素聚敛不少，有一天背了一大口袋钞票存入银行，定期一年，期满之日他要求全部提出，行员把钞票一叠一叠的堆在柜台上，有如山积。
酋长看了一下，徐曰：“请再续存一年。
”行员惊异，既要续存何必提出
酋长说：“不先提出，我怎么知道我的钱是否安然无恙的保存在这里
”这当然是笑话，不过我们从前也有金山银山之说，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从前金融执牛耳的大部分是山西人，票庄掌柜的几乎一律是老西儿。
据说他们家里就有金山银山。
赚了金银运回老家，溶为液体，泼在内室地上，积年累月一勺勺的泼上去，就成了一座座亮晶晶的金山银山。
要用钱的时候凿上一块就行，不虞盗贼光顾。
没亲眼见过金山银山的人，至少总见过冥衣铺用纸糊成的金童玉女金山银山吧
从前好像还没有近代恶性通货膨胀的怪事，然而如何维护既得的资财，也已经是颇费心机了。
如今有些大户把钱弄到外国去，因为那里的银行有政府担保，没有倒闭之虞，而且还为存户保密，真是服务周到极了。
善居积的陶朱公，人人羡慕，但是看他变姓名游江湖，其心里恐怕有几分像是挟巨资逃往国外作寓公，离乡背井的，多少有一点不自在。
所以一个人尽管贪财，不可无厌。
无冻馁之忧，有安全之感，能罢手时且罢手，大可不必“人为财死”而后已，陶朱公还算是聪明的。
钱，要花出去，才发生作用。
穷人手头不裕，为了住顾不得衣，为了衣顾不得食，为了食谈不到娱乐，有时候几个孩子同时需要买新鞋，会把父母急得冒冷汗
贫穷到了这个地步，一个钱也不能妄用，只有牛衣对泣的分。
小康之家用钱大有伸缩余地，最高明的是不求生活水准之全面提高，而在几点上稍稍突破，自得其乐。
有人爱买书，有人爱买衣裳，有人爱度周末，各随所好。
把钱集中用在一点上，便可以比较容易适度满足自己的欲望。
至于豪富之家，挥金如土，未必是福，穷奢极欲，乐极生悲，如果我们举例说明，则近似幸灾乐祸，不提也罢。
纪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泰蒙，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也吃尽了世态炎凉的苦头，他最了解金钱的性质，他认识了金钱的本来面目，钱是人类的公娼
与其像泰蒙那样疯狂而死，不如早些疏散资财，做些有益之事，清清白白，赤裸裸来去无牵挂。
一些梁实秋的生平故事或事迹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
我国著名学者、教授、文学家、翻译家。
20年代起活跃于中国文坛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师大、青岛大学等校任教，主编过《自由评论》周刊、《时事新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
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
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
著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
他长于文艺评论，有不少理论性文章，在书评领域有重要建树。
梁实秋最早的书评是1922年写的《〈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作于1919年。
当时影响很大。
胡适称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认为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草儿》是康白情创造和解放的例证。
认为《草儿》是开创新诗一个时代的作品。
“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可算是大成功了”。
但是，梁实秋的评论几乎完全相反，几乎是针锋相对。
他引用《草儿》里的大量诗作，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草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在中国20年代初新诗坛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要通过评论消除这种影响，藉以扫除诗坛的鄙陋之风。
他说《草儿》一半算不得诗。
有些只是演说词，分成行便成了诗。
“《草儿》里的纪事文字太多了，占了全集大半”，“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
“《草儿》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丰富，想像力当然也没有施展他最大的价值之余地。
”他和胡适的评论，都是1922年秋天所写，前后仅相差19天。
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草儿》加以肯定。
梁实秋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否定。
梁实秋时年19岁，颇有初生牛犊之气，亦有猛虎下山之势，毫不留情地评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实秋书评的个性和评论特点。
这种特点和气势，在后来的书评里，除和鲁迅的论争中，有所显示外，其他时间似乎没有了。
对《草儿》评论以后，梁实秋还有1928年出版的《书评两种》，评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玛丽·玛丽》和1980年出版的《书评7则》。
7则书评是：《读马译〈世说新语〉》、《西方的典籍》（赫琴斯著）、《青衣·花脸·小丑》（丁秉鐩著）、《读〈烹调原理〉》（张起钧著）、《读〈文明的跃进〉》（布罗诺斯基著）、《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期刊）、《读〈历史研究〉》（汤因比著）。
他只把这7则和评潘光旦的两则共9则当成书评，其实他的书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评胡适的《尝试集》、《西莹闲话》、《誓还小品》、《独往集》、《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现代学人散记》等，此外还有评徐志摩的诗文，对鲁迅等散文的评论。
在后来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没有当初评《草儿》的那种锐气，比较平实柔和，比较随意，比较分散。
只注重可读性、艺术性、兴趣所致，随读随评，不成体系，缺乏系统。
但是，不管他评哪种书，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者和作品内容，用他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讲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评析出原著的特色，这充分反映出他知识的广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锐敏和活跃。
这里，举出他评书的几例，以说明他书评的特色。
《读马译〈世说新语〉》，不仅简要地评介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价值；“3卷26篇，1134条”，“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炼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300年左右，人物达600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
还着重地评论了“译”的功夫。
他针对别人否定马译的议论，为之正名，为之肯定。
他以自己试译不成而拱托《世说新语》之难译，自己译“二、三十段后即知难而退”。
他盛赞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专心一致，锲而不舍，全文照译，绝无脱漏，难能可贵，最值得钦佩，充分肯定翻译此书的成就与向外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读〈烹调原理〉》，评得十分有趣。
这是一本反映饮食文化的书。
他认为饮食是生活艺术中的重要项目，食谱应重于情趣。
此书“对烹饪一道做全盘的了解，条分缕析地作理论的说明，真所谓疱丁解牛，近于道矣”。
他在简单的理论概括之后，便将饮食艺术化，以自己的实际体会，带文化色彩地、艺术地将北京有名的老酒楼，名牌名菜烹调之术加以分析介绍，不仅评得有趣，且使人馋涎欲滴。
他评饮食的书还有《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评论中除了将饮食艺术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谈吃，深深地显露出他对北京，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之情。
萧继宗的《独往集》是一本杂文，梁实秋用杂文手法，层层深入地评论。
文章开头是“狮子和虎，在猎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狐狸和犬，则往往成群结队”。
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点，萧君的与众不同。
继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话自说”解释其作品是“不追逐时髦，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这样深化作者的个性。
进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见地，不人云亦云”。
作者有幽默感、正义感、文章嬉笑怒骂，入木三分。
再抓往《哆嗦》篇，深入发挥，用实例证实自己的结论。
最后以《立言》篇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向科学方面寻出路”，全文戛然而止。
评论虽不长，却层层深入，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有人评论梁实秋“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
这是指他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都有研究。
的确，他对西方文艺研究是比较深的。
和评国内作品相比，梁实秋对西方著作的评论，成就要大得多。
特别是对介绍和引进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
他的评论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何瑞思之〈诗的艺术〉》、《评〈沉思录〉》、《汉烈的〈回意集〉》、《怎样读〈英国文学史〉》、《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玛丽·玛丽》、《读〈文明的跃升〉》，《读〈历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学评论的鼻祖，他的《诗学》被西方奉为批评理论经典。
何瑞思是罗马最大的批评家，他的《诗的艺术》是相当于《诗学》的批评杰作。
梁实秋在评论中不仅介绍了两书的内容、特点，还联系时代背景，阐述了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肯定它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说《诗学》的主旨在于申述一个普遍的艺术原则，不在批评希腊全盛时代的那些作家。
所以我们应把《诗学》当做艺术原理的第一部杰作，不应把《诗学》仅仅当做某一地点的产物。
认为《诗学》的论述有普遍意义，推崇为一种普遍原理。
何瑞思的《诗的艺术》对文学的批评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评学说“泰半不悖亚里士多德”，是两篇很出色的学术评论。
其余为对哲学、文学史、历史、小说的评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
梁实秋在评论西方作品的同时，还评论了多篇批评理论著作。
他1934年出版的《文艺批评论》是一本关于欧洲文艺批评的专论。
内容分绪论、古典的批评——希腊时代、古典的批评——罗马时代、中古与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批评、近代的批评、结论。
他联系各个时代的作者、作品，按历史顺序，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的情势，不仅是客观地叙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评析，既系统又有一定的深度。
他还写有《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论》、《西塞罗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辩》、《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
这些评论涉及了批评领域理论的方方面面。
即使在今天，读这些评论对我们了解西方文艺评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重辩“抗战无关论”——真君子与真小人的争斗 多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于是当即写下遗嘱，连夜逃离北平去了四川，从此数载飘零，妻子离散，苦不堪言。
而长久以来，这个人却被很多人称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汉奸，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说的是梁实秋先生。
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
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
”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
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
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
”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
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
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
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
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
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
”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
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
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
” 让梁实秋名声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和鲁迅先生的论战，第二则是千夫所指的“抗战无关论”，第三则是风行海内的《雅舍小品》，至于翻译莎士比亚，个人以为倒要向后靠了。
鲁梁论战一下子使梁实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他住筒子楼的时候就有人骂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让人抓住一点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风骤雨般颠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这就是让他背了半辈子黑锅的那段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
我的意见稍为不同。
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
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段话字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入情入理，实际上字面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这些话显然有点太过书生气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
这是左翼仁兄善于给人带帽子的惯伎……抗战前的五六年间，左翼仁兄一直在攻击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与文学无关的力量，企图造成一种声势称霸所谓‘文坛’，来‘为政治服务’。
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异议。
我批评过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我也揭露过‘普罗文学’之暴起与突落，我一贯主张思想自由，这都是遭当时某些人之大忌的。
抗战军兴，我更主张一致对外，不能同情对政府一切阳奉阴违的行动，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
因此就有人制造了一个‘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送给我戴。
其高潮是延安拒绝我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观察团’团员身分前往访问。
其实我是怀着很大的热诚希望能去实地访问。
”显然，所谓“抗战无关论”并非来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来自于别人的推理，这种推理是蓄谋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时候梁在上海为别人出庭作证，就被田汉（田当时在旁听）有意误传为梁实秋被捕，而且被捕后还托胡适向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求助云云，这次推理较之 “抗战无关论”更加匪夷所思，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民族问题那么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个注解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抗战无关论”那么大的影响力。
梁实秋的言论被曲解之后，马上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围攻，我们来看看不同的人所使用的不同的攻击方式： 罗荪在重庆1938年12月5日的《大公报》上说梁实秋是故意“标新立异”，而且是在“投人所好”，是“赌场上的押冷门”。
“标新立异”还则罢了，“投人所好”这个词，在当时真的是十分危险。
试想，大家都在写抗战，忽然梁先生说不要写抗战了（实际上梁说的是不一定非要写抗战，在这里我们先按罗荪的理解来推理），那么梁先生这时在偷谁所好呢
共产党
当然不是。
蒋介石
也不是。
那当然就是大日本帝国和他们的汪先生了，所以这就是梁先生所押的“冷门 ”。
梁实秋的本意其实只是想提高报纸副刊的质量，但是从罗荪的渲染开始，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梁以前的和潜在的论敌们都意识到，这是把梁实秋批倒批臭的天赐良机。
有意思的是，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脱离现实”，是“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幻想”，竟说梁“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物里面的”，现在则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
对此，梁实秋郑重反驳：“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时要坐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
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
其实是活见鬼
罗荪先生这一笔，不高明。
”抬杠本身不是坏事，但是捏造论据的抬杠，是低劣的抬杠。
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的卖国思想，又在接下来的《再论“与抗战无关 ”》（我实在不明白“与抗战无关”几个字为什么要加双引号，这明明是罗荪本人造出来的）一文中，举出梁实秋在很久以前的《自由评论》上说过的“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的言论为证，但是他好像没看见后面写得清清楚楚，梁先生让大家放弃大国心态的目的是为了自强。
对此，梁实秋未作反驳，因为不看上下文是小学生才会犯的毛病，罗荪先生这一笔，更不高明。
著名的左翼批评家巴人也在其《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中说到，梁实秋“要求无关抗战的的文字”是“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
”读到巴人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抗战的时候是不允许写与抗战无关的文字的，所以小学生写“人口手上中下”与抗战无关，就不是中国人；所以帐房先生记个帐与抗战无关，也不是中国人；所以抗战时期的钞票上只印着面额和“××银行”的字样而没有抗战标语，所以花这种钱的人，全都不是中国人。
我猜巴人同志当时无论写什么都会先写两句抗日的话，就算是上厕所，也要先在草纸上工笔正楷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又想起从前的结婚证上，在正文之前，总要有几句“备战，备荒，为人民”之类的毛主席语录，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巴人又说，梁实秋“痛骂抗战文艺为‘抗战八股’”，根源在于“想达到他那压制抗日的国防文学的怒潮似的生长”，说梁实秋想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 ”，而是抗战本身。
天哪，梁实秋一介书生，居然想“压制抗日”、“消灭抗战”，他胆子忒大了，能耐也忒大了。
马季先生说过一个相声：有人说马季下了一个鸡蛋，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却越传越玄，有人说他下的是咸鸭蛋，有人说是鹅蛋，最后竟成了恐龙蛋，还孵出来一只小猪。
我看巴人孵猪的本事就实在不小，几句对副刊的技术性意见，竟被发扬光大成了扼杀抗战的反动宣言，竟成了梁实秋通敌卖国的有力证据，巴人同志这样好的想象力，不写小说而作批评家，实在可惜了。
我实在为巴人这种人感到悲哀，他本人在抗战中也并没有作出什么光彩的贡献，自始至终都是个躲起来说大话的角色，他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上了日本侦缉队黑名单的梁实秋，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去视察华北前线的梁实秋
当时批判梁实秋的人还有很多，但是像郭沫若、张天翼、茅盾等人的评论，其实都没有出罗荪和巴人的窠臼，在此也就不提了。
必须要提的还有两个人：朱光潜和沈从文。
这也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先生，在别人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就算不打也是避之惟恐不及），他们却各自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无端把自己也卷了进去。
那些红了眼的文人和兼职文人以及伪文人正愁找不到梁实秋的同党，于是他们不幸也成了靶子，恶毒的语言顿时铺天盖地而来。
中国有句话叫做“大丈夫相时而动”，没错，因为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
所以朱、沈二位先生不是“大丈夫”，他们是真君子，但是真君子在世俗的层面上，是敌不过真小人的。
梁实秋是一位怎样的散文家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才华，应该说确是从《雅舍小品》才开始焕发出光彩来的。
其后他孜孜不倦地耕耘，终至成为大家。
他从1923年就开始写作散文，1927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不过佳构无多，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而在《雅舍小品》中，韵味十足的篇章却比比皆是，且与其他作家的散文风格、情调迥然相异，别具一种风范。
《雅舍小品》的简介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先生的名著《中国人的素质》中有一章专谈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说：中国人对别人所受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任何别的文明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
这本书写于100多年前，过了100年，中国还是没有改变，中国人还是没有改变。
鲁迅先生写《药》，写《阿Q正传》，分析这种无血性的民族性早已成为经典，但是经典往往意味着名气大，读的人少，明理而后行者当然也就更少。
那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老外这句话让中国人难受，可是弄不好它还会不朽--如果我们不懂得改变民族性的话。
鲁迅的分析具有直观的洞察和深刻，但是没有指出国人民族性中这些彻骨的萎缩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什么造成了国人如此没有血性，像行尸走肉一样地蝇营狗苟，灵魂死绝，毫无生气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那么惨烈的几千年，可是教科书里只让人记住那些微不足道的辉煌，而不敢正视先祖和自己犯下的罪孽
一个民族不敢回头凝视、省视、审视自己的罪恶，这种罪恶就会成为家常便饭，成为历史的癫痫。
这个民族有个被尊奉的圣人叫孔丘，他教导门徒时发明了避讳，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他写历史也就用上了这个发明--为鲁国讳，于是讳来讳去，真相就被讳光了，可以不讲理，只要有讳就可以不讲，中国人不再求真，只求安，不少人常常误以为中国传统追求和谐，那都是写纸上当不得真的，中国人真正求的只是安稳，为尊者、贤者、亲者讳，就可以让他们逍遥理外，让他们这些权势者安全地侵害弱势者了。
都说中国人的冷漠、无血性是因为奴性重，奴性重则是因为专制传统太深厚，这也只是皮相之见。
因为我们更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专制传统那么深厚
因为中国人不求真，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才是中国人一切问题的总病根。
没有信仰就不会生发出追求自由的信念，不求真就不会较真，不会较真，没有自由理念，那就只有一条路，被强权者奴役，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中国人在奴役中生生死死，没有生命的川流，只有一滩死水。
因为没有信仰所以被奴役；因为没有信仰，所以被奴役后无法翻身。
在奴役中生存的人，不存在真正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一切事情都只有和稀泥，说穿了就是不讲理，最多讲点礼
讲点面子--追求有尊严的生活是人性的本能，这面子就是在奴役中生存的人无法获得真正的自尊后的变种怪胎，于是它就成了一个虚假的尊严，一个假冒伪劣的尊严，侵蚀民族性中最后的奴役避难所，并且成为专制的维护者。
没有了信仰依托的礼，至多也就是个面子的代名词，于是礼就变成繁文缛节，毫无生气专门把活人变死人的枷锁，梁实秋讽刺鲁迅说，礼并不会吃人，可是他不知道丧失了信仰的依托，人们失去了自由理念的追求，那些礼束缚乃至吃人还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而没有信仰的人、没有自由信念的人是难以摆脱这些羁绊的，在巨大的强力面前他们不可能有反叛的勇气，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反叛什么，这种没有灵魂的生存天长日久随着文化血液弥漫到绝大多数国人身上，于是最后国人身上留下的不再是血性而是奴性--在一切强力面前的下跪，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求：琦君写的《母亲的书》和梁实秋写的《忆青岛》
母亲的书： 母亲在忙完一天的煮饭，洗衣，喂猪、鸡、鸭之后，就会喊着我说：“小春呀，去把妈的书拿来。
” 我就会问：“哪本书呀
” “那本橡皮纸的。
” 我就知道妈妈今儿晚上心里高兴，要在书房里陪伴我，就着一盏菜油灯光，给爸爸绣拖鞋面了。
橡皮纸的书上没有一个字，实在是一本“无字天书”。
里面夹的是红红绿绿彩色缤纷的丝线，白纸剪的朵朵花样。
还有外婆给母亲绣的一双水绿缎子鞋面，没有做成鞋子，母亲就这么一直夹在书里，夹了将近十年，外婆早过世了，水绿缎子上绣的樱桃仍旧鲜红得可以摘来吃似的；一对小小的喜鹊，一只张着嘴，一只合着嘴。
母亲告诉过我，那只张着嘴的是公的，合着嘴的是母的。
喜鹊也跟人一样，男女性格有别。
母亲每回翻开书，总先翻到夹得最厚的一页。
对着一双喜鹊端详老半天，嘴角似笑非笑，眼神定定的，像在专心欣赏，又像在想什么心事。
然后再翻到另一页，用心地选出丝线，绣起花来。
好像这双鞋面上的喜鹊樱桃，是母亲永久的样本，她心里什么图案和颜色，都仿佛从这上面变化出来的。
母亲为什么叫这本书为橡皮纸书呢
是因为书页的纸张又厚又硬，像树皮的颜色，也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非常的坚韧，再怎么翻也不会撕破，又可以防潮湿。
母亲就给它一个新式的名称——橡皮纸。
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纸，是太外婆亲手裁订起来给外婆，外婆再传给母亲的。
书页是双层对折，中间的夹层里，有时会夹着母亲心中的至宝，那就是父亲从北平的来信，这才是“无字天书”中真正的“书”了。
母亲当着我，从不抽出来重读，直到花儿绣累了，菜油灯花也微弱了，我背《论语》《孟子》背得伏在书桌上睡着了，她就会悄悄地抽出信来，和父亲隔着千山万水，低诉知心话。
母亲生活上离不了手的另一本书是黄历。
她在床头小几抽屉里，厨房碗橱抽屉里，都各放一本。
随时取出来翻查，看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
日子的好坏，对母亲来说是太重要了。
她万事细心，什么事都要图个吉利。
买猪仔，修理牛栏猪栓，插秧、割稻都要拣好日子。
腊月里做酒蒸糕更不用说了。
只有母鸡孵出一窝小鸡来，由不得她拣在哪一天，但她也要看一下黄历。
如果逢上大吉大利的好日子，她就好高兴，想着这一窝鸡就会一帆风顺地长大，如果不巧是个不太好的日子，她就会叫我格外当心走路，别踩到小鸡，在天井里要提防老鹰攫去。
有一次，一只大老鹰飞扑下来，母亲放下锅铲，奔出来赶老鹰，还是被衔走了一只小鸡。
母亲跑得太急，一不小心，脚踩着一只小鸡，把它的小翅膀踩断了。
小鸡叫得好凄惨，母鸡在我们身边团团转，咯咯咯地悲鸣。
母亲身子一歪，还差点摔了一跤。
我扶她坐在长凳上，她手掌心里捧着受伤的小鸡，又后悔不该踩到它，又心痛被老鹰衔走的小鸡，眼泪一直地流，我也要哭了。
《本草纲目》是母亲做学问的书，那里面那么多木字旁、草字头的字，母亲实在也认不得几个。
但她总把它端端正正摆在床头几上，偶然翻一阵，说来也头头是道。
其实都是外公这位山乡郎中口头传授给她的，母亲只知道出典都在这本书里就是了。
母亲没有正式认过字，读过书，但在我心中，她却是博古通今的。
忆青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天堂我尚未去过。
《启示录》所描写的“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那城充满着上帝的荣光，闪烁像碧玉宝石，光洁像水晶”。
城墙是碧玉造的，城门是珍珠造的，街道是纯金的。
珠光宝气，未能免俗。
真不想去。
新的耶路撒冷是这样的，天堂本身如何，可想而知。
至于苏杭，余生也晚，没赶上当年的旖旎风光。
我知道苏州有一个顽石点头的地方，有亭台楼阁之胜，纲师渔隐，拙政灌园，均足令人向往。
可是想到一条河里同时有人淘米洗锅刷马桶，不禁胆寒。
杭州是白傅留诗苏公判牍的地方，荷花十里，桂子三秋，曾经一度被人当做汴州。
如今只见红男绿女游人如织，谁有心情看浓汝淡抹的山色空蒙。
所以苏杭对我也没有多少号召力。
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
我不是不知道随遇而安的道理。
树下一卷诗， 一壶酒，一条面包—— 荒漠中还有你在我身边歌唱—— 啊，荒漠也就是天堂
这只是说说罢了。
荒漠不可能长久的变成天堂。
我不存幻想，只想寻找一个比较能长久的居之安的所在。
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
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无复旧观。
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
青岛位于东海之滨，在胶州湾之入口处，背山面海，形势天成。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德国强租胶州湾，辟青岛为市场，大事建设。
直到如今，青岛的外貌仍有德国人的痕迹。
例如房屋建筑，屋顶一律使用红瓦片，山坡起伏绿树葱茏之间，红绿掩映，饶有情趣。
民国三年青岛又被日本夺占，民国十一年才得收回。
迩后虽然被几个军阀盘据，表面上没有遭到什么破坏。
当初建设的根柢牢固，就是要糟蹋一时也糟蹋不了。
青岛的整齐清洁的市容一直维持了下来。
我想在全国各都市里，青岛是最干净的一个。
“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北平不能比。
青岛的天气属于大陆气候，但是有海湾的潮流调剂，四季的变化相当温和。
称得上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好地方。
冬天也有过雪，但是很少见，屋里面无需升火不会结冰。
夏天的凉风习习，秋季的天高气爽，都是令人喜的，而春季的百花齐放，更是美不胜收。
樱花我并不喜欢，虽然第一公园里整条街的两边都是樱花树，繁花如簇，一片花海，游人摩肩接踵，蜜蜂嗡嗡之声震耳，可是花没有香气，没有姿态。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和我们有血海深仇，花树无辜，但是我不能不连带着对它有几分憎恶
我喜欢的是公园里培养的那一大片娇艳欲滴的西府海棠。
杜甫诗里没有提起过它，历代诗人词人歌咏赞叹它的不在少数。
上清宫的牡丹高与檐齐，别处没有见过，山野有此丽质，没有人嫌它有富贵气。
推开北窗，有一层层的青山在望。
不远的一个小丘有一座楼阁矗立，像堡垒似的，有俯瞰全市傲视群山之势，人称总督府，是从前德国总督的官邸，平民是不敢近的，青岛收回之后作为冠盖往来的饮宴之地，平民还是不能进去的（听说后来有时候也偶尔开放）。
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还有人说里面闹鬼。
反正这座建筑物，尽管相当雄伟，不给人以愉快的印象，因为它带给我们耻辱的回忆。
其实青岛本身没有高山峻岭，邻近的劳山，亦作崂山，又称牢山，却是峻峥巉险，为海滨一大名胜。
读《聊斋志异》劳山道士，早已心向往之，以为至少那是一些奇人异士栖息之所。
由青岛驱车至九水，就是山麓，清流汩汩，到此尘虑全消。
舍车扶策步行上山，仰视峰嶝，但见参嵯翳日，大块的青石陡峭如削，绝似山水画中之大斧劈的皴法，而且牛山濯濯，没有什么迎客松五老松之类的点缀，所以显得十分荒野。
有人说这样的名山而没有古迹岂不可惜，我说请看随便哪一块巍巍的巨岩不是大自然千百万年锤炼而成，怎能说没有古迹
几小时的登陟，到了黑龙潭观瀑亭，已经疲不能兴。
其他胜境如清风岭碧落岩，则只好留俟异日。
游山逛水，非徒乘兴，也须有济胜之具才成。
青岛之美不在山而在水。
汇泉的海滩宽广而水浅，坡度缓，作为浴场据说是东亚第一。
每当夏季，游客蜂涌而至，一个个一双双的玉体横陈，在阳光下干晒，晒得两面焦，扑通一声下水，冲凉了再晒。
其中有佳丽，也有老丑。
玩得最尽兴的莫过于夫妻俩携带着小儿女阖第光临。
小孩子携带着小铲子小耙子小水桶，在沙滩上玩沙土，好像没个够。
在这万头攒动的沙滩上玩腻了，缓步踱到水族馆，水族固有可观，更妙的是下面岩石缝里有潮水冲积的小水坑，其中小动物很多。
如寄生蟹，英文叫hermitcrab，顶着螺蛳壳乱跑，煞是好玩。
又如小型水母，像一把伞似的一张一阖，全身透明。
孩子们利用他们的小工具可以罗掘一小桶，带回家去倒在玻璃缸里玩，比大人玩热带鱼还兴致高。
如果还有馀勇可买，不妨到栈桥上走一遭。
桥尽头处有一个八角亭，额曰回澜阁。
在那里观壮阔之波澜，当大王之雄风，也是一大快事。
汇泉在冬天是被遗弃的，却也别有风致。
在一个隆冬里，我有一回偕友在汇泉闲步，在沙滩上走着走着累了，便倒在沙上晒太阳，和风吹着我们的脸。
整个沙滩属于我们，没有旁人，最后来了一个老人向我们兜售他举着的冰糖葫芦。
我们在近处一家餐厅用膳，还喝了两杯古拉索（柑香酒）。
尽一日欢，永不能忘。
汇泉冬夜涨潮时，潮水冲上沙滩又急遽的消退，轰隆呜咽，往复不已。
我有一个朋友赁居汇泉尽头，出户不数步就是沙滩，夜闻涛声不能入眠，匆匆移去。
我想他也许没有想到，那就是观音说教的海潮音，乃觌面失之。
说来惭愧，“饮食之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总是不能忘情口腹之欲。
青岛好吃的东西很多。
牛肉最好，销行国内外。
德国人佛劳塞尔在中山路开一餐馆，所制牛排我认为是国内第一。
厚厚大大的一块牛排，煎得外焦里嫩，切开之后里面微有血丝。
牛排上面覆以一枚嫩嫩的荷包蛋，外加几根炸番薯。
这样的一分牛排，要两元钱，佐以生啤酒一大杯，依稀可以领略樊哙饮酒切肉之豪兴。
内行人说，食牛肉要在星期三四，因为周末屠宰，牛肉筋脉尚生硬，冷藏数日则软硬恰到好处。
佛劳塞尔店主善饮，我在一餐之间看他在酒桶之前走来走去，每经酒桶即取饮一杯，不下七八杯之数，无怪他大腹便便，如酒桶然。
这是五十年前旧话，如今这个餐馆原址闻已变成邮局，佛劳塞尔如果尚在人间当在百龄以上。
青岛的海鲜也很齐备。
像蚶、蛤、牡蛎、虾、蟹以及各种鱼类应有尽有。
西施舌不但味鲜，名字也起得妙，不过一定要不惜工本，除去不大雅观的部分，专取其洁白细嫩的一块小肉，加以烹制，才无负于其美名，否则就近于唐突西施了。
以清汤氽煮为上，不宜油煎爆炒。
顺兴楼最善烹制此味，远在闽浙一带的餐馆以上。
我曾在大雅沟菜市场以六元市得鲥鱼一尾，长二尺半有奇，小口细鳞，似才出水不久，归而斩成几段，阖家饱食数餐，其味之腴美，从未曾有。
菜蔬方面隽品亦多。
蒲菜是自古以来的美味，诗经所说“其蔌维何，维笋及蒲”，蒲的嫩芽极细致清脆。
青岛的蒲菜好像特别粗壮，以做羹汤最为爽口。
再就是附近潍县的大葱，粗壮如甘蔗，细嫩多汁。
一日，有客从远道来，止于寒舍，惟索烙饼大葱，他非所欲。
乃如命以大葱进，切成段段，如甘蔗状，堆满大大一盘。
客食之尽，谓乃平生未有之满足。
青岛一带的白菜远销上海，短粗肥壮而质地细嫩。
一般人称之为山东白菜。
古人所称道的“春韭秋菘”，菘就是这大白菜。
白菜各地皆有，种类不一，以山东白菜为最佳。
青岛不产水果，但是山东半岛许多名产以青岛为集散地。
例如莱阳梨。
此梨产在莱阳的五龙河畔，因沙地肥沃，故品质特佳。
外表不好看。
皮又粗糙，但其细嫩酥脆甜而多浆，绝无渣滓，美得令人难以相信。
大的每个重十台两以上。
再如肥城桃，皮破则汁流，真正是所谓水蜜桃，海内无其匹，吃一个抵得半饱。
今之人多喜怀乡，动辄曰吾乡之梨如何，吾乡之桃如何，其夸张心理可以理解。
但如食之以莱阳梨、肥城桃，两相比较，恐将哑然失笑。
他如烟台之香蕉苹果玫瑰葡萄，也是青岛市面上常见的上品。
一般山东人的特性是外表倔强豪迈，内心敦厚温和。
宦场中人，大部分肉食者鄙，各地皆然，固无足论。
观风问俗，宜对庶民着眼。
青岛民风淳厚，每于细民中见之。
我初到青岛，看到人力车夫从不计较车资，乘客下车一律付与一角，路程远则付二角，无争论者。
这是全国所没有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德国人留下的无形的制度，无论如何这种作风能维持很久便是难能可贵。
青岛市面上绝少讨价还价的恶习。
虽然小事一端，代表意义很大。
无怪乎有人感叹，齐鲁本是圣人之邦，青岛焉能不绍其馀绪
我家里请了一位厨司老张，他是一位异人。
他的手艺不错，蒸馒头，烧牛尾，都很擅长。
每晚膳事完毕，沐浴更衣外出，夜深始返。
我看他面色苍白削瘦，疑其吸毒涉赌。
我每日给他菜钱二元，有时候他只飨我以白菜豆腐之类，勉强可以果腹而已。
我问他何以至此，他惨笑不答。
过几天忽然大鱼大肉罗列满桌，俨若筵席，我又问其所以，他仍微笑不语。
我懂了，一定是昨晚赌场大赢。
几番钉问之后，他最后进出这样的一句“这就是一点良心
” 我赁屋于鱼山路七号，房主王君乃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
我于租满前三个月退租离去，仍依约付足全年租赁，王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
有人叹曰：“此君子国也。
” 我在青岛居住四年，往事如烟。
如今隔了半个世纪，人事全非，山川有异。
悬想可以久居之地，乃成为缥缈之乡
噫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意义和体会
祝你学业辉煌
第一部分我们祖国的历史是悠久的。
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和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
我们今天想了解和鉴赏古代文学，就必然要和这些遗产接触，打打交道。
一般说来，文学遗产主要是古人写的作品，包括诗文集子，小说剧本，和一些记录作家的生平事迹的书。
但有些文物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如山西洪赵县的道觉乡明应王庙内，正殿四壁绘有的彩色壁画即是。
在那上面绘有元代演戏的情况，有演员忠都秀的扮相，还有吹笛打鼓的乐工。
据今人研究说画的是元人杂剧《须贾大夫谇范叔》的第四折。
而从横题帐额上“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还可以知道当时有一种流动性的剧团。
\ 学习古代文学，主要是学习作家作品。
这些作家和作品是古代的，不是当代的。
当代作家的生活容易弄清楚，古代就不那么容易。
没有记载，没有材料，这是经常碰到的。
当代的作品也容易找到，古代就不同了，有的已经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
所以我们有些没有作品的作家，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有一篇《大招》，传说是景差作的，还靠不住。
西汉有个严助，他的作品也没流传下来，所以他们都成了没有作品的作家。
有些作家，作品虽然传下来了一些，但是散失很多。
南宋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的作品传下来的就很少，和“大诗人”的名号很不相称。
所以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同当代文学比较起来，就材料说困难是较多一些。
\ 自然，不仅材料困难，还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
文学作品就其内容说是社会生活通过作家的认识反映出来，或者说是作者思想感情的流露。
而用以反映生活和表达情感的工具是语言文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经常变化的。
语言文字变化虽然慢一些，但古今不同还是十分显著的。
韩愈说：“周诰汤盘，佶屈聱牙。
”就是因为语言变了，很不好读。
甲骨文许多人都不认识了，也是由于文字起了变化。
不单字形字音有变化，字义也有变化。
如同“烦”字，《说文》解释是“热头痛也”，是生病的现象，我们现在说“烦”，已经没有病的意思了。
这种由于语言文字古今改变而带来的困难，就是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 当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人作品，手稿是极少的，一般都是传抄的，宋代以后有刻印，但仍旧有人抄写。
抄错了，刻错了，总是难免的。
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有一句“闻之，欣然规往。
”苏轼抄本和后来的一些刻本都作“亲往”，只有一个宋刻本作“规往”。
的确，亲往比规往好懂，但下面接着说：“未果，寻病终。
”既然“亲往”就是去了，怎么又说“未果”，不是自相矛盾吗
看来“亲”是错字，应该作“规”。
“规往”就是打算去。
古人作品中这样的错字是不少的。
我上大学时，有位老师讲《庄子》，他说《庄子》中有一句“而今乎妇女”，有本哲学史就这一句话，大谈庄子对于妇女的看法，如何如何。
其实这句话里有错字，应是“而今安归”，“女”字属下句读，根本就没有“妇女”这两个字，抄错了，刻错了，坑害了人。
看来，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处理不好，妨碍对于作品思想内容的正确理解。
有时错字还破坏了我们对作品的艺术美的享受。
如《九歌·湘君》中有一句“美要眇兮宜脩”，闻一多先生在《楚辞校补》中说：“宜脩是宜笑之误，脩笑声近而讹。
”宜笑即笑时稍微露出雪白的牙齿，和《山鬼》中“既含睇兮又宜笑”，意思差不多。
描写的是一种人的姿态美，非常形象化。
若依王逸注释说“脩”作“饰”解，宜脩就是宜饰，很抽象，那就索然寡味了。
\ 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呢
明朝人刻书，碰到不懂的地方，就任意校改，很多人都不满意这种做法。
我们当然不能采用这个办法。
不能随心所欲，想改就改。
即使是错字，改时也要说明改动的原因。
事实上古人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错字问题有时是很复杂的，不仅只是通顺不通顺，易懂不易懂，而且有一个美好问题。
大家熟悉的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一句“舸舰迷津”，这个迷字，有的本子作连字，有的本子作弥字。
作连字和弥字都好懂，只有作迷字不好懂。
但从文学欣赏角度看，恰恰是这个不太好懂的字，反而叫人觉得美。
究竟作者手稿上是个什么字，实在很难判断。
\ 中国字实际包括形声义三个方面，这里连字和迷字形体相近，弥和迷，声音相同，究竟原稿是什么字，如何错法，不易弄清楚。
但也可能本来是一个连字。
温飞卿《送陈嘏之保侯官兼简李常侍》诗说：“春服照尘连草色，夜船闻雨滴芦花。
”连一作迷，可见连迷二字形体近似，容易弄错。
错成迷字后，有些费解，因之有人以声读相同又改为弥。
自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一种可能而已。
\ 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除开可能遇到一些抄错刻错的字外，最主要还是字义的解释。
古今字义发生了变化，文言脱离口语，就不好懂。
宋朝有一个文人把”夜梦不祥，书门大吉。
”写成“宵寐匪贞，札闼宏庥。
”就是利用古今字义变化才那样写的。
一翻开《诗经》就会看到“窈窕淑女”四个字。
什么叫“窈窕淑女”呢
很不好理解，如果换成“苗条的稳重的少女”就十分明白了。
古今字义的变化，还有典章制度，事物名称的改变，固然可以找工具书，查字典，但有时字典也不灵。
举例说吧，《红楼梦》中乌进孝的那份交租单上“龙猪二十个”，什么叫“龙猪”，字典上是查不出来的，到现在红学家也大都搞不清楚，这真是读书不易。
读书遇到难字，不认识；难词，不了解，这是常有的事。
就是认识、解释起来也不那么简单。
《诗经·伐檀》中有一句“不素餐兮”，没有难字吧
可是“素餐”如何解释
解放前有位大学教授把“素餐”讲作“吃素”“吃白饭”，结果给解聘了。
因为“素餐”历来就解释为“白吃饭”，所谓“仕有功乃肯受禄”。
龚自珍写诗也说：“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
”其实，“吃白饭”也好，“白吃饭”也好，都是错的。
毛传说：“素，空也。
”空可以解作空乏，《论语·先进》孔子讲到颜回说“其庶乎屡空”的那个“空”字就作“空乏”解，“不素餐兮”就是“不愁没有饭吃”。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也就是说：“那些老爷呀，不愁没有饭吃
”言谈之下，自然是说伐木者都是愁衣愁食的。
\ 总之，读书，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首先得把古人写的诗文翻译成和今天当代人写的一样，能够很容易看懂，这就得学一学校勘和训诂。
校勘主要是解决衍文错字脱误等问题，我上大学时，曾经从许维遹先生学过。
有一次刘文典先生对我说：“听许先生说，你跟他学校勘，这很好。
校勘嘛，从前人只校经史，后来有人校子书，至于集部就不好办，因为校勘充其量只能解决文字通不通，不能解决好不好。
有一种人搞校勘，说什么择善而从，那是最要不得的。
”当然，刘先生的意见可能有点偏，但什么叫“择善”
随便改字罢了。
对于校勘学来说是不足为训的。
至于训诂，清代有一个学者说：“宋儒不明训诂之学，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
”要求很高。
我上大学时，听过罗常培先生讲训诂，没有学好，至今还是一个门外汉。
闻一多先生当年教我们读书，读古人诗文，要读白文，不要一开始就看注释。
这就是说，要用校勘训诂的知识直接去读白文，不要依靠注释，矮子观场，随人喜怒。
当然，注释对于一个初学的人，还不失为一块敲门砖，不过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权威。
\ 上面讲的只是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第一步，克服语言文字的难关。
但闯过这一关后，问题还多着呢，比如说，这个作品的作者是谁
他生平做了些什么事
他的作品是不是反映了时代的面貌
当时人喜欢他的作品吗
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是真实的吗
他和我们生不同时，为什么他写的作品今天还能给我们一种美感的享受
诸如此类，只要你肯想，问题多起来，理解就会更深入。
读书不能光靠眼睛看，而是要用头脑思索，学而不思是不能对文学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从其中吸收有益的养份，让精神生活丰富而高尚起来的。
\ 所以闯过语言文字关以后，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还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所阅读的作品进行分析批判和评价。
由于我们阅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的。
鲁迅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鲁迅这里只是简明扼要的讲讲文学创作和阶级的关系，事实上文学作品的阶级分析是很复杂的。
有那么一股风，怀疑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他们以山水诗为例，极力否定文学的阶级特点。
又提出人有共性，即人性。
人吗，一是生存，二是生活。
各个阶级虽有不同的生活，但求生存是共同的。
所谓“食色性也”，爱与死是文学中永久和普遍的主题。
这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把梁实秋等人的老调重弹而已。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举一动，一开口，每句话里都塞满了阶级性。
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有阶级性的。
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总要流露出肯定或否定，爱或憎，也就是说表现作者的倾向性，这倾向性就体现着作品的阶级性。
阶级性总要通过作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或事的某种态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流露出来。
所以，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注意作家赞扬什么，谴责什么。
我们切勿去赶“人性论”的时髦，以超阶级的观点去看待文学遗产，那样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还要把文学现象作为客观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它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和其它事物的互相联系之中。
这样，就得注意文学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如果不弄清楚八世纪中国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宗教艺术，就很难认识杜甫诗歌描画现实的深刻性。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不是空话，而是生活真实。
要读《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不了解当时艺坛状况，大概只能停留在似懂非懂的阶段。
同样，不熟悉中唐历史社会，对韩愈的《原道》《师说》的理解就不能透彻。
鲁迅在写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上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
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
”文学作品不仅是客观的反映社会生活，如果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对现实不满，从而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之合理，改造社会生活。
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过去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读《三国志演义》，从其中学习到许多斗争的策略，用以战胜敌人。
《水浒传》被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禁止阅读，他们认为这本小说“诲盗”，怕人读后，起来造他们的反。
《西厢记》也被他们认为“诲淫”的书，怕人读后争取“有情人都成眷属”，破坏了他们提倡的礼教。
我们中国人读书，向来主张学以致用。
学习和阅读古代文学作品，也应从其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文学作品是精神食粮，学习古代文学也同样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精神高尚而纯粹的人。
当然，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糟粕，需要批判的。
\ 对于古代作家，我们经常说有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
由于古代作家大都出身地主阶级，即使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是进步的，也只是要求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社会的生存。
他同情农民的贫困，而不赞成农民造反。
元朝末年就有一批文人写诗同情民生疾苦，而一提起农民造反就破口大骂。
《水浒传》的作者或者编者，一面同情人民反抗贪官恶霸的压迫，一面又赞扬封建政权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还颂扬一批“改邪归正”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
这就突出的表明了这些作者身上的阶级局限性，虽然古今时代不同，“情”有可原，但是对其中在今天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的地方，还是要批判。
批判不等于对一个作家或作品的全盘否定，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 第二部分一、过好古文阅读关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必须首先过好古文阅读关，即能够读懂文言文。
如果我们对文言文读不懂，或者理解不确切，那么，我们所做的对作品的分析评论，好像建筑在沙滩房屋，是很容易倒塌的。
\ 要读懂文言文，主要依靠多读多看。
多读作品，选择一部分好作品反复熟读。
通过多读多看，才能逐步掌握文言文的丰富词汇和文法规律。
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看一些介绍古汉语规律的书籍，帮助我们提高阅读能力。
\ 现在有不少喜欢古代文学的青年同志，常常是从爱好唐诗、宋词开始的。
唐诗、宋词中的许多优秀篇章，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应该诵读和研究。
但是，为了培养古文阅读能力，必须多读些散文；因为，散文的文法结构比诗词更正规，不像诗词那样多倒装、省略等现象，从打基础讲，多读些散文效果更好。
阅读散文，可以先读一些比较浅近的作品，像《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再进一步，就可以看《古文观止》、《史记》、《汉书》、《春秋左传》等书，古文阅读能力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
\ 要培养好古文阅读能力，如同学习外语一样，一定要下苦功，要花几年的时间多读多看，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他们年轻时古书读得多，所以根底好；现在的青年同志们，由于条件不同，一般古书念得较少，甚至很少，因此根底浅薄。
如果你今后准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那就得下定决心，安排时间，集中精力，多读一些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过好古文阅读关。
\ 二、注意几个关系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需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 一是点和面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大范围的面，它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又有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对这个大范围的面，我们可以找一两部中国文学史和历代作品选读翻阅，对各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是应当具有的古典文学常识。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举例说，初唐诗、盛唐诗等等是局部缩小的面。
至于李白、杜甫、王维等，那就是一个个点了。
要深入理解点，理解某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必须放在他所处时代的文学环境中去考察，还要放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一个个的点，必须把点和面结合起来。
\ 二是左右前后的关系。
所谓左右关系，就是指一个作家同时代的与之比较密切的人物，他们在创作上常常互相启发，互相影响，应当把他们联系起来研究。
例如白居易，他与元稹、张籍、刘禹锡等诗人友谊很深，具有某些共同的创作倾向，就应当联系起来研究创作上关系密切的作家，经常形成一个流派，我们要把研究单个作家和他所属的那个流派放在一起来考察。
所谓前后关系，是指某个作家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对文学的影响。
比较说来，了解与前代文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评价作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比过去时代的文学家多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对过去的文学家不了解，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作出判断。
我在研究李白诗歌以前，曾经有一个时期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仔细阅读了《昭明文选》和《乐府诗集》，因此对李白诗歌如何继承了汉魏六朝文人诗作和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并有所发展，就理解得比较清楚。
\ 三是博览和精读的关系。
阅读古代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必须区别博览和精读，不能平均使用力量。
重要的书籍要多下功夫仔细读、反复读，一般的可以采取浏览的方法略观大概。
研究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重点书上。
我研究乐府诗时，仔细读了《乐府诗集》，因而对乐府诗的分类、体制、源流等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仿佛抓到了纲，许多问题就容易识别和掌握了。
《乐府诗集》许多小序、题解，内容翔实，引证丰富，我反复读了多遍，并根据它们提供的线索再去查阅有关资料，对乐府诗的理解就逐步得以深入。
博览也很重要。
许多同研究的点有关的面上知识必须了解。
浏览的面要广些，但可以读得快一些、粗一些，中国遇有同研究对象关系密切的问题就要仔细推敲。
\ 三、扩大文化知识领域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阅读的面应该广一些。
\ 首先要多读些历史书。
中国历来文史二者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文学作品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其内容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社会现象；要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熟悉历史。
像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那些伟大诗人的许多作品，与当时国家大事紧密相关，阅读时尤非熟悉历史不可。
我在大学学习时，初读《昭明文选》，感到很难懂；毕业工作以后，系统地读了《汉书》、《后汉书》、《晋书》、《南史》，对汉魏六朝的历史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回过头来再读《昭明文选》，在理解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进展。
应当系统地读几部史书，对一个时期的历史现象有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样，阅读文学作品时，对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在脑中就浮现出具体的印象。
多读历史，特别像《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不但可以丰富历史知识，而且对培养古文阅读能力也有很大帮助。
《史记》、《汉书》等不但文章写得好，语言比较规范化，有助于我们掌握古汉语规律，而且包含了大量为后世经常使用的典故，熟悉这些典故，对扫除古文阅读障碍也是一个重要条件。
\ 四、找好向导，掌握武器我国古代集部书数量非常丰富，在这浩瀚的典籍面前，我们必须读一点目录书，好比找到一位向导，便于找到需要阅读的资料。
在目录书方面，《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是根本，必须精读。
今人编写的读书指导一类读物，像《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群经概论》(周予同)、《经子解题》(吕思勉)、《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张舜徽)等，都是较好的入书，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学习原著。
此外，可以找一两本今人编写的工具书使用法一类书看看，作为向导。
\ 我们分析评价古代作家作品，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
要认真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历史唯物论和文艺理论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的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著作，对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文化提出了重要的原则和范例，应当认真学习。
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提出的对待古代文化和文艺的原则和态度，也非常重要，应当好好领会。
\ 总的说来，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做到：要找得到材料，能读得懂材料，能分析批判材料。
懂得目录学，熟悉古代文献的门类和渊源，是为了能够顺利地找到材料。
多读些古文，多读些古代历史和其它有关文献，主要是为了懂得这些材料，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中来理解。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思想武器，是为了能够对古代文学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