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企业的性质读后感
企业的性质《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发表于1937年，是由罗纳德·科斯构思完成的。
这篇著名的论文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企业的规模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文章从企业的定义开始入手，认为我们有必要对企业给出明确的定义。
而通过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这两种分析工具，企业的定义是可以获得的。
接下来，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对企业的性质做了全面的阐述。
第一部分：作者觉得探索企业的定义有必要先考察经济体制。
因此作者列举了阿瑟·索尔特爵士对经济体制的描述：“正常的经济体制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
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
同时，作者也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私人的计划。
但作者还是认为阿瑟·索尔特爵士的描述并不完整。
虽然马歇尔把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学理论，J.B.克拉克赋予企业家以统筹职能，奈特教授强调了经理的协调作用。
但这些仍然不能解释组织为什么会存在。
最后，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组织作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他几乎是不自觉的发挥自己作为一个单细胞的作用。
而我们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同时，作者也指出了自己写就本文的目的在于为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和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这两个假设构建一座桥梁，说明在现实中我们是如何对二者进行选择的，其影响因素是什么。
第二部分：作者首先就企业的出现是由于一些人具有指挥别人的愿望以及购买者较之于以其他方式生产的商品更偏爱由企业生产的商品这两种假设予以否定。
从而指出建立企业的主要因素是因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而企业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市场运行的成本。
另一方面，有管制力量的政府或其他机构的作用在某一程度上也促进了企业的产生。
第三部分：明确了企业产生的原因，作者把焦点放在了企业的规模上。
企业的规模与企业的效益直接相关，当时的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要想科学地分析和预测企业的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作者对此却持有不同观点。
基于之前企业产生的原因的理论，作者认为企业的规模是可以预测的。
作者指出，当其他条件不变，组织成本越少，生产要素的价格越低，企业家犯错的可能性越低，企业的规模就会趋于扩大。
而在实践中，上述的要素不可能满足，当企业的规模扩大时，收益很有可能会减少。
当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时，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企业的规模就达到了最大。
第四部分：作者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举例说明了为什么自己的解释比其他已有的解释更加可取。
当时有人说企业的产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一体化的力量，没有一体化的力量，分工将会导致混乱。
但作者提出为什么一种一体化力量（企业家）会替代另一种一体化力量（价格机制）
这于当时并没有合理的解释，因此被予以否定。
另一方面，有人觉得因为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得很多人安于接受合理的报酬而听从别人的指挥。
某些人具有较好的判断力和知识，这些自信者和冒险家为消费者承担了风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市场的资源进行整合和配置，从而使得企业得以产生。
但事实是，即使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体制中，仍存在协调者，尽管他们仅承担日常工作的职能。
由此看来，这一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上述观点也不能够解释价格机制被替代的原因。
第五部分：作者处理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是否相符。
作者是通过考察“主人与仆人”或“雇主与雇员”的法律关系来加以证明的。
作者指出：1、仆人必须向主人或主人的其他代理人承担提供个人劳务的义务，而契约就是有关物品或类似物品的出售的契约。
2、主人必须有权亲自或者通过另一个仆人或代理人控制仆人的工作和何时不工作，以及做什么工作和如何去做。
而雇主与雇员这种法律关系的实质，这正是本文所提出的经济概念。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本文的定义与现实是比较相近的，是能够指导实践的。
科斯的这篇文章可谓是经典之作，拜读了之后确实受益匪浅。
一方面对企业的产生和实质有了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对企业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
但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其局限性。
当人的大脑得到一个相对正确并且富有创新意义的观点时，我们就会不断地对此加以认同和证明，因此，就很有可能无法全面把握事实的真相。
本文在对企业的产生进行描述时，是把企业当作一个质点来看待的。
指出企业的产生就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减少。
但事实上，企业的内部是复杂多变的。
就企业与外部市场的关系来看，也是错综复杂的。
而人性也并不像作者描述的那么单一。
所以就现实而言，企业的产生并不单单是因为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另一方面是关于企业规模。
作者把它归结为两种交易成本的对比，当企业的交易成本等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时，企业最大化。
这一论点虽然具有指导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规模的本质。
然而事实上，企业的职能是有限的，就算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规模。
企业的规模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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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企业的性质的读后感 科斯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根据题目可知该文主要论述企业的性质，但是科斯在论述这一问题时首先讨论的是企业为什么出现
当然只有企业出现了才能谈及他的性质，只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便于理解，科斯在讲述企业为什么出现时就先分析一下经济学家们通常研究的经济体系。
Arthur salter爵士所描述的经济体系是：正常的经济体系自行运转。
就他的日常运行而言，它不受任何中央控制，它也与需要中央的监督。
在他们眼中经济体系由价格制度协调，社会不是一种组织而是一种有机体，经济体系是自行运转的。
但是科斯认为Arthur salter爵士的分析是不完全的。
其后Marshall又引入了组织的概念，把它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J.B.Clark富裕企业主协调职能。
Knight教授引入了负责协调的经理。
D.H.Robertson指出在企业外部，价格变化指导生产，这是一系列交易协调。
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被取消，进行这些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主取代，后者指导生产。
经济学家把价格机制看做是一种协调工具，他们同时也承认企业主的协调功能，经济学理论中，在资源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的假设和资源配置依赖与企业主的假设之间存在一些分歧。
而科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构建一座桥梁来沟通这两种假设。
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牵涉了企业为什么出现的原因，科斯认为价格机制可能被取代，如果取代他的关系从其自身来看是合理的。
因此企业的出现肯定有他的原因，科斯认为一个企业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其成本他认为有发现价格的成本，专业出手这类信息的人就出现了，当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但是不可能取消成本，也就是说在市场交易通过价格机制会有成本，而通过企业主来交易会降低这一成本，当然人会选择后者，于是企业存在了。
另外使用价格机制还有其他的不利之处或成本。
比如有人为了规避订立合同带来的费用，就是通过订立长期合同的方式来减少成本，但是，长期的合同或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受到限制。
买方就越不能规定供应方的行为。
买方不知道他将希望供应商采取那种行为。
因而，所提供的服务被表示为一般条款。
集体细节留在以后解决。
当资源配置以这种方式决定与卖方时。
科斯认为企业这种关系就产生了。
另一方面科斯认为企业出现的原因还包括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政府或拥有管制权利的其他机构常常对市场交易何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交易区别对待。
比如消费税只对在市场上交易的行为征收，而对在企业内部的交易不征收。
这也促使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科斯得出结论：企业是资源配置由企业主指导时所产生的关系体系构成的。
接下来，科斯有论述了既然企业已经出现为什么不再一个企业内部进行所有的市场交易那
也就是关于企业边界的问题。
答案是这样的:首先企业的规模变大，在企业主的职能上，可能存在收益递减，就是说，在企业内部组织的交易越多成本就越多。
其次，随着被企业的交易的增加，企业主可能无法把成本要素安置在其价值最大的用途上，就是说，他无法做好的利用这一生产资料。
最后，一种或多种生产资料的供应价格可能上升，因为一个小企业的其他优势要超过一个大的企业。
前面两种原因于经济学家提到的管理收益递减相吻合。
新制度经济学的五个代表性人物是谁
他们的主要观点分别是什么
谢谢
新制度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一支突起的异军，它的源头是大家公认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业的性质》。
之后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似乎对这篇文章视而不见，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两篇宏文问世之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
对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词。
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大经济学家认为1937年的文章太过空泛，从逻辑上看虽然无懈可击，毕竟难以操作。
当然张五常先生肯定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后来1960年文章的源头。
新制度经济学的名字是威廉姆森给起的，在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制度学派，之所以有一个新字冠在前头，主要是为了和以凡伯伦、康芒斯、密切尔为首的老制度学派相区分。
老制度学派曾一度在美国成为主流，那是大萧条之后的几年里，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的过度时期，迷茫的美国人对自己国人的思想第一次重视，但是，可是说旧制度学派几乎没有给现代经济学留下多少东西，也许正如科斯所说他们本来也不愿留下些什么。
科斯在1998年的AER上发表的《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说：“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康芒斯、密切尔等都是一些充满大智慧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是反理论的，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资料，很少有东西被继承下来。
”虽然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曾一度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声名显赫，但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影响几乎看不到。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NIE）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非常活跃，而且也逐渐得到了主流的承认。
1986年，M atthews就任皇家学会主席的演说中提到：“在我们的学科领域里，制度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Maathews,1986）在他看来，NIE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他提出了两个有意义的命题，第一，制度是重要的，第二，制度现象将影响经济理论工具的分析。
对于第一点来说，倒算不上是新制度分析的功劳，因为无论新旧，两派都强调制度是重要的。
因此在我看来，NIE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它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更为真实可行，更为敏锐的视角。
阿罗（1987）说：“我现在思索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的一个答案。
它并没有为传统的经济学问题——资源分配和效用度量——提供一个新的答案，但他回答了一些新问题，为什么制度是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其他呢：它融入了经济史，但却提供了比传统的方法更为尖锐（微观分析）的推理方式。
”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微观分析方法呢
张五常在1991年的这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中开篇就讲到了这种变化。
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
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
”而新古典大家马歇尔又过于急噪，总是太想把经济学象心理学、生物学那样挤入科学的殿堂，虽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
”在此以后，人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了经济学大厦的工程建设，力图从效用理论、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个方面将新古典的大厦夯实，使得经济学以一种严谨的形式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称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是最成熟的。
然而，这一切在20世纪5、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经提出了不确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费用范式和社会成本问题，哈耶克（1937，1945）的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以及迪克莱特对反垄断的口述传统都对新古典造成了冲击。
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堆分析工具，尽管他们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应该是它的研究内容或论题，“我想经济学家应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
”（1998）如此以来，我们就不难看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正是在不满新古典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了实际内容方面而兴起的，这个学派既吸收了传统的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范式。
一、 制度与价格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成本，价格机制也是制度之一种，它的运行同样如此，但价格机制仍有它显著的优越之处。
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人与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因为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所以竞争和稀缺是同义的。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或称为产权或称为制度，无疑人们是无法走出霍布斯丛林的。
这是一种困境。
我们姑且不在此讨论霍布斯、卢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为那显然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只来考虑分析制度的绩效。
讨论绩效，必然要假定人们已经走出了丛林状态。
然而，即便产权确定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产权人的需要，竞争的产权规则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
这些方式中，价格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
只不过，它的绩效最高，相对于租金消散所带来的人们的成本来说，是最低的。
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
租金是对使用资源的一种支付，这种支付就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我们为满足最终享受收入而必须花费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专指地租。
李嘉图当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价格，它不随人们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供给状况，因为供给根本缺乏弹性。
其实，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几乎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存在这种供给的缺乏弹性。
那么，对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就必须通过一种机制来完成。
在历史乃至现代，这样的机制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对稀缺的政治资源的分配，现在机关里的论资排辈现象等等也是如此。
其实，这和男人凭气力、女人凭容貌来排列本质上讲并无二致。
虽然这些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一再为人们所行使，但人们的代价有的时候常常会十分高昂，这一代价就是租金的消散。
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为进华府亲近秋香假装卖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则假装卖身葬全家，二人都想进华府，但石榴姐手中却只有一个名额，于是竞争势在难免。
石榴姐自称心肠软，见不得别人家惨，于是二人就制定了一个相互比谁更惨的竞争规则，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为此打断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们竟然因此而命丧黄泉。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
这和排队成本一样，只不过它更夸张，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要达到最后分配的目的，即一个均衡状态而已。
如果石榴姐的心肠没那么软，而是很黑，让二人出价竞争，租金就不会消散，结局也不会这么悲惨。
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不采用价格或使得价格扭曲的情况，总会有另一种规则来代替它，但是代价会十分高昂。
正如哈耶克（1945）所说：价格机制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许是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
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时候人类偏就是选择了非价格的配置规则，正如张五常（1974）所说“租金消散能导致均衡的观点是一种机械演习，不是经济学命题”，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于是，接下来就引出了年轻的科斯当年的问题。
二、企业的性质与交易成本如果象我们上一节所言，那么价格机制就应该是最佳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新古典辛苦了几十年，无非也是想把这一思想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基础更为坚实。
然而，真实世界比理论显然要复杂的多，人类的智慧与上帝相比，也许根本就是上帝跟人类开的一个玩笑。
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学生科斯拿到奖学金从英国来到新大陆，并巧妙的参观了福特的汽车公司——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于是科斯开始问了他的两个问题：一、既然“黑板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体系如此有效，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里还有依赖行政命令运行的企业的存在呢
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企业在市场的大海中在什么样的规模下被确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写成四年后终于发表，这就是《企业的性质》一文。
科斯首先表明，其实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并没有对企业问题视而不见，新古典并不比古典经济学更狭隘，但他认为，那些重视及解释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奈特的观点。
奈特利用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作为工具进行分析，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产生。
风险是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种不确定，但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崭新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根据这样的分析工具，奈特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总有少数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的性质，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拓新，勇于为利润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中性的，他们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让风险偏好者指挥他们，但条件是偏好者-企业家要确定的保证他们的薪水，于是，公司就在这样的权利划分中成立了。
这是《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的思想。
但科斯不认同，他一方面认为奈特也承认管理者（非企业家）也负有日常管理的责任，这一现象奈特无法解释，奈特的分析无法给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风险偏好不同，那么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完全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来以市场完成之。
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并非是无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只有这一成本小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人们才会通过市场来完成。
这个成本就是科斯首创，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我们稍后再谈，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科斯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是之后几十年NIE乃至主流学者们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
科斯的答案比较家但，这就是那几个著名的圈圈，他说，在一个城镇的消费中心A的外围有产业B、C，如果我们的企业处在外环C处，那么在交易成本边际上高于组织成本时，企业就在环内扩张，这就是规模效应，而这种扩张会带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增加管理的难度，以至于大于了市场交易成本，那么企业的边界在横向上就会被确定；而向内环B的扩张也是如此，即与B的市场交易成本与合并后的组织成本相比较，边界也可以通过边际分析确定。
应该说，科斯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范式，而交易成本则是一个应该加以解释的概念。
许多经济学家不满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非难的，的确，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定义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这里的分析显然会显得空泛。
后来的对纵向横向一体化的分析几十年间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进一步讨论了。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看到解释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是多么重要。
但在简单讨论它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略微提一下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的观点，就是队生产问题。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不认同科斯，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企业内的“权威”（authority）的问题，企业内的雇主与雇员和杂货店的老板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并无二致，企业之所以出现，全是因为队生产的需要。
完成一件工作，由于分工的原因不可能不合作，而合作通常会面临对努力的计量和监督两个问题。
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计量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为努力程度有的时候很难观察，这需要一个监督人，而且我们还要给这个人以剩余的收入权，使他有动力防止人们的偷懒而不是合谋。
于是，企业家出现了，企业也因之产生。
在他们1972年文章里，他们还讨论了诸种企业的类型，并得出了企业作为市场上的信息搜集场所的结论。
对于这个观点，张五常一直无法认同（1991），他认为他们二人的分析在假设上就是不必要的，偷懒和理性是重复，本着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张五常认为这一分析全无必要。
这中不用交易成本范式所进行的分析骨子里并没有脱离开，计量和监督问题，本身就是信息成本问题，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们二人只从生产的角度谈论企业，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存在。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交易成本。
老实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极难理清。
罗宾斯说：“一个定义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通常要从该定义的实际运用中寻找。
”但是，在交易成本的运用中各人的理解也全然不一致。
科斯在他对张五常1991年文章的评论中写道：“如果在个人之间交换的可能性被引进这种伊甸园，一系列新的活动将不得不接受。
购买者和出售者将彼此寻找：购买者想知道供应商所能提供的，而供应商想知道购买者想购买的；双方都想知道另一方做生意的价格，对此要进行谈判，签订契约，确定他们观察到的条款是否无误，等等。
市场将会建立起来，专业的代销商和经纪人将出现以助于交易过程。
所有这些活动的成本就是我叫做交易成本的东西。
”在科斯的文章中，他的这个定义是合适的。
但张五常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
》一书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应该是鲁滨逊世界里不存在的一切费用，他更乐于称之为制度成本。
这样以来，在他看来，文革中的背语录，表忠心，跳忠字舞都是交易成本。
这样的定义显然和科斯的定义相去甚远。
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投机出发来论述交易成本的意义，人们由于有限理性，常常难以确切知道未来及他人的决策，因此需要测量成本和签定契约的成本，同时，人们又是会欺诈的，狡猾的，有投机行为，因此还需要监督，这几乎和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观点有些类似。
此外还有阿罗“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以及巴泽尔“产权换手的成本”之类的概念，无不是出于自己的运用方便来定义之。
由此，我们可以略微知道，在当今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还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至少不存在一个大家广泛接受的交易成本概念，这或许就是威廉姆森（2000）所称的多元化。
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应用角度出发来谈论这一概念，莫衷一是。
对词，我认为，交易成本其实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
仔细分析一下，以上的所有定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科斯的发现价格的成本，无非也是人们为确定下次交易对方的行为、地点时间等而付出的费用，张五常所眼的欧洲的教堂和中国的忠孝礼仪制度等是交易成本，也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在大家能共知的轨道运行，大家形成共识，使得我们彼此的计划一致，这样我们的交易就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
如果对方常常欺骗，行为不可预期，我们就必须制定出一系列的或明或暗的规则来限制和惩罚这种行为，所有的这些花费都是交易成本。
总之，我觉得不存在交易成本增或减的问题，只存在能否使得大家的预期相互确定一致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我们评价哪个交易成本高或低必须基于这样的基础。
三、社会成本与科斯定理我至今无法确切的知道社会成本的含义，也许这是一个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命题。
我们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来入手讨论科斯的那篇宏文《社会成本问题》。
其实，这篇文章远不如《联邦通讯委员会》好读，而且思想大体上已在后者中披露，其所举的例子也远比牛与麦子更为适当，因为空中的电波是很难观察到是谁侵犯了谁，法官在这点上往往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清醒不了多少，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仍然来举牛和麦子的例子。
简短捷说，不论牛或麦子的产权归谁所有，只要在私有产权之下，自由交易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总是得以实行，那么由牛吃麦子，而非扎篱笆总可以使得双方的利益增进，分析的方法仍然是边际分析。
只不过比庇古要明白的多，庇古借用外部性这样的概念得到的结论伦理上的含义太过浓厚，恐怕在借用这一概念之先，庇古先生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
的确，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科斯尤其强调产权的重要性，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在波段这样的市场上，产权无法清楚的界定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即使产权界定不明确，如果交易成本为0，大家也是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的（张五常，1982），但真实世界从来不会有交易成本为0这样的情况出现，因此，权利的界定显得异常重要。
之后斯帝格勒的那个科斯定理的定义，显然与此有些差别。
那个定理的一个经典的表达是：无论产权谁属，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帕累托条件总是可以达到的。
这样以来，常常误导经济学家认为重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不重要，这正好是南辕北辙。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上述科斯定理的反命题也是正确的呢：只要产权清晰，不论交易成本为何，帕累托最优总可以实现。
直觉告诉我们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清晰的产权如果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福利不一定能够最大化。
如果我们跟着去讨论权利和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是误入泥潭，空泛的讨论无助于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交易成本从来都不可能为0，因为其他人和我们的认识建立在相同的可预期的基础之上从是不免费的，所以这一点根本无须讨论。
要讨论的，在我看来正是张五常认为的比成本更抽象的权利，但我认为，权利的结构的确定应该是社会成本问题的核心。
如果这一结构确定的话，交易的实现总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总可以通过交易确定彼此的权利边界。
在这里，我还是很赞同张五常的这句话：“科斯的工作促使我们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约束条件。
他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相反，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角度，能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各种经济现象。
那些认为科斯的论点是同义反复的人，必定是忘记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科学发现是从某些同义反复开始的。
一种逻辑必定只是一种定义，但它也只是从一种角度看问题的。
科斯所理解的世界总是现实的世界，而且直到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知道它是这样的有趣。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际的案例，也许它揭示给我们的信息远比那个所谓的定理跟多的多。
《青年时报》 2003年6月12号 星期四 民间调查版绍兴县马鞍镇湖安村桥下夫自然村，自从2000年12月以来村民就饱受湖山石料场的炮声之苦，许多村民的房子都因此出现了裂痕，有的时候石头被崩出来也让村民受尽了惊吓，甚至村民傅华婷的儿子要结婚，对方父母认为这样的环境无法让女儿居住而不让自己的女儿过门。
严重影响了该村村民的生活。
但湖山石料场的场长韩军也是颇感委屈，他有一堆各类证件，有合法的手续保证自己的权利是合法的，他对生产的安全也非常重视。
他本人也承认对村民造成了伤害，决定给自然村村民每人1000元的补偿，但只有8户人家收了钱，大家对价格可能不太满意。
这件事情向县镇有关机关反映过，石料场亦遵从了意见书，作出了很多牺牲，受到了不少损失。
但问题并为解决，该自然村24名妇女从5月29日起开始，在石料场门口拦车，他们意欲阻止石料场施工。
6月2日，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打斗，各有受伤和损失。
尽管当地的多个石料场和老百姓有矛盾，但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因为马鞍镇地靠杭州湾，滨海工业区以及围海造田，都需要大量石料，所以双方矛盾虽多，但石料场的生意依然红火。
如何来分析这一案例
应该说，石料场的产权是界定清晰了的，镇政府和该石料场签订的五年合同，五年内石料场有权开采山石，那么，村民呢
村民也有享受安静的居家生活的权利，双方的权利界定的十分清楚。
如果按照庇古的分析，我们应该罚石料场，但这根本无济于事，首先政府也需要石料场的石料供给，村民的权利应该保护，但为了正常的生产和工程开发，石料场的权利也应该保护啊
所以，外部性的概念在这里就遇到了困境，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那么，按照科斯的方法又会如何呢
按道理，只要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是完全可以由牛和麦子的例子中得到相类似的结论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与村民就价格的订约成本实在很高，很可能高过石料场的底线，因为，谈判是要一家一家的进行的，很可能有的人对平静生活的要价很高才肯放弃，而所有的人又都会按这一高价成交，所以，交易成本可谓极高，因为预期要一致实在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使村民迁徙的成本也很高，石料场迁徙更不可能，他几乎得不到补偿，因为村民是不可能补偿给石料场的。
这也是个悖论。
这个案例是我们认识到，在产权的背后，在交易成本的背后，应该还隐藏着其他的因素，对权利的保障所受到的影响往往并非双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原因。
四、企业契约安排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和第二部分有重合之处，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契约理论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并非偶然，早我看来这一变化是权利的选择和治理问题逐步走到前台的结果。
科斯早在1937年的文章里就曾提到，他认为企业作为一个契约替代了市场上的一系列契约。
张五常根据计件契约（1983）的考察，认识到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非完全可分，因此认为要素契约替代了产品契约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五常的困境。
他主张认真研究可观察的契约和制度安排，并且说：“这就是什么是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生产和交易活动通过契约组织起来，在没有考虑到契约安排的情况下，总的来说，这些活动在我们的分析中被忽视了。
当契约或制度安排改变以后，生产和交易活动也要变化。
因此，如果制度或契约安排被忽略，经济分析的预测力就会下降。
”但他同时又说：“然而，契约或制度安排，是经济行为的一部分。
它们自己也需要说明。
”“对制度研究兴趣的迅速增长，是最受欢迎的。
然而，就我的观点来看，许多著作许诺的多，履行的少，所采用的某些方法并没有什么成效，这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肯定有赖于付出巨大努力去探索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
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它。
对于制度安排或契约安排的观察并不像数据那样简单，世界太复杂了。
”（张五常，1991）这一声叹息并不能抹去问题的依然存在。
如果我们仅只看到一堆堆的契约的存在，我们很可能会完全看不到企业到底在哪儿，在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卷三》中张五常坚持企业并不确实存在的观点，而科斯乃至阿尔钦都不同意他的这个判断。
我们还记得他1983年文章的结尾所写的他在香港擦皮鞋的故事，的确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企业的影子，只看到两个小孩之间的契约。
微微观的分析方法在这里成了这样的一幅图景，一个试图描绘蓝鲸的整体特征的科学家骑在蓝鲸的背上拿一个放大镜来观察蓝鲸。
这样的预测我们同样无法相信。
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十分迅速，这实在不是这篇简短而宽泛的文章所能介绍的。
最值得注意的也许还是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但这同样不能轻松的写明白，只好暂时打住。
总之，我认为研究微观层次上的企业，我们的尺度应该拿捏准确，统计也许总不真实，但有助于我们获取整体的印象，增强理论的预测力，而如果总是解释特定的契约形成，我实在不能清楚的确信它的预测能力。
是啊，世界太复杂了，因为你总是从沙粒看起的。
结束语在这篇文字中我信马由缰的谈了关于租金、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以及企业契约的研究视角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宽广，关于国家的理论和产权理论本文并没有涉及。
我大致的印象是，NIE是一盆浑水，我们每个人都竭力去看清全貌，结果发现看出的都是自己眼前丁点大的一片地方。
我们都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如此复杂，我们个人的经验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概括出整个世界的面貌。
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在这里的处境是尴尬的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主要说的是什么
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个方面，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某种共性，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说，马克思“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当今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读完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
[1]（P38）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本文将依次从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原因。
一、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被西方经济学者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曾经包含有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历史的分析，但是，他这些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后来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却被非主流的马克思经济学所继承和发展。
当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意识到这种缺憾，即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他们不仅对斯密的开拓性探索产生了兴趣，而且更加关注离他们更近的马克思所进行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影 （一）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对政治的分析--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简而言之，所谓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诞生30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年--引者注）之后才得到承认”，[3]即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
不过，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布坎南获奖的前一年就曾指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二）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宽到对制度的分析--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最终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其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也先后获得了1991年、1993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姆森在《治理机制》一书中说，欧洲“有一种较古老的制度经济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
[10]（P269-270）卢瑟福在《经济学中的制度》一书中也表示，“各种各样的制度分析”也可以在包括“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著作中找到。
[11]（P1）恩格曼在《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一文中，则将马克思的著作列为 “关于欧洲经济变迁可参阅的经典著作”之一。
（三）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现代西方兴起的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正如斯威德伯格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一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末出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只不过是“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马克思”当年所进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的再现。
（四）将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通常所说的“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实际上应当直译为“法和经济学”，其“历史十分久远，但现代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28]（P1-30） 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解释始于19世纪50年代”，“这种解释方法”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盛行于德国和意大利，并被应用于历史学的每一个分支”，而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则“渗透进了英美法律思想之中，而且至今仍是法理学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
[29]（P136）这就是说，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学解释对现代西方法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英国著名法学家戴尔斯也认为，“马克思对法律进行的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分析”。
[30]（P395）可见，“庞德和戴尔斯都承认马克思是现代法经济学的先行者”，或者说，“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并不是以罗纳德·科斯、理查德·波斯纳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法经济学者的专利”。
[28]（P153-180）波斯纳本人也在《超越法律》一书中告诫读者，“不要仅仅因为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那么吃香了，就轻易拒绝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职业界的某些典型思想模式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20世纪下半叶，西方拓宽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流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经济学与社会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的发展，都受到了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启示或影响，可见马克思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之深远。
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当年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几乎涉及到经济学的所有重大课题，为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理论扩展的空间。
二、马克思在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里昂惕夫曾表示赞成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36]他所说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 在20世纪后期，当西方学者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即所谓纯粹经济学方法进行反思时，他们回想起早期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哲学思维，因而也想到了马克思。
正如豪斯曼在《经济学的哲学》一书所说:“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兴趣，发生在它被哲学家们忽略了几十年之后，……我相信，应当向那些思想巨人--比如穆勒、韦伯或马克思--认真地学习许多东西，学习他们是如何试图解决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那些问题的。
”[38] 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即“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灵魂”，就是其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展与不发达理论。
”[46]（P1-2） 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在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产生了主要影响。
（二）对经济学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一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历史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演化思想运用于对经济的分析之中。
霍奇逊指出，马克思对经济的历史分析表现为，《资本论》不是“从一个一般性的、非历史的‘经济问题’开始”， 而是“从分析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本质社会关系开始的”；因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想写一篇对所有社会-经济系统都适用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必要“集中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以及支配这个系统运作和演化的关系和规则”。
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理念“为包括历史学派自身在内的许多其他学者提供了指导性的启示”，而且其贡献是“之后的理论家们难以媲美的”。
[47]（P54-64） （三）对经济学的具体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在上两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是通过西方经济学者对所谓“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质疑、修正或补充而产生的，那么，在这一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就是直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纯经济学”研究方法本身所产生的影响。
1.投入-产出分析法 里昂惕夫由于“提出了投入产出法，并建立了投入产出的理论体系”而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52]（P42）多尔夫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昂惕夫”辞条中说，“当里昂惕夫于1933年左右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法时，这种方法作为一种纯理论结构已有很长的历史”，其一是魁奈的经济表，其二就是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
[53]（P177-180）萨缪尔森则明确表示，“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成长模型做出了重大贡献”。
[54]（P326）德赛也强调：“我们现在可以表明，由于某些方面的发展，例如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许多比马克思做得更优雅的研究都是由马克思自身的观念开创的。
”[55]（P68） 可见，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2.数理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数学化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是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马克思当然不会赞同那种“除了没有思想什么都有”的研究方法，但他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否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必要性。
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就明确指出：“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的数量关系来决定。
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56]（P58）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手稿时也指出，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
[57]（P9）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时还请了他的朋友、剑桥大学的老数学家赛米尔·穆尔来帮忙。
[56]（P8） 萨缪尔森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数理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稳态和扩展的增长均衡》[58]的文章，而且，他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撰写的“斯拉法经济学”辞条中也明确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是一位堪称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
[59]（P486-496）森岛通夫也认为，“在我看来，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60]（P2）并强调，“应该承认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
[61]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萨缪尔森和森岛通夫这两位当代著名数理经济学家之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中有高深的数理经济学模型，而是因为马克思“能够早在数学家提出这些问题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并得到了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61]即“做了很多预示现代解析性经济模型的先驱性工作”。
[62](P62-70)他们所说的这些“先驱性工作”，就是指马克思所做的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或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影响的工作。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也表示，虽然不大清楚“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
[63]前面所说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三、马克思在基本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不仅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改进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经济增长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库兹涅茨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伊斯特林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库兹涅茨”辞条中指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库兹涅茨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制度学派，进而到德国的历史学派，甚至到卡尔·马克思”，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以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寻求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53]（P75-78）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则在“增长模型”辞条中，将“马克思和卡尔多的增长模型”与“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等并列作为经济增长模型加以介绍。
[53]（P519-525）可见，他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
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一书中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并称马克思“对增长理论有多方面的贡献”。
[64]（P28-29）萨缪尔森则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通常所说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54]（P135-137）索洛和斯旺本人对此看法如何，笔者不得而知。
不过，索洛在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的一次演讲中谈到自己1940～1942年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情况时说，他修了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和斯威齐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并称从这些课程中“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65]可见，索洛这位著名经济增长理论家确实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
大卫·卡斯被称之为“现代动态经济学的核心贡献者之一”。
当有人问在他的导师宇泽弘文之前，“您知道哪些经济增长理论”时，他回答说“宇泽弘文曾作过一个关于经济历史学的学术报告”，“列举了从李嘉图、马克思算起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并用增长模型再现了这些人的工作”，并表示“宇泽弘文的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66]也就是说，他起码是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可见，正如吴易风先生所说，西方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做的开创性贡献”。
[67]这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罗尔认为，“在危机学说方面，毫无疑问，马克思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如果马克思的“这些贡献”早一点“普遍地由经济学者们继续研究”的话，那么，“其效果会更大些”。
[68]（P286）不过，他的这种设想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前，西方经济学者并没有把马克思的警告放在心上，只是在“大危机”爆发后他们才开始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感兴趣。
正如海尔布罗纳所说，虽然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周期性繁荣和崩溃的预测”，“但马克思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危机倾向（我们称之为商业循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
[69]（P155-156） 哈耶克就是在“大危机”爆发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课程，并“写了20页的教案”，还附有一份参考文献，上面列有马克思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的著作。
[70]（P263）在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中，哈耶克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他还指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的研究又是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为“起点”，他自己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
[71]（P133）简言之，在经济周期理论上，马克思的思想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影响到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再通过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影响到哈耶克。
巴克豪斯也认为，“马克思用固定资本的积累来分析经济周期”，正是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作品，“渗透进了关注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20世纪经济周期理论”，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即使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也是重要的”。
[72]（P172-173）荣卡格利亚甚至认为，“马克思对商业周期分析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工资和失业的反方向运动关系，它预示了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所以，“直到今天他的理论仍然为我们所关注”。
[73]（P220）布劳格也将马克思关于“商业循环的内在周期性”的理论列为“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在《资本论》中所包含的大量“精辟分析”之一。
[74]（P140-141） 可见，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分析，从不同的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产生了影响。
（三） 对报酬递增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扬格1928年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纽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介绍扬格时强调，“除去马克思曾对这一问题做过有意义的讨论之外”，扬格“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内容第一次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
[59]（P1015-1018）瓦西莱斯基在“规模报酬递增”辞条中，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4节”、扬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施蒂格勒的《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并列，称这些文献利用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常常不自觉地提供了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理论的基础”；并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两段话分别说明：（1）马克思认为“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社会分工”，后者是“工厂中的分工”；（2）“马克思也看出，垂直合并的程度越高，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也越高”。
他还认为，对于报酬递增原理，马歇尔是“在斯密、马克思和穆勒以后的唯一一个提出新的一般论点（不是应用）的人。
[75]（P821-826） 可见，马克思被认为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贾根良在《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认为，“如果报酬递增理论能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吸收更多的营养，将会更具说服力”。
[76] 以上分析说明，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深远的，正如林致远所说：“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极其深刻的内涵，长久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事实上，即使是活跃于当代经济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新经济史等，也都难以绕开马克思的身影。
而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周期学说，更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清晰的论证在经济学的殿堂中永久地占有一席之地。
”[77] （四）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前面的分析虽然也涉及到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某些具体原因，但还不足以回答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预言并充分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为什么会对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呢
首先，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必然存在着某种共性，否则影响就无从说起。
尽管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实际上都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
[78]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像关注斯密和凯恩斯一样，关注马克思在“看待资本主义时都看到了什么”。
[1]（P21）这就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虽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他研究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只是他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而已。
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
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79]（P52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就包括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内容。
这是马克思能够在改进研究方法和具体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虽然西方经济学者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很多西方经济学者都对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具体运用产生了兴趣，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制度为不必要研究的既定前提和经济人假定仅限于经济领域等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包括新经济史学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法经济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影响，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
这也是马克思能够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及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一个超长期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80]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但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刻，其影响也就更加深远。
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
所以，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再次成为畅销书；[81]英国路透社称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太准了”；[82]就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也表示，“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
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83]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以至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家评出的“千年伟人”中，既没有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和曾“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也没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或弗里德曼等人，却有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
什么是中国经验
如何评价中国过十年的改放
改革开放如何更好行下去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了贪污腐败、信用缺失等社会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吗
可以通过继续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中国在百年多的现代化历程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哪些事情上做对了
中国目前有哪些挑战和问题
如何平衡中国自己的传统特色与世界文明的融合
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经济失衡、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并如何解决
中国该如何发展市场经济
中国需要怎样的思想市场
对中国未来的建议是什么
\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
亿万中国农民藉此摆脱了极度贫困，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从激进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一个古老的人类文明从此走上复兴之路。
中国市场改革的经验也启发全球其他国家拥抱市场经济，积极地领悟并探索市场的仁慈和创造力。
而且，这个非同寻常的经济大转型完全出人意料。
1976年去世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在短短的30年间，中国这个世界上贫穷落后，与世隔离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
而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把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在《HowChinaBecameCapitalist》一书中，我们试图解释这个大转型的来龙去脉。
后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阶级斗争，把精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但他们当时对市场经济的了解颇为有限，而且他们有限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此前轰轰烈烈的政策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双双大倒退。
中国不仅把自己孤立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之外，而且也切断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精神依托。
除社会主义之外，中国对其他道路知之甚少，唯有从社会主义实验的废墟中重建自身。
同时，的逝世和他的激进主义的破产为思想解放创造了空间。
在1978年初中国爆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辩论，进一步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了激进意识形态的束缚。
中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实事求是也得以复苏。
虽然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绘好的蓝图，但中国领导人胸襟开阔，立志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后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拉开了它的序幕。
\ 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大转型是由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改革共同推动完成的。
一个由北京精心策划；其目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得一清二楚，那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个由国家主导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因为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该战略是要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包含了放权和让利改革前，国有企业严格由政府管理，而且必须把他们的所有利润都交给国家。
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自由企业在时代根本不存在。
可以理解，一心要挽救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把它们的努力放在国有企业身上。
\ 另一个改革我们称之为边缘革命，它是一系列草根运动和地方基层相结合的改革措施。
不同于国家主导的改革，其重点是强化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边缘革命一步步把私有企业和市场带回中国，为中国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
当农业单干户还被北京禁止的时候，四川、安徽、贵州和许多其他省份食不果腹的农民已经偷着干了。
国家计划外的乡镇企业给农民带来了非农就业岗位；这不仅导致农村工业化，而且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在改革的前20年，乡镇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高达40％。
\ 当家庭农业和乡镇企业在中国农村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城市也见证了自己的边缘革命。
的去世终结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再教育的运动。
数千万知青突然从农村返城，但大多数找不到工作。
为了解决这些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北京被迫允许他们自谋职业。
由此，私营经济在城市迅速崛起；国有企业不再垄断中国的城市经济。
\ 在边缘革命中，经济特区有些特殊。
虽然这是广东省地方当局提出的想法，直接由北京拍板，但即使这个特殊的例子也有助于说明其边缘性。
当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其他沿海城市如上海、青岛和大连等均被排斥在外。
这是因为后面的这些城市，尤其是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工业中心。
经济特区是一项迫不得已的实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后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有深刻的变化。
在他们的领导下，北京坦然承认自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缺乏经验和专业知识。
在改革方面，北京开始允许地方释放积极性和主动性，随后，大力鼓励地方在政策试验中发挥带头作用。
虽然北京当时仍被社会主义理论缠住手脚，地方政府和老百姓较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
他们在国家计划之外探索新的途径来振兴当地经济。
北京一方面继续垄断政治权力，但在经济事务方面，北京不再是八面威风的中央规划者，它更像是一个门卫。
由于各省、市、县经济发展的竞争，中国成为区域竞争的一个巨大实验室。
这个过程如何在不经意间引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市场转型，在我们的书中有详细的交代。
二和俄罗斯及其他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不同，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从未放弃过社会主义。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社会主义需要公有制为基础以确保共同富裕。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才允许国有企业私有化。
尽管如此，他们并未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制。
一些关键行业（包括银行、能源、通信和教育）保持了国家垄断。
因此，很多人将中国经济定性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
但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继续存在并不证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是中国改革的功臣。
中国经济的崛起靠的是边缘革命和区域竞争。
国家垄断并非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
恰恰相反，在未完成的改革议程中，国家垄断行业高居首位。
与中国领导人的良好愿望相反，国有企业并不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反而加剧了不平等，滋生政治腐败。
\ 中国对公有制的顽强信念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
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一言九鼎，乃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
在近代，拜康有为和孙中山之赐，天下为公的思想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他们二人都把天下为公奉为公有制的先声。
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国人对公有制的崇拜情结进一步固化，也愈发复杂。
在和大多数他那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私有财产是中国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的根源，而视公有制为灵丹妙药。
在近30年的社会主义实验和30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恍然大悟。
在改革中，设备简陋，饱受歧视但顽强拼搏的民营企业把养尊处优的国有企业抛到脑后。
即使国有企业日进千金，它们也往往并不为公众利益服务。
天下为公其实有另一种解读。
就从字面上看，它告诫公共事务管理人员要公正不阿，不偏不倚。
这正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的精神。
这种解读和孔子另一则微言大义，政者正也，不谋而合。
\ 贫富不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
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在结构层面上，经济增长从来都是非均匀的。
即使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也始终存在着停滞和萎缩的行业。
即使在一个快速增长经济中的领头行业，也有为生存而挣扎甚至歇业的企业。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熊彼特称为的创造性破坏有关；创新产品取代原有产品，迫使旧产品的生产厂家改行。
其实，所有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的时候都是一种赌博，有赢必有输。
企业，行业间相互竞争合作，时而齐头并进，时而交错上下，更不用说中国区域间的巨大差异。
另外，就个人层面而言，技能、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人际差异不可忽视。
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幻觉；甚至领导下的中国也充斥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特权。
\ 幸运的是，重要的不是贫富不均本身，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富不均。
如果贫富不均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人们会广泛接受；在众人眼里，成功者是他们的英雄和榜样。
只有当贫富不均是贪污腐败的结果时，它才会煽动嫉富、仇富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和敌意。
孔子的教导不患寡而患不均经常被引述。
但是，很少有人谈及孔子这句名言的下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
在当今中国，贫富不均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在于贫富不均自身，而是它背后的制度原因，市场扭曲和缺乏公正。
\ 自由市场无法消除静态的不平等，但它给每个人机会，去努力尝试，拼拼自己的运气。
于是，整个社会尽可能接近动态的平等。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能明天会发现自己的产品已经过时，被消费者淘汰；一个身无分文的民工如果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也许他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工厂。
从长久来说，一个没有歧视，消除特权的自由开放市场是让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最有效也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 可以理解，一个负责任、关心大众福祉的政府会积极制定政策，以求减轻贫富不均的不良影响。
在许多国家，教育政策是减少贫富不均的有力武器。
然而，在中国，教育实际上加剧了代际间的不平等。
好的教育留给了经济条件较好的人群，农村儿童受教育的条件每况愈下，师资雄厚的中学、大学都集中在大城市。
所谓的三公消费（政府在商务宴请、旅游和车辆上的支出）竟然和国家的教育预算不相上下。
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远高于国家对贫穷人口的资助。
一个积极干预经济的政府带来的贫富不均远比自由市场产生的不平等更糟糕。
\ 中国的经济转型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刚登上历史大舞台。
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经济一定以我们今天无法预测的方式继续发展和演变。
那些批评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不可持续的人瞄错了靶子。
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开放社会不断实验和自我完善的起跑线。
新知识的增长在这个进化过程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
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长远挑战才刚刚开始。
三我们中的长者（科斯）从未到过中国。
还在孩提时代，他读到了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
他和6个世纪前的马可·波罗一样惊讶。
中国文明在陷入停滞之前，创造过一个灿烂辉煌的历史，令当时的欧洲望尘莫及。
这个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摈弃了激进的意识形态而迈上改革之路，他越发关注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个伟大的古老文明也许要重新腾飞，实现它的潜力了。
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对中国的未来依然乐观。
中国经济的活力有广泛的基础，私人企业家勤苦创业，坚韧顽强，中国社会日益开放，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一个致命伤，缺乏自由宽容的思想市场。
\ 有别于过去的人类社会，现代社会最关键的特征是对思想市场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和欣赏。
简而言之，思想市场能让我们更好更快地试错和学习。
动物和植物通过生物演化适应环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思想和理性给人类很大的优势。
尽管如此，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大多过着贫穷、短寿和危险的生活。
他们深受知识极度匮乏之苦，生活在迷信和愚昧之中。
他们发现知识的过程缓慢；即使少数偶然得到的知识也常常被遗忘。
一个发现、测试、实施和完善知识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存在。
事实上，在过去的大多数社会中，知识被奉为神灵，与芸芸众生截然隔离，接受知识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放教育，官学（或神学）平民化的国家。
中华民族在西方崛起之前能够屹立东方，独领风骚，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并非偶然。
在西方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宗教自由、人人平等、国家独立和公民权利的斗争意外但稳步地创建了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在那里，知识的增长逐渐系统化和制度化。
如今，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基础学校教育是强制性的；高等专业教育也成行成市。
在通信和运输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知识的增长更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 思想市场是知识增长的必要前提，而后者是任何创新性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但是，几乎没有多少西方消费者能记住任何中国品牌。
两个世纪前的英国工业革命推出许多新产品并创造了新的产业；令人奇怪和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工业革命远远不够创新。
在中国过去30年间，创新的缺乏和快速的工业化步伐可能看上去自相矛盾。
这都和中国思想市场的缺乏息息相关。
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和西方在知识上有巨大差距；一旦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得到解放，他们可以迎头猛追。
这种后发者的优势经过区域竞争转化成快速工业化。
在一段时间内，这缓解了中国发展自己创新能力的压力。
但是，如果中国想要提高技术的含量，让经济在长期内持续、高效地发展，别无他法，只能拥抱自由思想市场。
幸运的是，经过30年的经济增长，13亿中国人民早就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要施展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国际舞台上一显身手。
\ 思想市场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和智力保障。
像所有的社会制度一样，思想市场不是万能的。
没有什么可以把人类从无知和谬误中一次性地彻底解放出来。
我们也不能摆脱自己的偏见和成见。
鉴于人性的脆弱，我们都免不了刚愎自用和自我中心。
但是，活跃的思想市场广开言路，接纳不同的意见，让相互竞争的思想和观点反复交流、碰撞，以及相互批评。
这个过程不仅是我们寻找真理的唯一途径，也能够培养互相尊重、信任和容忍，这是对付偏见和自负最有效的解毒剂。
一个社会有了公开的思想市场，虚假的教义和卑鄙的谎言仍然会出现，但它们很少有机会持续下来，或能蛊惑人心，也很少能威胁到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
\ 思想市场不仅是我们通向未来的桥梁，也照亮我们的过去，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毋需赘言，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为中国的复兴提供了丰厚而潜在的文化和智力资源。
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现在一方面在世界各地资助孔子学院，但另一方面，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却容不下一尊孔子雕像。
正视过去需要道德勇气和政治责任感，对个人如此，对一个政党和一个民族更是这样。
没有人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
在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人独立于天地之间，是思维和理性把我们从万物中区别开来。
只有我们人类可以回顾历史，反思自己的经验并不断提高自己追求真理、正义和幸福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回避或曲解过去，我们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放弃了从过去的错误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机会。
四19世纪末，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现代化的对立面。
这个反传统主义的思潮导致很多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化遗产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当时，各种西方思潮和学派，包括现代科学技术，首次传入中国，很快在中国青年中引起广泛共鸣。
尽管当时政局混乱，20世纪初的中国却看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思想市场；思想之间的互相磋磨和竞争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
痛心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降，在战争年代顽强生存下来的思想市场却在和平年代被破坏殆尽。
\ 在过去35年来，中国自身的传统对其市场转型多有提携。
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大义，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班固。
放眼未来，中国在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漫漫征途上，会不可避免地返本开源，从其泱泱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
例如，传统中国的政治智慧强调制度和人事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上同等重要。
一方面，没有任何制度点滴不漏，万无一失。
制度的绩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应的人事安排，尤其是人才的道德品质和智力素质。
这种洞察导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德治的强调，同时，科举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配备官场职位的机制也是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发明。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特别是权利和责任的划分，《商君书》预言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即使像尧和舜这样的人也将变得不正直，而作奸犯科。
今天的中国为商君颠扑不破的洞见平添了无数令人扼腕痛惜的注脚。
\ 但在传统的中国，受皇权天授的影响，德治时有退化成人治的风险，系天下为公的千钧政治理想于一发。
在明清时，中国政治误入歧途，转向了极权。
天下为公已不再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文字狱频繁发生，自由思想遭受扼杀。
正当西方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并开始跻身现代的时刻，中国政治大打退堂鼓，陷于专权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
开始于晚唐并在宋代得到长足进展，渐入佳境的文化和经济自由化也随之夭折。
随后，政治越来越为私欲所左右，离天下为公的理念渐行渐远。
思想上逐步闭关自守，画地为牢，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倒退。
这种恶性循环使中国在19世纪末一蹶不振。
\ 在过去35年中，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携手并肩一起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大转型。
今天，中国经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大国更加开放。
上海更是全球化的最好橱窗。
前NBA全明星球员斯蒂芬·马布里最近率领北京队获得CBA总冠军，圆了他的冠军梦。
世界从未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上如此全球相连。
全球化给不同思想交流，不同文化融合的机会加倍，从而孕育了多样性。
如果强迫一致性或同质化，没有一项全球化运动可以持久。
\ 多样性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思想的自由流动和交换碰撞出更好的思想。
同时，多样性也带来自己的挑战。
如何应对分歧并保持和平成为历久不衰的生存考验。
思想市场能有效地曝光错误，争端可以不诉诸暴力而得到解决。
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天下为公的中国智慧迎来了新的紧迫性。
全球化令世界的思想，不论其起源，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共同财富。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
对思想做出种种人为的划分，不管是基于种族（中外），地域（东西），或政治（左右），都是武断的。
\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被广泛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受到了前所少有的强调。
但是，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如何能解放思想
这样我们就毫不奇怪地发现在30多年后思想解放仍然是中国的战斗口号。
这不是因为解放思想需要天才之作。
思想市场所传递的既不是最终的真理，也不是绝对的权威。
在知识的追求上，没有真理是最终的，也没有权威是绝对的。
只要我们宽容错误，鼓励自由，开放的争论，思想中的瑕疵很快被暴露而得到纠正，新的观点层出不穷。
而错误观点的作者和辩论的败方不会因言获罪。
只有不断地批驳和纠正错误思想，我们才能一步步趋近真理。
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 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是真理的试金石、创新的温床，更是精神的唯一家园。
\ 在过去35年的经济改革中，开放的产品市场让中国人脱贫致富。
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空前丰富，但由于缺乏思想市场，中国社会躁动不安。
经济危机四伏，而政治方面，即使中国领导人都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一个更加开放的思想市场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制度保障，富之教之是孔子治国安民的箴言。
没有什么能比思想市场更好地教人育才，甄别真伪。
怎样才能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愿意并努力以最少的成本从事某项活动
交易成本学概述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CostEconomics,TCE）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制度经济学当中惟一在检验方面成功的领域。
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交易成本经济学是融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学为一体的、新颖的边缘学科。
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
他们认为，市场运行及资源配置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交易的自由度大小，二是交易成本的高低。
他们认为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科斯定理的核心是交易成本。
由此，科斯定理可被定义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初始的合法的权利配置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无关的。
这就是说，只要交易界区是清晰的，资源配置就能有效。
根据这种定义来解释上述科斯所举的案例，他们认为，纠纷解决的结果如何取决于火车主和农场主的交易成本比较，如果火车主是一个人，而铁路沿线的农场主有很多个，那么农场主之间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便会远远高于火车主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这样纠纷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外在性无解。
相反只有在农场主个数减少，使得双方的交易成本相当时，才可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克服外在性。
在这里，产权界区的明确，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体制的完善与政策的推行等等，都是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
换言之，产权界区的明确等措施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也是减少交易摩擦的润滑剂。
基于这种认识，交易成本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向了企业组织理论。
G．斯蒂格勒、张五常等产权理论研究者对科斯定理的解释与威廉姆森一致，都属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
[编辑本段]什么是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交易是有成本的。
这一特征使新制度经济学比其他经济学更为现实，因为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总是面临着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这就使人们不可能象新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决策。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近十几年来西方经济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之一。
一.什么是交易（概念）威廉姆森是这样定义交易的：Atransactionoccurswhenagoodorserviceistransferredacrossatechnologicallyseparableinterface(技术上不同的界面).Onestageofactivityterminatesandanotherbegins.(1985.1)根据这种理解，交易限于这样一些情形：资源在“交付”（delivery）这一物理意义被转让。
这种交割可以发生在企业内，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市场之间。
因此我们可以称为企业内部交易和外部交易，以及市场交易。
这种交易主要是由分工造成的。
企业内部交易可以用亚当·斯密（1776）的制针例子来说明。
在那里，制针需要许多步骤的工艺，每个工人只从事一部分工艺，他们相互合作。
这种合作就是一种交易。
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1934，58）提出了另一个交易概念：他认为交易“arethealienation（让出）andacquisition（获取）betweenindividualsoftherightsoffutureownershipofphysicalthings”.可以看出，康芒斯的交易也涉及到资源的转让，但他的转让却是法律意义上的，是法定产权的转让。
法律意义上的和物理意义上的交易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
但在分析交易成本时，我们发现，把这两种意义上的交易看成是反映了资源转让或经济交易的两种不同的类型。
在关于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关注的目标不只是经济交易，还包括一些其他的社会行动。
因为这种社会行动是建立、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因而很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交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交易。
这就是说，社会行动是形成和维持制度框架所必需的，而经济活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
这里涉及到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实施机制。
政治交易看起来特别重要，因为必须说明政客、官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并考虑这些集团对于行使公共权威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和计划。
还要考虑的是官员们以司法行政形式行使的日常政治权力。
根据威廉姆森（1979，239）的看法，经济和政治交易都具有下列三个关键特征：一是不确定性；二是交易发生的频率；三是进行特定交易投资（transaction-specificinvestments）的程度。
新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不确定性对交换的影响，但它没有注意到交易频率和特定交易投资的重要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的这三个方面都被看成是对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
二．交易成本的定义狭义交易成本是为履行契约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在某种条件下，这种交易成本可以非常高，以至阻碍市场交易的实现。
广义交易成本是为谈判、履行合同和获得信息所需要运用的全部资源。
威廉姆森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对交易成本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并将其区分为“事先的”和“事后的”两类。
事先的交易成本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协议的成本”。
在签订契约关系时，交易关系的当事人都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困扰，因此需要事先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在明确这些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过程中是要花费代价的，这种代价的大小与某种产权结构的事先清晰度有关。
事后的交易成本是交易已经发生之后，它可以有许多形式：(1)当事人想退出某种契约关系所必须付出的费用。
(2)交易者发现事先确定的价格有误而需要改变原价格所必须付出的费用。
(3)交易当事人为政府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付出的费用。
(4)为确保交易关系的长期化和连续性所必须付出的费用。
交易成本涉及到实际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说进行上述社会交易（包括经济交易）都需要资源。
因此，阿罗把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1969，48）。
但除了这种日常成本以外，交易成本还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体系的基本制度框架的成本。
因此，相对于正式制度来说，我们可以说，交易成本来自建立、维持和改变下列方面的成本：（1）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宪法和民法）；（2）权利意义上的制度（如根据自愿协商的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具体索取权）。
此外，由于存在与基本的正规制度运行相联系的非正式活动，也会出现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典型例子是使用市场的成本和在企业内行使发号施令的权利的成本。
其中前一种成本可称为市场交易成本（markettransactioncosts），而后一种成本可称为经理交易成本（managerialtransactioncosts）。
此外，还要考虑的是运行和维持一个政府的制度框架而产生的成本，这种交易成本可称为政治交易成本（politicaltransactioncosts）.这三种交易成本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固定”交易成本，即建立制度安排所进行的特定投资；二是“可变”交易成本，即与交易数量有关的成本。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三种类型的交易成本。
三．市场交易成本关于市场交易成本，科斯在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说得很清楚：Inordertocarryoutamarkettransactionitisnecessarytodiscoverwhoitisthatonewishestodealwith,toinformpeoplethatonewishestodealwithandtowhatterms,toconductnegotiationsleadinguptoabargain,todrawupthecontract,toundertaketheinspectionneededtomakesurethatthetermsofthecontractarebeingobserved,andsoon.(1960,15)市场交易成本主要由信息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构成。
信息成本显然是重要的，但讨价还价成本也不能低估。
在现实生活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立即知道或自动地知道谁会买卖一种产品或以什么条件买卖。
一般来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也不会发生匿名交易。
典型的情况是，潜在的交易对象必须相互搜寻对方。
一旦这种有兴趣的交易者相互接触，他们就要了解东西。
具体来说，包括交易对象是谁，他愿意且能够达成什么协议。
因此，要通过协商来找到有效率的交易，并确立具体的交换条件。
交易也可能需要法律保障。
由于可能会出错，因而必须监督合约的实现。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通过法律行动来执行合约。
使用市场的代价可以更具体地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准备合约的成本（狭义定义的搜寻和信息成本）；二是确定合同的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的成本）；三是监督和执行合同责任的成本。
一、搜寻和信息成本想在特定市场进行交易的个人必须搜寻适合的交易对象，搜寻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成本。
这种成本之产生，是因为个人进行搜寻，直接需要支出，如广告费、访问潜在交易对象的费用等等。
间接支出包括创设有组织的市场（如建立股票交易所、集市或周末市场等）等。
此外还包括潜在交易对象之间交流信息的费用（如电话费、邮寄费等）、收集不同供应商关于同种商品价格的信息的费用，以及因检验和质量控制而产生的成本等。
从理论上说，关于搜寻和信息成本的讨论属于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但在这里，它也表现为一种交易成本。
二、监督和执行成本由监督按商定的时间交货，度量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等引起的成本。
在这里，信息也起了重要作用。
三、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这类成本主要与起草合约及交易双方对交易条件进行协商有关。
这一过程不仅需要花费时间，还可能需要昂贵的法律工具。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
随着情况的不同，合约的繁简程度及协商的难度不同。
决策成本包括收集信息的成本，支付顾问费和在集团内形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等。
四．经理交易成本经理交易成本涉及到在企业和雇员之间执行劳动合同的问题。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雇佣合同已经存在，因而现在是如何实施的问题。
经理成本交易包括：1、设立、维持或改变组织设计的成本。
这种成本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人事管理成本，信息技术投资成本，防止接管和公共关系，以及院外活动成本。
这些是典型的固定交易成本。
2、运营一个组织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如决策成本、监督命令的执行成本、度量工人的劳动业绩成本、代理成本和信息管理成本等），与产品和服务在不同界面物质转让有关的成本（如企业内部的运输成本等）。
这一项是可变交易成本。
经理交易成本有一些进入了会计帐户，这些成本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
五．政治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和经理交易都发生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
这种政治背景的形成和公共物品的供给，都是有成本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治交易成本就是通过集体行动来供给公共物品的成本。
它类似于一个企业内的经理交易成本。
政治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如下：1、设立、维持和改变一个体系的正式与非正式政治组织的成本，包括与建立法律制度、行政框架、军队、教育体制和司法等等有关的成本。
此外，还包括与政党和压力集团有关的成本。
实际上，所有这些成本都不是微不足道的。
2、营运一个国家的成本。
这就是为了维护主权而发生的日常开支，如立法、国防、司法行政、运输和教育等支出。
就象在私人部门一样，这些政府活动也有搜寻和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发布命令成本和监督与执行官员遵守原则的成本。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经理交易成本和政治交易成本都可以看成是代理成本。
[编辑本段]交易成本的性质和来源概述交易成本是用来描述达成和履行合同协议的阻碍的术语。
这一成本被认为是“经济系统运作的成本”（阿罗，1969：60），与讨价还价、签订契约和监督契约履行等等活动有关，这些活动都不是直接的生产性活动，而是在交易者之间协调活动的时候产生的行为。
交易成本的存在源于人类两大天性（威廉姆森，1975，1985）：第一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指的是尽管个体期望以理性的方式行动，但是他们的知识、预见、技能和时间等都是有限的，这一切都阻碍了个体完全理性的行动（赫伯特·西蒙（HerbentSimon），1957，1961）。
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个体不能瞬间解决复杂问题，也无法预知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对于他们所预见到的突发事件（contingency），他们也不能总是计划周详并有效的做出恰当的反应。
此外，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一局限性，所以不存在能够为交易者提供上诉帮助的、准确而且廉价的解决协议纠纷的全知全能的第三方。
第二方面第二个方面，因为至少部分个体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威廉姆森，1975，1979），交易的潜在收益有可能无法实现。
尽管合作提高了从交易中得到的价值，所有交易都蕴藏潜在的冲突：每一交易者都希望从交易中攫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份额。
机会主义（Opportunism）指交易者背信弃义、合同欺诈、逃避责任、规避法律、钻空子的意愿，或者其他各种为了尽可能榨取更大份额的交易产生的租金而利用交易对手弱点的意愿和行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不道德，但是有限理性决定了很难区分诚实可靠的和厚颜无耻的行为，这使得对机会主义行为保持警惕成为谨慎的做法。
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分为两大类：（1）对联合剩余最大化行为的偏离，这将导致现有合同条款下交易收益的事实上的再分配。
（2）从一开始就指望榨取更有利的合同条款或者强迫重新谈判以便合乎法律地修改以前商定的条款（克莱因，1992和马斯腾，1988）。
第一种第一种机会主义是一种对合同包含的价格信号的反应，经济学家通常称之为道德风险。
卸责、偷工减料、以某种不易发觉或不易诉讼的方式降低质量或者在合同中事先没有指定或者没有界定清楚的地方做手脚等等，都是此类行为的例子。
逃避责任的人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对联合剩余最大化的偏离，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是寻求改变现有合同上的明确无误的条款，而是设法利用现有合同具体条款的漏洞以及执行中的失误。
犯规者的理想境界是他的机会主义行为不被法庭和交易伙伴发现。
第二种第二种机会主义包括各类敲竹杠（holdup）的行为，涉及旨在订立新条款而不是依照现存协议行事的各种做法。
第二类的机会主义行为不限于直接使交易者受益的行为，还包括为单方面行动提供资源的可能性，机会主义者的单方面行动会增加交易伙伴成本而有机会得到对方的让步。
在契约酝酿形成阶段，机会主义行为的例子有杀价（haggling）和罢工（strkes）。
在契约执行过程中，机会主义者可能会采取种种行为，如因为微不足道的偏差而控诉对方，虚伪地声称自己不满意，“合法的消极怠工”（workingtorule），或者隐瞒相关信息以让对方违规等等[5]。
因为这些伎俩通常既会给被施加者带来损失，也同样会给施加者带来损失，所以只会在以下场合应用才有利可图，即这些行为能够使现状如此之差以至于交易伙伴认为在重新谈判中让步并不比坚持原有条款更加烦琐。
机会主义行为的代价是高昂的，其原因有2个，一方面，敲交易对手的竹杠――加上对手反击的努力――是直接消耗资源的，另一方面，交易者没有达成协议或者没有采取应有的行动，会使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不能实现。
问题是限制机会主义的努力，无论是事前精心设计更缜密的合同条款以保护自身利益，还是事后辅以的监督和检查，都不可避免的对有限理性提出了额外的苛求。
结果，在选择和设计组织安排的时候，交易者面临“有限理性困境”和“机会主义威胁”两者之间的持久冲突（威廉姆森，1985）。
[编辑本段]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上面的分析实际上已提到了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这里根据威廉姆森的概括，再集中进行一下讨论。
威廉姆森的概括虽然是针对狭义交易成本的，但也可以推广到广义交易成本。
至于为什么会存在交易成本，威廉姆森概括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与交易有关的人的因素，另一个是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
1．关于人的因素进行交易的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lyrational）和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
有限理性是指个人在交易过程中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意外因素（contigencies），这将增加事前起草合约的成本，同时也将增加事后解决意外情况的成本。
所谓机会主义是指个人可能违反一切合约，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中国俗语有一句话，说有些人就象墙头草，遇风两边倒,这是形容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还有“食言而肥”是诅咒那些背信弃义的人。
“坐上观虎斗”，谁赢了投靠谁，都比较形象地概括了机会主义的特征。
这些机会主义的行为使交易成本增加，因为人们在进行交易时不得不考虑如何防止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需要一些资源的支出。
如保险和公证就是这样的一些预防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机会主义行为与简单的自利是不同的，一个完全诚实的人可能从来不会违约，也不会投机取巧，但他仍然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比如，一个人出售一辆旧车，诚实的人也想卖一个好价钱，但他绝对不会向买主隐瞒有汽车质量方面的信息，但机会主义者却会隐瞒这种信息。
以前有句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说明诚实的人如何自利，但却不是机会主义的。
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结合起来，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
2．关于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除了人的因素以外，还有三个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也导致了交易成本。
一是资产的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二是不确定性的程度(extentofuncertainty)；三是交易的频率(frequency)。
所谓资产的专用性是指一种资产一旦形成，就只有一种用途，而不能转作他用。
比如，一个企业生产汽车发动机，一个企业组装汽车。
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将发动机卖给组装汽车的企业。
在竞争条件下，这两个企业在投产之前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但如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除了将发动机卖给组装汽车的企业以外，没有其他市场，则一旦生产发动机的企业投产，他的资产就具有了一种专用性。
如果组装汽车的企业还有其他的发动机供应来源，则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严重依赖于组装汽车的企业。
结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在交易中就处于不利地位。
但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可能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事先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这种预防措施就成为一种交易成本。
假如这种交易成本足够大，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不会投资生产发动机。
如此一来，在没有其他供货来源的情况下，组装厂就只有自己生产发动机了。
于是，两个企业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成为一个企业。
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条件下上下游企业会一体化。
所谓不确定性的程度是与有限理性联系在一起的。
不确定性的范围是广泛的，既包括可以预期到的意外事件，但进行预期并在合约中提出解决法是有成本的；也包括一方具有信息，另一方缺乏的信息的那种不确定性。
所谓交易的频率是指交易发生的次数。
如果交易双方经常进行交易，那么，双方就会想法建立一个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但若交易是很少发生的，那么，就不容易建立这样的治理结构，其交易的成本就要高得多。
如房地产的交易成本就比日常用品的交易成本要高得多。
没有因特网之前和没有因特网之后有什么影响?
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世界，因特网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联合的力量。
这种力量将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分享变得异常迅速，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速度。
有人认为，因特网不仅是通向二十一世纪的高速公路，而且是企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基石和面向世界的一个平台，也是世界经济的一把利器。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因特网的高速发展使全球一体化提速了，那么因特网和全球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联关系
斯宾思：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与我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的主题，市场的信息结构。
那么互联网以及基於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对市场结构和商业周期施加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下面我先简要的概括一下今天演讲的内容。
我想说，最起码互联网降低了交易成本，并由此在资源的获得和定价等方面引起了一系列转变。
市场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即卖主知道买主不知道的信息。
如果市场运行得糟糕，是因为信息不能由上至下的获得，我的研究方式就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可能性，然后建立一个模型说明这个问题。
以乔治?阿克洛夫研究的二手车市场为例，很明显，汽车的性能如何
以及能够维持多久，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
买主很难知道上述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混在一起，使得产品没有了差异。
买车就像买彩票一样，总体上是买到了平均质量水平的车，所以质量好的车并没有优势，因为价格不能准确的反映质量，就使高质量车的卖主受到伤害。
他们把自己的车从市场中撤出去，寻找其它的销售方式。
市场中还有一类人，急于将车卖出，开始不断地降价来排挤其他的汽车卖主。
最后，极端的情况就是，市场上都是质量最差的车，结果市场最终消失了。
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只是一种想法而已。
所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重要但不是至关重要的市场特性是信息的不对称最终会破坏这个市场。
在我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之前，有些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罗纳德·科斯，他也因为对上面问题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提出了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但是人们很少考虑这一问题，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哪一部分应该由市场来完成，哪一部分应该通过内部谈判来完成。
科斯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外来干预，也没有对这一问题强加的解决办法，那么它的解决与交易成本有关，交易成本与维持市场运转相关，还与对资源配制进行的谈判有关，这些成本会一直产生。
经济中的参与者会选择最有效率的结果，如果维持市场运转的成本低，就选择市场机制。
如果谈判的成本低，就选择内部谈判。
这就是在我之前一些先驱们的工作，它的主要思想就是假设每个人都知道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这时市场上存在需求与供给，那么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均衡价格，就是有效的数量水平，这的确是事实。
许多市场信息是完备的，但这是有原因的。
我是说人们在背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证每个人拥有足够的信息。
交易成本常常被人们忽视，它是维持市场运转的成本，或者是对资源配制进行谈判的成本。
举例来说，在一个市场上卖主和买主相遇了，在中世纪，人们的居住地和市场常常相距很远，大概有三十公里，要是没有马，就得走很长一段路，这就是交易成本。
它是你到市场去交易你的商品，并且把你想要的东西买回家的成本。
如果产品有些复杂， 人们就不得不了解产品的性质。
了解产品的性质和价格等等需要花费时间，所有这些都是交易成本，我可以把交易成本分得更细一些，但是你们只要知道了把人们聚在一起形成市场和给商品定价等等，这都是交易成本就可以了。
我想说的是暂时不考虑技术，不被技术的因素所误导，只是单纯考虑经济的因素，不考虑其它的因素，诸如社会问题等等我们呆会儿再说。
基于信息技术的互联网，它集中了大量的信息，而且原来没有类似的技术可以持续的传递信息，因此距离不再成为难题。
所以我在加利福尼亚和东亚的生产商联系的交易成本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我们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就像给隔壁办公室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发送电子邮件一样，距离不再是交流的障碍，不会像过去那样阻碍着经济的发展，我在论文中论证了，由於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它对降低交易成本具有长期的影响，因为它确实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促进了经济全球化。
非常有趣的是，它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是因为互联网使一些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更容易为这些国家所获得，这就是我的主要看法，交易成本很重要。
基于信息技术的互联网，虽然不能消除所有的交易成本，但是确实降低了其中很多的交易成本，下面我讲讲美国的情况。
互联网的出现，引起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使美国东部的经济全球化水平大大提高。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数据，互联网的接入率，互联网接入的数量和互联网使用者的数量，这些数据包含估计值，一直到2005年。
据估计，至2005年，中国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2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因为许多和互联网有关的活动，比如网上银行，网上购物等，交易额会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而且我预计在更长的时间，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得更快。
这是中国“单位资本真实所得”的数据，看起来非常惊人，增长非常迅速，增加的幅度也很大，这一时期的“单位资本真实所得”接近9%，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有一些人对此还有些疑问，因为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高，所以实际资本所得可能在7%，不过我没有对这种说法进行过验证。
下面是每位工人的GDP，这个GDP要比人均的数值高，因为有一些人不工作。
有趣的事情是，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段增长率放缓了，但是到九十年代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增长率变得更高。
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贫困率的下降，衡量贫困率有两种标准，一天一美元和一天两美元。
如果使用一天两美元的标准，在1978年有75%的人属於贫困人口。
到了2000年，贫困人口降为20%，所以这些数字的变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让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好处。
因为人口的数量是非常巨大，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还有额外的效应是在1978年，中国82%的人口在乡村，现在是62%，有20%的人搬到了城市，我认为这一趋势还会继续，这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从乡村到城市最大的人口迁移， 据我所知，中国人的收入分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政府非常关注这一问题。
城市对乡村的收入比率，在1978年是3.5，因为随后的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使得这一比率下降，八十年代中期只有1.5，随后一段时间这一比率开始波动，我认为改革逐渐深入，这很好。
城市的制造业、商业等等发展很快，使得这一比率升回至2，城市居民不再像改革开始时那么担心了，因为状况至少和昨天一样，每个人都能从改革中获得好处。
另一方面，地区间的差异还是存在，尽管国内经济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增长，但是西北增长的速度慢一些，东南部和中部的增长速度十分的快，国家整体上的经济运行令世人瞩目。
下面我想谈谈美国与经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有什么不同之处，实际上这点对其它经济成功国家也适用。
我们来看看国际单位资本所得的数据，我在这里列出来使你们一目了然，日本、韩国，除了德国，发展的模式基本相同，增长速度基本在2.5%左右 不过，从美国的数据看，从2000年以来，包括2001年、2002年、2003年，平均增长率是4.7%，实际上，劳动力每小时的产量提高了，这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於互联网的效应，但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趋势还会持续多久。
我可以肯定的说，生产率提高了，虽然这一点在美国国内争议很大，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现在从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很快，但是我们的就业率并没有提高，而就业率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与选举密切相关。
所以，很多人担心，这种方式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同时关心，何时就业率才能增长，这就是基於信息技术的互联网效应。
电子商务也是信息技术的成功应用之一，许多新的公司也随之出现了，比如 eBase（亿贝公司），这个公司的价值可以通过市场来确定，近似地说，它的价值就是它的股价，现在它的股价总市值是600亿美元。
该公司成立於1996年，创始人是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还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
他们认为，人们要把商品集中起来然后再进行交易，比如汽车、食品、还有中国的轻工产品，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但这些产品市场效率不高，甚至很低，卖主与买主不能随时交流，统一的大市场并不是十分方便，他们觉得可以通过互联网改善这一市场，因为在网上，人们可以方便的交流，所以他们在网上建立了一个市场。
众所周知，后来这个市场发展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这个例子背后的秘密是要发现市场机制的缺陷，比如市场的信息结构，全球化的营销战略，很可能在中国建立的电子商务的市场，光这一点讲一下午也说不完。
其实大多数市场，比如日用品或者收藏品市场，小规模的有效交易尚未形成。
因为卖主与买主互相交流的交易成本很高，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他们只是发现了其中一个，比如二十年后，我现在的摄影设备到那时就过时了，我不再需要它们，可是一些人想收藏这些东西，但我们没有正式的，便利的渠道彼此发现，现在就容易多了，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重复着。
所以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效应就是，使更多的商务活动成为可能，它不仅仅是个人的业务，因为基於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使得距离不再成为问题，小规模或者中等规模的公司，都可以开拓它们的市场领域，可以发展更多的顾客，一些它们以前无法联系的顾客。
所以，互联网也带来了社会价值，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eBase（亿贝公司）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公司，在电子商务领域形成垄断，不过也有例外，在日本，雅虎是主要的电子商务商，而不是eBase（亿贝公司），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例子。
下一个例子是耐克，我曾经是耐克公司的董事，我不太确定中国人怎么叫 NIKE，耐克还是耐基，哦，你们叫它耐克。
我们现在叫它耐克，耐克公司的创始人是菲尔·耐特，它成立於三十五年前，开始的业务只是修理欧洲制造的鞋子，有时也做些式样的改进。
创始人的想法，是没必要在欧洲制造鞋子，可以在亚洲生产。
开始是在日本生产，在日本投资建厂生产出了非常好的运动鞋，公司开始腾飞，后来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劳动力价格变贵了，工厂被移到了台湾和韩国，后来和日本类似的情况也发生了，现在它们的工厂都在中国，故事总是一样的。
从这个动态的过程可以看出，制造商会损失一些移动工厂的成本，因为低工资是暂时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最终会提高，更重要的是，非常昂贵的、质量非常高的人力资源，也可以被用於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非常好。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亚洲生产会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比如说，长距离的船舶运输，有时还存在产品周期的问题，就是要考虑新产品的设计制造商的生产，以及为消费者所认可的时间，一般来说，这段时间很长，这些可以统称为交易成本。
但是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现在互联网比三十年前或二十五年前更有价值了。
因为今天互联网变得更普及，它把供货链整合为一体，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假设二十五年前，你走进北京的一家商店买一双鞋，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鞋店也买了一双鞋，现在在这三十秒内，全球耐克鞋的供货链就可以进行重新的优化，全部的事情都可以改变了，如生产计划、原材料的订单等等。
不过二十五年前，我要这么说，大家会认为我疯了。
但是二十五年后，随时可以制定出最优的全球供货链，这变成真的了。
变化是巨大的，所有时间的滞后和延迟，都可以被解决得很好。
这就是我的看法，互联网以及其它一些信息技术，得全球经济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不管是市场、供货链、还是商业周期，都可以进行全球化了，这些想法终於可以实现了。
下面讲讲我的结论，互联网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互联网增长的潜力，无论是技术层面的，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中间也会存在一些波动，这有点像革命，确实会触及某些人。
我再来讲讲经济增长，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增长加快，效率提高，增长率的快速提高，一些人产生了抵触情绪，感到焦虑和有压力，这很正常，也易于理解。
比如说，他就业的行业或许几年后会转移到其它国家去，如果他三十五岁，很可能碰到这一问题。
尽管有经济学家跟你说会有别的机会，但是你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抵抗，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力量。
贸易保护和壁垒随之而生，我是说，一些人为了减少焦虑，就减少了贸易，在经济中设立了许多壁垒，这违反了WTO的条款规定，也改变了WTO要求的条件，但这些做法某种程度上是成功了。
实际上，除了人为的规定，经济自发的也会有一些保护措施，美国、欧洲等各地的经济都是如此，会有一些干预，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些改善措施，一个是要克服这些阻力，取消壁垒，更加开放，让增长取得最广泛的收益。
同样富於建设性的办法还有，要保护一些人免受这种转型的伤害，这是各国政府都要面对的问题，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会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定，比如中国、美国，如果一些人利益受损，政府会进行干预。
比如，市场价格波动得十分厉害，产生了流动性危机和银行危机，政府就会干预经济，保护受损的人们，有人质疑这种做法，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一国政府是否拥有这种干预经济的权力，比如说固定的汇率制度，这的确是个问题。
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何种结构的政府，现在的政府结构是否合理。
不过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这的确也是个难题。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国际政府，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积极的结论， 相信人们会从东亚金融危机，还有1998年的南美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危机还有可能发生，因为现在有人正一步步的陷入其中，但我想他们会意识到这一点，在全球经济中还有其它的问题，即这些抵抗全球化的力量不会消失还会壮大规模，因为某些国家政府的权力很大，当然包括中国和其它一些东亚国家，中国很典型，还有韩国，后者今年和美国贸易比中国多，所以受美国制裁更多，也许这对美国经济有些好处，所以，这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今天我就讲到这，或许我还可以讲一些信息技术的问题，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我把主要的问题已经讲清楚了，就这些了。
王鲁湘：谢谢斯宾思教授精彩的演讲，斯宾思教授的演讲视野非常开阔，就等於把我们的视野拉到了整个世界。
那么我想的话，我不具有这样的视野，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我们广东、深圳的一个农副产品市场，我知道那个地方的成功的商人都是靠什么东西发财的。
他们其实就是利用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然后利用了信息不对称有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以后，一个普普通通的，刚刚两脚是泥的农民，可以在不短的时间里头，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比如说，我在那个市场认识了一个江西的一个农民，他从江西很穷的种田的一个县里头来到深圳打工，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突然发现，他吃的米饭怎么会这么贵
一碗米饭要两块钱，他就觉得我们家乡的米在这可以卖一个很高的价，所以他就决定利用这个，把江西兴国老家的大米，给倒卖到深圳这个地方来。
那么这样倒来到去，倒了几次以后，他有了一些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他开始回去和他们的县政府进行谈判，跟他们的县长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全县的农田全部交给他，由他来指定县里头的农民来种植什么品种的水稻，这些水稻他全部收购然后拿到深圳，他就成为了深圳最大的一个米贩子。
后来他又知道广东这个地方的人熬粥和他江西的人熬粥不一样，江西的人熬粥的米是整粒整粒的米，广东的人熬粥的米是把一粒米要碎成两半，甚至是三半，这样的话他就觉得这里又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套利空间，因此他又买了一些设备放到他江西兴国的老家，让他们的农民把一些弄好的米不要先运到深圳那儿，而是在那个地方先把它打碎，然后再运到深圳，打碎的米在深圳就不是用大口袋卖，而是用小口袋卖，这样的话他又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获利空间。
当时，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市场的管理者告诉我说，这就是他们之所以都愿意来到我们这个市场，是因为我们这个市场能够提供最准确的市场信号，我当时听到市场信号这个概念，我觉得发明这个信号的人真伟大，没想到这个就是您发明的。
实际上我们中国有很多并没有上过上学，读过书的一些农民，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您的学术的精髓，在运用您的精髓，后来成为了成功的商人。
因此我觉得您的理论真的对於世界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包括我们农民发家致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斯宾思：我想，事实上你刚才描述的事情，正是我研究的问题“市场的优势与市场失灵”，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从各个方面，我定义了市场的有效性和机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故事，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情况。
王鲁湘：我想再向斯宾思提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有市场，商品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市场流到另外一个市场，商人之所以愿意在中间做这样一个工具，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因为，恰恰就是因为市场的不对称包括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才有一个套利的空间，那么我们所有商人的行为，他的动机其实就是他要获取这个套利空间，如果信息全部对称以后，如果我们所有的市场反应出来的信号都非常得准确，那么这样的市场对商人还有吸引力吗
商人还会有进行套利活动的动力吗
斯宾思：让我们认真看一下套利，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价格的差异是很微小的，就不会有很大的套利空间。
刚才你说的农民的例子，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上每天都在发生着，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每一刻都在变，一些人可以通过贱买贵卖来获利，这个过程也使价格重新被确定，这也是价格十分有效的原因。
因为套利会使价格趋於一致，可以反映买卖双方对商品的评价，我不想忽略你说的最后一点，在完美的市场并不存在获利机会，我认为，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提供给人们商品，我想这样也会赚到很多的钱。
还有，你有新的发明，比如像科研人员那样，发现了别人不曾发现的东西也会获利，在完美的市场，存在很多的获利机会，我就不再重复了。
提问：斯宾思教授，我也有一个问题，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消除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对银行的这一职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谢谢。
斯宾思：很好的问题，金融服务，特别是银行，是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几乎完全是信息的交易，所以我认为重视信息是正确的，你如果对银行业感兴趣的话，会发现现在银行业的收购很多，银行看来为信息技术的引入做好了准备，网上银行发展得非常迅速，不仅仅在美国、英国以及其它一些地方也是如此，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政府的一些服务也可以在网上进行，在网上你可以申请新的驾照，获得驾驶许可，获得从事某种商业活动的许可，并没有原因来解释这一切，他们自己就出现了，一旦人们习惯了这些，他们就会把更多的东西放在网上，比如说银行、政府的办公室、会有更多的服务被放在网上，因为它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另一方面，银行有复杂的一面，互联网会影响银行的效率，使得银行创造信用更容易，但这样审核时会涉及更多的人和问题，总之，互联网会让银行更贴近顾客，这样做成一笔好贷款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信息技术对银行很重要，银行运转需要这些技术，很好的问题。
提问：尊敬的斯宾思教授，下午好，我的问题是，信息是不是加速贫富差距，在一定的时段内，谢谢
斯宾思: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在短期内信息上的差异是必然的，我想有两方面的事情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以及相关的服务，来使他们更容易获利。
我可以举一个国家的例子，当我在柬埔寨的时候，大概是两三年前在金边，我查了一下酒店电话册，侍者告诉我酒店里有网吧，我就去了。
看来网络还是很普及，当然，那里有一些年轻人，不超过二十岁，他们都在上网，我付了一些钱，网吧卖给我一些软饮料，我先发了封电子邮件，然后我想查些资料，我发现下载文件几乎不可能，因为下载一张网页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实在是太慢了。
这是个例子说明，虽然有些国家互联网接入率很高，也有网吧，互联网实际上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
互联网的引入的确是个挑战，很多信息会随之而来，它们在短期内加剧了不平等，但在长期看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