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企业的性质读后感
企业的性质《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发表于1937年，是由罗纳德·科斯构思完成的。
这篇著名的论文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企业的规模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文章从企业的定义开始入手，认为我们有必要对企业给出明确的定义。
而通过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这两种分析工具，企业的定义是可以获得的。
接下来，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对企业的性质做了全面的阐述。
第一部分：作者觉得探索企业的定义有必要先考察经济体制。
因此作者列举了阿瑟·索尔特爵士对经济体制的描述：“正常的经济体制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
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
同时，作者也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私人的计划。
但作者还是认为阿瑟·索尔特爵士的描述并不完整。
虽然马歇尔把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学理论，J.B.克拉克赋予企业家以统筹职能，奈特教授强调了经理的协调作用。
但这些仍然不能解释组织为什么会存在。
最后，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组织作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他几乎是不自觉的发挥自己作为一个单细胞的作用。
而我们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同时，作者也指出了自己写就本文的目的在于为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和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这两个假设构建一座桥梁，说明在现实中我们是如何对二者进行选择的，其影响因素是什么。
第二部分：作者首先就企业的出现是由于一些人具有指挥别人的愿望以及购买者较之于以其他方式生产的商品更偏爱由企业生产的商品这两种假设予以否定。
从而指出建立企业的主要因素是因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而企业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市场运行的成本。
另一方面，有管制力量的政府或其他机构的作用在某一程度上也促进了企业的产生。
第三部分：明确了企业产生的原因，作者把焦点放在了企业的规模上。
企业的规模与企业的效益直接相关，当时的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要想科学地分析和预测企业的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作者对此却持有不同观点。
基于之前企业产生的原因的理论，作者认为企业的规模是可以预测的。
作者指出，当其他条件不变，组织成本越少，生产要素的价格越低，企业家犯错的可能性越低，企业的规模就会趋于扩大。
而在实践中，上述的要素不可能满足，当企业的规模扩大时，收益很有可能会减少。
当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时，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企业的规模就达到了最大。
第四部分：作者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举例说明了为什么自己的解释比其他已有的解释更加可取。
当时有人说企业的产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一体化的力量，没有一体化的力量，分工将会导致混乱。
但作者提出为什么一种一体化力量（企业家）会替代另一种一体化力量（价格机制）
这于当时并没有合理的解释，因此被予以否定。
另一方面，有人觉得因为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得很多人安于接受合理的报酬而听从别人的指挥。
某些人具有较好的判断力和知识，这些自信者和冒险家为消费者承担了风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市场的资源进行整合和配置，从而使得企业得以产生。
但事实是，即使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体制中，仍存在协调者，尽管他们仅承担日常工作的职能。
由此看来，这一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上述观点也不能够解释价格机制被替代的原因。
第五部分：作者处理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是否相符。
作者是通过考察“主人与仆人”或“雇主与雇员”的法律关系来加以证明的。
作者指出：1、仆人必须向主人或主人的其他代理人承担提供个人劳务的义务，而契约就是有关物品或类似物品的出售的契约。
2、主人必须有权亲自或者通过另一个仆人或代理人控制仆人的工作和何时不工作，以及做什么工作和如何去做。
而雇主与雇员这种法律关系的实质，这正是本文所提出的经济概念。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本文的定义与现实是比较相近的，是能够指导实践的。
科斯的这篇文章可谓是经典之作，拜读了之后确实受益匪浅。
一方面对企业的产生和实质有了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对企业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
但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其局限性。
当人的大脑得到一个相对正确并且富有创新意义的观点时，我们就会不断地对此加以认同和证明，因此，就很有可能无法全面把握事实的真相。
本文在对企业的产生进行描述时，是把企业当作一个质点来看待的。
指出企业的产生就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减少。
但事实上，企业的内部是复杂多变的。
就企业与外部市场的关系来看，也是错综复杂的。
而人性也并不像作者描述的那么单一。
所以就现实而言，企业的产生并不单单是因为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另一方面是关于企业规模。
作者把它归结为两种交易成本的对比，当企业的交易成本等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时，企业最大化。
这一论点虽然具有指导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规模的本质。
然而事实上，企业的职能是有限的，就算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规模。
企业的规模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主要说的是什么
新制度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一支突起的异军，它的源头是大家公认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业的性质》。
之后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似乎对这篇文章视而不见，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两篇宏文问世之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
对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词。
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大经济学家认为1937年的文章太过空泛，从逻辑上看虽然无懈可击，毕竟难以操作。
当然张五常先生肯定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后来1960年文章的源头。
新制度经济学的名字是威廉姆森给起的，在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制度学派，之所以有一个新字冠在前头，主要是为了和以凡伯伦、康芒斯、密切尔为首的老制度学派相区分。
老制度学派曾一度在美国成为主流，那是大萧条之后的几年里，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的过度时期，迷茫的美国人对自己国人的思想第一次重视，但是，可是说旧制度学派几乎没有给现代经济学留下多少东西，也许正如科斯所说他们本来也不愿留下些什么。
科斯在1998年的AER上发表的《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说：“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康芒斯、密切尔等都是一些充满大智慧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是反理论的，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资料，很少有东西被继承下来。
”虽然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曾一度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声名显赫，但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影响几乎看不到。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NIE）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非常活跃，而且也逐渐得到了主流的承认。
1986年，M atthews就任皇家学会主席的演说中提到：“在我们的学科领域里，制度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Maathews,1986）在他看来，NIE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他提出了两个有意义的命题，第一，制度是重要的，第二，制度现象将影响经济理论工具的分析。
对于第一点来说，倒算不上是新制度分析的功劳，因为无论新旧，两派都强调制度是重要的。
因此在我看来，NIE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它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更为真实可行，更为敏锐的视角。
阿罗（1987）说：“我现在思索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的一个答案。
它并没有为传统的经济学问题——资源分配和效用度量——提供一个新的答案，但他回答了一些新问题，为什么制度是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其他呢：它融入了经济史，但却提供了比传统的方法更为尖锐（微观分析）的推理方式。
”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微观分析方法呢
张五常在1991年的这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中开篇就讲到了这种变化。
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
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
”而新古典大家马歇尔又过于急噪，总是太想把经济学象心理学、生物学那样挤入科学的殿堂，虽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
”在此以后，人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了经济学大厦的工程建设，力图从效用理论、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个方面将新古典的大厦夯实，使得经济学以一种严谨的形式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称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是最成熟的。
然而，这一切在20世纪5、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经提出了不确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费用范式和社会成本问题，哈耶克（1937，1945）的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以及迪克莱特对反垄断的口述传统都对新古典造成了冲击。
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堆分析工具，尽管他们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应该是它的研究内容或论题，“我想经济学家应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
”（1998）如此以来，我们就不难看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正是在不满新古典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了实际内容方面而兴起的，这个学派既吸收了传统的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范式。
一、 制度与价格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成本，价格机制也是制度之一种，它的运行同样如此，但价格机制仍有它显著的优越之处。
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人与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因为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所以竞争和稀缺是同义的。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或称为产权或称为制度，无疑人们是无法走出霍布斯丛林的。
这是一种困境。
我们姑且不在此讨论霍布斯、卢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为那显然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只来考虑分析制度的绩效。
讨论绩效，必然要假定人们已经走出了丛林状态。
然而，即便产权确定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产权人的需要，竞争的产权规则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
这些方式中，价格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
只不过，它的绩效最高，相对于租金消散所带来的人们的成本来说，是最低的。
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
租金是对使用资源的一种支付，这种支付就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我们为满足最终享受收入而必须花费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专指地租。
李嘉图当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价格，它不随人们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供给状况，因为供给根本缺乏弹性。
其实，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几乎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存在这种供给的缺乏弹性。
那么，对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就必须通过一种机制来完成。
在历史乃至现代，这样的机制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对稀缺的政治资源的分配，现在机关里的论资排辈现象等等也是如此。
其实，这和男人凭气力、女人凭容貌来排列本质上讲并无二致。
虽然这些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一再为人们所行使，但人们的代价有的时候常常会十分高昂，这一代价就是租金的消散。
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为进华府亲近秋香假装卖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则假装卖身葬全家，二人都想进华府，但石榴姐手中却只有一个名额，于是竞争势在难免。
石榴姐自称心肠软，见不得别人家惨，于是二人就制定了一个相互比谁更惨的竞争规则，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为此打断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们竟然因此而命丧黄泉。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
这和排队成本一样，只不过它更夸张，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要达到最后分配的目的，即一个均衡状态而已。
如果石榴姐的心肠没那么软，而是很黑，让二人出价竞争，租金就不会消散，结局也不会这么悲惨。
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不采用价格或使得价格扭曲的情况，总会有另一种规则来代替它，但是代价会十分高昂。
正如哈耶克（1945）所说：价格机制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许是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
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时候人类偏就是选择了非价格的配置规则，正如张五常（1974）所说“租金消散能导致均衡的观点是一种机械演习，不是经济学命题”，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于是，接下来就引出了年轻的科斯当年的问题。
二、企业的性质与交易成本如果象我们上一节所言，那么价格机制就应该是最佳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新古典辛苦了几十年，无非也是想把这一思想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基础更为坚实。
然而，真实世界比理论显然要复杂的多，人类的智慧与上帝相比，也许根本就是上帝跟人类开的一个玩笑。
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学生科斯拿到奖学金从英国来到新大陆，并巧妙的参观了福特的汽车公司——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于是科斯开始问了他的两个问题：一、既然“黑板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体系如此有效，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里还有依赖行政命令运行的企业的存在呢
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企业在市场的大海中在什么样的规模下被确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写成四年后终于发表，这就是《企业的性质》一文。
科斯首先表明，其实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并没有对企业问题视而不见，新古典并不比古典经济学更狭隘，但他认为，那些重视及解释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奈特的观点。
奈特利用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作为工具进行分析，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产生。
风险是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种不确定，但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崭新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根据这样的分析工具，奈特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总有少数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的性质，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拓新，勇于为利润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中性的，他们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让风险偏好者指挥他们，但条件是偏好者-企业家要确定的保证他们的薪水，于是，公司就在这样的权利划分中成立了。
这是《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的思想。
但科斯不认同，他一方面认为奈特也承认管理者（非企业家）也负有日常管理的责任，这一现象奈特无法解释，奈特的分析无法给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风险偏好不同，那么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完全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来以市场完成之。
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并非是无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只有这一成本小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人们才会通过市场来完成。
这个成本就是科斯首创，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我们稍后再谈，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科斯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是之后几十年NIE乃至主流学者们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
科斯的答案比较家但，这就是那几个著名的圈圈，他说，在一个城镇的消费中心A的外围有产业B、C，如果我们的企业处在外环C处，那么在交易成本边际上高于组织成本时，企业就在环内扩张，这就是规模效应，而这种扩张会带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增加管理的难度，以至于大于了市场交易成本，那么企业的边界在横向上就会被确定；而向内环B的扩张也是如此，即与B的市场交易成本与合并后的组织成本相比较，边界也可以通过边际分析确定。
应该说，科斯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范式，而交易成本则是一个应该加以解释的概念。
许多经济学家不满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非难的，的确，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定义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这里的分析显然会显得空泛。
后来的对纵向横向一体化的分析几十年间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进一步讨论了。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看到解释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是多么重要。
但在简单讨论它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略微提一下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的观点，就是队生产问题。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不认同科斯，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企业内的“权威”（authority）的问题，企业内的雇主与雇员和杂货店的老板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并无二致，企业之所以出现，全是因为队生产的需要。
完成一件工作，由于分工的原因不可能不合作，而合作通常会面临对努力的计量和监督两个问题。
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计量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为努力程度有的时候很难观察，这需要一个监督人，而且我们还要给这个人以剩余的收入权，使他有动力防止人们的偷懒而不是合谋。
于是，企业家出现了，企业也因之产生。
在他们1972年文章里，他们还讨论了诸种企业的类型，并得出了企业作为市场上的信息搜集场所的结论。
对于这个观点，张五常一直无法认同（1991），他认为他们二人的分析在假设上就是不必要的，偷懒和理性是重复，本着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张五常认为这一分析全无必要。
这中不用交易成本范式所进行的分析骨子里并没有脱离开，计量和监督问题，本身就是信息成本问题，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们二人只从生产的角度谈论企业，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存在。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交易成本。
老实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极难理清。
罗宾斯说：“一个定义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通常要从该定义的实际运用中寻找。
”但是，在交易成本的运用中各人的理解也全然不一致。
科斯在他对张五常1991年文章的评论中写道：“如果在个人之间交换的可能性被引进这种伊甸园，一系列新的活动将不得不接受。
购买者和出售者将彼此寻找：购买者想知道供应商所能提供的，而供应商想知道购买者想购买的；双方都想知道另一方做生意的价格，对此要进行谈判，签订契约，确定他们观察到的条款是否无误，等等。
市场将会建立起来，专业的代销商和经纪人将出现以助于交易过程。
所有这些活动的成本就是我叫做交易成本的东西。
”在科斯的文章中，他的这个定义是合适的。
但张五常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
》一书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应该是鲁滨逊世界里不存在的一切费用，他更乐于称之为制度成本。
这样以来，在他看来，文革中的背语录，表忠心，跳忠字舞都是交易成本。
这样的定义显然和科斯的定义相去甚远。
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投机出发来论述交易成本的意义，人们由于有限理性，常常难以确切知道未来及他人的决策，因此需要测量成本和签定契约的成本，同时，人们又是会欺诈的，狡猾的，有投机行为，因此还需要监督，这几乎和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观点有些类似。
此外还有阿罗“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以及巴泽尔“产权换手的成本”之类的概念，无不是出于自己的运用方便来定义之。
由此，我们可以略微知道，在当今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还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至少不存在一个大家广泛接受的交易成本概念，这或许就是威廉姆森（2000）所称的多元化。
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应用角度出发来谈论这一概念，莫衷一是。
对词，我认为，交易成本其实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
仔细分析一下，以上的所有定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科斯的发现价格的成本，无非也是人们为确定下次交易对方的行为、地点时间等而付出的费用，张五常所眼的欧洲的教堂和中国的忠孝礼仪制度等是交易成本，也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在大家能共知的轨道运行，大家形成共识，使得我们彼此的计划一致，这样我们的交易就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
如果对方常常欺骗，行为不可预期，我们就必须制定出一系列的或明或暗的规则来限制和惩罚这种行为，所有的这些花费都是交易成本。
总之，我觉得不存在交易成本增或减的问题，只存在能否使得大家的预期相互确定一致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我们评价哪个交易成本高或低必须基于这样的基础。
三、社会成本与科斯定理我至今无法确切的知道社会成本的含义，也许这是一个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命题。
我们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来入手讨论科斯的那篇宏文《社会成本问题》。
其实，这篇文章远不如《联邦通讯委员会》好读，而且思想大体上已在后者中披露，其所举的例子也远比牛与麦子更为适当，因为空中的电波是很难观察到是谁侵犯了谁，法官在这点上往往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清醒不了多少，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仍然来举牛和麦子的例子。
简短捷说，不论牛或麦子的产权归谁所有，只要在私有产权之下，自由交易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总是得以实行，那么由牛吃麦子，而非扎篱笆总可以使得双方的利益增进，分析的方法仍然是边际分析。
只不过比庇古要明白的多，庇古借用外部性这样的概念得到的结论伦理上的含义太过浓厚，恐怕在借用这一概念之先，庇古先生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
的确，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科斯尤其强调产权的重要性，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在波段这样的市场上，产权无法清楚的界定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即使产权界定不明确，如果交易成本为0，大家也是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的（张五常，1982），但真实世界从来不会有交易成本为0这样的情况出现，因此，权利的界定显得异常重要。
之后斯帝格勒的那个科斯定理的定义，显然与此有些差别。
那个定理的一个经典的表达是：无论产权谁属，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帕累托条件总是可以达到的。
这样以来，常常误导经济学家认为重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不重要，这正好是南辕北辙。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上述科斯定理的反命题也是正确的呢：只要产权清晰，不论交易成本为何，帕累托最优总可以实现。
直觉告诉我们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清晰的产权如果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福利不一定能够最大化。
如果我们跟着去讨论权利和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是误入泥潭，空泛的讨论无助于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交易成本从来都不可能为0，因为其他人和我们的认识建立在相同的可预期的基础之上从是不免费的，所以这一点根本无须讨论。
要讨论的，在我看来正是张五常认为的比成本更抽象的权利，但我认为，权利的结构的确定应该是社会成本问题的核心。
如果这一结构确定的话，交易的实现总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总可以通过交易确定彼此的权利边界。
在这里，我还是很赞同张五常的这句话：“科斯的工作促使我们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约束条件。
他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相反，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角度，能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各种经济现象。
那些认为科斯的论点是同义反复的人，必定是忘记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科学发现是从某些同义反复开始的。
一种逻辑必定只是一种定义，但它也只是从一种角度看问题的。
科斯所理解的世界总是现实的世界，而且直到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知道它是这样的有趣。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际的案例，也许它揭示给我们的信息远比那个所谓的定理跟多的多。
《青年时报》 2003年6月12号 星期四 民间调查版绍兴县马鞍镇湖安村桥下夫自然村，自从2000年12月以来村民就饱受湖山石料场的炮声之苦，许多村民的房子都因此出现了裂痕，有的时候石头被崩出来也让村民受尽了惊吓，甚至村民傅华婷的儿子要结婚，对方父母认为这样的环境无法让女儿居住而不让自己的女儿过门。
严重影响了该村村民的生活。
但湖山石料场的场长韩军也是颇感委屈，他有一堆各类证件，有合法的手续保证自己的权利是合法的，他对生产的安全也非常重视。
他本人也承认对村民造成了伤害，决定给自然村村民每人1000元的补偿，但只有8户人家收了钱，大家对价格可能不太满意。
这件事情向县镇有关机关反映过，石料场亦遵从了意见书，作出了很多牺牲，受到了不少损失。
但问题并为解决，该自然村24名妇女从5月29日起开始，在石料场门口拦车，他们意欲阻止石料场施工。
6月2日，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打斗，各有受伤和损失。
尽管当地的多个石料场和老百姓有矛盾，但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因为马鞍镇地靠杭州湾，滨海工业区以及围海造田，都需要大量石料，所以双方矛盾虽多，但石料场的生意依然红火。
如何来分析这一案例
应该说，石料场的产权是界定清晰了的，镇政府和该石料场签订的五年合同，五年内石料场有权开采山石，那么，村民呢
村民也有享受安静的居家生活的权利，双方的权利界定的十分清楚。
如果按照庇古的分析，我们应该罚石料场，但这根本无济于事，首先政府也需要石料场的石料供给，村民的权利应该保护，但为了正常的生产和工程开发，石料场的权利也应该保护啊
所以，外部性的概念在这里就遇到了困境，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那么，按照科斯的方法又会如何呢
按道理，只要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是完全可以由牛和麦子的例子中得到相类似的结论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与村民就价格的订约成本实在很高，很可能高过石料场的底线，因为，谈判是要一家一家的进行的，很可能有的人对平静生活的要价很高才肯放弃，而所有的人又都会按这一高价成交，所以，交易成本可谓极高，因为预期要一致实在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使村民迁徙的成本也很高，石料场迁徙更不可能，他几乎得不到补偿，因为村民是不可能补偿给石料场的。
这也是个悖论。
这个案例是我们认识到，在产权的背后，在交易成本的背后，应该还隐藏着其他的因素，对权利的保障所受到的影响往往并非双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原因。
四、企业契约安排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和第二部分有重合之处，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契约理论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并非偶然，早我看来这一变化是权利的选择和治理问题逐步走到前台的结果。
科斯早在1937年的文章里就曾提到，他认为企业作为一个契约替代了市场上的一系列契约。
张五常根据计件契约（1983）的考察，认识到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非完全可分，因此认为要素契约替代了产品契约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五常的困境。
他主张认真研究可观察的契约和制度安排，并且说：“这就是什么是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生产和交易活动通过契约组织起来，在没有考虑到契约安排的情况下，总的来说，这些活动在我们的分析中被忽视了。
当契约或制度安排改变以后，生产和交易活动也要变化。
因此，如果制度或契约安排被忽略，经济分析的预测力就会下降。
”但他同时又说：“然而，契约或制度安排，是经济行为的一部分。
它们自己也需要说明。
”“对制度研究兴趣的迅速增长，是最受欢迎的。
然而，就我的观点来看，许多著作许诺的多，履行的少，所采用的某些方法并没有什么成效，这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肯定有赖于付出巨大努力去探索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
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它。
对于制度安排或契约安排的观察并不像数据那样简单，世界太复杂了。
”（张五常，1991）这一声叹息并不能抹去问题的依然存在。
如果我们仅只看到一堆堆的契约的存在，我们很可能会完全看不到企业到底在哪儿，在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卷三》中张五常坚持企业并不确实存在的观点，而科斯乃至阿尔钦都不同意他的这个判断。
我们还记得他1983年文章的结尾所写的他在香港擦皮鞋的故事，的确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企业的影子，只看到两个小孩之间的契约。
微微观的分析方法在这里成了这样的一幅图景，一个试图描绘蓝鲸的整体特征的科学家骑在蓝鲸的背上拿一个放大镜来观察蓝鲸。
这样的预测我们同样无法相信。
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十分迅速，这实在不是这篇简短而宽泛的文章所能介绍的。
最值得注意的也许还是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但这同样不能轻松的写明白，只好暂时打住。
总之，我认为研究微观层次上的企业，我们的尺度应该拿捏准确，统计也许总不真实，但有助于我们获取整体的印象，增强理论的预测力，而如果总是解释特定的契约形成，我实在不能清楚的确信它的预测能力。
是啊，世界太复杂了，因为你总是从沙粒看起的。
结束语在这篇文字中我信马由缰的谈了关于租金、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以及企业契约的研究视角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宽广，关于国家的理论和产权理论本文并没有涉及。
我大致的印象是，NIE是一盆浑水，我们每个人都竭力去看清全貌，结果发现看出的都是自己眼前丁点大的一片地方。
我们都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如此复杂，我们个人的经验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概括出整个世界的面貌。
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在这里的处境是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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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企业的性质的读后感 科斯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根据题目可知该文主要论述企业的性质，但是科斯在论述这一问题时首先讨论的是企业为什么出现
当然只有企业出现了才能谈及他的性质，只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便于理解，科斯在讲述企业为什么出现时就先分析一下经济学家们通常研究的经济体系。
Arthur salter爵士所描述的经济体系是：正常的经济体系自行运转。
就他的日常运行而言，它不受任何中央控制，它也与需要中央的监督。
在他们眼中经济体系由价格制度协调，社会不是一种组织而是一种有机体，经济体系是自行运转的。
但是科斯认为Arthur salter爵士的分析是不完全的。
其后Marshall又引入了组织的概念，把它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J.B.Clark富裕企业主协调职能。
Knight教授引入了负责协调的经理。
D.H.Robertson指出在企业外部，价格变化指导生产，这是一系列交易协调。
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被取消，进行这些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主取代，后者指导生产。
经济学家把价格机制看做是一种协调工具，他们同时也承认企业主的协调功能，经济学理论中，在资源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的假设和资源配置依赖与企业主的假设之间存在一些分歧。
而科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构建一座桥梁来沟通这两种假设。
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牵涉了企业为什么出现的原因，科斯认为价格机制可能被取代，如果取代他的关系从其自身来看是合理的。
因此企业的出现肯定有他的原因，科斯认为一个企业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其成本他认为有发现价格的成本，专业出手这类信息的人就出现了，当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但是不可能取消成本，也就是说在市场交易通过价格机制会有成本，而通过企业主来交易会降低这一成本，当然人会选择后者，于是企业存在了。
另外使用价格机制还有其他的不利之处或成本。
比如有人为了规避订立合同带来的费用，就是通过订立长期合同的方式来减少成本，但是，长期的合同或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受到限制。
买方就越不能规定供应方的行为。
买方不知道他将希望供应商采取那种行为。
因而，所提供的服务被表示为一般条款。
集体细节留在以后解决。
当资源配置以这种方式决定与卖方时。
科斯认为企业这种关系就产生了。
另一方面科斯认为企业出现的原因还包括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政府或拥有管制权利的其他机构常常对市场交易何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交易区别对待。
比如消费税只对在市场上交易的行为征收，而对在企业内部的交易不征收。
这也促使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科斯得出结论：企业是资源配置由企业主指导时所产生的关系体系构成的。
接下来，科斯有论述了既然企业已经出现为什么不再一个企业内部进行所有的市场交易那
也就是关于企业边界的问题。
答案是这样的:首先企业的规模变大，在企业主的职能上，可能存在收益递减，就是说，在企业内部组织的交易越多成本就越多。
其次，随着被企业的交易的增加，企业主可能无法把成本要素安置在其价值最大的用途上，就是说，他无法做好的利用这一生产资料。
最后，一种或多种生产资料的供应价格可能上升，因为一个小企业的其他优势要超过一个大的企业。
前面两种原因于经济学家提到的管理收益递减相吻合。
科斯有哪些学术贡献
科斯死了
早新闻吓一跳，但很然，他已102岁大德必寿。
不知道为何，那些成就非凡才，不管是投资还是做学问，最后都是高寿，譬如做价值投资的巴菲特、芒格，或者货币主义学派旗手弗里德曼等人，都是如此，或者淡泊明志使然。
我英文烂，读不得科斯的原著，但仅仅看译文，哪怕是很烂的译文，我都感觉到作者儒雅之气扑面而来。
凯恩斯曾说，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政客，其实不过思想家的奴隶。
也许就其他思想家而言，确实如此，但就科斯，无论他本人还是读者，从未将其视之为奴隶主。
恰恰相反，科斯的产权制度经济学理论，给学人指出一条如何探索现实世界的路径，在他那里，没有答案，只有方法。
思想的懒汉和暴徒们，是无缘与这门高雅的学问的，他们的思维，基本处于子宫胎儿状态，即使来到世间，依然端着脐带到处寻找母体胎盘以维持养分供给，他们只需要简单答案，到死都不肯思考。
一直以来，好多人对我的思想状态和学术经历觉得不可思议的矛盾，你明明是北大学马列的，怎么这么极右
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真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繁荣与富强，如果你曾经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棍党棍的话，那么你接触科斯和哈耶克的学说，你肯定转为自由主义者。
为什么
因为真正信奉马列主义的人，是相信大政府路线能解决世间所有苦难和穷困，但科斯和哈耶克的学说，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很快让你明白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和有限政府，才是通往繁荣与自由的根本路径。
抛开哈耶克不谈，今天仅仅谈科斯。
所谓大道至简，科斯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自由市场那么好，为何会有企业这样的组织存在
按经济学理论，没道理吗
价格引导一切，市场会合理安排资源配置，哪里需要企业组织呢
答案在于，交易是有成本的。
雇主不可能每天在市场上和工人为薪水讨价还价，更不可能每天为厂房租金、资产设备买进卖出或者其他生产要素讨价还价，只能签订一个长期合约，将所有生产要素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企业，企业的作用就是节省交易成本。
那么，如果企业能节约交易成本，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工厂生产，那么全社会的生产要素资源可否全部完全囊括在一个组织里面，完全按计划有组织生产呢
同志们肯定马上想到了，这是共产党宣言里面的内容。
但麻烦是，企业节省交易成本，也是有一个边际的，组织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内部组织协调也是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肯定比市场交易成本大。
这个道理，只要是在大企业或者政府机构大组织混过的同志都明白，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泛滥，上下信息不对称，包括委托代理风险等等，也就是经理人不拿股东利益当回事，毛病会越来越多，最后组织肯定运行不下去。
所以无限制囊括一切的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将社会经济资源捆绑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工厂。
这看似节省了交易成本，甚至让交易成本为零，但只要是社会分工，本身是有成本的，不一定体现在市场交易上，内部组织管理成本也是肯定存在的。
这个组织成本只要到一定地步，整个经济就会瘫痪下去。
所以共产主义最后肯定变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然后再……。
科斯的另一个学术贡献，在于明确提出，市场交易达成，是以产权明晰为前提条件。
在产权关系不明晰的条件下，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达成交易，而就难以出现大规模更深化的社会分工。
所谓的产权明晰，在科斯的著作中所多有触及，但真正予以清晰明确表达且成体系的，是科斯的御用讲师——张五常完成的。
科斯确定了产权，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
张五常更进一步，明晰产权三个基本界定：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转让权。
产权的其他权利，都是在其基础上的延伸。
这个逻辑定义，一下子让所有权这个概念变得粗鄙不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含糊不清的理论调调儿显得跟跳大神的笔仙差不多。
科斯在中国的影响，比在欧美世界大得多。
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尤其是成年的中国人，基本都经历过产权制度变革引发的生产力大爆发前后历史。
制度变迁的实际感受，在一代人的印象中如此之深，是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非常少见的。
对于追求自由与繁荣终极答案的人而言，对比南北朝鲜人民的生活差别，对比改革三十年前后的巨大变化，对比苏东坡巨变前后的时代变迁，科斯的理论清晰得犹如一碗清水一样。
但科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只是一个基本模型，事实上，科斯的学术文章，内容基本都是大量的日常生活现实案例，而非让人天旋地转的数学模型，或者玄而又玄的理论。
因为交易成本的大小，产权变更的情况，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一一搜寻整理得出，起码要做起码的文献梳理工作，不可能坐在屋里拍脑袋获取。
无论是解释现实世界的变化，还是推测未来趋势，只能寻找最大约束条件，这是思想懒汉们没法干的事情，他们只听结论，至于推理过程和局限条件，他们才不耐烦费这个心力呢我直觉科斯内心深处极其鄙薄萨缪尔森这样的黑板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人，学术伦理价值观决定他不可能瞧得起这些高智商低智慧的经济学教授们。
事实上，面对科斯的天才思想光芒四射，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学院派教授们也做了妥协，著名的科斯定理就是这么偷梁换柱搞出来了：“也即是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
”——貌似维基百科上面就是这么写的，还被萨缪尔森写进了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
这特么的扯不扯啊
交易成本为零，哦，斯大林体系下经济，不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嘛，财产权赋予谁都无所谓
都会结果最优
那苏东坡事件怎么回事
中国经济搞改革怎么回事
我估计科斯对此厌恶透顶，因为让如此儒雅绅士的学人直接了当对外宣布，从来不存在科斯定理这么回事，而且是对着欧美最顶尖的学派权威公开这么说，内心不是极其厌恶，这话，是说不出口的。
我每次看张五常的著作，都抑制不住满骨子豪情壮志——这地方要和这老家伙叫板
那地方其实是狗屁不通
看弗里德曼的东西，都下意识的歪下脑袋思考一二，这调调儿，是否就是老头在装逼
也不大像啊，看哈耶克的东西，每次脸色铁青，妈妈的，到此为止，这家伙的东西看一次也就够了，唯独看科斯的东西，内心总有一丝淡淡的孺慕之情，尽管我英文极烂，还禁不住翻阅一下原文。
吾辈屌丝其实市井无赖子，生于蓬门，但遇贵人贵气，总有自惭形秽之感，所谓英伦学风，大概如此吧。
斯人已去，总不免惆怅，故以此文为纪。
走好。
（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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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因特网之前和没有因特网之后有什么影响?
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世界，因特网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联合的力量。
这种力量将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分享变得异常迅速，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速度。
有人认为，因特网不仅是通向二十一世纪的高速公路，而且是企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基石和面向世界的一个平台，也是世界经济的一把利器。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因特网的高速发展使全球一体化提速了，那么因特网和全球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联关系
斯宾思：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与我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的主题，市场的信息结构。
那么互联网以及基於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对市场结构和商业周期施加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下面我先简要的概括一下今天演讲的内容。
我想说，最起码互联网降低了交易成本，并由此在资源的获得和定价等方面引起了一系列转变。
市场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即卖主知道买主不知道的信息。
如果市场运行得糟糕，是因为信息不能由上至下的获得，我的研究方式就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可能性，然后建立一个模型说明这个问题。
以乔治?阿克洛夫研究的二手车市场为例，很明显，汽车的性能如何
以及能够维持多久，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
买主很难知道上述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混在一起，使得产品没有了差异。
买车就像买彩票一样，总体上是买到了平均质量水平的车，所以质量好的车并没有优势，因为价格不能准确的反映质量，就使高质量车的卖主受到伤害。
他们把自己的车从市场中撤出去，寻找其它的销售方式。
市场中还有一类人，急于将车卖出，开始不断地降价来排挤其他的汽车卖主。
最后，极端的情况就是，市场上都是质量最差的车，结果市场最终消失了。
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只是一种想法而已。
所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重要但不是至关重要的市场特性是信息的不对称最终会破坏这个市场。
在我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之前，有些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罗纳德·科斯，他也因为对上面问题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提出了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但是人们很少考虑这一问题，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哪一部分应该由市场来完成，哪一部分应该通过内部谈判来完成。
科斯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外来干预，也没有对这一问题强加的解决办法，那么它的解决与交易成本有关，交易成本与维持市场运转相关，还与对资源配制进行的谈判有关，这些成本会一直产生。
经济中的参与者会选择最有效率的结果，如果维持市场运转的成本低，就选择市场机制。
如果谈判的成本低，就选择内部谈判。
这就是在我之前一些先驱们的工作，它的主要思想就是假设每个人都知道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这时市场上存在需求与供给，那么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均衡价格，就是有效的数量水平，这的确是事实。
许多市场信息是完备的，但这是有原因的。
我是说人们在背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证每个人拥有足够的信息。
交易成本常常被人们忽视，它是维持市场运转的成本，或者是对资源配制进行谈判的成本。
举例来说，在一个市场上卖主和买主相遇了，在中世纪，人们的居住地和市场常常相距很远，大概有三十公里，要是没有马，就得走很长一段路，这就是交易成本。
它是你到市场去交易你的商品，并且把你想要的东西买回家的成本。
如果产品有些复杂， 人们就不得不了解产品的性质。
了解产品的性质和价格等等需要花费时间，所有这些都是交易成本，我可以把交易成本分得更细一些，但是你们只要知道了把人们聚在一起形成市场和给商品定价等等，这都是交易成本就可以了。
我想说的是暂时不考虑技术，不被技术的因素所误导，只是单纯考虑经济的因素，不考虑其它的因素，诸如社会问题等等我们呆会儿再说。
基于信息技术的互联网，它集中了大量的信息，而且原来没有类似的技术可以持续的传递信息，因此距离不再成为难题。
所以我在加利福尼亚和东亚的生产商联系的交易成本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我们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就像给隔壁办公室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发送电子邮件一样，距离不再是交流的障碍，不会像过去那样阻碍着经济的发展，我在论文中论证了，由於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它对降低交易成本具有长期的影响，因为它确实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促进了经济全球化。
非常有趣的是，它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是因为互联网使一些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更容易为这些国家所获得，这就是我的主要看法，交易成本很重要。
基于信息技术的互联网，虽然不能消除所有的交易成本，但是确实降低了其中很多的交易成本，下面我讲讲美国的情况。
互联网的出现，引起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使美国东部的经济全球化水平大大提高。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数据，互联网的接入率，互联网接入的数量和互联网使用者的数量，这些数据包含估计值，一直到2005年。
据估计，至2005年，中国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2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因为许多和互联网有关的活动，比如网上银行，网上购物等，交易额会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而且我预计在更长的时间，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得更快。
这是中国“单位资本真实所得”的数据，看起来非常惊人，增长非常迅速，增加的幅度也很大，这一时期的“单位资本真实所得”接近9%，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有一些人对此还有些疑问，因为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高，所以实际资本所得可能在7%，不过我没有对这种说法进行过验证。
下面是每位工人的GDP，这个GDP要比人均的数值高，因为有一些人不工作。
有趣的事情是，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段增长率放缓了，但是到九十年代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增长率变得更高。
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贫困率的下降，衡量贫困率有两种标准，一天一美元和一天两美元。
如果使用一天两美元的标准，在1978年有75%的人属於贫困人口。
到了2000年，贫困人口降为20%，所以这些数字的变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让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好处。
因为人口的数量是非常巨大，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还有额外的效应是在1978年，中国82%的人口在乡村，现在是62%，有20%的人搬到了城市，我认为这一趋势还会继续，这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从乡村到城市最大的人口迁移， 据我所知，中国人的收入分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政府非常关注这一问题。
城市对乡村的收入比率，在1978年是3.5，因为随后的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使得这一比率下降，八十年代中期只有1.5，随后一段时间这一比率开始波动，我认为改革逐渐深入，这很好。
城市的制造业、商业等等发展很快，使得这一比率升回至2，城市居民不再像改革开始时那么担心了，因为状况至少和昨天一样，每个人都能从改革中获得好处。
另一方面，地区间的差异还是存在，尽管国内经济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增长，但是西北增长的速度慢一些，东南部和中部的增长速度十分的快，国家整体上的经济运行令世人瞩目。
下面我想谈谈美国与经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有什么不同之处，实际上这点对其它经济成功国家也适用。
我们来看看国际单位资本所得的数据，我在这里列出来使你们一目了然，日本、韩国，除了德国，发展的模式基本相同，增长速度基本在2.5%左右 不过，从美国的数据看，从2000年以来，包括2001年、2002年、2003年，平均增长率是4.7%，实际上，劳动力每小时的产量提高了，这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於互联网的效应，但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趋势还会持续多久。
我可以肯定的说，生产率提高了，虽然这一点在美国国内争议很大，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现在从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很快，但是我们的就业率并没有提高，而就业率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与选举密切相关。
所以，很多人担心，这种方式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同时关心，何时就业率才能增长，这就是基於信息技术的互联网效应。
电子商务也是信息技术的成功应用之一，许多新的公司也随之出现了，比如 eBase（亿贝公司），这个公司的价值可以通过市场来确定，近似地说，它的价值就是它的股价，现在它的股价总市值是600亿美元。
该公司成立於1996年，创始人是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还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
他们认为，人们要把商品集中起来然后再进行交易，比如汽车、食品、还有中国的轻工产品，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但这些产品市场效率不高，甚至很低，卖主与买主不能随时交流，统一的大市场并不是十分方便，他们觉得可以通过互联网改善这一市场，因为在网上，人们可以方便的交流，所以他们在网上建立了一个市场。
众所周知，后来这个市场发展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这个例子背后的秘密是要发现市场机制的缺陷，比如市场的信息结构，全球化的营销战略，很可能在中国建立的电子商务的市场，光这一点讲一下午也说不完。
其实大多数市场，比如日用品或者收藏品市场，小规模的有效交易尚未形成。
因为卖主与买主互相交流的交易成本很高，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他们只是发现了其中一个，比如二十年后，我现在的摄影设备到那时就过时了，我不再需要它们，可是一些人想收藏这些东西，但我们没有正式的，便利的渠道彼此发现，现在就容易多了，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重复着。
所以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效应就是，使更多的商务活动成为可能，它不仅仅是个人的业务，因为基於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使得距离不再成为问题，小规模或者中等规模的公司，都可以开拓它们的市场领域，可以发展更多的顾客，一些它们以前无法联系的顾客。
所以，互联网也带来了社会价值，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eBase（亿贝公司）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公司，在电子商务领域形成垄断，不过也有例外，在日本，雅虎是主要的电子商务商，而不是eBase（亿贝公司），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例子。
下一个例子是耐克，我曾经是耐克公司的董事，我不太确定中国人怎么叫 NIKE，耐克还是耐基，哦，你们叫它耐克。
我们现在叫它耐克，耐克公司的创始人是菲尔·耐特，它成立於三十五年前，开始的业务只是修理欧洲制造的鞋子，有时也做些式样的改进。
创始人的想法，是没必要在欧洲制造鞋子，可以在亚洲生产。
开始是在日本生产，在日本投资建厂生产出了非常好的运动鞋，公司开始腾飞，后来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劳动力价格变贵了，工厂被移到了台湾和韩国，后来和日本类似的情况也发生了，现在它们的工厂都在中国，故事总是一样的。
从这个动态的过程可以看出，制造商会损失一些移动工厂的成本，因为低工资是暂时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最终会提高，更重要的是，非常昂贵的、质量非常高的人力资源，也可以被用於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非常好。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亚洲生产会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比如说，长距离的船舶运输，有时还存在产品周期的问题，就是要考虑新产品的设计制造商的生产，以及为消费者所认可的时间，一般来说，这段时间很长，这些可以统称为交易成本。
但是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现在互联网比三十年前或二十五年前更有价值了。
因为今天互联网变得更普及，它把供货链整合为一体，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假设二十五年前，你走进北京的一家商店买一双鞋，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鞋店也买了一双鞋，现在在这三十秒内，全球耐克鞋的供货链就可以进行重新的优化，全部的事情都可以改变了，如生产计划、原材料的订单等等。
不过二十五年前，我要这么说，大家会认为我疯了。
但是二十五年后，随时可以制定出最优的全球供货链，这变成真的了。
变化是巨大的，所有时间的滞后和延迟，都可以被解决得很好。
这就是我的看法，互联网以及其它一些信息技术，得全球经济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不管是市场、供货链、还是商业周期，都可以进行全球化了，这些想法终於可以实现了。
下面讲讲我的结论，互联网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互联网增长的潜力，无论是技术层面的，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中间也会存在一些波动，这有点像革命，确实会触及某些人。
我再来讲讲经济增长，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增长加快，效率提高，增长率的快速提高，一些人产生了抵触情绪，感到焦虑和有压力，这很正常，也易于理解。
比如说，他就业的行业或许几年后会转移到其它国家去，如果他三十五岁，很可能碰到这一问题。
尽管有经济学家跟你说会有别的机会，但是你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抵抗，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力量。
贸易保护和壁垒随之而生，我是说，一些人为了减少焦虑，就减少了贸易，在经济中设立了许多壁垒，这违反了WTO的条款规定，也改变了WTO要求的条件，但这些做法某种程度上是成功了。
实际上，除了人为的规定，经济自发的也会有一些保护措施，美国、欧洲等各地的经济都是如此，会有一些干预，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些改善措施，一个是要克服这些阻力，取消壁垒，更加开放，让增长取得最广泛的收益。
同样富於建设性的办法还有，要保护一些人免受这种转型的伤害，这是各国政府都要面对的问题，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会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定，比如中国、美国，如果一些人利益受损，政府会进行干预。
比如，市场价格波动得十分厉害，产生了流动性危机和银行危机，政府就会干预经济，保护受损的人们，有人质疑这种做法，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一国政府是否拥有这种干预经济的权力，比如说固定的汇率制度，这的确是个问题。
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何种结构的政府，现在的政府结构是否合理。
不过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这的确也是个难题。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国际政府，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积极的结论， 相信人们会从东亚金融危机，还有1998年的南美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危机还有可能发生，因为现在有人正一步步的陷入其中，但我想他们会意识到这一点，在全球经济中还有其它的问题，即这些抵抗全球化的力量不会消失还会壮大规模，因为某些国家政府的权力很大，当然包括中国和其它一些东亚国家，中国很典型，还有韩国，后者今年和美国贸易比中国多，所以受美国制裁更多，也许这对美国经济有些好处，所以，这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今天我就讲到这，或许我还可以讲一些信息技术的问题，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我把主要的问题已经讲清楚了，就这些了。
王鲁湘：谢谢斯宾思教授精彩的演讲，斯宾思教授的演讲视野非常开阔，就等於把我们的视野拉到了整个世界。
那么我想的话，我不具有这样的视野，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我们广东、深圳的一个农副产品市场，我知道那个地方的成功的商人都是靠什么东西发财的。
他们其实就是利用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然后利用了信息不对称有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以后，一个普普通通的，刚刚两脚是泥的农民，可以在不短的时间里头，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比如说，我在那个市场认识了一个江西的一个农民，他从江西很穷的种田的一个县里头来到深圳打工，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突然发现，他吃的米饭怎么会这么贵
一碗米饭要两块钱，他就觉得我们家乡的米在这可以卖一个很高的价，所以他就决定利用这个，把江西兴国老家的大米，给倒卖到深圳这个地方来。
那么这样倒来到去，倒了几次以后，他有了一些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他开始回去和他们的县政府进行谈判，跟他们的县长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全县的农田全部交给他，由他来指定县里头的农民来种植什么品种的水稻，这些水稻他全部收购然后拿到深圳，他就成为了深圳最大的一个米贩子。
后来他又知道广东这个地方的人熬粥和他江西的人熬粥不一样，江西的人熬粥的米是整粒整粒的米，广东的人熬粥的米是把一粒米要碎成两半，甚至是三半，这样的话他就觉得这里又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套利空间，因此他又买了一些设备放到他江西兴国的老家，让他们的农民把一些弄好的米不要先运到深圳那儿，而是在那个地方先把它打碎，然后再运到深圳，打碎的米在深圳就不是用大口袋卖，而是用小口袋卖，这样的话他又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获利空间。
当时，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市场的管理者告诉我说，这就是他们之所以都愿意来到我们这个市场，是因为我们这个市场能够提供最准确的市场信号，我当时听到市场信号这个概念，我觉得发明这个信号的人真伟大，没想到这个就是您发明的。
实际上我们中国有很多并没有上过上学，读过书的一些农民，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您的学术的精髓，在运用您的精髓，后来成为了成功的商人。
因此我觉得您的理论真的对於世界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包括我们农民发家致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斯宾思：我想，事实上你刚才描述的事情，正是我研究的问题“市场的优势与市场失灵”，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从各个方面，我定义了市场的有效性和机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故事，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情况。
王鲁湘：我想再向斯宾思提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有市场，商品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市场流到另外一个市场，商人之所以愿意在中间做这样一个工具，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因为，恰恰就是因为市场的不对称包括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才有一个套利的空间，那么我们所有商人的行为，他的动机其实就是他要获取这个套利空间，如果信息全部对称以后，如果我们所有的市场反应出来的信号都非常得准确，那么这样的市场对商人还有吸引力吗
商人还会有进行套利活动的动力吗
斯宾思：让我们认真看一下套利，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价格的差异是很微小的，就不会有很大的套利空间。
刚才你说的农民的例子，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上每天都在发生着，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每一刻都在变，一些人可以通过贱买贵卖来获利，这个过程也使价格重新被确定，这也是价格十分有效的原因。
因为套利会使价格趋於一致，可以反映买卖双方对商品的评价，我不想忽略你说的最后一点，在完美的市场并不存在获利机会，我认为，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提供给人们商品，我想这样也会赚到很多的钱。
还有，你有新的发明，比如像科研人员那样，发现了别人不曾发现的东西也会获利，在完美的市场，存在很多的获利机会，我就不再重复了。
提问：斯宾思教授，我也有一个问题，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消除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对银行的这一职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谢谢。
斯宾思：很好的问题，金融服务，特别是银行，是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几乎完全是信息的交易，所以我认为重视信息是正确的，你如果对银行业感兴趣的话，会发现现在银行业的收购很多，银行看来为信息技术的引入做好了准备，网上银行发展得非常迅速，不仅仅在美国、英国以及其它一些地方也是如此，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政府的一些服务也可以在网上进行，在网上你可以申请新的驾照，获得驾驶许可，获得从事某种商业活动的许可，并没有原因来解释这一切，他们自己就出现了，一旦人们习惯了这些，他们就会把更多的东西放在网上，比如说银行、政府的办公室、会有更多的服务被放在网上，因为它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另一方面，银行有复杂的一面，互联网会影响银行的效率，使得银行创造信用更容易，但这样审核时会涉及更多的人和问题，总之，互联网会让银行更贴近顾客，这样做成一笔好贷款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信息技术对银行很重要，银行运转需要这些技术，很好的问题。
提问：尊敬的斯宾思教授，下午好，我的问题是，信息是不是加速贫富差距，在一定的时段内，谢谢
斯宾思: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在短期内信息上的差异是必然的，我想有两方面的事情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以及相关的服务，来使他们更容易获利。
我可以举一个国家的例子，当我在柬埔寨的时候，大概是两三年前在金边，我查了一下酒店电话册，侍者告诉我酒店里有网吧，我就去了。
看来网络还是很普及，当然，那里有一些年轻人，不超过二十岁，他们都在上网，我付了一些钱，网吧卖给我一些软饮料，我先发了封电子邮件，然后我想查些资料，我发现下载文件几乎不可能，因为下载一张网页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实在是太慢了。
这是个例子说明，虽然有些国家互联网接入率很高，也有网吧，互联网实际上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
互联网的引入的确是个挑战，很多信息会随之而来，它们在短期内加剧了不平等，但在长期看并非如此。
企业战略的问题，求高手
苏宁短期战略方案市场营销：媒体宣传平面宣传和电视宣传，参考国美和其他等同商家的广告预算和位置来定位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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