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特别用心的成语
形容人很用心的成语：殚精竭虑，精益求精，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用心良苦，绞尽脑汁，心思缜密，胸有成竹，运筹帷幄，一心一意，刻苦铭心，
康有为大同书对后世的影响
1884年中法战争的时候，康有为二十七岁。
在这一年他写了一部著作，《大同书》。
这部书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发表一小部分，至1935年才全书出版。
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他又陆续补充了一些材料。
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从他的“三世说”发展出来的。
他认为，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升平世”的阶段，但是也仅只达到这个阶段。
比这个阶段更高的还有“太平世”。
他根据《礼运》大同章的理想，加上了他所知道的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一些社会改良的措施和理想，再加上他自己的主观希望和幻想写成这一部著作。
这部书的内容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也带有社会主义的空想。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把人类描写成为一个受苦的人类。
他把人类“诸苦”罗列出来，共有六类三十八项之多。
他认为在现存的社会中，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苦的。
不仅是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是苦的，就是统治剥削的人也是苦的。
他认为，甚而至于“神圣仙佛”也是苦的。
他认为人类诸苦的原因，是由于有九种分别。
他说：“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
九界者何
‘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
”(《大同书》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51—52页) 康有为接着说：“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
”(同上53页) 康有为认为，“界”是一切“诸苦”的根源，要脱离“诸苦”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去“界”，这是何休的“三世说”的引申。
何休认为春秋的“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
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内部各诸侯之间也有国界：在“升平世”中国内部的国界都没有了，但还有中国与非中国之间的界；在“太平世”这个界也没有了，“大小远近如一”。
康有为认为，在大同世界中不但没有国界，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界也没有了，这样，大同之道就实现了。
康有为说：“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
”(《大同书》8页)照他所说，这是一个人人独立、自由平等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国家的界限都消灭了，只有一个统一的政府。
各种族都混合了，只有一个种族。
男女一律平等，家庭的界限也没有了。
农工商都为社会底公产。
“不平、不通、不同、不公”的法律，都废除了。
普爱众生，“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没有了。
这样的世界，“去众苦，至极乐”，生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浩然自在，悠然至乐，太平大同，长生永觉”(同上52页)。
在当时世界中资本主义正兴盛的时候，康有为一方面看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优越，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他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他说：“故今者一大制造厂，一大铁道轮船厂，一大商厂乃至一大农家，皆大资本家主之。
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
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
”“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
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
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
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
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
”(同上235—236页) 但是，《大同书》里面也有很多的幼稚的和反动的论点。
康有为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吞并弱小民族，也是通往大同世界的一个途径。
这样，他所说的“去国界”就接近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了。
他要求“去种界”，可是他心中先有种族分别的成见。
他认为白人第一，黄人次之，其余都是劣等民族。
他认为经过改换居住地带，改换饮食，以及种族杂婚的方法，可以使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变成白人。
这些都是反动的思想。
上面提到他的“人道渐化、皆有定位”的主张。
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只能逐渐改良。
他认为他所讲的大同世界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的。
他提出了许多看起来是很高尚的理想，但是归结总是说，这些理想是现在所不能实现的，他永远说现在不能实现，也不争取使之实现。
这是他的思想的改良主义本质。
无论如何，康有为把有界、无界和人的苦乐联系起来，这就把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深入一层。
康有为的《大同书》也表现出他的自然观。
他认为，宇宙本体是所谓“元气”，他说：“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
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
”“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无物无电，无物无神。
夫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
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同上3页)。
他认为物质是有意识的，神是“有知之电”。
元气也是有意识的物质。
所谓魂质，就是有意识的物质。
人与其他自然界中的东西，都是有意识的物质。
物质的世界，就是最完美的世界，人生在其中，是可乐的。
诸宗教家都幻想修炼成功，可以脱离世界，成为“天人”。
康有为指出：人本来都是天人。
他说：“自水、火、土、木诸星中夜望吾地，其光华烂烂运行于天上，亦一星也。
夫星必在天上者也。
吾人既生于星中，即生于天上，然则吾地上人，皆天上人也。
”“庄子曰：‘人之生也，与忧俱来。
’吾则以为人之生也，与乐俱来。
生而为天人，诸天之物咸备于我，天下之乐，孰大若是
”(《诸天讲》序) 宗教家所谓“天人”，本来是出于幻想，也就是出于迷信。
康有为用他所知道的天文学的知识给“天人”一种新的解释。
照这样的解释，人本来都是“天人”。
康有为认为生物的脑是有高度意识的物质。
他说：“夫生物之有知者，脑筋含灵，其与物非物之触遇也，即有宜有不宜，有适有不适。
其于脑筋适且宜者，则神魂谓之乐，其于脑筋不适不宜者，则神魂为之苦。
况于人乎，脑筋尤灵，神魂尤清，明其物非物之感入于身者，尤繁伙、精微、急捷，而适不适尤著明焉。
适宜者受之，不适宜者拒之。
故夫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
故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
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
”(同上5页)他认为社会道德制度，“其为术不过为人增益其乐而已”(同上)。
他把道德归结为增益人之乐，而人之苦乐又归结为脑筋与外物接触时受感受的宜不宜，适不适。
这样的道德观念，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前提。
人道的原则及目的是去苦以求乐，只有大同世界才是有乐无苦的世界，所谓“极乐世界”。
照他看起来，大同世界的实现，在人类进化方面说，是必然的，在道德原则方面说，是当然的。
什么力量使大同世界能实现呢
康有为认为这首先是靠人的“不忍”之心。
他说：“有觉知则有吸摄，磁石犹然，何况于人。
不忍者，吸摄之力也。
”(同上3页)他说：人有“不忍之爱质”，“如气之塞于空而无不有也，如电之行于气而无不通也，如水之周于地而无不贯也，如脉之周于地而无不澈也”(同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本来是孟轲的思想。
康有为以所谓“不忍”与磁力、电力混同起来，称为“爱质”。
康有为在这里讲了他所认为是苦乐的本质，这就把有界、无界和苦乐的问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进入了更深的一层。
在他的这些理论中，他接触到常规哲学各方面的问题。
在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这是他的思想中的哲学部分。
照常规哲学的标准看，他的问题的提出是轻率的，答案是简单的，论证是粗糙的，肤浅的。
他甚至不能分别精神和物质的界线，把二者混同起来，这是很幼稚的。
这种混乱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从鸦片战争以后，进步的思想家对于西方的自然科学都很推崇，康有为也是这样。
他们极力吸取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并且对于它极其信赖。
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用这些有限的知识解释他们所比较熟知的封建唯心主义哲学的某些方面，于是有混乱的现象，也往往得出幼稚可笑的结论。
但是他们的倾向是接近唯物主义。
康有为的最大的事业是组织和领导戊戌变法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他胸怀全局，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和论证。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号称为君主立宪的“君民合治”。
在经济方面，他提出以商带工。
在文化方面，他提出建立以孔丘为教主的孔教，并以之为国教。
这些就是他屡次向光绪帝上书和奏折的主要内容。
共和成立，康有为失去了他发表言论的对象，有许多新事物是他所不能理解的，他只好以他过去的理论中引申出和常规哲学有关的哲学思想，这是他的余事，与上边所说的三个方面的主张和言论很不相称。
他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这一方面，他是近代维新时期的一个大领袖，但他不是一个常规的哲学家。
在领导戊戌变法的一般人中，最类似常规哲学家的理论家是谭嗣同。
什么是城旦舂
鬼薪白粲
希望得到具体形象的解答，有案例更好
非常感谢
城旦舂 秦汉时男犯筑犯舂米的刑罚。
《汉书·惠帝纪》应劭“城旦者，旦起行”；“舂者，妇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
有时与其它刑罚结合使用，如黥城旦舂、髡钳城旦舂等。
至东汉时，“城旦”不止筑城一事。
晋以后此刑再无所闻。
至北周时，将强制犯人服役的刑罚定名为“徒”，一直沿用至清。
鬼薪白粲是一种男犯上山砍柴、女犯择米的徒刑。
鬼薪，指男犯要为祭祀鬼神而去上山砍柴；白粲，即是女犯要为祭祀鬼神择米做饭。
鬼薪白粲是比成旦舂较轻的刑罚。
《史记·秦始皇本纪》：“尽得 毐 （ 嫪毐 ）等……车裂以徇灭其宗。
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
” 裴駰 集解：“ 应劭 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也。
’ 如淳 曰：‘《律说》鬼薪作三岁。
’” 《汉书·惠帝纪》：“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
”《汉旧仪》：“秦制，鬼薪三岁，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皆作三岁。
” 宋 陆游 《新秋感事》诗之二：“强颜未忍乞墦祭，积毁仅逃输鬼薪。
” 康有为 《大同书》甲部第四章：“古用 苗 制，施行肉刑， 汉文 免之，改为囚徒、髠钳、鬼薪，役作， 隋文 代之以答杖流徙。
”
维新变法运动是指什么?
维新变法1840英鸦片战争改变了历史进程；在封建社期路上徘徊的中国社会开始转入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此，中国近代史开始。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史，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逐渐开放、进步，融合进入世界的发展史。
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由守旧到维新的历史。
而上个世纪之交所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闭门锁国”状态的打破，外国经济势力入侵、传统小农经济解体，洋务企业的诱导等诸多因素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起来了。
尽管这过程是多么艰辛、多么困难，毕竟民族资本主义还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
正当“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就在对洋务派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维新思想，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派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这些思想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素材。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施展作为，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的道路。
引发这场政治维新运动的导火线是甲午中日战争。
当北洋舰队那些购自英、德的坚船利炮照样在蕞尔小日本的进攻中全军覆没。
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使“四万人齐下泪”时，满清朝野最感“世变之亟、创巨痛深”的，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戍学者，必须象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讨论学业、讲求官制”成为他们痛苦探索后的结论。
虽然后来维新变法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
戊戍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
维新变法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
鸦片战争失败，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
然而如何变
变什么
是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
康有为明确指出：“争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上清帝第六书》）由此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变法”。
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
（《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
而所谓从根本处转变中国的社会，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进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戍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维新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四条。
一是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多为举人出身，同洋务运动主要由官僚军阀操作相比，维新变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的特点是一目了然的。
可以说，维新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来推行的运动，这使得该运动具有思想启蒙意味。
二是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促进自身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运动。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梁、严、谭等的阶级角色实际上正是开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的代表。
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最终是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桎梏，打开发展道路的利益需求服务的。
所以说这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是运动的宗旨和性质虽不乏直接的经济学目的，但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色彩却更知强烈和突出。
换言之，同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相比，维新变法的着重点更偏于针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改良和意识形态批判。
如康、梁组织的“强学会”的政党性质，以及《时务报》等新报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等等，都是这一性质的改良和批判。
显然，从世界历史的普遍趁势看，这样的运动所标志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启蒙运动。
四是运动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的启蒙思想。
如变法借以推行“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借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民权”、“民主”思想；借以反对“人治”传统的“法治”；借以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教育思想，以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谭嗣同“仁学”体系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等等，无一不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
这一点尤为清楚地表明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现代启蒙性质。
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
由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而言，并无大多的本质差别。
维新变法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学术根本性变革。
除了康有为自甲午战败后接连六次上书、直接促成光皇帝以明治维新政体模式推行维新变法，由此演变为政治变革外，在学术领域，严复一马当先在甲午之战的深刻刺激中提笔中翻译《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阐述为“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的警示，使整个中国震聋发聩、民气为变，在世界观层次上将数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的牢笼炸开了缺口、严复随后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英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逻辑学者作。
梁启超在戊戍后流亡日本，更是“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尤须一提的是，由于通过变法看清当务之急在于效法日本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学术层面吸收西学，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初兴起了大规模赴日留学热潮，东渡学人逐年增加、介绍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渠道，潮水般涌入中国，推动着中国的“向西方学习”迅速突破了以往的“器”层面，转向“道”的领域追寻，进入了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
综上所述，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学术史数千年的根本变革之局不仅是中国现代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
通读《说文解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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