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将楚辞里的九歌里的《山鬼》改编为小说，1000字左右
似有人兮在山坳，披薜荔兮束女萝。
眼含情兮又会笑，你看我兮多窈窕。
驾赤豹兮傍花狸，辛夷车兮桂花旗。
披石兰兮束杜衡，折鲜花兮寄念思。
我经竹林兮总不见天，路艰难兮怨迟来。
孤独立兮山顶上，云涌涌兮流脚下。
阴森森兮如黑夜，东风吹兮神弄雨。
等神女兮怡忘归，春渐去兮谁葆春
采灵芝兮在山间，石磊磊兮葛曼曼。
怨神女兮忘记归，应想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你想我兮有怀疑。
雷隆隆兮雨蒙蒙，猿声声兮又。
风呼呼兮叶飘飘，想神女兮难舍离。
屈原九歌（九）山鬼『译文』陈振权 山鬼是古时楚人敬奉的“女山神”。
按当时的祭祀礼俗，对山鬼这样的山川神灵是用“望祀”方式请降的。
就是由女神巫打扮成山鬼模样到山里请神附身以祈福佑。
习俗认为只有这样，神灵才肯附身受祭降福。
依据这种礼俗，本诗是顺着“女巫进山迎请山鬼不遇”的路子逐步展开的。
通过女巫透描山鬼形象。
远远地看见一个打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若隐若现正走到一个山坳上。
她身披薜荔，腰束女萝藤蔓，浑身清新鲜翠。
一双眼波微微流转，，嫣然微笑，情语浓浓：你看我打扮得多么漂亮啊
正在施展魅力寻觅吸引山鬼附身。
她驾着火红的豹子，坐着辛夷木做的车子，车上插一面桂花装饰的旗子，身旁蹲着毛色斑斓的狸猫。
一边走一边采集披在身上，采集香草接起来束在腰上，尽量地打扮得招展迷神。
又折枝鲜花拈在手上，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山鬼。
因为竹林阴暗迷了路，山高路险来迟了，没能按时辰接到山鬼。
于是遍山寻找。
她登上山顶寻望，只见云海茫茫浮游卷舒。
走入山林寻找，只见古木森森昏暗如夜。
山间风舞雨降，疑是山鬼在附近催发：是你吗
我快乐地来等你上身都忘记回家了
你为何不来呢
年岁渐渐老了，又有谁能让我永葆青春美丽呢
等不来山鬼，女巫只好深入山间采集益寿的灵芝。
山间岩石磊磊葛藤缠绕，好难走哦
山鬼啊你是否忘记回来了呢
你是想我的，只是有事要忙罢了，是吗
我象杜若般爱芳洁：避雨松柏下，吸饮石泉水。
你真的会想我吗
这时候雷声滚滚，细雨蒙蒙。
猿啼声声，夜色沉沉。
风声呼呼，叶落飘飘。
我却真的很想你啊
女巫于是悲伤无奈地孤孤独独下山离去。
楚辞的读后感 200字以内就行~~紧急
读楚辞，第一《离骚》，震撼；第二篇是《九歌》，惊艳；第三篇是《天问》，迷茫；第四篇是《九章》，沉痛。
其实最想说的，是《九章》。
其中有《惜往日》据说是公认的“伪作”，《橘颂》是其中很特殊的一篇（看过的就知道了）。
剔掉这两篇，剩下七篇，读下来才发现，其实是屈原从生到死的心路历程。
《九章》实在看得我很痛苦，《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悲回风》，大概是里面最重要的五篇东西。
以前看过一个笑话，说大学的生活如果用鲁迅先生的作品来表达，那么“大一是呐喊，大二是彷徨，大三是伤逝，大四朝花夕拾”，其实我觉得《九章》大概也可以这么概括一下，《涉江》是呐喊、《抽思》是彷徨、《哀郢》是伤逝、怀沙是朝花夕拾。
《涉江》里的屈原已经被放逐，没有了另外两篇《惜诵》、《思美人》中那种仍然对楚王念念不忘的“愚忠”之情，他已经明白自己和郢都党人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他很愤怒，他一面表白自己多么清白高洁，一面痛骂那些小人多么肮脏丑恶。
这篇其实是我在《九章》里最喜欢的一篇，它的调子很高，看着很过瘾，很解气，很“愤青”，也没有接下去几篇那种几乎可以让人心神俱碎的悲哀。
那个时候的屈原大概还年轻，还有朝气，还有幻想，可是看下去才知道，所谓呐喊，也不过就是彷徨的前奏。
《抽思》是彷徨。
这时，屈原被放逐得更远了，他还在念着楚国的臣民，可是更多的却是一份沉痛。
他找不到路，四顾茫茫，没有人了解他的心思，他回不去郢都，只能盼望着灵魂能够飞回到故乡去。
教科书上的屈原，是不屈的斗士，是刚直的高士，可是从《九章》里看去，不论哪一篇，我都只能读出屈原的孤独，超越一切天地力量的孤独。
《哀郢》是伤逝。
楚国的都城郢都已经被攻陷了，我的战国史不太好，只是记得楚国并没有就此亡国，楚王带着他的臣子跑了，很快又组织了一个新的小朝廷。
可是此时贬谪在外地的屈原却没有这群“楚跑跑”们的厚脸皮，他写了《哀郢》，哀郢是心碎，我几乎不能卒读。
然而他的第一句诗却是“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受难的始终是百姓。
在这里，对于楚王的抱怨、对于奸臣的抨击的内容已经越来越少了。
反反复复写的，只是孤独的流浪。
失去家园的痛楚，可能比政治下野还要深刻的多。
有家不能回，有路不能行。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高大的房屋可以变成丘陵，楚国最繁盛的东门也可以转瞬荒芜，这不但是对于楚国一国命运的描写，更是上升到了对于整个历史循环的质问之中。
如果说《抽思》中的孤独还是屈原个人的身世之感，那么《哀郢》中的孤独就是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历史的一次拷问。
明知道答案是什么，可他还是不得不去思考。
这种深切的悲哀一直延续到《悲回风》。
《悲回风》也是《九章》中很特别的一篇，因为它没有情节，完全抒情，文章也特别长，可以看作是一首“咏叹调”。
而且在这一篇里，第一次看到了屈原的死志。
然而他却是在挣扎，要不要一死呢，死有没有用呢
我以前从没想过，在教科书里比天还高大的“屈原”会在自尽之前这样痛苦的挣扎。
在这一篇里，楚国的影子没有了，奸臣的影子没有了，百姓的影子没有了，连他自己的肉体也没有了。
他仿佛只是一个灵魂，上穷碧落下黄泉，只为找一个出路。
可是，没有出路啊，知道什么叫“哀莫大于心死”么，一路读来，我终于理解了他的心思，屈原是不得不死，并不光是因为愚忠、因为国破家亡，而是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值的他留念的东西。
像屈原这样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便是错误。
最后的一篇是《怀沙》，其实不能用先生的《朝花夕拾》来概括，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宗旨是一样的，那就是，应该是收拾好一切的时候了。
《抽思》、《哀郢》、《悲回风》，这三篇的调子都是很低沉很压抑的，而且是一篇比一篇压抑，让人看得全身不舒服。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并不是《九歌·山鬼》中的那种薄雾冥冥的“鬼气”，而是一种从心灵的力量，压制得你透不过气来。
然而《怀沙》，突然一改低沉，用了简洁的短句，铿锵有力、干脆利落地写下了他的绝命词。
没有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楚王、群臣、百姓、自己，又回来了。
这就好像是对于一生的回顾，给自己做最后一个定义。
然后他说，“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
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
人的生命上天早就安排好了，至于我，大限应该也到了吧。
放宽心胸，不要伤悲，不要害怕。
我知道死亡已经不可以避免了，那么就不要再吝惜自己的生命。
从前面几段的果决，到最后的平和与放下，我终于看见了屈原平静地走出了最后一步。
以前觉得，屈原死得不值。
因为教科书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屈原之死，不能改变楚王的昏庸，奸臣的谄媚，也不能改变楚国被灭亡的命运。
秦统一中国是历史大势所趋，屈原之死不过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是愚忠，甚至是愚蠢。
可是我读完《九章》，我觉得他的死是应该的，是顺理成章的。
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煎熬，奔波过那么多地方，屈原太孤独了，太劳累了，又是太渺小了。
天地那么大，山原、江水、滔滔洪流、滚滚红尘，他只是其中的一粒芥子。
生与死，对于浩荡的宇宙来说，实在不算是什么。
何况这个世界上，早已找不到一个能了解自己的人了，这样活着，实在是一种痛苦。
读完《九章》，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这样一副场面。
楚地奔流的江水，高耸突兀的巉岩，屈原带高冠，衣广袖，一个修长而静默的背影就那样立着，举手投足间只有两个字：孤独。
PS：其实《九章》的在正式书里的排布顺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其中《惜往日》是伪作，《橘颂》的写作时间学术上一直有分歧。
但是我在文中读出来的“屈原的心路历程”其实是我自己根据诗文的意思排的，全部七篇串起来大概是：《惜诵》、《思美人》、《涉江》、《抽思》、《哀郢》、《悲回风》、《怀沙》。
其中前两篇不怎么重要，就不说了。
我也没看过专业的书籍，手上就一本两百多页的《图文本楚辞》，董楚平的译注本，还是向图书馆借的，一边看一边抄，已经习惯了。
如果其中有什么错误那也是难免的。
不过我也觉得，《九章》这东西实在太压抑了，我很喜欢，但是受不了。
一般的读者读读《九章·涉江》也就可以了，《九歌》可以读一下，文字很精彩，《离可以读，重点在前半部分，《天问》就算了。
屈原《山鬼》全文是什么（注拼音）
。
“九歌”原为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
《楚辞》的《九歌》，是战国楚人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
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国殇》一篇，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将士；多数篇章，则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伤。
王逸说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当时屈原“怀忧若苦，愁思沸郁”，故通过制作祭神乐歌，以寄托自己的这种思想感情。
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仅供祭祀之用。
《楚辞》篇名。
关于它的来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
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
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
今人多取朱说。
《九歌》由于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
”《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
”所谓“巫音”，即巫觋祭神的乐歌，这是《九歌》与屈原其他诗篇的不同之处。
但是，作品中如“载云旗兮委迤”、“九嶷缤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诗句,“老冉冉”、“纷总总”等习用语,又与屈原其他诗作一脉相通。
因此，它应当是屈原诗歌艺术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
《九歌》图卷宋代李公麟作《九歌》图·东皇太一元代张渥作 “九歌”名称，来源甚古。
除《尚书》、《左传》、《山海经》所称引者外，《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乐”,《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诸语。
各书所说到的“九歌”内容虽有种种演化，但可证“九 歌”乃是传说中很古的乐章。
至于屈原用它作为篇名，似乎不会跟远古“九歌”的章数有关，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调相同。
可能是取其“娱神”这一点，再结合《离骚》所说的“康娱”、“□乐”的意思，基本上属于新歌袭旧名的类型。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
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
《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
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
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
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
《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
《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
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
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
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众巫和者。
”（《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
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
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
”(《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
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
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
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
《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
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九歌（一） 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璆①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瑱②，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③，莫桂酒兮椒浆； 扬枹④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九歌（二） 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①；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憺②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③，猋④远举兮云中； 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⑤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九歌（三） 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①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②，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③，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④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⑤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湲⑥，隐思君兮陫⑦侧； 桂棹①兮兰枻②， 斵③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④，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⑤； 捐余玦⑥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九歌（四）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①； 袅袅③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③； 登白薠④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何萃兮苹⑤中，罾⑥何为兮木上
沅有芷兮醴有兰⑦，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⑧；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⑨； 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①；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橑②，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③蕙櫋④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⑤；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⑥；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⑦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⑧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九歌（五） 大司命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 令飘风兮先驱，使涷①雨兮洒尘； 君回翔兮以下②，逾③空桑兮从女④；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⑤；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 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⑥； 灵衣兮被被⑦，玉佩兮陆离； 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⑻； 折疏麻兮瑶华①，将以遗②兮离居； 老冉冉兮既极，不寖③近兮愈疏；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④； 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⑤； 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何为⑥
九歌（六） 少司命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①； 绿叶兮素华②，芳菲菲兮袭予③； 夫④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愁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⑤，儵⑥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⑦沐兮咸池，晞⑧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⑨兮好歌； 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彗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⑩。
九歌（七） 东君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 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 驾龙輈①兮乘雷，载云旗兮委②蛇③； 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 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儋④兮忘归； 縆⑤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⑥； 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⑦； 翾⑧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应律兮合节⑧，灵之来兮敝日；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 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⑨。
九歌（八） 河伯 与女①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②；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③；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 灵何惟兮水中； 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 流澌纷兮将来下④；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⑤。
九歌（九）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①薛②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③，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④石兰兮带杜衡，折芬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⑤；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⑥；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⑦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⑧； 采三秀兮于①山间，石磊磊兮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②；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猨③啾啾兮狖④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九歌（十） 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①，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②，援玉枹③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④；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遥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⑤；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⑥；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九歌（十一） 礼魂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 姱①女倡兮容与；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九歌全文注音版
《山鬼》是《楚辞·九歌》篇名。
关于山鬼的身份，汉族民间有多种传说，女神，精怪，山神等。
为祭祀山神之歌，所描写神姿态和衣饰，系一女性。
内容多表现离忧哀怨之情。
[1] 《山鬼》出自《九歌》的第九首。
《九歌》是一组祀神的乐歌，据说是屈原在汉族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
《九歌》中有不少篇章描述了鬼神的爱情生活，如《湘君》《湘夫人》等，本文也是如此。
“山鬼”即一般所说的山神，因为未获天帝正式册封在正神之列，故仍称“山鬼”。
《九歌》为什么是11首
求答案
篇目考证我广东人按：篇目问题，是楚辞学的一个千年难题。
自北宋以来，众多杰出的学者对它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富有启发性，为研究问题指示了众多可行的门径。
为这个问题的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晁补之、朱熹、周用、胡文英、蒋骥、王邦采、吴世尚、顾成天、刘梦鹏、青木正儿、陈子展、梅琼林、黄文焕、林云铭、朱冀、贺贻孙、林庚、徐志啸、汪瑗、潘啸龙、陆时雍、李光地、徐焕龙、周健、张寿平、黄凤显、方铭、钱澄之、王闿运、徐英、刘永济、谭介甫、李延陵、程嘉哲、黄露生、李修生、吴龙辉、国光红、朱东润、李青石、闻一多、郑振铎、姜亮夫、孙作云、萧兵、陈世骧、王夫之、屈复、梁启超、支伟成、陆侃如、冯沅君、游国恩、董楚平、袁梅、姚宽、杨慎、吴景旭、纪昀、马其昶、张元勋、刘树胜、何新、褚斌杰、雎宽、郭沫若、龚维英、易重廉、林河、刘自兵、吴孟复、夏培文、洪兴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雷庆翼、王泗原、章培恒、骆玉明、汤炳正、汤漳平、文见贤、石川三佐男、魏炯若、马茂元、李大明、李诚、熊良智、聂石樵等。
这些古今中外的学者当中，不乏像朱熹、杨慎、王夫之、纪昀、梁启超等超一流的大家，也不乏像洪兴祖、汪瑗、蒋骥、刘永济、闻一多、姜亮夫、汤炳正、褚斌杰、徐志啸、方铭、聂石樵、潘啸龙、骆玉明、萧兵、金开诚、高路明、雷庆翼、熊良智、黄凤显、周健、董楚平、易重廉、汤漳平、梅琼林、国光红、李诚等一流的名家。
鄙人在众多前辈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有管窥，成此一文，不揣鄙陋，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不过，鄙人始终深信，篇目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本考证的问题，应当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只要沿着拙文所提供的思路，搜集更广泛的文献，拙文的观点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证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广东人于古祯州之吾亦爱吾庐。
摘要：本文通过对王逸《楚辞章句》、五臣《文选》注、皮日休《九讽》、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分析，考证出原本的屈原《九歌》的体例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这九篇作品是、、、、、、、、《山鬼》，今本《礼魂》是乱辞，且本来无篇名，“礼魂”二字在乱辞的开头，原本《九歌》没有《国殇》。
关键词：《九歌》，《国殇》，《礼魂》，《楚辞章句》，五臣注，《九讽》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Jiuge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zes on the Chuci zhangju by Wang Yi,the Wuchenzhu of the Wenxuan,the Jiufeng by Pi Rixiu and the Chuci buzhu by Hong Xingzu，verifies that the style of the Jiuge by Qu Yuan is nine works with an epilogue，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Jiuge are Donghuangtaiyi,Yunzhongjun,Xiangjun,Xiangfuren,Dasiming,Shaosiming,Dongjun,Hebo,Shangui,except Guoshang. The Lihun, a new edition , originally written without any title,is the epilogue in the Jiuge.The very word of Lihun 礼魂 was p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logue.Key words: Jiuge,Guoshang,Lihun, Chuci zhangju,Wuchenzhu,Jiufeng序言屈原的《九歌》题名为“九歌”，却包括、、、、、、、、《山鬼》、《国殇》、《礼魂》，总共十一篇。
对于《九歌》篇目名实不符的问题，古今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
本文试图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北宋晁补之最早提出了《九歌》篇目名实不符的问题。
他在《重编楚辞·离骚新序》中说：《汉书》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起、《远游》、《天问》、《卜居》、《渔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
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为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
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九歌》之后。
又不可合十一以为九。
晁补之对他所看到的《九歌》文本感到困惑，提出了《九歌》篇目问题，然而严格来讲，他并不能算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南宋朱熹在《楚辞集注》附《楚辞辩证》中说：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旧以九为阳数者，尤为衍说。
……今姑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
朱熹对这个问题表示存疑，态度是很严谨的。
他又批判了阳九说，但却没有说明理由。
而认为“非义之所急”的看法，则不大科学，因为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一定会影响对《九歌》的诗义进行最准确的理解。
自宋以后，经历明、清两代，到近、现、当代，众多的学者对《九歌》篇目问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这些众多的解释，大体可分为四派观点：一、认为“九”是实数；二、认为“九”是约数；三、认为“九”不是数，而对其进行字义解释；四、认为“九歌”是专名。
认为“九”是实数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合篇说、去篇说、合篇去篇说、迎送神曲说；认为“九”是约数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十篇说、十一篇说；认为“九”不是数，而对其进行字义解释的，又可大体分为九天说、九为纠说、九为鬼说、九为终说、龙歌说、槱歌说；认为“九歌”是专名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旧题说、古歌舞名说、古乐名说、表阴阳关系说、编辑拟名说。
但它们都提不出合理的证据，都是假说。
本文不拟对它们进行一一辨析。
而直接对《九歌》篇目问题进行考证。
汉唐人的阳九说对《九歌》篇目问题的研究，似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是令宋代以后的人们困惑不已的《九歌》篇目问题，对汉唐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九歌》的篇目多少，影响着对屈原作品的总数的判定。
汉唐人只有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的说法，此外，再没有像宋代以后的学者那样至少是因为对《九歌》的篇目多少感到困惑而产生的屈原作品总数究竟为多少篇的异说。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
”唐代韩愈就坦然地说：“屈原离骚二十五。
”他们都明确说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并没有像北宋的晁补之那样对屈原的作品篇数多少感到困惑。
汉唐人并没有提出过《九歌》篇目问题。
那么，汉唐人是如何解释《九歌》的“九”的意思的呢
第一个为全本《楚辞》作注的东汉的王逸在《楚辞章句》的《九歌序》中无说，而在《九辩序》中说：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
故天有九星，以正玑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
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
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
那么，这个后人所指为的所谓的阳九说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认为“九”是个数字，然而到底指的是实数呢，还是约数呢
“九星”、“九州”、“九窍”的“九”，在战国以来的典籍中多指为实数，从而可以假设王逸所说的“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中的“九”都是实数“九”，《九歌》与《九章》一样，都是九篇。
并且，王逸自己作有《九思》，而《九思》就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乱辞是不能算独立的一篇的，所以，《九思》就是九篇，《九思》题中的“九”就是实数“九”。
于是，可以再一次假设王逸用“阳之数”作解释的“九”应该指的就是实数“九”，王逸所见到的《九歌》就是九篇。
南朝梁昭明太子在编《文选》的时候也选入了《楚辞》的一些篇章，包括《九歌》六首（《六臣注文选》卷32标为“《九歌》四首”、卷33标为“《九歌》二首”）、《九章》一首、《九辩》的一些章节，唐代的五臣为《文选》作注时也有一些说法。
《九歌》五臣注说：九者，阳数之极。
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
这也是后人所指为的所谓的阳九说。
五臣也是认为“九”是个数字。
与王逸不同的地方是多了一个“极”字。
后人有的因此指为“极数说”，并认为“极数”即是“约数”。
然而，五臣所谓的“阳数之极”到底指的是“实数”还是“约数”，仍然是不明确的。
《九章》五臣注则说：九义与《九歌》同。
《九章》是九篇，《九歌》是十一篇，如此怎么能说“九义与《九歌》同”呢
《九辩》五臣注又说：九义亦与《九歌》同。
《文选》选入《九辩》的一些章节时，标为“《九辩》五首”，如此看来，唐代以前的人们认为《九辩》的“九”是个数字的看法是存在的，并且极有可能就是认为是实数“九”，《九辩》或其“正文”就是九首。
那么，所谓的以“阳之数”、“阳数之极”来解释“九”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九”说：阳之变也。
象其屈曲究尽之形。
显然，许慎在解释“九”时说“阳之变也”，其玄之又玄是与王逸、五臣的说法不相上下的。
又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四”说：阴数也。
解释“五”说：五行也。
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
解释“六”说：《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
这里也解释了“八”是阴“正于八”。
解释“七”说：阳之正也。
从一，微阴从中斜出也。
由此可见，许慎也是以阴阳之说来解释“四”、“五”、“六”、“七”、“八”的，不仅仅解释“九”时才这样。
显然，许慎是以阴阳之说来解释“四”、“五”、“六”、“七”、“八”、“九”这些具体的数字。
那么，又可以假设王逸以“阳之数”、五臣以“阳数之极”作解释的《九歌》的“九”，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即实数“九”。
还有，《文选》选入《七发》，标为“《七发》八首”，《七发》李善注说：《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
又李善注、五臣注都说：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
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以干之。
可见，对于“七”，李善、五臣解释为“少阳之数”，都是以阴阳之说来作解释的。
同时，表明五臣不只是在解释《九歌》的“九”时才用阴阳之说来解释。
《七发》虽然名为八首，但内容是“七事”，而且“八首者，第一首是序”，后七首才是“正文”，换言之，《七发》的“正文”就是七首。
可以认为，李善、五臣用“七者，少阳之数”来解释的《七发》的“七”就是实数“七”，那么，可以假设五臣用“九者，阳数之极”作解释的《九歌》的“九”就是实数“九”。
再者，李善认为《七发》“犹《楚辞·七谏》之流”，“七者，少阳之数”一语非止解释《七发》的“七”，也是解释《七谏》的“七”。
而《七谏》包括《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篇，最后有一个乱辞，而乱辞不算独立的一篇。
所以，《七谏》正好是七篇。
《七谏》的“七”就是具体的实数“七”。
李善用“少阳之数”作为其题中的“七”的解释的《七谏》正好是七篇，那么，更可以假设五臣用“阳数之极”作为其题中的“九”的解释的《九歌》在五臣当日所见也应该是九篇，《九歌》的“九”也是一个具体的实数，就是实数“九”。
原本《九歌》的体例是九篇加一个乱辞王逸《楚辞章句》的《九辩序》说：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
……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
亦承其九以立义焉。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这段序言说刘向、王褒对于屈原的《九歌》、《九章》“依而作词”，“亦承其九以立义焉”，即模仿屈原的《九歌》、《九章》写了自己的作品。
刘向的作品是《九叹》，王褒的作品是《九怀》。
而且，这些作品题名中的“九”的意义都是相同的。
刘向的《九叹》，包括《逢纷》、《灵怀》、《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篇名据文渊阁本《楚辞章句》），体例上是九篇，九篇每篇篇后都有“叹曰”的部分作为乱辞。
《九叹》模仿的是屈原《九章》的体例，《九章》由《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组成，但并不是每篇篇后都有“乱曰”部分的乱辞。
《涉江》、《哀郢》、《抽思》、《怀沙》四篇有“乱曰”部分作为乱辞，《悲回风》一篇有“曰”的部分作为乱辞，应该是脱落了一个“乱”字。
其余四篇则没有乱辞。
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赞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司马迁在此只提到《哀郢》，并未提到《九章》的总名。
《汉书·扬雄传》：“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可见，扬雄作《畔牢愁》时，《惜诵》以下至《怀沙》是一卷，也没有《九章》的总名。
所以，可以推知屈原《九章》之中的九篇作品最初并不是合编在一起，即并非是一组组诗，所以体例也不一致，有些有乱辞，有些没有乱辞。
《汉书·成帝纪》：“（汉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
”《汉书·楚元王传》：“（刘歆）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最早提到《九章》之名的是刘向《九叹·忧苦》：“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
”刘向是《楚辞》的编订者。
扬雄在汉成帝朝之前作《畔牢愁》时，《惜诵》以下至《怀沙》是一卷，且没有《九章》的总名。
而刘向在《九叹》中最早提到了《九章》。
由此可以推测，刘向或刘向、刘歆父子非常有可能是《九章》的编订及拟名者。
《九章》的编订及拟名者也有可能是别人，时间是在扬雄作《畔牢愁》之后、刘向编订《楚辞》之前的一段较短的时期。
然而不管是何种情况，总之刘向是模仿《九章》创作了《九叹》，却每篇篇后都有乱辞，这大概是有意追求整饬的结果。
王褒的《九怀》，包括《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篇作品，九篇之后，加上一个“乱曰”的部分作为乱辞。
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思序》说：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
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
虽然《九思序》不是王逸所写，但《九思》是拟骚作品是无疑的。
王逸的《九思》在体例上包括《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九篇作品，九篇之后，加上一个“乱曰”的部分作为乱辞。
按照王逸《九辩序》中“依而作词”、“亦承其九以立义焉”等语，又《九怀》、《九思》明显不是模仿《九章》的体例，如是模仿《九章》的体例则应该像或者接近于刘向《九叹》的形式，所以可推知《九怀》、《九思》是模仿屈原《九歌》的体例。
由此可知，汉代人王褒、王逸等所见到的《九歌》的体例是由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的部分所组成。
综上所述，原本《九歌》的体例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的部分。
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序注的内容、风格表明《九歌》无《国殇》原本《九歌》的体例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的部分。
今本《九歌》是十一篇。
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也可以看作是有十个章节，今本《九歌》的十一篇，可以看作是十一个章节，两相比较，原本《九歌》必定没有今本《九歌》的其中一篇。
那么，究竟是没有哪一篇呢
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序》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
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
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楚辞章句》的《九辩序》也说：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
显然，王逸认为《九歌》是祭歌。
《九歌序》中所谓的“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是王逸按照他的以经释骚的思维方式来解读《九歌》的两个着眼点，也即他所认为的《九歌》的主旨、意义所在。
而他这样解读的结果就是觉得《九歌》的文意复杂多样、篇章文句错乱，即他所说的“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通观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各篇的注语，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王逸分析其主旨、意义都着眼于《九歌序》中所说的“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两点，解读诗句处处附会屈原，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大体上在开头或开头不久都是说屈原如何“事神之敬”，把屈原说成是主祭者，接下来便泛滥地附会屈原，说是屈原如何“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泛滥地把屈原与楚怀王联系起来，说屈原如何忧伤愁思，或表明忧伤愁思的情感，即《九辩序》所说的“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讽谏怀王”，《九歌序》所说的“怀忧苦毒，愁思怫郁”。
在这九篇的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句句都是附会屈原，这九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与《九歌序》“见己之冤结”中的“己”一致同指屈原。
而这样解读的结果，如王逸本人所评判的，真的是把《九歌》弄得文意复杂多样、篇章文句错乱。
所以，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注语的内容、风格是与《九歌序》、《九辩序》所概说的相一致。
而《国殇》一篇的注语，则全然不同，纯是另一种内容、风格。
王逸注《国殇》，根本没有提及屈原，既没有着眼于屈原“上陈事神之敬”，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祭祀的事情，也没有着眼于屈原“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没有把屈原与楚怀王联系起来。
在这一篇的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没有一句是附会屈原，这一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国殇”。
所以说，王逸《国殇》注的风格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名物训诂、文意解释，因而王逸并没有把《国殇》弄得如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那样文意复杂多样、篇章文句错乱，而是文意一致，篇章结构浑然一体。
所以，《国殇》的注语的内容、风格与《九歌序》、《九辩序》所概说的不符合。
两种注语的内容、风格迥异如此。
《礼魂》一篇的注语则纯粹着眼于解释祭祀神灵的礼仪、做法，描写祭祀场面等方面。
以下将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各篇的注语逐篇逐条列出，关键之处加上着重号：（因篇幅限制，特删去，请学者自己去翻书，也可以看我稔山人的新浪博客。
）从上面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今本王逸《楚辞章句》的《九歌》的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是一种内容、风格，《国殇》的注语是另一种内容、风格。
两者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八点：一、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基本上通篇附会屈原，把屈原说成是主祭者。
《东皇太一》共15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8条，《云中君》共13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2条，《湘君》共38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25条，《湘夫人》共36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13条，《大司命》共25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11条，《少司命》共21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9条，《东君》共21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5条，《河伯》共14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9条，《山鬼》共23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13条。
而《国殇》共16条注语，没有一条附会屈原。
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除《东君》外，各篇的注语都提到甚至泛滥地提到屈原的名字。
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句句都是附会屈原，这九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
而《国殇》的注语没有一条提到屈原的名字，在这一篇的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没有一句是附会屈原，这一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国殇”。
二、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基本上在开头或开头不久都是说屈原怎样祭祀神灵，即《九歌序》所说的“上陈事神之敬”。
以下逐篇列出。
（因篇幅限制，删去。
）三、《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
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
这段序言说明王逸认为《九歌》是祭祀神灵的祭歌。
从上面第二点关于“上陈事神之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都认为该篇是祭祀神灵的祭歌，而《国殇》一篇的注语完全没有提及屈原或者任何人关于祭祀的事情。
《国殇》注语表明王逸并没有把《国殇》当作是祭祀神灵的祭歌，甚至是没有把《国殇》当作某种祭祀的篇章。
四、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大体上在说了屈原如何“上陈事神之敬”之后，就按照《九歌序》所概括的，说屈原如何“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
这九篇中，有的说到屈原“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有的说到屈原“见己之冤结”，有的则说到屈原如何“讬”事神“以风谏”。
以下逐篇列出。
（因篇幅限制，删去。
）五、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以汉代人的以经释骚的思维方式，都把屈原与楚怀王或者楚国联系起来，说屈原如何“忠君爱国”，塑造了一个“忠君爱国”的屈原形象，表达了一种“忠君爱国”的思想。
以下逐篇逐条列出。
（因篇幅限制，删去。
）而《国殇》注语完全没有提到屈原与楚怀王、楚国的关系，连单独提及楚怀王或者楚国都没有，也没有说到“君”这个字眼，没有说到屈原如何“忠君爱国”，甚至根本没有表达“忠君爱国”的思想，尽管这样的一个与敌战斗直至壮烈牺牲的题材在后人看来是多么具有爱国主义意义。
六、《九歌序》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
就是认为屈原如何忧伤愁思。
通观今本《楚辞章句·九歌》的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除《东君》外，其余八篇都有一些注语直接附会屈原如何忧伤愁思，至于《东君》，也有一条注语说日神如何“太息”，也是表明了忧伤愁思的情感。
以下逐篇逐条列出，关键字眼加上着重号。
（因篇幅限制，删去。
）七、《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
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
既说“信鬼而好祀”，又说“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事神”，可见“鬼”、“神”是通称的，泛指广义的神灵。
今本《楚辞章句·九歌》的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多处有“神”字，也有几处有“鬼”字，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注语中的“神”、“鬼”，指的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还有几处提到某些神灵的名字，这表明王逸认为这九篇祭祀的是从东皇太一到山鬼等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
以下对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逐篇逐条举证。
（因篇幅限制，删去。
）而《国殇》注语中带有“神”、“鬼”字眼的语句有两条：言己战斗，适遭天时，命当坠落。
虽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惮也。
言国殇既死之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
那么，王逸注语说的“神”、“精神”、“魂魄”、“百鬼”等语是不是指国殇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呢
还是指别的什么东西
是否指国殇是人鬼呢
以下做一番考证。
（因篇幅限制，删去。
）关键的是今本《礼魂》注语说：言祠祀九神，皆先斋戒，成具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
首先，从第三点的论述中已知，王逸认为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都是祭歌，《国殇》则不是。
则“祠祀”一词与《国殇》无关。
再根据本节的论述，从东皇太一到山鬼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而国殇则是人鬼。
那么，今本《礼魂》注中所说的“祠祀九神”中的“九神”，即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而没有今本《九歌》所包括的《国殇》之中的“国殇”。
电子邮箱：xiezhenhai200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