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读后感
[江村经济读后感]全书分为十六章，可划分为四个部分，江村经济读后感。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本章是全书内容的引子也是对全书内容的总括。
作者用一句话揭示了全书的主旨，即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第二部分是第二章，本章从地理状况、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概括了调查地区的情况，并阐述了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原因。
第三部分是第三章到第十五章，分别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生活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描述了该村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第四部分是第十六章，作者根据上文描述，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饥饿问题。
作者认为，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
作者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一是改进技术；二是社会再组织；三是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
1 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界定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位于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由于气候适宜,水源充足,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于水稻的种植和桑蚕的饲养,因此,一直以来水稻就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作物,又因为便利的水路交通,蚕丝业也成为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且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作者以事实证明了中国农村混合型的经济结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决了一般人认为中国仅是农业大国的说法,从当时农村看来,中国是农工业大国,只是农村工业是分散型的,未能使人易于觉察。
2 造成农村经济萧条的根源一般认为,农村经济萧条是源于内外交困和阶级的压迫,但作者却有独到见解: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饥饿问题。
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
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同过去等量的纸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作者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了外来因素西方工业扩张，挤压了中国农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导致中国乡土工业的衰退,造成农村经济萧条。
3 中国农村怎么走出困境中国农村走出困境要经过两个阶段：一 社会再组织问题。
作者赞成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认为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
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对国家进行重组的问题，有了这个前提，才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工业发展。
二是恢复农村企业、发展中国式工业。
作者把前者看成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最根本的措施,而后者对前者的有效组织和发展壮大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且作者把当时合作社的实验看成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将对中国乡村工业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读后感《江村经济读后感》。
作者通过对江南小村开弦弓村的描述,阐明了乡村经济存在的状态、发展模式及崩溃衰败的根源,并指出乡村经济发展的途径、方法与出路。
书中的一些观点理论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许就是这本书已经写作出版了70年，仍被当代学者反复阅读、提起的一个原因吧。
《江村经济》是费老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后写成的。
这本书给费老带来了终身的荣誉，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之路。
读罢此书，眼前浮现出一副鲜活的江南农村社会生活的景像，文章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没有太多的主观评论，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力求客观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及强烈的人文关怀，不得不让人产生由衷的敬佩。
笔者打算从两方面来论此书:一是从文章内容来说，另一则是从文章的方法论来讲。
一、首先来说文章的内容，《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通过对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生活过程的调查来探讨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付之道。
全书的最主要论点或可概述如下：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换言之，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更不可能养得起一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
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乃靠乡土工业之补充。
因此，一旦乡土工业崩溃，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
这一基本论点乃是中国社会学派以后分析中国问题的全部出发点所在，从而贯穿于以后的一系列著述中。
在一九四八年《乡土重建》中，这一命题表述如下：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
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
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
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
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是中国农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而乡土工业的崩溃则是因为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使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因为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所以乡土工业的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
一方面，地主并没有丧失他收租的权利，相反的，因为西洋舶来品的刺激，更提高了他们的享受，消费增加，依赖于地租的收入也更不能放松。
但另一方面，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成了来要他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
中国社会的阶级冲突空前激化。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不是别的，乃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所激发的反抗。
由此，解决中国问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土改、减租、平均地权。
但这仅仅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前所言，中国农民单靠种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但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
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二、就文章的方法论而言，显然作者受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采用了文化的功能论和系统论的思想，费老先生把江村社会生活看成一个整体，考察了其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
如，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综合体。
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
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
一个人如果要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得一件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
又如，对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会引起其他诸方面的变化。
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便会继续下去，直到整个系统完全重新开始为止。
这些都反映了系统论、功能论的观点。
读完费老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反思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应该走何种发展道路
目前有很多人提出遵循西方国家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之路。
笔者认为其实费老提出的重建和发展农村乡土工业的主张在当时不仅具有预见性，而且对现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江村经济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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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读后感文章 800字以上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过于巨大的难以一时全面把握的认识对象，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因此要具体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就必须选取一个切口,由此切入近代社会的深层 ,窥视历史的奥秘。
我们究竟如何去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特征?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
以往很长一个时期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体系的一些认识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概念,忽略了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具体考察和分析。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近代历史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孕育、生长、壮大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扮演社会中心角色的历史过程。
然而,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不同,居于近代社会中心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生长条件、形成过程、历史特征又各不相同。
与典型的西方近代社会相比 ,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的裂变重构,还是从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组合方面来看 ,中国社会历史的近代转型 ,有着自身的历史特征。
虽然西方文化的强行楔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至关重要,但是,承担社会转型的基本力量却只能是中国社会自身的产物。
绅商阶层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具特色的社会力量。
因此 ,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不仅深化和具体化了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同时也从社会结构意义上深化了整个近代社会的研究。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它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根本上说 ,离开了对于绅商阶层的研究,也就谈不上对于近代资阶级的真正研究。
然而 ,最早注意并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的却是关注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
法国学者白吉尔的《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绅商阶层。
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特别关注到“绅商阶层”问题。
国外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但研究并不深 入,还不足以说明绅商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国内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
尽管我国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由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体认比之于西方学者要更为深刻、和贴切一些。
各位学者的视角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致,但在对绅商的基本属性和历史特征的把握上,却并无太大的分歧。
“绅商”是20世纪初年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有着特定指称对象的称谓概念。
在相继而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反美爱国运动以及地方自治运动中,绅商阶层始终居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
然而 ,绅商阶层又不等同于资产阶级。
这不仅仅因为绅商还不具备资本家的典型特征 ,没有雄厚的资本,也还因为此时的绅商还没有衍变为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社会集团。
在晚清社会关系体系的剧烈变动中,“绅”“商”两个社会阶层的相互渗透和出现一身二任的人物 ,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绅”“商”之间的界限也还没有完全泯灭,没有形成经济地位、主体意识基本一致,即利益一致的阶级集团。
清末《宪政编查馆核查粤省绅士办事习惯》等史料开列有“绅士与商家之畛域”、“绅士与商家之嫌疑”、“绅士与商家冲突竞争之习惯”条目,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绅商还没有形成一个内聚力极强的社会集团。
绅商是什么 ?这一流行于 20世纪初年的概念究竟有什么具体内涵和特征?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绅商阶层的过渡性作用和社会转型中的中介作用。
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社会转折时期,正是绅商阶层扮演了新旧社会力量的承转交替角色,它既非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力量,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力量 ,而是过渡时代的一种特殊形态。
绅商当然不属于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也不属于传统时代为人尊崇的乡土社会的绅士阶层。
它既是社会阶级力量分化变动过程中的中介形态 ,也是新旧社会转变发展的中介形态，读后感《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显然,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探讨研究 ,不仅深化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也拓展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领域。
但是,以往对绅商阶层的研究,大都是相关课题研究的成果。
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系统全面研究当推《官商之间》一书。
它的主要特色是:一、从纵向上对绅商阶层形成的历史进程作了比较清晰的论述,既回溯了传统绅士阶层兴起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明清之际绅商合流的历史走向 ,又重点分析了近代绅商阶层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及其标志。
二、从横向上对近代绅商阶层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剖分析,侧重于对绅商的类型对比以及不同群体特征的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对于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做了独特的也是比较深入的分析。
近代绅商作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与传统社会最为接近的一个层次,也是新旧社会阶级、阶层部分重叠和粘连的层次” (第 208页),其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
因此 ,近代绅商一方面投资于近代工业,但另一方面又大量经营着钱庄、典当、商号等旧行业 ,甚至还从事地租剥削 ;近代绅商并没有真正割断其与封建官府的脐带,具有“兼官商之任”的双重性 ;近代绅商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甚至更接近于传统绅士和商人,而较少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
作者由此试图说明,近代绅商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以及为什么不能够承担起中国近代化主体力量的历史原因。
三、密切联系社会转型,对近代绅商阶层社会功能的历史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是相互关联共生共存的一个有机整体。
结构产生功能 ,功能完善结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
在传统社会结构里绅商的社会作用主要局限于会馆、公所一类社会组织中,并且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性、狭隘性和分散性特点 ;这并不取决于绅商自身的特征与性格。
任何个人和社会群体,都不具有跳越社会历史界碑的能力,而只能是社会历史本身的产物,其性情、特质都由社会结构所规定。
近代绅商的“社会功能具有质变意义的变迁”,这一方面表现为“公”的领域的扩展以及绅商在新式社团组织和市民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收回利权和立宪运动中,绅商具有浓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近代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绅商扮演的独特社会角色,也可以从绅商社会功能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体而真切地感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力度和深度。
诚如章开沅在序中所说 :“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近代中国绅商研究,而且可以深化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
”读过《官商之间》一书,会感受到本书史料的翔实 ,论证的严谨,也能从中体味到作者独到的研究方法。
首先 ,作者注意从微观入手 ,从宏观着眼。
在历史著述中,“树木与森林”的相互关系 ,一直是著作者经常议论又颇难措手的问题。
有些著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缺少具体生动的历史内容而流于空疏,也有一些著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局限于史实的排列 ,缺乏广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探索。
该书从近代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上着眼,紧扣绅商阶层与近代社会转型及其二者的相互作用展开论述。
其中既有丰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 ,又有对社会历史运动趋向的规律性总体把握。
因此,树木与森林的互见,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便构成该书最鲜明的特色。
特别是在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商关系”的余论中,作者从中外对比的角度 ,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历经艰难的历史原由，并对官、商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和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具有启示性的见解。
其次,作者侧重动态分析和横向对比的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集团都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 ,只有从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探讨,才有可能把握其时代特征。
该书始终把绅商阶层置于动态演变的历史坐标上,具体地从绅商的合流、绅与商的早期对流、绅商阶层的形成、由商而绅的渗透、绅商向资产阶级过渡等几方面,去动态地探寻近代绅商阶层的时代特征。
横向的对比研究也构成该书特色之一。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颇为奇特的新的社会阶层”,它既是传统社会固有的社会力量的演变,又是新时代的历史产物。
作者首先从历史的纵向对比中 ,区分了明清之际的绅商与近代绅商的异同,从而凸现了近代绅商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
同时作者还将近代中国绅商阶层与英国17世纪由中小贵族绅士、城市富商和富裕农民转化而成的“新贵族”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 “武士阶层”进行对比研究。
总之，这是本对后人研究绅商阶层存有大益，也无法绕去的一根标杆。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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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社会实践活动报告（400—500字)
社区服务的感想 通过这次的社会实践，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的那份热情。
正因为如此，我才渐渐地懂得了一个道理：要创造自己的事业，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凭着一个人对工作的执，坚定的信念会指引着他走向完美的事业之路。
在实践的这段时间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体会到了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这时才发现自己是最幸福的。
因为我还在学习的阶段，还没能真正地接触事业，没能真正地了解到工作的难处和辛苦。
想起来，还是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不错的了，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下读书，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只是，我觉得个别惭愧，都怪自己不够争气，不珍惜这好的时间和机会去好好读书，整天都无所事事，在家里一点事也不会做。
是这一次社会实践给了我学习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我一次记忆深刻的经历。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件自己该做的事，对自己产生，都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一些基础的知识就够用了，可到了实习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以后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不能只安于现状，一定要奋勇直前。
人是在不断前进中成长起来的，虽然会有很多坎坷，但总是会有办法解决的。
做人不怕失败，最怕失败后永远不能站起来。
一定要相信自己，因为我总是对自己说“勇敢点，挫折
怕什么，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的”。
于是，我便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克服自己在成长中的困难，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奋斗的目标前进。
我相信，自己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关于高中生消费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一．问题的由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金钱观，价值观，消费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在现实生活中，在校高中生几乎是纯粹的消费者，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消费。
作为有创新意识与强烈求知欲的当代高中生，我们很有兴趣知道，顺德高中生的消费欲望，消费方向是什么
影响因素又是什么
他们的理财能力怎么样
围绕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展开了题为“关于顺德高中生消费状况的调查与思考”的综合实践活动。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通过这次研究，一方面可以对当代顺德高中生的消费状况与消费观念进行考察与反思，从而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问题寻求解决方法，帮助顺德高中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端正消费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这次研究，可以培养我们组员的互助合作的精神，探究问题的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
三．课题研究方法及途径： 1．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小组讨论法、采访法； 2．途径：上网、到图书馆查找资料，采访，问卷调查。
四．研究步骤：确定课题→设计调查问卷→开展问卷调查→统计 数据，分析问题→小组讨论提出看法→撰写研究报告 五．研究过程： 1．准备工作：在老师的指导下，先确定课题的研究方法及步骤，制定活动计划，确定要开展的活动，并合理地分工，做好准备工作； 2．研究阶段： ①查找资料：主要通过上网查找资料，对资料进行一定分析，以此对当代高中生的消费观念有初步了解，以便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 ②问卷调查：根据查找到的资料，结合我们自身消费的实际情况，经导师指导和小组讨论，挑选20道有代表性的问题制作成调查问卷，并对顺德各镇部分高中生进行调查，统计百分比。
③个人采访：在校内选取个别有代表性的同学进行个人专访，了解他们的消费状况及消费观念； ④讨论，分析调查结果，得出相关结论； ⑤就发现的问题与导师进行商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六．研究结果： ⑴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A.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同学的消费比较理智，有76.6%的同学认为钱该花就花,16%的同学认为应尽量节俭,只有约7.4%的同学选择了有钱尽管花。
就个人消费而言，有80%的同学以经济实惠为主要标准。
这些数据，反映了受访学生中大部分有较好的消费习惯，且勤俭节约在顺德高中生心目中仍有一定地位。
B.对于影响消费的因素，有66%的同学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值得一提的是，有30%的非独生子女表示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最大，而这一比例在独生子女中仅为14.2%，这说明在以自己实际情况为主导的消费前提下，非独生子女表现出比独生子女更强的家庭观： C.零花钱的来源及数量。
受访学生中，接近98%的同学的零花钱来自于父母。
而平均每周的零花钱普遍在100元以下，这个零花钱数目比较合理； D.理财能力较强。
有50%的人能节制地使用零花钱，有47.8%的同学对使用零花钱有一定的计划，其中有20.21%的同学能坚持计划。
关于有否纪录花钱情况，有57.45%的同学从来不记，只有6.38%的同学一直在记。
至于零花钱够不够用的问题，有48.94%的同学表示仅仅够，有40.43%的同学每个月都有钱剩余，其中独生男同学每月有钱剩余的比例更达到了63.64%。
以上数据表明，同学们普遍能较好地使用自己的零花钱，也能对零花钱的使用进行一定程度的计划与节制，说明受访学生的理财能力较高。
E.零花钱的最终用途。
41.49%的同学的钱主要花在食品上，15.96%花在衣着服饰上，21.13%用在学习方面，15.96%则花在娱乐方面。
这反映了食品开销仍在高中生消费中占主要位置，而学习开销在当中也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说明高中生还是比较注重知识方面的消费。
F.对个别消费行为的分析：78.43%的女同学认为不可以去网吧、歌舞厅，而有67.44%的男同学则认为可以。
这反映男女同学的消费观存在一定差异，这大概与男女生在心理上的差异有关；在环境保护问题方面，有73.40%的同学会在消费时考虑到，这表明大部分同学能自觉在消费中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说明顺德高中生普遍的素质较高，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G.对于花钱最有意义的一栏，多数同学填写：“资助贫困生最有意义”，说明众多的顺德人和爱国华侨乐善于好施的高尚的品行以及这种优良的文化氛围对当今的中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⑵从消费状况看消费观，并就有关问题研究对策： ①从高中生自身方面看：高中生一般年龄在16——19之间，自我意识较强，多数的高中生在消费时主要以自己为核心，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具备了独立消费的能力。
这就很容易导致盲目消费等不良消费现象的出现。
有鉴于此，高中生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多听家长、老师的教导，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努力矫正不良消费习惯，提高消费的科学性。
②从家庭教育方面看：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启蒙老师。
家长的消费观或多或少会对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家长平日一定要言传身教，多引导高中生正确消费。
对于学生个人名下拥有数万资金的家长，应加强监管；最好减少子女名下的资产，以免子女产生物质生活的攀比、爱慕虚荣以及生活上的奢侈浪费等不良的思想和行为。
③从学校教育方面看。
接受学校教育是高中生日常最基本的工作之一。
学校应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多对学生进行有关的个人理财常识教育、绿色消费教育等，使学生的消费观念得到真正提高，从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和理财能力。
④从社会方面看。
顺德经济发达，市场竞争激烈，在市场经济下，常有不法商人为牟取暴利而针对中学生贩卖或传播黄睹毒，搞坑蒙拐骗。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高中生容易被误导，错误消费。
因此，有关部门除了应加强有关方面的宣传与教育外，还应加强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高中生消费提供一个健康有利的环境。
总之，顺德高中生的正确消费观的形成，需要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
求一篇中国铁路发展史结课论文1500字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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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开头，是个连“丙”菜都吃不起的穷困的农村学生；书的结尾，是个身有残疾的普普通通的煤矿工人。
从头至尾，都没有能够脱离所谓的“社会底层”。
可是时至今日，每每想起，想起孙少平这个平凡的人，这个人物身上的自尊都令我汗颜。
初中时在读者上面看到了。
出身的父亲对这句话无限感慨，认为它概括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轨迹。
我却被这文章中记录的作者创作时的各种准备工作所吸引。
头一次知道，原来为了写一本长篇小说，要在一个荒郊野外独居数年；要通读十年间的报纸，记录各种事件（后来知道，这也就是所谓的“doing research”），翻阅报纸到手指被磨得露出毛细血管。
这些听起来艰苦以至于荒谬的事情，对我却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种被描述为“反熵过程”的，人对于某一事物不合常理的执著，有着莫名其妙的好感。
高中时终于读了这本书。
坦率的说，这本书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作者强加在人物身上的褒贬之辞；书中没有一段善终的感情；孙少平和好的莫名其妙；的死和孙少平的；外星人；等等。
甚至每一个人物的身上，都能找到不讨我喜欢的性格。
可是这本书却最终吸引着我，也改变了我。
这是因为它有个引人入胜的开头；更重要的是，它教我认识了一个平凡人的自尊。
孙少平在物质生活上是窘迫的，在精神上是寂寞的（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但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见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认真的对待自己的精神世界。
这些年来，我莫名奇妙的来到一个高尚的地方，作着深奥的学问，身边充满着各种或者聪明、或者自命不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人。
偶尔回到故乡的亲人中，短暂的享受着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莫名的崇敬和优越感，似乎自己很有成就。
但一想起孙少平，就如梦醒一样惊悟到自己精神家园的荒芜和贫乏。
我心中的孙少平，是个“讲究”人，在平凡的人生境遇中，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仍一丝不苟。
和他相比，那些盛气凌人的“成功人士”们却大多活得像个动物。
儒家讲“慎独”，是在没有监督时的道德自律。
而孙少平的精神追求，也是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的个人的选择。
他的周围不是一个能够欣赏和奖励他的这种追求的环境；他也没有如许多“爱书之人”那样如孔雀般陶醉于自己的才情，展示自己的品味；他甚至不是因为专业上的纯粹的热爱而去学习。
他对精神世界的一丝不苟，仅仅是因为他把自己作为一个高贵的人，来由衷地尊敬和爱戴；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个动物，潦草的对待；或者当成某个社会角色：“白领”、“x总”，从这些角色中寻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成就感。
这样的态度比任何话语都有力量，这样一个高贵的普通人比任何社会角色都更令人诚服。
社会上流行着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判断他的质量；我身边也不乏动辄对他人的“成就”或“品味”作褒贬之辞的朋友。
我总觉得我无法与他们为伍，无法接受这样的价值，因为我见识了孙少平这样的人，我更愿意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
人可以独立于成败，独立于世俗的价值评判，独立于他人的褒贬臧否，而自己尊重自己，做个高贵的人。
我对自己的种种一直都不甚满意。
但教给我的，是为数不多让我为自己感到骄傲的地方。
《平凡的世界》是一本我愿意让我以后的孩子读的书。
不是为了让我的孩子更像他爸爸（我不是古人，不觉得“不肖”有什么不好），而是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让我由衷钦佩的人。
这是看完3部得读后感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不过如果你没看过的话最好自己看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