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读后感
[《日本人》读后感]网上读了老师推荐的蒋百里的《日本人》，下面一段觉得他说得特别精彩，分析的很到位，把日本人看的很透，真是个目光锐利的作者，因为我还不知道他的背景，我就先称他为作者吧，《日本人》读后感。
“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国情形。
有许多秘密的知识。
比外国人自己还丰富。
但正因为过於细密之故，倒把大的，普通的忘记了。
譬如日本研究印度，比任何国人都详细，他很羡慕英国的获得印度。
但他忘记了英国人对印度，是在大家都没有注意时代，用三百年的功夫才能完成，读后感《《日本人》读后感》。
而日本人，却想在列强环视之下三十年内要成功。
日本人又研究中国个人人物。
他们的传记与行动，他很有兴奋的记得。
但他忘记了中国地理的统一性与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来改变五千年历史的力量，将中国分裂。
他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与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
但他忘记了他无从产生一个首领。
” 〔《日本人》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读点民国历史)读后感
改革开放读后感 对80后的我们来说，谈论改革开放有些勉强,仿佛是小学生讲人生哲学一般。
但我们生活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对于时代的变迁，又岂能置身事外
1978年一位伟人果断地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于是一个国家在春风中崛起，人们唱着春天的故事，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终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
30年，极其漫长；30年，又极为短暂，但它终归要成为一段历史。
而这段历史，又恰恰是五千年华夏文明最辉煌的那个部分。
英雄创造的历史，只是历史的骨架和轮廓；民众创造的历史，才是历史的筋脉和血肉。
回望3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留在记忆里的，不应仅仅是排列整齐的数字，也不应仅仅是庄严肃穆的大事记，更应该是一个个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更应该是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故事。
1997年，这一年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香港回归，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祖国统一大业向前迈了一大步，举国上下，全民欢腾。
至今我还能感受到那种自豪的热烈的欢腾气氛：到处是欢腾的人群，到处是喧腾的锣鼓，到处是五彩缤纷的礼花......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景象。
我感受到祖国正在一天天强大，中华民族正在一天天振兴，心中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而这一切，我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实施大概也不会成为现实。
撒切尔夫人不是说么：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结果呢
1999年，20世纪最后一年，祖国也迈开了跨进新千年的步伐。
十月一日，伟大的祖国50华诞，世界目光齐聚北京，因为这里正在举行盛大的阅兵。
天安门前，各种兵种一一走过，各式兵器一一亮相。
威武的士兵，整齐的队形，使人感受到人民之师、正义之师的雄壮和威严；先进的武器，繁多的种类，使人感受到祖国的安全与不可侵犯。
时隔不久，澳门顺利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大业又进一步，中国完全统一指日可待。
2001年，记忆中，刚跨入新千年的祖国喜事连连，先是申奥成功，继而成功入世。
现在入世已七年，奥运会也近在咫尺，回想七年前那一幕，不禁让人感慨万分，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让人遗憾，08奥运让我们扬眉吐气。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
08年是奥运中国年，世界目光将再一次聚向北京，奥运是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极好机会。
…… 我们一年一年地走着，从20世纪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们被中国在此区间内跨世纪的三十年改革开放而感动。
谁能想到，曾经的梦想都一一变成了事实。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饱含激情的梦想之光是如此具有穿透力，她引领着我们穿越时光长廊，终于将我们带入今天梦幻般的现实。
08年，注定了是不平凡的一年，对中国人来讲，它意味着太多:艰难、荣耀、团结……但不管怎样，有这30年作底子，中国人还怕什么呢?就像《红灯记》中李玉和对母亲说：“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 衷心祝愿改革开放继续积极稳妥的顺利进行，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
---读《抗日战争》读后感 现在,我们的生活十分美好。
可你，是否想过，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这可是战士用自己滚烫滚烫的鲜血换来的。
这个代价太大了
今天，让我们来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吧
在抗日战争文章中，我看到了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的战场。
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八路军战士们。
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健儿到处逞英豪；雁翎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使骄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到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还看到了19路军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接受长官的指示。
我还看到抗战1月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
最后，蔡延锴军长亲临前线指挥……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血战台儿庄”的杀敌大刀，“武汉会战”中毙敌3000余人的万家岭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抗战初期，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正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美梦。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战的号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神圣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
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以往1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进行的仍是一次封建王朝战争，而日本则进行的是一次国民战。
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
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在《抗日战争》中，我了解这段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一名中国学生，建设祖国，无疑是责无旁贷，却又是一件难以承载的任务。
战士们就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
让我们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振兴中华
革命战士永垂不朽
民国历史读后感 # 春末夏初，一次发烧引出了目前为止最严重的一场感冒，鼻塞口哑俱全。
一时间，鼻不能闻，口不能言。
无事可作之下，在书堆中翻出了一本《民国那些人》，是本人物简述，原本只做消遣，却不想更引来一场泪眼婆娑。
如果说萨苏的《国破山河在》记述的是国难之时普通中国百姓在战场上的奋勇，是武力的抗战的话。
那么这本徐百柯的《民国那些人》则讲述了国破之际，中国的文人们如何以一介书生之精神意志抵抗外辱，在战乱年代承续起中华文明之根基。
9 g, C G, }! W! d\\\/ y ( c& ^+ @* ?- M- q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人物介绍，不如说是一本中国文人风骨的记载。
他们中有名贯中外的蒋百里、冯友兰、马相伯、陈望道等，也有许多曾经或至今仍被历史封沉的名字。
但不论是面对暴虐野蛮的日本侵略者还是面对腐败混乱的国民党政权，无论是在风雨飘渺的抗战时期还是在风声鹤起的文革年代，他们都同样努力地以一己之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复兴而奔走，用自己的声音呐喊，甚至是以性命去捍卫尊严与正义。
他们中有有被日本人砍去双耳、挖去双目，削去鼻子仍痛骂敌人直至被剜去舌头的蔡公时烈士；东京审判中据理力争、慷慨激昂的梅汝璈法官；更有“宁跳珠江，不批孔子”的容庚先生。
古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然而翻阅了这本书后，你会发现书生们非但有用，且是中华文人不倒，中华精神易不倒，中华民族故可永留于世。
正是有这些中华文明的传承者的努力，遥遥千年的中华文化才不至于在空前的民族浩劫之后被覆灭。
柏扬先生即便入骨入魂地批评中国人丑陋的民族劣根性却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印度已不是原来的古印度，现在的埃及也早已不是千年前的古埃及，而现在的希腊也以不是曾经的古希腊文明的传承，四大古文明只有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原本五千中华文明的继续。
而正是由于这样一批又一批不畏强权暴力，不怕得罪人的固执的可爱的文人，才使得中华民族这个词始终矗立在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世界之中。
（关于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最近终于拜读，有同感也有异议，如有闲暇必整理记述下来） 岁月已然默默的游走，将人们的记忆洗刷了一边又一边，这些曾经站立着的傲骨都早已逝去多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仍时有被提起，但大多数则是被遗忘。
就像书中作者最终点评和忧虑的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 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
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
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于我们相去甚远”。
那些曾经我们以为与现代不合时宜的精神，那些曾经被我们丢弃的传统，那些曾经被轻浮狂妄的我们嘲笑为迂腐的风骨。
虽然这些古老的文化精髓正逐渐重新回到我们的视线中，但面对来势汹汹的速食享乐派文化和文化商业化，我们的文明将何去何从
又有多少人能够如前辈们那样心无旁鹜地认真“做学问”
后记一： 生平第一次如此的后悔，后悔当年在高中时没有将北大、清华作为目标，为之奋勇努力。
不为那一纸学历的价值，不为众人的羡慕眼神，更不为可能飞黄腾达的前程。
只为了能够听一听那些仍然健在的老教授们讲古，只为了领受那不可言表的精神传承，更为了能够在图书馆中、池塘边、建筑前与已逝的文人前辈神交。
其实学习原本就是件再单纯不过的事情，却被赋予了太多的功利，以至于整日忙于完成目标成绩的我们，渐渐忘却了本意，却执拗于虚无。
后记二：) i. Z; X# ]' b: p d- w; m: c 迷恋《士兵突击》时，记得在一次采访中关于剧中人物许三多的现实意义，康师傅（导演康红雷）曾经说过，成功的人有千万种，但他所认识的，在自己的领域里真正成功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有些许三多的傻劲儿的。
当时听完，虽对此话不曾怀疑，却也无从论证。
但这样的人在《民国那些人》书中却比比皆是，有些甚至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就如书中某位前辈所言：“居心不良的人，是做不出好学问的 \\\/ 后记三： 这本书，无法规避的令人想起“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
书中一大批在抗战中热血奋斗的青年书生们，却在满怀激情憧憬的投身于新中国之际，被迎面而来的政治风潮所击倒，即便是咬牙熬过那非人的时代，却早已没有健康的身体来完成满腔的抱负，最终抱憾离世。
看着此情此景，除了无奈的叹息，真的已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有人评，文革十年让中国的发展整整迟了世界二十年。
在我看来对当时那批高级知识分子的迫害，何止是使发展迟了二十年，恐怕在文化教育方面更可能倒退了十年。
虽然书中的许多人已被封沉多年，但历史的真相总会有人揭开，无论在世时的评价是好是坏，后人却能够从旁观的角度，更为客观的审视他们。
虽然斯人已逝，但他们所坚守的那份执着在经历了政治的磨难后终再次回到众人的记忆中，回到他们所应在的历史位置上，留给后世承续的思索
谁能罗列几个有名的一语成谶的典故
ps：希望采纳谢 1.军事家，蒋百里 1936年底，蒋百欧洲考察军事回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他对蒋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
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
” 蒋百里的识见、预言几乎是惊人的准确。
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
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
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
” 【上面是我知道的，下面是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 时尚的一语成谶 作者：杨海亮 一语成谶，就是一句无心的话，竟然不幸言中。
古往今来，这样的故事时有所见。
《晋书》上记载：“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
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
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
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可见，曹操因司马懿有“雄豪”之志、“狼顾”之相，并有所梦见而意欲除之。
可曹丕对司马懿十分信任，并没有将曹操的不祥之兆放在心上，反而处处保护司马懿。
司马懿心知肚明，更加勤于职守，更加善于掩藏，总算骗过了曹氏父子。
而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祖孙三代共同努力，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食”完了“曹”朝。
唐代崔曙自小孤贫，却喜好诗书。
开元二十六年，崔曙应试，作《明堂火珠》，诗云：“正位开重屋，中天出火珠。
夜来双目满，曙后一星孤。
天净光难灭，云生欲望无。
还将圣明代，国宝在京都。
”考官十分推重颔联“夜来双目满，曙后一星孤”，唐玄宗也大为欣赏，取为状元，官授河内尉。
可惜，崔曙第二年就病故了，留下一女，其名恰是“星星”。
世人皆以为“曙后一星孤”是谶语。
1867年7月21日，曾国藩与弟子赵烈文在金陵两江总督官署便坐闲谈。
在论及时势时，赵烈文直言不讳：“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
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
或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虽知大清日薄西山，前景黯淡，却没有这般悲观。
不过，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满清王朝覆亡。
倘若曾国藩地下有知，想必也会想起赵烈文当年的预言。
1935年春，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
这幅贺联的上款为“季刚劬学有年，温温不试”。
联语曰：“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对黄侃的勤奋称誉有加；下联以蔡邕《曹娥碑》的典故，希望黄侃今后早日著书行世，嘉惠后学。
而且，下款写道：“年五十当著书，今正其时，书以勉之。
”可见，章太炎的这副贺联，完全是对弟子黄侃的激赏与勉励。
可黄侃接到贺联后，脸色骤变，内心恐惧，原来，联中无意间藏了“黄绝命书”四字。
果然，是年10月初，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一副贺联竟成谶语，有人责怪章太炎，章太炎亦懊悔不已。
1933年4月，郁达夫从上海移家杭州，郁达夫的学生赵龙文经常前去拜访。
1935年， 郁达夫举债筑一新居，自署“风雨茅庐”。
当时，赵龙文当地的警察局长，却也喜欢舞文弄墨， 他在扇面上题写了两首诗赠给郁达夫。
郁达夫就原诗和之，诗云：“卜筑东门事偶然， 种瓜敢咏应龙篇
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
”令人惋惜的是，诗中的“苟活人间再十年”竟成谶语。
10年之后的1945年8月，郁达夫流亡于苏门答腊，一天夜里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后被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荒野中，年仅50岁。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从南京乘飞机去了台湾。
到台湾大学后，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
这里，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
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
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
傅斯年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笔墨之间满蘸着田横五百士的悲壮，字句之中弥漫了凄怆之感。
没想到，傅斯年之后再也没能回大陆，最后埋骨于孤岛。
一语成谶的故事还有少数，它们都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因多是不吉不幸之果，令人扼腕嗟叹
问题小说,人生派写实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名词解释
所谓“问题小说”是指五后的几年间（1919－1925形成的一种小说类型或题材是指那些反映政治、道德育、婚姻、恋爱等人生问题的小说。
问题小说在1919年上半年《新潮》作家的创作中已露端倪，1919年下半年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小说的发表后，开始形成风气。
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推向高潮。
问题小说形成潮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现实人生有问题而人们开始思考人生问题。
五四以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充满青春气象的中国，而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状。
而新文化运动又启蒙了中华民族，人们就开始思考怎样是健全的社会，理想的人生等问题。
这些问题又迫使小说家去探索去回答。
二是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
大量的欧洲、俄国的表现社会与人生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其思想令中国青年耳目一新，导致中国式的问题剧的风行，也直接推动了问题小说的创作。
人生派 人生派(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代表诗人主要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文学态度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主张“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等之后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
先后加入文学研究会的还有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黄庐隐、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加入，会员人数曾一度多达170多名。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派。
代表诗人： 鲁迅 冰心 朱自清 周作人 王统照 刘延陵 朱湘 刘半农 刘大白 徐志摩：杂谈 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自叙传抒情小说的作者大多为创造社的成员，他们在留学日本期间，较多的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同时又吸收了1921年－1926年间正风靡于日本的“私小说”的创作特点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主张再现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
郭沫若遭在1920年写的《鼠灾》、《未央》等表现身边生活的小说，初具“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特征。
但“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还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小说集《沉沦》开始的。
郁达夫说，“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的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转’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郁达夫作品，往往都带有很强的自传性。
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第一人称，“我”，即使是第三人称，也仍然是自我的化身。
“他”、“于质夫”等都是这样的。
如果，读一下郁达夫传记，郁达夫的经历，和他小说主人公的经历大致一致。
如《沉沦》中，主人公“他”，出生于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城，14岁和哥哥到日本留学。
和郁达夫本身的经历基本是一致的。
这种自传性，决定了郁达夫的基本的叙述内容，就是自我经历以及和自我关系密切的生活。
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没有社会上的轰轰烈烈的大事。
所以，创造社这种自叙转抒情小说，也叫自我小说，身边小说。
这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具有密切关系的。
抒情性就是以情感为主要表现对象，在郁达夫小说中，情节居于次要的地位，郁达夫不喜欢叙述外部的事件。
郁达夫感兴趣的是，内心生活。
特别是内心世界中非常个人化的隐秘情感，甚至变态情感。
是灵与肉的冲突。
道德与欲望的冲突。
《沉沦》就是这样的内容。
这种抒情性，事实上就是强调作家主体对于客体的感受。
作家在写作是时候，不是写看到了什么，而是写感到了什么。
就是外部事物在心灵中的体验，所引起的感情。
那么，这里就需要对他的自叙转的文学观进行更进一步的认识。
他的自叙转，并不是记录自我外部经历。
而是凸现自我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体验。
在郁达夫那里，文学就是心灵的东西，而不应该是所谓的写实外部世界。
“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么样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功一个有力的作家。
修养什么呢
就是他一己的体验。
”这种抒情性，就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
在五四时期，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而文学研究会是现实主义的。
浪漫主义主张写内心世界，崇拜自我，灵感。
浪漫主义文学，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主观性；二回到自然；三回到中世纪。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派?
诗歌派别详解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
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 刘半农 沈尹默 俞平伯 康白情 刘大白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
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後﹐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
新的文学社团于是应运而生。
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
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後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
後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
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
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
“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
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
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後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
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
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
”(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
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
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
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
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後﹐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
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
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後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
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後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
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後﹐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
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
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
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湖畔诗派 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于1922年3月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被称为中国的湖畔派诗人。
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
中国的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
湖畔诗社于1922年出版了《湖畔》和《春的歌集》的诗歌合集，在此之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等诗人加入诗社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
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出现于出现于20世纪的20年代，主要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其他的象征派诗人或者著有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的诗人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
象征主义始于法国的19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运动，象征主义最早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
之后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从此象征主义作为流派走向成熟。
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已经进入白话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产生影响，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微雨》，在此之后的4年中，他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作品。
此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蓬子和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也陆续发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作品。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暗示主观的精神意义，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
这种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后来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代派诗群 中国现代派诗群的兴起是新月派和中国早期象征诗派诗歌发展的结果，中国现代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杂志在1932年的创刊。
作为现代诗歌的平台，《现代》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现代派诗人群，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
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风格上不受韵律和格律限制，手法上多用象征暗喻等表达方式，诗歌的内容以自我心灵的感受为主。
现代派诗歌形成之后，其诗歌创作的理论，由孙作云于1935年正式提出。
他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正式诞生。
七月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他们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
《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
)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
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
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
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
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
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
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的赞颂。
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
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
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
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
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
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
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
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
阿垅(陈亦门)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
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上海)1950年第2期。
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
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
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
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
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
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是20世纪194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群，因此该诗派被称为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的作品注重诗歌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追求灵感和对理性的领悟，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袁可嘉等。
其中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九人出版了作品合辑《九叶集》，他们也被称为九叶诗派。
严格地说，九叶诗派是属于中国新诗流派的组成部分。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代表诗人： 杭约赫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唐祈 唐湜 杜运燮 穆旦 袁可嘉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要成就：参与“公车上书” ，变法的主张，为维新变造舆论 ，领导、上海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 ，倡导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理论。
代表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很想知道钱学森的家人的信息
夫人眼中的钱学森 12月11日是钱学森的生日，他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可以说尽人皆知；但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长达55年的相濡以沫，以及他在妻子心目中另一个侧面的“钱学森”却鲜为人知…… 钱夫人 蒋英 年轻时平易、谦和、淡泊，他从不追求什么名和利 蒋英是中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
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是同窗好友，钱学森与蒋英青梅竹马。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
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
钱家的客厅，20来平方米，一架钢琴占去四分之一的面积。
地板还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白色的木茬。
就在这间客厅，江泽民主席看望过钱学森老人，向他祝寿。
一张江主席满面笑容地和左耳挂助听器的钱老促膝交谈的照片就摆放在书柜里。
就在这间客厅，正值英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召集研制导弹、卫星的技术负责人讨论方案，研究课题，中国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的设计图，有些是在这里描绘的。
他这一生曾任不少要职，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
他总说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员，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
事实上他是先当的院长，后当的副院长。
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
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
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
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
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
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 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
从此，他只任副职，从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中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倾斜过。
钱学森一生激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
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
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
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
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 “祖国与民族，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
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
“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蒋英对钱学森特有的爱国情结十分认可。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
”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比谁的成绩好。
美国学生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
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
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
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导师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 。
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
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他携夫人回到美国后，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
他清楚地知道，在美国，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
1949年中秋月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准备回国。
“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五年多的折磨。
” 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
蒋英作为他的忠实伴侣，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
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
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
”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
“他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在钱老家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第一颗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
“36个年头过去了，但是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
”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一干就是几个月，没有书信回家。
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妻子问他去哪儿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应过去。
蒋英回忆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
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
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
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
”于是，蒋英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
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冲冲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问道：“钱学森到哪儿去了
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失踪，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中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
蒋英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
“他回来了，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
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
” 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我俩生活得富有情趣。
”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
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
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
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热衷于水墨丹青，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
”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花用他打工挣来的钱。
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
“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
”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
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
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
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
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
到了晚年，夫妇两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
[编辑本段]钱学森的爱情点滴 近代兵学泰斗、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翁婿。
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嫁给钱学森，可谓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1991年，中共中央在为钱学森举行的颁奖仪式接近尾声时，钱老忽然话题一转，谈到了他的夫人蒋英：“我们结婚44年的生活是很幸福的。
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迫害期间，她管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她与我的专业相差很远，但，正是由于她为我介绍了音乐艺术，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学会了广阔的思维方法......”钱老对夫人一往情深的这一番话，得到在场人的热烈掌声。
钱老 一家钱学森与蒋英从小就认识。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他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同窗好友。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蒋英也跟随父亲远赴欧洲，在德国柏林上学，两人虽然相隔万里，但，相互的书信传情，更加深了两人的情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英到了美国，但二人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要，当时，钱学森已经三十多岁，蒋英也有二十四、五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再次推迟了婚期，直到1947年，他们才在上海举行婚礼。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那些岁月中，家境状况很糟糕，作为大家闺秀的蒋英，毅然辞退了女佣，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而也放下了她热爱的歌唱事业。
正是这段时间，钱学森完成了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这是他们的爱情结晶。
钱学森爱好音乐，尤其是在蒋英的艺术熏陶下，他对音乐艺术有了更深沉的感悟，也给他的科学事业增添了无比的色彩。
共同的志趣，使两人的感情生活更加和谐温馨、多姿多彩，也使他们的事业相得益彰。
他们曾合作《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一文，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提出意见。
[4] 近年来，钱学森年事已高，但，同样已迈入高龄的蒋英亲密地守护在钱老身旁。
国家领导人多次看望、慰问钱老时，都能看到蒋英那亲切、和蔼的面容。
钱学森同蒋英平凡而深挚的爱情，堪称时代的典范。
《秋风怀故人——悼冯至》全文
秋风怀故人 悼冯至 车子直向八宝山驶去。
我坐在车里，心里说：“君培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
”——时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
这是参加冯至逝世后的告别礼。
车的速似乎缓了下来，一拐弯，停了。
这前面便是八宝山。
见人已到了很多。
我在客簿上题了名，取一朵白纸花佩在胸左，随长队缓缓走进礼堂。
堂中花圈布满。
躯体躺在不甚高的床上，覆以鲜明的国旗。
面色几如生时一样红润，头发颇长，头部微微偏向右方，仍似生前一样安详，和蔼。
我随大众在一边作了三鞠躬，向前走，转过到左方，见到亲属站在一旁，我便依外国习惯合掌致敬，未尝一一握手，从容走出礼堂了。
于是将白花从襟上摘下，置于原处一大筐中。
遇了好几位熟识，皆只点点头，没有说话。
忍住了眼泪，其实也说不出话。
时友人有将一束稿件托我看的，接过了插在袋里，也无话。
这仿佛是旧习俗，凡吊丧，主人不哭，客人是不应当哭的。
哭朋友是人之常情；但古礼是“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即是大致过了一年多，墓上的草出现陈根，便应停止哀伤了。
冯至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交谊始于一九三一年，算来已有六十多年了。
中间或离或合，最后一期是自一九七九年以后，我一直在北京，便时常相见。
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
安息
安息
时流迅速，“小祥”又过了。
有朋友多次催促我写点文字纪念他。
但多次将心思稍稍集中，提起笔，想了想，不免黯然神伤，又将笔搁下了。
事实上，他深明中国旧社会和新环境，年龄比我大几岁，而我多年生活在国外，与现代社会颇觉隔膜了。
多事只合请问他。
曾有颇关时代的文字，初稿便请他看过，他不惮烦将我的文字细加推敲，指出必要修改之处。
年来又有些疑义，想到倘和他一商量，必然妥善；但他逝去了。
这期间，我见到新出的两本书：一，，周棉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
二，，即其夫人姚可
这两本书内容充实，皆是可资为根据之书。
前者之文字或者可减少一些，似乎还应编入一。
后出则如我所知，皆系“实录”，然文采高华，无溢美，无愧辞。
所记之地多我所曾到，所记教授多是我亦曾听其讲课的，虽事过六十多年，因叙述生动，遂感到亲切。
可惜此回忆录是自一九二八年写到一九六五年止。
最后这二十几年还未曾写。
诚希望后来这部叙述能够完成。
夫人年高，身边有两位同其贤明亦复文采翩翩的女公子，可以口授，记录下来便是好文章。
不得已，我还可以任校对之役，正如往年一样，几大部稿件详细看过。
有了这两本书，冯至的学术与事功，大致读者已可明了，不必友人更加辞费了。
虽然，仍有些事及其前因后果，亦较有关系的，如我所知，我以为毋妨发表，或者尚有助于今后对此诗人及其创作之较明确的了解。
于此，当记起五四运动时期，诗人十五、六岁，其新体诗写作，始于此时，一随新文化运动同发展。
其在北京大学本科入德文系，则在十九岁(一九二三)。
其时和两杂志风靡全国，鲁迅之写小说也盛于此时。
求新学自然当学外国语，一般只是英语和法语，先于此期是日语，后于此期方是德语。
凡深造的机会，是往其所学习的语文之国。
时潮时变，学法语的往法国留学，一时“勤工俭学”运动风靡南北，但后下多归失败。
学英语的，企慕考清华大学借庚款留美，后下可算成功。
学日语的，其源更早，多自费，一水之隔，往来方便，闻前在辛亥革命时期，已有一千三百多人。
——诗人处于北方，是各派新潮的源头，有所抉择。
其时风气已微偏向北欧了，鲁迅兄弟已致力于提倡北欧文学。
诗人自然受到影响。
其时留学德国还没有官费，或未尝有此远图。
其所以独选修德文，乃是步其令叔冯文潜先生的后尘。
冯文潜早年是留学德国的，后来是南开大学的名教授。
正如蒋复璁之往德国学图书馆学，是其令叔蒋百里先生的指引，蒋百里是军事学家，早年成其学于德国的。
于此，往事又当稍回溯：周氏兄弟之提倡北欧文学，尽人皆知是间接取自日本。
第一次欧战时北洋政府还闹过“对德宣战”的问题。
鲁迅讥笑过“公理战胜”的牌坊。
大致第一次欧战德国失败，在中国还有人不忘其科技，工业，医学，以及军事之高明，知道其战争无甚“公理”可说。
第二次欧战就不然了。
知识分子皆不同情于德国纳粹党之所为，除了罗家伦赶忙促编译馆翻译出，在***中又成立了“蓝衣社”，模拟法西斯蒂之所为。
这时乃遭鲁迅的呵斥了。
但日耳曼这民族的科、技、工、医等，原有其卓立于世界之优点，在中国从初颇享盛誉，一时也难有取代。
而留学德国的，从初也是在这些学术范围之内。
人数亦复不多。
论此少数学工、医、科、技等人物，学成后归国又有其主观条件的限制，即皆属专业，未曾如留学他国者人多，专业人才而外，犹多通才。
那么，学军事的，回国入军队；学医学的，入医院或单独挂牌行医；学科学的，入实验室；学工技的，入工厂；如此之类，各有其活动范围。
较少为普通人所知，不能如学社会科学的人士，以广大社会为其工场，以书籍笔墨纸张为工具，其学较易普及一般民众；尤以入教育界者，可以造就许多后起人士，因此声光较为辉赫。
如鲁迅之弃去医学而从事文学，正是看明了这一点。
这无形之间，应当成为德国留学的一派了，诚然，但如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不能成其为一派，因为人数少，活动范围小，各自奔前程，闻有“留德同学会”，却不闻其有何工作。
或者终因人数太少，后来又扩大为“德、奥、瑞同学会”，也寥寥无几人，亦不闻有何工作。
在抗战时又合并为“欧美同学会”，在昆明还挂了一招牌，也不闻做了什么事。
亦未尝闻开过什么会，发出过什么通报。
虽然，没有团结，没有组织，仍不能否定这事实：确有一班曾往德国受过高等教育，有过深造的人，散在各界。
没有成派，但总有些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或正或反，有形或无形，是受了德国文教之薰陶，亦原本于我国固有的教育，彼此同似，隐约成了一流。
这里无庸分判曰清流或浊流，总之是社会上的某一流人物，或可称为中坚分子。
其风格一向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
考其缘由，是中国和德国的美德传统，异地同符。
以质地论，多如浑金璞玉，亦无用于炫耀辉煌。
其弊则有不免流于平凡或鄙俗，但鄙俗未尝贻害。
当然，人生不齐，也有少数不肖分子杂出其间，在教育界打着“蔡先生”(孑民)的旗帜，纵横捭阖，后来多作了大官。
其官运固然亨通，但在南方多诋为“学阀”。
则可算“异人”了，于古当属纵横家者流。
但究竟其中还没有出汉奸或“财阀”，不妨稍作平恕之论。
至若这一流中坚人物，仍当属古之儒家，还有点近于“逸民”，未尝作官，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
计自抗日战争时止，可推宗白华，陈寅恪，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诸学者。
此外还有短期往德国“取经”的，如成仿吾，朱自清，贺麟，李石岑……诸人物，尚不在此列。
能保持本国传统美德，又能挹取德国文教之菁华，治学深固，成就大，事功圆满者，本世纪中，冯至算得一个。
于此推其当入儒家者流者，还有一义，因其言行中，绝无任何佛教，道教，或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
毕生诲人不倦，直到门墙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
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
凡人稍与接触，即感觉其学养深纯，温和，诚笃。
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可见，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
闻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
其诗好，由于性情真。
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
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观其平生的文学创作，实很丰富了。
其“主要著译目录”，不见于周棉所撰之，而见于，收入鲍霁所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为第二种(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
这书他曾赠我一本，不知为何他说自己对这本书颇不满意。
或者是谦虚之辞。
稍前则有，分二卷，第一卷包括诗，梦幻剧，历史故事；第二卷收录散文，杂文，文艺杂论，凡五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这两种皆可供读者赏析。
至若我个人所特别欣赏的，多在他的短篇和中篇散文。
叙事抒情，多明漪芊绵，沉着闲雅，与古文章家欧阳修为近。
读之使人感发，往往恻然有隐。
在其去世前半年还写了几篇回忆录，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之《读书周报》，这些，或者还有其他散文，为上述两种所未能收，将来希望能有结集出版。
——又还有一《冯至生平著作一览表》，见于其亲自题签的《十四行集》德文翻译华文对照本，是一九八三年他在北京德国使馆受勋时分赠。
似乎在国内流行不广，不知为什么他对这本书的译文又不满意，这是他亲自向我说的。
我也检校过其译文，觉得没有什么大差距，仍可算正确译本。
严格言之，任何诗皆是不能用另一种文字或文体传达的，其不满也无足怪。
当然，原作之所诉与者本非西人，但他的作品时表一种广大的世界观，诉与者是大众或可说全人类，他自己一向明显有此自觉，因为寻常所治之学，属于西方，未曾严格存东洋西洋界画的成见。
推原言之，这仍是儒家精神，总有“放诸四海而皆准”之意。
这便非一般雕章琢句的旧诗人可比了。
惜乎其在旧体诗的写作比较少，其研究却又很深。
写作少，自然机杼欠熟，许多情意未能表达出来，感到声韵格律等的桎梏；以同时代的一位旧体诗人如沈尹默相比，未能有其名篇佳句在青年中传诵一时。
或者在沈尹默的作品中，世界观的表现又较少了。
冯至对于旧诗的研究深，则可见于其所著《杜甫传》。
《杜甫传》是一本近代不可多得的书。
看来至少费时三年，取材广博，而力求出之简洁，引录不多，已将杜诗之菁华及其时代社会背景完全摄入了。
这作风是取法西儒，如他的老师宫多尔夫之写歌德。
但冯著之本旨，亦有在于揭出唐代社会的真实面，如杜甫所写，即所以映现在当时***治下人民的牺牲痛苦为何如。
——正如陈援庵先生撰《清初僧诤记》，乃有感于当时***中人明争暗斗而为；是同一动机。
——其处理材料，是合乎科学的。
没有什么“想当然耳”之事。
如郭沫若之写杜甫之死，乃由于食腐牛肉中毒云云，竟是臆断了。
可以说，郭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主旨另有所在，性质完全不同，不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