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80年代改革小说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
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
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
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
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
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
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贾平凹《龙卷风》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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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之二〕 贾平凹主要著作目录 一、长篇小说10种 《商州》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7年 《浮躁》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8年 《妊娠》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9年
贾平凹的文学成就有哪些
20 世纪 70 年初涉文坛的贾带着浓厚的乡恋 , 创造了田园商州乡土氛围。
90 年代 , 贾平凹小说创作有了显著变化 , 由乡村创作转向城市书写 , 与之相伴随的是贾平凹对待城乡态度的变化。
他既认识到了城市文明的发展标志着时代的进步 , 却又满怀对城市文明侵吞传统农耕文明的焦虑。
他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负面作用进行了反思 , 在《废都》、《白夜》、《土门》等作品中对城市文明进行了批判。
经历着情感的困惑与悲虑 , 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栖息地 , 最终他还是把目光投向了他的故乡 , 当他面对以往熟悉的故土时 , 他竟然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慰藉 , 对故土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 贾平凹用长篇小说《秦腔》还原和营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 这是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作的“挽歌” , 是对传统乡土的一种“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
正如贾平凹所说 : “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 , 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 失去根的哀叹 , 确实是一次寻根的过程。
” 一、为苍凉的农村现实哀叹贾平凹是一位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
《秦腔》这部沉重之作贴近生活 , 贴近现实 , 表现了作家对当下农村的热情和关怀。
然而 , 作品展现的不是当下农村的勃兴和繁荣 , 而是农村的贫困和凋敝的现实 , 让我们看到的是农村重新陷入到另外一种沉重和苍凉之中的景象。
《秦腔》所写的是关中大地上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沉积的村子———清风街一年左右琐碎泼烦的日子 , 透过那些鸡零狗碎的琐事我们看到了当下农村的社会风气 : 乡镇基层政权勾心斗角 , 乡zheng府强行摊派 , 乡干部吃喝成风 , 农村经济停滞不前。
这些现象使农村出现了更复杂的问题 : 随着耕地的逐步减少 , 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 , 粮食产量不再提高 , 而化肥、农药、种子的价格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却迅速上涨 , 村民日渐窘迫起来 , 而乡干部工作方式的简单粗暴导致清风街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县的抗税事件。
农民单凭地里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 , 不少人家便让青壮年进城打工 , 如俊德 , 甚至抛弃土地 , 全家进城打工。
当夏风问赵宏生清风街有多少人在省城打工时 , 赵宏生说 : “大概有几十吧。
除了在饭店做饭当服务员外 , 大多是卖炭呀 , 捡破烂呀 , 贩药材呀 , 工地上当小工呀 , 还有的谁知道都干了些啥 , 反正不回来。
回来的 , 不是出了事故用白布裹了尸首 , 就是缺胳膊少腿儿。
” [1]495 西街的李建打工从脚手架上跌下来死了 , 白雪的侄子白路也是打工摔死的。
出事的家庭塌了天 , 幸免的也只能是累死累活地在贫困线上挣扎。
青壮年从村庄出走 , 也带走了村庄的活力 , 外出打工的村民的土地无人耕种而出现土地荒芜。
更让人感到揪心的是 , 当夏天智过世时 , 村里只剩下了老弱病残 , 连抬棺的人手都不够。
夏天义被大面积滑坡所埋没 , 村里也因没有主要劳力无法刨出其尸体 , 最后只好作罢 , 权当是夏天义得到了厚葬。
整个农村呈现出衰败的情景 , “希望的田野”变成了“废村”。
作品就这样讲述了农民与土地剥离的解脱与无奈 , 失落与无助。
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正在面临着破裂和毁灭 , 农耕文明正在惨淡地退去 , “离土”引发了土地信仰的动摇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异。
人与地之间的冲突是通过夏君亭和夏天义之间的冲突来表现的。
夏君亭这位年轻村干部认为村里人光有粮食是不能过好日子的 , 为了解决村民缺钱的问题 , 他在村里的耕地建农贸市场以繁荣经济 , 致力于拯救清风街的衰败。
老主任夏天义则为土地收拢不住人痛心疾首 , 清风街这个担任村干部三十多年的老党员 , 这个在时代的风云中有着辉煌过去的清风街最高“统帅” , 他执著地坚守和维护着脚下的土地。
同时他又迷茫、不解 , “他不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 , 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 , 土地却留不住了他们 ! ”这痛心的话语掺杂着一个农民对于土地的痴迷和刻骨的眷顾。
他带领哑巴和引生三个体弱病残修七里沟 , 改造河滩地 , 他不顾自己的年迈和家里人的反对租种俊德抛荒的土地 , 反对君亭占用耕地建农贸市场 , 坚决抵制村里用七里沟来换鱼塘 ,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治理七里沟淤地 , 最后“天葬”在他心爱的土地里 , 和这一块自己热爱的土地融为一体。
夏天义这种愚公式的行为 , 这种脱离当下现实和经济规律的道德完成和精神实现 , 虽然有崇高和悲壮的意味 , 但也流露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孤独、尴尬和无奈。
作家通过夏天义对乡土的留恋和执著 , 表达了一种理想 : 人来于土 , 归于土 , 把大地当作文明的根来理解 , 恢复人对大地万物的依恋感情。
这种理想透露出作家内心深处那种土地重于一切的观念 , 由此可见贾平凹在乡村消失过程中的恋土情结。
《秦腔》也完成了当下乡村在社会转型期的嘈杂熙攘的世风图景 : 农民的困惑、依恋、无奈和挣扎。
二、为传统文化的悲剧命运咏叹秦腔与秦地人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 清风街上的人也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这种古老的艺术 , 在《秦腔》里 , 作者对秦腔的描写次数极多。
不仅对秦腔的历史、艺术价值作了大量的阐述和定义 , 而且对秦腔的音乐也有细致的记载 , 比如对音乐唱段的直接记录和描写 , 对剧情的分类 , 脸谱的介绍等等 , 而且作者还塑造了一个秦腔迷夏天智。
夏天智在“文革”期间被批斗 , 在被关押时曾想自尽 , 因无意中听到别人所唱的秦腔而打消了自尽的念头 , 事后他深怀感激地说 : “这秦腔救过我的命哩 ! ”从此他对秦腔一往情深。
他退休之后主动用村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秦腔 , 平时闲暇之际就跟别人唱和秦腔或是在家里往马勺背上画秦腔脸谱 , 甚至把夏风的结婚宴会办成了秦腔脸谱展览会。
后来又在剧团下乡巡演时办秦腔脸谱展览会 , 随后要夏风协助他出版秦腔脸谱书。
尽管秦腔已受到冷落 , 需要自费出书 , 但他仍乐此不疲 , 逢人便唱秦腔 , 赠马勺脸谱。
在他看来 , 不懂秦腔就不算秦人 , 以至他在县医院治病时还对夏雨说 : “你现在就回去取 , 没秦腔听在病床上躺得住 ? ”临死前他还要求播放秦腔 , 入殓时要盖脸谱马勺才瞑目 , 入葬时伴随着他的都是秦腔声。
夏天智的儿媳白雪也是秦腔艺术的精灵。
白雪既是夏天智的儿媳 , 更是其艺术知音 , 两者都有相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认同。
白雪人好戏好 , 对秦腔艺术执著 , 尽管县剧团演出不景气 , 但她仍不改初衷。
结婚后夏风要把她调入省城 , 她却决意不去 , 她觉得 : “我到省城干啥呀 , 辛辛苦苦练了十多年功 , 不演戏才不去哩 ! ”她简直是秦腔精神的化身。
然而 , 夕阳无限好 , 只是近黄昏。
《秦腔》中的秦腔同样面临悲剧性*命运。
这个古老的民间艺术在社会转型时期却走向了没落 , 它的衰颓之势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
在市场化与时尚化的猛烈冲击下 , 它被现代文化所淹没 , 宿命般地走向衰亡。
夏中星的秦腔振兴计划并没有带来秦腔的繁荣 , 县剧团更是每况愈下 , 不但没有一个观众 , 他还差点被人打了 , 演员只好各自组成乐班走村串户为人吹吹唱唱。
而陈星在万宝酒楼开业演唱流行歌曲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秦腔竟抵不过流行歌曲。
秦腔名角王老师唱了一辈子秦腔 , 年老后想出一盘带有纪念意义的唱腔磁带也不得。
热爱秦腔的白雪也最终落了个只为丧事而歌 , 又遭丈夫遗弃的不幸结局。
夏天智终于出版了秦腔脸谱 , 每天坚持在家里播放秦腔 , 可他的收音机喇叭最后还是随着他的病死而哑。
他的死亡隐喻的正是乡村文化的尴尬处境和悲剧性*终结。
秦腔迷夏天智的死 , 可以看作是民间精神、民间文化的一种的衰败 ; 白雪从对秦腔的痴狂到沦落为红白喜事唱歌 , 体现了作家非常浓重的绝望感。
作品以秦腔做引 , 高亢深沉、激扬悲凉的秦腔贯穿始终 , 给人一种如歌如泣、忧伤无奈的感觉。
秦腔是终曲 , 也是告别 , 它与古老的乡村文明一样 , 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贾平凹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的传统精神的作家 , 其创作心理中深深地潜藏着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情感认同 , 他既对秦腔倾注深深的热爱 , 又对它的式微惋叹不已。
在小说的结尾 , 当秦腔随着夏天义的死和秦剧团的解散 , 逐渐走向衰落时 , 深重的哀叹才显得真实可信 , 鲜明的挽歌情调才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读者。
三、为乡村伦理秩序的消亡凭吊其实 , 秦腔在乡村世界的衰微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 秦腔的衰微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传统文化道德在那片土地上的衰落。
在广大乡村 , 传统文化与道德在维护日常生活秩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 这种突如其来的衰落对他们来说 , 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 , 伴随着传统文化与道德约束力的丧失 , 人们精神变得空虚 , 行动失去公共原则 , 内心变得无所适从。
在小说中 , 作者虽然也写到了相处友好的夏家四兄弟 , 平时有好菜好酒必相互请吃 , 过年整个家族一起吃 , 挨家挨户去吃 , 认为这样吃年饭最能体现家风 , 平时许多事情也都是家族里自行解决 , 这就是建立在血缘、伦理根基上的土性*文化。
可与清风街的混乱无序、丑恶滋生比较 , 四家四兄弟的这种做法根本唤不回那越来越远的传统文化道德。
当然 , 夏天智无疑是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坚守者 , 他给清风街糅进了两种东西 : 一是仁厚 , 一是儒雅。
在清风街的日常生活中 , 他不允许儿子庆玉多占集体一点地 , 教育庆玉作为教师不能因私事耽搁学生上课 , 提醒孙子光利干公家要把事当个事干。
他的为人处事中总是恪守体现着扶危济困的传统道德 , 不管是他对秦安的关心匡扶 , 还是他对若干贫困孩子的资助 , 都一再强化着夏天智作为一种传统道德精神载体所独具的人格魅力。
但夏天智的这种人格魅力却渐渐失去 , 眼瞅着清风街由于人心的混乱而变得越来越失序却无可奈何。
比如 : 作品中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在对待老人问题上的表现 , 处处与乡村传统道德背道而驰。
为给老人迁坟的事 , 瞎瞎与大嫂淑贞打骂不止 ; 为了老人的口粮 , 兄弟间相互扯皮以至大打出手 ; 当二婶说起要治眼病时 , 立即引起儿子媳妇们的不满。
瞎瞎的媳妇更是明白无误地说 : “人老了总得有个病 , 没了病那人不就都不死啦 ?! ”就连夏天义被意外地埋在了土堆里 , 因树碑的钱和费用也引起了兄弟妯娌间的激烈吵闹 ; 夏庆玉不顾家庭的责任和舆论的指责 , 与有夫之妇黑娥勾搭成奸 , 一点也不考虑自己家人及黑娥丈夫武林的感受。
庆玉与黑娥的最终结合 , 并没让人感到多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意味 , 让人感到的只是肉欲上的满足和道义上的无耻。
听说患病的秦安四五年里都没事 , 秦安媳妇却呜呜哭起来 , 说 : “那我就死呀 , 他还要活那么久 , 我咋受得了罪呀 ! ”另外 , 文中还谈到了君亭导演的抓赌事件 , 老实巴交的屈明泉因愤杀人 , 丁霸槽酒楼上妓女卖|婬* , 进城打工的村民发财无门入室行凶……轻描淡写间 , 乡村朴素情怀和伦理秩序的衰败 , 已跃然纸上。
村民在急功近利的驱使下人心的混乱和乡村现实的失序 , 已触目惊心。
而且作者还特别突出了夏天义的悲剧意义 : “夏天义身上有着深刻的历史烙印、丰富的时代悲喜剧内涵……历史与道德、经济与人文在他身上是错位的 , 这种复杂性*中蒸腾而出的人生况味和历史惆怅 , 构成了一种悲剧美。
” [2]《秦腔》是回忆、是哀伤的表白 , 是无奈的荒原上的挽歌。
贾平凹在《秦腔》里写出了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 , 它是贾平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 , 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 , 它记载着作家 30 年寻找的心路历程 , 也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故乡的失去。
这失去表现了贾平凹对故乡传统文明衰落的无助迷茫。
事实上 , 只要体味到《秦腔》不动声色*的叙述所形成的整体上的巨大沉默 , 便不难发现作家意欲告别、忘却的心态。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初涉文坛的贾平凹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 , 创造了田园般的商州乡土氛围。
90 年代 , 贾平凹小说创作有了显著变化 , 由乡村创作转向城市书写 , 与之相伴随的是贾平凹对待城乡态度的变化。
他既认识到了城市文明的发展标志着时代的进步 , 却又满怀对城市文明侵吞传统农耕文明的焦虑。
他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负面作用进行了反思 , 在《废都》、《白夜》、《土门》等作品中对城市文明进行了批判。
经历着情感的困惑与悲虑 , 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栖息地 , 最终他还是把目光投向了他的故乡 , 当他面对以往熟悉的故土时 , 他竟然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慰藉 , 对故土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 贾平凹用长篇小说《秦腔》还原和营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 这是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作的“挽歌” , 是对传统乡土的一种“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
正如贾平凹所说 : “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 , 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 失去根的哀叹 , 确实是一次寻根的过程。
”一、为苍凉的农村现实哀叹贾平凹是一位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
《秦腔》这部沉重之作贴近生活 , 贴近现实 , 表现了作家对当下农村的热情和关怀。
然而 , 作品展现的不是当下农村的勃兴和繁荣 , 而是农村的贫困和凋敝的现实 , 让我们看到的是农村重新陷入到另外一种沉重和苍凉之中的景象。
《秦腔》所写的是关中大地上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沉积的村子———清风街一年左右琐碎泼烦的日子 , 透过那些鸡零狗碎的琐事我们看到了当下农村的社会风气 : 乡镇基层政权勾心斗角 , 乡zheng府强行摊派 , 乡干部吃喝成风 , 农村经济停滞不前。
这些现象使农村出现了更复杂的问题 : 随着耕地的逐步减少 , 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 , 粮食产量不再提高 , 而化肥、农药、种子的价格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却迅速上涨 , 村民日渐窘迫起来 , 而乡干部工作方式的简单粗暴导致清风街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县的抗税事件。
农民单凭地里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 , 不少人家便让青壮年进城打工 , 如俊德 , 甚至抛弃土地 , 全家进城打工。
当夏风问赵宏生清风街有多少人在省城打工时 , 赵宏生说 : “大概有几十吧。
除了在饭店做饭当服务员外 , 大多是卖炭呀 , 捡破烂呀 , 贩药材呀 , 工地上当小工呀 , 还有的谁知道都干了些啥 , 反正不回来。
回来的 , 不是出了事故用白布裹了尸首 , 就是缺胳膊少腿儿。
” [1]495 西街的李建打工从脚手架上跌下来死了 , 白雪的侄子白路也是打工摔死的。
出事的家庭塌了天 , 幸免的也只能是累死累活地在贫困线上挣扎。
青壮年从村庄出走 , 也带走了村庄的活力 , 外出打工的村民的土地无人耕种而出现土地荒芜。
更让人感到揪心的是 , 当夏天智过世时 , 村里只剩下了老弱病残 , 连抬棺的人手都不够。
夏天义被大面积滑坡所埋没 , 村里也因没有主要劳力无法刨出其尸体 , 最后只好作罢 , 权当是夏天义得到了厚葬。
整个农村呈现出衰败的情景 , “希望的田野”变成了“废村”。
作品就这样讲述了农民与土地剥离的解脱与无奈 , 失落与无助。
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正在面临着破裂和毁灭 , 农耕文明正在惨淡地退去 , “离土”引发了土地信仰的动摇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异。
人与地之间的冲突是通过夏君亭和夏天义之间的冲突来表现的。
夏君亭这位年轻村干部认为村里人光有粮食是不能过好日子的 , 为了解决村民缺钱的问题 , 他在村里的耕地建农贸市场以繁荣经济 , 致力于拯救清风街的衰败。
老主任夏天义则为土地收拢不住人痛心疾首 , 清风街这个担任村干部三十多年的老党员 , 这个在时代的风云中有着辉煌过去的清风街最高“统帅” , 他执著地坚守和维护着脚下的土地。
同时他又迷茫、不解 , “他不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 , 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 , 土地却留不住了他们 ! ”这痛心的话语掺杂着一个农民对于土地的痴迷和刻骨的眷顾。
他带领哑巴和引生三个体弱病残修七里沟 , 改造河滩地 , 他不顾自己的年迈和家里人的反对租种俊德抛荒的土地 , 反对君亭占用耕地建农贸市场 , 坚决抵制村里用七里沟来换鱼塘 ,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治理七里沟淤地 , 最后“天葬”在他心爱的土地里 , 和这一块自己热爱的土地融为一体。
夏天义这种愚公式的行为 , 这种脱离当下现实和经济规律的道德完成和精神实现 , 虽然有崇高和悲壮的意味 , 但也流露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孤独、尴尬和无奈。
作家通过夏天义对乡土的留恋和执著 , 表达了一种理想 : 人来于土 , 归于土 , 把大地当作文明的根来理解 , 恢复人对大地万物的依恋感情。
这种理想透露出作家内心深处那种土地重于一切的观念 , 由此可见贾平凹在乡村消失过程中的恋土情结。
《秦腔》也完成了当下乡村在社会转型期的嘈杂熙攘的世风图景 : 农民的困惑、依恋、无奈和挣扎。
二、为传统文化的悲剧命运咏叹秦腔与秦地人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 清风街上的人也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这种古老的艺术 , 在《秦腔》里 , 作者对秦腔的描写次数极多。
不仅对秦腔的历史、艺术价值作了大量的阐述和定义 , 而且对秦腔的音乐也有细致的记载 , 比如对音乐唱段的直接记录和描写 , 对剧情的分类 , 脸谱的介绍等等 , 而且作者还塑造了一个秦腔迷夏天智。
夏天智在“文革”期间被批斗 , 在被关押时曾想自尽 , 因无意中听到别人所唱的秦腔而打消了自尽的念头 , 事后他深怀感激地说 : “这秦腔救过我的命哩 ! ”从此他对秦腔一往情深。
他退休之后主动用村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秦腔 , 平时闲暇之际就跟别人唱和秦腔或是在家里往马勺背上画秦腔脸谱 , 甚至把夏风的结婚宴会办成了秦腔脸谱展览会。
后来又在剧团下乡巡演时办秦腔脸谱展览会 , 随后要夏风协助他出版秦腔脸谱书。
尽管秦腔已受到冷落 , 需要自费出书 , 但他仍乐此不疲 , 逢人便唱秦腔 , 赠马勺脸谱。
在他看来 , 不懂秦腔就不算秦人 , 以至他在县医院治病时还对夏雨说 : “你现在就回去取 , 没秦腔听在病床上躺得住 ? ”临死前他还要求播放秦腔 , 入殓时要盖脸谱马勺才瞑目 , 入葬时伴随着他的都是秦腔声。
夏天智的儿媳白雪也是秦腔艺术的精灵。
白雪既是夏天智的儿媳 , 更是其艺术知音 , 两者都有相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认同。
白雪人好戏好 , 对秦腔艺术执著 , 尽管县剧团演出不景气 , 但她仍不改初衷。
结婚后夏风要把她调入省城 , 她却决意不去 , 她觉得 : “我到省城干啥呀 , 辛辛苦苦练了十多年功 , 不演戏才不去哩 ! ”她简直是秦腔精神的化身。
然而 , 夕阳无限好 , 只是近黄昏。
《秦腔》中的秦腔同样面临悲剧性*命运。
这个古老的民间艺术在社会转型时期却走向了没落 , 它的衰颓之势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
在市场化与时尚化的猛烈冲击下 , 它被现代文化所淹没 , 宿命般地走向衰亡。
夏中星的秦腔振兴计划并没有带来秦腔的繁荣 , 县剧团更是每况愈下 , 不但没有一个观众 , 他还差点被人打了 , 演员只好各自组成乐班走村串户为人吹吹唱唱。
而陈星在万宝酒楼开业演唱流行歌曲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秦腔竟抵不过流行歌曲。
秦腔名角王老师唱了一辈子秦腔 , 年老后想出一盘带有纪念意义的唱腔磁带也不得。
热爱秦腔的白雪也最终落了个只为丧事而歌 , 又遭丈夫遗弃的不幸结局。
夏天智终于出版了秦腔脸谱 , 每天坚持在家里播放秦腔 , 可他的收音机喇叭最后还是随着他的病死而哑。
他的死亡隐喻的正是乡村文化的尴尬处境和悲剧性*终结。
秦腔迷夏天智的死 , 可以看作是民间精神、民间文化的一种的衰败 ; 白雪从对秦腔的痴狂到沦落为红白喜事唱歌 , 体现了作家非常浓重的绝望感。
作品以秦腔做引 , 高亢深沉、激扬悲凉的秦腔贯穿始终 , 给人一种如歌如泣、忧伤无奈的感觉。
秦腔是终曲 , 也是告别 , 它与古老的乡村文明一样 , 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贾平凹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的传统精神的作家 , 其创作心理中深深地潜藏着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情感认同 , 他既对秦腔倾注深深的热爱 , 又对它的式微惋叹不已。
在小说的结尾 , 当秦腔随着夏天义的死和秦剧团的解散 , 逐渐走向衰落时 , 深重的哀叹才显得真实可信 , 鲜明的挽歌情调才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读者。
三、为乡村伦理秩序的消亡凭吊其实 , 秦腔在乡村世界的衰微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 秦腔的衰微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传统文化道德在那片土地上的衰落。
在广大乡村 , 传统文化与道德在维护日常生活秩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 这种突如其来的衰落对他们来说 , 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 , 伴随着传统文化与道德约束力的丧失 , 人们精神变得空虚 , 行动失去公共原则 , 内心变得无所适从。
在小说中 , 作者虽然也写到了相处友好的夏家四兄弟 , 平时有好菜好酒必相互请吃 , 过年整个家族一起吃 , 挨家挨户去吃 , 认为这样吃年饭最能体现家风 , 平时许多事情也都是家族里自行解决 , 这就是建立在血缘、伦理根基上的土性*文化。
可与清风街的混乱无序、丑恶滋生比较 , 四家四兄弟的这种做法根本唤不回那越来越远的传统文化道德。
当然 , 夏天智无疑是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坚守者 , 他给清风街糅进了两种东西 : 一是仁厚 , 一是儒雅。
在清风街的日常生活中 , 他不允许儿子庆玉多占集体一点地 , 教育庆玉作为教师不能因私事耽搁学生上课 , 提醒孙子光利干公家要把事当个事干。
他的为人处事中总是恪守体现着扶危济困的传统道德 , 不管是他对秦安的关心匡扶 , 还是他对若干贫困孩子的资助 , 都一再强化着夏天智作为一种传统道德精神载体所独具的人格魅力。
但夏天智的这种人格魅力却渐渐失去 , 眼瞅着清风街由于人心的混乱而变得越来越失序却无可奈何。
比如 : 作品中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在对待老人问题上的表现 , 处处与乡村传统道德背道而驰。
为给老人迁坟的事 , 瞎瞎与大嫂淑贞打骂不止 ; 为了老人的口粮 , 兄弟间相互扯皮以至大打出手 ; 当二婶说起要治眼病时 , 立即引起儿子媳妇们的不满。
瞎瞎的媳妇更是明白无误地说 : “人老了总得有个病 , 没了病那人不就都不死啦 ?! ”就连夏天义被意外地埋在了土堆里 , 因树碑的钱和费用也引起了兄弟妯娌间的激烈吵闹 ; 夏庆玉不顾家庭的责任和舆论的指责 , 与有夫之妇黑娥勾搭成奸 , 一点也不考虑自己家人及黑娥丈夫武林的感受。
庆玉与黑娥的最终结合 , 并没让人感到多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意味 , 让人感到的只是肉欲上的满足和道义上的无耻。
听说患病的秦安四五年里都没事 , 秦安媳妇却呜呜哭起来 , 说 : “那我就死呀 , 他还要活那么久 , 我咋受得了罪呀 ! ”另外 , 文中还谈到了君亭导演的抓赌事件 , 老实巴交的屈明泉因愤杀人 , 丁霸槽酒楼上妓女卖|婬* , 进城打工的村民发财无门入室行凶……轻描淡写间 , 乡村朴素情怀和伦理秩序的衰败 , 已跃然纸上。
村民在急功近利的驱使下人心的混乱和乡村现实的失序 , 已触目惊心。
而且作者还特别突出了夏天义的悲剧意义 : “夏天义身上有着深刻的历史烙印、丰富的时代悲喜剧内涵……历史与道德、经济与人文在他身上是错位的 , 这种复杂性*中蒸腾而出的人生况味和历史惆怅 , 构成了一种悲剧美。
” 《秦腔》是回忆、是哀伤的表白 , 是无奈的荒原上的挽歌。
贾平凹在《秦腔》里写出了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 , 它是贾平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 , 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 , 它记载着作家 30 年寻找的心路历程 , 也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故乡的失去。
这失去表现了贾平凹对故乡传统文明衰落的无助迷茫。
事实上 , 只要体味到《秦腔》不动声色*的叙述所形成的整体上的巨大沉默 , 便不难发现作家意欲告别、忘却的心态。
贾平凹是哪里人
贾平凹，1952年出生于陕西丹凤县棣花镇，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现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
落叶贾平凹的启示
贾平凹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越语、日语、韩语等多种语言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传播。
国际上获得的大奖主要有，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1987）、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废都》1997）、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2003）等；国内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满月儿》1978）、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腊月正月》1984）、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爱的踪迹》1989）、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2005）以及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5）、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秦腔》2006）、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秦腔》2008）等。
经历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从事过几年文学编辑工作。
曾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
1982年后就职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从事专业创作。
1992年创刊《美文》。
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陕西分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等职。
是《美文》大散文月刊的主编。
2003年至今，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
创作历程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