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子的读后感贾平凹
一个灵魂 一种诉说 读罢全书觉得是个很仗义的人，一个知足的人，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一个善良的人。
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人，生活在那落后闭塞的小山沟里，没人关心，也没人呵护，三十多岁的年纪至今还是光棍一条，没人关心他的事儿，他亦不关心自个儿。
直到随了师傅打井，才有了师娘的关心，这让他突然感到了家的温暖，他一直怀揣着一颗感激的心来对待师傅的一家人，不管师傅对他怎样苛刻，但只大他几岁的师娘却待他很好，有母亲对儿子般的呵护与疼惜。
因此他对师娘有了一种依恋，久而久之不免产生了另一种情愫，但他是一个知道满足的人，对师娘她没有半点非分之想，只是瞧她一个身影，听她说一句话就已足矣
的确把知恩图报诠释的淋漓尽致，面对师傅不幸的遭遇，他毅然承起了养活师傅一家人的重担，这是怎样一种境界
我不想多说，只是由此想到了现实中的一些人和一些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心寒与悲哀
从天狗身上，我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
爱一个人也许并不需要你说出口，也许并非要得到她，只是心里默默的为她祝福，祈望她过的幸福快乐。
天狗对师娘不是没有感情的，甚至可以说他早已深深的爱上了师娘，但他却从未表露出来，只是埋藏于心底，独自去承担那种亦苦亦甜的感觉。
面对师娘憔悴的脸庞，单薄的身影，面对师傅瘫在床榻上的事实，他担起的担子有多重，她自己心里清楚，可她2还是义无反顾的承担了下来，也许有一半是为了师娘，为了心底的那份纯洁而又神圣的爱
读贾平凹的《黄土高原》有感
黄土高原文化—— 特色文化威风锣鼓 威风锣鼓历史仅作激发斗志奋勇杀敌种战斗号角便作民族艺术流传我黄土高原特色文化 威风锣鼓流行于临汾区种集体敲击表演名于鼓手表演展示各种勇猛姿态庆祝农历新春丰收群众游行其欢乐场合表演 威风锣鼓早据说古代尧帝期现现已经4000历史每农历四月初八尧帝两妻娥皇英看父母尧所部落敲锣打鼓送行村同式欢送起威风锣鼓种习俗许村庄都自锣鼓队黄土高原文化——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陕北劳民精神、思想、情结晶陕北民亲近伴侣陕北劳民直接反映 主要曲种 陕北民歌荟萃民歌种类俗称山曲或酸曲主要信游、调、酒歌、榆林曲等二十种其信游富特色、具代表性 陕北民歌着鲜明域特征：土气、气、美气——土掉渣、雄奇、美撩种既通俗亮丽特色足使其站歌坛圣殿用调曲宣泄黄钟吕势 陕北民歌舞剧《挂红灯》陕北喜、怒、哀、乐哪种情都用民歌形式表达论站崇山峻岭巅走弯弯曲曲山道或者行进马平川路处都听顺风飘悠扬歌声陕北民歌忧愁哭鼻男忧愁唱曲实际陕北论男少都喜欢民歌黄土高原既婆姨泣诉低婉吟唱拦羊嗓牛声高歌荡陕北民歌世界民歌海洋 陕北民歌种类其四季歌、五更调、揽工调、酒歌、秧歌、劳号、歌舞曲、榆林曲、陕北套曲、二台、风俗歌、宗教歌曲探家调等调信游主主要曲种选介 陕北民歌 调：叙事主般都场景物故事情节细节描写：《害娃娃》、《探瑜姐》、《送情郎》、《四保揽工》《柳林》等都篇幅较叙事体民歌 信游：信游(与内蒙古接壤区叫顺游神木府谷带叫山曲)广泛流行于陕北种民歌篇幅比较短即兴创作产物根据同情景自由吟唱村民干山放羊进林砍柴赶毛驴拉煤炭所便放嗓歌唱起语言质朴节奏明显韵脚变般两句体结构句押韵隔句押韵七字句或十字句基础句主比兴或写景状物句主点意虚实结合曲调悠扬高亢粗犷奔放节奏鲜明韵脚谐抒情色彩浓充体现陕北豪放性格两句段段与段间合独立首类似散曲 陕北民歌反映社内容十丰富现所流行陕北民歌部产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代既反映社变革内容工歌内容反映陕北民封建统洽阶级压迫、剥削反抗特别革命历史民歌批珍贵革命历史资料像著名《红军哥哥》《山丹丹花红艳艳》等价值8000余首陕北民歌类作品毕竟少数数作品反映平淡平淡事例：媳妇想娘家姑娘盼嫁娃算卦吹鼓手迎亲门思念家乡轻谈情说夫妻吵嘴逗趣等石匠用歌声装饰单调石锤声；农民用歌声驱逐寂寞忧愁；赶牲灵悠扬歌声洒满崎岖羊肠道；愁善媳妇用歌声倾吐哀怨陕北民歌传承些基本抒发情外陕北用民歌形式服务：货郎用歌声叫卖农民用歌声祈雨逢节用歌庆祝、娱乐男婚嫁用歌举行仪式喝酒用酒歌猜拳用歌进述历史故事用歌搞社交用歌记叙重历史事件男青用歌谈情说用歌记叙新新事甚至坟哭灵歌代哭乃至丑闻千歌传；奇怪事歌颂黄土高原文化——域舞蹈 作种表演性艺术舞蹈创作具非广阔自由空间我舞蹈创作仅应该忠实于更应该胆吸取域文化元素加自创造性努力才能使自作品具独特艺术风格 我著名舞蹈编导张继刚系列优秀作品像《黄土黄》黄编导者黄土高原民群众提炼具特色域文化舞蹈元素整作品题材鲜明具浓厚黄土高原文化风格坦荡容朴实华追问：有没有 简短点的追答：说下你的具体要求咯~追问：只要是对黄土高原独有文化特色的认识。
。
而且简短点就行追答：黄土高原文化—— 特色文化威风锣鼓 威风锣鼓是流行于临汾地区的一种集体敲击表演。
它常常在庆祝农历新春、丰收、群众游行和其它欢乐的场合表演。
威风锣鼓最早据说是在古代尧帝时期出现。
到现在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
黄土高原文化——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她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土得掉渣、大得雄奇、美的撩人。
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其站在歌坛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钟大吕之势。
陕北民歌种类是很多的，其中有四季歌、五更调、揽工调、酒歌、秧歌、劳动号子、歌舞曲、榆林小曲、陕北套曲、二人台、风俗歌、宗教歌曲和探家调等，以小调和信天游为主。
小调：以叙事为主，一般都有场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还有细节描写。
信天游：广泛流行于陕北，篇幅比较短小，是即兴创作的产物，可以根据不同情景自由吟唱。
它语言质朴，节奏明显，韵脚多变，一般为两句体结构，上下句押韵，不隔句押韵。
以七字句或十字句为基础，上句主比兴或写景状物，下句多主点意，虚实结合，曲调悠扬高亢，粗犷奔放，节奏鲜明，韵脚和谐，抒情色彩浓。
充分体现了陕北人的豪放性格。
黄土高原文化——地域舞蹈 我国著名的舞蹈编导张继刚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像《黄土黄》，“黄”就是编导者在黄土高原人民群众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最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舞蹈元素，具有浓厚的黄土高原文化风格，坦荡从容，朴实无华。
总结：黄土高原文化就是朴实、豪放、直接、生活、高亢、节奏鲜明。
你觉得贾平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俺是粤人甚喜贾作品，因都属五代之人贾长俺不岁。
十几年前凡见有贾的文集皆尽回一睹为快，《废都》还是盗板。
贾的作品甚为耐读写作风格语言表达似曾相识和熟悉，后细想之才觉与俺国四大古典名著似同宗同源以至读起来颇感亲切自然。
文中所述的人和事虽是平凡琐碎却又令人心神意会，而对民俗民性和山川地理风貌的描写又使人对当地文化陡增见识仿佛亲历旅游过一般，感谢贾平凹先生
贾平凹《秦腔》原文
原文如下：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越，黄梅，二簧，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
曰：秦腔也。
正如长 处和短处一样突出便见其风格，对待秦腔，爱者便爱得要死，恶者便恶得 要命。
外地人——尤其是自夸于长江流域的纤秀之士——最害怕秦腔的震撼；评论说得婉转的是：唱得有劲；说得直率的是：大喊大叫。
于是，便有柔弱女子，常在戏台下以绒堵耳，又或在平日教训某人：你要不怎么怎么样，今晚让你去看秦腔!秦腔成了惩罚的代名词。
所以，别的剧种可以各省走动，唯秦腔则如秦人一样，死不离窝；严重的乡土观念，也使其离不了窝：可能还在西北几个地方变腔走调的有些市场，却绝对冲不出往东南而去的潼关呢。
但是，几百年来，秦腔却没有被淘汰，被沉沦，这使多少人在大惑而 不得其解。
其解是有的，就在陕西这块土地上。
如果是一个南方人，坐车轰轰隆隆往北走，渡过黄河，进入西岸，八百里秦川大地，原来竟是：一扶黄褐的平原；辽阔的地平线上，一处一处用木椽夹打成一尺多宽墙的土屋，粗笨而庄重；冲天而起的白杨，苦楝，紫槐，枝干粗壮如桶，叶却小似铜钱，迎风正反翻覆……你立即就会明白了：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 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再去接触一下秦人吧，活脱脱的一群秦始皇兵马俑的复出：高个，浓眉，眼和眼间隔略远，手和脚一样粗大，上身又稍稍 见长于下身。
当他们背着沉重的三角形状的犁铧，赶着山包一样团块组合 式的秦川公牛，端着脑袋般大小的耀州瓷碗，蹲在立的卧的石磙子碌碡上吃着牛肉泡馍，你不禁又要改变起世界观了：啊，这是块多么空旷而实在的土地，在这块土地挖爬滚打的人群是多么“二愣”的民众!那晚霞烧起 的黄昏里，落日在地平线上欲去不去的痛苦的妊娠，五里一村，十里一镇， 高音喇叭里传播的秦腔互相交织，冲撞，这秦腔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啊!于此，你不渐渐感觉到了南方戏剧的秀而无骨吗
不深深地懂得秦腔为什么形成和存在而占却时间，空间的位置吗
八百里秦川，以西安为界，咸阳，兴平，武功，周至，凤翔，长武， 岐山，宝鸡，两个专区几十个县为西府；三原，泾阳，高陵，户县，合阳，大荔，韩城，白水，一个专区十几个县为东府。
秦腔，就源于西府。
在西府，民性敦厚，说话多用去声，一律咬字沉重，对话如吵架一样，哭丧 又一呼三叹。
呼喊远人更是特殊：前声拖十二分的长，末了方极快地道出内容。
声韵的发展，使会远道喊人的人都从此有了唱秦腔的天才。
老一辈的能唱，小一辈的能唱，男的能唱，女的能唱；唱秦腔成了做人最体面的事，任何一下乡下男女，只有唱秦腔，才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大凡有出息的，是个人才的，哪一个何曾未登过台，起码不能吼一阵乱弹呢! 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
秦腔与他们，要和“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馍一样成为生命的五大要素。
若与那些年长的农民聊起来，他们想象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生活，首先便是这五大要素。
他们有的是吃不完的粮食，他们缺的是高超的艺术享受，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不会是那些文豪们讲的，幼年不是祖母讲着动人的迷丽的童话，而是一字一板传授着秦腔。
他们大都不识字，但却出奇地能一本一本整套背诵出剧本，虽然那常常是之乎者也的字眼从那一圈胡子的嘴里吐出来十分别扭。
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像被烈 性炸药爆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的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
当他们在收获时节的土场上，在月在中天的庄院里大吼大叫唱起来的时候，那种难以想象的狂喜，激动，雄壮，与那些献身于诗歌的文人，与那些有吃有穿却总感空虚的都市人相比，常说的什么伟大的永恒的爱情是多么渺小、有限和虚弱啊! 我曾经在西府走动了两个秋冬，所到之处，村村都有戏班，人人都会清唱。
在黎明或者黄昏的时分，一个人独独地到田野里去，远远看着天幕下一个一个山包一样隆起的十三个朝代帝王的陵墓，细细辨认着田埂土，荒草中那一截一截汉唐时期石碑上的残字，高高的土屋上的窗口里就飘出 一阵冗长的二胡声，几声雄壮的秦腔叫板，我就痴呆了，猛然发现了自己心胸中一股强硬的气魄随同着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一起产生了。
每到农闲的夜里，村里就常听到几声锣响：戏班排演开始了。
演员们都集合起来，到那古寺庙里去。
吹，拉，弹，奏，翻，打，念，唱，提袍 甩袖，吹胡瞪眼，古寺庙成了古今真乐府，天地大梨园。
导演是老一辈演员，享有绝对权威，演员是一定几口，夫妻同台，父子同台，公公儿媳也同台。
按秦川的风俗：父和子不能不有其序，爷和孙却可以无道，弟与哥嫂可以嬉闹无常，兄与弟媳则无正事不能多言。
但是，一到台上，秦腔面前人人平等，兄可以拜弟媳为帅为将，子可以将老父绳绑索捆。
寺庙里有 窗无扇，屋梁上蛛丝结网，夏天蚊虫飞来，成团成团在头上旋转，薰蚊草 就墙角燃起，一声唱腔一声咳嗽。
冬天里四面透风，柳木疙瘩火当中架起，一出场一脸正经，一下场凑近火堆，热了前怀，凉了后背。
排演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都有观众，有抱着二尺长的烟袋的老者，有凳子高、桌子高趴满窗台的孩子。
庙里一个跟头未翻起，窗外就哇地一声叫倒好，演员出来骂一声：谁说不好的滚蛋
他们抓住窗台死不滚去，倒要连声讨好：翻得好!翻得好!更有殷勤的，跑回来偷拿了红薯、土豆、在火堆里煨熟给演员作夜餐，赚得进屋里有一个安全位置。
排演到三更鸡叫，月儿偏西，演员们散了，孩子们还围了火堆弯腰踢腿，学那一招一式。
一出戏排成了，一人传出，全村振奋，扳着指头盼那上演日期。
一年十二个月，正月元宵日，二月龙抬头，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日过端午，六月六日晒丝绸，七月过半，八月中秋，九月初九，十月一日，再是那腊月五豆，腊八，二十三……月月有节，三月一会，那戏必是上演的。
戏台是全村人的共同的事业，宁肯少吃少穿也要筹资集款，买上好的木石，请高强的工匠来修筑。
村子富不富，就比这戏台阔不阔。
一演出，半下午人就找凳子去占地位了，未等戏开，台下坐的、站的人头攒拥，台两边阶上立的卧的是一群顽童。
那锣鼓就叮叮咣咣地闹台，似乎整个世界要天翻地覆了。
各类小吃趁机摆开，一个食摊上一盏马灯，花生，瓜子，糖果，烟卷，油茶，麻花，烧鸡，煎饼，长一声短一声叫卖不绝。
锣鼓还在一声儿敲打，大幕只是不拉，演员偶尔从幕边往下望望，下边就喊：开演呀，场子都满了!幕布放下，只说就要出场了，却又叮叮咣咣不停。
台下就乱了，后边的喊前边的坐下，前边的喊后边的为什么不说最前边的立着；场外的大声叫着亲朋子女名字，问有坐处没有，场内的锐声回应快进来；有要吃煎饼的喊熟人去买一个，熟人买了站在场外一扬手，“日”地一声隔人头甩去，不偏不倚目标正好；左边的喊右边的踩了他的脚，右边的叫左边的挤了他的腰，一个说：狗年快完了，你还叫啥哩
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便拱开了
言语伤人，动了手脚；外边的趁机而入，一时四边向里挤，里边向外扛，人的旋涡涌起，如四月的麦田起风，根儿不动，头身一 会儿倒西，一会儿倒东，喊声，骂声，哭声一片；有拼命挤将出来的，一出来方觉世界偌大，身体胖肿，但差不多却光了脚，乱了头发。
大幕又一挑，站出戏班头儿，大声叫喊要维持秩序；立即就跳出一个两个所谓“二干子”人物来。
这类人物多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却十二分忠诚于秦腔，此时便拿了枝条儿，哪里人挤，哪里打去，如凶神恶煞一般。
人人恨骂这些人，人人又都盼有这些人，叫他们是秦腔宪兵，宪兵者越发忠于职责，虽然彻夜不得看戏，但大家一夜满足了，他们也就满足了一夜。
终于台上锣鼓停了，大幕拉开，角色出场。
但不管男的女的，出来偏 不面对观众，一律背身掩面，女的就碎步后移，水上漂一样，台下就叫：瞧那腰身，那肩头，一身的戏哟是男的就摇那帽翎，一会双摇，一会单摇，一边上下飞闪，一边纹丝不动，台下便叫：绝了，绝了
等到那角色儿猛一转身，头一高扬，一声高叫，声如炸雷豁啷啷直从人们头顶碾过，全场一个冷颤，从头到脚，每一个手指尖儿，每一根头发梢儿都麻酥酥的了。
如果是演《救裴生》，那慧娘站在台中往下蹲，慢慢地，慢慢地，慧娘蹲下去了，全场人头也矮下去了半尺，等那慧娘往起站，慢慢地，慢慢地，慧娘站起来了，全场人的脖子也全拉长了起来。
他们不喜欢看生戏，最 欢迎看熟戏，那一腔一调都晓得，哪个演员唱得好，就摇头晃脑跟着唱，哪个演员走了调，台下就有人要纠正。
说穿了，看秦腔不为求新鲜，他们只图过过瘾。
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面对着这样 的观众，秦腔是最逞能的，它的艺术的享受，是和拥挤而存在，是有力气而获得的。
如 果是冬天，那风在刮着，像刀子一样，如果是夏天，人窝里热得如蒸笼一 般，但只要不是大雪，冰雹，暴雨，台下的人是不肯撤场的。
最可贵的是 那些老一辈的秦腔迷，他们没有力气挤在台下，也没有好眼力看清演员，却一溜一排地蹲在戏台两侧的墙根，吸着草烟，慢慢将唱腔品赏。
一声叫板，便可以使他们坠入艺术之宫，“听了秦腔，肉酒不香”，他们是体会得最深。
那些大一点的，脾性野一点的孩子，却占领了戏场周围所有的高空，杨树上，柳树上，槐树上，一个枝杈一个人。
他们常常乐而忘了险境，双手鼓掌时竟从树杈上掉下来，掉下来自不会损伤，因为树下是无数的人头，只是招致一顿臭骂罢了。
更有一些爬在了场边的麦秸积上，夏天四面来风，好不凉快，冬日就趴个草洞，将身子缩进去，露一个脑袋，也正 是有闲阶级享受不了秦腔吧，他们常就瞌睡了，一觉醒来，月在西在，戏毕人散，只好苦笑一声悄然没声儿地溜下来回家敲门去了。
当然，一次秦腔演出，是一次演员亮相，也是一次演员受村人评论的 考场。
每每角色一出场，台下就一片嘁嘁喳喳：这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子，谁家的媳妇，娘家何处
于是乎，谁有出息，谁没能耐，一下子就有了定论。
有好多外村的人来提亲说媒，总是就在这个时候进行。
据说有一媒人将一女子引到台下，相亲台上一个男演员，事先夸口这男的如何俊样， 如何能干，但戏演了过半，那男的还未出场，后来终于出来，是个国民党的伪兵，还持枪未走到中台，扮游击队长的演员挥枪一指，“叭”地一声，那伪兵就倒地而死，爬着钻进了后幕。
那女子当下哼一声，闭了嘴，一场亲事自然了了。
这是喜中之悲一例。
据说还有一例，一个老头在脖子上架了孙孙去看戏，孙孙吵着要回家，老头好说好劝只是不忍半场而去，便破费买了半斤花生，他眼盯着台上，手在下边剥花生，然后一颗一颗扬手喂到孙孙嘴里，但喂着喂着，竟将一颗塞进孙孙鼻孔，吐不出，咽不下，口鼻出血，连夜送到医院动手术，花去了七十元钱。
但是，以秦腔引喜的事却不计其数。
每个村里，总会有那么个老汉，夜里看戏，第二天必是头一个起床往戏台下跑。
戏台下一片石头、砖头，一堆堆瓜子皮，糖果纸，烟屁股，他掀掀这块石头，踢踢那堆尘土，少不了要捡到一角两角甚至三 元四元钱币来，或者一只鞋，或者一条手帕。
这是村里钻刁人干的营生，而馋嘴的孩子们有的则夜里趁各家锁门之机，去地里摘那香瓜来吃，去谁家院里将桃杏装在背心兜里回来分红。
自然少不了有那些青春妙龄的少男 少女，则往往在台下混乱之中眼送秋波，或者就悄悄退出，相依相偎到黑 黑的渠畔树林子里去了…… 秦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凡是到这些村庄去 下乡，到这些人家去做客，他们最高级的接待是陪着看一场秦腔，实在不逢年过节，他们就会要合家唱一会乱弹，你只能点头称好，不能耻笑，甚至不能有一点不入神的表示。
他们一生最崇敬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国家领导人，一是当地的秦腔名角。
即是在任何地方，这些名角没有在场，只要发现了名角的父母，去商店买油是不必排队的，进饭馆吃饭是会有座位的，就是在半路上挡车，只要喊一声：我是某某的什么，司机也便要嘎地停车。
但是，谁要侮辱一下秦腔，他们要争死争活地和你论理，以至大打出 手，永远使你记住教训。
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丑，才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凸现其美，善的使他们获得美的教育，恶的也使丑里化作了美的艺术。
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
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他们的家乡交响乐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还能有别的吗
1983年5月2日草于五味村。
参考链接： 秦腔（贾平凹著散文）_百度百科
贾平凹《风雨》感悟
长篇军事小说《铁甲雄师》读后感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有幸与长篇小说《铁甲雄师》谋面。
初见此书时，对小说的作者贾松禅还不甚了解，单观此书的厚度，先是让我震撼，让我敬佩。
兼之此书赫然写着由雷达和贾平凹两位老师联袂推荐，既然得到大家的认可，一定有它的可读之处，再者此书又是由姚逸仙老师带到我公司，并向我们陈述了此书的重要意义。
而我，需要考虑的问题，此书是否可以拍成影视剧
对于一个生在和平年代，又远居乡下的我来说，很少有机会拜读军事题材的小说。
我从未经历过大风大浪，从出生时，似乎就是携着蜜罐来的，体验军旅生活注定要成为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遗憾；当阅读此书时，在我的眼前闪现出一幕幕血与火的生死历练，一个个值得敬爱的老一辈革命军人，在一个神秘而拥有很多传奇故事的西部曾经演绎出多少辉煌。
为了西北边防的安全，为了组建一支坚不可摧的坦克装甲师，这些可亲可敬的老一辈军人们，他们无私地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流血流汗，他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无怨无悔地奉献青春热血。
这部小说时间跨度长，几近半个多世纪。
从解放初期，我人民解放军在红柳沟剿灭土匪马老五残存势力写起，初步向我们展现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为了不伤害那些受了巴赞喇嘛蛊惑的无辜藏民同胞，为了擎起汉藏情谊的大旗，他们甘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坚守着这份责任。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人民的安宁，商云汉毅然不顾即将生产的妻子肖爱莲，而投身于残酷的战争中，不幸牺牲，永远长眠于红柳沟。
在红柳沟之战中引出贯穿小说始终的“枪神”高战元，一个蒙古族铁骑管带的后裔。
在西部剿匪中，铁血骑兵血洒西部，高战元活擒土匪马老五，展现出一个骁勇善战的勇士和一个珍惜战友情谊的重情男儿，在后面的篇章中，他又是一个雷厉风行，身先士行的杰出军事领导人。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三代革命军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的演练，他们始终拥有着革命军人的坚强毅志和摧不垮的铮铮铁骨，他们是捍卫祖国的钢铁卫士。
深水潜渡，为了突破高难战术项目，他们咬紧牙关，克服一切困难；赴滇作战，革命忠骨永留红土，在战场上，他们不做缩头乌龟，用自己的身躯保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涉冰河、穿戈壁、翻雪山，三代革命军人不畏艰辛、在艰难的环境下依然热爱坦克装甲师，那才是他们真正的亲人，真正的家。
为了新中国坦克装甲部队的建设事业，他们以苦为乐，勇敢地和坚苦的环境做斗争，与大漠沙狼和木乃伊的奇遇，穿越死亡城堡，他们用血肉之躯战胜了一个个困难，也给西部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部小说涉及人物众多，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真实生动，也许只有身临其境，只有军人才能懂军人，才能知军人，才能写出这样精彩的篇章。
小说中也涉及了三代人的爱情故事，这些军人在训练场上流血流汗，严格要求自已，但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也有着侠骨柔情的一面，他们的爱是纯真而伟大的。
小说中描写了商云汉和肖爱莲、高战元和唐雪雁、阎铁民和舒蕾和枊菲菲、商钢和何晓慧、商柳和郭勇、耿强和方红梅、高玉婷和陈军、商大鹏与张敏等等，这些人爱情故事，都是可歌可泣的。
作者为了展现军人的美，在塑造这些人物时，都给予了男人粗犷帅气的轮廓，而女的大多秀美贤惠，男人为了坦克师，为了不给心爱的女人添麻烦，有时假装忘却爱情，而他们的女人们则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她们怀着对爱情的忠贞，对爱人的那种崇高的挚爱，用行动默默支持着他们，并且容忍着男人们对她们的不公，因为她们明白大事大非，她们有着一颗善良而纯洁的心灵。
这些军人都是人，而非神，他们心中也有爱，他们心中有的是大爱。
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中国西部坦克师建师五十年来的艰难雨历程的同时，也穿插描写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许光达司令的迫害，用短少的笔墨构勒了一个小人物余化龙，这个人喜欢写匿名信，私下打小报道，玩一些不为人知的鬼把戏，做了一些歪曲事实，伤天害理的事情。
只要那些浴血奋战在坦克A师的革命军人不是他的同道人，他就大展权术，陷害他人，最后应了那句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恕
弄到妻离子嫌，被新欢抛弃后，又遇车祸。
而被他屡次诬陷的耿争旗师长，在他落难时，不计前嫌，并极力劝和，让他们夫妻团聚，脾气暴躁的高战元最后也原谅了他，给了他新生的机会。
这些军人可爱之处还在于他们重视战友情谊，这种情谊不因时间、贫穷富贵、权力而改变。
高战元永远怀念他的好兄弟商云汉，对于商云汉的儿子商钢，他尽了父亲应尽的义务，他从严要求他，似乎有点不尽人情，但是他给了商钢锻炼的每一次机会，他对商钢的每一次进步，是无比欣慰的；当商钢、商柳因为爷爷的问题而被转业时，他‘托关系，走后门’，力挺烈士后代，他说因为商钢是可塑之才。
为了替老领导耿争旗讨个公道，洗清不白之冤，他宁肯失去自已进升的机会。
读这样的小说，仿佛也随着作者走进了那个血与火的战场，走进了那个峥嵘岁月。
期望我们也拥有军人般的钢铁意志，战胜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困难，我们要向这些新中国最可爱的人致敬，我们更应永远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让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之花永开不败
贾平凹80年代改革小说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
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
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
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
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
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
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