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闲人赏析
从当年的“贾平娃”到如今的“贾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
现今的贾平凹隐约已经成了一个陕西“文霸”，享受着一个作家的特殊荣耀，颇似《废都》里的庄之蝶。
我们想看看这位充满才气的作家和作品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衰落的。
贾平凹一直生活在类似西安那样幽闭和落后的封闭的空间里，有着农民身上的狡黠，却少了陕西作家身上的淳朴，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没有得到伸展，从小性压抑，到了青年时代，内向委琐，木讷自闭，拙于社交，见人害羞，极度内缩，对于两性关系充满神秘好奇，想入非非,毕竟对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说《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象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
对待女性，他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丧失创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果然一落千丈。
贾平凹缺乏农民身上的健康，勤劳，质朴，身上却有着一种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习旧气，娇情、脆弱、迂执、幽闭、柔弱，这难道是命运的吊诡吗
贾平凹的失败，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做人的失败。
很早我就读过陕西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迷》，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童年、求学、婚姻、创作和 获奖情况，在我看来，贾平凹做人上是彻底失败的，不过是一个勤奋高产的农民作家而已，与大作家注定无缘，不管他获得什么奖项，也不能摆脱这样平庸的命运。
贾是农民，在他的自传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满了炫己的言辞，看不到他对苦难底层的认识，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苦难。
客观地说，农村出来的很多孩子，是很有上进心的，肯吃苦，肯努力这是他的优点，但不得不说的是，性格上的很多缺陷，比如，很敏感，过度自尊，虚荣心和攀比心都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他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是当他一旦成名成家话，这就全都是可以值得发扬的优点了。
贾平凹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
为此，他充满着一个乡下人的自卑。
他要进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
林贤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贾平凹起先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
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忍受一切屈辱。
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模仿的结果只是失败，他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自觉。
这与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同。
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
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
“我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
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
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
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
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
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
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
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
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
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
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 “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
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说贾平凹是一个“文化小农”，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抵触现代工业文明，早期作品都是讴歌田园风光，稍遇挫折，便怨天自抑，中期来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稍纵即逝，他的怀旧，他的自恋，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狭隘，他的粗鄙，他出身农民，却对这一阶层的艰辛和苦难缺乏疼痛的感觉，表面上也写一些平民，实际上不过是作秀而已，文字虚浮无骨，内容空洞无物，他崇尚道家，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名士，实际上丧失了根基，不过是一种对于传统的一相情愿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对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优越感，其实都是农民意识，不是平民意识。
后者是一种民主意识，有更大的容受力。
农民意识是农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锢的土地所培育起来的一种品质和精神，它是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适应的。
其中，保存了人类天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为别样的阶级所不曾具备的优秀的成分，但是，也明显存在着狭隘、保守、忍耐、卑贱的特点，而这也正是世代农民的悲剧所在。
贾平凹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虚静村”、“上书房”，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
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
”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
这样的作家对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儿去了呢
贾平凹把农民的生活拿来把玩，真是一种残忍的审美。
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痛苦，绝望、深渊、地狱，更无法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
他极度匮乏一种存在的勇气，只能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痛不痒。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大江东去，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匮乏。
文章的后面往往站着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性的灵魂。
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欠缺，这种欠缺无法简单的修复。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男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
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
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不要说建立，他那里根本没有鲁迅笔下“无物之镇”的现代意识，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面对。
在贾平凹那里，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
《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
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
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
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
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
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
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
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
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
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
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
”周作人前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怎能和他相比呢
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
可惜，老贾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
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
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
“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
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
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
鲁迅将一些无特操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
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
王彬彬曾经这样分析这类作品，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显示的冲动，是他们作品共有的功能。
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
”在我看来，贾平凹的作品已经成了一种与现实无关的摆设，在他的作品里，你永远看不到什么是真相，什么才是真善美。
贾平凹曾说：“我是一个对政治不大感兴趣的人。
”对政治可以不感兴趣，但是，不能缺乏对政治的敏锐以及主导下人的苦难处境。
贾平凹一方面大谈老庄，玄学，禅学，称是“气功思维法”，强调意念作用，灵力判断；另一方面，他可以坐享一个“专业作家”的特殊荣耀，捞取名利，真是滑稽之至。
贾平凹在官员的陪同下到江南“开放”地区深入体验社会改革，企图再写出类似《浮躁》那样歌功颂德的文章，然而，他先天孱弱，匮乏那种创作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自从《废都》的出产，就宣布了他已经彻底丧失某种能力。
作为一种低俗消极的农民文化现象，越来越侵蚀我们的感觉，遮蔽着时代的血和痛苦，对他的解剖，文坛做的十分不够。
再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无法把这样平庸的作家捧起来。
中国文学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根基，这已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同。
中国人自古缺少一种所谓外在超越的宗教价值体系，个体精神的探索方式叫做“之远知返”，不是放纵它畅游绝对精神的超验王国，而是最终落脚在现实人生的经验范围，人与人外在的、物质功利性较强的相互关系，因此就带有本质的意味。
真正好的作品，与灵魂和存在有关。
贾平凹无疑是很勤奋的作家，但是却始终在二流和三流作家之间徘徊，这是他和一些当代作家无法抗拒的命运。
更让人可悲的是，贾平凹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命运，而是意识到了，从不敢去正视。
在他那里，面对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已经失去了失去了记录苦难的能力，尤其缺乏一种沉思、解析、痛悔。
让一个所谓的当代著名作家否定自己仅有的一点成果，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现在的贾平凹再也不是当年自卑的乡下娃了，一副隐士派头，俨然当代的名士，前呼后拥，附庸风雅，写字做画，再也不用躲进所谓的“静虚村”里装隐士了，热中个人名利，抛弃结发妻子，恨不得马上就把政府投资兴建的7000万元的“贾平凹文学苑”更改成“平凹旧居”，恨不得马上就得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文化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
犬儒、逍遥、冷漠、虚无、颓废、纵欲、不介入、寻求刺激，丧失责任感，嘲讽理想与正义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学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风行一时，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
贾平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仿佛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的婴孩，与民众隔膜太甚。
贾平凹就是某学者所批判过的“丑陋的中国文人”，这类文人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
请回头看一下他走过的路，他能不为自己根深蒂固的自恋而脸红吗
他的庞大的700多万字的作品不过裸露出了某种烦琐的悲哀，他的那一些不入流的狗屁书法作品，果真就比当代的一些书法作品值钱
说实在话，贾平凹的人品和书画作品比起他的陕西乡党现居北京的作家老村差远了。
清醒一下吧，别在做梦了，已经到了考虑入土下葬的年龄了，贾平凹如何还看不透彻红尘色相呢
他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确切价值观的人，梦想着不朽，梦想着写出《红楼梦》一样的作品，这是笑话，他让我对于当代作家感到深刻的无助和绝望，贾平凹尽管忙碌着经营他的名利，可千万别在公众场合再来作践卑微的文学，让文学留给那一些出身卑微依然还对人性和生活报有希望的仍然苦苦挣扎的年轻人吧，不就是让人人前人后喊你贾老师吗
不就是要用文学抬高自己的身价再消磨一个崇拜你的美女吗
已经彻底成了这个腐朽和黑暗时代的装饰品了，他和这种恶劣的环境一起在戕害着人的感觉。
或许，一个具有真正品格的文人必须与贫穷为伴，因为肥腻的头脑与敏锐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这是我的一种偏见吧。
看看现在的贾平凹，被名利和美色包围，身边簇拥着一批别有用心的功利之徒，何曾与苦难的底层保持血肉联系
快一点将自己的臭皮囊抽身名利场吧，贾平凹的佯装看透名利的假姿态，崇尚“生活在别处”，灵魂全面缺席，让我看到了他灵魂的腐朽。
“贾平凹现象”越来越构成一种“文化腐败现象”，这种现象证明，在这个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重财轻义的社会里，当代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人生存处境的疼痛感受，他们瘫软在文化酱缸里不能自拔。
再回到我喜欢的鲁迅，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现实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在他那里，有一种对于存在难以化解的灼痛。
鲁迅所感受到的却更多地是黑暗，是人性自身中的罪恶和无可救赎，是喧嚣中的死寂。
作为中国的读书人，考虑具体的生存处境，过早的轻飘的生活状态，未免不实在，要时刻背负一定的精神重担。
高行健从禅宗那里获得解脱，毕竟是经过时事历练的。
反观贾平凹，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怎么就没有打动过他呢
下层平民的生存形态难道就从来没有进入他的灵魂吗
在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中，他个人的声音在哪儿呢
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笔下充斥着风花雪月的趣味，他玩味着汉唐文化的根雕泥塑，他对于农村生活采取了美化与修饰，他已经堕落到对于苦难现实的麻木和不敏感，用所谓的庄禅佛来给自己制造奇妙的“精神逃路”，什么《邵子神数》，什么《奇门遁甲》，并且囿于一己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玩来玩去，早已经玩物丧志，彻底废掉了。
再来重温一下孙犁当年为贾平凹散文集所作序言，“人之一生，要经得住清苦和寂寞，忍受得了污蔑和污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那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到头来往往是跳梁小丑。
”孙犁一生承受住一切，是耐得寂寞的一生，这是文人的可贵的节操。
而贾平凹呢，这个当年“静虚村”里念着“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现代庄之蝶呢
到底没有真正过了这关，被脚下名利的绊子绊倒了，而且变得俗不可耐，成了一个反讽。
一切都透着假，这样虚假的灵魂怎能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
鲁迅对这些看得太透彻了，光阴过去六十年了，依然是：“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坟•论睁了眼看》）。
文人作家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
他们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
作家是社会良心的基石，也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
一旦缺少了起码的良心或良心被狗吃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突然想起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中的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承接起属于自己的历史的任务，否则就只能从历史的版图中消失，被时代迅速抛弃，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怎么试图彰显自己。
除了贾平凹个性的原因，还有制度层面的原因。
“专业作家体制”也是导致中国作家缺乏创造力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应该警醒。
贾平凹长期担任文化官僚和刊物编辑，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产物。
这种体制既解决了“专业作家”个人的生存问题，满足了想当文化人的虚荣心，反之，“专业作家”也付出了自由和独立的自由。
贾平凹这样一个“名士化”了的人，怎么可能存在着对抗社会不公的能力呢
怎么可能直面社会转型时期的污秽和鲜血呢
再比如今天，游民、众多打工者、艾滋病患者、维权最终却得不到维护者、失学者、血汗工厂、童工……现在中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社会，而类似贾平凹这样的“专业作家”居然高调大谈闲情和禅佛，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笼子里待惯了的套路思维,早就没有生命力了。
的身上有很深的奴性,除不掉奴性,就无法进步。
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底层民众生活苦难得不改观的情况下，任何毫无节制的“消闲写作”都是可耻的。
这里没有一味地谴责作家缺乏独立的人格的意思，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谓人格之完整是谈不上的，非要装出圣人的样子，也很虚伪。
但是，不能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丧失完全归因于产权单一制的剥夺，我们必须同时在人性的普遍弱点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灾民理性中寻找原因。
扣问一下自己，依附性传统对我们心理是否影响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独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然热衷于作权力的谄媚者和帮闲者
胡适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这句话送给贾平凹是最合适的。
我用“昏聩”来形容贾平凹，自然不为过分。
现在的文坛和学界大约只会培养一种“伪人格”，读书人身上的冷气、假名士气、小男人气、鬼气、暮气、迂腐气似乎多了起来，鲁迅先生强调说真话，立足当下社会，自觉肩负“历史中间物”的使命，不想不朽的事，而踏踏实实地做事。
自省、自觉、独立，不躲避、不虚伪、不庸化，不庸俗、不造作，不颓废，不离世，该做事时做事，该发光时发光，即使看透了将来，也绝不嘻皮笑脸一脸冷嘲，也不再回到昏睡和沉寂的状态，仍然坚韧地向前走下去。
环顾四周，这样的作家都死绝了吗
贾平凹《龙卷风》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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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之二〕 贾平凹主要著作目录 一、长篇小说10种 《商州》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7年 《浮躁》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8年 《妊娠》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9年
贾平凹获奖到底是谁的耻辱
报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于27日11时公布，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blog)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四部作品获此殊荣。
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末三流的货色，特别是贾平凹的《秦腔》更是平庸。
我以为。
评委和读者们普遍对杨志军的《藏獒》、范稳的《水乳大地》、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三部作品比较看好，然而，这三部作品没有获奖。
早就听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背后暗箱操作和小圈子的倾向，今天看来，果然如此。
茅盾文学奖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当代青年奉献出了《平凡的世界》。
接下来，猫子耗子都能获得此奖，令人汗颜。
这表明在如今奖项有些泛滥的年代，茅盾文学奖所谓的保持冷静的专业尺度和独立的文学个性标准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成了某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大餐。
首先看看茅盾文学奖终审评委，是怎样肉麻吹捧贾平凹的。
第一位是“青年才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谢有顺。
谢有顺的批评路子是典型的“聪明人”的路子，优点是艺术直觉敏锐，文风不虚假僵化，缺点是讨巧，缺乏深厚学理，更缺乏属于自己的批评思想，今天他谈“下半身批评”，明天他谈“神性写作”，后天他又谈“鲁迅”，大后天他又谈“钱穆”，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思考的，一点系统都没有。
一个批评家没有属于自己独到的批评观，如何开展批评
谢有顺是贾平凹的密友，已经为圈子人所共知，平时，两人吹吹拍拍。
贾平凹肉麻称赞谢有顺是“天才批评家”，谢有顺肉麻称赞贾平凹是“最好作家”。
具体欣赏一下谢有顺是怎样吹捧贾平凹的，“《秦腔》是贾平凹近年来极为重要的写作飞跃，尤其是他对乡土中国变迁的精细刻写，以及对这种变迁的沉痛忧思，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为同类题材所难及。
”“谁都知道，贾平凹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重要作家，但他在《秦腔》中一反过去用情节结构小说的写作路子，而是用琐碎的细节、语言来推动整个叙事，这是一种艺术的冒险，我很高兴，评委们用睿智的眼光，肯定了这种艺术冒险的重要价值。
” 我以为，谢有顺有将他自己观点强加到别人的意思。
再看另外一位评委陈晓明说：“《秦腔》是一部非常宏大的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汉语文学写作的水平，是我个人十分重视的一部作品。
无论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还是从乡土中国叙事的历史及其未来的面向来看，这部作品的力量都是独到的。
” 陈大学者早在他的博客中撰文写到，中国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贾平凹和莫言。
在谈到推荐贾平凹的理由的时候说，“贾平凹是一个大作家，且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莫言旗鼓相当。
要说典型的本土或汉语言特色，贾首届一指。
” 九十年代以降，批评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格式化、量化。
个性是学术的灵魂，因强调学理而剿灭个性，此种批评，当然丧失批评精神。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快捷与活力，针砭时弊、披沙砾金、廓清迷雾、澄清是非、激浊扬清。
作者敢于提出质疑和批评意见，直抒胸臆，一针见血，快人快语，观点鲜明，尖锐泼辣，以理服人，并且富有艺术素质具有很强的敏锐性和穿透力。
优秀的批评文字应该有着丰富的内心，深邃的精神，直指灵魂的。
当然，在我看来，哪怕是酷评，只要不是出于哗众取宠耸人视听的病态心理，也总比那些关系批评、人情批评、金钱批评好出许多。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陈晓明必须抛弃自己那套不死不活的学院式的批评，必须摒弃老是兜售概念术语的毛病，将自己的学术语言转化为易被读者接受的信息，通过媒体将其有效地传播出去。
纵观陈晓明的文学批评，概念满天飞，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缺乏生命体验。
在北大听了他的课程以后，让我对文学产生了厌恶情绪。
严格来说，无论是谢有顺还是陈晓明都是操弄着老好人的批评，与真正的批评精神相距太远了。
这是一种病，是批评的软骨病。
写作的基本精神是爱，基本态度是同情，尤其是对底层人和陷入悲惨境地的不幸者的同情。
这是判断伟大的文学的尺度，为什么这样的常识就不被尊重呢
贾平凹的《秦腔》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
读者自有自己的观点。
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像谢有顺和陈晓明吹捧的那样。
首先，我觉得《秦腔》的语言十分糟糕。
据说文学评论家白烨也读不下去,是硬着头皮读完的。
李敬泽甚至要请一个陕西籍的朋友用西安话朗读,才能弄明白一些方言的意思。
那么像我这样的安徽人，如何读懂呢
他那种半文半白类似于明清小说风格的语言，夹杂着陕西方言，是刻意为之的矫情文字。
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在这点上，他不如路遥，路遥真诚而不造作。
其次，在文化人格上，贾平凹身上有一种病态的精神因素，精神格局狭窄。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个性使然。
他提倡大散文写作，自己的散文却大都纤巧轻灵。
他不是神秘文化的追随者，而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文人。
他反复声明自己是个农民，实际上却是一个旧式文人。
《秦腔》给我的感觉是整篇文章没有骨架，没有精神，零散，杂乱。
感觉是很牵强地将商州农村的生活画面，粘在一起。
人物杂乱。
整篇文章出现的人物有上百个。
又交代不清楚。
让人看起来很费劲。
加上主人公不清楚，人物形象苍白。
白雪、夏风等人，让人觉得像张纸画一样，没有血肉。
时间上的混乱，时代背景很牵强。
尽管作品还是有生动独特的地方，但总体上说，实在粗糙。
但是，批评界也有不同的声音。
著名批评家李建军说过，贾平凹的《秦腔》他则并不看好，认为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之作”。
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态度则更为悲观。
贾平凹获茅盾文学奖，既是茅奖的悲哀也是陕西文学的悲哀。
相比《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比起来，贾平凹的《秦腔》差得太远。
贾平凹的获奖，既是评委的耻辱，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耻辱，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耻辱。
下面我来谈谈对贾平凹的看法。
从当年的“贾平娃”到如今的“贾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
现今的贾平凹已经成了一个陕西“文霸”，享受着一个作家的特殊荣耀，颇似《废都》里的庄之蝶。
贾平凹一直生活在类似西安那样幽闭和落后的封闭的空间里，有着农民身上的狡黠，却少了陕西作家身上的淳朴，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没有得到伸展，从小性压抑，到了青年时代，内向委琐，木讷自闭，拙于社交，见人害羞，极度内缩，对于两性关系充满神秘好奇，想入非非,毕竟对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说《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象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
对待女性，他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丧失创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果然一落千丈。
贾平凹缺乏农民身上的健康，勤劳，质朴，身上却有着一种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习旧气，娇情、脆弱、迂执、幽闭、柔弱，这难道是命运的吊诡吗
贾平凹的失败，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做人的失败。
很早我就读过陕西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迷》，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童年、求学、婚姻、创作和 获奖情况，在我看来，贾平凹做人上是彻底失败的，不过是一个勤奋高产的农民作家而已，与大作家注定无缘，不管他获得什么奖项，也不能摆脱这样平庸的命运。
贾是农民，在他的自传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满了炫己的言辞，看不到他对苦难底层的认识，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苦难。
客观地说，农村出来的很多孩子，是很有上进心的，肯吃苦，肯努力这是他的优点，但不得不说的是，性格上的很多缺陷，比如，很敏感，过度自尊，虚荣心和攀比心都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他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是当他一旦成名成家话，这就全都是可以值得发扬的优点了。
贾平凹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
为此，他充满着一个乡下人的自卑。
他要进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
林贤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贾平洼起先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
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忍受一切屈辱。
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模仿的结果只是失败，他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自觉。
这与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同。
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
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
“我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
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
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
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
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
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
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
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
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
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
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 “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
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说贾平凹是一个“文化小农”，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抵触现代工业文明，早期作品都是讴歌田园风光，稍遇挫折，便怨天自抑，中期来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稍纵即逝，他的怀旧，他的自恋，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狭隘，他的粗鄙，他出身农民，却对这一阶层的艰辛和苦难缺乏疼痛的感觉，表面上也写一些平民，实际上不过是作秀而已，文字虚浮无骨，内容空洞无物，他崇尚道家，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名士，实际上丧失了根基，不过是一种对于传统的一相情愿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对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优越感，其实都是农民意识，不是平民意识。
后者是一种民主意识，有更大的容受力。
农民意识是农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锢的土地所培育起来的一种品质和精神，它是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适应的。
其中，保存了人类天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为别样的阶级所不曾具备的优秀的成分，但是，也明显存在着狭隘、保守、忍耐、卑贱的特点，而这也正是世代农民的悲剧所在。
贾平凹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虚静村”、“上书房”，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
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
”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
这样的作家对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儿去了呢
贾平凹把农民的生活拿来把玩，真是一种残忍的审美。
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痛苦，绝望、深渊、地狱，更无法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
他极度匮乏一种存在的勇气，只能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痛不痒。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大江东去，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匮乏。
文章的后面往往站着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性的灵魂。
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欠缺，这种欠缺无法简单的修复。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男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
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
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不要说建立，他那里根本没有鲁迅笔下“无物之镇”的现代意识，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面对。
在贾平凹那里，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
《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
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
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
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
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
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
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
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
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
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
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
”周作人前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怎能和他相比呢
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
可惜，老贾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
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
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
“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
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
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
求《棋王树王孩子王阿城》读后感
1．（1）文章开头描写了梦境中回家的哪些“困扰”
试分条概述。
(2) 文章描写这些“困扰”的作用 2．作者在（3）段中说老家“也不想再回去了”，（5）段中却说“现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情绪，又如此浓烈”，这是否矛盾
根据文意，简要回答。
3．整合文章有关内容，说说文章多次写到老屋有哪些作用。
4．文章结尾所说“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消失”的含意是什么
有什么表达作用
5．下列对这篇散文的赏析，正确的两项是 A．“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这两句诗，使人不禁自然联想到李白“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B．文章以诗开头，从梦境写起，娓娓道来，情真意切，特别是对“”后两次回老家的描写，把对老家的思念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中，使主题得以深化。
C．文章第六段作者从自己的12岁写起，叙述自己一生各个重要阶段和老家若即若离的种种联系，写得简约而概括，形象地表现了作者自始至终的思乡之情。
D．作者以不断的梦境和悠悠的回忆，来化解思乡而又不想再回去这种内心世界的矛盾，通过内心潜意识的冲突来点染思乡之情，写得真实可信，富有感染力。
E．文章倒数第二段，作者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
”一席话意味深长，主要表明作者生怕被家乡父老遗忘。
1．（1）①请假不准； ②迷失路途； ③旅途艰难。
（2）表现了作者因回家不得而产生的焦急心情。
（第二问应根据首段末句“急醒了”的“急”作答） 2．并不矛盾。
说“不想再回去了”是因为老家已没有亲人，极少熟人；说：“现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情绪，又如此浓烈”，是因为无论有无亲人熟人，人对故乡的感情也难以割断，且越到晚年越强烈。
（要结合这两句话的前后文作分析，这样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3．①老屋寄托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②对老屋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故园荒废的感伤；③写老屋与写故乡的新房子相对照，与末段的意思相切合。
4．故乡面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作者的老屋终将消失。
表达了作者对老屋的消失虽伤感而又理解的复杂心理。
。
5、 A、D（B. “特别是对后两次回老家的描写，把对老家的思念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中”错，C、中年以后“居家之日少，且经战乱，行居无定”，就不是“若即若离”了，老年则“即”都是很困难的了，也只能通过朋友的口信和一张老屋照片来表达对老家的思念之情了。
E。
“主要表明作者生怕被家乡父老乡亲遗忘”错误）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现代人经惊异地发现这经济的喧腾年文学的萧索时期散文突然出人意料地交上了好运。
在人们的记忆里，散文的命运似乎没有特别的坏过，也没有特别的好过，它实在太久地担当着文坛上的配角。
讲起历史来，它的历史比谁都悠长而辉煌，一回到现实，它却总是没有气力与小说、报告文学抗衡。
可是现在事情起了变化，散文的市场来临了。
这倒不是说它要重温正统或正宗的梦，而是说，在这大转型的时代，它有可能获得比平常更为丰硕的成果，完成自身大的转折。
散文“中兴”的秘密深藏在时代生活的深处。
用直白的话说就是：急剧变动的生活赐给了散文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今天人人都可能有大量新的发现，提供出比平时多得多的新鲜体验，从而打破僵硬模式的束缚，创造出开放的、新颖的风格；就散文自身来说，由于它的自由不羁的天性，它可能是目前最便于倾吐当代人复杂心声的一种形式。
日日更新的生活是根据，散文的形式特征是条件，两相遇合，造成了散文迅速发展自己的空间。
然而，能否真正产生叩响当代人心弦的好散文，光有形式优势和艺术空间还不行，归根结蒂还要看作者——精神个体有无足够的感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摆脱传统压力的能力和辟创新境的能力。
一句话，关键还在“说话人”身上。
对散文创作来说，最要命的是，一拿起笔，传统散文的老面孔就浮现出来，雨中登山呀，海外游踪呀，观光苍松白杨呀，怜惜山猫小狗呀……经典散文已经形成的固定视角，有其顽固性，生活被它们分解成条条块块，以至我们身在生活中，却麻木不仁，只知循着它们提供的角度去收捡素材，剪辑生活，与它们符合的东西我们能感应，对埋在水面之下八分之七的东西，我们则无动于衷。
这是多么荒谬的迷误啊。
于是，生活的完整性、丰富性、原生性、流动性全都不见了。
我们好像拿着一张网，鲜活的水和鲜活的鱼全都漏掉了，最后还是只剩下这张网。
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这是胡适的名言。
也许，为了把大量被漏掉的鲜活还原回来，这种极端的提示很解决问题。
难道不是吗?难道强颜欢笑，故作豪语，温柔敦厚，曲终奏雅之类，没有给我们的散文染上浓厚的新古典主义气息吗?一个个像是穿着笔挺的中山服的正襟危坐，好像从来不放屁也不上厕所似的，连跌跤也要讲究姿势优雅。
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什么可以入散文，什么不可以入散文，好像都有隐形规定似的。
这怎能不使散文露出死沉沉、病恹恹的萎靡相呢?不来点自然主义的恣肆，不光着泥脚踏进散文的殿堂，是不可能唤起散文的时代活力的。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不顾原先说话的姿态、腔调、规范，只遵从心灵的呼喊，这就很有可能说出新话、真话、惊世骇俗的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实话，以及人皆领受到了，却只有很少的人可揭穿其底蕴的深刻的话。
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过自己的路程，现在我们的散文也到了以“新质”冲破“旧文”的关头，从而建设新一代的质文平衡。
看贾平凹的《说话》，至少要让你一愣：连“说话”这样习焉不察的事也可写成一篇散文，而且全然不顾散文的体式，不顾开端呀，照应呀，结尾的升华呀，有无意义呀，真是太大胆也太放纵了，真是只讲过程，不问意义，到处有生活，捡到篮里都是菜。
据说，《说话》是平凹在北京开政协会期间接受约稿，在一张信纸上随手一气写下来的。
为什么想到说话问题了?大约一到北京，八面应酬，拙于言辞的贾氏发现说话成了大问题，才有感而发的吧。
这篇东西是天籁之音，人籁之声，极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绝了硬做的痕迹，里面的幽默、机智、无奈，都是生活与心灵自身就有的，无须外加，浑然天成，可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最佳实践。
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非任性胡说的同义语。
大街流氓和小巷泼妇的海骂，倒也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那能成为好散文吗?冬烘先生的喃喃，能成为好散文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精义，全在于自由、本真、诚挚、无畏。
我一向认为，精于权术，城府深藏，把自己包得严严的，面部肌肉几乎丧失了笑的功能，“成熟”的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散文的。
他经商，会财源茂盛；他从政，会扶摇直上；他整人，会天衣无缝；他偶尔也想“幽默”一下，结果鸦雀无声。
他在很多领域都会成功，惟独写不出好散文，这是否天道不公，或反过来说天道毕竟公平的表现? 强调“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排斥开掘、提炼、升华的重要。
我们常说散文要有真情实感，原本不错的，但关键要看是什么水准的真情实感，从怎样的主体生发出来的真情实感。
牛汉的《父亲、树林和鸟》，不是饱经忧患且充满悲剧感者，断然写不出来。
感情浓到化不开，重到不能承受时，才产生了这样简洁、饱满、幽咽、滞涩的语言。
父亲对树林和鸟的喜爱是多么真挚，他可以嗅出鸟的气息，看到无风而动的隐秘，他和树林和鸟一同快活，达到了短暂的无忧无虑的合一境界。
可是父亲说了：“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
”为什么呢?因为“黎明时的鸟，翅膀湿重，飞起来沉重”。
作者庆幸于“父亲不是猎人”，可是猎人却大有人在啊。
作者对生命的美丽和因其美丽而带来的脆弱，满怀忧伤。
那意思是说，纯真的生命是快活的，纯真的生命是不设防的，惟其纯真，惟其快活，就特别容易遭到践踏、伤害和暗算。
作者其实在为天真、善良、单纯的美唱一支忧心的歌啊。
多么质朴的画面，多么深沉的感怀!作者还写过一篇《早熟的枣子》，也是寄托遥深，他说，在满树青枣中，只有一颗红得刺眼，红得伤心，那是因为“被虫咬了心”，一夜之间由青变红，仓促完成了一生。
作者说，他憎恨这悲哀的早熟，而宁可羡慕绿色的青春，其中的寓意不也是令人痛思不已的么。
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直呈，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
学者陈盤，曾以《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一书影响过80年代的文坛，他的学识和才具，笔者十分钦佩。
后来很少读到他的文章了，据说去了海外；最近发表的散文《大青石》，透露了他的最新信息，文章大有“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况味。
贾平凹写过《丑石》，那主要是在极丑中发现大美；陈盤的《大青石》，则是对永恒、道、澄明之境的一种求索：“世上人所设立的尺度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但是，大青石是一种人的尺度所不能衡量的现象。
依靠着大青石，就是跟永恒产生了接触。
”文章中确有不少形而上的玄思，但它牢牢建立在幼时故乡的一块大青石上；“大青石的明暗是升沉不定的”，作者的命运和情感也是几起几伏；人世的喧闹永无休歇，大青石却总是沉默无言；什么都可以过去，只有大青石沁人肺腑的凉意永远存在。
大青石既是具象，又是永恒，她可以是故土、乡情、大爱，也可以是无言的道，无形的大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