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散文读后感
这篇是季羡林于86岁高龄时完成的佳作，可与的相媲美。
几颗来自洪湖的莲子带着老人的希冀和怜爱跃入了红湖，一种顽强而高洁的生命在黑暗和淤泥的包围中开始萌芽。
如果说笔下的荷花是志行高洁的隐者，笔下的荷花是抚慰心灵的舞者，那么，季老笔下的荷花则应该是张扬生命的强者，是彻悟生命的智者。
我们很难想像，在寂寞的岁月里，在荒芜的湖面下，在阴暗的泥沼中，那莲子是怎样暗暗地积蓄着力量，是怎样将生命的嫩芽钻出了坚硬的外壳。
这芽一旦破壳而出，便以一种惊人的力量展示着生命的顽强与美丽。
经过了整整两年的期待后，在第三年，奇迹终于出现了，水面上露出五六片圆圆的绿叶。
这是生命的使者啊
虽“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却足以使那颗本已深感失望的心得到一丝慰藉。
一千多个日夜过去了，在经历了漫长的寂寞后，第四年，荷花完成了生命的涅盘。
“蝉噪城沟水，芙蓉忽已繁”，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一些荷叶竟跃出了水面，亭亭田田“铺满了半个池塘”，放眼望去，满目的绿荷红蕖，撩云逗雨，映日迷霞。
再联想季老的人生遭遇，这种顽强而美丽的生命，这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不正是作者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吗
季老深爱着这满塘“季荷”，每天数次徜徉于湖畔，默坐静观。
塘中“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令人万躁俱寂，陶然于玄思冥想之中。
这就是智者与自然的对话，是心灵与自然的交融。
“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而此时，心中已是沉甸甸的厚实，微风已拂不起半点漪沦。
望着坠落的莲瓣，心中反而更添一份宁静，这便是对生命的彻悟。
这瓣荷花，曾饱尝过孕育的艰辛，也曾感受过生命的快乐，而此时它要悄然离去了，那便顺应自然吧。
它走了，走得如此飘逸，如此洒脱。
能以如此超然的心态面对生命的消逝，荷花实在是彻悟生命的智者。
随着天气变寒，翠妆褪尽，满池残荷，继而消逝得了无影踪。
此时也不必伤感哀叹，该去的终将会离去，该来的必然会到来。
待到来年春水溢，又该是翠盖千叠，满塘红艳了……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500字数
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
它的出版，曾于20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10余次，“行销10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孽海花侧记》）。
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
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
”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
鲁迅对此书亦多有褒扬。
然而，不同的声音亦复有所闻：胡适以为：“《孽海花》一书……但可居第二流”。
一部小说不仅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兴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来诸多文化名人评头品足，这确乎是一件极有趣的现象。
我们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放开自己的眼光去鉴赏，去评判。
为了有助于朋友们阅读，不妨对作者的经历，成书的过程，以及小说诸般特征略作评介如下： 作者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等。
江苏常熟人。
生于1872年，卒于1935年。
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与变革的时代。
而曾朴又是一个生性敏感、热心国事之人，因此而随时代大潮的激荡而沉浮。
他19岁即考中秀才，次年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名震乡里。
转年即赴京应试，却因试卷墨污而名落孙山。
随即捐官内阁中书，留京供职。
越2年，爆发了甲午海战，中国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传来，国人震惊。
曾朴怀抱忧国忧民之志，难耐内阁中书的闲散空旷，立志进入外交界，以实现“为国宣劳”的人生理想。
为此，而入同文馆学习法文。
至1896年，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招考章京，曾朴虽以“异才”而闻名京师，却因不为内阁衙门保举而不得应试资格。
其壮志难酬，悲愤至极，拂袖出京而去。
次年，至上海创办实业，适逢谭嗣同、林旭等维新志士聚集沪上，谋划变法革新。
曾朴为之所动，与谭、林诸君朝夕相聚，筹谋新政。
1808年，应康有为、梁启超相召，谭、林等北上京师。
曾朴则因父亲丧葬琐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滞留沪上。
不久，变法失败，谭、林诸君殉难。
曾朴闻讯不胜惊恐，迅即由泸返乡。
乡居期间，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虽遭顽固势力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冲决各种阻力，创办了常熟第一所小学。
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
1903年再赴上海，经营茧丝业，因受外丝倾销的冲击，折本而罢。
次年，转入出版业，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
1907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
1908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出版社被迫关闭。
即在曾朴从事出版业的同时，亦未曾中断政治活动，他曾参加张謇、孟昭常等人为中心的预备立宪公会，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制。
到1909年，清政府已处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朴却应大官僚端方之聘，进入两江总督衙门，做了幕僚。
次年，又因端方保荐，以候补知府身份，先后在杭州、宁波任职。
辛亥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员，又历任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
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苏，才终止了官场生涯。
1927年重操旧业，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
至1931年，复以资金不能流转而歇业。
随即由泸返乡，4年后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终其一生，始终热衷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著述达数10种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声中外，艺术魅力历久而不衰。
《孽海花》的成书过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历程那样，复杂而又曲折。
第一、二回发表于1904年留日青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第8期，而作者并不是曾朴而是金松岑。
金氏以爱自由者为笔名刊发两回之后，又写成4回，遂以6回书稿寄送好友曾朴商酌。
曾朴以为题材尚好，只是格局过于狭隘，建议作大的修改，使之“尽量容纳30年来的历史”。
金氏以为写小说非己所长，则顺水推舟，任由曾朴去修改、续写。
曾朴遂埋首案头3月余，得20回（含对金氏6回彻底改写）。
1905年由日本翔鸾社分两集出版发行。
至1930年，续写至35回，其中前20回于1928年由真善美书店再版，依然分作两集。
后15回则由《真善美》杂志陆续刊发。
1931年将此15回的前10回结集，由真善美书店出版，是为第3集。
继而，又将3集合为一册出版。
简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为30回，后5回并未放入其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出版的宝文堂本，1956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本，都是30回本。
直到1962年，中华书局才将后5回作为附录增入出版，是为增订本。
《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
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
《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
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
”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30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
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
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
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
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
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孽海花》所表现的30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
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
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
”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
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
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
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
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
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
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
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
小说是如何表现3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
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
”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就在第2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
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
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
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
”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
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
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
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
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
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
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
“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
“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
”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
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
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
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29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
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
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
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
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
第29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
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
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
”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
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
第29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
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
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
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
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
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
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延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
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
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
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
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30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
《孽海花》的结构颇具独创性。
作者曾对此作过极为形象而确切的比喻。
“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
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
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地）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
”（《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刻划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国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
同时，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
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
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
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
总之，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
《孽海花》在艺术方面，亦多有不足之处。
其结构虽云工巧，独创性亦显而易见，但是，把30年间历史重大事件连结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这条主线，终难免有牵强之处。
然而，所有这些终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
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中的太平洋指的是什么
八月十五夜太舟中望月作茫茫东海波连天，天边大团圆，夜夜照船尾，今夕倍放清光妍。
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
登程见月四回明，归舟已历三千里。
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
泰西纪历二千年，祇作寻常数圆缺。
舟师捧盘登舵楼，船与天汉同西流。
虬髯高歌碧眼醉，异方乐祇增人愁。
此外同舟下床客，梦中暂免供人役。
沈沈千蚁趋黑甜，交臂横肱睡狼藉。
鱼龙悄悄夜三更，波平如镜风无声。
一轮悬空一轮转，徘徊独作巡檐行。
我随船去月随身，月不离我情倍亲。
汪洋东海不知几万里，今夕之夕惟我与尔对影成三人。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清代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
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
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
出身于屡代经营典当的大商人家庭。
父亲黄鸿藻，字砚宾，咸丰六年(1856)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
历充师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
工诗，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
黄遵宪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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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道路十分艰难，因为中国人是从侵略者“老师”身上才痛苦地懂得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比自己长期固守的封建主义文化更先进，为了抗击入侵者，迫切地需要吸取西方的先进科技以振兴国力。
吸取西方先进文明的任务，落到了知识界肩上。
然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封建士大夫文人，他们自身就必须进行思想观念的更新，完成自我否定的里程，这是一段坑坑洼洼地前进的路程。
先进的文化精英们终于把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观念文化，逐层深化地引进。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也经历了在觉醒中趋向更新、在探索中有所开拓、在迷茫中产生蜕变的螺旋式衍变，从而走完了从封建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历程。
应该说，经济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对于近代化的完成有着根本性的意义，然而，人的思想观念转变，尤其是文化精英们的思想观念的近代化转变却最为艰巨。
探讨一下近代文人心态的衍变过程，是很有价值的。
广东地处沿海，近代的广东在时代大变动中处于前沿地位。
这里，我们选取了张维屏、黄遵宪和黄节这三位代表了近代不同时期文化的广东诗人作为探讨近代文人心态的切入点。
张维屏的《三元里》掀开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的帷幕，也透露了盛世渐衰的气息和传统文化心理的更新。
黄遵宪的“新派诗”记录了近代中国人救国图强的艰难努力，标志著“西学东渐”的“新学”文化的崛起，传达出维新志士们开放、探索、务实的心态和内在的困惑。
而黄节的诗歌则是辛亥革命以后，弥漫在进步文人之中的迷茫苍凉中有着蜕变的心态的出色反映，在人生价值取向上终于摆脱了封建等级意识的羁縻，可以说是体现了近、现代“新学者”文化的形成。
张维屏(1780-1859)，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
累官至南康知府，57岁辞官归里。
张维屏的诗歌基本上是传统士大夫心态的反映，部分诗篇表现了仁政爱民、廉洁自守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也有不少诗作表现了“吞花卧酒，弄月嘲风”[1]的文人闲情逸趣。
然而，作为广东近代第一个重要的诗人，张维屏诗歌的价值更在于仅占其作品总量一小部分的那些涉及时政之作。
这些作品透露了在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内瓤已腐、外侵渐酷、危机初露时期，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产生了重要变化的时代特征。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预感到衰世将变而多方探求强国道路的开放意识。
清道光年间，“天朝永固”的神话已经开始破灭，张维屏在十多年的县令生涯中，感受到封建官僚体制的腐朽。
他以诗歌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例如，《衙虎谣》揭露了蠹吏固然害民，官贪更助吏虐的社会现实：“衙差何似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官虽廉，虎饱食，官而贪，虎生翼。
”又如《罗雀悲》《狱卒威》揭露监狱黑暗，《吹箫吟》慨叹鸦片流毒，《蝇头篇》讽刺科场舞弊，《田家叹》悯念生民疾苦等等。
这种社会危机感由于晚年看到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更为强烈，诗人认为：“往者蛮夷长，依然中国人。
背秦聊称帝，朝汉自称臣。
讵意重洋水，能生内地尘。
越台烽火息，回首一辛酸。
”（《越台》之一）历史上“背秦”“朝汉”的争斗，仍然是中国人内部的事情，可是现在的敌人是远渡“重洋水”而来的外国侵略者，他们竟然在我国的“内地”掀起战尘!诗人忧心忡忡：“贾生一掬忧时泪，岂独关心在梓桑。
”（《海门》）他所担心的不只是自己的家乡遭受蹂躏，更为忧虑的是祖国海上大门的防卫疏漏。
在对衰世有一份敏感的同时，张维屏还产生了时势将变的预感。
他曾写过一篇《侠客行》，叙述一个贵人横行霸道，鱼肉人民，终被侠客杀死。
又有一篇《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从“寒尽觉春生”中，我们感到诗人的压抑、渴望、预感和呼唤。
张维屏晚年诗歌中还有科技新事物和经济新设想的内容。
例如《火轮船》，赞美了先进的科技文明。
又如《金山篇》，不仅反映了旅美华工的艰辛，而且提出让人民自由开矿的主张。
在《珠江》一诗中，诗人还对传统的“崇俭”观念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发展商业，鼓励消费，才是解救贫穷的办法。
这些诗篇数量不多，可是其中朦胧地闪烁着的敢于突破、勇于探索的开放意识十分可贵，这正是千百年来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永恒稳固的传统文化有可能更新的先声。
这种传统士大夫心态的变化更重要的表现是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而隐现挣脱等级观念牢笼的觉醒意识。
鸦片战争爆发时，年逾花甲的诗人异常愤慨，受到人民奋起反抗的精神的激励，他改变了过去的“毋开边衅”[2]的看法，写下了《三元里》等一批记录反侵略战争的诗篇。
这些光辉的诗篇奠定了张维屏在近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曲《三元里》赞歌，是张维屏最有思想价值之作。
诗人以雄直恢宏之笔，描述出三元里乡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声势浩大的战斗场面。
正如郭延礼先生指出的：“在中国文人诗歌史上，把劳动人民作为爱国者英雄群像加以表彰和歌颂的，这恐怕还是第一次。
仅此一点，也就可以使《三元里》这首长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永存不朽。
”[3]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范畴，它的中心是以儒学的纲常伦理为根本的宗法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在士大夫心态中最具稳定性和凝聚力。
它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懂得自己在社会等级阶梯上的位置，只能够也只应该克尽自己的等级本分，逾越本分的行为即使不受国家机器的惩罚也要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
《三元里》所歌颂的民众抗英斗争是自发地保卫家乡之战，对于这种不遵从朝廷之命的自发行为，诗人作出了态度鲜明的热情歌颂：“风人慷慨赋同仇”。
这固然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热忱，但也不能不看到诗人对这种逾越“顺民”本分的行为的容忍、肯定以至赞扬。
这种态度出现在一个封建士大夫身上，实在难得。
诗人还进一步把民众的自发抗敌和朝廷的软弱政策作了褒贬对比，一方面是对低贱的“愚民群氓”的歌颂，一方面是对至高无上的朝廷的谴责，这里隐隐可见挣脱等级观念牢笼的觉醒意识。
当然，这种觉醒并非自觉，在同样是反映抗英英雄的《三将军歌》中，诗人就是立足于忠孝观念进行歌颂的：“皆忠臣”、“忠孝全”。
这在当时无可厚非，不过思想价值就远逊于《三元里》了。
把张维屏与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相比是很有意思的。
他有龚自珍的衰世敏感和改革呼吁，尽管没有那么强烈；他有魏源“师夷长技”的开放意识，尽管没有那么明确；他有林则徐坚决抗击外侮的意志，尽管曾经有过犹豫。
他能超越同时代进步思想之处在于对民众力量的认识，隐隐突破了牢固的等级规范。
他体现了广东知识界承受传统观念较为松动，接受新鲜事物易于变通，感受时代气息比较敏锐的特点，他是近代士大夫文人思想观念开始变异、走向更新的代表。
黄遵宪(1848-1905)，光绪二年举人。
中举后，抛弃科举道路，步入外交官生涯。
他两度出任驻外使节，共达14年。
其间完成了《日本国志》一书，详尽介绍了日本国情，同时也表达了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主张学习西方的维新思想。
甲午战争爆发后，黄遵宪被召回任职，在署理湖南按察使期间，他积极推行新政。
1898年，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尚未成行而戊戌政变，解职放归。
晚年闲居乡间，诗人依然关注时局，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友人书信往来，继续探讨救国之路。
黄遵宪是维新派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掀起的“诗界革命”运动的一面旗帜，他的诗歌有着鲜明的近代化特征。
他以诗歌记录了近代中国人抵御外侮的斗争历史，体现了崇高悲壮的诗美追求，以诗歌反映海外新事，空前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以诗歌写人叙事，探索了新的诗歌表现手法；提出“我手写我口”的主张，尝试使用言文合一的诗歌语言。
黄遵宪使诗歌从久已凝定的模式中出现了变异。
[4]本文暂不论他对诗歌艺术的贡献，而试图从这些“新派诗”中寻绎当时的文人心态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新学”文化崛起的背景中，维新志士积极探索、力求改革然而难免困惑的心态的反映。
黄遵宪诗歌网罗中外的题材凸现了维新志士们开放求新的心态。
由于地处沿海的广东这块特殊土壤的孕育，由于面临大变动的近代气息的感召，开放观念在黄遵宪的诗歌中显得特别明确和强烈。
反映海外新鲜事物是他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十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扩大了诗人的眼界，使他的诗歌出现了异彩纷呈的海外图景。
诗人不仅大量地描写了海外的景物，还反映了世界历史、各国社会状况、科学新事物。
尤其是对于日本强国道路的介绍，给了国人很大的启发。
这种“突破前人范围，一新诗界面目”的选题新方向[5]，是黄遵宪的自觉追求，他希望能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见，皆笔而书之”。
[6]这让我们看到了19世纪后期，先进中国人努力追求认知世界的心态。
长期闭关自锁，夜郎自大，压抑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热情。
一旦国门被打开，“中华以外天”原来是这样多姿多彩，于是尚奇热情重新被唤起。
同时，向西方睁开眼睛以后，才感到天朝大国的优势已去，古老的东方已经落后。
而先进的西方却欺负落后的东方。
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更使认知世界成为近代中国人的独特心态。
正如黄遵宪所说：“足遍五洲多异想。
”新事物的剌激和吸引可以说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求知求新的强烈愿望使黄遵宪的诗歌流露了与传统士大夫很不同的心态。
纵观他的诗歌，很少过去常见的怀才不遇的感叹唏嘘，兼济独善的进退迷惘，也很少过去常见的享受世俗人生的闲适情趣，高蹈出世的虚渺玄想。
诗人的目光热切地倾注于外界的新事物，诗人的心灵灼热地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大事。
我们可以看到他逐步摆脱古代士子过于重视人格修为、追求人品完美、注重道德臧否的尚虚倾向，而转向追求积极务实的人生。
认知世界真貌，求取治国良方，完善知识结构，实践改革方略，逐步取代着以封建伦理塑造完美人格的自我要求。
诗人常以放眼世界、认识世界而自诩和自期，这是戊戌变法前后的进步文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心态。
从诗歌的领域来看，可以说近代人的开放观念在黄遵宪作品中有着最为鲜明、强烈的体现，较之上述张维屏诗中朦胧地流露的开放意识有了很大的发展，两人生活年代也不过相差几十年，而思想已经有如此的差距，相比于发展缓慢而观念凝滞的千年封建社会，中国近代思想变化发展可谓急遽。
黄遵宪诗歌还体现了近代维新志士以西方的平等、民权观念改造和完善传统文化的思考抉择和内在困惑。
黄遵宪生活的19世纪后期，中国知识界向西方的学习已经突破了“器惟求新，道惟求旧”的初期文化抉择，从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到探讨各国的社会形态，进而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
他们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武器来改造东方文化，言必称“进化”，言必称“文明”。
黄遵宪诗歌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气息，尤其明显的是时时出现在他的诗歌中的社会理想：“大同”。
在总结生平的《己亥杂诗》中，诗人坚定地认为：“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
”在《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这首长诗中，诗人以花为喻，描写了不同国度的人们初次接触时的情态，并抒写了世界大同的心愿：“传语天下万万花，但是同种均一家。
”他的最后一首诗《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说：“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
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
”对比起张维屏歌颂民众力量，突破等级规范的朦胧的觉醒意识，黄遵宪和他的同志们的“大同”社会理想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已经用平等、民主的观念来思考社会的发展趋势，冲破了千百年来以整顿社会等级秩序为目标的改革模式。
然而，从黄遵宪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其他维新志士相同的处于思想意识深处的困惑。
在外观世界时，他们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的等级规范，可是在内省自身时，他们依然无法摆脱传统的价值观念。
关于自身社会位置的定位和个体生存价值的取向，他们始终无法脱离“臣子”的立场，无法摆脱承受君主知遇之恩的感激和自豪，无法摆脱报答君主知遇之恩的自警和自策。
黄遵宪晚年的许多作品可以证明这一点。
《己亥杂诗》中数诗回忆受光绪接见任命的事，诗中用的是“天语殷殷到小臣”、“劳动九重前席问”、“惊喜天颜微一笑”、“感恩”、“泣读”等语，感恩戴德。
晚年蛰居时诗人写了很多对朝政抒发见解的诗，愤怒谴责慈禧太后剥夺光绪权力的行径，同时明确地流露了对光绪皇上的忠心，细味其中运用的大量典故，可以说很大程度以封建伦常为评判准则。
诗人给流亡国外的梁启超的信更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及戊戌新政，新机大动，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
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益坚。
”[7]说明了诗人的坚定意志不仅来源于时代的感召，而且来源于报答君主知遇恩典的自我鞭策。
这种牢固的忠君思想，是由于对于封建体制来说是比较先进的科举择士制度的长期施行，使中国封建王朝中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取得“自由民”的身份，他们依附于君主而存在，依附于等级体制、等级观念而存在。
近代维新志士的人生道路往往起步于科举仕途，甚至长期跋涉于此。
尽管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精神、探索深度和革新勇气，然而在深层意识中始终认同于士大夫的身份地位，无法超越“君君臣臣”纲纪伦常的道德规范也就在所难免。
外观世界时的平等观念和内范自身时的等级意识形成了维新志士们自相矛盾的特殊心态。
以至左右着他们的人生道路。
真正把封建伦常纲纪从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中排除，还有待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转变。
黄节(1873-1935)，早年曾从名师求学，赴乡试落第。
年青时即积极投身革命，28岁留学日本，次年回国开设学堂，启迪民智。
其后变卖祖业，捐资办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10年加入“南社”。
辛亥革命可以看作是黄节生活前、后期的分界，诗人的后半生主要是过着学者的生涯。
虽曾先后担任过民国政府的职务，可是时间都不长，主要经历是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化研究院等高等学府，研究中国古典诗歌。
黄节的诗歌以忧国伤时的精神反映了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
1895年，才22岁的黄节写下《宴集桃李下，兴言边患，夜分不寐》一诗，表达对甲午战争失败的沉痛和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悲愤。
在黄节一生诗作中，流露时政之感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
八国联军入侵京师，诗人悲愤地呼唤：“陆沈何日起神州
”在反清革命期间，诗人愤怒地揭示清廷的腐败，斗志昂扬的表示自己与之誓不两立的态度。
1911年秋天，诗人有“人与沧桑同一醉”的诗句，正是辛亥革命成功欢欣心情的反映。
1915年前后，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丑剧越演越烈，黄节写了多首诗歌揭露其阴谋。
最有代表性的是写于1916年初的《清明谒袁督师墓》，针对袁世凯企图冒认袁崇焕后代以抬高自己身份的闹剧，诗人给予辛辣的讽剌：“时流无耻可足道”。
一直到晚年，对于蒋介石统治的暴虐，对于日寇全面入侵的征兆，黄节的诗笔都有所反映。
黄节诗歌中的一份苍凉迷茫心态很值得注意。
即使在民国建立的初期，诗人对时势和身世也有着浓重的感伤情调，这时他在诗中不止一次以唐代安史之乱后流落无著的李龟年比拟自己。
即使是袁世凯称帝阴谋破产的1917年，诗人的心情也没有乐观：“万虑撄心强自持，别寻歌哭恣吾思”。
这份苍凉迷茫心态首先来源于对所设想的社会蓝图的模糊。
黄节和当时许多投身反清革命的近代人一样，把“辨华夷”（《沪江重晤秋枚》），重振“大汉天声”（《岳坟》），驱逐鞑虏作为革命的首要目标。
而对于争取民主、平等、科学的社会改革目标，却不是那么明确。
辛亥革命把清帝赶下了龙床，于是觉得“作始攘胡至是毕”（《岁暮吟》），确实是欢欣鼓舞了一阵子。
可是，帝制复辟，军阀割据，革命队伍分裂，时局日益动荡，“国事如斯岂可期”（《沪江重晤秋枚》）。
由于辨不清目标，看不到前途，诗人心中苍凉而迷茫。
甚至重新从旧时代的武库中寻找伦理纲纪的武器，以期整治天下秩序。
黄节后期诗中不止一处提到“风节”，他认为“文章不朽关风节，士行从来乃图维”（《简瘿公》），“世事人才不足问，忧在风俗谁能扶
”（《岁暮怀刘载甫》）1919年五四运动后，黄节对于新文化的勃兴更惶然，他有一首诗分析清代的理学，对清中叶的考据风虽持批评态度，仍认为这时“士行未全失”，可是“同、光迄尔来，雅道直萧瑟”（《杂诗》），对于自己也曾参与的晚清思想解放运动，并不能正确认识。
到了晚年，诗人甚至认为“人心风俗何以乱，不在政治与军旅。
始于邪说终暴行，世乃一乱乱无度”（《岁暮行》）。
对于新旧文化的交替无从接受，只能设想重振旧日之纲纪以平息今日之世乱，诗人的社会蓝图显然追不上时代的步伐。
这种苍凉迷茫的心态还来源于对于人生价值尺度的困惑。
近代后期，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酝酿，对于个体生存价值的焦虑叩问和执着追寻的现代人意识已经隐现，黄节也有这份焦虑感，同时又仍然继承着中国古代士人置群体利益于个体存亡之上的价值取向。
他始终怀着一份拯救天下、拯救百姓的强烈的忧患感和使命感，然而他又没能进入执权者范围，于是对自己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十分郁闷，“惭无锋镝身，让子诗书儒”（《志悼——为黄克强、蔡松坡》）。
他的诗中屡次出现“肝胆每为论文见，国事同归袖手观”（《即席送诸贞壮南昌之行》）、“袖间缩手徒尔为”（《郡斋风夜》）、“袖间缩手如今日”（《雪朝》）这样的句子。
诗人始终放不下忧国伤时的情怀，然而却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所归依，“鸟飞庭树叹无枝”（《北游将发》），他哀叹自己对时局的忧患不过是一份放不下的杞人之忧。
这份“杞忧”之叹其实并不陌生，从古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屡屡执着于此。
黄节的这份苍凉迷茫心态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辛亥革命后那个政局混乱的年代，使人们对于时局，对于政体，以至对于人生选择产生了困惑。
当时一些文人从旧的思想武库中重拾不附权贵、独善其身的精神支柱，疏离了各种政权斗争。
而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封建时代隐逸士人相比有了变化。
随著“科学”的兴起和科举的废除，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个“学者”的阶层。
这些人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接受了不少新知识、新观念，而同时旧学的底子深厚，对传统文化有着割舍不掉的依恋。
随着时代的变迁，学识不再成为做官的敲门砖，而渐渐成为获得社会敬重的资本，更进一步成为谋取职业的本事。
虽然断绝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可是知识的价值却受到社会从来没有过的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自由。
他们不屑与当权的军阀合作，而执教于高等学府，写诗撰文，虽然不从政，却渐渐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与旧时代“布衣文人”由于经济困窘而未免寒伧的心态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旧时代创造了古代学术而往往要都贴着“官”的标签的旧学者们也有了质的区别。
这些文人往往早年积极投身革命，此后消沉，晚年对五四后的新文化有着种种的不理解。
他们形成了近代后期延续到现代的一种文化现象，笔者称之为“新学者”文化。
近代的广东是接受西方文化和掀起改革运动的前沿阵地，知识分子的人生路也较早摆脱了科举仕途的拘限，近代后期也就出现了不少这种体现了“新学者”文化的人物，黄节可以说是其中之代表。
“新学者”文化与传统士大夫文化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忠君”观念终于被鄙弃。
尽管在看待外在世界时他们有许多封建观念的残余，然而在个体人生价值观上却终于摆脱了君臣等级意识。
中国古代士人往往注重群体意识，而且把君主作为群体利益的象征，所谓“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这份“忠君”即“忠国”的传统文化情结在近代维新派人士身上也无法摆脱。
而在黄节所代表的近代学者的思想观念中，我们却看到“国民”意识终于取代了“臣子”意识。
黄节孜孜执着的是自己所属的斯土兹民，而并非是忠于某个君主。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说过：“绝不应驱此邦之民，以共殉其一身之节。
”[8](307)对于群体利益的忧患感和使命感并不是系于对某个赏识者的忠贞上，于是摆脱了古代士大夫那种知遇的渴望和不遇的愤郁。
他对于人生价值尺度的困惑正体现着旧观念的消亡。
这个阶层的人们由于经济地位的提高，人格也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虽然还未能完全具备现代人重视个体自由的观念，但终于摆脱了精神上寻求依附的奴性，从而突破了封建时代在人与人关系上的等级规范。
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是封建的宗法等级体制及其观念走向消亡，现代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和体制逐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
黄节所代表的新学者文化虽然在社会体制的探讨上没有足够的革命精神，可是在人生价值观念上的近代化转变却比维新志士们要彻底。
从这个意义上看，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新学者文化中另一个可贵之处是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是以吸取外来文化、完善传统文化为特征的。
如何看待外来文化与本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难题在中国近代尤为突出。
黄节在理论上主张保存“国粹”，认为“凡欲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期光复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
”[8](297)这种理论放在当时社会思潮中看未免偏于保守，然而不无可取之处。
尤其在为人处世准则方面的选择更令人深思。
他不仅坚持视群体利益高于自我利益的人生价值取向，而且坚持视人格修为重于生存本能的自觉道德规范。
鄙弃了忠君观念却没有导致为了自我的生存而放弃是非评判，而更注重自己的良心和骨气。
前面论及，黄遵宪在主张维新变革的同时，放弃了传统士人重视人格修为的尚虚倾向，体现出思想领域的进步。
这是因为在迫切需要变法图强、抗击外侮的时候，一些旧观念，如华夷之辨，如君权神授，如重农轻商，如重学轻技，尤其是君臣父子的伦理规范已经成为接受新事物的思想障碍，没有黄遵宪等文化精英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当时的中国社会很难吸收比长期固守的封建文化进步的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
然而，在冲决罗网后建立新的民族文化时，摆在人们面前的又是新的困惑：难道几千年的民族文明没有值得继承的精华
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在哪里
难道华夏文明与西方传入的现代文明就不能契合
契合之处又在哪里
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仍有探讨的价值，而在20世纪初那个封建体制刚解体、政局剧烈动荡的时代，更使人们迷惘，也促使进步文人们思考。
梁启超晚年复倡东方文明，并不能简单地说是思想倒退，一定程度上说是寻求新旧文化、中外文化契合点的一种困惑和探索。
黄节在为人处世准则方面的选择客观上也有这种意义。
黄节在时局屡变中所表现的坚定立场是很突出的。
他曾有这样的诗句：“扪舌莫谈天下事，丧心宁爱草间名，北风瑟瑟黄花晚，尚有枝头未落英。
”（《秋深得宪庵香江寄诗，还答一首》）“草间名”用吴伟业仕清而自责的典故，表示自己不能为了避祸而对世事缄口不言，以至失却良心，苟活于世。
“北风黄花”是移用宋亡后郑思肖的诗句，表示绝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决心。
还有，“风云廿载一过眼，世变如宫志如律”（《岁暮吟》），时局有如宫调之变化多端，而我的志向却像律吕般坚守准则。
“区区说名节，岂与王霸功”（《生朝》），我所重视的是名声和气节，又岂能参与那些图王称霸的权力之争。
黄节的处世准则让人们认识到：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等级意识的糟粕，中国传统的人格范式有其体现民族文化精华的内核。
社会的进步不应该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应该赋予文化传统以新的内涵和新的生命。
从黄遵宪和黄节两人思想上不同方位的保守性和进步性，我们可以获得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至此，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从张维屏到黄遵宪再到黄节，我们看到了近代文人心态那种“一步三回头”式的衍变。
张维屏显示了士大夫文人的朦胧觉醒和初步开放意识，黄遵宪代表的维新志士的心态最具开放革新姿态，然而在大量引介西方文化的同时却有着旧的核心——体现在人生价值取向上的封建等级规范。
黄节代表了近代后期新学者们的迷茫心态，然而，在呼吁“国粹”的表面却有着实质的变异——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剔除了封建等级规范而赋予传统人格新的意义。
从近代文人心态的衍变，我们感到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而这个转变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政治体制的转变。
淡泊清心 明智空灵讲的是什么
1935年出生，祖籍广东梅县。
哈佛大学博士后，世界著名量子化学家，美国华人协会第四届会长，海外杰出华人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聘请的首批10位顶级华人科学家之一，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
其好友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敖曾说：“潘毓刚是我所见过的科学家中最有人文修养的一位。
潘毓刚的祖父潘祥初是有名的华侨富商，与爱国保台志士丘逢甲是亲家。
其父潘枢润上世纪40年代初曾任梅县南口安仁中学校长。
母亲梁莅庄是晚清驻日、德、比三国外交官梁诗五(黄遵宪之太舅)之女，曾留学日本。
因家学渊源的关系，她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教育他们不要依赖祖业，要通过自我奋斗，闯出一条通向成功之路。
其子女自幼就很勤奋，潘教授五兄弟中有四人(毓良、毓彦、毓刚、毓绪)获得留美博士学位。
潘毓刚的童年(小学四年级前)是在故乡梅县度过的，1947 年他到台湾念书。
初中时代就用很多时间自我学习、自我发展，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研究，在校成绩虽然平平，但却在报刊发表过不少智力游戏或数学测验的短文，读高一时出版了科普读物《你的身体如何工作》一书；大学一年级时，与友人合译了大学教科书《普通化学》，出版后风行台、港、东南亚等地。
大学三年级时出版了被作为大学参考书的《酸和碱》。
大学期间他经常不去上课，躲在家里写书、写文章，在科学专业期刊发表过不少科研论文。
毓刚既是科学巨子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游历、考察50多个国家。
潘教授以其广泛的阅历，睿智的思维，洞明的观察，明辨是非的能力，将到世界各地讲学、游历耳闻目睹和所思所感的东西，随时在车船上、飞机上或下榻的宾馆写下来，其中有不少观点鲜明、思想深邃的评论或针砭时弊的杂文发表于世界各地的报刊上。
他正在准备将30多年来各时期零星写下的文章结集出版，并请台湾文坛鬼才李敖作序(潘教授亦曾为李敖《预备军官日记》一书作序)，李敖是公认的文章大家，他在序言中盛赞潘毓刚在自然科学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对其在社会科学上的才华亦评价极高。
